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2008）
第七章 后果：仇俄浮出水面
俄罗斯人成了弃儿
1991年八九月间，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共和国在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下，以不承担任何义务的无条件的方式，退出了苏联；同年12月，这个伟大强国在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凯维奇的“帮助”下，轰然解体。这样，就在1991年的一天，我国有2500万同胞早晨一觉醒来时，竟发现自己已是身处异国。身居祖国边界以外的不仅有1800万俄罗斯人，而且还有独联体其他国家的700万公民。
统一国家遭到破坏之后，在后苏联许多国家的地域内，掀起了一阵敌视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狂潮。这样就引发了向俄罗斯迁徙的移民行动——基本都是高等级工人和工程技术干部。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大大小小的工厂如今没有了专家，而俄罗斯人在这些地区科学文化发展中所占的地位，正如人们所说，绝非无足轻重。
处境最艰难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俄罗斯居民。
谈到俄罗斯人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国家的处境，我首先要讲一讲他们在拉脱维亚的地位。拉脱维亚的种族歧视已经达到了最可怕的规模——尽管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也有类似情况。可是，要知道，1990年初这三个共和国曾一致通过独立宣言。那么，宣言里究竟包括了哪些承诺呢？
我面前摆着一份1990年5月4日由亚·戈尔布诺夫先生签署的拉脱维亚共和国宣布恢复独立的公报。为了使读者能独立作出结论，现把其中的一款逐字援引如下：
保证拉脱维亚共和国的公民以及长期居住在拉脱维亚领土上的其他国家的公民享有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并享有符合公认的国际人权标准的政治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同样完全适用于表示愿意居住在拉脱维亚，但不申请取得其国籍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公民。
类似的承诺也发表在爱沙尼亚国家独立公报中。1990年2月2日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塔林通过决议：
……在宣布爱沙尼亚国家的理想之际，我们知道有几十万非爱沙尼亚人也在支持爱沙尼亚独立的思想。在我们争取恢复独立的爱沙尼亚国家，人权和各族群权利将在共和国传统和民族宽容原则的基础上受到尊重。少数族群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少数派在意见和方法上的分歧，在爱沙尼亚亦应受到法律保护。
兰茨别尔基斯先生于1991年3月11日在有关立陶宛恢复国家独立的法令中，对这个问题的表述最为简短而明确。他有预见地避开了人文的具体性：
立陶宛国家……保证人权、公民权利和族群权利。
宣言发布过一年半以后，这些共和国变成了拥有自己对内政策的独立国家。这里不由得出现一个问题：这些国家到底是在退出苏联之后才滋生了不可调和的反俄情绪，还是这种恶劣态度由来已久，只是一时间暗怀于心，非等到一定时机不肯浮出水面？
某些研究波罗的海问题的专家试图解释这种罕见的稀奇事，他们说多少世纪以来，这些波罗的海国家一直夹在大国中间，或者处于文明边缘，它们的人民被迫与比较强大的民族（瑞典人、丹麦人、波兰人、日耳曼人、俄罗斯人）比邻而居。专家们正是试图用这一点来说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一直在为争取主权而斗争——先是为争取经济主权，接着，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开始为争取政治主权而斗争。
不过，有些问题至今还是没有答案。日耳曼人用火和剑征服波罗的海各族人民，强制推行自己的宗教信仰，然而二战期间，为什么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居民不仅支持纳粹占领者政权，而且很多人还参加反对苏联的战争，参与推行反俄、反犹、反其他民族的惩罚行动呢？
为什么在这些国家俄罗斯人成了被仇视的民族？也许是因为波罗的海人习惯了德国人那种坚硬的铁拳，而我们俄罗斯人信奉的则是东正教的心灵主义，力求建立各民族兄弟情谊，并以俄罗斯本土力量来提高周边的福祉？看来还有一个情况也产生了影响：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土地在13世纪初就被条顿骑士团的骑士所征服，几个世纪过程中它们始终处于日耳曼人的强大影响之下。日穆德人是性格犟强、身体健壮的民族，他们尽自己的能力反抗条顿骑士团的侵略。可以认为，日耳曼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的宗教信仰接近——这种宗教信仰的基础就是以教会活动形式表现出来的新教教义。宗教信仰的接近成了思想纲领。正是这种纲领，使得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能够组建起纳粹的“党卫军”部队（但在立陶宛不行，因为那里主要信仰天主教）。
毫无疑问，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在其宣言中宣布的为维护它们境内所有族群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至多不过是一种欺世的“烟幕”而已。早在这些宣言发布之前，一切有良知的人就已经知道，“改革中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正在展开大规模反“外来移民”的运动。
媒体以“外来移民”和“占领者”这样的标题，毒化了很多人的意识。1989年7月，在考纳斯空军基地附近召开的群众大会，竟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剖开军官老婆的肚皮，不许她们生下占领者！”这样的话竟然出自那些自认为文化高出俄罗斯人一大截的人之口。难道能够想象，俄罗斯人会这样对待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乃至其他地方的妇女吗？！耶鲁大学的斯拉夫学教授、原维尔纽斯大学教师托马斯·文茨洛夫[1]的“贡献”，就在于他能为“俄罗斯败类”绘制肖像：“俄罗斯人被看成是宪兵、酒鬼、冷酷的野蛮人、色鬼，乃至杀人犯。跑到立陶宛来的那些殖民者，尤其是行政官员，多少都能与这些词沾得上边，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除了俄罗斯是“外来移民”这个话题之外，社会意识还被灌输了“图代人”的观念。“图代人”是施虐狂们对生活在该共和国境内的波兰人的蔑称。媒体对人们灌输说，他们根本就不是波兰人，而是波兰化了的立陶宛人。这样，自然就出现了“波兰问题”——波兰居民问题也成了个现实问题了。
实际上，早在19世纪，尤其是在20世纪的头25年，在最初几次民族战争期间，斯拉夫族的克里维奇人曾被称做“图代人”。克里维奇人从史前时期就在此居住，生活在现在立陶宛领土的东南部，还在当地建起了一座城市——克列沃—维尔努—维尔纽斯城。这座城市的名称首次见于1129年的编年史。波兰人迁入信仰东正教的维尔努时间较晚：部分是在克列沃联合[2]（1385年）以后，还有一部则是在卢布林合并[3]（1569年）以后。
在“波兰人”居住的各区和各村，所有的社会指标都是共和国内最低的：在立陶宛工作的每1000人当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立陶宛人为197人，俄罗斯人为123人，白俄罗斯人为56人，而波兰人则仅为32人。在“波兰”区内，人均住房面积、学龄前儿童设施、学校等，数量都要低些。在丰富多彩、品种众多的出版物当中，专为20万波兰人出版的只有一份《红旗报》，没有任何其他的文化教育刊物。
遗憾得很，时至今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仍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上个世纪80年代，当地几个共和国已明晰可辨地显露出改革口号向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转化的倾向，“纳粹”意识形态在扩散。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下，莫斯科却以其行动主张的前后不一和态度的模棱两可使人震惊。我们的意识形态领袖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等人却给政治局和国家总统吃宽心丸，断言“过程”正确无误，言称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仅为改革的深入和发展而已。
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有些活动家发出比任何人都更为高分贝的呼喊：他们叫嚷苏联“破坏人权”。可是正是这些人，一旦掌握政权之后，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浪潮中，不仅最粗暴地迫害自己的政治对手，践踏俄罗斯居民的人权，而且还制定种族隔离制度。几十万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生活了几十年的人，亲手在当地建立了现代经济，可是转瞬之间，他们的政治权利却丧失殆尽，其原因仅在于他们的母语是俄语，而他们的祖根在俄罗斯。
如前所说，在践踏俄语居民权利方面起带头作用的，乃是拉脱维亚。由此产生了好多问题：其一是：为什么这种事竟发生在俄罗斯人在居民中占50%的国家？根据自己的经验，我知道过去拉脱维亚领导人为了讨好莫斯科，一向表现得非常恭顺，总是唯命是从。里加被非正式认定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首府，由此它也占尽了便宜。
可是在拉脱维亚，却通过了最歧视俄罗斯人的法律，特别是在解决取得公民权的问题上。例如，非公民必须从自己极其微薄的收入中拿出50美元来，这仅仅是缴纳手续费，接踵而来的花费还要多出5倍。
规定还必须通过考试，科目是：国语——包括书面叙述；历史——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例如，按照这部历史，对于拉脱维亚来说，战争的结束是在……1991年；还有拉脱维亚宪法。此外，必须宣誓，以表忠诚。主持考试的是以民族主义为导向的官员，不能指望他们会发善心。
人们会理所当然想到一个问题：干吗要接受一些科目的考试？在这里显然出现了概念的偷换：对待新入籍的人是一回事；而对待长期居民，在这片领土上生活多年的人，是另一回事。对于后者，全世界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做法：当国家出现分裂或合并时，长期居民就自动成为在这片领土上确立了法权的国家的公民。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瓦解时，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时，两德联合时，都是这个办法。
难道当初拉脱维亚加入苏联时，拉脱维亚人被迫参加俄语和苏联历史考试了吗？当然没有：掌握俄语的程度如何，乃是每个人的私事。苏联公民护照无须任何条件就应发放给所有的人。可是，他们对待俄罗斯人，持的却完全是相反的态度。
在拉脱维亚没有少数民族的定义。在这里有三类居住在该国的法人：公民、外国公民和非公民。根据1995年颁布的公民地位法，属非公民一类的就是原苏联公民，他们是没有取得公民权法律依据的拉脱维亚长期居民。依法可以取得公民权的，必须符合两个原则：继承原则（如果你是战前的拉脱维亚公民的直系后裔）和按普通归化过程走的原则。如前所说，归化必须先通过拉脱维亚语、历史和宪法等科目的考试，而且还要经由议会批准。
非公民在大选时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无权在国家部门担任高级职务；有权但没有义务在军队服役和在警察局任职。非公民在购买土地作为私产时，手续极为复杂烦琐。
自然，许多俄罗斯人对自己同胞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首先是在拉脱维亚的命运都不能无动于衷，他们在问：这是什么——报复吗？
为什么报复？为了俄罗斯人拯救拉脱维亚人免遭日耳曼化和完全丧失民族文化？为了在1918年向拉脱维亚和其他两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提供了独立国家的地位？为了在1940年事先向他们发出德国法西斯即将入侵的警告？为了在1945年解放了他们，并为此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土地上牺牲了14万红军官兵？为了战后倾全苏之努力和资金，在拉脱维亚造起几十座、几百座工厂和桥梁，建起了成千上万栋设备一应俱全的住宅楼，各种医院、疗养院、学校、幼儿园？实际上在所谓的“占领”期间，是重新又建起了一个拉脱维亚。
在这里理应提醒，在苏维埃年代，拉脱维亚人从来不曾受过任何歧视。不仅如此，而且他们甚至还被提拔到苏联最有威望、最重要的岗位上——执行监察职能，指挥强力机关的岗位（在众多的人当中，我只想提两个名字——阿·佩尔谢[4]和鲍·普戈[5]）。在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一直非常尊重拉脱维亚民族传统、风俗和习惯。看来，俄罗斯人似乎应该有权希望拉脱维亚人同样回报吧？
拉脱维亚的非公民，人人都有一份奇怪的证件，他们的地位就被这份证件固定下来。在这份证件上，他们被定为“外来族群”，就像是一种具有节肢的外星人，一类硕大无朋的蜘蛛，应该被消灭……
该国的某些代表证实了这种意图，他们宣称：必须尽快清除非公民。怎么清除？难道还要建一个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吗？
