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本·法因、劳伦斯·哈里斯《重读〈资本论〉》（1979）

8．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8．1 经济再生产的社会化
8．2 政治变革
8．3 国家支出
8．4 生产周期

8．1 经济再生产的社会化

　　在对第二阶段特征进行说明之前，必须分析第三阶段是怎样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矛盾的产物而出现的，必须分析它同较早阶段出现的阶级斗争形式、危机和社会关系的联系。由于考察了信用对生产周期的作用（见第五章），在某种有限的意义上说来，我们已对危机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一方面，信用体系的发展助长了信用的膨胀，因而也就加剧了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出现崩溃时生产周期的大起大落，加剧了金融资本、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呈现出更加激烈、更具威胁性的性质，潜在地刺激了工人阶级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对整个资本家阶级说来，随着工人阶级力量和组织的增长，克服这种暴力对抗的必要性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垄断资本主义下利息收入作为剩余价值分配的一种形式占据支配地位，是同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及其抵销作用直接相关的：“因为利润在这里纯粹采取利息的形式，所以那些仅仅提供利息的企业仍然可以存在，这是阻止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庞大得多的企业，不一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5卷，第494页）。
　　信用体系的发展和利润以利息的纯粹形式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资本家之间的“劳动”分工的发展。正如资本在其循环中经历不同形态，可依此对资本的直接控制进行划分，那么在循环的每一阶段控制的分工也就出现了。例如，在生产资本的过程控制中，一个庞大的以指挥和全面负责为已任的阶层产生了，而且，在工资制度的基础上，这些职能的劳动配置本身也社会化了。这不仅涉及到中间阶层，即所谓新的小资产阶级管理者，而且也涉及到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工头，主管，熟练工人），这是产生工人贵族（这个概念与列宁和恩格斯所指世界劳动分工不同）的原因。工人贵族的利益在于轻易地把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限制在政治民主（比如取消投票权的财产条件）和社会改良上（以此调和经济上的对抗，达成能人统治）。垄断资本主义是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的经济危机上，阶级斗争更加剧烈。由于追求政治民主的斗争的开展只是社会改良的一种途径，这些斗争就局限于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和谐一致的范围之内。垄断资本主义下存在着加强调和阶级斗争对抗性的趋势，对这种趋势不完全的“解决”在于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国家的作用。国家在经济的再生产中居于支配地位，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后一个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众不同的特征，它表明生产关系的社会化水平比以前各阶段更高，具有一个驾驭生产的崭新的高级的社会化机制。与此不同，在早期各阶段，驾驭生产的主要社会机制是市场交换和信用制度的强制力量，而在这个阶段，国家干预机制居于统治地位，在经济的再生产和社会的再生产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关系，国家不再是简单地为经济再生产的进行创造社会条件。但是，国家没有简单地取代经济再生产的现有关系，而是以错综复杂的关系与它们并存，因而把它们的社会内涵改变为国家对资本循环进行直接干预的后果。
　　我们的方法是用经济再生产的特殊形式来判定一个阶段（尽管这些特殊的形式是与相应的社会关系形式及其矛盾相联系的）。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来，首先必须考虑资本驾驭生产的形式。在金融控制上，国家代替私人信用体系成为管理资本家积累的主要机构。要做到这一点，其机制是复杂、多变的，但最简单的一点是国家对信用体系本身进行控制，一方面通过货币政策控制私人信用，另一方面把国家信用分配到各个具体部门。反过来这与税收补贴制度的发展也联系在一起，也为其发展所补充，即使金融资源的分配作用是，或表面上看来是不同的（例如，间接税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会计控制形式，因为它把商品的市场价格同它们的生产价格分离开来），税收补贴制度也会影响到金融资源的分配。金融控制方面的国家干预并不起源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为批准货币的社会发行至少是一种如同资本本身一样古老的干预行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对信用水平及其分配都会产生直接影响。但是，由国家取代私人信用，极大提高了改变充作有息资本的信用所起作用的可能性。因为它的基础不再直接与私人营利相联系（或准确地说，最大量剩余价值分配在利息形式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国家信用可以熨平生产周期的涨落一种超越私人资本范围的行动——这与生产社会化是相一致的，国家与市场协同动作作为金融控制的一种机制而发挥作用。即使在社会总资本及个别资本的循环中，国家在金融控制和会计控制领域发挥作用，国家也不可能独占对资本的控制，特别是对单个资本。然而，由于国有化涉及对资本在交换和生产方面的经营进行控制，在国有化的情形中，国家就能独占对特定资本的控制权。在此情形中，由于国家完全取代了信用体系而成为最终金融来源（尽管这种金融本身最终决定于国家获得剩余价值的能力），国家已经实现了金融控制。国家也实现了会计控制和过程控制——实现得如此彻底，以致国家能把这类经营从市场竞争中完全消除（制定补贴价格和维持非营利性就业）。这一点再次反映出国家（连同市场一起）作为一个控制机构的发展，在国家控制之下，生产业已社会化。
