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和帝国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本·法因、劳伦斯·哈里斯《重读〈资本论〉》（1979）

9．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和帝国主义

9．1 世界经济的阶段性
9．2 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阶段
9．3 帝国主义关系与民族国家
9．4 国际联合和冲突
9．5 不平衡的发展

9．1 世界经济的阶段性

　　在前几章里，我们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段。我们的划分是按照生产方式的水平进行的，没有考虑具体的社会形式。此外，我们的划分还舍象掉了民族国家的存在，以便我们所划分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总体上只受资本积累的趋势和矛盾的制约。然而，民族国家看上去好象是个简单概念，其实不然。我们必须弄清民族国家同一般国家的区别，研究它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一般国家的首要职能是保障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种关系是与一般资本的存在相适应的。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则是以社会再生产的分工和资本分割为相互竞争的集团（包括众多资本）为前提的。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分割：不能认为资本是按照一一对应于民族国家的方式分割成民族资本的（如英国资本对应于英国国家机器），也不能认为社会再生产的分工不是使民族国家的再生产成为其主要因素的分工。这些论点将在以后加以讨论。而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国家的存在是以资本集团之间竞争的存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再生产的分工为基础的。这与那些把民族国家看作根据未加解释的语言和文化特征来界定的“自然”民族的产物的观点形成对照，它也与那些仅仅根据经济再生产来看待民族国家及其国家机器的存在的观点形成对照。因为说民族国家以资本集团间的竞争为基础，意味着民族国家机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职能和它的经济职能一样都是以资本集团间的竞争为基础的。
　　在这里及以后各节（直到第4节）我们将继续按照抽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水平进行分析。一旦我们在较低的抽象水平上进行分析，再说民族国家及其国家机器决定了资本集团间的竞争就不够了，它们还是资本主义与其它生产方式之间矛盾和冲突的产物。
　　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水平，我们能够对以世界经济的再生产为基础的资本的阶段性作出划分。资本积累使资本的扩张超越国界，导致资本国际化和国际竞争，但它们采取的形式有所不同。最初，无论积累是基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还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生产性资本的积累都必须保证民族资本超越国界以谋求广阔的市场，从而使其循环的实现和完成成为可能。这样，商品资本就成为国际化资本的第一种形式，这可以看作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的标志。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居于主导地位，信用制度发展了起来，信用制度的发展促进了金融资本的国际化，这可以看作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巨额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世界经济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生产性资本本身随着跨国公司控制境外生产过程而实现了国际化。在这三个阶段的每个阶段上，随着外部竞争因素的变化，通过民族国家形成的资本家的阶级利益所体现的内部冲突是各不相同的。在商品资本的输出居支配地位的阶段，每个竞争力弱的资本部门通过保护可以获利，而其它资本一般则通过进口低价商品而获利。金融资本的输出加快了各个民族国家内部资本的集中化过程，使小企业与大企业的矛盾更加尖锐。最后，国际化的生产资本对资本的分割，不是依照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或获得世界金融的能力，而是依照其组织境外生产的能力。在所有三个阶段上，国内和国外的资本结成“自然的”联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它们的利益将支配国家的干预。
　　因此，我们已经在原则上有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期，它使得一般产生于资本积累的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演变处于显著地位（在第七章），现在又对建立在民族国家和国际竞争基础上的世界经济的发展阶段作了划分。可以说，这两种分期能够简单地彼此重合。然而，即使这些划分与作为一种世界性制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相适合，也不能把双重的分期原则视为多余。因为在这两类发展阶段中，资本主义的进步不是在一种简单的方式上联合起来，在这种方式上，它们的特点彼此补充或者必然相互加强。例如，考虑一下与两类发展阶段的结合有关的三个相互联系着的问题。第一，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形成，一方面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阶段相联系的阶级斗争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在世界经济发展一定阶段民族资本间竞争的产物。任何一方面的影响都不是另一方面的简单产物或附加物，但每一方面的影响都依赖于业已形成的阶级联盟的结构，因为每一方都不是客观决定的结果。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和世界经济共同决定着各国无产阶级的再生产以及这些国家的再生产。随着劳动力的交换日趋国际化，不论是通过移民，还是在某一个国家工作的外国人，结果再次依赖于阶级联盟的结构，这个结构不是由发展阶段的逻辑事先确定的。最后，每一种分期，除了转变阶段以外，都是预先假定各个阶段以纯粹形态存在的。但是正象联合的和不平衡发展规律理论所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演进决定了资本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并存，甚至决定了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并存。现在我们就通过研究帝国主义来解决这个问题。