俄罗斯人是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把他人的尊重看得比物质福利还要重，因此，卑微的地位使他们极其难过。尽管他们不会因为痛苦而到处去大喊大叫，但他们痛在心上。不过，此时此刻他们的心中所想很难猜测。有一句很好的谚语，叫做“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人们之间，各族人民之间的正常关系，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至少要做到平等、忍让。这个尽人皆知的道理，政治活动家们应该永远记住。但是，遗憾得很，拉脱维亚当局在对待我们的同胞方面，却绝对无视这个道理。
我不禁要把“民主的”拉脱维亚同不久以前还是不民主的南非共和国作一个比较。迄今为止，拉脱维亚的长期居民中，有1/3（约为70万人）没有被承认为该国公民，尽管他们从前与该国其他居民处于同等地位。俄罗斯人从1666年开始，就大批定居拉脱维亚，因为当时在俄罗斯发生了教会分裂，在拉脱维亚有许多古老的信徒派教徒定居。及至18世纪，整个拉脱维亚纳入俄罗斯版图，所以俄语在那里得到了广泛普及。
1991年拉脱维亚议会作出决议，只承认1947年6月17日以前拥有拉脱维亚国籍的居民及其后裔为拉脱维亚共和国公民。40—50年代出生于拉脱维亚和终生居住在拉脱维亚的“非公民”，有权申请授予只到2000年为止的公民权。
这样，拉脱维亚长期居民中，有1/3的人被剥夺了所有政治权利和进入国家职能部门工作的可能——确而言之，和1994年以前南非共和国的黑肤色居民一样。
被剥夺拉脱维亚居民登记权的人（即所谓“圆戳人”——他们首先是少数族群代表），同时也被剥夺了一系列自然的和生活必需的权利，如劳动就业、获得各种社会补贴——包括儿童补贴——的权利。
由于短时间离开过拉脱维亚，成千上万的人不能重新取得在该国国内定居的合法权利。他们成了必须驱逐出境的“非法人士”，尽管其中往往有出生于拉脱维亚和在当地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这种状况就是1996年发生众所周知的拉维里·雅古金在陶格夫匹尔斯自焚事件的原因。
政府当局拒绝给由少数族群代表组成的社会团体注册登记。拉脱维亚的公民与非公民在享有权利方面的差别，举凡由法律及受法律约束的法令所规定的，就有68条之多。这些条款直接禁止非公民从事多种职业，也是从前南非共和国推行过的《工位备用法》（只为白人备用）一类种族隔离法的翻版。
例如，非公民无权经营药店（难道政府当局担心可怕的俄罗斯人毒害可怜的拉脱维亚人？），禁止充当消防员，不许做私家侦探、武装警卫、律师及助理律师、国家官吏，不准经营和维修飞机等等。除了这些职业禁令之外，还须加上由法律和受法律约束的法令所支配的对非公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侵害。至于土地私有权、议会和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歧视非拉脱维亚人的基本手段，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就是掌握（或不掌握）拉脱维亚语。对掌握语言、历史知识和该国基本法律知识的要求提高了，这就构成了获得公民权以及获得相应的政治和其他权利的主要障碍。我不认为1918—1922年内战期间在俄罗斯占有特殊地位的拉脱维亚人会精通俄语。据历史学家谢·彼·梅尔古诺夫[6]的资料，在莫斯科全俄契卡机关的2000人中，有3/4是拉脱维亚人。
根据拉脱维亚内阁的决议，能够获得失业者地位（有获得生活补助和社会援助的相应权利）的，只有受过拉脱维亚语教育或拥有掌握拉脱维亚语证明的人。
俄罗斯国家杜马不止一次研究过俄罗斯人在拉脱维亚的地位问题，向该国发出过声明和呼吁，甚至讨论过对这个国家实行经济制裁的法案。俄联邦政府不支持这一法案，因为不希望与邻居产生龃龉不和。然而拉脱维亚政府当局却把俄罗斯国家杜马发去的呼吁和声明，像对待讨厌的苍蝇一样丢到一边。
2005年5月，拉脱维亚议会紧急批准了欧洲委员会的《关于保护少数族群》的框架公约。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7]把这次批准行动，称之为庸俗的亵渎行为。全部问题在于拉脱维亚政府提出的两点修正意见：不许在街道名称标牌上和地图上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不许在国家和市政机构工作中使用少数族群语言。尽管在框架公约第10和11款中，清楚指明少数民族有这些权利。
此外，拉脱维亚议会批准了含有“少数族群”这个术语概念的解释性宣言。在拉脱维亚，他们甚至把在该国生活了几代人的那些公民，也归入少数族群之列。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维什尼亚科夫[8]在莫斯科“圆桌会议”上发言，在评价上述批准公约的闹剧时说，拉脱维亚当局行事时所遵循的，“不是历史复仇的想法——要为纯洁主体民族而斗争，就是地方利益”。
在爱沙尼亚，俄语居民实际上究竟生活得怎样呢？
1991年爱沙尼亚获得独立后，它在内政和国家建设方面毫无疑问的优先任务，就是建立单一民族社会，从国内把俄语居民“挤出去”。而对于那些尽管挤压和歧视也不肯从爱沙尼亚迁出，把爱沙尼亚当成自己祖国的俄语居民，则要实行同化。
当前，在人口总数为147万人的爱沙尼亚，生活着大约60万俄语公民。其中只有不足8万名俄罗斯人获得了爱沙尼亚国籍，11.5万人是俄罗斯联邦公民。剩余的30多万人根本没有国籍。
1995年1月，爱沙尼亚议会通过了国籍法，实质上获得国籍的条件变得更加严格，甚至比爱沙尼亚在1992—1995年间施行的法律更加严苛。根据这个法令，爱沙尼亚长期居民，只有凭临时户口居住3到5年，凭长期户口居住5年之后，才能有权申请国籍。只有在此之后，提出的国籍申请才会得到受理和审议，而且仍要办理极其复杂的归化手续，其形式是通过语言和宪法知识考试。就连同爱沙尼亚公民（女公民）有婚姻关系，在共和国领土上工作和置有不动产等条件，如今在获取国籍一事上都没有任何照顾。实际上，这一法令的实施剥夺了相当大一部分爱沙尼亚居民恢复所丧失国籍的可能，封住了他们参与国内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的道路。
这样，爱沙尼亚就建立了独一无二的歧视性法律体系，根据这套法律，有1/3的长期居民被粗暴地剥夺了公民权，被宣布为自己国家的外国人，他们最基本的政治、公民、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遭到了践踏。根据爱沙尼亚法律规定，国内公民和非公民在权利方面的原则差异，多达40条以上。
针对长期居住爱沙尼亚的非公民，1993年7月通过了一个外国人法，该法令规定了所谓的“外国人”身份证明的发放办法。这种身份证明发给申请居住证明的人。领到这种身份证明的人，其所享有的权利范围，不仅比爱沙尼亚公民要小了许多，就连跟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国家的公民相比，也远远不如。在外国人身份证明上，按规定要注明一个专门的名称：“原苏联公民”，这就把身份证明持有者归入到不存在国家的公民一类，从而实质上剥夺了他们的所有权利，包括在任何一个外国领土上受法律保护和领事保护的权利。外国人身份证明不是没有期限的，按要求，该证明应与户籍同时延长有效期限，这就给它的使用造成了困难。
然而，即使这样对待长期居住在该国的居民，发放外国人身份证明的过程到1996年7月12日还没有完成（这是爱沙尼亚共和国政府规定的期限）。在申请外国人身份证明的11万多人当中，得到的仅有约两万人。可是据事先估计，需要证明的不下于20万人。
审批临时户口的截止日期为1996年7月12日。这导致爱沙尼亚30多万居民自身法律地位的改变。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这些人获得了在爱沙尼亚领土上合法居留的权利，但这样一来，他们却由长期居民又变成了临时居民，从而被剥夺了一系列权利。例如，其中就包括这样的权利：根据1993年颁布的私有化法，有权把当时占有的住房面积私有化的只是共和国的长期居民。能获得住房长期使用权的，也只能是长期居住在爱沙尼亚的人。按照1994年颁布的失业人员社会保障法，只有长期居民才有利用劳动介绍所和领取失业补贴的资格。
爱沙尼亚当局拖延落实俄爱协定中关于在爱沙尼亚领土上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退休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很多条款。爱沙尼亚当局给这类人员发放的，是为期2—5年的，甚至仅6个月的居住证，从而破坏了该协定，况且办理这种证件的手续极为繁复，而此类人员全都年事已高，所以实际上就是把他们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拒绝和拖延发放居住证的根据，可能是借口这些退休军人过去所从事的活动，其中包括他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国家政治保安局（格别乌），甚至在边防军服过役。
尽管对地方自治机关选举法作过修订，但其中仍保留着很多歧视条款。对长期居住在爱沙尼亚的非公民，其自由表达意志的权利受到一些人为的限制。例如，只有那些个人亲自提出申请参选的人，才能作为选举人向专门设立的网点进行登记，而且登记期限极其短暂。如果是爱沙尼亚的公民，就完全不需要通过类似的手续。
我想在此提醒读者，爱沙尼亚曾是苏联的一个共和国，但其领导人却一有机会就大喊大叫，说该国处于“帝国占领之下”，它的人民遭受俄罗斯人的压迫。这居然引起了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极大同情。我们这部分知识分子在听到这样的论调时，竟惊奇地翻着白眼，为他人如此评价俄罗斯同胞在一个社会环境最安全、福利条件最好的加盟共和国所起的作用而发出满意的尖叫声。但是，为现代爱沙尼亚人受教育创造机会、给予他们荣誉称号的，难道不是俄罗斯？为爱沙尼亚人开辟道路走向世界的，难道不是俄罗斯？如果没有苏联绝对权威的保护，有些爱沙尼亚人和该国公民，真不知会沦落到什么地步。
不久之前，爱沙尼亚内政成了联合国讨论的议题：在爱沙尼亚，至今仍然毫无道理地保留着公民和“非公民”之间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方面的差异。爱沙尼亚方面在报告中企图证明，这一讨论的合法性值得怀疑。
爱沙尼亚上层人士认为，他们国家在这方面完全井然有序。可是，联合国种族歧视委员会对这种论断不赞同，驳斥了爱沙尼亚方面误导国际社会舆论的企图。委员会对爱沙尼亚方面提出的关于履行消灭一切形式歧视的国际公约的报告，提出了结论性意见，其中表明对爱沙尼亚处理少数族群语言问题的情况给予负面评价，尤其是对爱沙尼亚当局甚至意欲在少数族群聚居地区限制他们学习自己民族语言的做法表示反对。此外，委员会对于1993年爱沙尼亚颁发的民族文化自治法只适用于国内公民这一点表示担心，认为它“缩小了爱沙尼亚大肆宣扬的一体化纲领的范围，从而也证实了委员会的结论”。
俄罗斯外交部针对这次讨论作出结论说：委员会就此问题进行的辩论及其提出的总结文件再次证实，爱沙尼亚在保障非主体族群权利方面——而这主要涉及俄罗斯民族，局势引起了不具成见的观察家们的严重担心。
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在其专门声明中指责了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托马斯·伊里维斯[9]，认为他在对莫斯科关系中所执行的路线带有调唆性质。应该说，托马斯·伊里维斯以前发表的几次声明，都没有能给这位政治家和外交家带来良好声誉，反而给俄爱关系造成了伤害。这位外交部长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他长期生活在美国，完全忘记了俄罗斯和爱沙尼亚所拥有的共同历史。而这一历史，不管他个人如何希望，却无论如何也不能从一些俄罗斯人和爱沙尼亚人的意识中抹掉，因为这些人与他完全不同，并不认为他们共同生活的半个世纪是“苏联占领时期”，他们记得当代俄罗斯在重建爱沙尼亚国家体制中所起的作用。
爱沙尼亚政治活动家的言论超越了理智的起码要求。他们病态地仇视俄罗斯人和俄罗斯，甚至准备为恐怖主义罪行辩护，包括为车臣匪徒辩护。譬如说，下面我就要引用一段致杜达耶夫[10]先生的慰问信中的文字：
值此萨勒曼·拉杜耶夫
[11]将军遇害之际，爱沙尼亚国会的支持车臣小组特向车臣人民和您本人表示深切同情。这位杰出的自由斗士惨遭杀害，使我们深感震惊。爱沙尼亚议会的支持车臣小组与车臣人民一道为萨勒曼·拉杜耶夫表示哀悼。
在这份信件上签名的有爱沙尼亚共和国议会的63位代表（代表总数为101人）。只有疯狂的反俄政策才能允许作出这种声明，它乃是爱沙尼亚对俄罗斯内政的粗暴干涉，是激进反俄情绪的表露，而这种情绪已构成爱沙尼亚内外政策的主要路线。同时，这份信件也是对国际社会舆论的卑鄙无耻的挑衅，因为国际社会舆论认为，政治恐怖主义是极其危险的现象，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国际共同体应该一致努力。
由于特殊的社会经济政策，由于天主教不容忍异族人的那种心灵主义，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当代立陶宛成了种族单一的共和国。1991年，当苏联解体时，立陶宛人在立陶宛占居民总数的81.6%，而与此同时，爱沙尼亚人占爱沙尼亚居民总数的63.5%，拉脱维亚人在拉脱维亚仅稍许超过居民总数的一半——占51.8%。而实际促成这种情况的，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立陶宛当局通过的一项专门决定：只准许在共和国的某些城市建设企业，而在许多居民点都不许建设。这一决定断然限制了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人进入立陶宛工业企业。
乍看上去，我们的同胞在立陶宛的处境比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要好得多。但这不过是最初印象。实际上，同化俄语居民是立陶宛政府推行的既定政策。我们的同胞在立陶宛的法律地位，取决于当地整体通过的一系列法律，以及占极小比重的俄立两国关系条约。而且，当问题涉及俄罗斯同胞，特别是涉及俄罗斯公民时，就会看到法律运用过程中相当独特的实践操作。
有关外国人在立陶宛法律地位的法律条文，对于俄罗斯公民具有特殊意义。如果对文字上的某些粗糙之处忽略不计（因为这可以解释为立法者经验不足），那么，对这项法律的严格法律评估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一方面它对外国人实行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宣布外国人在立陶宛享有与该国公民同等的权利。但该国宪法、此项法律及其他法律和国际条约，又全都另有补充说明。
