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2008）
第四章 费尔干纳的黑色六月
第比利斯悲剧发生后，毁灭国家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在费尔干纳挑起事端。这些事件引起的反响要小得多，但其残酷性却远远超过第比利斯。
起初当地政权希望把流血冲突看成是共同居住在费尔干纳河谷的乌兹别克人同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之间由于日常小事而发生的冲突。然而过了没几天，事件的那种真正可怕的规模便开始显现出来。
1989年6月6日，时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拉菲克·尼沙诺维奇·尼沙诺夫[1]被任命为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该议案在提交审议时，有过一次对话，从中不难得出结论：
主席（戈尔巴乔夫）：尼沙诺夫同志，请讲。
尼沙诺夫：首先我要说，最近这些天来发展成为具有全民族性质的事件，起初是从小的生活冲突开始的。说到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在费尔干纳河谷生活的历史，我想强调的是，在45年前乌兹别克人像亲兄弟姐妹一样接纳了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为他们创造了一切生活福利条件和劳动条件以及受教育的条件。
主席：住在那里的有多少人？
尼沙诺夫：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有6万。在费尔干纳河谷地带的有1.2万。他们全都有相应的工作，受到关照，还参加国家各级政权机构的工作，其中有各级党委成员，还有地方苏维埃代表。一切情况都不错。
可是近些年来，大批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提出，要求把他们送回故乡。最近几年由于召开了代表大会，这些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不过冲突的产生完全始于市场上买卖农产品时发生的日常生活矛盾。有一个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由于嫌价格高，对待卖自产蔬菜的女贩子就有些粗暴。结果顾客把装麝香草莓的秤盘子给打翻了，当时在场的人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就动起手来。后来打架被制止了，可过了一会儿，一群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袭击了当地的年轻人，其中一人被殴致死。经过工作，局势总算控制住了。可是过了一个星期，出乎当地公安机关预料，也出乎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和乌兹别克人的预料，一大批年龄在十五六岁和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喝得醉醺醺的，也可能是服用了兴奋剂，手里拿着钢筋之类的东西，开始袭击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的住宅。与此同时，闹事的乌兹别克青年拿着铁链子、斧头、棍棒，见人就打，还纵火焚烧土耳其梅斯赫蒂人的房子。种种野蛮表现酿成了悲剧。
根据我们的资料，到今天为止，死亡大约50人，其中有35人，也许还要多，是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10人为乌兹别克人，1人为塔吉克人，1人为俄罗斯人——他是维持秩序的，遇难情况很偶然。在失去控制的那段时间，烧了几座房子。由于全苏和地方执法机构都采取了紧急措施，加之加盟共和国和全苏内务部门介入，现在局势已得到彻底控制。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现在都进入了他们的永久居住区，有些人还被我们撤进了军事防区，安置在兵营里。相应的生活条件和安全都有了保障。发生冲突的所有地区，都由乌兹别克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实行戒严。应有的秩序得到了保证。
昨天和今天局势没有进一步恶化，一直在控制之下。我们希望地方党组织、苏维埃和政府部门能够把局面控制在地方范围之内。我到那边去过，既会见了在聚居区居住的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也会见了安置进军事防区的那部分人。我以党组织和共和国全体劳动人民的名义谴责了乌兹别克青年人的野蛮行径，并向我们的兄弟姐妹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表示深切同情和歉意。我想，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贯彻到底，为他们建立一切必要的条件。
总之，乌兹别克斯坦的劳动人民——所有居住在共和国土地上的乌兹别克人、俄罗斯人、塔吉克人、哈萨克人、卡拉巴赫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他们都是好客的、热爱劳动的、谦虚的人。我认为，这次发生的野蛮行径已经引起了大家共同的谴责，同时也值得我们引以为戒，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主席：请继续提问吧。
场内：尼沙诺夫同志，请您谈谈，乌兹别克斯坦过去发生过民族冲突的情况吗？您是怎么调整这些关系的呢？
尼沙诺夫：过去发生的冲突都是个别的，完全都是因为生活小事。这类在民族土壤上发生的事件从来没有过。在民族关系上出现问题这是第一次。
实际上这次由于市场上一盘浆果而发生的斗殴，并不是一桩酒后斗殴引起流氓闹事的普通小事，它是在库瓦塞城爆发的那场可怕事件的发端。但有些人总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好像这只不过是乌兹别克青年和土耳其族青年为了鸡毛蒜皮吵了一架而已。