9．2 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阶段

　　在日常用语中，“帝国主义”一词用来描述一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或者意识形态上对另一国的支配。该词一直是从贬义上加以使用的，这样使用是以民族主义观念而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如果加以补充使该词带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内容，那么它就表示一个民族国家的一些或所有阶级被另一个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所支配，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被另一个民族国家所支配。但是，尽管作了这种补充，超越国界进行支配的观点依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概念的主要内容。其实这种意义上的支配对现代资本主义和对古罗马社会都同样适用。“帝国主义”的真正含义是指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特定阶段的关系。自列宁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概念主要是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概念。对列宁来说，帝国主义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些现代作者如波兰扎斯（1975年）也从同样的角度使用此概念，与此同时，考虑到自列宁提出上述论断以来变化了的情况，帝国主义又被细分为不同的时期。然而，与其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的提法解决了一些问题，倒不如说它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在这里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该提法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在上一节已经指出过，帝国主义概念包含着两种发展阶段的结合，因而涉及到的抽象水平远比进行阶段划分所运用的抽象水平复杂得多，这可以从列宁的小册子《帝国主义》得到证明。这本理论读物的抽象度并不高，它不是作为高级理论读物而撰写的，这可以从其副标题“通俗的论述”得到说明，还可以从它是在“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下写作，因而必须按照“资产阶级学者认可”的方式组织材料得到证明。它不关心高深的抽象概念，而只关注具体的社会形态的复杂性还可以在列宁1920年作的序言中得到证明，在这个序言里，列宁阐述了他的写作目的，即“说明二十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中的总的情况。”他或许应该加上“第二国际崩溃的前夜”，因为这是理解列宁在他所有的关于帝国主义的主要著作中表述的观点的关键。换句话说，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仅仅是在与特定社会形式相联系的抽象水平上提出来的，它在1914～1918年这个特定的时期有着特殊的位置。另一方面，不能把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阶段分离开来，也不能认为帝国主义仅仅与社会形态概念相联系。对帝国主义应该运用同理解其它现象相同的方法加以理解，即许多基本力量的复杂结果远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
　　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概念的深刻洞察力在这些术语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出于关心法国、英国、德国、俄国和美国所支配的社会形式的事态，列宁不是仅仅对事态进行描述，而是基于从第七章和第九章第一节提出的阶段划分中得到的概念对其进行分析。列宁阐明了垄断资本的阶段和资本输出的特征，后者的主要形式是货币资本。这是在一个由英、法等国的社会形式构成的世界里两个高度抽象阶段同它们具体的历史、相互关系以及最重要的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居支配地位的社会形态的关系接合在了一起一一这就是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的结合。