当谈到此项法律各条应如何适用于俄罗斯公民，俄罗斯公民如何行使立陶宛公民所享有的某些权利时，却遭到了官员们的断然拒绝。尽管并没有限制外国人行使这些权利（包括参与米尔大会、参加社会团体的权利）的禁令，但官员们的实际做法就是这样。
有关少数族群的法律也使人惶惑不解。这项在相当程度上是装点门面的失败的法律，从来也没有实施过。不久前又试图用族群村社法来取代它。族群村社法的草案曾在报刊上公布过，这就让我们有可能对它的反动性质予以评说。法案的起草人对如何向少数族群社会生活施加更多限制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可是许多立陶宛议员觉得这个法律草案还不够劲，因此又草拟了一份“保护少数族群文化和族群特性”的法律草案以供选择。这个草案就连最起码的脸面也置之不顾了。
再者，立陶宛共和国宪法不允许长期居住立陶宛的俄罗斯公民在该国领土上购置和拥有土地。当前，立陶宛议会正在审查宪法修正案，目的在于允许外国公民购买土地，但这一点不适用于俄罗斯公民，因为预定这种权力只赋予北约和欧盟各成员国的公民。在国家基本法层面上如此提出问题，是绝对带有歧视性的和不可容忍的。
还应该特殊研究一下我们的同胞建立和利用社会团体的问题。依我看，在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法律的和社团内部的。
立陶宛司法部长断言，不允许俄罗斯公民在该共和国建立自己的组织，因为立陶宛宪法规定：“保障公民享有……”，但这句话似乎又排除了该条款适用于非立陶宛共和国公民的可能。公开抗议合法权利受到损害的可能被消除了，因为该国有关解释表明，立陶宛的集会法甚至连外国人纯和平目的的集会行动都在禁止之列。
立陶宛的俄罗斯人如何联合起来，建立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国外社团的问题，非常值得关注。当前，立陶宛存在着近20个俄罗斯社团。可是这些社团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只能听任当地政治力量随意摆布，已全被解散，丧失了他们在当地俄罗斯基本群众中的广泛影响。
在维尔纽斯成立的俄罗斯信息文化中心，为解决俄罗斯同胞团结的问题带来了希望。俄罗斯公民应占多数这一条得到了硬性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俄罗斯社区的成员本可以积极参与该中心的活动，可是遗憾得很，尽管俄罗斯和立陶宛政府就这个问题已经签有协议，但离实际解决问题还有一段距离。
几年之前，立陶宛总统瓦里达斯·亚当库斯[12]曾就选举新议会一事向该国公民发表讲话。我仔细阅读了这篇演说。讲话涉及共和国内部生活和对外政策的许多方面。甚至提到了每个公民的福祉权利。但他一个字也没有说到俄罗斯人的权利，而俄罗斯人在这个国家的居民中，占有相当大的分量。
看来，同爱沙尼亚一样，在立陶宛也没有俄罗斯问题！
众所周知，立陶宛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主权后，国内掀起了一阵审讯持不同政见者和二战老战士的浪潮。瞧，这就是“民主”立陶宛的自由！凡此种种，跟不久之前在篝火上焚烧书籍的那个年代何其相似乃尔！
此外，我们有根据怀疑立陶宛司法的独立性，证据俯拾即是。据报刊报道，兰茨别尔基斯当时宣称，布罗克亚维丘斯和他的同志们受审，并不是因为他们现在或过去有什么政治信念，而是具体因为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谋杀，据说他们是作为最普通意义的刑事犯受审的。这至少引起了迷惑不解：怎么能在开庭之前就得出这种结论呢？
可就在当时，当年维尔纽斯的法西斯警察总监列莱基斯，却能够自由自在地待在立陶宛。他可是由于被指控犯有大批杀害犹太人和本国其他民族爱国者的罪行，而被美国驱逐出境的。
这一切同在俄罗斯审判国家非常委员会一案的初始阶段何其相似。什么样的罪名没有往受审者身上加，什么样的帽子没有往他们头上扣啊！当时的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西拉耶夫[13]，甚至要求不经调查和审讯就将他们立即正法。可是，最终那批人全都获得了大赦，而瓦连尼科夫[14]大将不肯接受大赦，争取到把审讯进行到底。正如所知，法庭最终宣布他无罪。
立陶宛当局，特别是它的议会，直到今天还不肯善罢甘休，以令人羡慕的充沛精力挖地三尺，搜寻“敌人”。例如，前不久通过了“评估苏联克格勃（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及该组织骨干人员现实活动的法令”。根据该法令，这一世界知名的专门组织连同它在立陶宛的分支机构被宣布为“罪恶”组织。自该法令生效之日起，原克格勃骨干工作人员在10年之内不得“在立陶宛担任国家公职人员，在政府管理机构、自治机构、边区保卫机构、国家安全部门、警察局、检察院、法院、外事部门、海关、国家监察机关以及国家监督和检察机构工作；不得担任律师、公证员职务；不得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工作”。这不禁使人想起一部老片子，那里有个年轻的革命者马克西姆，他被禁止在任何省份居住，除了……萨哈林岛。立陶宛也是如此：看来只允许这些人当个挖土工，或者干些不需要什么技术的体力活了。
与此同时，政府又承诺：此法令生效三个月内，“凡前往立陶宛国家安全部门登记，交代此前所有工作秘密及同事和特务等关系者”，可以“安心”生活。
就其结构系统而言，苏联的所有机构中均设有克格勃。该组织解体后多年来，任何一个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基础上建立的新国家，也不曾通过立法程序，把原苏联的克格勃和共产党宣布为“犯罪”组织。立陶宛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
文明世界遵守一个普遍的规则：凡宣布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为罪犯，一定要通过法庭。其他所有“判决”都没有法律效力，不得执行。应该提醒一句，1945年底1946年初，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主要纳粹分子的过程中，除了对个人作出判决以外，也判定法西斯德国的一些机构为犯罪组织。
上面提到的关于克格勃的法案，出自立陶宛议会议长兰茨别尔基斯的手笔。此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呼吁议会“对犯有战争罪行、在被苏联占领的立陶宛领土上杀害平民，从事过镇压活动、恐怖活动、政治迫害的组织，作出法律评估。”他终于达到了目的。兰茨别尔基斯不是个法学家。他是个音乐人和政客，大概正因如此，他所领导的议会作出的决定，才散发出一股外行和政棍的气味。同时，议会也完全无视立陶宛总统瓦·亚当库斯的否定态度。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民主”共和国的特工部门，又是如何以高度彬彬有礼的方式行动的呢？不久前立陶宛总统亚当库斯责成检察院调查一项举报，据称，内务部领导人员保卫局议会处的工作人员似乎在秘密跟踪高级领导人，甚至跟踪总统本人。而所获情报最终似乎都送到了议长兰茨别尔基斯手上。引起这次调查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由于前总统布拉扎乌斯卡斯宣称，他的私人谈话内容竟然被其他官方人士得知。可是，这些破坏立陶宛宪法的法律又是由谁来通过的呢？
铲除俄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俄语很快就获得了国际语言的性质。这无疑是苏联威信的标志之一。甚至还成立了一个俄罗斯语言和文学教师国际联合会，团结了世界上76个国家的6万多位俄罗斯语文研究者。2003年召开了该国际联合会第10次会议。现在，在任何国家，总能遇到或多或少掌握俄语的人。然而，有的国家却在起劲地排挤俄语。尽管俄语在全世界科学、文化、政治领域里的作用日益增长，这些国家还是要这样做！众所周知，联合国已经宣布，俄语是世界性官方语言之一。
但是，在民族关系恶化的条件下，俄语却被推上了政治问题的风口浪尖。目前正有两种倾向愈演愈烈。第一种倾向——人们希望提高本民族语言的地位，提高它在建立国家、形成民族自觉和民族精神过程中的作用。可是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而这恰恰与第一种倾向相反：增长了“语言的不可兼容性”。这一在改革中出现的罕见现象，成了民族关系发展中前所未有的新因素，使之蒙上了一层极其恶劣的民族主义色彩。语言因素开始被用来确定一个人是“公民”还是“移民”，是“原住民”抑或不是。在获得完整主权之后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这种现象是现实存在。语言问题从小学开始，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波及了儿童的心灵。
当前，俄语在后苏联时代所处的地位又如何呢？
在大多数国家——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除白俄罗斯以外，都通过了有关语言的法令，宣布只有“主体”民族的语言才能作为国语。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俄语可以当做官方语言，与国语平等使用。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俄语或者被归入外语，或者作为少数民族语言，或者简单地作为一种不相干的语言。在很多国家，俄语被排除在官方公文用语和社会生活以外。正如我们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为例所看到的那样，没有掌握当地语言的居民，只好自动丧失一系列重要的经济、财产和政治权利。
某些国家大批关闭了俄罗斯幼儿园、学校、文化机构，在用俄语教学的高等院校里削减了班级、系和分院。现在，俄罗斯人和俄语居民难以企及的，不仅是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甚至还包括普通教育，因为实际上教学已经全面转为使用“主体”民族语言了。
教科书对大多数历史事件作出的不符合实际的评价，令人深感不安。这些评价往往带有公开的反俄倾向。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文化在如今这些主权国家的发展上所起过的作用遭到贬低。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心目中对自己精神文化的根源出现了扭曲的认识。俄罗斯剧院和图书馆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首先是回到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共和国已经开始施行强制同化非主体族群的计划。议会讨论了旨在排除俄语和其他语言的教育法。可是俄语乃至其他语言，乃是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母语。非拉脱维亚的国立学校数量不断减少。到以非拉脱维亚语授课的高等院校接受高等教育已成为绝不可能。即使在私立学校，政府当局也要求一部分课程只用国语教授。这样一来，建立在双语原则基础上的教育体系遭到了破坏。现在推行的教学制度是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制度。应该指出，这些歧视措施得到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其中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等的发展规划的支持。
国语法把俄语宣布为外语，规定在劳动、公共信息等领域，以及在任何国家机关办事，只能用拉脱维亚语。
自从2004年4月拉脱维亚共和国议会通过拉脱维亚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来，这一领域的事态每况愈下，因为该修正案排除了在各级立法和政府机关、国家组织和地方自治机关，其中也包括少数族群聚居地区使用俄语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正在对非拉脱维亚居民施行强制同化。
我想提醒读者，在与拉脱维亚毗邻的芬兰，就存在着两种国语——瑞典语和芬兰语，尽管瑞典人只占该国总人口的8%。
2004年2月，拉脱维亚共和国议会通过了对1999年6月颁布的教育法的修正案。把俄语排挤出教育领域本来就是该教育法的宗旨。而修正案则更进了一步：完全消灭俄语——2月修正案实际上就是在学校里彻底清除俄语。
从2004年9月1日起，根据修正后的教育法，在俄罗斯学校确定了“按60%比40%”的比例安排课程，即60%的课程用拉脱维亚语讲授，剩下的40%用俄语。属于用拉脱维亚语讲授的科目有数学、地理、经济学基础，甚至还有体育课。与此同时，一年级用于讲授俄语和文学的课时，每周只有4小时。用4个小时怎能教会7岁孩子读和写？
拉脱维亚当局的政策旨在根除俄语，这一政策的结果，就是2003—2004年在共和国内一次次爆发“学校暴动”。几万名中学生、家长和教师涌上里加和其他城市的广场，要求为他们保留母语——俄语。“斩断伸向俄罗斯学校的魔爪！”“大家在一起就是力量！”“拉脱维亚是欧洲的耻辱！”“改革完蛋了！”诸如此类的口号表达了他们的立场。看来，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已经被折磨得忍无可忍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让我们回忆起1976年在南非共和国发生的最强大的起义——索埃托“中学生起义”吗？而起因不就是剥夺了黑人受中等教育时选择语言的权利吗？
2005年8月，议会的20名反对派议员向拉脱维亚宪法法院起诉，控告所推行的中等教育改革不符合国家基本法。同年5月，宪法法院驳回了这次起诉。
拉脱维亚当局企图把这些反对学校改革的抗议行动说成是某种外来势力反对该国的阴谋。在里加，当局担心，以推迟改革的形式向抗议者让步将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俄罗斯直到今天仍能左右拉脱维亚的政局。然而当局拒绝就改革进行谈判的主要原因，根本与此无关。问题的原因是：统治集团手中没有推行这种改革的有力的理由。拉脱维亚人承认，改革的主要理由就是为“占领”拉脱维亚而向俄罗斯人报复。其他的理由看来更加苍白无力。