　　与国家控制的新形式相联系，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存在一种新的主要的分配形式。在这一阶段剩余价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税收而进行分配的，这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无关紧要。在以前的各阶段，资本经过与劳动的相交换（用货币购买劳动力，出售商品换回货币）而获取剩余价值。那时在分配上没有法律的强制。在税收制度下，法律的强制（为思想及政治的压力所支持）迫使工人和资本家把货币转交给国家，以使国家能占有这部分剩余价值。当然，国家并不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分配剩余价值。作为大量资本的法定所有者（国有化行业）和私人资本的管制者，国家以这样的方式支出其收入（除去那部分用于工资收益边际再分配和福利劳务生产的税收）：把收入再投到资本循环中，使收入能用于积累再作为资本使用。因此，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资本循环仍具有自我扩张的基本特性。不过，作为这种自我扩张基础的剩余价值，现在以一种新的税收形式（和信贷、补贴形式）被分配并再投入到资本循环中。这种新形式与自由交换基础上的其它资本主义分配形式同时并存，不过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这些其它形式均已变形。这样，在分配斗争中，通过市场由竞争决定工资价值和自由的劳资谈判，经过国家干预都有所改变。换句话说，收入政策改变了交换关系，产生了法律强制的因素。国家对税收的管理亦是如此，二者都表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分配方式日益采取了社会化的形式。此外，国家对信用体系的干预改变了货币供给和需求竟争的平衡。结果，资本部分与作为利息或企业利润的剩余价值分配之间的竞争性争夺，通过国家变得更加社会化了。

8．2 政治变革

　　迄今为止我们已在一般意义上讨论了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经济再生产问题。我们也已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关系结构如何产生出把经济和政治斗争分割开来的假象，存在着把斗争局限于经济问题的强烈倾向，这种趋向经济的倾向，为资产阶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统治提供了强力的基础。然而，我们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特性而提出的那些特征，本身又具有削弱这种经济主义基础的倾向。因为国家，其主要是政治关系的体现，直接卷入了经济斗争。在以前各阶段，关于工资和过剩的斗争并不涉及到国家，因为它只与仅仅包括雇主和工资收入者的交换关系和生产关系相关。当然，在特殊情形中，在早期各阶段，国家也许会卷入斗争，但问题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国家直接介入所有形式的经济斗争是无可避免的。例如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机构成了在工资斗争中反对工人阶级的主角，管理并制定收入和税收政策。既然国家不仅仅作为一个经济机构进行干预，它还是一个思想意识、经济和（主要是）政治关系的综合体，那么这会威胁到经济斗争、思想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区分，以前各阶段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以这种区分为基础的。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关于工资或其它经济问题的斗争会有一种即刻引起政治问题的倾向，会引起国家的控制及控制的阶级属性问题。正是为了克服这种危险，政治变革才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这种变革可以采取一些具体形式，但无—例外地涉及到建立一种包容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制度。其最为发达的形式是建立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以便以工人阶级力量为背景的政党能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使工人阶级能够作为政治力量而出现，从而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经济斗争中所产生的国家的控制问题并不一定导致为了实际控制而展开政治斗争。这能使从资本利益出发的政策获得通过，只要政策的采用能与工人阶级直接需要相吻合——比如福利支出。最为重要的是，在一些时候可以通过必要的牺牲使经济斗争失去爆炸性而维持一份虚假的“政治力量”。
　　但是，不能认为这些变革仅仅地、或主要地只具有思想上的意义——在日益扩大的经济干预也许会暴露出国家的阶级性的情形下，仍能维持国家不偏不倚的假象。因为既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特征是弱化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分裂程度，那么把工人阶级斗争并入到社会民主机构，就为把斗争限制在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相容的限度内创造了客观条件。这一点是通过把经济斗争的场所从生产场地脱离出来而实现的（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言，工人阶级的力量势必会导致政治的和思想的危机），经济斗争可在国家机构中展开。