费尔干纳州民警局的工作人员用摄像机把5月23日发生在这座城里的事件详细记录下来。向人群发表演说的有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州检察长、州党委第一书记。而且，当天下午广场上挤满了一群群乌兹别克青年，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有的还服用了毒品。他们不断叫嚷：“土耳其人懂个屁，应该好好教训他们！”他们走向乌兹别克人同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混合居住的地区，投掷石块，挥舞铁棒、尖刀，还用上了炸药包。直到午夜两点人群才被驱散。
第二天也发生了类似情况。好事之徒开着车在大街小巷招摇过市，煽动百姓说，土耳其人在库瓦塞占据了经济贸易方面的主要职位，处处排挤乌兹别克人（实际上土耳其人主要在水泥厂当工人，在建筑业和果园工作），杀害他们的孩子，强暴他们的妇女。
骚乱的浪潮波及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杂居的许多居民点。
煽动者全都汇聚到塔什拉克区。他们逢人便讲土耳其族人在库瓦塞的“兽行”。6月3日一早，愤怒的人群开始聚集。在这些具有敌对情绪的青年人中很少有塔什拉克人。外来人号召人群对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实施报复。暴徒们冲上街头，一路上又打又砸。土耳其族人的房屋烧着了，妇女们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从费尔干纳派来的民警试图阻止愤怒的年轻人，但暴徒越聚越多，最后达到3000人左右。他们在四郊东突西闯，晚上回到塔什拉克。打砸抢在继续发展。先是土耳其族人的家遭到抢劫，搞得人人担惊受怕，后来又发展到把燃烧的火把和燃烧瓶扔进窗户里。当局紧急把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撤进区党委大楼。几百名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在区党委会议大厅找到了临时避难所。
第二天人群开始对区党委大楼发起真正的冲击，要求把土耳其族人交出来。区委第一书记和区执委会主席发现守住区委大楼已不可能，为了拖延时间，便提议由自己充当人质。区领导能够作出这种行动，很需要一点勇气——人质受尽侮辱，受到拳脚交加的待遇。人群威胁要把他们撕碎，要烧死他们。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区民警分局。冲击一直进行了4个小时，15名民警都伤势严重，其中一位很快就死去。这些天烧毁的房屋有43处，遭到抢劫的170处，烧毁汽车10辆。
先说点后事。我要告诉大家，后来受到法律惩处的共12人。他们被控于1989年6月4日在塔什拉克区犯有谋杀罪。现在仅举出一桩野蛮事例。
6月3日至4日夜晚，这群年轻暴徒拦下一辆汽车，里头坐着四名从骚乱的奥拉奇村出逃的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其中还有一位妇女。他们先是把这四人暴打一顿，然后放火烧汽车。对四个人的恣意凌辱持续达数小时之久，然后又把打得半死的人拖到野地里，捆绑起来，扔下不管。第二天早晨杀人凶手又跑了回去，给土耳其族人浇上汽油，把他们活生生烧死。
组织集体凶杀的头头被判处极刑——枪毙。
6月4日莫斯科得知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同乌兹别克人之间的冲突已经由地区行动发展为大规模骚乱。它席卷了该州好多个区。局势已经失控，变得难于掌握。暴乱有好几个发源地。暴徒们的行动都经过精心策划：先是肆无忌惮地给人们“洗脑”，为此聚集起500—1000的人群，然后是袭击土耳其族的住宅，抢劫、纵火、杀人。
由6月3日到4日的夜晚，苏联内务部的内务部队为维持秩序开始陆续抵达费尔干纳州。部队一到，就被投入杀人放火等暴行最为严重的地区。领导各小分队行动的是苏联内务部队首长沙塔林上将。
我不想再详细叙述当时别的区，各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情况，但是请相信我，它太可怕了。我在那里看到的情景，但愿别人永生永世也不要看见。
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究竟是什么人呢？
中世纪时，许多国家都曾有土耳其军队驻扎过，当时他们是残酷的占领者。但他们的后代早已完全是和平居民。这样的后代在梅斯赫蒂最多，那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州，与土耳其接壤。
在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阿哈尔奇赫区，一共有220个土耳其族村庄，居民成分主要是土耳其族，但也有叶梅尼亚族、格鲁吉亚族。生活大体上过得还不错，从事农业，种果园，编织地毯——这是土耳其人的传统手工艺。
20年代对这个族群开始施加压力。1926年之前，各村小学教的都是土耳其语，可是到了1937年，教学改成了格鲁吉亚语，而大部分土耳其族人并不懂这种语言。
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剥夺格鲁吉亚居民中穆斯林族群的民族认同感问题。土耳其族人，还有别的穆斯林，都被迫改换格鲁吉亚姓氏，改换族属。
土耳其族参加卫国战争的有4万多人，其中约有2.6万人牺牲在各个战场。8位土耳其族同胞荣膺苏联英雄称号。
有可能同土耳其爆发战争的危险，以及土耳其国境的近在咫尺（大约60—70公里），似乎又构成了一种把土耳其族从可能成为战场的地带强迁出去的客观理由。1944年11月14日深夜，按照斯大林的命令，梅斯赫蒂地区的全部220个居民点共迁走了10多万穆斯林信仰的居民。
列车一直朝东开。到了12月中旬，头几批土耳其族人开始抵达乌兹别克斯坦。移民们主要安置在费尔干纳及其郊区——科坎德、塔什拉克、库瓦塞和马尔基兰。一般都是成建制地安置。在城里的人都进工厂、到基建上工作，主要是当工人。农村地区主要是种棉花，搞畜牧，种果园。大部分土耳其族都是农民。受高等教育的很少。塔什拉克区的50名土耳其人中，只有8人上过大学，18人上过中专。