里加杜马安全和法制委员会意欲向议会呼吁修改刑法。据该委员会的意见，因举行社会活动而破坏法制，其组织者应受到严厉惩罚——监禁，刑期可定在10年以下。该委员会领导人维勒克斯向记者宣称，是俄罗斯中学生的群众抗议行动促使议员们通过了这一决定。一位保卫俄罗斯学校运动积极分子说，局势迫使人们得出结论：原来拉脱维亚的教育改革早已划归内务部掌管了。
为了消灭“俄罗斯精神”，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府走得更远。近几天拉脱维亚内务部煞有介事地宣布，说欧洲人权法院驳回了国内那些试图对自己姓氏“拉脱维亚化”表示异议的居民提出的起诉。类似的案例在拉脱维亚真是举不胜举。俄国诗人普希金在拉脱维亚被改称为“普斯金斯”。可是，要知道，俄国人是绝不会，比方说，把莱蒙德·保尔斯[15]改名为“保尔索夫”，把莱姆·瓦伊库勒改名为“瓦伊库列夫”……
顺便说一句，拉脱维亚总统瓦伊拉·维凯—弗列别尔加[16]宣称，她的共和国，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都不希望继续使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个带有“苏联”烙印的说法。据她说，这散发着1939年的气味，那一年“苏联威胁我们，要求建立他们的基地”。
拉脱维亚肆无忌惮地疯狂攻击俄语，将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如果明天俄语在这里消失，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拉脱维亚语也会在地球上消失，而生活在现在所谓拉脱维亚共和国领土上的居民，将会说上一口支离破碎的当地样式的英语。到那时将不会有人挺身保护拉脱维亚文学——谁也不会再想起它来。
禁止孩子们学习父母的语言——这是对国际法准则最粗暴的破坏，拉脱维亚向建立种族隔离制又迈进了一步。在南非共和国消灭了这一被联合国宣布为“可耻的反人类罪行和可憎的体制”以后，全世界都以为这种体制似乎再也不会复活了。然而在欧盟的默许之下，种族隔离制却正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继续生长发展。
还有一个决定足以说明拉脱维亚当局对待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的态度。众所周知，在里加有一座彼得大帝的行宫。这座行宫是在拉脱维亚加入俄罗斯之后，由该市赠送给沙皇的。彼得大帝以及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于访问该市时曾不止一次在该处驻跸。在较晚时期对这个建筑进行改建时，伟大的拉斯特雷利[17]也曾参与过这项工作。
从1991年到1998年，占据这座宫殿的是拉脱维亚的俄罗斯社团。当时计划把宫殿作为俄罗斯文化中心和俄罗斯人在拉脱维亚的历史博物馆使用。然而，宫殿被拍卖了，社团和图书馆被赶到了街头。这样一座历史古迹被改造成了居民住宅大楼：在里加老城区住宅是很值钱的。
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我国的数十万同胞成了按种族特征受到歧视的牺牲品。其结果是俄罗斯本身受到贬损——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向拉脱维亚议会发出不要迈出这一步的呼吁之后，这个反俄的法令竟立即出笼了。在北约武力保护伞下，在欧盟政治庇护下，拉脱维亚沙文主义者厚颜无耻地拒绝了莫斯科的呼吁。俄罗斯议会挨了拉脱维亚“同行”一记响亮的耳光。对气焰嚣张的反俄分子实行劝说政策只会徒然助长他们的放肆无礼。这个法令通过以后，一个拉脱维亚政客公开把我国数十万同胞称之为“白痴”，他侮辱的不只是我们在拉脱维亚的同胞，而且是整个俄罗斯。
立陶宛——该共和国人口总数约为350万，其中立陶宛人占80%，俄罗斯人占8%，波兰人8%，白俄罗斯人1.5%，此外，当地还有一些乌克兰人和犹太人。非立陶宛居民主要集中在该国东南部，日常使用俄语和波兰语。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单方面宣布独立，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于1990年11月29日通过了“关于实现国语地位限期的决议”。从1995年1月起，该国全体居民必须转而使用国语（即立陶宛语）。然而，行政当局并没有承担任何向居民教授立陶宛语的义务，而是把此事完全承包给一些首先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和商业机构。所有这一切竟然都发生在立陶宛还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时期！
1992年4月，立陶宛共和国政府通过决定，其中划定了在国家机关担任这种或那种职位所需掌握立陶宛语的三个级别。由于这个决定，实际上所有非主体民族都只能被迫放弃在国家机关的工作，原因就是他们的立陶宛语掌握得不够好。
用主体民族语言教学的时间和质量、立陶宛语语法的复杂性（这是最古老的欧洲语言之一），使得在极短的限期内掌握它成为不可能。尽管这一决议首先涉及的是俄语公民，但国语委员会的领导人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立陶宛人，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通过母语的高级别考试。
毕业于非立陶宛人学校的考生必须先通过立陶宛语面试，为此还要交纳费用。只有经过这道手续，他们才有权把证件交到学校。这种行动，除了评价为按照民族特征搞公开歧视外，不可能再有其他解释。
1995年立陶宛颁布的国语法规定，任何反对国语地位的活动都是不允许的。为了监督这一法令的执行，建立了一个拥有极大特权的专门机关——直属议会的立陶宛共和国国语监察局。
俄语被彻底排除在官方公文应用和社会生活之外，在立陶宛共和国领土上开展活动的国家机关、商务机构及其他机构一律不得使用俄语。只有在日常生活和少数族群社团举办的活动中，才不禁止使用俄语。在立陶宛，对违法者要广泛课以行政处罚，其方式为向相关领导人和负责人处以罚金。
对使用国语的硬性要求导致的后果是，甚至在俄罗斯学校，连各办公室的标牌、直观教具、教学文件、教学日志、学生日记，都一概要用立陶宛语书写。此外，还必须以立陶宛的方式书写学生姓名。这自然引起家长的愤慨。
在立陶宛允许用俄语教学的，实际上只限于普通中学。如想受到用俄语教学的高等教育，只能够到师范大学的斯拉夫语文系，可那里总共只有一个班，收纳20个学生（仅仅20个人啊！），而在其他高等院校根本不用俄语教学。
可以预见，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人的学龄前和适龄教育机构，以及文化性设施，数量将急剧缩减。在各级立法和行政机构受过教育的人和知识分子当中，将不会有俄语居民的代表。
在保障我国同胞的信息空间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政府通过媒体提供的俄语信息，极其贫乏而片面。该国电视台用俄语播放的节目，只有每天一次的“新闻”（每次10—15分钟）。民族广播电台给俄语的广播时间也只有一小时。
在立陶宛，白天只有国家广播电台——“俄罗斯之声”——一家播送节目。不错，那些比较富有的人，拥有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人，可以看到俄罗斯的所有主要电视频道。但基本的俄罗斯群众却很少能有人充分就业，即使能有活儿干，也是辅助工作，因此他们对看这类节目连想也不敢想。
俄文报刊的出版也有类似情况。最容易读到的便是《Etyboc ptac》、《立陶宛信使报》、《述评》、《共和国报》等几份周刊，但它们出版的数量不多。可是，第一，这些报道谈的不是俄罗斯人在立陶宛的生活，而是用俄语讲述立陶宛的生活；第二，整个材料最好的部分是“昨天的”俄罗斯报刊文摘。在报刊亭里花费商业高价可以买得到个别的俄罗斯出版物，可是它们缺乏针对性和及时性。
由此观之，立陶宛当局的政策从不考虑俄语居民在立陶宛居住的历史条件，他们学习立陶宛语的困难，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和经济困难。立陶宛当局实际上是在推行对这些居民的强制同化政策。
立陶宛政府文件中只字不提俄罗斯学校中俄罗斯文学课时急剧减少的状况，在教学大纲中，除了作为独立学科的俄罗斯历史地理，这些课程目前都放到世界史和世界地理中去讲授。
立陶宛官方材料断然说，为学习国语创设了良好条件。但却只字不提这种为居民开设的短训班是收费的。
在与邻国拉脱维亚对比的情况下，乍看上去，立陶宛的俄罗斯学校和俄语教学等问题，状况要好得多。可实际上立陶宛的一些事态进程——其中包括俄罗斯学校的“改组”——同样令人担忧。
各级官员中都有一些人对不民主的国语法随意加以解释，在执行中随意性也很大；少数族群的民族文化空间遭到急剧压缩；加之他们所执行的学习和教育体制——这一切无疑都促进了“非主体民族”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加速同化。在这种条件下，许多家长也认为自己的孩子在俄罗斯学校学习已无前途可言，于是把孩子转入立陶宛学校。社会学抽样调查表明，在10所维尔纽斯立陶宛学校的低年级，有25%—30%是非立陶宛学生。俄罗斯学校的生源已经呈现萎缩倾向，人数大为减少，学校的最后关闭指日可待。
据生活在立陶宛的专家的看法，必须通过一项比较民主的国语法，扩大立陶宛非主体族群的信息文化空间，制定少数族群学校章程，方能保留少数族群的民族同一性，和谐地达致与立陶宛社会生活的一体化。
从道德和政治的观点来看，立陶宛既不应该允许以损害某些族群学校的利益来解决另一些族群学校的问题，也不应该允许行政当局在这个问题上仓促行事。政治家和专业人士在解决这类微妙敏感的问题时，作为出发点的设想应该有足够的根据。在当前的政治条件下，应以其他文明国家为榜样，必须放弃在熔炉中“熔化”立陶宛少数族群的思想。只有每个民族都保持自我，都能珍视自己的文化和教育，各民族有机团结一致的局面才能出现。
爱沙尼亚——在爱沙尼亚，俄语的处境同其两个南部邻国一样令人担忧。看来，对发展爱沙尼亚文化和爱沙尼亚语言的必要性未必有人会持有异议。但是，这不应该靠伤害俄语族群来实现。任何人都不能根据护照封皮和族属来随意“理解”国际法和人的自由权利。
必须特别强调俄罗斯人和俄语居民传媒手段的景况不容乐观。如果说在拉脱维亚尽管要通过有线电视，但总算还能看到俄罗斯电视节目的话，那么在爱沙尼亚，全共和国规模的俄语电视节目就根本没有。这种节目只能靠几个现有的爱沙尼亚频道来转播。而这一切却发生在居民有1/3是俄罗斯人的国家里！所有的电视节目都主要定位在宣传鼓动单一民族国家，以及对非本土居民开展同化的意识形态改造。
上世纪80年代末，拉脱维亚出现了一个新词——“阿特莫达”，翻译成俄语的意思是“觉醒”——当然是民族的觉醒。如果“阿特莫达”这个词的始作俑者不是雅·彼特斯，那么我本来不会去注意它。
我们清楚地记得，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俄罗斯居民同拉脱维亚人一道参加“觉醒”群众大会，喊出的口号是：“为了你们的和我们的自由”。现在自由了。可是，接着就出现了最初的怀疑：“怎么会这样呢，在一起并肩战斗过，而现在我们却成了二等公民？”“你们根本连公民也不是，”——“民族意识苏醒后的”往日同志回答他们说。于是，不得不与这种新生活妥协。更有甚者，他们居然又成了“占领者”，而且，那些反法西斯老战士还要受到审判，在他们的个人护照上还要注明是“非公民”。
随着北约一道，又来了一些身着军装、佩戴星条小旗的先生。他们到此并不是为了欣赏多姆斯克大教堂的管风琴，也不打算把里加电影制片厂变成一个新的好莱坞，更没有在寒冷、荒凉的沿海地区为他们建造创作之家，没有把安·乌皮特[18]、雅·莱尼斯[19]的作品翻译成“莎士比亚的语言”。甚至连我们说过的“觉醒”的教父雅·彼特斯的作品也同样招致冷落。这些新来的先生蔑视民族天才！若是新修建一些妓院，新开张一些麦当劳嘛，他们倒是会感到需要的。
在结束评论我们的同胞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民主”国家的遭遇、他们的公民权利和语言问题时，我不禁想起一句英明的箴言：“政府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保护少数派的权利”。然而，这些国家当局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这句箴言。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几个共和国宣布自己拥有主权之后，已经过去了许多年。遗憾的是在这些年里，问题的状况已经变得“稳定”了。俄罗斯强国被人吐了满身口水，可是这个强国却装模作样，说这是上帝施予的甘露。据说，今后还要表现出克制力，要等待里加、塔林和其他的“政治家们”成熟起来，等待他们学会国际上的礼貌。等着瞧吧，一旦它们成为北约和欧盟的成员，那里的成年叔叔一定会罚他们站在墙角反省的，因为他们侮辱了最可敬最可爱的伙伴俄罗斯，要知道，这个伙伴已经是“八国”成员之一，是与北大西洋公约、欧盟等合作的各种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了。毋庸置疑，北约和欧盟暗中是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对俄语居民的歧视和对俄语的排斥的。否则的话，他们早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些波罗的海的家伙揍个鼻青脸肿了。只需欧盟的主要和平缔造者索拉纳[20]（下令轰炸南斯拉夫的正是此人）眉毛一扬，那里的一切就都会得到调整。
如果把各种“开心事”（如俄罗斯加入了“文明国家”俱乐部，与这些国家签订了无数的伙伴和合作条约等等）抛在一边，那么欧盟和北约不顾俄罗斯外交部的抗议、说服和痛苦呻吟，执意东扩，便是赤裸裸的地缘政治的余波了。我们这些亲爱的伙伴连续不断地强化苏联解体的成果，造成不可逆转的态势，迫使俄罗斯为了民族利益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占领的阵地撤出，向东方后退。
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纳入北约和欧盟，这为改变欧洲政治领土地图又向前跨进了一步。这一步是有意识迈出的，具有挑衅性。长期以来，北约和欧盟一直未敢迈出这一步，直到确实认定，不必把我国对北约集团提出的不得越过“红线”的警告认真对待，才有了这个动作。