　　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第6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这些发展带来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分析上的混乱。经济斗争的政治化使高夫（1975）等同和混淆了政治的和经济的关系，认为政治和经济关系中包含有一个简单的结构，其中的阶级力量的平衡是决定利润率的关键。经济要求可以象通过经济斗争一样来由政治的渠道加以满足，因为在他看来，“社会工资”（社会服务）和货币工资的综合形成工资总水平，工资总水平是由政治斗争而决定的。这代表了一种以资产阶级思想为基础的阶级斗争的策略，其中的“社会工资”可被视作削减工资的政治补偿物。但事实上恰恰是由于“社会工资”和货币工资是完全不同的范畴，它们才引起了政治和经济各自不同的斗争水平。在经济斗争中，工人阶级一般总是在生产场所组织起来，但它却能导致那种把货币工资与“社会工资”进行不合逻辑比较而出现的牺牲。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国家对货币工资和“社会工资”实行管制，每一项管制都是同对政治关系的干预一起所决定的，在这种政治关系的干预中，工人阶级尚未能很好地组织起来（有关英国这方面对高夫的批评见法因和哈里斯（1976a））。
　　然而，霍拉卫和皮克斯特（1976）（1977）没有步高夫之后尘，简单地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提并论，从而在事实上把政治斗争看作是居于支配地位的，相反，他们强调指出，事实上工人阶级错误地囿于经济斗争而不能看到在现实中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都是社会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他们在这方面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在所出现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存在既定的关系，国家经济干预的盛行加强了这种关系。问题不是进行经济的而不进行政治的斗争，问题是经济斗争不具有革命性，它们同政治斗争具有相类似的性质：前者是工会会员斗争，后者是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结果，霍拉卫和皮克斯特为工人阶级策略所开具的处方空无一物。它只是呼吁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统一起来，而没有发现在任何情形中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都是结合在一起的。把它与加强经济斗争、把经济斗争建立在加强政治斗争基础上的策略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它的空洞性，而后者是一种以各方面业已存在的一切为根据，在每一方面寻求实质性变革的策略。
　　那么，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与经济再生产相联系的斗争的目标，例如不管是关于失业还是关于工资价值的斗争，日益采取了与国家经济干预相关的形式——如国有化的斗争，通货再膨胀政策，反收入政策及其影响。但是这些斗争同生产场所相脱离，渗透到政治关系中，同时就产生了新形式阶级斗争的可能性，这些斗争是关于非经济的再生产，关于在直接生产过程和剩余价值流通之外再生产劳动力的条件的。尤其是，工人阶级能够通过政治关系为扩大社会变革，将剩余价值分配给自己而不是奉献给国家控制的资本积累而进行直接斗争。因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与社会改良主义的兴起相联系的，社会改良主义作为一种力量，其效果在福利国家的发展中已经显现，而福利国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出发点。由于国家在以前各阶段把剩余价值用于非生产性支出（例如维持法律和秩序），这就直接符合资产阶级的需要，阶级斗争仅仅起间接决定的作用。

8．3 国家支出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具有国家支出增长，因而雇佣劳动就业增长的特点。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社会关系结构能调和关于剩余价值和就业的阶级斗争，并能根据资本积累的利益来指导剩余价值的使用。不过，关于就业和国家支出的阶级斗争的意义超出了实施政治控制所直接产生的政治含义。由于工人只能反对私人资本控制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性支出，围绕国家控制剩余价值的斗争就包括那些要求扩大非生产性支出的斗争（很可能以生产劳动作为代价）。
　　例如，对国有化进行考察。无论是在推行国有化的斗争中还是对现有的国有化行业进行重组，无产阶级的利益都要求在变革国家、社会方面实施国家所有制和国家控制，从原则上说，实施国有化的压力也是进行这样变革的斗争的一部分。本质上这是一种把行业置于工人控制之下的斗争，工人进行直接控制，也通过管理经济的国家而加以控制。一般说来，这是一场把国家所有制作为消灭资本的一个步骤而进行的斗争，是朝联合生产者社会迈进的一步。然而在连续不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变成了一场关于国有化行业剩余价值非生产性支出的斗争，变成了一种对资本加以约束但不取消对其控制（需要补贴，却无需过剩之物）并从中控制生产的努力。相反，资产阶级需要国家所有制，准确地说，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和资本的存在。这涉及到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的问题（尽管正如我们指出的，这种国家是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政治关系已经发生变革基础之上的国家），涉及到限制国有化推广，仅保持一部分和特殊行业的国有化的意图。资产阶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有限度的国有化的要求，是因为如果所有的生产和交换都实行国有，阶级就不可能存在了。此外，对资产阶级而言，国有化行业也要求象资本那样经营——一个社会形态中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社会积累是他们的理论基础。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决定了国有化的速度及管理、经营国有化行业的方式。在这里，应该重新记起国家干预经济的推动力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日益加剧的危机的强烈性。国家干预导致了国有化，且不局限于对交换和分配的控制，这表明如果不对生产过程加以控制，国家就不能依靠这些手段来维持资本的再生产。如果资本集团的私人调整不能在没有社会冲突产生的条件下进行，那么，国家将不得不通过国有化而保证有条不紊的调整，借此缓和并改变工人控制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单个资本及其所雇佣的工人受到竞争强制力量的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干预不屈从于金融标准的控制，不包含生产控制，也许会削弱对资本的生产控制。