孩子们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学校学习。日常讲土耳其语和乌兹别克语。但既不懂土耳其标准语，也不懂土耳其的科学语言。就连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礼仪也逐渐被遗忘了。
这种情况引起了土耳其族的惊惶不安，他们害怕被同化之后作为一个民族就再也不存在了。所以他们梦想回到自己历史上的祖国，其实倒并没有什么解放自己已经放弃了40多年的家园的想法。他们并不希望给格鲁吉亚造成混乱。
总之，战时的民族迁移成了民族冲突的一个因素，过了好几十年之后，到了和平时期，在乌兹别克斯坦又爆发出来。
很遗憾，这样的因素并不是唯一的……
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在6月4日以后，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冲突具有更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根源。应该到当地去把问题搞清楚，去解决那些在内务部队和民警的保护下栖身军营的人们的命运问题。
乌兹别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卡德罗夫[2]早就在6月3日从全会上直飞费尔干纳，他不时给我打电话，对着听筒喊：
“应该有所行动才行！他们随时都可能从这里动身，所有的1.5万人同时走，要回去，回到费尔干纳去。那该怎么办呢？……”
这时莫斯科的梅斯赫蒂人代表也找到我，看样子都是些常驻首都的，自称是“返乡委员会”的，要求我不必急于一时，也不必十万火急，但一定要把问题解决得彻底：
“请把梅斯赫蒂人送回梅斯赫蒂去。那是我们的土地，不是格鲁吉亚人的土地……我们明白，不可能所有的人一下子都迁过去，那就先从一小批开始好了。而且应该立即解决民族自治的问题。”
卡德罗夫在电话那头发火：
“哪来的委员会！我们这儿也有个委员会！就在军营里。您过来吧，跟他们见个面。他们非常明白，回格鲁吉亚是将来的事，忙不着。现在他们要求的是能过上人过的日子。这里可都是些孩子、老人……”
“那你就把他们弄出来，”我对卡德罗夫说，“把时间告诉我。马上给你派飞机。”
当时俄罗斯有好几个州已经做好了安置难民的准备。这个问题俄联邦领导解决得倒挺快。
“不行，”卡德罗夫挺固执，“他们不同意。他们希望能跟哪个国家领导人谈谈。他们希望了解以后的安排。”
一群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6月9日正式找到我，提出了请求和建议：
“尊敬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考虑到您生性仁慈，务祈飞临费尔干纳。相信大驾临幸之日，当为人民平静之时。受损的社会经济正立待恢复。”签名的是14位代表。
最后作出决定：6月12日一早飞往费尔干纳。跟我一块儿去的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现已去世的切勃里科夫；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当时还没有从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上退下来的尼沙诺夫。
说来也许是个巧合，当费尔干纳悲惨事件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总书记又跑到国外去了，这一次是到波恩。我的手头现在还保存着1989年6月15日乌兹别克斯坦出版的《东方真理报》，头版刊登着两幅照片，一幅是微笑的戈尔巴乔夫在波恩市政厅阳台上向德国人招手，还有一幅则是雷日科夫和切勃里科夫为眼前的悲哀所震惊，站在费尔干纳梅斯赫蒂人被烧毁的房子前面……
我们眼前的费尔干纳酷暑难当，一片寂静，街头是无数岗哨，梅斯赫蒂人的房屋被烧毁了，坍塌了，它们原本都是结结实实的好房子……
在我公布的照片里，死亡和血腥本来就已经够多的了，但我还是不能不说，那些被打死的人，那些被兽性折磨致死的人，他们的尸体都是在我们到来之前才好不容易找到的，而且直到我们走了以后还在搜寻之中。仇恨再次把人民淹没在血泊之中。代价是多么高昂啊！
晚上到达市里之后，我提议立即前往难民营，可是卡德罗夫坚决反对。这是因为当天正是埋葬死难者的日子。聚集在现场的人——那可是好几千土耳其族的梅斯赫蒂人哪——坚决要求开棺。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的和烧焦的尸体，使整个难民营处于极度激愤之中。据传来的消息，在这种局势下，根本就不可能正常地谈任何问题，而且，安全也大成问题。
但是我非常明白，不到难民营，不同他们的委员会见面，我这一趟费尔干纳就算白来。我向共和国领导宣布，明天上午9点我到难民营去。
整个一晚上卡德罗夫都在同难民营领导人进行电话交谈。他们作出共同决定，我们的会见明天上午在难民营进行。委员会为代表团创造谈判条件和保证代表团安全。
一大早我们乘大客车出发了。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震惊了：这里怎么能生活？完全是一片焦土，一片不毛之地，没有一棵树，营房到处是露着天的窟窿，架着军队的帐篷，水是用罐车送来的，晒得几乎到了快要沸腾的程度……
我下了大客车，走上了一道由许多壮小伙子挽着胳膊组成的特别长廊。别的男男女女、老人，还有无处不在的孩子们，都挤在他们身后。周围是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哭嚎声。两名妇女立刻走上前来抓住我的胳膊，带我穿过人廊，朝营房走去。那边正在等着我们。那就是卡德罗夫所说的委员会。还有就是老人们、长者、议事代表。
谈判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讲话的是一个妇女，就是把我从大客车接过来的两位妇女之一。谈话进行得很生硬，但很安静，任何人只要想要叫喊，或是表露出一点点胸中澎湃的感情，都立刻被她严厉地喝止。没有一个人说一句乌兹别克人的坏话，没有翻老账。相反却说：
“当我们到这边来的时候，当我们挨饿的时候，他们把最后一块饼子分给了我们……”
然后又说：