说到这儿如何能教人不想到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的“分界线”呢！难道北约和俄罗斯地理上划定的“红线”，不就是1939年划过的那条线吗？为什么如今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主权国家却一言不发，默不作声呢？答案很简单，今天的新主子——欧盟和美国使他们称心如意。可是历史证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这些朋友朝三暮四，瞬息多变，这不会吓退新伙伴吗？或者新伙伴需要的只是这些国家今天针对俄罗斯的政治决定？其实，所有这一切，世界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都经历过！
对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这些北约和欧盟的新成员来说，为了巩固苏联解体后形成的政治领土新格局并使之具有进一步的稳定性，一个要素就是从这些国家排挤出当地俄语居民的主要部分，并强制同化剩余部分。这一政策具有长期、整体的性质，绝非无足轻重。这里讲的是针对受歧视的非主体族群采取的极其广泛的措施。问题的实质在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相当大一部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原住民，实行的是按民族特征划分的民族歧视。
如果认为北约和欧盟似乎看不到和不明白这一点，这种想法是愚蠢的。他们看在眼里，心知肚明，默默地鼓励赞许，不过又在一旁监视，使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在国内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方面，事态不至发展到严重过火的程度。时至今日，这种严重过火的行动还没有发生，于是，大规模歧视俄语居民的政策便得以继续顺利进行，并不断完善。
波罗的海三国与东正教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东正教的特点是这样的：几个世纪以来，当地东正教一直处于与天主教和新教的直接接触和斗争之中。无疑，这不能不在整体上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以及同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同俄罗斯的关系。
当地许多人对俄罗斯东正教的态度，基本上是把它看成一个使该地区俄罗斯化，向本土居民传播他们所不熟悉的“野蛮东方”文化和信仰的工具。与此同时，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德国人，以及某些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在长达近两个世纪的过程中，一直都在系统地为日耳曼骑士团和西方宗教在该地区历史上起到的丑恶作用进行辩解。
天主教和路德派新教在很多方面促进了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族人民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压迫和奴役。为了使这些民族驯服，天主教神甫和牧师放下十字架，拿起了皮鞭和长剑。然而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仍然企图把天主教和新教描绘成促进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族人民接近西方文化的一股力量。
而东正教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历史，尤其是在爱沙尼亚的历史，证明东正教的学说在各个时代都是主张和平友好的宗教信仰。它不以强制和恐怖手段强加于人。东正教宗教促进教育，支持民族利益，抵制随天主教和新教来到该地区的奴役者。
近年来，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获得主权以后，采取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做法，肆意歪曲国内各族群宗教生活的实际情景，千方百计在信仰东正教人民的生活中排斥传统的宗教信仰。我用以写作本节的材料说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东正教，无论其起源还是生存发展，都与俄罗斯、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密不可分。这种联系是政治家们用任何办法也无法破坏的。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基本宗教信仰并不单一，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在爱沙尼亚，路德派新教信徒占居民的70%，东正教教徒——20%；在拉脱维亚，路德派新教教徒占40%，东正教教徒——35%，天主教教徒——25%；在立陶宛，天主教教徒占90%，东正教教徒只占4%。
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中，态势对东正教最不利的是爱沙尼亚。这个国家对东正教的势不两立看来有其历史根源。正如我们所知，早在13世纪该地区就被条顿骑士团所征服，因此受到日耳曼人的影响比其他地方更深，不过这种影响却远非时时都能起促进作用。
在爱沙尼亚，教会和国家在人们生活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尤其明显的是一些政治活动家希望利用宗教信仰来调唆对俄罗斯人和俄罗斯的仇恨。
在20世纪90年代，爱沙尼亚成了东正教最热的“热点”。爱沙尼亚的东正教教会陷入了困境，尝到了苏联解体以后民族主义崛起的苦果。1999年5月，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在写给爱沙尼亚教区委员会的致敬信里说：“从民族联系和民族文化联系的观点来看，获得独立的过程和爱沙尼亚公民民族意识成长的过程并非时时一帆风顺，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爱沙尼亚政府当局实际上并没有制止对俄语居民——几万名东正教耶稣信徒——信仰自由的伤害。爱沙尼亚东正教教区的神职人员和信徒受到压力，他们被要求自发地切断由教规所规定的与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的联系。
爱沙尼亚的东正教教会被彻底分裂了。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非单一民族、非单一宗教信仰的爱沙尼亚社会内部出现严重不和。但有一个事实却很引人注目，就是无论天主教徒，还是路德派新教教徒，都没有遭遇分裂的悲惨命运，因为天主教的精神中心在爱沙尼亚境外，而路德派新教，和东正教一样，在苏联时期有着平行的国外教会。
为了让读者对各教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世俗国家不应介入这一冲突的宪法规定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有必要大致介绍一下爱沙尼亚教会冲突的历史。
1992年4月，按照爱沙尼亚东正教教区的决定，科尔尼里大主教[21]向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22]提出报告，要求恢复爱沙尼亚东正教教区于1920年由大牧首吉洪[23]授予的独立地位（自治地位）。与此同时，全体与会者一致表示，希望保持与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的合乎教规的从属关系。
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科尔尼里大主教收到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宗教事务管理局的决定，其中重申了1920年神圣大牧首吉洪授予爱沙尼亚东正教独立地位的决定。该决定认定，爱沙尼亚东正教是在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开展活动。这一决定还任命科尔尼里主教为教区住持主教，授“塔林及全爱沙尼亚”主教衔。
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神圣宗教事务管理局的决议在爱沙尼亚宗教人士中引起的反响不一：有些人高兴，有些人愤慨。爱沙尼亚东正教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反映出与会各方还完全没有准备好开展建设性的对话。
1993年4月，皮尤赫季茨克修道院召开了地区宗教大会。会议由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主持。大会的总结文件中反映了教会对继承权问题的意见：“大会认为，爱沙尼亚东正教教会是爱沙尼亚东正教遗产的继承者”。
与地区宗教大会同时，在塔林的主显圣容大教堂，也召开了一个与之唱对台戏的会议，名叫“爱沙尼亚东正教主教教区宗教事务管理局扩大会议”。1993年4月29日，该会议向君士坦丁堡普世大牧首巴特罗缪[24]发出呼吁书，把自己称为“爱沙尼亚共和国公民东正教主教教区信徒会”。正如所见，取得这种信徒资格的标准，乃是爱沙尼亚共和国的国籍。
合法的爱沙尼亚东正教教会代表虽经多次向政府当局呼吁，但他们获得继承权的要求却遭到拒绝。国外的“宗教事务管理局”及其在爱沙尼亚的追随者掀起宣传攻势，宣布合法教会组织为“占领者的教会”、“第五纵队”、“莫斯科的爪牙”。而所谓“流亡”机构反倒成了爱沙尼亚东正教主教区的合法代表。
通过媒体发动的凶狠攻势，超出了伦理道德所允许的范围。谎言连篇累牍，给科尔尼里主教和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画了一些下流的漫画，而阿列克西二世是一位出生在爱沙尼亚，为这个国家东正教教会服务近40年的长者。
以科尔尼里主教为首的爱沙尼亚东正教主教教区力争进行合法注册，但始终没有结果。1995年10月5日召开的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神圣宗教事务管理局会议表示，决不同意爱沙尼亚政府针对当地依法成立的东正教主教教区所阐明的立场，并为此深表悲哀，因为这一立场破坏了基本人权，与全欧信仰自由的标准相悖。宗教事务管理局人员决定，要同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巴特罗缪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希望对“流亡的宗教事务管理局”拥有审判权的君士坦丁堡教会的神职上司能作出英明决定，以防爱沙尼亚东正教教会遭到毁灭。
1995年5月，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巴特罗缪访问芬兰，在此期间他对邻国爱沙尼亚的“亲爱的孩子们”发出呼吁。在呼吁书中大牧首号召信徒们“尽快复兴爱沙尼亚自治的东正教教会，直接与普世大牧首教区发生关系”。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在阐释这一想法时写道：“……即使将来能把对苏联时期的记忆从头脑中抹去，我们仍清楚地知道，俄国巨人的块头和力量依旧会使爱沙尼亚感到威胁。因此我们理解某些担心：如果你们这些信奉东正教的爱沙尼亚人继续受到俄罗斯大牧首教区的制约，你们就会被认为是与爱沙尼亚社会格格不入的人，甚至是危险邻国的帮手”。
呼吁书里有对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直接攻讦，把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在爱沙尼亚的存在称作“斯大林暴政的最后残余”。给人留下格外不快印象的是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竟公然在这些国家和人民之间散布敌意和不信任，把俄罗斯称作是爱沙尼亚的“危险邻国”，认为爱沙尼亚居民把不愿改变俄罗斯教区管辖关系的爱沙尼亚东正教公民看成“与爱沙尼亚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是一种很自然的情况。
这个步骤使国内宗教生活中的对抗更加尖锐。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的多次规劝对于大牧首巴特罗缪不起丝毫作用。不能不指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区有一种明显不符合东正教大会精神的倾向，就是把在当地有教民的各教区完全排除在决策之外，独断专行地解决教会问题。
莫斯科大牧首意识到业已形成的危险局势在威胁着宗教界，于是三次派正式代表到君士坦丁堡去谈判，同时又在莫斯科接待了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区的代表团。
尽管如此，1996年2月20日，君士坦丁堡依然秘密决定，成立在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区管辖下的爱沙尼亚东正教主教教区。俄国教会只是在爱沙尼亚和芬兰的媒体上，才得知了这一消息。
在1996年2月22日会议上，俄国东正教大牧首教区神圣宗教事务管理局通过决议：“认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区针对爱沙尼亚东正教社团所策划的行动，乃是反教规的举动，它可能导致我们两个教会中断圣餐祈祷仪式的交往……”在拍发给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巴特罗缪的紧急电报中，会议对类似行动表示了坚决的抗议。
在俄罗斯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交往中断后不久，东正教教会的许多首领和宗教活动家纷纷向两教会领导人提出请求，希望尽快停止这种分裂行动。
1996年5月，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和莫斯科大牧首达成协议，两个东正教教会都可以在爱沙尼亚继续开展活动，并各自分属自己的大牧首教区。据当时的资料显示，在爱沙尼亚共和国共有84个东正教教堂，其中有54个隶属君士坦丁堡，6个动摇不定，其余的隶属莫斯科。