　　这里立刻就提出了帝国主义是否是与资本主义现阶段相适应的概念的问题。目前，国家监督而不是通过信用机制进行调节是流行的做法，同时，资本输出继续支配着资本主义的国际关系，这种国际化的最重要的形式是生产资本。这样，我们所说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生产资本的国际化（而不是垄断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的国际化）就占据了支配地位，列宁提出的严格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概念就不再适用了。现阶段是帝国主义的特殊方面以新的形式（例如，列宁曾描述过的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所奴役的现象）残存下来，而其他方面已发生很大变化以至于看上去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一个阶段。特别是帝国主义内部的对抗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其性质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与之相联系的是关于在资本主义现阶段民族国家的作用的争论。这些争论将在以后各节中加以考虑。首先，有必要构造资本主义现阶段的“总的情况”并作些描述。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现阶段的资本主义有两个趋势：国家对经济再生产的干预在加强，生产资本的国际化也在加强。这两种趋势是由危机和与之相联系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以及资本的竞争性国际扩张促使的。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来促进国际化，这两种趋势才能得以实现，国家干预在这两种趋势的发展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有时国家承担保证社会再生产的责任对资本的国际化可能是个障碍，反过来，国际范围的经济危机也会进一步加剧社会再生产的矛盾。然而，这些一般观察所提出的问题远比它所回答的问题要多。尤其是这样一些问题，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和帝国主义的支配地位的含义是什么？民族国家发挥的与之相关的作用是什么？
　　按照列宁的观点，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作为一种经济斗争，采取的形式是在几个资本集团（资本家同盟）之间瓜分世界，它与政治斗争相联系，以竞相争夺殖民地、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以及组成一定的政治同盟为特征。列宁所说的“资本家同盟”指的是卡特尔和托拉斯，它们与占统治地位的商品和金融资本的国际化相适应，把世界分割成商品市场和租借地。现在“资本家同盟”依然存在，但形式是为把世界分割成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和生产基地而竞争的跨国公司，这是与作为国际化形式的生产资本居支配地位相适应的。这些资本集团（新形式的“资本家同盟”）和今天的民族国家再次成为帝国主义内部冲突的调停人。但是这些体现在经济和政治斗争方面的冲突所采取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这首先是因为资本家同盟自身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卡特尔转变为跨国公司），其次是因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的加强。这使得帝国主义内部的关系更加复杂，“冲突”一词已经不适宜用来理解这种关系。由于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也包含着资本集团之间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在列宁那个时代，合作的形式是卡特尔和政治军事同盟——并且在现阶段合作和冲突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由此可以认为关于帝国主义内部冲突的一般论断已经过时，对帝国主义内部关系的分析要求对处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本国际化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矛盾和合作进行考察。关于对这种特殊矛盾和合作的研究情况将在本章作简要的叙述。
　　到现在为止，我们仅仅讨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存在则未予考虑，结果，对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干预的分析就成为空白。早先已经说过，这种干预涉及到对资本国际化的推动一—但服从于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需要。因此，每个民族国家采取的国际经济政策都要受到由阶级斗争所引起的内部力量和由世界范围内的国际资本和阶级冲突所造成的外部力量的制约。结果是有关的政策并没有显示出与阶级利益的冲突或阶级摩擦的简单的相适应，例如，英磅贬值不应该被看作是英国资产阶级在同英国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时所使用的简单的策略。
　　对现阶段民族国家所发挥的作用进行的任何一般性讨论都不应该忽略国际国家机构的存在（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它是世界经济的特殊产物，在世界经济中民族国家发挥着干预经济的作用，因而能够形成国际经济组织。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民族国家在保证社会再生产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并作为竞争调停人而行动，那么国际国家机构是否根本关心社会再生产，是否关心帝国主义内部冲突的解决，或者同时对二者进行干预的问题就要提出来。作为社会再生产的调停人，这些机构能够明确地发挥组织合作的职能以减轻帝国主义通过金融、关税等国际控制实行其统治的后果。此外，各民族国家的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会受到这些机构实施的经济控制的惩戒和节制，这种控制是远离生产中心点的斗争的。我们把这些职能看作是国际机构行使的主要职能，但是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中保守中立并且仅仅代表所有的资本反对所有的工人，勿宁说它们将会按照不同资本集团在竞争中的相对实力建立起来并致力于促进资本的国际化，就象交换关系促进资本的特殊的集中化一样。区别在于竞争的力量直接变成了，比如说，政治压力，这种压力会加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状况（包括通过国家机器表现的情况）和帝国主义内部冲突的特殊利益相适应的特定国家的经济危机的后果。

9．3 帝国主义关系与民族国家