“可是在乌兹别克斯坦上大学的人有多少？您知道吗？他们当中梅斯赫蒂人又占多少？这就是问题嘛！我们，是干活的牛马。我们只能在黄土地上打磨磨。这就是人们指给我们的路，不是直截了当，但却是毫不含糊。我们再也不愿意这样活着了。我们要回格鲁吉亚。不一定要明天，或者后天，我们明白，那边已经有别的人把我们的土地占了。但一定要对这个问题做个原则性的决定……”
谈判中作出紧急决定，用军用飞机把难民营的人运送到俄罗斯腹地。早在我起程来到乌兹别克斯坦之前，我们就已经商量好，可以在俄罗斯联邦的8个州安置他们，而军用运输机也在费尔干纳机场做好了准备。
不过谈判结束后并没有让我们立刻就走。还是同样的一套办法：由壮小伙子组成的人廊，由两名妇女挽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胳膊。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一个健健康康的人，需要由妇女们来挽着胳膊。后来才听有人对我说，他们有个风俗，就是如果一个男人跟妇女在一起，那么谁都不许动他。所以她们才从两面夹起来保护我。
临时用木板搭起来的讲台，1.5万群众——老人坐在晒得滚烫的土地上，妇女们穿着黑袍，还有孩子。下边一片嗡嗡声。不是交谈声。那是受苦受难的人民痛苦的呻吟。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不管是以前，还是后来。仿佛是那晒得焦烫的土地发出的悲痛欲绝的心声。难怪这片靶场的名字叫做“仇恨和悲哀之营”。
一个与我同行的妇女——委员会的委员——没有任何开场白，就宣布让我讲话。全场一片死一样的寂静。讲话很短。宣布了跟委员会达成的协议。号召他们赶紧迁移到新住地去。这时从前排站起一位白胡子长老对我说：
“在接受您的建议之前，请您回答我们，雷日科夫同志：土耳其族的梅斯赫蒂人在40多年前背井离乡来到这里，是他们的错吗？”
“不，”我回答。“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决定。对于这个决定，党已经有了相应的评价。”
又问：“在这次野蛮的大屠杀中，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有错吗？”
“不，”我回答，“不过乌兹别克人民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错。40年前他们收留了你们，把最后一块饼子分给了你们。有罪的是那些挑起民族纷争，肆意打砸抢和凶杀的人。”
我当场下了保证，同时也在共和国的其他场合下了保证，安全部门和内务部一定要找到罪魁祸首，一定要把他们绳之以法。对那些匪徒和暴徒绝不会有丝毫心慈手软。谁也逃脱不了自己的罪责，其中包括幕后的黑手。谁也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
我信守了自己的诺言。
视察了难民营之后，我又同共和国以及中央机构的领导人商量了一些问题，听取了他们对局势以及刑事案件侦查情况的详细汇报，然后前往安吉让、纳曼冈等地，视察了一批国营农场和工厂，出席了多次同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乌兹别克人的会见。
后来查明，参加暴行的甚至有苏维埃机关和党机关的工作人员。这就使得事件具有了另外一种色彩。下面引用一段共和国报纸上的报道：
……据雷日科夫称：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必须先要搞清各种情况。这需要时间。不过即使在今天，有一些情况也还是清楚地显现出来。比方说，卷入暴行的居然有个别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强调说：我要把那些向暴徒提供汽油、运输工具，用酒把青少年灌醉的人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要迫使他们对那些无辜的人们作出回答。我这一辈子见过的事情不算少，可是要跟昨天在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难民营里的所见所闻相比，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杀人犯和强奸犯可以按罪量刑，依照法律严惩不贷，可是那些玷污了党的威望、乌兹别克人民美好名声的共产党员呢？他们应该受到特别的惩罚！……
帮助暴徒作恶的党和苏维埃干部是极个别分子。他们受到了最严厉无情的惩罚。而绝大部分干部都是在想办法制止这次野蛮的暴行。至于塔什拉克区那两位领导人的功绩，前面我已经提到。
6月14日在塔什干召开骨干分子大会之前，我们请了一些几十年在一起比邻而居的人过来，事先对这次残酷至极的民族冲突作了一次“总结”。
烧毁的房屋有数千座，到当天为止，共发现尸体106具，其中43具为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12具为阿塞拜疆人，35具为乌兹别克人，5具为俄罗斯人。以前多人受到人身伤害，其中约150人为军人。失踪者有数百人（其中有的在发现时已被悄悄掩埋）——这就是费尔干纳事件的可怕后果。
到1989年7月1日止，迁出费尔干纳州的人数达到2.1万，其中1.6万多是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
当我在民族仇恨野蛮暴行肆虐的几个区视察时，并没有急于对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下结论。我的任务在于立即解决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制止互相残杀，深入研究事件的真正根源。这一立场可以从我在乌兹别克电视台答记者问中得到证实：
我们来到乌兹别克斯坦的目的是就地搞清近来此地发生的一些问题。
我们是从视察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栖身的难民营开始的。那些梅斯赫蒂人丧失了自己的栖身之所、住宅，或者干脆抛弃了自己的家园，被迫来到部队的打靶场避难。我们跟委员会的成员们谈了话，他们是人民选出来跟我们对话的。对话进行得很艰难。
