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2008）
第三章 第比利斯：颠倒黑白的审判
民族主义狂热
1989年4月7日，戈尔巴乔夫深夜从英国飞回。陪同他访问的有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按当时的规定，全体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在伏努科沃机场迎接总书记。总书记只是出国访问时才有这种欢迎仪式，国内访问时，中央书记不参加迎接。
也是按照传统，大家聚集在机场大楼，由戈尔巴乔夫简略地讲了讲出访的成果，同时询问了我们这里的情况：在他从希思罗机场起飞后那段时间有什么非常事件发生？
真的，就在此前，共青团员号潜艇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海岸附近沉没。全世界都在议论纷纷。亚佐夫[1]和巴克拉诺夫[2]依次报告了正在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调查委员会。戈尔巴乔夫简短地做了结论：
“你率领这个委员会，”他对巴克拉诺夫说。“物色人选，马上去现场。”
我向总书记讲了一件非常事情。在诺里尔斯克发生了矿工的第一次大罢工。他们在矿井里已静坐多日，不肯升到地面，除非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还没有关于罢工的法律，政府不想在黑暗的巷道里，而是要在桌面上讨论这些要求。奥列格·舍宁[3]，当时苏共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下到矿井，但是没有说服矿工。他们至死不让步。我同工会领袖沙拉耶夫[4]拟定了一个致矿工的电文——可以说，是很强硬的。我给戈尔巴乔夫读了，他总体同意，只是做了些不大的修改。
然后，利加乔夫谈了第比利斯动乱的情况，告诉大家他在中央召集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可是我只是在机场时才得知召集会议之事。看来是不认为有必要邀请我参加会议。我说明一下：据我的总理地位，只有总书记有权邀请我参加任何中央会议，但如果他不在，政治局召开的正式会议我则必须参加。但利加乔夫没有召集政治局，只召集了部分人开会。而他在那次著名的发言中说到政治局关于第比利斯问题的会议，而且要求我作证。如果真开过这样的会，那就是4月7日晚在伏努科沃2号机场的会议，可那不叫“政治局会议”，而是“迎接总书记从伦敦归来”。
戈尔巴乔夫马上说：
“应该飞到格鲁吉亚去。”
他提议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5]周六晨起程。然后我们就分别了。
星期六8点，我同往常一样，开始工作，注意观察诺里尔斯克局势：矿工们在看到我和沙拉耶夫的电报后，立刻升到地面。我为一个什么问题打电话给苏共中央书记梅德韦杰夫[6]，助理回答：
“他正在开会。”
“是什么会议？”我想知道。
“讨论格鲁吉亚事件。”
“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不是要飞到那边去吗？”我奇怪了。“现在讨论是不是早了点？没有出什么事吗？”
“什么事也没发生，”梅德韦杰夫的助理安慰我。“帕季阿什维利[7]（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控制着局势，谁也没去格鲁吉亚，没有必要……”
那次会议上究竟讨论了些什么，我至今不知其详。但我认为总书记不可能不知道。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没有履行他的委托。我不理解两位有多年领导资历的党的工作者怎么就这样破坏了下级服从上级的制度。我想，在谢瓦尔德纳泽当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的时候，他恐怕未必忘得了游行示威者，但也未必会急于去纠正局势，更何况帕季阿什维利正在“控制着”局势。他是怎么控制的，我第二天才知道。我接待室的值班员往别墅来了电话，激动地给我读了关于第比利斯深夜事件的密码电报。我只问了一句：
“要开政治局会议吗？”
“不知道，”值班员小心地回答。“没来电话，没有邀请……”
4月9日事件不是一次自发的、随意之间发生的行动，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经过长期准备的行动。
还是从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说起。在格鲁吉亚，仿佛是随着魔棒的一挥，形形色色的“民主”党派、组织和团体就纷纷出笼了。如果说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谈到地区经济核算和自我管理原则时还是相当注意使用外交辞令的话，在格鲁吉亚一切都是立刻摆到政治层面上来谈了。出现了“打倒克里姆林宫的帝国式狂妄自尊！”“打倒苏共的无上权力！”“独立的格鲁吉亚万岁！”等口号，紧接着又出现了“格鲁吉亚是格鲁吉亚人的格鲁吉亚！”“用笤帚把一切非格鲁吉亚人清扫出去！”等等，不一而足。出现了加姆萨胡尔季阿[8]、科斯塔瓦[9]、昌图里亚等[10]领袖人物。实质是格鲁吉亚成了操练反苏活动的演兵场。西方“民主中心”人数众多的密使走马灯似的来到第比利斯。
1987年末成立了“伊里亚·恰夫恰瓦泽[11]协会”，在共和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日益严重。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导致多个“领袖”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
圣伊里亚真理会，领导人为加姆萨胡尔季阿、采列捷利[12]；
伊里亚·恰夫恰瓦泽自由主义者协会，领导人为奇亥伊泽、马穆利亚、恰夫恰瓦泽；
格鲁吉亚民族正义联盟，领导人为尚格拉亚等人。
同时成立了以尚格拉亚、奇亥伊泽和其他文化活动家为首的人民阵线。他们掌握了面向青年人的报刊和电视。在改革口号的掩盖下开始以批判的态度重新评价格鲁吉亚历史，揭露俄罗斯“帝国”的政策等等。
1988年这些团体的领袖们开始积极活动，发起和发展了共和国内反对苏联共产党和现存制度的政治运动。他们把重点放在青年大学生身上，大学生的群众集会在他们眼中是人民积极性和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他们还把重点放到了相当一部分文艺和科研知识分子身上，这些人在当时被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动乱中的民族主义口号所迷醉。
格鲁吉亚反对派势力得到了一部分接近谢瓦尔德纳泽、在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任期内同他合作过的人物的支持。这些人宣称，格鲁吉亚是20年代被布尔什维克占领的，他们在所谓的权利捍卫者和起劲反对格鲁吉亚苏维埃制度的人当中寻求支持，以求证实自己的论点。这一部分人中就包括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人。
我不可能对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作出政治鉴定。我只想谈谈当时反对派中最活跃的领袖之一——加姆萨胡尔季阿。格鲁吉亚后来的命运同这个人有关。加姆萨胡尔季阿为1939年生人，毕业于西欧语言系，语文科学副博士，是卢斯塔维里研究所的研究员。1956年因组织非法的旨在争取格鲁吉亚独立的戈尔戈斯拉维利协会而第一次被捕。
这个人之所以有名是沾了他父亲——格鲁吉亚文学经典作家老加姆萨胡尔季阿[13]的光。儿子赢得了维权运动受难者的光环。无限的虚荣心强烈地控制了这个人的一生。他比别人更有权力欲，甚至企图赢得大选……成为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大牧首。1979年他再次被捕，并被送交法庭审判。在法庭上他完全认罪，并就此专门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被判三年流放，由于共和国领导说情，服刑地点定在高加索阿尔卑斯山牧场。刑满归来后，他实际上与积极的政治生活隔绝，直到80年代末才又重新登台。
民族主义者的主要活动形式是群众集会、会议、游行。
1988年11月，共和国首都形势趋于紧张，当时在政府大楼（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大楼）前连续举行有几千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会上高呼口号，要求立即给格鲁吉亚以完全独立，退出苏联——人们把苏联称之为“继承了罗曼诺夫王朝大国沙文主义方针的苏维埃俄罗斯帝国”。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他们把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旗从政府大楼楼顶扯了下来。运动领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被莫斯科牵着鼻子走的”共和国现政权。
在第比利斯市检察长通过格鲁吉亚电视台讲话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发出呼吁后，从11月末起，未经批准的集会停止了，所谓的“杂牌军”的领袖们在格鲁吉亚其他城市组织群众集会的企图，没有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
下面我引用一段前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尼科利斯基[14]关于共和国1988年12月事件的表述：
……极端主义组织的领袖们，尤其是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采列捷利、昌图里亚等人的活动，其反苏维埃、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性质已经暴露无遗，但我们却始终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消除他们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负面影响。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重大失误。
……十月的日子证明，在极端非常的条件下，苏维埃和党的机关、基层党组织、党的和经济工作的积极分子在劳动群众、居民、青年中的思想工作是软弱无力的。虽然后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正如事件进程所证明，这些措施是不够的，不彻底的。
……在当时的环境下，护法机关的表现也不佳。因为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明确的指示，不知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该如何作为，他们基本上是采取了一种消极的立场。这就破坏了劳动群众对法律威严的信任。与此同时，极端分子和教唆者却更加肆无忌惮，他们更加相信他们的违法活动和行为不会受到惩罚。
……所有这一切没有成为共和国党组织深入全面分析的课题，没有对党的组织工作，尤其是思想、教育工作作出相应的修正，结果使形势进一步恶化……
这些事件还有更深远的根源。存在一种说法，认为谢瓦尔德纳泽本可以在10月使格鲁吉亚紧张局势缓和。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苏共政治局委员同那些“杂牌军”领袖们谈判了些什么，但这之后却有命令“不许触动‘杂牌军’成员”！而他们的政治分量日益加重——这却是事实！
为数众多的关于4月9日的文件有意避而不谈当时在格鲁吉亚形成的社会政治形势。在改革的“设计者”之一谢瓦尔德纳泽领导时期，格鲁吉亚贪腐现象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一切都可以出卖——从官职到司法判决。甚至每个下级机关都按月有“贡金”上缴给上级机关。人们并不避讳地公开谈论这种事，而且如果有人没有凑足这笔“贡金”，还可以借给他钱，以表同情。
谢瓦尔德纳泽之后，掌权的是帕季阿什维利——一个诚实的、正派的人，国际主义者，他决定同这种现象开展斗争：逮捕了一大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其中有谢瓦尔德纳泽的左右手、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哈别伊什维利[15]。这些人的供词很值得玩味。
共和国检察长巴拉巴泽在中央委员会大院内自己的汽车里开枪自杀了。库塔伊西市党委第一书记阿斯拉尼卡什维里[16]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也开枪自杀了。两个人都是谢瓦尔德纳泽提拔起来的干部和亲密战友。据南奥塞梯州党委第一书记、格鲁吉亚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切霍耶夫[17]掌握的材料，案子越来越不简单：谢瓦尔德纳泽的名字已经相当公开地被人提起——形象一点说，再跨出一步，铐子也可能戴上他的双手。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苏共中央已经管不了帕季阿什维利。事情明摆着：如果他当时停下来，案子一刹车，他自己也就难逃戴上手铐的下场。
不过莫斯科也得以采取了一些措施，责令格鲁吉亚克格勃主席伊纳乌里[18]退休，争取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取代他位置的是意志薄弱的官迷古姆巴里泽[19]。（有一个事实很说明问题——他在向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的以索布恰克[20]为首的4月9日事件调查委员会汇报时说，关于强力部门准备采取的行动，他只是在开始前15分钟才得知！这就是——中央局委员，克格勃主席！）
格鲁吉亚党中央发生的事，戈尔巴乔夫当然是知道的。对他来说，失去谢瓦尔德纳泽不仅是失去指挥部的一个成员、一个他信得过的人物，而且还意味着大大损害改革方针的信誉。党内反戈尔巴乔夫的情绪日益强烈，一旦改革的主要“设计师”之一被关进大牢，他个人的命运又将怎样，实难预料。
如上所说，1988年11月谢瓦尔德纳泽同人民阵线的领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只能猜测。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他们无非是想要动摇格鲁吉亚的局势，赶走帕季阿什维利。而在这个问题上，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人就成了同盟者，严格说来是成了谢瓦尔德纳泽的救星。
1989年2月末，抗议活动又连续发生。人民阵线指挥部已经开始发挥经常职能。正是从这里控制了大众传媒和共和国电视，党和国家的某些工作人员也跑到这里来表明自己拥护格鲁吉亚独立的决心。当时民族关系的局势对人民阵线来说也是天赐良机。格鲁吉亚人总是兴高采烈地谈论自己民族的独特性。民族主义经常存在于格鲁吉亚社会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干部政策中。
在这个550万人口中只有300万是格鲁吉亚人的共和国内，中央机关、各部、各局实际上95%是单一民族。所以民族问题很容易被挑动，也很容易把大多数格鲁吉亚人吸引到“杂牌军”的旗下。更何况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上发出金牌，宣布必须根本改革民族关系。