　　这些分析对国有化行业所实行的控制形式具有意义。重要的是阶级斗争已同生产场所相脱离，通过社会民主的渠道，劳工运动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得以废止。但是，这是以一连串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指挥为基础的，它把营利的市场标准置于政治危机潜在发展之上。通过例证来说明英国的情况吧。国有化行业的日常管理与私人公司并没有多大不同，都是由管理部门对竞争性市场条件作出反映。商品标准构成了这些部门与政府之间的一环。最近成立的国家企业部本质上是一个国家所有的金融持股公司，其情形就是如此，在工人斗争和工人控制之间设置了资本主义合理性的障碍。
　　在结束国有化问题之前，必须指出，我们对此问题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国家支出问题上通常所阐明的观点。资本和不同类型的国家支出之间的关系已成为近些年来许多争论的主题（见高夫（1975）、法因和哈里斯（1976a）（1976b），奥康纳（1973））。争论集中于国家对福利劳务的支出究竟是生产性支出还是非生产性支出的问题上。在一些地方我们已经指出这是非生产性支出。由于这个范畴强调了资本主义经济各个部门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依赖性，它对理解资本主义关系就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一味集中于这种分类法，就不能说明国家支出，因为对于国家在国有化行业的支出问题，我们从中一无所获（在这类讨论中，国家在国有化行业的支出只是被当作雇佣生产劳动而附带提及，从而被忽视了）。前述文章的争论表明，为了理解国有化行业和私有行业的不同，就必须改变仅仅从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角度对二者进行分类的方法。人们必须考虑国有化趋势背后的那些因素。
　　由于阶级斗争日益社会化，易于引起强烈的社会重组的危机，我们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就在于克服了针对资本控制的阶级斗争。由此，我们已对上述的背后因素进行了考虑。这不仅对国有化行业的发展趋势，而且对国有化的发展趋势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要是这样的话，在此意义上说来，国有化行业是否当作资本经营不取决于国家雇工所采取的法定和惯常的形式，而是取决于关于生产控制的阶级斗争。一般地，遵照价值规律及其直接作用，尽力使国家雇工为剩余价值生产从事生产性的经营，正符合资本的利益。相反，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抵制这些后果，为国家进行资本的非生产性雇工，为有计划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和就业的维持而斗争。因此，这不是理论中假想的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难以定义的、抽象的界定——这种理论产生了是否把国家雇工当作资本的问题，而是在国有化行业里进行生产重组的具体斗争。再以英国为例，它不能协调同一部门（燃料、运输）国有行业的计划，每个公司内的重组反映了对商业标准，即对竞争力量的追求。
　　我们已经指出，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经济的再生产产生了国家进行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劳动雇工的阶级冲突问题。无论以何种方式这种冲突都必须解决，不能置之不理。如果国有化重新把生产性雇佣加于工人头上，工人们就会如在私人行业一样，仍处于反抗资本主义生产后果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在扩大国家非生产性支出上连续成功的行动，从资本手中取得了对那种支出的直接控制。对国家非生产性支出而言，必须发展其它控制形式，使资本服从这些形式的控制，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满足积累的需要，因而产生了福利支出和福利生产的资本主义特殊性。例如，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再生产，要求在工资价值之下存在失业福利费。对特定技术结构的需要会影响到教育体制的等级性质。剩余价值以福利支出的形式从积累中的一般流失，使得福利国家一定会遭受严重限制，产生匮乏（如在卫生行业上）。通常工人阶级为福利而斗争的能力尽可能地被分散，地方政府服从于中央政府，决策制定不仅与福利领受者和生产者无关，也与作为生产者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无关。
　　在一些人看来，福利国家只是缓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在另一些人看来，它只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无产阶级将在阶级斗争中获利。第三种人认为福利国家保证和提供了社会再生产条件。最后的这种观点本质上是正确的，不过需要把它同经济再生产中产业后备军所起的特殊作用联系起来。因为产业后备军不仅是把工人排除出生产过程的资本积累的产物，而且也是一种保证资本（包括可变资本）集中能力的条件。福利国家不仅仅意味着对产业后备军的控制和维持，它还通过其自身的存在提供了社会化的环境（伤残者不会直接失业，失业者可获得就业机会而不会充当家庭佣人等）。对这方面具体的分析超过了我们论述的范围。