现在看来还很难下最后的结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应该对所有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研究，主要应该从政治层面上进行分析：我们这个加盟共和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能够出这样的事？为什么突然之间，简直就是在几天之内，从5月23日到今天，在国内就出了这么大的事，产生了如此悲惨的后果？的确是悲惨的后果，别的词我实在找不到。为什么对45年来一直跟乌兹别克民族并肩生活在一起的一个民族，突然表现出如此的深仇大恨？
我还要说一句，就是尽管悲剧已经发生，尽管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精神压力很沉重，始终处于一种高度戒备的状态，但照我的观察，他们依然珍视乌兹别克人民长期以来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他们至今依然在说，我们不责怪乌兹别克人民，他们不该负责任。这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起作用。我们请政府，请我们的党要彻底搞个明白，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实际上对我们下狠手的是谁，搞得我们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想，对今天共和国国内局势，评价应该是这样的：它很紧张。尽管在费尔干纳州，以及在我们所处的科坎德，并没有出现6月7—8号那种事件，但人们的疑虑和恐惧还是存在。他们害怕这种情况不仅会发生在土耳其族的梅斯赫蒂人身上，也会发生在别的民族身上。
以我的看法，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人们不能没有互信。大家比邻而居数十年，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过对方：你是什么民族。我们跟人们谈心，到过两个工厂。那里的人都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从来不问谁是乌兹别克人，谁是俄罗斯人，谁是克里米亚鞑靼人，谁是土耳其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但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当然，从法律角度我们得出的结论，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把最优秀的检察人员派过来办案，他们已开始着手认真细致地调查分析每一个事件。
我们要对发生的事件进行评估。当然，对每个人都要按罪量刑。但最主要之点在于，这是个政治问题。必须对发生的过程进行深入分析。一群半大小子，哪怕汇集起来的有好几百号人，但若要他们在好几个州都造成这种简直是恐怖的态势，那是不可能的。以我们的看法，问题恐怕还有更深的根。
我想，共和国的党组织，将要召开的骨干会议，最终将会对事件作出正确评价。我相信，共产党人一定能查出在乌兹别克斯坦造成这类事件的原因。我绝不会放过共和国内发生的每一件事。一定有深刻的根源，没有根出不了这样的事。
问：现在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的迁徙工作开始了。昨天我在报道中说，他们是热爱劳动的人。不论他们迁到哪里，他们都会把农业搞起来，把村庄建起来。我不敢说他们到了那边就要定居。借此机会我想问一下，梅斯赫蒂人是不是临时迁居呢？请问，这个民族迁回格鲁吉亚故乡的事究竟将如何解决呢？
雷日科夫：情况是这样的。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一直要求迁回45年前居住过的地方，也就是迁回格鲁吉亚的某些区。我们解释说，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不容易，原因有很多，而且格鲁吉亚也出现了一定的紧张局势。因此不能简单地回答说：咱们把这些人迁回去吧。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同格鲁吉亚领导人磋商。
最高苏维埃打算在民族院建立一个专门小组或委员会，由它同有关加盟共和国一道来负责开展这项工作。
当然，这就需要时间。我们绝对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是急不来的，但它会得到解决。
明摆着，把这1.5万人继续留在难民营，天气热得这么可怕，住帐篷，没有任何生活条件，那是不可能的。
局势的发展使得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同乌兹别克人在他们共同居住的地方互信遭到破坏。我还要再重复一遍，发生这样的事，不能责怪乌兹别克人民。
俄罗斯联邦有8个州同意接纳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但提出的申请是把他们分送三个州，同其他民族一道混居。现在把这些人送到俄罗斯联邦，是一个临时性措施。我们理解，迁徙到永久居住地的要求还会提出来，所以我们再次声明，不但在同委员会会见的时候，而且在会见后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我们都一再确认：这是个临时措施。只要问题一解决，人就迁走。眼前我们还看不到别的解决办法。孩子们应该过上正常的生活。
我们的立场得到了委员会和全体人民的支持。
我还要重申：要深入分析发生的一切，要建立信任，要心平气和。乌兹别克斯坦有许多民族，可是今天能感觉到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摩擦。走到这一步自觉不自觉都是由缺乏互信引起的。我看，这件事需要时间。只要有了巨大的信任，只要有了相互尊重，看来事情就会有前途。我们坚信这一条。
自然，对于我们这些身处乌兹别克斯坦的人，以及对各加盟共和国政治领导来说，首先最令人感到不安的问题就是：这次野蛮的冲突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原因？