居住在东格鲁吉亚的阿塞拜疆人和贾瓦赫季的亚美尼亚人率先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但巴库和埃里温的强硬立场向那些发热的头脑泼了冷水。紧接着发动了对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有计划的长期攻击。在许多群众集会上，他们把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称为俄罗斯的第五纵队，各部、局都向这些自治共和国发出了把公文译成格鲁吉亚语的指示。克万奇拉什维里教授的一篇文章说得更加露骨，实际上竟然建议所有非格鲁吉亚人绝育。格鲁吉亚教堂也为“民族关系改革”增添了一份贡献：它的首领伊利亚二世[21]在自己的呼吁中承诺，杀害格鲁吉亚人的格鲁吉亚人将遭诅咒。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在讨论局势时，更经常地提到了武装对抗的危险。需要采取非常措施。但莫斯科却仿佛被催眠了，只是一个劲地说：要忍耐、要对话。放纵恣意妄为使这些人得其所哉——在那些日子里就差没把中央第一书记从群众大会上一脚踹出去了。
掀起下一轮群众运动的借口和造成格鲁吉亚局势紧张的原因，就是所谓的“阿布哈兹问题”。
1989年3月18日，共和国古达乌茨克区雷赫内村的3万阿布哈兹族人经批准集会，通过了致阿布哈兹公众的呼吁书，内称：“请求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部长会议恢复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1年宣布成立时所具有的地位。”
通过这一决议的理由，正如呼吁书中所说，是“阿布哈兹民族问题被逼进了死胡同。自治共和国土生土长的居民正处于民族大灾难的边缘，他们正在被强迫迁出……阿布哈兹语言、阿布哈兹文化和历史、共和国的民族国家地位、自古便有的地理名称、阿布哈兹文字……一切都在遭受迫害。沙文主义者撤销了阿布哈兹学校，用格鲁吉亚语授课……”改革、民主化和公开性使民族关系中的禁区暴露无遗。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分子，利用这一时机，展开了更加积极的活动。比如，在第比利斯和格鲁吉亚某些城市，展开了公开的“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人们打出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旗帜，要求把共和国内的非格鲁吉亚人格鲁吉亚化：“在格鲁吉亚不应有任何非格鲁吉亚事物存在……”
杂牌军领袖们巧妙地利用了“阿布哈兹问题”，煽起了民族主义之火，一步步改变了他们在第比利斯群众集会上的标语口号和要求的性质。从强烈谴责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领导的“分立主义”政策，转向了公然诋毁苏联共产党，诋毁全苏政府，号召消灭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和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情况日趋严重。3月27日在第比利斯国立大学大楼前举行群众大会。大会组织者之一采列捷利看准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在会上竟宣布成立一个新党——“格鲁吉亚民族独立党”。党纲的基本内容当场宣布出来，其中包括废除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退出苏联、从共和国领土上撤出苏联军队、引进外国军队。大会宣读了格鲁吉亚成为独立国家的要求：它应拥有本民族军队，使用格鲁吉亚货币，建立国家银行。而且这个新成立的党的要求还不止于此：它还要求归还“苏维埃化”之后被兼并，然后又转划给土耳其、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格鲁吉亚土地。集会上讲话的加姆萨胡尔季阿则号召撤销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州。
1989年4月4日，集会群众赶走民警，擅自占领了政府大楼和电视广播委员会的广场。从这一时刻起，在第比利斯和其他一些城市便不断举行未经批准的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大会，大会明显具有反苏联的民族主义、极端主义性质。为了吸引更多人们的注意，他们在广场上安装了扩音设备和话筒。
政府大楼前参加集会的基本上是科研所、出版社、制片厂的职工，各机关、团体、工业企业的职员，高校学生和普通中学高年级学生。
集会的参加者，包括中学生，都宣誓要积极抵抗，“不怕流血”，决不向法律秩序的保卫者们让步，要留在广场，直到他们提出的那些实质是反宪法的要求得到满足为止。
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采列捷利、昌图里亚以及该党积极分子一个接一个向集会群众讲话，号召人民举行全国政治大罢工和绝食抗议，建立“人民运动统一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他们鼓动群众不服从合法当选的政权机关，建立“临时政府”，在工业、交通企业、学校和机关组织纠察队。他们的目的是要组织一支青年队伍，控制公共交通，在群众集会地附近街道构筑街垒，组织对法律秩序保卫者的积极抵抗，“直到流血”。
这些政治“活动家”们煽动与会群众大搞民族迫害，先是4月9日在苏呼米市对阿布哈兹人，后又对奥塞梯族人。大多数演讲者的讲话除谈及“阿布哈兹问题”，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在必须采取实际可行的措施对共和国党政机关施压（政治罢工、群众大会、向其他国家政府呼吁），目的是推翻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建立“独立的格鲁吉亚共和国”，脱离苏联。为了保证这些反宪法要求得以实现，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采列捷利及杂牌军的其他头头们，以“格鲁吉亚人民”的名义，向一些外国政府呼吁协作，请求它们给予相应的帮助，邀请联合国部队进驻格鲁吉亚共和国领土。
从4月5日清晨起，政府大楼和电视广播委员会大楼前的群众集会继续举行，人数达到五六千人。4月5日晨近5点时集会结束。会后约30个年轻人宣布在政府大楼前绝食，直到“格鲁吉亚成为独立的国家”。随后几天人数增加到约150人。
群众大会的气氛越来越明显地具有反苏、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性质。集会群众中间首次出现了杂牌军头头们事先准备好的反宪法的极端主义口号标语牌。在举行群众集会的地点，公共交通全部瘫痪。
在苏呼米，格鲁吉亚大学生和中学生的罢课在继续，机务段的包车组没有上班，导致客运和货运列车有一段时间停止运行。在加格雷市，未经批准的群众集会也在举行。
加姆萨胡尔季阿鼓动第比利斯集会群众和格鲁吉亚居民继续开展反社会行动，而且宣称：“阿布哈兹民族在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这些部落懂事，我们还可以平等待之，但得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要恢复历史的公正，把我们的土地还给我们，他们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安家落户……他们同格鲁吉亚人和格鲁吉亚展开斗争的目的，只是为了变成俄罗斯人。他们的目的是俄罗斯化，而不是民族自决。他们并没有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愿望，只不过是想要归附俄罗斯，在俄罗斯找到一席之地而已……”
“格鲁吉亚人要在共同的民族斗争中团结起来。第比利斯开始的罢工是全国民族大罢工的开端。我们宣布，要同苏呼米和阿布哈兹罢工的格鲁吉亚人团结一致，那里的交通部门、学校、许多企业都在罢工。昨天和今天都在继续，第比利斯也应该如此……我们号召格鲁吉亚人民参加到全国大罢工中来……”
杂牌军头头和活跃分子们试图让首都工人阶级倒向自己一方，为此向市里的工业企业派出了一批宣传员。由于杂牌军成员的努力，那些日子科学生产联合公司和以季米特洛夫命名的航空生产公司的部分工人，国立第比利斯大学和工业学院以及其他学校的多数学生和教师附和了集会者，他们的代表有组织地来到政府大楼前的广场。
4月6日在政府大楼前的群众集会上，宣读了致美国总统、国会和北约成员国的呼吁书，请求帮助格鲁吉亚脱离苏联；把联合国的一次会议日期定为主权的格鲁吉亚日，把1921年2月25日宣布为“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势力占领格鲁吉亚日”。
格鲁吉亚领袖谢瓦尔德纳泽的手法我们怎么会不熟悉呢？他又想投入北约怀抱，又想撤除俄罗斯军事基地，又想把美国部队请进来，可就是忘记了他早已不是伟大国家的外交部长，却是促成苏联崩溃的主要黑手之一。现在他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的首脑，西方国家要想在地图上找到他，还真得费点力气才行。更何况格鲁吉亚还要靠向俄罗斯借债度日。
那一天在群众大会上采列捷利发表讲话，宣布成立中央罢工委员会，实际上杂牌军的所有代表都参加了。
当天下午，英雄广场聚集了约三四千人，傍晚向共和国电视广播委员会大楼进发。示威游行人群要求电视广播委员会领导在电视上直播政府大楼广场上的群众集会。
4月6日召开了中央局会议，通过决议，在当天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讨论形势问题。但是非常遗憾，帕季阿什维利的讲话没有人支持。干脆就没有人发言。这也不难理解——政府大楼处于几千人大会包围中，会上公开提出要推翻现政权，脱离苏联，宣布独立和向西方请求援助和支持。就在当天，中央委员会召集党和经济工作积极分子开会，谈话更为具体：形势具有爆炸性，中央委员会应该行动！这时对高加索军区部队司令罗季奥诺夫[22]曾发出呼吁，要他立刻派军队进驻第比利斯，但将军明确表示，这不在军队权限之内，应该让内务部和内务部队解决问题。
4月7日整天市内形势仍很紧张。政府大楼前集合的群众人数已达到1万到1.5万人，电视广播大楼前和其他地方的集会上，民族主义的、反苏的声音越来越高。参加游行示威的中学生、知识分子、工人阶级代表和来自共和国其他地区的代表越来越多。鼓动工业企业集体参加罢工的宣传攻势加强了，造成了机床厂、航空工厂和车辆修理厂部分停工。
4月7日帕季阿什维利的广播电视讲话在政府大楼广场直播，他表示愿意同杂牌军代表对话，并警告说“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会造成灾难”，但讲话没有取得良好效果。杂牌军头头们拒绝同政府谈判，号召不信任领导，宣称将“代表自由的格鲁吉亚只同克里姆林宫对话”。
采列捷利在群众大会的讲话中提出了当前纲领：
……亲爱的同胞们！我代表格鲁吉亚统一民族运动向你们讲话。你们每个人刚才都听到了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帕季阿什维利的讲话。朋友们，我要向你们宣布，所谓的格鲁吉亚共产党已经不存在了。存在着进步的法国、意大利共产党，同他们并列的却是一个腐朽的苏联共产党。苏联共产党是有的，但不存在格鲁吉亚共产党，因为它不反映、不保卫格鲁吉亚的利益。帕季阿什维利认为不可能脱离苏联，然而这个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而且完全可以解决。
我们不应该留在被称做苏联的这个共产主义帝国联盟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罗斯帝国崩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主义帝国根基动摇了；而经过第三次战争，它就会完全崩溃。这个帝国必然崩溃，这将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帝国的崩溃，人类可以因之完全松一口气了……
……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格鲁吉亚——历史上的主权国家，但它受到了俄罗斯共产主义帝国的奴役。我们要求立刻退出俄罗斯共产主义帝国苏联。脱离苏联之后，俄罗斯帝国的军队应立即从格鲁吉亚撤出，要立即废除格鲁吉亚傀儡政府的权力。联合国部队应进驻格鲁吉亚，以便暂时保卫我们的安全……而后，格鲁吉亚应作为军事盟友加入北约。这是格鲁吉亚所有非官方组织的立场。美国是和平、保卫人权和民主的象征。独立的格鲁吉亚应该以美国为发展方向……格鲁吉亚人将拥有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这一时刻正日益临近。我们应该为之奋起斗争。世界舆论会支持我们，我们能够摆脱帝国……
我希望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为格鲁吉亚的解放斗争到底。我号召所有的格鲁吉亚人和其他民族的代表举行全民大罢工……
由于形势的复杂，共和国领导和格鲁吉亚共和国内务部长向联盟机关求助。
1989年4月7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通过了“必要时应宣布第比利斯进入紧急状态”的决议，并致电苏共中央，评估了急剧恶化的形势，同时告知了中央局通过的决议。为了付诸实施，要求内务部和高加索军区补充一部分力量。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积极要求在格鲁吉亚实行强制性决定的，首先是谢瓦尔德纳泽的人，这些人在领导岗位上为数甚多。
最后通过决议，4月8日至9日的夜晚，把集会群众赶出卢斯塔维里广场。届时谢瓦尔德纳泽应乘飞机到来。但此刻却从莫斯科来了一道命令：第比利斯从22时起开始宵禁，高加索军区司令被任命为卫戍司令。
罗季奥诺夫离开党中央大楼，去电视台宣布对自己的任命和宵禁令，心中嘀咕：“……你们以后会把什么事都推到我身上！”令人不解的是罗季奥诺夫的讲话19时30分便已录毕，但播出时间却是23时。
同一天，高加索军区司令罗季奥诺夫上将向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大将发出密码电报，通报了事件的情况和杂牌军的违法行为：
……所有正在举行的群众集会都未经批准，共和国领导没有采取措施驱散他们。对集会的领导者（组织者）也没有采取果断措施。
内务部队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
共和国领导试图借助部队的积极行动稳定局势，但这样做又会激化已存在的对军队的负面态度。攻击、殴打、侮辱军人和硬闯他们住宅的情况已有发生。
在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尼科利斯基眼中，军队的作用只是履行民警职能。
由于格鲁吉亚政治形势恶化，共和国领导向全苏强力机构寻求援助，1989年4月7日苏共党中央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梅德韦杰夫、斯柳尼科夫[23]、切勃里科夫[24]，政治局候补委员卢基扬诺夫[25]、拉祖莫夫斯基、亚佐夫，还有苏联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26]，苏联内务部副部长特鲁申[27]以及其他有关人员。
在讨论过程中与会者得出结论，必须给予共和国政府以帮助，运用苏联内务部、国防部的兵力和装备维护法律秩序，为此建议上述各部领导研究这一问题，并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采取相应措施。同时特别强调，共和国领导必须尽力采取一切措施，用政治手段恢复局势正常化。在利用两部拨出的兵力和装备时，必须极端谨慎。并建议：在目前状况下，在第比利斯不宜宣布宵禁。
同一天，根据苏联内务部副部长希洛夫[28]和苏联国防部参谋总长莫伊谢耶夫[29]的指示，下达了相应的命令和指示，将内务部机动部队和高加索军区的野战部队调往第比利斯地区。
除此之外，遵照苏联国防部的命令，1989年4月7日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科切托夫[30]大将也随同罗季奥诺夫上将由列尼纳坎来到第比利斯，副部长的任务是弄清目前局势，必要时协助罗季奥诺夫将军。
在此期间首都第比利斯的形势已经接近危急关头。4月8日清晨，游行示威者的队伍开始向政府大厦，国家电视广播大楼，第比利斯国立大学，师范学院进发。普通学校的中、高年级学生在教师陪同下，有组织地向政府大厦进发。集会的组织者向与会者发出号召：“各校的老师校长们！不要阻止学生参加罢工和示威，不要在他们面前威信扫地。”