1996年8月，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和莫斯科大牧首各派代表团进行新一轮谈判。三天谈判的结果，两位大牧首达成协议。他们宣布意欲同爱沙尼亚执政者谈判，公开决定下属各教堂的合法地位及财产问题。
1996年末，东正教教会历史上这场被媒体多次称为“分裂”的最严重的冲突，终于通过妥协得到部分解决。俄罗斯和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教会一致认为，分属两大牧首教区管辖的各个教堂在爱沙尼亚领土上都可以存在。严格说来，这种决定既不符合宗教法规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并不公正。
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教会财产的所有权应该属于谁？过去几年，莫斯科大牧首和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不止一次会晤商谈，“共同努力调解财产问题”，但都无果而终。
莫斯科大牧首教会不得不与爱沙尼亚政府当局达成妥协。例如，塔林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曾获准进行民事注册。该教堂获得了法人权，并得到莫斯科及全俄大牧首的特殊庇护，成为直属东正教事务管理局即直属莫斯科大牧首管辖的大教堂。该教堂合乎教规地成为莫斯科大牧首教区在爱沙尼亚领土上的具有自治权（独立权）的一部分。
直到2002年4月，在爱沙尼亚新总统阿·吕特尔[25]就职以后，在爱沙尼亚议员和商人们的压力之下，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爱沙尼亚教会才按章得以注册，在长达9年的过程中，该教会居然一直没有合法的地位。
在获准注册以后，前面提及的财产问题就突出到了第一位。爱沙尼亚内务部向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爱沙尼亚教会提议，要该教会租赁18幢教会用房，为期50年，每月象征性付租金一克朗（合50美分）。莫斯科大牧首教区一直不同意租赁这些它认为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合法私产，但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些条件。于是，在2002年10月，都主教科尔尼里和爱沙尼亚内务部部长签订了相应的文件。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爱沙尼亚就没有任何人想到让路德派新教教区租赁房屋呢？
莫斯科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就爱沙尼亚教会一事产生的争论，乃是两个大牧首教区相互关系中的一个典型插曲。在几乎整个20世纪期间，君士坦丁堡教区受到敌视苏联以及后来敌视俄罗斯的一些国家支持，一直不断企图削弱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地位，并且在爱沙尼亚、乌克兰、摩尔多瓦推行这一政策。
其结果便是，东正教教会在爱沙尼亚陷入严重分裂：拥有7000教民的50个教区选择了君士坦丁堡的管辖；30个教区和皮尤赫季茨克修道院，教民总计约5万名到10万名，依然忠于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爱沙尼亚发生的这些戏剧性事件，既反映了东正教教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反映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与国家机构的相互关系。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注意两个问题。首先，就今日而言，显然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乃是原苏联领土上唯一不曾解体的机构，它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能够团结俄罗斯社会，而且能够团结生活在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其次，必须指出，与俄罗斯有着共同边界的爱沙尼亚，所处乃俄联邦最直接的利益范围以内，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要取向之一。考虑到这两个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在爱沙尼亚推行的扩张政策，不可能不受到敌视俄罗斯的政治集团的强有力的支持。
2005年1月，如前所述，爱沙尼亚总统阿·吕特尔访问莫斯科，这次访问得以成行，全靠莫斯科及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从中斡旋。是他邀请爱沙尼亚元首前来参加颁发“东正教各族人民团结”国际基金会奖金的隆重仪式。受阿列克西二世庇护的基金会授予吕特尔“巩固东正教各族人民团结杰出贡献”最高勋章。
正如俄罗斯报刊报道的那样，大牧首对俄罗斯和爱沙尼亚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所表现的关切之情，还有其纯人性的一面。要知道，后来成为大牧首的阿列克西二世1929年2月23日生于塔林，成长在爱沙尼亚。他在当地作为教区神甫开始担任神职，后来又担任过莫斯科大牧首教区塔林主教区的主教。
1990年阿列克西二世成为俄罗斯东正教教会首脑，是俄罗斯最有威信的人物之一。这位大牧首过去和现在都在尽他的一切努力，以求调整俄罗斯和爱沙尼亚共和国的相互关系，因为最近15年来，两国关系相当复杂。
阿列克西二世积极参与莫斯科和塔林之间的对话。这种参与巩固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是影响爱沙尼亚共和国国内宗教政治态度，促使俄爱两国接近的重要因素。
在结束这段有关东正教在当代非常“民主”的爱沙尼亚的状况的文字时，我想引用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的一段话：“只有同母亲——俄罗斯教会团结一致，东正教在爱沙尼亚才能获得安定、繁荣和精神上的成长。东正教在爱沙尼亚的全部历史，以及我在爱沙尼亚主教教区担任都主教职务近30年的经验，都证实了这一点。”
政治犬儒主义
近年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当局，以及它们的西方庇护者，特别是美国，他们的所有行动，都可以称之为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在2005年5月的节庆日子里，当莫斯科纪念这一对于我们和全世界都堪称神圣的日子时，美国总统小布什却表现得格外地露骨无耻。
我已经提到过，布什此行是这样安排的：在到莫斯科访问之前，先在拉脱维亚着陆，向那里刚刚诞生的民主致以应有的敬意。据他说，那种民主可以让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羡慕不已。他甚至许诺，一旦遇到有“大国”威胁，美国将提供帮助：不必心明眼亮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里指的是俄罗斯。
此次出行前夕，布什曾接受立陶宛电视台记者专访。他感谢立陶宛总统为向邻国扩大民主所作的努力（这里指的是在乌克兰发生所谓“橙色革命”时，亚当库斯所起的中介作用，以及他对白俄罗斯内政的经常干涉）。记者向布什问道：立陶宛人在这个地区里还能做些什么？
布什的回答很能说明问题：
首先，我真心感谢总统在乌克兰所做的出色的工作。我认为，当立陶宛领导人号召全世界注意乌克兰的自由运动时，这是个重要的时刻。的确，第二轮选举，在自由运动中是重要关头。为此，我由衷地感谢总统。
立陶宛是一个经过多年暴力后能够达到目的的极好范例，立陶宛人现在自由了，能够表明他们正在提高经济，自由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且，解放以后社会变得活跃了。有一段时间很困难。从共产主义向自由民主的过度是困难的。因此，立陶宛政府要把自己的经验介绍给经历过同样遭遇的其他国家，这一点很重要。我为立陶宛骄傲，把立陶宛称为友好国家。
记者又提出一个问题：“您打算与普京会晤。您会向他重复自己说过的话，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苏联对波罗的海各国的占领吗？”布什是这样回答的，他的回答说出了心里话：
是的，当然要说。我在斯洛伐克对他说过，据我的看法，他必须明白：我的朋友们，波罗的海各国的元首，心里很悲伤。他们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值得庆祝的重大理由。这一点有其原因。当时他注意地听了我的这些话。
你们的总统决定不到莫斯科去。为这个决定，我尊敬他。波罗的海的每位国家元首都应该采取他自己感到满意的决定。这是一个困难的时候，因此决定也是困难的。我尊重所有这三位领导人的决定。我也是这样对普京总统说的：可以感觉到有一种极大的不安。人们不认为这是解放的时刻。我希望他能与波罗的海国家合作。如果周边都是自由民主国家，这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国境周边的民主越多，国家就越是和平。因此对于很多出身于波罗的海国家的美国人来说，这一天既甜蜜，又苦涩。顺便说一句，许多立陶宛出身的美国人一方面对于美国战胜纳粹感到满意，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他们的祖国沦入了搞迫害的共产主义制度之手。
这次答记者问再次清楚表明，在当今世界，不论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新独立的国家，还是老牌民主国家，美国到处都在把自己的民主概念强加于人。例如，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领导人是第一批对伊拉克大选表示欢迎的领导人。而这次大选，却是在外国军队的枪口下进行的，其中美国军队竟有10多万。美国军队与自己的盟军一道，完全是由于进行赤裸裸的侵略和军事占领，才到了那个国家。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领导人不承认1940年他们三国在一定数量红军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具有合法性，而红军当时却是经过这些国家政府同意，才在那里驻防的。总而言之，这些领导人行事的原则，完全是“用目的来证明手段的正确”。
看到这样一些声明之后，一切都清楚了：俄罗斯可能将不得不面对一系列重大的新事件。尽管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领导人曾对克里姆林宫下过保证，但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北约基地正在猖狂活动，它们武装的毒矛正直接指向俄罗斯的心脏。如果俄罗斯在经济上虽得到了加强，但与此同时它的敌人却由于世界观的愚蠢和政治野心失控而把伊拉克、阿富汗等等地搞得血流成河，那俄罗斯人的这种行为是得不到宽恕的。
最近时期反俄行动愈演愈烈了。抓住任何因由——不论是国家领导人讲话，还是国家通过一个什么必要的法令，或者车臣出了什么事，都会导致到处发表声明，而世界上相当有影响的一些媒体，则立即会来一个仇视力量总动员，展开全线出击。
2006年1月27日在斯特拉斯堡（法国）召开了欧盟议会全会的例会。尽管俄罗斯代表团和一些欧洲国家提出反对，全会还是将“关于对极权共产主义制度所犯罪行进行国际谴责的必要性”问题列入了议程。
当这个问题在斯特拉斯堡进行审议的前夕，举行了一次抗议欧盟议会反共行动的群众示威游行。约有二十几个欧洲共产党和左派工人党来到欧洲宫墙下，高举“不要麦卡锡主义，不许反共”的口号。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26]和希腊共产党的代表以世界上73个共产党、左派工人党的名义，向欧盟议会的代表荷兰人勒内·林登[27]递交了正式抗议书，表示反对审议反共的决议草案。
在平静、祥和的斯特拉斯堡出现几百名高举红旗的人包围欧洲宫，这一事实本身在当地居民中引起了休克效应。近15年来，欧洲报刊，当然也包括俄罗斯报刊，是那样地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要埋葬共产主义，故而斯特拉斯堡的一月事件才会搞得欧洲时至今日仍不能从惊恐中苏醒过来。
事态的发展后来是这样的。在就瑞典议员约·林德布拉德[28]的报告进行辩论之前，俄罗斯代表团和欧盟议会的“联合左派”小组建议把问题退回去进一步加以研究。70名议员支持了这个倡议。但建议却被大会以微弱多数（81票）冻结了。
不过这一事实表明，在欧盟议会决定这个问题时，意见并不一致。该组织的许多成员都明白这个问题的赤裸裸的挑衅性质，他们希望把问题向后拖。
但是，操纵这场可耻闹剧的幕后木偶提线者却坚决要把计划进行到底。他们提供了相应的文件草案，而且开始了辩论。报名发言者多达60人。可是远非所有人都能得到发言的机会。欧盟议会主席的辩论安排，使得反对决议的人们不能畅所欲言。报告人歇斯底里地向听众灌输一种思想：共产主义制度——“这是地球上的剧毒”。
主张通过这一决议的人当中，积极性最高的是我们的东欧邻居。尤其热心的是来自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匈牙利、格鲁吉亚和保加利亚的欧盟议会成员。这种热心永远是“新信徒”——皈依新信仰者——所固有的。他们拼命想要证明自己对新主子的忠诚，宣示自己与过去的决裂。他们的话语里根本听不到任何能听得明白的论据，只有仇恨、狂妄和蛊惑宣传的混合物。
然而，问题在于今天谁是他们的主子。“老牌”西欧表现得相当克制。那些曾经遭受过法西斯主义荼毒的或者曾经比较积极参加过同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国家，它们的代表实际上并没有参与辩论。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的欧盟议会成员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性。