6月14日在塔什干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这个问题得到了部分回答。还有部分回答后来是靠补充分析才得出了结论。
总结了大量形形色色的说法，以及护法机关对事件侦察的结果后，可以得出下列结论：非常明显，费尔干纳事件绝不是什么部分居民搞起来的自发事件。领头闹事的是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组织。
自1988年秋季起，该共和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已开始露头。费尔干纳政治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在大会上居然表示：“我们不应该学俄语，那些外来户早就让我们腻歪死了。”对此竟然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有人专门散布谣言，说是到了一定时候就要把非穆斯林赶出去。口号是：“乌兹别克斯坦是乌兹别克人的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在许多城市，都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口号：“把鞑靼人、土耳其人、犹太人、俄罗斯人……统统赶出乌兹别克斯坦”。
1988年12月，在塔什干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突然有人举起了标语牌：“俄罗斯人滚回自己的俄罗斯去，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快滚回克里米亚去！”当时在安吉让还有人散发传单，上头有这样的话：“……不要对俄罗斯人让步……他们忘记了在困难年月跑到这边来的时候连裤子都穿不上……乌兹别克斯坦没有他们的地方！”1989年2月在塔什干，气势汹汹的流氓歹徒对电车上的乘客大打出手，嘴里喊：“杀死俄罗斯人！俄罗斯人让乌兹别克斯坦腻歪透了！应该把他们吊到电线杆子上！”
我写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挑起乌兹别克人同俄罗斯人的对立。不过正如俗话所说，“小曲离不开词儿”，而且，这也不是乌兹别克人民的看法。他们知道俄罗斯人并没有压迫他们，也没有搞殖民主义，相反却倾其所有来提高这个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
这就是对该共和国人民有计划地推行意识形态灌输的情况。再往后就是准备和发动各种事端了。早在1989年2月，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副部长迪罗连科[3]在《塔什干真理报》的一篇报道中就曾透露过一些令人发指的事实。根据他的材料，仅最后3年，该共和国内务部门就破获了700个犯罪团伙，其人数几可组建一个整编师团。1988年，在马吉兰几乎是公开招募将来愿意参加骚乱的“志愿者”。12月份这些人又接到通知：“等待信号！”
在科坎德举行了宗教会议，参加的几乎有乌兹别克斯坦所有各州的人民代表。会上公开讨论了成立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问题。在这个城市，武装群众亮出了口号：“掐死土耳其佬！掐死列宁的孝子贤孙俄国佬！伊斯兰旗帜、穆斯林信仰和先知霍梅尼万岁！”
费尔干纳州从2月起就几乎已经是在公开制造武器——用钢筋打造长矛，还有自制炸弹，燃烧瓶。
难道共和国领导就不知道这些情况吗？难以想象。
参与闹事的有许多年轻人，有大量刑满释放分子和无业人员。他们常常喝得醉眼迷蒙，或者是吸食了毒品。
不仅有人要问：“怎么会如此残忍和暴虐呢？真是难以想象！这难道是乌兹别克人的民族特点吗？”不，不是的。全世界都了解，乌兹别克人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文化的民族。没有恶劣的人民，只有恶劣的个人。残忍的行动是隐藏在地下的指挥中心一手操办的。正是这个中心挑选了一批打手，在1989年6月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
我和一些发言人在6月14日塔什干积极分子大会上，对所发生的一切作了评估和分析。许多问题都同现在说的这些有联系。我还试图把闹事同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局势联系起来。
最近5年来，那里的经济发展速度非常之低，它落在了居民人口快速增长的后头。居民食品供应的平均水平大大低于全苏平均水平，而农业生产的结构改革又进展得非常不尽如人意。
生产发展落后，它向单一棉花作物的倾斜，造成每5个成年劳动力就有1人不能参加社会生产。正如所知，居民的其他就业形式当时还不存在。这样，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对于犯罪群体来说这就是最好的资源。
对共和国领导层也进行了政治评估。
相当有意思的是国际上的反应。作为例子，我想引用BBC的消息。它对事件以及苏联政府当时的态度，作了比较全面的报道：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向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梅斯赫蒂人保证，对其想要回归历史故乡格鲁吉亚的要求将正式予以审议。二战期间被斯大林强行由格鲁吉亚撤迁的梅斯赫蒂人，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当地土著居民袭击的对象。然而把梅斯赫蒂人迁回格鲁吉亚之举是否可行呢？请看BBC驻俄记者的报道。
斯大林在二战期间强行迁徙的大部分民族，在50年代末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之后，又获准迁回故乡。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尔梅克人、巴尔卡尔人、卡拉恰耶夫人——所有这些人又在北高加索和俄罗斯南方草原地区恢复了自己的自治区。