这一天还有过一次试图不借助非常手段影响事件危机性发展的努力，以制止集会群众和他们的头头继续从事违法活动。依据决定，4月8日清晨两个军用直升机航空大队在城市上低空盘旋。而后12时许，三列军车按不同路线从第比利斯大街上驶过，其中两列要驶过卢斯塔维里大街。
关于把军车示威作为警告集会者手段之一的问题，事先于4月7日在共产党中央局讨论过，对此帕季阿什维利、尼科尔斯基和马哈拉什维里（第比利斯市党委第一书记）都做过解释。
在一个由10辆步兵战车组成的纵队在大街上行驶时，集会群众向它们投掷石块、金属罐及其他东西，有人还跳上战车，遮住驾驶员的瞭望孔。在卢斯塔维里影院旁，一组肆无忌惮的年轻人抢下一辆交警的田野牌巡逻车，把它推倒，横在行驶中的步兵战车正前方的通道上，挑逗战车轧碾这辆“田野”车，而巡逻车司机——民警中士马加尔达泽被殴打之后还被迫躺在了步兵战车下。
由于集会者的流氓行为致使7名军人受伤，包括多处挫伤、皮肉伤和淤瘢。两辆伴随纵队前进的汽车被损，交警队的巡逻车则完全报废。
此外，政府大厦前参加集会的人群中，一群流氓分子还对多名交警进行辱骂和殴打，指责他们没有阻挡战车从大街驶过。还有人撕扯民警的肩章、制帽，企图殴打他们，交警大队的许多工作人员不得不赶紧逃跑。
第二装甲车纵队未能完成穿越大街的行动，因为大街入口处的通道被来自共和国广场的游行示威者占据，不许战车前进。
就这样，1989年4月8日尝试以军车示威稳定第比利斯局势的办法，未能达到警示的目的。
第比利斯和整个共和国的社会政治形势，4月8日白天已达到白热化程度，而且还在升级。反苏的、民族主义的、极端主义的性质更加露骨。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越来越常见，也更具挑衅性。这就证明，在共和国首都和阿布哈兹，实质上正在酝酿着一场未来可能引发后果难以逆料的反社会大行动。
政府大厦前集会的人数已达到2.5万—3万人。卢斯塔维里大街艺术家之家大楼前的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旗被集会者示威性地扯下践踏，升起了一面格鲁吉亚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统治时期的旗子。人数为三四千的许多群众集会依然在国家电视广播大楼前，在一些学院和市里其他地方继续举行。
有约3000妇女参加了示威游行以及在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楼前的静坐罢工，要求把苏联内务部队撤出首都。政府大楼前绝食的大学生和高年级中学生已达400人。在第比利斯其他地方，也组织了青年绝食。
由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和采列捷利建立的机动宣传小组继续在首都和其他城市煽风点火，制造舆论，组织“自发的”群众集会和绝食，在工业、交通企业、机关、学校建立纠察队，拼命煽动这些单位的工人停止工作，参加集会群众队伍。高校、中学、普教学校都没有复课。又有一批工厂、机关和团体的工作人员参加罢工。青年小组强制迫使一批通信枢纽的职工也参加到罢工中来。
劳动集体的代表同鼓动小组的冲突时有发生，侮辱、威胁和攻击民警和军人的事件也未有间断。宣传员积极散发反苏传单。
但是到头来杂牌军的头头们也并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和农村劳动者对他们反社会行动的全力支持。首都大部分企业和机关依然照常工作，虽然工作负荷不满。
不过，共和国其他城市和地区的罢工代表团有组织的队伍仍在向政府大楼汇集，集会群众人数达到数千人。
在这种形势下，4月8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局召开会议，讨论第比利斯形势和“政治组织措施紧急计划”，其中包括恢复秩序的措施。然后，召开了共和国党和经济工作积极分子会议，计划得到了会议的赞同。积极分子会议结束后，中央局会议继续进行。考虑到当时一触即发的爆炸形势，会议通过决议，取缔政府大楼前未经批准的群众集会，“动用警察、内务部队和苏军部队”，采取这一行动时，由高加索军区司令罗季奥诺夫上将指挥。
应当指出，苏联国防部并没有下达任何委任罗季奥诺夫为行动指挥的命令，但是按苏联武装力量卫戍勤务条例要求，罗季奥诺夫上将在当时的情况下，理应担任为恢复城市秩序分拨出来的所有的军队、兵力和装备的指挥官。
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批准实施的条例，在苏军部队、苏联安全委员会和苏联内务部队协同配置担任卫戍任务时，它们均应服从由军区部队司令任命的卫戍司令的指挥。
因此，作为高加索军区的司令的罗季奥诺夫上将，其军衔最高，理应拥有卫戍司令的全部权力，担任这次行动的领导。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局就这一问题的决定是完全合法的。
那一天的17时30分，召开了国防委员会会议（成员由帕季阿什维利、尼科尔斯基、切尔凯济亚[31]、齐赫泽[32]、古姆巴里泽），参加会议的还有军事指挥部的代表（科切托夫、罗季奥诺夫、诺维科夫）和护法机关的领导（戈尔戈泽[33]、卡兰纳泽、沙拉舍尼泽、绍舍阿什维里），会上一致认为共和国的政治形势极端尖锐，“已濒临灾难边缘”。会议进程中与会者又一次一致表示，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迅速采取坚决措施，恢复共和国的正常生活和活动”。当时规定了开始行动的大致时间——1989年4月8日深夜。这是因为考虑到之前几日这个时间逗留在政府大厦广场的人较少。会上建议格鲁吉亚共和国部长会议草拟和发布相应的决议，作为内务机关和调来的部队整顿秩序行动的法律依据。
依照格鲁吉亚共和国部长会议颁布的命令，共和国内务部“派出内务部队和苏军军人”，奉命采取维护社会秩序的补充措施——从政府大厦广场上驱散集会人群，关闭公民前往政府大厦的通道。对那些“未经批准的群众活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采取既定的法律措施”。在共和国电视广播大楼毗邻地域，必要时，亦可在城市其他地方，奉命采取同样措施。
作为共和国国家权力的最高执行机关和指挥机关，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依据格鲁吉亚共和国宪法，实行保卫国家利益、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和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措施；同样根据宪法，其决议和命令，也必须在共和国领土上付诸实施。
苏联内务部的机动部队和苏军各部队由相应的全苏各部派遣，帮助共和国政府维护社会秩序。至于如何使用它们的问题，已同苏联内务部和军事指挥部代表专门协商过。
在这一段时间里，一批年轻人在市内开始抢夺装碎石和其他建筑材料的大卡车、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把它们开到卢斯塔维里大街，封锁了列宁广场和共和国广场通向各条街道的出口，同时也封锁了由毗邻各街道通往广场的入口，作为街垒。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利用大量的交通工具，而且在抢夺时还威胁司机。交通警察想把卢斯塔维里大街和毗邻街道上的汽车清除，但却遭到集会群众阻止，这些人嚣张地对抗民警，对之进行威胁和侮辱。
对军人耍流氓，肆无忌惮地以武力抢夺国家的汽车，反抗民警履行职责维护社会秩序，再次证明局势有爆炸危险。
傍晚，集会群众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出现醉态。后来在事件调查中有许多人证明，当时曾向群众大会大量供应酒精饮料，会上有为数众多的醉鬼。
1989年4月8日深夜，第比利斯附近一个共和国重工业中心卢斯塔维市的局势也紧张起来了。这里跟第比利斯一样，也举行了未经批准的群众集会，也是杂牌军的代表们组织的，内容和倾向也和第比利斯一样。
4月8日下午，杂牌军组织的几千群众（主要是青年）向卢斯塔维冶金厂进发。此前他们曾在市中心集会。在厂行政大楼广场集会又继续进行。演讲者讲话中除要求格鲁吉亚独立和脱离苏联外，还出现了要求工厂停工，工人放下工作参加集会的呼声。听到了这样的叫喊：“你们炼钢献给俄罗斯，而俄罗斯用它来造武器消灭你们。”随后有人提议冲击工厂，在马丁炉车间举行集会，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工厂工作人员和前来的民警呼吁要理智，建议集会解散，但是都没有奏效。
将近24时，行政大楼广场上的形势恶化了，一大批人高喊：“不要听他们的！冲破炼钢厂防线！”涌向正门，想强行冲入厂区。当时为了对付胡作非为的人群，工厂开来了消防车，堵住了正门。水龙头喷射的水流让攻击者清醒了一下，可是很快储水用完，对大门的冲击又加强了。在这紧急关头，厂保卫部副主任向天空放了5枪，阻止了集会群众进一步深入厂区的企图。他们逐渐离开大门，回到行政大楼广场，夜里3点才离开。
在卢斯塔维冶金厂举行集会，目的是想鼓动大部分城市居民和工人，把他们拉过去。第比利斯特使们的标语和口号并没有收到预想效果：工人们没有允许集会者进入厂区破坏生产，在城市造成无法控制的局势，引起混乱和恐慌。
恐怖之夜的真相
依照已作出的决定，罗季奥诺夫上将作为取缔政府大楼前未经批准的群众集会这一行动的指挥，责成少将叶菲莫夫（苏联内务部军事作战组的首长）协同格鲁吉亚共和国内务部中将戈尔戈泽拟订行动计划，并于4月8日24时许经上将正式批准。可惜的是那些作出决定的人没有在文件上留下自己的“亲笔签名”，于是罗季奥诺夫将军便正如他预料到的那样，此刻便独自成了第比利斯事件中的“极端分子”。
取缔政府大楼前群众大会的行动预定在1989年4月9日4时开始。
根据当时的标准，内务部队的装备如下：钢盔、防弹衣、警棍、塑料和金属盾牌，军官们配备个人武器。按编制配属的伞兵分队配备有钢盔、防弹衣、小型步兵铲，军官和准尉们配备有编制规定的武器。
参加行动的除民警人员外，共2300人，另6辆装甲运输车、8辆步兵战车、2辆救护车和4辆消防车。行动计划还规定必要时可以喷射消防水龙对付集会群众，但后来决定只是在行动中遇有焚烧车辆或发生火灾时，才使用消防手段。
3时许，戈文察泽中校依照戈尔戈泽中将的命令，在政府大楼前向集会群众讲话，建议他们离开广场，并警告说，未经批准的集会不得继续进行，为此将动用军队。但是集会群众对这一警告未予理睬。接着，3时16分，应中校请求，格鲁吉亚最高主教伊利亚二世向集会群众讲话，请求他们停止集会，并警告他们存在确实的危险，“只差几分钟了”。
听到这一呼吁，集会组织者之一，身在艺术家之家医疗站屋内的采列捷利，大喊“是谁给他的权利命令人们？”跑到广场，夺过麦克风，开始鼓动人们不要离开广场，要忠于誓言。
在多次警告将动用武力之后，眼看着部队和军车就要沿大街向政府大厦进发时，3时50分，广场的扩音器响起音乐、歌声，大街有些地方人数不多的游行示威者跳起了舞。
舞曲录音带是专门准备的，一些地方同时开始跳舞是事先定好的——在面临危险的时刻，这种娱乐是不自然的，显然是装给人看的，这一切都是杂牌军头头们事先排练好的一出戏，想以此证明他们的集会、游行是和平的、无可指责的。
1989年4月9日4时，按计划规定，第4摩托化步兵团分队缓慢地向政府大厦开进。
实际上从部队移动的最初几分钟起，空降部队的官兵就已受到集会群众的攻击。战斗部队还没有同集会参加者接触，就已有6名空降兵因集会参加者投掷石块、瓶子和其他东西而身体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放过战车后，在装甲运兵车行进时，集会群众又重新聚集到一起。第四摩托化步兵团的散兵线走走停停。中校巴克拉诺夫通过扩音喇叭呼吁集会参加者离开大街，否则将使用武力。4时零6分，摩托化步兵团在政府大厦右侧地区接触会众，试图在盾牌的帮助下沿大街把他们挤出去。
经查明，集会组织者于4月8日即已做好准备，对维护法律秩序的力量进行积极反抗。为此，他们成立了由掌握格斗技巧的运动员、身体强壮的男人组成的许多小组。这些人在行动开始前就站在集会群众的最前列直面部队，在同内务部队军人冲突前，先下手投掷瓶子、石块等物，然后使用木棍、金属器件、刀子、标枪等等，开始进行猛烈顽强的抵抗。
第四摩托化步兵团的军人克服了会众的顽强抵抗，继续缓慢地沿着通往共和国广场的大街把集会者挤出去。可能引起人员伤亡急剧增加和导致行动中断的危急形势，以及内务部后备力量的缺少，迫使罗季奥诺夫上将应叶菲莫夫少将的请求派出59人空降兵连，支援执行挤压任务的部队。
空降兵连人员同集会群众发生了短暂的（没超过10分钟）肢体接触。他们按计划规定只履行保卫任务，没有进一步参加往外挤压群众的工作。
军人沿通往共和国广场的大街继续缓慢地往外挤压人群。会众的反抗越来越激烈。下面是工学院四年级一个在场学生的叙述：“……我当时正站在政府大厦正门附近的麦克风旁……士兵们很快地靠近，约4时许开始清除人群……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激怒得发狂，拼命殴打士兵。我们的手中是棍棒。我把第一中学旁的长椅拆毁，拿着长椅的木方去痛打士兵的脑袋。可惜，他们却戴着钢盔，要不然我定会送他几个上西天……部分士兵被我们格鲁吉亚小伙子围住了，其中有练空手道、柔道、拳击的运动员，这些人很快就把士兵制服了。殴斗是你死我活的，流了不少血——有我们的，也有士兵的。我也加入这一伙。我练自由式摔跤有10年了。小伙子们夺警棍，砸盾牌，士兵成堆地倒下……”
这些怀有极端主义情绪的部分集会群众，不但有事先准备好的进攻性武器钢筋、标枪、刀子等，还有射击武器。
第四摩托化步兵团的官兵继续克服肆无忌惮的人群的顽强抵抗，约在4时30分前终于将广场人群完全挤了出去。此刻在台阶上，在平台上和政府大厦入口前的草坪上——大楼左侧正面发生过挤轧的地方——发现16人死亡，伤者无数，受伤者即刻得到了民警、军人和应召前来的急救人员的救护。
清理政府大厦广场的任务完成以后，内务部队继续完成既定任务，逼近焦尔德日阿什维里和列霞·乌克兰英卡街的交汇处。在这一地区他们又遭到一大群游行示威男子（从1000人到几千人）有组织的、激烈的反抗。他们除了向部队的战斗队形投掷石块、瓶子和其他杂物外，还对军人使用标枪、刀子、金属管截头、燃烧瓶，从窗口、阳台和屋顶向士兵投掷各种重物。结果部队横队的行进不得不停止，士兵为防御大量飞来的重物，不得不集中起来，用盾牌遮住自己。不少于40名军人身体遭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在这军人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了实实在在威胁的特殊情况下，为防止更加严重的后果，叶菲莫夫少将完全依据内务部队战斗勤务条例，下达了使用特殊制剂“稠李树”的命令。
巴克拉诺夫中校通过大喇叭呼吁集会群众停止抵抗，并警告他们说，否则将使用催泪瓦斯。但是毫无用处。这之后经精心计算，使用了16个单位的“稠李树—6”，才把胡作非为的人群驱散。
在卢斯塔维里大街以及卢那察尔斯基和恰夫恰瓦泽两街地区，形势也大同小异。经叶菲莫夫少将和巴克拉诺夫中校的决定，使用了3个单位的“稠李树—4”和7个单位的“稠李树—5”。
进入共和国广场时，又遭到集会群众的猛烈反抗。他们凭依大卡车、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构筑的街垒，躲在街垒后面向军人们投掷石块，金属和木制物品。用了两个单位的“稠李树—4”竟然也不起作用。于是巴克拉诺夫中校下命令使用特殊化学制剂“К—51”，人群才散去。
5时10分，把集会者挤出卢斯塔维里大街的任务终于完成。因集会者有组织的违法行动而受伤的军人达187名。
后来查明，集会群众中的挤轧现象是在广场出现第四摩托化步兵团战斗队形那一刻发生的，后来由于恐慌，越来越严重。
集会群众前列的积极抵抗，使后面广场上的人难以通过战斗队形中特设的通道离开广场。
大部分集会群众（尤其是政府大厦台阶旁的）想要经由共和国广场方向的大街离开也很困难，因为有一大批集会群众正从那里涌来。再者，政府大厦的台阶上坐着和躺着一些人，他们响应集会组织者鼓动，决不离开广场，于是在拥挤时便有人跌倒在他们身上。正是在这里发生的挤轧，使游行示威者有了伤亡。
政府大厦前和共和国电视广播大楼前的群众集会被取缔之后，4月9日一整天第比利斯的形势仍然紧张。城里传说死了很多人，极端主义分子号召“复仇”和惩罚军人，妄图对抗部队和民警机关恢复秩序的措施。
为了稳定局势，依据格鲁吉亚共和国最高苏维主席团的命令，当日在第比利斯实行了宵禁。
中央采取了奇怪的，不一贯的立场。政治局，尤其是戈尔巴乔夫，要求共和国局势正常化——同时又指责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先是帕季阿什维利，而后是古姆巴里泽）把事情搞得过分紧张。