8．4 生产周期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是一个国家直接参与或干预经济的阶段。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和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和社会）重组现象的消亡，但它确实意味着经济重组形式的变化。现在剩余价值以税收的新形式而被分配（也以利息、企业利润等传统形式而分配）。整个经济继续按照资本的需要而被控制，但是，现在进行经济控制的机构是国家（传统的市场机构和信用机制也控制经济）。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涉及资本的消亡，它就没有取消资本运动的规律。虽然规律运动形式发生了改变，日益加剧的资本积聚与资本集中规律仍然有效，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及其抵销作用仍然有效，积累必定为危机——尽管危机和商业周期的形式已有改变——不时中断的规律仍然存在。在这一部分，我们要考察第5章所进行的对资本主义危机和周期的分析，如何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情况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仍然不失有效性。
　　基本的一点在于国家积极干预只影响了周期进程并未取消周期本身。之所以不能消灭周期的出现，是因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的技术构成仍是有提高趋势的，这使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及其抵销影响发生作用，正如我们在第4、5章指出的，这些是资本主义危机和周期的基础。在着手考虑国家影响周期的方式之前，考虑凯恩斯主义关于国家可以消灭危机认识的错误是有启发意义的。这个错误源于危机是因为需求不足，因而国家总能通过影响商品需求（需求管理）而避免危机的认识。它忽视了仅仅是需求不足，只是与危机形式而不是与危机原因有关，危机的原因在于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与其抵销作用的矛盾，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东西，只能通过消灭资本主义而加以消除。换句话说，凯恩斯主义忽视了这样的事实：为了保证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资本主义国家被迫容许、有时甚至促成危机爆发。因为危机不只是对资产阶级这一部分，自然对工人阶级也是灾难性的。危机也是重新进行资本主义积累的前提条件（尽管危机从不保证这种更新），资本主义国家不能以任何避免危机的方式提供这些条件。这些分析能使我们看到，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是如何影响生产周期的（或者，由于危机是周期的主要方面，国家也就对危机进行了干预）。
　　有一些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15章进行了详细阐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切阶段的危机中都会释放出来。正如我们在一些地方指出的（法因和哈里斯（1975）（1976a）（1976c）），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当危机爆发时国家会采取措施加强这些力量。这些力量相互交织在一起，些力量与其它力量相比是更为根本的力量。生产资本的调整是这些过程最根本的基础。它表明为原有固定资本和采用的更先进的固定资本（尽管后者只是积累的一个部分，是危机为积累创造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危机中的一种力量）大量增加，日益排挤劳动。由于生产资本的调整对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至关重要，暂时地解决了产生危机的矛盾，因而它是危机中最为基本的力量，其它力量的发展均立于这个基础之上。在经济方面，最有意义的是从收益到剩余价值的再分配（也即从劳动到资本）及同时存在的资产阶级不同阶层争夺剩余价值斗争的加剧。
　　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进行干预以强化这些最基本的和衍生的过程。国家通过其居于作为一个全面控制经济的机构的地位，对生产资本的调整进行直接干预。在金融控制方面，国家对资本之间的剩余价值分配进行干预，以直接推动资本的调整（保证金、补贴等，视接受它们的行业的调整而定）。在国家进行会计控制和过程控制的领域，就象在国有化行业一样，国家本身进行了调整。此外，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危机中还存在一种趋势，国家扩大控制，以致对更多的部门实行国有化（采用了会计控制和过程控制）。在这些方面，国家直接推动了生产资本的调整。国家对非直接刺激生产资本调整的过程，尤其是劳资之间的分配斗争也进行了干预。通过税收、补贴和工资政策，国家至少能暂时地按照资本调整所要求的方向干预分配。在危机中这一般涉及到利润的增长，虽然正如我们在下面要指出的，这种增长也许会妨碍资本的调整。考察一下这种分配干预是如何实施的，大有裨益。压低工资价值的工资政策，通过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并影响劳动力价值本身（道德的和历史的因素）而进行再分配。税收和补贴在受到工资政策支持时，具有意义深远的效应。比如，对工人课税的增加，一般会引起增加总工资的压力以维持工资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使得最终对工人的课税落到资本身上，对工人的课税不再是再分配的一个工具。然而，一项有效的工资政策，会克服这种后果，容许对工人课税的增加，把这当作对资本再分配的一个手段。
　　国家对危机的经济干预也是同国家对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的干预相伴随的。生产资本调整中对活劳动的排挤、有利于资本的再分配，都是从各个方面使工人阶级战斗一触即发的过程。因此资产阶级进行反攻，由国家充当这么一个中心就是当务之急。正如我们在第6章指出的那样，国家本身的行为达成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联合，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国家也肩负着充当资本主义思想机器的责任。在危机中，资本的基本经济要求使思想上、政治上的反击成为必要，因而国家本身只是进行这种反击的工具。这就是霍拉卫和皮克斯特以一种很不明确的方式所概述的“政治调整”，它产生于这样的事实：国家只是资本关系的一个方面。