但在通例之中却有四个特例，那就是苏联远东的朝鲜人、伏尔加流域的日耳曼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梅斯赫蒂人。这些民族虽随着时间推移摘掉了叛徒的帽子，但却未获准返回故乡。官方从来没有解释过这种不公正待遇的原因，而且，在勃列日涅夫年代，强迁少数民族的问题一直在禁止讨论之列。但实际上发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还在于被驱赶民族故土的地方当局坚决反对他们回归。因为经过这段时间，这些有争议的地区已经变得人口稠密，而当地居民同被强迁的民族在宗教信仰和民族归属方面都有很大差异。
如果把梅斯赫蒂人迁回原地区，最大的困难在于生存空间。梅斯赫蒂地区位于格鲁吉亚西南部，是一个高山深谷地区，耕地极少。战后大批格鲁吉亚人被强行迁入梅斯赫蒂地区。这样一来，在那里已繁衍了两代的农民，将竭力反对大批梅斯赫蒂人的归来。
然而也不排除另一种立场，就是从格鲁吉亚居民的整体来考虑民族归属问题。有些梅斯赫蒂人讲格鲁吉亚语，自称格鲁吉亚人。他们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于18—19世纪占领梅斯赫蒂时期被迫改宗伊斯兰教的。
格鲁吉亚知识分子宣称，可以把这批梅斯赫蒂人接受下来，让他们在格鲁吉亚人当中同化。格鲁吉亚当局大概是同意这种想法的。但从另一方面看，许多梅斯赫蒂人讲土耳其语，认为自己是土耳其人。在70年代，其中一些领袖人物提出要求，如果不许他们回到梅斯赫蒂，就批准他们到土耳其侨居。今天他们希望能在格鲁吉亚建立一个伊斯兰民族自治州。
这些操土耳其语的梅斯赫蒂人大批返回格鲁吉亚，以及可能在当地建立异族实体的前景，已经引起格鲁吉亚公众的惶恐不安。应该看到，当局对待这种情绪特别敏感，因为他们知道，对格鲁吉亚领土完整的任何潜在威胁都可能多么迅速地引发群众的不满。
去年在格鲁吉亚东部发生的骚乱，起因就是有消息说阿塞拜疆的穆斯林在那边收购土地。4月在第比利斯发生过示威游行，后被军队驱散，最初的原因也是抗议阿布哈兹从格鲁吉亚分裂出去的要求。
格鲁吉亚人同时也会把梅斯赫蒂人迁回一事视为对自己的威胁。许多回归格鲁吉亚的家庭已经遭到袭击。苏联政府最终恐怕还是会要求强迁出去的民族留在目前的居留地，以避免再次大规模迁徙居民，同时，在文化领域，将给这些民族以更大的自治权。
我作了保证：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的要求将正式得到审议。说老实话，我的确是打算跟格鲁吉亚领导讨论这个问题，讨论是否有可能让部分梅斯赫蒂人回去。其中就包括那些母语是格鲁吉亚语的人。他们同化起来比较简单。但大部分梅斯赫蒂人讲的是土耳其语，他们是穆斯林，格鲁吉亚未必能同意“异体”民族进入本国。还记得那个口号吗？“格鲁吉亚是格鲁吉亚人的格鲁吉亚！”我还记得。我想向读者介绍我在那些日子收到的已封存在我个人档案里的格鲁吉亚来电：
尊敬的主席：
我知道您博学，也知道您善思。然而您于6月4日在电视台发表的谈话还是使我感到惊讶。难道您没有发现，把一个民族称之为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不严肃么？为什么您也要跟别人犯同样的错误呢？您应该知道，有土耳其人，也有梅斯赫蒂人，亦即格鲁吉亚人。您也知道，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属于两个民族。还有：两个起源相近，有同一信仰的民族，不可能生活在一起。可为什么要把他们塞给我们呢？您难道不觉得您作出的让步，会推动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波罗的海地区的人、中亚地区的人和别的什么人从自己的土地上把同样的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也就是把我们这些加盟共和国土地上慷慨地住满了的外族人都驱赶出去吗？
主席同志，您要小心！您点燃了民族之间的火焰，您将会招来风暴。顺致深深的敬意。
《阿扎尔日报》记者帕特伊什维利于巴统
近年来，当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在格鲁吉亚北部的时候，这位记者不知又有何感觉？土耳其族的梅斯赫蒂人不是还没有迁到那边去吗？
招来风暴的不是我们，我们是同风暴作斗争的人。为什么现在又要把俄罗斯的青年士兵请到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的中间地带去设立边防哨所呢？南奥塞梯的情况又怎样了呢？我看，我就不必再提醒尊敬的记者先生，他的故乡阿扎尔出了哪些事吧？
那么，我还能对什么抱有希望呢？我想起我坐在难民营的木头长凳上聆听那些人倾诉的情景。他们是那样的疲惫，就连哭泣的力气也丧失了。我的眼前又出现了我的那些格鲁吉亚同事们，他们不希望相信，但还是不得不相信！其实，我非常清楚地了解，梅斯赫蒂人一迁回去，格鲁吉亚人就会把他们看做对自身完整性的威胁。当阿布哈兹人和南奥塞梯人张嘴说希望分离出去的时候，不是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吗？其实，已经出现过梅斯赫蒂人自发迁徙到格鲁吉亚去的事例，可是，唉，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格鲁吉亚人的表现，说得客气点，真没有一点好客的风度……这些我了解得都很清楚，所以才不敢坚决下保证。
上帝可以作证，后来，我曾多次为此作出努力……当我彻底明白，格鲁吉亚绝不会给予梅斯赫蒂人以栖身之地的时候，我曾向我国立法部门的领导提出过一个特别的妥协办法：希望我们能选举哪怕一名梅斯赫蒂人的代表当苏联人民代表，并参加最高苏维埃。最好是能选两名或三名。日耳曼人也应该选。不是有代表出缺了吗？例如阿巴尔金[4]就当了我的副手，可以补他空出的名额。也可以补别人空出的名额。这些人进了最高苏维埃后，可以代表自己的同胞说话。
此外，我还建议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或者政府下面正式设几个不具有区域自治权的民族的代表处。我要说，这实际不过是一个治标的办法。“是的，是的，您说得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戈尔巴乔夫彬彬有礼地点头回答。但什么下文都没有。他没有到过费尔干纳的难民营。
现在梅斯赫蒂人在哪儿？有的回乌兹别克斯坦了。有的还生活在俄罗斯。