顺便说一句，在那些日子里，政治局始终没有开过全体会议。只是几位政治局成员碰头研究一下局势。苏联部长会议根本没有被吸收参与此事。
总书记有一句最爱说的话：“不要把事情搞得太紧张。”这句话捆住了领导者的手脚，无法自行采取决定，而大众媒体，实际上就是苏共中央的喉舌，却害怕披露事件的真相。结果人们得到的是明显具有倾向性的报道，看到的是虚假的一面，相信小道传闻。
在第比利斯事件中显示出的这种作风，恰恰是戈尔巴乔夫的特色。他不参与不得人心的决策，尤其是涉及恢复秩序问题的时候。结果地方政权瘫痪了，对驾驭事件无能为力。戈尔巴乔夫喜欢说：“过程开始了。”这句话可以做各种解释。针对上面描述的事件人们不禁要问：过程到底开始朝什么方向发展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朝着伟大国家解体和现存制度灭亡的方向发展。
莫斯科总是说不要造成对抗局面，不要为“过程”灭火，同时下令让军队待命，要制止抢劫和占领政府机关的现象发生。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指示，他当时正在英国，同莫斯科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完全了解情况的进展。给第比利斯下达的命令，没有一条没同他商量过。
直到现在还有些问题没有答案：为什么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没有按戈尔巴乔夫指示在4月8日飞往第比利斯？是谁为什么取消了4月7日晚间作出的这一决定？很难相信取消这一决定是应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请求。就是现在，也未必有谁能弄清那些悲剧日子里的真实情况，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是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玩的把戏。谢瓦尔德纳泽不愿深陷事件之中，一到那边，他总会愿意不愿意地作出一些决定。戈尔巴乔夫让自己这位朋友从“事件”中脱身，实际上就是让格鲁吉亚领导独自面对问题，同时还可以把他不喜欢又有点惧怕的军队搅到这档子事里头去。
4月9日，第一个到达第比利斯的是克格勃副主席博勃科夫。4月9日12时应召开中央局会议，然后再开扩大的中央全会。切霍耶夫是这样回忆当时情景的：“我按时出发了。当汽车驶上通往第比利斯的大路时，在车中又接到通知说一切取消了，应该回去。不过我想进入市里，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街道上有军人巡逻，但市内很安静，所有企业和组织都在上班，而且在中央委员会有人告诉我，各单位开了群众大会，承认当局的行动是正确的，对于逮捕杂牌军领导，制止暴徒胡作非为和最终开始重整秩序表示满意。”
“根据莫斯科的建议，中央局和中央全会改于谢瓦尔德纳泽和中央书记拉祖莫夫斯基到达之后，定于4月10日召开。这一改期在后来具有了重要意义。”
4月10日傍晚，中央委员会代表来了，但是很快就搞清，原来他们是另有任务。第一，请求帕季阿什维利不要到机场去迎接；第二，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先不到中央委员会，而是直接前往民主分子的牺牲地，代表莫斯科献花圈，屈膝下跪点燃蜡烛为亡灵祷告；然后，蜻蜓点水般到中央委员会逗留了一会儿，又去了大学——“民主分子”的巢穴，去会见知识分子。于是“丑剧”开始上演了：谢瓦尔德纳泽说，他为中央委员会（他特别强调了这个机构，却没提政府）、内务部、军队考虑不周的残酷行为表示遗憾，说他此番前来，是为了弄清事实，惩办罪犯！他明确地说，军队是奉帕季阿什维利之命，在夜里4时冲击和平跳舞的男女青年，用工兵铲砍伤他们，并当即根据社会舆论的要求发出指示，立刻释放被捕者。
夜晚召开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局会议，决定揭露真正的挑拨者们所扮演的角色，查清是什么人召集人群，组织他们进行非法活动。
这是夜里谈论的内容，可是到了早晨，对事件的解释就完全不同了。整个矛头对准了军队。罗季奥诺夫将军，一个大好人，一个精通业务的职业军人，一个忠诚履行职责的人，却成了替罪羊。大家闭口不谈加姆萨胡尔季阿及其同谋的责任。他们很快获释，甚至被允许竞选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代表。到头来各方面有错的倒成了莫斯科、军队和帕季阿什维利。
结果是“人民阵线战士”的威信得到了难以置信的增长。这回他们的活动受到保护，有民警陪同。而且他们居然召集共和国领导人前来汇报（！），还能左右中央新领导，决定任免事项。
谢瓦尔德纳泽被捧为英明地为第比利斯带来安定的伟大和平缔造者，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以自豪的口气谈到此事。罗季奥诺夫将军是一个守纪律的军人，当时他对总书记在这一段历史中所起的真正作用有口难言。戈尔巴乔夫却装作对一切毫不知情。这当然不是戈尔巴乔夫“双重人格”的唯一事例。从那时起戈尔巴乔夫又有了一个新的说法：“要整顿秩序。行动吧，我支持你们。”他是如何支持军队、支持格鲁吉亚和莫斯科领导的呢？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根据“索布恰克委员会”的材料讨论第比利斯事件时，我们就会看到。在会上将会揭露伪造事件经过、利用当天夜晚的死者投机的那些家伙的真面目，说明工兵铲和毒气的作用。但这一切都是后话。
颠倒黑白的审判
众所周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是1989年5月25日开幕的。那天上午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集合了两千多人民代表。
代表大会开幕当日，格鲁吉亚电影制片厂导演、人民代表尚格拉亚提出了4月9日第比利斯事件的问题，建议看一看反映这一悲剧事件的电视片。最后他把这一切责任推到了罗季奥诺夫将军身上：“还有最后一点。由于这一军事讨伐行动——恕我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截至今日已死亡21人，4000多人就医，3000余人中毒，伤残者数以百计。领导这次行动的便是罗季奥诺夫将军。我认为，在我们队伍中有这样的人民代表，有损代表大会的体面。这就是我要声明的。”
这就是当天对事件的解释。没有格鲁吉亚当局什么事。只有残酷的罗季奥诺夫将军！
最后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第比利斯事件。31日的会议上，代表大会开始组建这一委员会。
气氛异常紧张。一些人说代表大会没有必要再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因为已经有了一个苏联最高苏维埃调查委员会，而且一切情况都已调查清楚。另外一些人（哈萨克代表团）坚持让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任调查委员会主席。
人民代表波尔托拉宁[34]是《消息报》通讯社的政治评论员，叶利钦当时的密友，建议选纳扎尔巴耶夫当委员会主席。当时，纳扎尔巴耶夫在发言中对事件做出了明确的、考虑周到的评价。
为了说明当时进行讨论的气氛，我想引用一段大会速记：
人民代表 （没有自报姓名）：我的良心和信仰不允许我同杀人犯合作。（大厅哗然）。所以只要罗季奥诺夫将军在我们中间，我就拒绝履行自己的人民代表权能。（大厅哗然）
结果是批准建立调查委员会，但主席由委员会成员选举。就这样，第一次浪潮中涌现的“民主主义者”、令人难忘的索布恰克，便成了委员会的头头。这个巧舌如簧的人招惹了不少祸事。历史已经对他作出了判决。
在讨论第比利斯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并对之作出评价之前，我想回顾一下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相互关系的历史。
我们在思考上一个世纪80—90年代格鲁吉亚发生的事情时，不由自主会出现一个问题：格鲁吉亚是如何成为俄罗斯的一员，而后又成为苏联一员的？在什么条件下，经过哪些征服性战争，格鲁吉亚才并入俄罗斯版图的？
俄罗斯高加索政策的战略目标，也同样得到了高加索众多民族的响应，这些民族也希望从北方的邻居那里得到庇护，以避免伊朗和土耳其封建主的觊觎。
早在17世纪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个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35]时代，有些格鲁吉亚公国就已经开始了并入俄罗斯的运动。
彼得大帝的活动给俄罗斯接近高加索各民族带来了新的动力。同格鲁吉亚封建主的一系列谈判，向外高加索派遣部队等行动，迫使伊朗沙赫作出让步。
1763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签署命令，在莫兹多克领地安置受洗改宗基督教的奥塞梯人。在这一带开始修建城堡，派驻俄罗斯军队。哥萨克从顿河和伏尔加河开始向这一地区迁徙，而后印古什人和卡巴尔达人也向莫兹多克地区迁移。这一切反映了高加索山地民族的亲俄罗斯情绪。
1782年12月，卡尔特利—卡赫齐国王赫拉克利乌斯二世[36]和伊梅列季亚国王所罗门一世[37]向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出请求，希望他们的领地得到俄罗斯庇护。1783年初，在北高加索的乔治城堡签订条约，确立了俄罗斯对东格鲁吉亚的保护关系。乔治堡条约长期有效。东格鲁吉亚的君王们许诺保护俄罗斯国民在其领土上的利益，并愿为俄罗斯利益提供契约关系的服务，包括给予俄罗斯管理权和贸易优惠。
18世纪末伊朗沙赫入侵格鲁吉亚。格鲁吉亚诸王国的生存成了问题。俄罗斯的保护未能成为安全的可靠保障。
1800年，赫拉克利乌斯二世的继承人乔治十二世[38]向彼得堡请求合并入俄罗斯。1801年1月18日，沙皇保罗一世签署了格鲁吉亚归并入俄罗斯的宣言。
杰出的格鲁吉亚社会活动家和作家恰夫恰瓦泽是这样述及俄罗斯军队进驻格鲁吉亚一事的：
信仰相同的伟大人民的庇护，永远驱散了对顽固不化的敌人的恐惧。这个早已不知安宁为何物的疲惫不堪的国家终于安静下来，喘了一口气，避免了破坏和毁灭，避免了连年不断的战争和争斗。敌人高举在我国和我们家庭头上的利剑的阴森的闪光已经消失。焚烧了我们的房屋和我们祖先的财产的烈火已经熄灭，留下了惊心动魄的可怕回忆的强盗的袭击也永远成为过去。新时代开始了。被钉上十字架的，面色惨白的格鲁吉亚过上安全、安宁日子的时代开始了。
5年以后，在俄—土战争中，依据圣斯忒法诺和约，俄罗斯赢得了阿扎尔和西亚美尼亚。这样，俄罗斯在外高加索的边界便最终形成。
1983年，我任苏共中央书记时，曾目睹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是如何坚持要在国内大张旗鼓地搞一次“乔治堡条约”周年纪念活动的。他的理由是无可争辩的——200年前格鲁吉亚自愿并入俄罗斯，从那时起开始了在苏联各民族友爱大家庭中的生活。
到了2003年，不知为什么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已经只字不提举行220周年纪念活动的事了！这时他正忙于别的事情：在自己的峡谷里卵翼着恐怖主义者，同美国将军拥抱，头也不回地投向北约。这就是他所谓的“永恒的友谊”。
1917年的革命、内战、俄罗斯帝国的崩溃，激起了国家建设中急剧的离心力。分别成立了许多拥有自己的政府和国家体制的主权国家。
但是国内战争一结束，又开始了国家体制重组的艰难过程。1922年12月30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和条约，宣告了这一过程的完成。
1921年3月12日，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大会“根据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宣布民族自决权，承认签约各方的独立和主权，认识到为了国防、经济建设的利益，必须团结自己的力量，兹决定从现在起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结成一个紧密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联盟”。
1921年11月，组建外高加索联邦的运动宣告完成。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苏维埃一致同意成立联邦。1922年2月，党的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全会通过决议，决定召开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全权会议。
会议于1922年11—12月在梯弗里斯召开。会议通过了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条约和阐述联邦意义的致各国劳动群众书。
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存在到1937年2月。众所周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签署了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宣言。
在那些年代里，党的领导对外高加索国家建设问题的特别态度值得关注。它完全不同于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内部就这一问题实行的政策。
在致外高加索共产主义者的信中，列宁就这个问题提出的论述如下：
在对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农民方面，应该更加宽容，更加谨慎，更多地让步。在租赁政策和商品交易政策中，应该从经济上积极地、千方百计地抓紧利用资本主义西方。应该想方设法广泛地、坚决地、巧妙地、周密地做到这一点，以改善工人和农民的境况，吸引知识分子参加经济建设。
慢一点，谨慎一点，一步步地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就是在高加索各共和国可能和必须做到的，不同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我们应当明白并善于实现这一目标，了解与我们策略的不同之处。
同年3月，在给奥尔忠尼启则[39]的信中他表述了同样的立场：
在对待格鲁吉亚知识分子和小商贩方面，必须采取特殊的让步政策。应该明白，不仅不应该把他们国有化，还一定要作出某些牺牲让步，以改善他们的状况，给他们留出进行小规模贸易的机会……
请大家记住，格鲁吉亚的内外条件都要求格鲁吉亚共产党人不要运用俄罗斯的教条，而要巧妙、灵活地创造独特的策略，对各种小资产阶级成分作出更大让步。
大家知道，1922年后半年俄共（布）中央和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产生过尖锐的矛盾。冲突的基本原因在于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捷尔任斯基[40]发言主张建立一个严格的中央集权国家。格共中央的委员们则坚持民族地区应享有更大的自主性，并要求直接加入未来的苏联，而不是通过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辩论双方采取了粗暴方式，互相扣大帽子，出言不逊侮辱对方。结果是奥尔忠尼启则对卡巴希泽大打出手，后者也辱骂奥尔忠尼启则是“斯大林的一头驴”。
众所周知，列宁对奥尔忠尼启则“俄罗斯式的动手动脚”，以及对调查此事的捷尔任斯基的宽容十分生气。列宁要求“保护俄罗斯异教徒，免受那个地道的俄罗斯人、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者，实质为卑鄙暴虐之徒的典型俄罗斯官僚的侵犯”。
在时称“格鲁吉亚事件”的强烈影响下，列宁于1922年12月发表了一封信——《关于民族问题或关于“自动化”》。他对自己对俄罗斯民族应有的国际主义理解，做了简洁的如下说明：
……必须区分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