有些议员来自曾经加入过希特勒同盟的国家，这些国家曾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过党卫军军团或者别的惩罚部队（还是匈牙利、保加利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些国家）。这些议员使尽了浑身解数。他们目前在国际分裂问题上所处的位置也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是美国公开的傀儡，对于让他们在欧洲的不稳定状态中扮演挑拨者的角色，他们十分满意。要知道，美国并不需要一个稳定的、顺利发展的，因而独立的欧洲。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新的东欧附庸国正在极尽其力地起着瓦解稳定的作用。
这样，欧盟议会中的东欧成员在不遗余力地鼓动，而西欧成员却一声不吭，然而也不阻止。因此，表决这个反共文件时，共有99名欧盟议会成员同意，而反对者为42名。不过，紧接着却要让这些右派和俄罗斯的敌人大失所望了，因为他们提出的提案——与共产主义斗争的具体措施，却未能得到欧盟委员会部长会议通过。当该提议付诸表决时，有85位代表支持，50位反对，11位弃权。同意者少于规定投票总数的2/3。
不难发现，在这件事情里头，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面——财政问题，尽管这个问题被精心遮掩着。事情在于对“极权共产主义”的谴责，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向“制度的牺牲者”赔偿的问题。欧盟议会主席坚持说，赔偿问题只能以个案的程序提出。
实际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早已准备停当，要对我国提出超出限度的要求，让我国支付“占领”赔偿金。务实的爱沙尼亚人甚至已经想好了偿付的机制。他们都是谦谦君子，可以不要现金，建议只要把新西伯利亚州的森林交给他们，让他们砍伐10年即可。在此之后，他们就不会对俄罗斯再有任何要求。当然，新西伯利亚州的森林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样看来，我们的东欧邻国之所以下力气，完全有着物质的诱因。继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之后，一定还会有其他国家也提出赔偿要求。他们会说，把我们从法西斯主义之下解放出来不对，赔钱吧。相应的要求在欧洲议会初期的决议草案中已经露出过苗头了。当时，这些要求之所以被删除掉，是因为俄罗斯的强硬反对。但这并不意味顽固的波罗的海人不想在最近的未来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意味着再次试图对俄罗斯提出审判。而这一切竟然发生在庆祝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原来事隔60年之后他们才弄清楚，在这场最残酷的战争中，他们竟不是胜利者，而蒙受了无与伦比的最大牺牲的，竟也不是苏联人民。恰恰是现在，当伟大卫国战争中硕果仅存的老战士们即将辞世之际，居然往他们头上泼开了脏水；同时又在往青年人脑袋里灌输：苏联可不是胜利者，而是罪恶的极权国家，它一度占领过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欧盟议会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审判”，就是对共产主义思想本身的审判。但共产主义思想是无法禁止的，它不会死亡。它可以被驱赶到地下，它的拥护者可以受到迫害，但是它却不可能被杀灭。谁的思想同人民的希望离得更近，谁就能取得胜利。而执行者的所作所为，既可能使思想变得更崇高，也可能使思想遭到贬低。
苏联共产党和国家对法制的破坏，已经在党的20大上遭到了谴责。现在，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居然又要来审判我们，而且与此同时还要作出非常出格的结论。如果苏联是一个罪恶的极权制国家，那么它为什么还会参与创建联合国，而且还是为数不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呢？
通过我国共产党走过来的人有4000万。他们是伟大卫国战争中各方面军的司令，是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学者，是著名作家、演员和许许多多值得尊敬的人物。我从林登、林德布拉德之流人物的口中，是不可能得到客观答案的。但即使没有他们的答案也清楚：西方不需要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俄罗斯，为此才必须彻底败坏它的声誉，把它妖魔化，在它的前身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画上等号。当戈尔巴乔夫说，是他同里根一道在雷克雅未克和马耳他埋葬了“冷战”时，他大错特错了。冷战，今天仍在继续，只不过用的已经是别的方法、别的手段。
在苦难深重的20世纪，欧洲政治地图遭到了无情的随意更改。西方在上个世纪中叶曾受到过严重的教训，对此切不可忘记。而西方的朋友——美国——还没有真正尝到过战争的全部可怕的滋味，所以应该制止它，不许它发疯。还有一点：如果受到委屈就像波罗的海三国那样突然蜂拥而起，纷纷互提要求，那么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重新瓜分欧洲的局面。而历史教导我们，只要出现这种重新瓜分的局面，世界上就不会有真正的赢家。
[1] 托马斯·文茨洛夫（Tomas Venclova，1937年9月11日—— ），立陶宛诗人、文学家、文学翻译家。1976年参与创立立陶宛赫尔辛基集团，1977年移居美国，同年被吊销苏联国籍。1980年起在耶鲁大学教授俄罗斯和波兰文学。2018年回国。
[2] 克列沃联合——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结成联盟的协定（于1385年8月14日签署于今白俄罗斯境内的克列沃城堡）。两国王室联姻，成为统一的波兰立陶宛国家。——译者注
[3] 卢布林合并——关于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联合为一个国家的协定（1569年6月28日签署于波兰境内的卢布林城）。规定建立统一的国家体制。——译者注
[4] 阿尔维德·亚诺维奇·佩尔谢（Арвид Янович Пельше，1899年2月7日——1983年5月29日），苏联历史学家。1915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随后参加了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参与筹备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年加入契卡。1919年参加拉脱维亚革命，革命失败后返回苏俄。1919—1929年期间在红军从事教学工作。1941—1959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委员会书记。1946—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9—1966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1—198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6—1983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年逝世。
[5] 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Борис Карлович Пуго，1937年2月19日——1991年8月22日），1961年加入共青团。196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4—1975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总务部部长。1975—1976年任拉共里加市委第一书记。1977—1980年任拉脱维亚克格勃第一副主席。1980—1984年任拉脱维亚克格勃主席。1984—1988年任拉共中央第一书记。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0年、1990—1991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90—1991年任内务部长。1991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并担任国家紧急事态委员会委员，政变失败后，于8月22日同妻子一道开枪自尽。
[6] 谢尔盖·彼得洛维奇·梅尔古诺夫（Сергей Петрович Мельгунов，1880年1月6日——1956年5月26日），俄国历史学家。1905—1906年期间服役于俄军。1907年加入立宪民主党。1911年起从事出版工作。一战期间反对战争，企图团结各社会主义派系，但被暗探局挫败。二月革命后参加了人民社会主义党，先后担任党组织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委员。同年参与创立劳动人民社会党，并当选为党中央委员。1918年起参加反苏活动，1919年参加俄罗斯复兴同盟。1920年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1921年获释。1922年再次被捕，同年10月流亡国外，曾担任劳动人民社会党外国委员会委员。1925年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26年流亡法国，1956年死于巴黎。
[7] 谢尔盖·维克托罗维奇·拉夫罗夫（Серге́й Ви́кторович Лавро́в，1950年3月21日—— ），俄罗斯外交家。1972年进入外交部门工作。1981—1988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秘、参赞和高级顾问。1991—1992年任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国际组织和全球问题司司长。1992—1994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93—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参与联合国系统国际组织部门间委员会主席。1994—2004年任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2004年起任外交部长。
[8] 亚历山大·阿尔贝托维奇·维什尼亚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ьбертович Вешняков，1952年11月24日—— ），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3—1985年任北河航运公司党委副书记，1985—1987年任党委书记。1987—1990年任阿尔汉格尔斯克市人民代表委员会书记。1990年退出苏共。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于1990—1991年任共和国院副主席，1991—1993年任共和国院运输、通信、信息学和空间委员会主席。1993—1994年任交通部海运司顾问。1995—1999年任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1999—2007年任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2008—2016年任驻拉脱维亚大使。
[9] 托马斯·亨德里克·伊里维斯（Toomas Hendrik Ilves，1953年12月26日—— ），出身于瑞典一个爱沙尼亚流亡者家庭。1984—1988年任慕尼黑自由欧洲电台研究所分析师。1988—1993年任爱沙尼亚自由欧洲电台负责人。1991年起定居爱沙尼亚。1993—1996年任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大使。1996—1998年、1999—2002年任外交部长。2001—2002年任温和人民党主席。2002年将温和人民党改组为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党。2004—2011年任欧洲议会议员。2006—2016年任总统。
[10] 焦哈尔·穆萨耶维奇·杜达耶夫（Джохар Мусаевич Дудаев，1944年2月15日——1996年4月21日），1966年加入苏军，196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90年因拒绝赴爱沙尼亚镇压反苏叛乱而退役。1990—1991年任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991年9月6日发动政变，夺取了车臣地区的最高权力，10月27日当选为车臣共和国总统，同年11月9日宣布“车臣独立”，成立了“伊奇克里亚车臣共和国”，并于1991—1996年任总统。1996年被俄军炸死。
[11] 萨尔曼·贝季罗维奇·拉杜耶夫（Салман Бетырович Радуев，1967年2月13日——2002年12月14日），1985年加入苏军，198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苏联解体后从事商业活动，1992年起参加车臣分离主义运动。1992—1994年任古德梅斯省长。第一次车臣战役期间担任车臣叛军东北阵线指挥官。1996—1997年任车臣叛军武装编队指挥官。1998—1999年期间流亡巴基斯坦。第二次车臣战役爆发后返回车臣，2000年被俄军俘虏，2001年被判处终身监禁，2002年死于狱中。
[12] 瓦里达斯·亚当库斯（Valdas Adamkus，1926年11月3日—— ），出身于员工家庭。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反苏地下活动，1944年参加立陶宛叛军“保卫祖国力量”，同年战败后流亡德国。1949年流亡美国，参加了共和党。1981—1997年任联邦环境保护局第五区（中希地区）局长，1997年退休。1998年返回立陶宛，1998—2003年、2004—2009年任总统。