　　近年来，帝国主义关系形式上的变化引起了人们研究民族国家的作用的兴趣。以马雷（1971），沃伦（1971年）、卢梭（1971）为代表的一些作者思考了一个独特的问题：资本的国际化削弱了作为一种制度的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的作用吗？下面我们会注意到其它作者如波兰扎斯（1975）已经对这个问题本身以及回答该问题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提出过批评。不过，此刻先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已经给出的该问题的答案。
　　马雷（1971）认为从总体上讲资本的国际化已经削弱了单个民族国家的力量是个事实，他的理由是各个国家的资本都受到“他们的”民族国家各方面的“支持”，民族国家对其民族资本行使着特定的职能，但是，这种资本具有向国际扩张的趋势。对马雷来说，这个问题后来变成，民族国家是为了资本向国外扩张而执行这些必需的职能呢，还是这些职能由别的国家机构，抑或是外国政府，或者国际机构，例如欧洲经济共同体来执行呢？结论是民族国家应该继续行使“它的”民族资本所需要的职能。但是，二战以来，资本国际化的主要类型是扩张的民族资本把民族国家而不是它自身以及国际组织作为支持者，这就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力量。实际上，马雷建立了一个模型，在其中民族国家竞相为了资本而执行经济职能，资本的国际化加剧了竞争，并因而以牺牲民族国家为代价加强了资本的力量。
　　马雷的观点有明显的缺陷，沃伦（1971年）指出了这些缺陷。马雷列举的民族国家为支持资本而执行的必要职能是虚构的，它建立在国家从外部对资本的经济运行过程加以干预的虚幻概念的基础上，它没有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和早期阶段的国家的作用作出区分，它认为国家的经济职能是为了满足资本的需要，并由这种需要所决定的，而不是由阶级斗争所决定的，好象国家是资产阶级的简单工具。马雷的“竞争性国家”理论使把国际机构看作对国家经济职能的国际组织起来的竟争者，而不是看作对作为竞争和社会再生产的调停人的民族国家的作用加以补充和控制的机构。
　　马雷关于国家经济职能的概念妨碍他把资本主义划分为若干阶段（妨碍他使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他的资本国际化的概念很不明确，以至于他同样不能想到资本扩张的不同历史阶段（生产资本国际化在资本主义的晚期阶段占据统治地位）。然而，马雷认为，资本的国际化，就其目前的规模而言，显然是一种现代现象。这使沃伦（1971）有可能把马雷观点的本质描绘为从错误的前提中得出的简单结论：按照马雷的观点，既然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的经济职能自从资本主义出现起就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着，而资本的国际化则是一种现代现象，那么这两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就发生了变化，资本的国际化削弱了民族国家执行这些既定职能的作用。
　　与马雷相反，沃伦则强调与资本有关的民族国家力量的增强。他注意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显著特征——国家经济作用的增强——和生产资本的国际化在资本扩张中居支配地位的事实。他还注意到民族国家自身一直在鼓励这种国际化，鼓励诸如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的国际性政府机构的创立，鼓励垄断厂商的建立。然而，沃伦的观点，与马雷印象主义色彩过于浓厚的观点一样，缺乏明确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民族国家在鼓励国际化、欧共体和垄断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个事实并不足以证明民族国家已经控制或支配着资本：民族国家的作用本身，原则上讲，应该产生于资本的需要，并有可能产生削弱民族国家的后果。另一方面，沃伦并没有提出理论根据来解释为什么民族国家对资本的控制力在增强。他仅仅指出这产生于企业规模的扩大（因为企业规模扩大和数量减少易于造成技术上的控制）和国家经济活动的扩大。除了谈到需要克服资本主义遭受的打击以及国家干预的自我扩张性外，这种扩大本身却未得到解释。
　　沃伦文章的缺陷之一（在程度上较马雷少一些）是民族国家的权力仅仅从与这个国家的资本权力的关系上来考虑，考虑的问题是国家机构是否受国家的资本被组织于其中的跨国公司的支配，或者相反。卢梭（1971），曼德尔（1970年），尼克拉斯（1970）以及其它作者从被沃伦所忽视的观点来考虑问题：代表特定民族资本的民族国家是否被代表别的资本的民族国家所支配和削弱？曼德尔和尼克拉斯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卢梭所持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的力量同别的相比依赖于其民族资本的实力。卢梭对这个观点作了证明，他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强有力的资本会削弱民族国家的力量，因为一个强有力的资本应该是一个国际化的资本，从而“它的”国家就应当追求国际资本的利益并隶属于别的占据世界霸权地位的民族国家。这个证明并没有解决内在于民族国家的力量与民族资本的实力相联系的这个概念中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同这个事实有关，即（民族国家或者资本的）力量或权力的概念，民族资本的概念以及跨国企业的概念，要么定义不明确，要么解释不正确。
　　这个问题不仅对卢梭、曼德尔和尼克拉斯这些关心不同民族资本（由民族国家所代表）之间关系的作者来说是严肃的问题，而且对关心民族国家与民族资本之间关系的马雷和沃伦来说甚至更是如此。这是企图运用从早期不太复杂的阶段得出的概念（不管正确与否）对资本主义的当前阶段进行分析的结果。其实资本是与特定的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代表资本借助一定的力量反对别的国家及与其相联系的资本。缺乏关于实力的新概念致使这些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外在表象上。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中所讲的：“要了解当前的事，就必须知道哪些问题的解决是取决于实力的变更，至于这些变更究竟是‘纯粹’经济的变更，还是非经济的（例如军事的）变更，却是次要问题，丝毫也不能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时代的基本观点。拿资本家同盟互相进行斗争和达成协议的形式……问题来偷换斗争与协议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总之，这些撰稿人仅仅触及到国际冲突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揭示其背后的内容，因为这二者并非以简单的方式与民族国家的经济或政治实力概念相吻合。况且，这些作者所使用的实力概念恰如一方得益引起另一方相应损失的游戏（zero-sum game）（一个资本或国家的所失正是另一个资本或国家的所得），而且正如波兰扎斯（1973年）所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实力概念。