在对待第二种民族主义时，历史实践告诉我们，有过错的几乎总是我们大民族的人——我们对小民族施以无数暴力，有时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就施加了无数暴力和凌辱。
因此，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是因自己的暴力而伟大，像强迫命令的粗暴警察般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该不仅仅是遵守形式上的平等，还应有一种不平等，即压迫民族、大民族给予补偿的不平等，这是生活实际所形成的不平等。
我在这里大段摘引列宁的文章，是因为在民族问题上，政治活动家们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以这篇文章为指导的。
1923年4月召开了俄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会上列宁对国际主义的阐释得到了完全的支持。“甚至以民族平等的观点来对待这一问题也是不妥的……”布哈林肯定地说。“正相反……我们作为一个曾经的大国民族，应该摒弃民族追求，将自己置于不平等的地位，也就是说，应该对民族潮流作出更大的让步……只有摒弃追求，只有实行这样的政策，即只有将自己人为地置于比别人更低的地位并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才能赢得以前受压迫民族对我们真正的信任。”
列宁作出的对“被压迫”民族的倾斜，把“压迫”民族即俄罗斯民族放到了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不平等的地位上。
列宁的路线在苏维埃政权年代得到了认真的贯彻。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居民大部分都是俄罗斯人，他们的处境比苏联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人更差。俄罗斯生产了多于需求的物质财富。多余的财富用到了提高民族“边区”这件事上。可人们又是如何对此作出评价的呢？我们可以从第比利斯事件、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及其他共和国内的民族主义浪潮声中得出结论。
我专门从有关所谓俄罗斯帝国“占领”格鲁吉亚以及其他共和国的著作中引用了一些资料。时间将表明，格鲁吉亚将来会“依靠”到哪一个岸边。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比利斯事件调查委员会24位人民代表成员，选出了索布恰克为主席，同样出名的斯坦凯维奇[41]为执行书记。真是难以置信，后来，两人在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之后，一个在列宁格勒，另一个在莫斯科，都开了小差：一个逃到法国，一个逃到波兰。但这是几年以后的事了。当年，他们还都是推翻现存制度的带头人。
6月末委员会奔赴第比利斯开始调查。调查工作结束后，拟就了全体成员签字的结论和索布恰克向人民代表大会呈交的报告。
没有必要全部引证这两个文件。我只想谈谈文件中的某些论点，用我所掌握的结论对之加以评说。应当指出，调查委员会正式文件中的某些论点，有同索布恰克的发言提纲不相符合之处。比如，1989年12月24日在向代表大会的口头报告中他说，应把事件置于目前正在国内展开的统一的民族民主运动过程的大环境下加以考察。就这样，他把进行挑衅活动的民族主义者说成了几乎是“改革”的英雄。
委员会理应客观评价这些“和平游行”的实质和方法，游行组织者加姆萨胡尔季阿、采列捷利以及委员会成员尚格拉亚的作用。怎么解释儿童、少年，学生跟自己的教师一起有组织地参加群众集会这一现象呢？难道用钢筋、刀子、削尖了的棍棒等武装起来的人们是在追求和平？
可是委员会却完全同情和姑息这些人。它指出，“在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恐怖主义行为，也没有事实证明有人企图夺取政权、使用暴力或出于政治原因蓄意伤害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任何一种民主也不否认，为了维护秩序，必须有一个强力机构。但所有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人——从人民代表到最高检察院代表，都是在谈论解决这种问题绝不可使用军队。5年之后，1993年，那位主要的民主派人士叶利钦，却为炮打俄罗斯议会而召来了正规军队。
委员会得出结论，政治责任和造成悲剧的责任应由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在当时已是前书记了）帕季阿什维利和尼科尔斯基承担。科切托夫、罗季奥诺夫、叶菲莫夫将军也要负违反纪律和行为过失的责任。格鲁吉亚内务部长戈尔戈泽的职责是保证城市的秩序和安宁，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被责备了几句。为了体面，也提到了群众骚乱的主谋和组织者加姆萨胡尔季阿、采列捷利等人。但只是一笔带过，对他们的行为并没有认真的评价。在当时，尤其是到了许多年之后的现在，事情看得很清楚，委员会完全是站在偏袒一方的立场上。
索布恰克报告后，苏联军事总检察长卡图谢夫[42]讲话。他在某些观点上不同意委员会的结论，并对之做了自己的说明。也许就是因此代表大会才决定不公开发表他的讲话。“索布恰克委员会”、格鲁吉亚领导、军队领导、总检察院及大量报道之间的最大分歧是在使用工兵铲、使用毒剂问题上，以及当天为何有人伤亡的问题上。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事实。
关于工兵铲的神话。大家知道，当天夜间形成的局势，要求空降兵营采取行动。前面已经说过，有一个59人的连队同人群总共只有十来分钟的接触。指挥部下令不发给士兵步枪和刺刀。工兵铲是防身的唯一工具。
空降兵营指挥员下令用工兵铲防挡飞来的硬物。说空降兵追捕卢斯塔维里大街上四散奔跑的人们，用工兵铲殴打他们，这纯属捏造。挨打的只能是那些攻击空降兵的暴徒。而且经医生鉴定，发现遭工兵铲击打的只有7人。但空降兵中却有3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大部分证人提供了内容大致相同的证词，即：俄罗斯或中亚民族的士兵无缘无故地用工兵铲殴打姑娘，殴打试图用自己身体掩护妇女的男孩（或小伙）。所有证人的证言后来都进行了核查，上述事实没有一件得到确认。同其他证据放到一起进行分析后，调查人员认定证人在这方面的证词是不可信的伪证。
说军人用工兵铲残酷无情地砍打广场群众，这完全与实际情况不符，是在报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包括某些全苏的媒体）广为散播的不实之词。这一关于工兵铲的神话直到现在还在报刊上以讹传讹，被政客们有心无心地利用着。这个神话至今不泯的主要原因，是有些人想以此表明俄罗斯人民和苏联军队的残酷无情。这一类宣传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和有计划的行动，其目的是破坏苏联武装力量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关于毒剂。第比利斯的医生在最初几天就已在医疗证明中指出，有12人死亡是由于窒息（由于挤压）。与此相反，根据病理解剖学家杰卡诺西泽[43]的结论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似乎死亡的原因是化学物质的毒害。由于结论明显不科学，调查人员便询问了杰卡诺西泽。还好，她有勇气承认自己在写死亡报告时听信了一些传闻，在写结论时超出了自己的职权范围。高科技鉴定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她结论的虚假。调查人员严格依照法律从死者脏器上取得检验标本以及死者腹中的食物，一一标注送鉴定机关。鉴定人员完全否定了中毒的说法。
但是这一年的11月，经代表大会调查委员会，又有一批标本送到了检察院，宣称这些没有登记的标本是保存在那个杰卡诺西泽手上的。据委员会主席讲，专家在分析这些标本后，不排除中毒可能。于是再次进行鉴定。鉴定员再次报告，中毒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上面已经说过，在遇到激烈的反抗后，军队领导决定使用化学专用制剂“稠李树”和“К—51”。关于这一点，事先曾用大喇叭向集会群众警告过，连续多次呼吁他们解散。但是警告未被理睬。
后来，巴克拉诺夫上校在解释为什么决定使用特殊制剂时说，暴怒的人群向我们投来冰雹般的石块、瓶子、钢筋头，向装甲运输车投掷长椅，捣毁了所有的车灯、轮廓灯。人员中30%的盾牌被捣毁……有一辆公共汽车挤满了伤者，无法无天的集会群众打碎了公共汽车和救护车的玻璃。我把这种情况向叶菲莫夫将军做了报告，根据他的命令，我给马斯洛夫少校下达任务，动用特殊制剂“稠李树”。
与传得纷纷扬扬的关于部队戴防毒面具使用毒气的传闻相反，部队根本没有使用毒气，也没有戴防毒面具。至于说到“稠李树”和“К—51”，它们并不是毒气，内务部部队有权使用这种特殊制剂，以“平息群众骚乱、集体破坏社会秩序和其他反社会活动”。
我们的“稠李树”和“К—51”属于警用瓦斯，是用来对付违法分子的。根据关于战时禁用有毒和窒息性气体的日内瓦议定书和联合国文件，这些制剂不属于化学武器。我想，一定有许多人在电视屏幕上看见过许多国家如何广泛使用这种“警用瓦斯”以平息群众性骚乱的场面。
据有联合国代表参加工作的专门司法—化学鉴定结论，4月9日使用的特殊制剂并未对集会群众的生命和健康构成威胁。专家们没有发现“稠李树”和“К—51”达到危险浓度，更没有发现什么其他的毒剂。
关于对人身伤害和某些死亡原因的评估。据格鲁吉亚共和国卫生部的资料，在行动期间和之后，第比利斯医院共收治251人，其中183人住院。据苏联总检察院资料，在这些事件中有189名军人受伤。悲剧性的结果是16名参加者死在事件现场，3人在医院不治身亡。
围绕这些死者，就像围绕工兵铲一样，出现了许多臆测和借题发挥。其实是有一部分集会者响应加姆萨胡尔季阿的号召，坐到政府大楼前的柏油路上、阶梯台阶上，发生恐惧推挤时，这些人没有办法站起来，结果遭到人群践踏。
将目击者的叙述和军人的证词加以比较，就可作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引起人员伤亡的推挤不是由于士兵采取行动，而是由于挑衅和越来越厉害的恐慌以及集会组织者及其身边的打手们乱成一团造成的。
死亡和人身伤害的原因被一些人充分地加以利用，他们企图操控人的感情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掩盖教唆者的作用。
就是这样一次可耻的审判发生在1989年的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我想读者会明白，那是一次对国家现政权的审判，是破坏局势稳定的政治手段。第一次浪潮中急于夺权的“民主分子”们竭尽利用格鲁吉亚悲剧事件之能事。当时他们毫无顾忌地从“杜松子”酒瓶里放出了极端民族主义，使之成为统一国家解体的主要根源之一。领导政策多变，罢工者和暴徒得不到惩罚，所有这一切都明白地昭示，消灭苏联及其社会制度可以通过什么道路和手段，用什么方法进行。
由于这次代表大会的丑剧日夜在电视上转播，就给老百姓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可怜的和无辜的格鲁吉亚人正在受到苏联“大叔”的欺侮。为了说明“讨论”这一问题的荒谬，我想再举一些民选代表的行为为例。
在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帕季阿什维利发言后回到自己座位时，“民主派”的部分代表向他起哄，但当他们开始一字一顿地叫喊“杀人犯！”“可耻！”“恶棍！”时，帕季阿什维利突然停下，一个转身又朝讲台走去！此时应该注意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表情。前者面色苍白地靠在椅背上，后者双臂拄着桌子，微微抬起身子，充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瞪着帕季阿什维利。但是瞬间的情绪一闪而过，党的纪律起了作用……帕季阿什维利只好一挥手，沮丧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政客得势的代价
1989年4月9日的第比利斯悲剧事件已经过去不少年。许多俄罗斯政治家认为，第比利斯就好比是一个一心想破坏中央和地方国家政权机关威信、涣散部队军心的人们制定策略的演练场。
在过去的这几年里，格鲁吉亚发生了政治剧变。谢瓦尔德纳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推翻加姆萨胡尔季阿后，他成了国家总统。看来他是打算依靠他的外国朋友——那些著名的西方国务活动家的支持了。那些人是非常非常感激他和戈尔巴乔夫的。他原以为金元会滚滚流入格鲁吉亚，把它造就成为一方“繁荣兴旺”的乐土。但直到现在共和国的人民还在为自己领袖的政策付出代价。为了让加姆萨胡尔季阿掌权，格鲁吉亚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由于谢瓦尔纳泽的执政，付出的代价更惨重。我有充分根据认为，以萨卡什维利[44]为首的“有色”革命，还会让普通老百姓付出代价。
我认识谢瓦尔德纳泽已有25年多了。这些年里我仔细观察过这个人。他是个不寻常的人。他的不寻常之处不是表现在才干、知识的渊博、政见的卓越上。他是一只“白狐狸”——媒体就是这样称呼他的。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总是能够不可思议地随机应变、看风使舵，对上级领导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他隐蔽了真面目成功地适应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又同样轻而易举地像变色龙一样换了一身资产阶级的外皮。
谢瓦尔德纳泽先生没受过专门教育，没有国际政治领域的工作经验，一门外语也不懂，却把苏联外交部门的最高职务弄到了手。
戈尔巴乔夫十分赏识这个人。是什么原因使他对这个人倍加宠爱——天知道。但在苏联崩溃和苏共解体后，在接受采访时，他们才流露出了真心话：在谢瓦尔德纳泽任格鲁吉亚第一把手时，他们就已经促膝交谈，公开表示了对现存制度的厌恶。所以戈尔巴乔夫才坚持要把这位志同道合者拉到自己身边，拉进中央，这绝非偶然。
为了印证我对这个人的看法，我想回顾一下1981年2月末3月初举行的苏共第26届代表大会。我是大会的代表。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我想说一说某些身居高位的党和国家干部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最后一届党代会上的行为（勃列日涅夫在会后一年余去世）。时过不久，许多领导人就开始发表与他们此前的信仰完全对立的言论了。
斯大林时代我在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工作了几年。我那时还年轻，政治修养不足，耳闻目睹的全是对斯大林的赞扬。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发言在开头、中间和结尾都要歌颂领袖。
在勃列日涅夫的最后几年，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在我看来，这也是伟大强国解体的许许多多原因中的一条：对领导者、尤其是对党的领袖的赤裸裸的阿谀逢迎。喋喋不休的空话引起了人民、也包括苏共党员的反感。这也是促成我党悲剧的一连串现象中的一环。
在准备材料时，我读了谢瓦尔德纳泽在这次苏共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速记稿。在这次发言中，他13次颂扬了勃列日涅夫！
也巧，谢瓦尔德纳泽讲话后的第二天，他便荣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直接在代表大会上被隆重地授予金星勋章。
我想，现在已无须我再说，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崩溃、格鲁吉亚同俄罗斯分裂、格鲁吉亚人民陷入赤贫、向北约投怀送抱等一系列事件中，谢瓦尔德纳泽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当代的“邪恶天才”还会干出许许多多无法预料的事情。现在很难说清他什么时候说的话是谎话——是早已成为过去的80年代，还是10年以后当他背弃自己信仰和行动的时候。