[13]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Силаев，1930年10月21日——2023年4月8日），俄罗斯外交家。195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1—1974年任高尔基奥尔忠尼启则航空厂厂长。1974—1980年任航空工业部副部长。1980—1981年任机床工具工业部长。1981—1985年任航空工业部长。198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1990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兼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91年8—12月任国民经济运行管理委员会主席，11—12月任州际经济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常驻欧洲共同体代表。1994年创立国际机械工程师联盟。1995年加入俄罗斯生态党“绿党”（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Зелёные»）。1998—2002年任拉美经济合作促进全国委员会主席。2002—2007年任俄罗斯机械工程师联盟主席。2008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
[14] 瓦伦丁·伊万诺维奇·瓦连尼科夫（Валентин Иванович Варенников，1923年12月15日——2009年5月6日），1941年加入红军。1944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巴格拉季昂战役、波兰战役、柏林战役等。1969—1971年任苏军驻德国集团军第三野战军司令。1971—1973年任驻德国集团军第一副总司令。1973—1979年任喀尔巴阡军区司令。1974—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9—1984年任苏军总参谋部主要作战局局长。1984—1987年任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1984—1989年任国防部驻阿富汗前线作战指挥组组长。1986年指挥了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抢险救灾工作。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9—1991年任陆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被捕。1992年拒绝大赦。1994年被判处无罪释放，随即被勒令退役。1993年参与创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于1993—2009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1995—2009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6—1999年任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2004—2009年任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副主席。2009年去世。
[15] 莱·沃·保尔斯（1936—？），立陶宛作曲家，乐队指挥。作品有芭蕾舞曲、音乐会乐曲和爵士乐等。——译者注
[16] 瓦伊拉·维凯—弗列别尔加（Vaira Vīķe-Freiberga，1937年12月1日—— ），出生于拉脱维亚，1944年流亡德国，1945年流亡摩洛哥，1953年流亡加拿大。1965—1998年期间任教于蒙特利尔大学心理学系。1997年回国。1998—1999年任拉脱维亚研究所所长。1999—2007年任总统。2005年起任联合国秘书长拉脱维亚维特特使。
[17] 瓦·瓦·拉斯特雷利（1700－1771），俄国建筑师，巴洛克式建筑风格的代表人物。斯摩尔尼宫、冬宫、彼得戈夫大宫殿等都是他的代表作。——译者注
[18] 安·马·乌皮特（1877—1970），拉脱维亚作家、拉脱维亚科学院院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代表作为三部曲《罗别日尼耶克一家》等。——译者
安德烈斯·乌皮乌皮特（Andrejs Upīts，1877年12月4日——1970年11月7日），苏联拉脱维亚族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1940—1951年任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41—1954年任拉脱维亚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1946—1970年任拉脱维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
[19] 雅·莱尼斯（1865—1929），拉脱维亚诗人、社会活动家。代表作为诗集《暴风雨的播种》，《那些不会忘记的人》，《太阳，万岁》等。——译者
雅·莱尼斯（Ян Райнис，1865年9月11日——1929年9月12日），原名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普莱克尚（Иван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Плекшан），拉脱维亚诗人、剧作家、翻译家。1887年起从事文学活动。1897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普斯科夫，1899年被流放到维亚特卡。1903年获释后返回拉脱维亚，积极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5年流亡瑞士，1920年回国，当选为拉脱维亚共和国制宪会议议员。1921—1925年任国家剧院导演。1926—1928年任教育部长。1929年逝世。
[20] 弗兰西斯科·哈维尔·索拉纳·德·马达利亚加（Francisco Javier Solana de Madariaga，span>1942年7月14日—— ），1964年加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965—1970年期间留学美国，积极参加反越战抗议。1971年起担任社会党驻马德里民主协调会代表。1976—1981年任社会党执行委员会组织和新闻秘书。1977—1995年任国会议员。1982—1988年任文化大臣。1985—1988年任政府发言人。1988—1992年任教育和科学大臣。1992—1995年任外交大臣。1995—1999年任北约秘书长，在任期间发动了南联盟战争，并下令轰炸南斯拉夫。1999—2009年任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欧洲理事会秘书长兼西欧联盟秘书长。
[21] 科尔尼里大主教（Митрополит Корнилий，1924年6月19日——2018年4月19日），原名维亚切斯拉夫·雅可布斯（Vjatšeslav Jakobs），1943年进入东正教会工作。1957年因煽动反苏而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60年改判5年徒刑并获假释。1990—1992年任塔林主教。1992—2018年任塔林和全爱沙尼亚大主教。
[22] 阿列克西二世（Алексий II，1929年2月23日——2008年12月5日），俗名阿列克谢·里迪格（Aleksei Ridiger），出身于一个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家庭，1946年起进入东正教会工作。1968—1986年任塔林和爱沙尼亚大主教。1986—1990年任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大主教。1987—1990年任芬兰教区主教。1990—2008年任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
[23] 吉洪（Тихон，1865年1月31日——1925年4月7日），俗名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别拉文（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Беллавин），1888年毕业于圣彼得堡神学院。1897—1898年任卢布林主教。1898—1900年任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主教。1900—1907年任阿留申和北美教区主教。1907—1913年任雅罗斯拉夫尔主教。1913—1917年任维尔纽斯主教。1917年6—8月任莫斯科行政主教，8—11月任都主教。1917—1925年任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1925年死于莫斯科。
[24] 巴特罗缪一世（Πατριάρχης Βαρθολομαῖος，1940年2月29日——），1961年起进入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工作。1968—1972年任哈尔基神学院助理院长。1972—1990年任君士坦丁堡普世大牧首私人助理。1991年11月2日起担任君士坦丁堡普世大牧首。
[25] 阿诺尔德·吕特尔（Arnold Rüütel，1928年5月10日—— ），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3—1969年任塔尔图示范农场主任。1969—1977年任爱沙尼亚农业学院院长。1977—1979年任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农业书记。1979—1983年任爱沙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3—1990年任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9—1990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爱沙尼亚脱离苏联后，于1990—1992年任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1992年任制宪会议议员。1994年创立爱沙尼亚人民联盟，并于1994—2000年任党主席。1995—1997年任国会议员，在任期间担任国会副议长。2001—2006年任总统。
[26] 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Генна́д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Зюга́нов，1944年6月26日—— ），1963—1966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6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2—1974年任共青团奥廖尔省委第一书记。1973—1978年任奥廖尔市最高苏维埃代表。1974—1983年任苏共奥廖尔扎沃兹科伊区委书记兼奥廖尔省委第二书记。1980—1983年任奥廖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思想部副部长。1990—1991年任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积极呼吁戈尔巴乔夫下台，并参与签署《致人民的信》。1991年底参加俄罗斯民族联盟（Российский общенародный союз）。1992年参加救国阵线，鼓吹红褐合作。1993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在十月事件中支持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同年12月当选为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起担任俄联共国家杜马党团主席。1996年起担任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委员。2001年起担任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并于2001—2014年期间兼任理事会主席。2012年起担任国务院主席团成员。曾于1996年、2000年、2008年、2012年四次参加总统大选。
[27] 皮埃尔·勒内·休伯特·玛丽·范·德·林登（Pierre René Hubert Marie van der Linden，1943年12月14日—— ），早年参加了荷兰天主教人民党（1980年并入基督教民主党）。1977—1986年、1988—1996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1986—1988年任外交部国务秘书。1999—2015年任国会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2009—2011年任议长。2005—2008年任欧洲委员会议会议长。
[28] 拉斯·戈兰·阿克塞尔·林德布拉德（Lars Göran Axel Lindblad，1950年1月12日—— ），1976—1977年任瑞典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随后参加了温和联合党。1993—1997年任国会后备议员，1997—2010年任议员。2004—2010年任欧洲委员会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2007—2010年任年任议会副主席。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