　　国家对经济危机的干预产生了两个特殊的现象，表明了工人阶级历史获益的倒退。其一，国家试图削减福利事业支出，福利事业涉及的是非生产性支出，因而福利费用支出减少了用于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的比例，因此削减福利支出，能把剩余价值从非生产性支出再分配到资本上（应说明的是，这种说法与高夫的大不相同，见法因和哈里斯（1976a）（1976b））。其二是在国有化行业加强资本因素的力量。在本章前文我们已看到国有化包含了工人阶级利益（要求把国有化当作迈向无产阶级控制经济的一步）和资产阶级利益（要求把国有化行业当作资本经营）关系的紧张。在经济危机中，国有化行业的经营有所改变，以使其更接近于当作资本经营。商业营利的标准被提出来或者得到支持，对活劳动的排挤更进了一步。这一点可以经由许多不同方式而产生，每一种方式都同循环中不同场合的资本控制相适应。第一，国有化行业本身之间及与私人行业之间的竞争，使市场竞争的强制在组织上日益加剧（例如在英国，在运输和能源部门，国有化行业既没有在一个计划下进行垄断也没有进行合并）；第二，国家与国有化行业之间的关系，可由实施金融控制、适合营利的国家机构作为媒介（英国国有企业部的发展是一个例子）。根据金融机构所提出的基本经济理论，由于生产场所的斗争同政治权力相脱离，如果必要的话，这会进一步产生削弱国家干预政治含义的效果；第三，非生产性国有化行业的生产——不当作资本经营——却可作为资本组织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形式）。在这里，非生产性支出到生产性支出的转变不包含此消彼长的关系。相反，生产重组的目的，在于重新划定把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从社会再生产领域中划分出来的界线（在英国，这对铁路和邮政说来极有意义）。
　　国家垄断下的生产周期具有一个新现象，或者是事实上很传统却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改变的现象。这就是通货膨胀。分析通货膨胀要从对国家干预的直接考虑出发，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通货膨胀，是与国家的作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根据我们在第一章讨论过的分级决定理论，通货膨胀是一种出现于社会表层的现象，却是由更深层次的因素相互作用而决定的；根据分析方法，通货膨胀是一个复杂而非特别抽象的概念。作为一种复杂的现象，通货膨胀的出现产生了一种肤浅的、以单一或几个偶然性因素来解释通货膨胀的理论，这种理论脱离了积累和经济的再生产，或是把它与积累和经济再生产的关系简单化。相反，应该认识到不能把通货膨胀归之于单一的决定原因（比如工人阶级的好战或资产阶级的阴谋），而只有归之于全部决定因素，这些因素本身相互间构筑了一种等级关系。我们以既定的积累周期和验证通货膨胀的幅度如何与积累周期相联系为基础而展开我们的讨论。
　　通货膨胀涉及到以货币表示的商品价格的上涨。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其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提出的通货膨胀理论是相对简单的。除非我们假定同货币相关的商品的生产价格或市场价格，就其不断上涨而言，会高于商品的价值，否则，一旦出现通货膨胀，以货币商品（金）表示的商品的价格一定会上升。在诸如工人阶级为较高工资价值而战斗这样的经济方面的阶级斗争具有自身效果的问题上，这些价值关系提供了条件和限制。本质上它们意味着，工人的战斗在某种有限的程度上能提高工资价值，货币工资可临时提高而不一定使价格上扬。由于劳动需求和供给方面的竞争是与积累一起波动的，这些分析可用来说明工资价值在生产周期是如何变化的。不过，如果货币采取了商品货币，比如金的形式，也只能如此使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个突出的方面是货币的变革，以使货币不再采取这种形式。因此，通货膨胀受到货币商品相对价值变化限制的那种分析，不能直接运用于资本主义方式的这个阶段。
　　如果货币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化不再是商品价格上涨的一种限制，就认为货币对价格上涨没有任何限制，同样是不对的。货币确实施加了限制，却不是简单地由货币商品相对价值而引起的，这些限制源于货币在资本循环中的作用。在分析这些限制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分析中，这些限制仿佛并不存在。例如所谓的“冲突”理论（见哈维（1977）），仅仅是对格林和萨特克利夫（1972）新李嘉图主义研究的发展，它认为通货膨胀是由分配斗争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相对力量所决定的，而没有考虑这个过程是受资本循环中货币作用的限制。与此相类似，原教旨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仅仅是国家需要增加货币供给，以便为非生产性开支提供资金来源的产物，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忽视了货币作为资本的作用。
　　所谓货币在资本循环中的作用的意义是什么呢？实质上是指在交换领域的一个阶段，资本必须采取货币的形式（货币资本），如果循环要继续下去并重新开始的话，货币资本就必须等于与它相交换的商品资本。这表明如果资本积累减少，要维持循环的统一，循环中的货币资本因素就必须减少。马克思看到了货币贮藏在这方面的作用（见布伦霍夫（1976））。货币贮藏意味着货币资本退出循环，货币贮藏的增长减少了用于资本的货币数量，在资本循环收缩时能确保货币资本也相应减少。通货膨胀在有或没有货币贮藏的情况下其表现都差不多，因为通货膨胀也使既定数量的货币资本价值下降。因此，从这一点看来，通货膨胀的决定是与资本循环扩展的速率和货币贮藏或不贮藏的速率相一致的。所有这些都表明循环得以顺利进行，它或是扩大或是缩小，而没有极度的中断。这包含着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即当商品资本要素的价值由于技术的进步而下降时，商品的货币价格却可以上升以降低货币资本的“价值”——除非不是货币贮藏从循环中抽走足够的货币资本就是积累进行得够快，以保证总资本价值量（比如商品资本的总价值量）的大小足以与现有的货币资本相等。