格鲁吉亚现在的经济状况非常严重。
长期以来，这个共和国始终寄希望于西方投资，但实际毫无成效。在这一背景下，现代格鲁吉亚的“民主派”领导们个人却能从美利坚合众国领取美金！格鲁吉亚领导人这种对主权国家说来史无前例的行为并未受到惩罚（但愿这只是时候未到）。我常常想，假如1989年4月第比利斯群众集会上有人揭露帕季阿什维利和共和国其他领导人从外国领钱，那会是个什么情况？他们一定会被人撕成碎片！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肯定会因此而展开。
那么，在这种形势下，难道还不应该向历史上的邻国——首先是俄罗斯——去寻求相互理解，去发展同它们的政治经济关系吗？但他们的做法却完全相反。如果说谢瓦尔德纳泽用的是看风使舵、狡猾欺骗、溜须拍马的伎俩，那新的领袖萨卡什维利就是挥舞板斧了。
在政治方面，格鲁吉亚新领导的行为是极具挑衅性和无法预料的。2005年夏天，俄罗斯军队开始从格鲁吉亚的基地撤出，计划于2008年完成。非常明显，格鲁吉亚在不久的将来会接纳北约的大兵，然后就加入这一组织。
在“颜色革命”中交下朋友的两个人——萨卡什维利和尤先科[45]，正在进行由乌克兰取代俄罗斯，到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去维和的非正式谈判。格鲁吉亚领导人在调整国内政治状况方面，采取的政策非常僵化。在革命的狂热中，阿扎里亚的问题倒是很快就解决了，但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进行的“闪电战”却失败了。
如果用一句政治语言来说，现在的格鲁吉亚是在对俄罗斯和高加索地区搞“冷战”。大家知道，在这种战争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尽量把对手描绘成凶神恶煞。今日格鲁吉亚的领导人正是利用这一点大搞军备，当然少不了要有欧洲新朋友和大洋彼岸朋友的公开支持。
第比利斯事件促成了苏联的解体。但这些事件也为格鲁吉亚自身造成了不稳定的局势：这片土地上多年没有和平，一直在流血，而格鲁吉亚人民则陷入暗无天日的贫困之中。
不由得想起圣经上的一句格言：“播种风的人，必遭风暴之灾。”
[1] 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Дмитрий Тимофеевич Язов，1924年11月8日——2020年2月25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41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波罗的海战役、库尔兰战役等。1944年加入联共（布）。1976—1979年任远东军区第一副司令。1979—1980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中央集团军群司令。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0—1984年任中亚军区司令。1981—1987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4—1987年任远东军区司令。1987年1—5月任国防部人事局副局长。1987—1991年任国防部长兼苏共中央委员。1987—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90年晋升为元帅军衔。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总统委员会委员。1991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2日被捕，1993年获释，1994年被勒令退役。1998—2008年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总局首席军事顾问兼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首席顾问。2000—2010年任纪念朱可夫元帅委员会主席。2008—2012年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2020年去世。
[2] 奥列格·德米特里耶维奇·巴克拉诺夫（Оле́г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акла́нов，1932年3月17日——2021年7月28日），195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6—1981年任通用机械制造部副部长。1981—1983年任总机械制造部第一副部长。1983—1988年任总机械制造部部长。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3—10任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3日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93年获假释，1994年获大赦。1994—2021年任俄罗斯民族联盟理事会委员。2004—2007年任国家杜马副议长顾问。2004—2009年任苏联共产党（舍宁派）中央书记处书记。2021年去世。
[3] 奥列格·谢苗诺维奇·舍宁（Олег Семёнович Шенин，1937年7月22日——2009年5月58日），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4—1977年任苏共阿钦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77—1980年、1982—1983年任苏共哈卡斯省委第二书记。1980—1982年被派驻到阿富汗工作。1983—1985年任苏共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省委书记。1985—1987年任苏共哈卡斯省委第一书记。1987—1990年任苏共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委员。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3日被捕，1992年因病获假释，1994年获大赦。1993—1995年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93—2003年任共产党联盟中央理事会主席。1995—2000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2000年被俄联共开除出党。2004—2009年任苏联共产党（舍宁派）主席。2009年去世。
[4] 斯捷潘·阿列克谢耶维奇·沙拉耶夫（Степ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Шала́ев，1929年1月5日——2022年1月18日），195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3—1964年任国家林业委员会首席专家。1964—1968年任林业、造纸和木材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68—1980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80—1982年任林业、纸浆、造纸和木材工业部部长。1981—1982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任主席团委员。1982—1990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兼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休。
[5] 格奥尔基·彼得罗维奇·拉祖莫夫斯基（Георгий Петрович Разумовский，1936年1月19日—— ），196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1—1973年任苏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党务部部长。1973—1981年任克拉斯诺达尔执行委员会主席。1973—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任联盟院副主席。1981—1983年任部长会议办公室农业部门主任。1983—1985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85—1988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党务部部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书记。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党建和人事政策委员会主席。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2年任驻上海总领事。
[6] 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Вадим Андреевич Медведев，1929年3月29日—— ），苏联科学家、经济学家。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8—1970年任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书记。1970—1978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76—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8—1983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1983—1986年任苏共中央党校科教司司长。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部部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思想委员会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苏联解体后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和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7] 朱姆贝尔·伊利亚·帕季阿什维利（Джумбе́р Ильи́ч Патиашви́ли，1939年8月5日—— ），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9—1970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书记，1970—1973年任第一书记。1973—1974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哥里区委第一书记。1974—1985年任格共中央农业书记。1985—1989年任格共中央第一书记。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当选为格鲁吉亚共和国议会议员。1995年、2000年两次参加总统选举，但都败给了谢瓦尔德纳泽。2001年参与创立全格鲁吉亚政治协会“团结”党，鼓吹社会民主主义。2003年支持推翻谢瓦尔德纳泽的“玫瑰革命”。
[8] 兹维阿德·康斯坦丁诺维奇·加姆萨胡尔季阿（Звиа́д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Гамсаху́рдия，1939年3月31日——1993年12月31日），1956年参加格鲁吉亚三月事件，当场被捕，1957年获释。1958年再次被捕并被关押在精神病院半年。1970年加入格鲁吉亚作家协会，1977年被开除，同年1月发起成立格鲁吉亚赫尔辛基集团，同年4月再次被捕。1979年获释。1989年创立“自由格鲁吉亚”圆桌会议（Круглый стол—Свободная Грузия）。1990—1991年任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代表，并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格鲁吉亚共和国总统，在任期间长期陷于武装冲突之中，1992年被推翻下台，流亡亚美尼亚。1993年9月24日回国，领导“流亡政府”，以阿布哈兹为根据地与格鲁吉亚政府作战，同年12月31日兵败身亡，其私人保镖及其避难寄宿物主认定其为开枪自杀，但后世调查推翻了这一判断。
[9] 梅拉布·伊万诺维奇·科斯塔瓦（Мераб Иванович Костава，1939年5月26日——1989年10月13日），格鲁吉亚诗人、音乐家。1954年起参加地下反共活动，1956—1958年期间被克格勃监禁。60年代暂时脱离政治活动，从事音乐工作。1975年参加大赦国际。1976年参与创立格鲁吉亚赫尔辛基集团。1977年被捕，1978年被判处三年徒刑，1980年被流放到托木斯克。1981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五年徒刑，1985年加刑三年，1987年获释。1988年参加伊利亚·恰夫恰瓦泽协会，1989年参与组织了于4月9日在第比利斯举行的反苏示威活动，同年10月13日因车祸身亡。
[10] 格里戈里·奥塔约维奇·昌图里亚（Георгий Отарович Чантурия，1959年8月19日——1994年12月3日），格鲁吉亚持不同政见者，20世纪70年代起从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1979年第一次被捕。1981年参与重建格鲁吉亚民族民主党，1983年被捕并被判处三年徒刑，1985年获赦。1989年参与组织了于4月9日在第比利斯举行的反苏示威活动。格鲁吉亚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与加姆萨胡尔季阿政见不合，于1991年被起诉，但在加姆萨胡尔季阿被推翻下台后，得以驳回起诉。1994年在第比利斯遇刺身亡。
[11] 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恰夫恰瓦泽亲王（Князь Илья́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Чавчава́дзе，1837年11月8日——1907年9月12日），格鲁吉亚诗人、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
[12] 伊拉克利·西达莫诺维奇·采列捷利（Ираклий Сидамонович Церетели，1961年10月26日—— ），格鲁吉亚诗人、持不同政见者。1988年参与创立圣伊里亚真理会、国民阵线和格鲁吉亚民族独立党，同时也参加了格鲁吉亚民族民主党。1989年参与组织了于4月9日在第比利斯举行的反苏示威活动。格鲁吉亚共和国成立后，于1992—1995年任议会议员。
[13] 康斯坦丁·谢苗诺维奇·加姆萨胡尔季阿（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ич Гамсаху́рдия，1891年5月15日——1975年7月17日），格鲁吉亚小说家、语言学家、文学历史学家。早年留学于德国，一战爆发时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1921年回国，任教于第比利斯大学。1922年起参加反苏活动，1924年反苏叛乱失败后被第比利斯大学开除，1926年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27年获假释。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捕，在贝利亚的干预下获释。此后专心从事文学创作。1975年在第比利斯逝世。