遇到重要节日，他们就到莫斯科聚会，到练马场站着。还是那个要求：还我故乡！他们的故乡在哪里？唉！太遥远了！现在，那个故乡格鲁吉亚可是没工夫理什么梅斯赫蒂人的事了。而且，格鲁吉亚自独立后就立刻开始迫害那些哪怕有一点点跟它意见不一致的人——奥塞梯人，阿布哈兹人，阿扎尔人。
现在那里的政权更迭了。不过，难道就比过去的强了吗？
“颜色革命”时过不久。人们不仅没有找到民族和谐的道路，反而响起了武器的碰撞声，弥漫着沙文主义的焦臭，人们沉迷在无边的权力欲之中。同俄罗斯的关系遭到不遗余力的轻率破坏，原来的历史、原来的经济联系都被遗忘了，几十万格鲁吉亚人生活在我们国家，并养活故土家人的事实也被遗忘了……现在哪有闲心去管什么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的事呢？
我经常会在国内旅行，特别是在中部的几个州。旅行中常遇到“高加索民族”模样的人走到我跟前，握着我的手说，他们就是那些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在黑色的1989年6月，由于我的提议而被军用运输机送到了俄罗斯腹地。现在跟邻居们相处得很正常。不过眼睛里却流露出忧郁……他们这可已经是在第三故乡了……
这一章的内容血腥气太浓，有着太多的残酷和兽性。一切都实在是难以忘怀。似乎本该引以为鉴的东西，可是……
是的，这时你不由得会想到一句老话：“善恶到头终有报。”报应终于来了，遗憾的是报得还不够狠。
[1] 拉菲克·尼沙诺维奇·尼沙诺夫（Рафик Нишанович Нишанов，1926年1月15日——2023年1月11日），194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1—1955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塔什干十月镇区委书记。1955—1956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内政部消防局政治部主任。1959—1962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塔什干十月镇区委第一书记。1962—1963年任塔什干市执行委员会主席。1963—1970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书记。1970—1978年任驻马尔代夫大使兼驻斯里兰卡大使。1978—1985年任驻约旦大使。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5—1986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1986—1988年任乌兹别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8—1989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89—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9—11月任苏联总统顾问，同年11月退休。2023年死于日内瓦。
[2] 盖拉特·哈米杜拉耶维奇·卡德罗夫（Гайрат Хамидуллаевич Кадыров，1939年12月7日—— ），196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5—1979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奇尔奇克市委第一书记。1979—1984年任乌兹共中央重工业和工程部部长。1984年任乌兹共中央建设部部长。1984—1989年任乌兹别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电气工业和仪器部副部长。
[3] 爱德华·阿列克谢耶维奇·迪罗连科（Эдуард Алексеевич Дидоренко，1938年7月10日——2007年9月1日），1957年进入苏联内务部工作。1975—1984年任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内务部副部长、部长。1984—1989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第一副部长。1989—1994年任卢甘斯克州内务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4—2002年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部卢甘斯克研究所所长，2002—2005年任内务部卢甘斯克学院院长，2005—2007年任卢甘斯克国立内务大学校长。2007年死于卢甘斯克。
[4]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阿巴尔金（Леонид Иванович Абалкин，1930年5月5日——2011年5月2日），苏联经济学家。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在大学任教。1976—1985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主任。1986—1989年、1991年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88—1990年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1989—1991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5—12月任总统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1—2005年任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2011年去世。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