这说明通货膨胀率决定于积累速度与货币资本贮藏（或货币出笼和扩张）速度的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只能通过区分竞争中资本之间信用的作用和劳资之间信用的作用而加以探究（见哈里斯（1976））。前一种信用的意义仅在于它预付货币而后回收货币，扩大了资本的循环。这样，它依赖剩余价值的生产来实现自身的职能。比如，从单个产业资本家的观点来看，由于要缴付利息（和企业利润），剩余价值必须生产出来并加以实现。不过，不能把这一点看作是单纯的个人行为，因为这种信用所起的作用就是在社会上通过资本的集中和积累，推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单个资本家在与其它资本家相竞争的驱使下，把信用当作集中的手段而趋之若鹜，成了这个过程的推动力量。信用作为资本的扩张是否不与资本循环成比例，取决于信用刺激和推动的资本集中与积累顺利实现的程度。简言之，信用作为资本的扩张，要求对资本循环进行必要的干预，以促进资本循环扩大，但是，如果要不产生通货膨胀的话，就必须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为条件。此外，在资本循环中存在信用运动的地方，即使信用采取了不同于金银的形式，它也具有货币的作用。
　　然而，即使是在资本家之间，信用关系也不受货币作为资本扩张的限制。但是在这些地方，信用关系仅仅是执行便利商品资本运动的功能，并不对资本循环的扩张产生影响。换言之，这种信用同剩余价值相交换，只不过预示了货币的运动（当借据被要求收回时）。当然，如果发行信用票据，并把它当作货币，因而也当作资本进行独立流通的话，为维持生产和流通的平衡而没有通货膨胀，资本就必须扩张（除非货币的一个等量被用于货币贮藏）。不过，信用票据本身不会是任何通货膨胀的根源。相反，产生信用票据当作货币流通可能性的那些条件（金融资本或国家信用的存在）和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那些力量，连同较早讨论过的资本积累速度，才是我们应该确定的原因。在下面国家信用的讨论中我们要再转回到这个问题上。在劳资之间的信用关系上，须考虑两点。第一，当劳动力为资本家所购买，就表明信用充作资本可以提供给资本家用以促进集中。工资被哄抬得越高，信用充作资本就越是必要，但是，不应该把较高的工资看作是信用膨胀的根源。因为只有通过增加工资，尤其是在膨胀时期，伴随着低效率（小规模）的资本被压挤于降低产出价格和增加工资之间时，资本才能集中起来。实际上可以认为，资本的过渡膨胀在这个意义上助长了通货膨胀，不是由于允许工资上涨，而是通过限制低效率资本的清理及由此而来的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在工人从资本家手中购买消费资料的C′——M′的运动中，工人可以获得信用。但是，正如我们已在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中看到的一样，贷放出去的信用仅仅是促成既定数量剩余价值的实现，而不是自身的膨胀。此外，应该看到交换行为上信用的干预，也许改变了等价物交换的形式（这一点对于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来说也是正确的），利息虚假地表现为是为获得贷出信用的“惩罚”。对单个工人来说，这也许象是开辟了一个自由世界（通过租购和抵押），但在社会上却使工人进一步从属于资本，加强了对劳动的压迫（比如矿工对公司商店的欠债）。即使工人们通过储蓄自己筹集信用资金，也只是一种手段而已，工人借此把劳动力价值分摊到整个生命时期，以便在艰难困苦之时能自给自足（见哈里斯（1976））。
　　必须记住上述观点只适用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为这时货币没有采取商品（金）的形式，商品价值的决定与其中包含的劳动量是一致的。在这一阶段，货币，作为国家对信用制度进行干预的后果之一，由国家（与银行体系和其它形式的金融资本共同作用）发行。那么，正如我们指出的，问题是国家如何干预资本循环中那种决定通货膨胀的变动因素。如在第6章所指出，国家既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也是资产阶级不同阶层之间对抗的焦点。国家对资本循环的干预效果决定于这些对抗关系。
　　首先，考虑一下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的结果之一便是国家进行干预，减缓资本积累速度，或者换句话说，从整体减缓循环扩张的速度。由于正是这种阶级对抗最终成了危机和周期的根源，所以国家要进行干预影响周期（但不是消灭它们）。另一结果是国家干预货币贮藏，通过国家信贷的涨落而实施。这种信贷是国家预算赤字的对应物，因而受迫使国家增加支出以维持充分就业和社会服务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影响。国家信贷可以采取单独的债券发行或（直接或间接的）货币创造的形式。在任一情形中，国家信用的扩张都对货币贮藏产生影响，但这决不必然是一种通货膨胀影响。债券发行吸收那些要不然会于用货币资本的资金，它抽取一定数量的充作货币资本的货币，以便由国家把这些货币用于非生产性支出。同样地，在货币被国家用作非生产性支出的情形中，货币创造并不直接增加货币资本。当国家迫于劳资矛盾对预算赤字予以贷款时，国家信用创造的结果应等于贮藏货币的增加量……，当作收益而非资本花费的货币量亦有增加。由于通货膨胀是与货币资本和循环的不成比例相联系，这就表明，不能认为国家信用的扩张势必引起通货膨胀。一些货币最终会投入资本循环用作货币资本（如收益领受者把货币花在资本所生产的商品上），但这时所涉及的货币资本的增加是同循环本身的扩张相一致的，因为货币投入循环与已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相交换，并实现剩余价值。