　　波兰扎斯（1975）通过对到现在为止所论及的讨论中所使用的概念进行彻底的考察，把关于民族国家同资本之间相互关系的争论向前推进了一步。波兰扎斯把国家的特征概括为它没有属于自己的力量，而是表示和体现阶级的力量。这是对在国家和资本的相对力量问题上装腔作势的人的直接批评。对波兰扎斯来说，恰当的问题是在国家身上并且通过国家所体现的阶级和阶层的相对力量。在国际化范围内，这些集团包括国内和国际的资产阶级一小部分。再者，把国家看作阶级力量的具体体现使得波兰扎斯免于或多或少采纳马雷和卢梭所持的民族国家与资本的经济权力和要求相联系的观点。因为，一方面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阶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职能，另一方面，不仅资本的阶级代表，资产阶级，而且所有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关系决定着民族国家。
　　这样，波兰扎斯（1975）关于国家的概念就把本节到此为止所进行的概括的评述工作完全打乱了。那么，他采取了什么方法对民族国家进行分析呢？波兰扎斯认为，资本国际化对民族国家的恰当影响是通过它对这个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结构的影响而产生的，这样，对他而言，跨国公司如英国卜内门化学工业有限公司（ICI）同英国政府的关系问题就要根据国际和国内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与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的阶级关系以及其它阶级之间阶级关系的相对实力来分析，同样，按照波兰扎斯的观点，美国或别的资本的利益对英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等于对英国阶级结构的影响。
　　作为一种关于国家权力对跨国企业权力问题的评论，波兰扎斯的观点是令人信服的。然而，它对现阶段的理论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却因其依据的是对资本主义当前阶段的不确切的理解而受到损害。与他关于政治关系相对自主的理解相一致，他低估了国家在经济再生产（与阶级斗争相适应）中发挥的作用，将其附着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链条上，在其中生产的国际化在它之前就已经荡涤了一切。更为自相矛盾的是，这又与高估民族国家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忽视国际政府机构的作用的观点交织在一起。事实上，这样看待国际政府机构的作用似乎它们的意义不大。波兰扎斯认为民族国家的经济职能与其意识形态和政治职能是不能分离的，因而不可能被轻易地转移或转让，只能以有限的方式委托国际机构。这个观点常常被用来支持“保护”民族国家，反对国际机构的政治战略是必要的改良这样一种结论，这个结论明显地出自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这样一个前提。
　　如果我们对这些国际机构作一番仔细地考虑，并且把波兰扎斯关于民族国家的原理运用于它们，那就可能得出相反的政治结论来。把国际机构严格地当作国家机构，它们行使的权利不是它们自身的，而是阶级力量的具体体现，这就有可能对体现在这些机构中的阶级关系的性质进行讨论了。国际收支研究会的一份报告（1977年）采用了这个方法，认为诸如欧共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以极其片面的方式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或者更准确地说，体现了代表国际化资本的那些资产阶级一部分的政治利益。在这一点上，它们不同于民族国家，因为后者，作为社会形态的构成要素，执行着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其一部分的相对力量和实力直接决定的政策。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代表资本去行动的能力受着阶级冲突（最低限度是竞选资产阶级代表失败）的制约，而国际政府机构的情形则多少与此不同。况且，国际机构本身在这方面占据着不平等的位置，一些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比起另一些国际机构如欧共体来，与对抗性的阶级关系的联系更为疏远。
　　从这个角度看，把民族国家是否将其作用转移给国际机构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是波兰扎斯的一个明显错误。且不说国内和国际的政府机构的结构非常复杂，一些国际机构比别的国际机构更是远离阶级斗争（国家的社会形式）的场所。距离阶级斗争场所越远的国际机构越能够比民族国家更自由地追求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一部分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地位。因为它们拥有迫使民族国家的立法机构接受其政策的机制（规则、条约、协议），国际机构的这种结构能对民族国家施加外部压力，以利于国际化资本的利益。由于这个原因，抨击国际机构的政治战略决不是改良，它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国家机构的结构的抨击，它削弱了用各种方式阻止对民族国家本身进行攻击的制约力量。

9．4 国际联合和冲突