[14] 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尼科利斯基（Борис Васильевич Никольский，1937年5月1日——2007年12月18日），196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6—1982年任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82—1984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1984—1989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9—1990年任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规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莫斯科市副市长，1992—2001年任第一副市长。2002—2003年任联邦委员会委员。2007年死于日内瓦。
[15] 索利科·叶夫提希耶维奇·哈别伊什维利（Солико Евтихиевич Хабеишвили，1935年？月？日——1995年6月20日），1959年参加工作，196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3—1975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库塔伊西市委第一书记。1974—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此后还曾任格共中央组织和党务部部长、中央委员会书记等职务。1985年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90年获释。
[16] 马穆卡·亚历山德罗维奇·阿斯拉尼卡什维里（Мамук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сланикашвили，1946年9月27日——1986年？月？日），196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早年曾任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书记、格鲁吉亚共产党泽斯塔弗尼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1983—1986年任格共库塔伊西市委第一书记。1984—198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年在办公室开枪自杀。
[17] 阿纳托利·格奥尔基耶维奇·切霍耶夫（Анатол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Чехоев，1950年4月20日—— ），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9—1982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茨欣瓦利省委第一书记。1988—1990年任苏共南奥塞梯省委第一书记。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在任期间担任“联盟”党团副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驻南奥塞梯共和国全权代表。1993年参与创立苏联共产党—共产党联盟，并于1993—2005年任党副主席兼理事会书记。1995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5—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
[18]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伊纳乌里（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Инаури，1908年4月29日——1993年6月23日），1927年加入红军，1932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34骑兵师师长、第1骑兵师师长等。1953—1954年任格鲁吉亚内务部长。1954—1988年任格鲁吉亚克格勃主席。195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8年退休。
[19] 吉维·格里戈里耶维奇·古姆巴里泽（Гиви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Гумбаридзе，1945年3月22日—— ），1968—1969年任格鲁吉亚部长会议档案部中央国家档案馆高级研究员。1969—1977年任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助理。197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3—1985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泽斯塔弗尼省委第一书记。1985—1988年任格共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和党务部部长。1988年5—12月任格共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1988—1989年任格鲁吉亚克格勃主席。1989—1990年任格共中央第一书记兼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解体后定居莫斯科。
[20] 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索布恰克（Анатол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обчак，1937年8月10日——2000年2月20日），1965年起在大学任教。198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党。1990—1991年任列宁格勒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91年创立民主改革运动。1991年8月参与镇压八一九政变。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6年任圣彼得堡市长。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制宪会议主席。1994年退出民主改革运动。1996年参加“我们的家园是俄罗斯”党。1996年1—6月任联邦委员会委员。1997年因腐败丑闻遭到指控，随即流亡法国。1999年回国。2000年去世。
[21] 伊利亚二世（Илия II，1933年1月4日—— ），格鲁吉亚东正教会教士，1963—1967年任谢莫克梅德牧首，1967—1977年任苏呼米和阿布哈兹大牧首，1977年12月23日起担任全格鲁吉亚大牧首。
[22] 伊戈尔·尼古拉耶维奇·罗季奥诺夫（Игорь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дионов，1936年12月1日——2014年12月19日），1954年加入苏军，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6—1988年任莫斯科军区第一副司令。1988—1989年任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兼第比利斯军队司令，1989年4月9日镇压了反苏示威活动，同年9月被解职。1989—1992年任苏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6年任俄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1996—1997年任国防部长。1997年参加陆军、国防工业和军事科学运动。1998—1999年任俄罗斯军事人员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2000—200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02—2007年任俄罗斯人民爱国党主席。2003年参加全俄爱国者党。2007年参加公正俄罗斯党。2014年死于莫斯科。
[23] 尼古拉·尼基托维奇·斯柳尼科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итович Слюньков，1929年4月26日——2022年8月9日），195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4—1969年、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5—1972年任明斯克拖拉机厂厂长兼明斯克拖拉机生产联合企业总经理。1972—1974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明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74—1983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83—1987年2月任白共中央第一书记。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198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1988年任苏共中央经济部部长。1987—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1990年退休。
[24]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切勃里科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бриков，1923年4月27日——1999年7月1日），1941年入伍。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沃罗涅日战役、哈尔科夫战役、库尔斯克战役、捷克斯洛伐克战役等。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6年退役。1958—196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委第二书记，1961—1963年任第一书记。1967—1968年任克格勃人事部部长。1968—1980年期间任克格勃副主席。1971—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5—198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89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兼中央法律政策委员会主席。1989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89年退休。
[25] 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卢基扬诺夫（Анатолий Иванович Лукьянов，1930年5月7日——2019年1月9日），出身于军人家庭。195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6—1961年任部长会议法律委员会高级顾问。1961—197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高级助理。1976—1977年期间参与起草1977年苏联宪法。1977—198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85—1987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85—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7—1988年任苏共中央书记、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兼中央法律行政事务委员会书记。198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9日被捕。1993年获假释，同年参加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4年获大赦。1994—2000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94—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5—1999年任立法、司法和法律改革委员会主席，2000—2002年任国家杜马主席。2019年去世。
[26]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рючков，1924年2月29日——2007年11月23日），1943年加入共青团。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6年任共青团斯大林格勒市委第二书记。1954—1955年任外交部第四欧洲司三秘。1955—1959年任驻匈牙利大使馆三秘。1959—1965年任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部部长。1965—196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助理。1967—1971年任克格勃主席助理。1971—1974年任克格勃第一主要总局副局长。1974—1988年任克格勃第一主要总局局长。1978—1988年任克格勃副主席。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1年任克格勃主席。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1991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同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并担任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委员，政变失败后被捕。1993年获释。1994年获特赦。2007年逝世。
[27] 瓦西里·彼得洛维奇·特鲁申（Василий Петрович Трушин，1934年9月19日——2006年1月16日），196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2—1964年任共青团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1964—1968年任第一书记。1979—1984年任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内务总局局长。1984—1989年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1990—1991年任副部长。1989—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内务部长。1990—1991年任国际刑警组织驻苏联代表。1991年8—9月任内务部公安局局长，同年退休。1993年俄罗斯“十月危机”期间，被鲁茨科伊任命为内务部长，后设法离开了最高苏维埃大楼，在“十月危机”后未被起诉。2006年死于莫斯科。