　　应该指出，这与耶菲（1973）所持立场相反。耶菲认为，阶级斗争一定会使国家为了政治稳定而试图维持充分就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错误的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这就必然使货币形式的国家信用扩张（这又是一个错误的观点，而这又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因为货币扩张同生产的剩余价值不相协调。既然国家支出既有生产性又有非生产性因素，那么，选择支出的一部分用作信用扩张之需，使单一部分而不是另一部分也具有可膨胀性，这看来也许是过于武断了。由于非生产性支出减少了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耶菲选择国家的非生产性支出作为膨胀部分（以其扩张来维持就业）。与此相反，我们认为，由于只有充当资本的国家信用的扩张同资本积累和集中的速度有关（国家非生产性支出并没对此形成唯一的限制），具有膨胀性的正是充当资本的国家信用的扩张。通过许多相关途径，可以看出耶菲的认识是错误的。第一，这将意味着资产阶级任何奢侈性消费都是通货膨胀的，因为象国家其它非生产性费用一样，它减少了不然会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事实上，已经出现的剩余的分配，无论是阶级之间的还是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都不能象这样被视为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必然把它同与剩余价值生产相关的货币资本的扩张相联系。
　　第二，耶菲没有把国家信用的扩张同积累过程，特别是同资本家追逐货币资本的竞争联系起来。相反，他只是把它同通过国家信用而进行的剩余价值的再分配相联系，忽视了不扩大货币供给国家信用也能扩张的事实（通过债券发行能够减少货币资本的流通）。一旦纠正关于国家信用的这种错误思想，耶菲的理论便降低成一种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国家的错误仅在于比增长率更快地扩大了货币供给。
　　第三，即使在有关马克思对资本循环分类的公式方面，耶菲也是错误百出，因为他把不同的资本流通阶段相提并论。例如在简单再生产中，当仅有M＝c＋v被资本家投入交换，那么c＋v＋s＝M′如何有可能实现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对此进行了分析。答案是m＝M′—M已在资本家手中用于奢侈性消费。对扩大再生产而言，循环中的货币资本必须增加，或是通过增加生产金银，或是通过预付适当的信用。可以认为耶菲犯了一个极端性的错误，对马克思原有矛盾大惑不解。在他看来，由于在循环中业已出现的是M′（在货币作为信用扩张的基础上），但仅有M已投入循环中，与M’和M的差额相称，一定会产生通货膨胀。不过，在从M到M′的运动中，剩余价值自然已被生产出来了。耶菲把消费不足理论——s如何能实现——颠倒为需求过剩的理论——m如何能花费了。
　　在开始讨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对国家的影响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工资政策的性质。国家在工资决定问题上的干预已被许多人看作是通货膨胀中国家作用的一个主要方面。在各个阶级都将从降低通货膨胀中同样获益的暗示之下，国家颁布这些政策试图降低通货膨胀。事实上工资政策主要同劳资之间、资本之间的再分配相关，一般要求对货币工资（劳动力的货币价格）与其它商品价格上涨之间的差异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工资政策是关于工资价值的变动的。新李嘉图学派，象它所做的那样，集中关注的是分配斗争，片面地强调这种再分配，以致看起来国家总是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行动而推行工资政策。原教旨主义者坚持这种观点：生产领域的发展要求这种再分配，以便工资政策能加强危机中通过增加利润资助资本调整的努力。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是建立在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等级关系之上的，因而他们从生产周期和积累出发看待工资政策。但是，象新李嘉图主义一样，它也没能阐明这一点，即工资政策并不总是有利于整个资产阶级，不能简单地视之为资产阶级的阴谋。工资政策同样是资本竞争的结果，并对资本竞争产生影响。它对竞争的影响可以保证一些资本的幸存——否则这些资本会由于集中而变形，而这又是由于削减工资能使相对说来低效率的资本得以幸存。在这个意义上，工资政策并不总是有利于整个资本，也可以通过削弱资本调整趋势而对通货膨胀有所贡献。
　　然而，我们尚未对工资斗争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分析。在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抛开国家干预同通货膨胀的关系，考虑在阶级之间的分配斗争中国家的干预问题。在前面（第5章）已指出，在衰退时期，由于失业增加，工资价值存在下降到劳动力价值以下的趋势。这不仅仅是一种分配斗争，实质上也使（可变）资本贬值，据此，通过资本使产业后备军扩大化的能力，通过工资品部门的集中化，资本可以随后加以重组。这表明国家将通过税收和收入政策进行干预以降低工资价值。然而在扩张时期，工资具有上升的趋势是必要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分配斗争方面工人阶级力量的增长导致了就业增长，而且也可作为一种手段把资本集中起来。如果在这个期间对工资实行管制，其后果将是阻碍集中，因为在低工资下，最缺乏竞争力的资本仍得以生存。因此，应该看到，降低实际工资水平（尤其是在扩张时期）以此作为提高利润率的一种手段，并不是在任何情形下都象新李嘉图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代表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以这种眼光可以看到，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通货膨胀也不是简单地由于提高工资的要求与资本对价格的管理相互作用而致，因而那种指责是不能全盘接受的。没有信用和货币作为资本的扩张，工资价值也能上涨，实际上这在扩展时期是必不可少的。作为劳资之间的一种分配斗争，在国家信用作为资本或货币资本的扩张中，货币工资水平是由竞争决定的这一点并不能看出。然而应该看到，由于集中化过程中资本间的竞争性斗争能加剧通货膨胀，这就会使劳资之间关于实际工资水平的分配斗争激化，并进而刺激了国家在工资管制可以降低通货膨胀的思想基础上进行干预。支持这种认识——国家是工资增加和通货膨胀的一环——的那些人（新李嘉图主义者），在他们的方法方面是始终如一的，但却是错误的。就转形问题而言，新李嘉图主义者强调了阶级之间的交换竞争，而对阶级之间的生产竞争不惜置之脑后。就通货膨胀而言，不言而喻他们的理论没能区分作为资本的信用和一般信用，因为他们的理论暗示了工人和资本家同样致力于，可能是间接地，扩张信用以使收益（工资或利润）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