　　正如每个儿童都知道的那样，列宁正确地把冲突视为帝国主义的显著特征。资本家集团被看作特定的民族国家组成的同盟，这些集团间的经济对抗，直接引起了它们各自国家间的政治对抗，支配并抑制了合作的因素。许多马克思主义作者考虑到当代帝国主义内部的关系，简单地采纳了同样的命题（例如参见布洛克和耶菲的著作（1975））。这给了他们一种依然忠实于列宁主义原理的表象，其实这是一种假象。事实上他们已背弃了列宁主义原理，因为他们忘却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一个特殊阶段（垄断资本与国际化的金融资本相融合）的命题。从那时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国际化的生产资本相融合），帝国主义内部的关系发生的变化，对抗与合作，联合与竞争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重新进行思考。未能认识这些变化的人也都倾向于采取简单的方法理解国际经济关系，或者继续相信民族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直接的联系，或者错误地看待国际竞争消失的复杂性。这是没有结果的争论的温床，即使他们一直关心着对具体的历史发展趋势的评价。一方面，曼德尔（1969）（1970）和西曼斯基（1977）等作者认为我们正在目睹着美国资本及其政治代理人控制其它帝国主义中心的霸权地位的衰落。西欧和日本资本已经显示出它们的相对实力，这种发展构成了对美国资本的严重挑战，以至于后者不可能被看作帝国主义资本集团没有争议的领导者。与他们相反，尼克拉斯（1970）和彼特拉斯以及罗德斯（1976）（1977）则认为美国的霸权地位并未受到其它帝国主义中心的严重挑战，或者在遭受了严重挫折后美国又重新获得了它的霸权地位。尽管这种争论是经验性的，但是其中仍包含着重要的理论成份，因为在它背后隐含着的问题是，竞争还是合作，联合还是对抗支配着帝国主义内部的关系。
　　曼德尔（1969）（1970）强调了竞争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以此为根据，他断言帝国主义内部的关系必然是竞争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平衡和相结合发展规律在起作用。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总会有一些资本比其它资本发展得更快些，这些资本只有通过竞争击败先前占居优势的资本，夺取市场份额和经营场所才能实现这一点。按照曼德尔的观点，这种理论的现代例证就是西欧和日本的资本依靠它们剥削比美国的工人阶级更加便宜的劳动力而实现的迅速发展。这虽然是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但却未引起帝国主义内部的战争，其原因是存在着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在曼德尔看来，竞争和冲突胜于合作。在他的著作中，曼德尔依据信用扩张保持国内资本积累来分析国家经济干预是有意义的。他认为民族国家的信用扩张最终受到国际竞争力量的限制，这种竞争导致了通货膨胀并且引起了信用危机。这种分析主要归功于资产阶级的凯恩斯学派关于目标和手段的理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
　　另一方面，对于尼克拉斯（1970年）来讲，资本国际化已发展到这样的程度，资本间的相互依赖性宣告了任何关于国家的或地区的有组织的资本家集团之间竞争的理论毫无意义。尼克拉斯强调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应被看作是一个整体，与其说相互分离的国家或地区的资本彼此处于冲突之中，倒不如说存在着一个美国的社会关系居于中心的复杂体系。每一个这些见解的倡议者都认为别人已经放弃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曼德尔（1970）认为尼克拉斯已经采纳了考茨基提出的并受到列宁猛烈抨击的超帝国主义的概念。尽管他也说过（1975）作为考茨基主义者的尼克拉斯曾引述过曼德尔自己关于在几个帝国主义强国之外形成了西欧帝国主义集团的观点。顺便说一下，可以认为曼德尔要求欧洲国家与欧洲资本相结合的理论是由赤裸裸的政治关系而非经济关系的决定所组成的（为方便讨论起见可参阅哈罗威的著作（1976））。
　　在争论中，单纯强调帝国主义内部冲突的作者经常提出一些反映帝国主义实力的标志。这些标志存在的问题是用简单的项目去分析复杂的项目显得不太适宜。例如，曼德尔（1969）（1970年）用国家的出口能力来部分地衡量一个国家资本的实力。另外，用一个地区的工资费用来部分地判断该地区（或国家）资本的竞争能力。因此他必须把一个国家的资本看作是在这个国家实际发挥作用的资本，而不考虑国家对它是否拥有所有权。为此他受到了尼克拉斯（1970年）的责备。尼克拉斯指出，所有权问题很复杂，美国资产阶级支配的利润部分地来自在其它国家经营的附属公司，因而，不能把运营在那些国家的资本视为“他们的”资本而与美国资本展开竞争。在另一个地方曼德尔认为一个特定国家是否有足够的力量领导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否控制其在国外的资本，对海外资产的所有权成为至关重要的标志。即使人们接受了含有这种内容的国家资本联盟的概念，这些标志依然不适于衡量资本的实力。如果“实力”指的是一个国家的资本迅速积累的能力，那么，衡量资本实力的恰当标准是它的利润率。出口成绩只是在极其间接的意义上与资本的实力有关联，它与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有着部分的联系。一个国家资本集团的利润率部分地取决于它的生产率，但这种联系过于勉强，以至于把出口作为衡量资本实力的标志是太没意义了。将英国企业视为英国的资本，其出口和生产率可能是较低的，但由于在国外经营的缘故，其利润率却可能相当高。对国外资本的所有权只在一定程度上与利润率有关系，因为它反映着或影响着母国资本的利润率。总之，正如波兰扎斯在一篇批驳曼德尔的文章中所主张的那样，对国外资产的所有权的重要性不能用数量尺度来衡量。波兰扎斯认为，存在于国外的资本（或表现为流量的资本输出）的所有权的确是衡量一个特定国家资本实力的最重要的标志，而且是优先加以利用的标志。但是，资本输出的特点跟其规模一样重要，问题在于它是直接投资还是证券投资，它投向哪个部门，以及它所流入的产业部门集中的程度如何。与标志问题相关的另一项研究是由剑桥政治经济学学会（1974）提出的。它代表了一种在英国较为普遍的观点，这自然是以英国的国际收支演变的历史为依据的。作者倾向于把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当作在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中这个国家资本实力的指示器。它有着与利用资本输出作为标志的相同的缺陷，但是比起资本输出的表现来，它与在当地运营的资本的生产率和利润率的联系甚至更少。所有这些重要的标志，不论其经济上有什么优点，都依然不能反映政治权力和工人阶级斗争的作用。