[28]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希洛夫（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 Шилов，1930年9月3日——2021年12月22日），1948年进入内务部工作，随后参加了联共（布）。1978—1979年任内务部总督察。1979—1983年任滨海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内务部主任。1983—1985年任内务部主要刑事调查司司长。1985—1988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内务局局长。1988年3—9月任内务部副部长，1988—1991年任第一副部长，1989—1990年兼任内务部主要调查司司长。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内务部第一副部长。1992—2004年任莫斯科州长顾问。2004—2007年任内务部退伍军人机构和内务部队委员会主席。2007—2021年任内务部部长助理。2021年死于莫斯科。
[29] 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莫伊谢耶夫（Михаил Алексеевич Моисеев，1939年1月22日——2022年12月18日），1958年入伍，并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2—1987年任远东军区第一副司令。1985—1987年兼任远东军区参谋长。1987—1988年任远东军区司令。1988—1991年任苏军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支持亚佐夫的一切决定，政变失败后于8月22—23日代理国防部长一职，随即在叶利钦的压力下被解职，同年11月被迫退役。苏联解体后，于1996—1999年任俄军总参谋部首席专家。1999—2008年任俄军总参谋部首席督察。2005—2012年任总参谋部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2008—2016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2011年加入全俄人民阵线（Обще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фронт）。2011—2016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12—2022年任俄罗斯退伍军人联盟主席。2022年去世。
[30] 康斯坦丁·阿列克谢耶维奇·科切托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Кочетов，1932年3月17日—— ），1950年加入苏军，195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7—1979年任外高加索军区近卫第7集团军司令。1979—1982年任外贝加尔军区第一副司令。1982—1985年任苏军南方集群司令。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5—1988年任外高加索军区司令。1988—1989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89—1991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11月退役。苏联解体后，曾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主要分析师。
[31] 奥塔尔·叶夫提希耶维奇·切尔凯济亚（Отар Евтихиевич Черкезия，1933年9月26日——2004年？月？日），195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1—1967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70—1973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总务部长。1973—1986年任格鲁吉亚部长会议副主席，1986—1989年任主席。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书记处负责人。苏联解体后，担任格鲁吉亚共和国驻俄罗斯公使至21世纪初，2004年死于莫斯科。
[32] 祖拉布·阿姆夫罗谢维奇·齐赫泽（Зураб Амвросиевич Чхеидзе，1930年5月13日——2007年11月13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0—1972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鲁斯塔维省委第一书记。1972—1975年任格鲁吉亚通讯部长。1975—1982年任格共中央书记。1982—1989年任格鲁吉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89年3月29日——4月14日任格鲁吉亚部长会议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5—1999年任格鲁吉亚共和国议会议员。
[33] 绍塔·瓦尔拉莫维奇·戈尔戈泽（Шота Варламович Горгодзе，1931年11月10日——2020年3月1日），格鲁吉亚内务部官员，1965—1971年任格鲁吉亚内务部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司副司长，1971—1972年任内务部反盗窃和投机局副局长，1972—1978年任局长。1978—1986年任格鲁吉亚内务部副部长，1986—1990年任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4—2000年任格鲁吉亚共和国内务部高等学校校长，2000—2001年任内务部学院院长，2001年退休。
[34] 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波尔波尔托拉宁（Михаил Никифорович Полторанин，1939年11月22日—— ），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5年进入《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工作。1986—1988年任《莫斯科真理报》主编。1987—1991年任莫斯科城市联盟执委会书记兼苏联记者协会理事会委员。1988—1991年任诺沃斯蒂通讯社专栏作家。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新闻和大众信息部部长。1991年7—11月任国务院委员。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新闻部长。1992年2—11月任副总理。1992—1993年任档案特别委员会主席。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参与创立俄罗斯民主选择党。1996年以后从事电视工作。
[35]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Михаил Фёдорович Романов，1596年7月22日——1645年7月23日），沙皇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任沙皇（1613—1645年在位）。
[36] 赫拉克利乌斯二世（Ираклий II，1720年11月18日——1798年1月22日），1744—1762年任卡赫齐王国国王。卡尔特利王国与卡赫齐王国合并为卡尔特利—卡赫齐王国后，于1762—1798年任国王。
[37] 所罗门一世（Соломон I，1735年？月？日——1784年4月23日），格鲁吉亚伊梅列季亚王国国王（1768—1784年在位）。
[38] 乔治十二世（Георгий XII，span>1746年10月10日——1800年12月28日），卡尔特利—卡赫齐王国末代国王（1798—1800年在位）。
[39] 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年10月12日——1937年2月18日），昵称“谢尔戈”（Серго）。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小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外高加索革命，为建立和武装战斗队做了大量组织工作。1905年12月被捕。1906年5月被保释出狱，8月侨居德国。1907年1月回国继续从事党的工作，任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1907年11月第二次被捕。1909年2月被流放到叶尼塞省，后从流放地逃亡伊朗，在伊朗从事革命工作。1911年返回俄国。1912—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同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在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作。十月革命期间积极参与组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和粉碎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的斗争。内战爆发后，于1918年被相继任命为乌克兰特别事务专员和南部地区特别专员。1921—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6年任联共（布）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年7—11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2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1937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葬于莫斯科红场。
[40]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41] 谢尔盖·鲍里索维奇·斯坦凯维奇（Сергей Борисович Станкевич，1954年2月25日—— ），俄罗斯历史学家、政治学家。198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8—1989年期间领导莫斯科人民阵线（Москов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фронт）。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2年任莫斯科人民代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91年八一九政变失败后，悍然下令拆解捷尔任斯基纪念碑。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3年任总统政治问题顾问。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5年因受贿丑闻辞职，流亡美国。1996年流亡波兰。2000年回国经商，参加了右翼力量联盟。2002年当选为右翼力量联盟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2016年加入“成长党”（Партия роста）。
[42] 亚历山大·菲利波维奇·卡图谢夫（Александр Филиппович Катусев，1939年8月15日——2000年8月21日），苏联检察官，1987—1991年任苏联副总检察长，1989—1991年任苏联首席军事总检察长。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被解职。
[43]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杰卡诺西泽（Тамара Ивановна Деканосидзе，1922年11月3日——2008年7月23日），格鲁吉亚病理解剖学家，1943年起在第比利斯国立医学研究所任教，曾在格鲁吉亚卫生部工作，1990—1991年任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代表。1984—1999年任格鲁吉亚病理学家科学学会主席。
[44] 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Михаил Саакашвили，1967年12月21日—— ），格鲁吉亚政客。1995年加入格鲁吉亚公民联盟。1995—2000年任国会议员。2000—2001年任司法部长。2001年辞去司法部长职务，并退出格鲁吉亚公民联盟，与时任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决裂，同年创立统一民族运动党。2002—2003年任第比利斯市议会议长。2003年发动名为“玫瑰革命”的颜色革命，迫使谢瓦尔德纳泽下台。2004—2013年任总统，在任期间推行反俄政策，2008年向俄罗斯发动战争，企图吞并南奥塞梯，但以惨败收场，事后导致格鲁吉亚与俄罗斯断交。2013年总统选举失利后，在任期届满前赴比利时，在大学任教。2014年因贪腐丑闻被指控，随后流亡乌克兰。2015年获乌克兰国籍，2015—2016年任敖德萨州州长。2017年被吊销乌克兰国籍，同年在波兰强行进入乌克兰境内，旋即被捕，2018年被驱逐回波兰。2018年被格鲁吉亚第比利斯一法院缺席判处三年徒刑。2019年恢复乌克兰国籍。2021年返回格鲁吉亚，旋即被捕并被监禁。
[45] 维克托·安德烈耶维奇·尤先科 （Віктор Андрійович Ющенко，1954年2月23日—— ），乌克兰政客。197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8—1990年任苏联工农银行乌克兰分行副行长。1990—1993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副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3—1999年任乌克兰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1996年创立国家民主党。1999—2001年任总理。2004年11月21日在总统选举中败给了亚努科维奇，因不满选举结果，遂发动名为“橙色革命”的颜色革命，迫使最高法院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在12月26日的重选中击败了亚努科维奇。2005年创立“我们的乌克兰”党，2005—2010年任总统。2010年在年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时溃败，随后退出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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