9．5 不平衡的发展

　　在前几节里，我们考察了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然而，资本主义体系包括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谓的第三世界就处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的另一极上。关于帝国主义关系的理论是不完整的，除非它能够解释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支配。的确，对许多人来讲，这种支配便是严格意义上的帝国主义。
　　关于分析这些关系所涉及到的问题，最好是看弗兰克（1969）（1977）的著作。他提出了一个由以下各部分组成的激进命题：所有参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经济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关系，然而，通过参与这种市场，欠发达国家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后者是宗主国，前者是附属国（尽管在它们之间还存在着次宗主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宗主国财富的增加必然伴随着附属国财富的减少（“欠发展的发展”）。他认为，这种关系自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产生以来就始终存在着，其形式没有任何根本性变化。弗兰克的命题从它提供了从道义上谴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据这个意义上讲是激进的，再者，它也能够与民族主义（而不是阶级斗争）的政治战略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这个命题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应当抛弃，我们将证明这一点。
　　拉克洛（1971）以古典的方式对弗兰克进行了评论，他特别证明了弗兰克命题的第一要素的不真实性。拉丁美洲的农村经济直接或间接地受资本的国际扩张和建立世界市场的影响，并不意味着农民在其下受剥削的那种经济（和社会）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可以是非资本主义的，即使生产最终是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行的。生产方式要成为资本主义的，其最低条件是劳动由于劳动力成为商品而受到剥削，但是这绝不是为世界市场进行生产的必需的伴随物。这里涉及的问题与关于生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争论有密切的联系。这里的问题是不具有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形态（或部门）是否因为它们生产的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与资本）交换而成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生产剩余价值）。在生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争论中，当考虑到家庭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相互关系，家庭劳动是否替代分散的生产方式以及它是否创造价值时，问题就显得特别尖锐。（参见法因和哈里斯的著作（1976））。
　　此外，弗兰克关于居支配地位的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观点难于区分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居支配地位的国家是社会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不同生产方式相互融合的产物。因此，即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种融合中居于主导地位（作为一种规则，实际上是不会居主导地位的），仅仅把这些社会形态的特征归结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是错误的。
　　弗兰克命题的第二个要素是被支配的国家通过参与市场而受到发达国家的剥削。这是与马克思的剥削概念不相符的。剥削概念的实质在于它是阶级之间而非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与之相联系的是资本主义剥削不可能通过交换而发生，剩余价值只有通过资本家控制生产而不是交换才能创造出来。因此，弗兰克在国家间的市场交换上谈论剥削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埃曼纽尔跟他是一致的。埃曼纽尔认为一个国家受到另一个国家的剥削，这是通过不等价交换实现的。这个观点是以新李加图主义的方式提出来的，它建立了以交换价值产生于资本的不相等的价值构成为内容的不等价交换理论。不等价交换理论是一种简单的理论，既然交换价值的比率与所包含的活劳动的比率不一样，那么，具有较高资本价值构成的国家通过交换就可以获得比它耗费在自己的生产线上的劳动更多的劳动。此外，还有一种观点对该理论作了补充，这种观点认为，通过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利润率在世界范围内平均化了，而实际工资率却不会平均化，这就成为一个国家进一步剥削另一个国家的源泉。
　　弗兰克命题的第三个要素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生产着，并且以扩大的规模再生产着欠发达，这种发展摧毁了第三世界的前资本主义行业，把这些国家纳入人资本主义市场，并且通过从他们身上榨取剩余价值来阻止它们积累资本。只要弗兰克不能解释清楚用别的方法而不是不等价交换照样能够获得剩余价值的原因，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个命题就是无意义的。但是，即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表述该命题，说剩余价值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由资本榨取的，也不足以说明世界其余地区的落后状况为什么继续在发展。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作为榨取剩余价值的结果，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随之而发展和扩大。沃伦（1973年）实际上试图在经验的基础上说明资本的国际扩张对第三世界经济中制造业的显著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米切尔、彼特拉斯和罗德斯（1974年）对其提出了批评）。
　　最后，弗兰克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一直用本质上相同的方法榨取剩余价值的命题否认了帝国主义的特殊性。它与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这样讲并不是否认资本从一开始就具有创造世界市场的倾向，与弗兰克不同之处在于强调资本是作为资本进行国际扩张的，这种资本输出采取了一系列不同的形式。
　　以上是对弗兰克的命题所提出的批评及有关著作的大致轮廓。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讨论不等价交换的问题。我们要较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它包含着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资本的不等的价值构成导致不等价交换；二是第三世界的较低的实际工资也导致不等价交换。这两个观点都以第三世界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都创造价值的理论为基础，它清楚地表明，由于价值不是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出来的，整个世界就可以被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表现。这种生产方式可以存在于各个国家，但其基础是资本间的对抗（资本本身则建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严重的对抗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这样一来，经济发展规律就不能得到正常的研究，政治斗争也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被视为经济发展规律的只有诸如积聚和集中规律，总危机规律等，这些均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对由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融合所推动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变也得不到研究。同样，在政治方面，对诸如农民起义等现象的分析也不可能进行。而且对在只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框架内发生的不同阶级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对抗对民族国家的影响也不能予以考虑。显然，要对发达资本主义和其它生产方式之间的帝国主义关系进行经济规律和政治方面的分析，只有放弃上述方法。首先，要承认其它生产方式确确实实是另外一种生产方式，放弃把整个世界都视为资本主义的认识。这意味着帝国主义关系与社会形态相适应（这种社会形态产生于各种生产方式的特殊融合），也意味着这是对它们进行分析和研究的适宜条件。其次，明确承认帝国主义关系既是一种经济结构也是一种政治结构，政治对经济的再生产发挥着影响。有几种现象用弗兰克和埃曼纽尔的观点是无法得到精确解释的。落后的技术和较低的工资为什么存在于落后国家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用不等价交换的理论是无法回答的，即使它们的存在是该理论的基础。因为这个理论告诉我们不等价交换引起了剥削和欠发达，却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在落后国家的“外国投资”不能积累剩余价值。然而，从不同生产方式的融合的政治后果入手，就能回答上述问题。因为这种融合产生了各种类型的政治联盟，在这种联盟中，外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居支配地位，这些利益本身存在着矛盾。一方面，外国资本谋求在落后国家扩张资本，另一方面，资本又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创造出来，前资本主义关系不可能凭一纸法令就清除掉，因此，资本主义关系的扩张与前资本主义关系的保存并行发展着，这种并存是包含着矛盾的，它不但会影响资本主义关系本身，而且也肯定会使前资本主义关系受到影响。前资本主义关系与资本主义关系相并存，在许多情况下会导致对剩余劳动的更加残酷的压榨，并且会明显地加强前资本主义关系。这一切为何发生是很容易理解的。只要前资本主义关系存在，甚至生产商品，它就必须同资本主义关系展开竞争。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一途径，除了继续向剥削阶级让渡剩余劳动，就是进一步加强现存的剥削方式。这可以增强前资本主义成份在统治集团中的力量，进而在相当的时间里维护前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政治条件。因此，从这个观点入手，就能理解为什么落后国家使用落后的技术：落后的技术是与维持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而不是同扩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之包括一切行业和工场相联系。同样，对由各种生产方式的融合产生的政治联盟的分析，也使我们看到由这些联盟所代表的外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怎样迫使落后国家的工资低于发达国家的，看到这一切是怎样与在前资本主义关系旁边建立资本主义关系相联系的。我们在分析中强调政治因素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旨在明确地说明，如果只考虑经济而忽略政治，是不可能充分认识帝国主义关系的，在认识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居支配地位的社会形态的关系时尤其是这样。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转变过程是充满矛盾的过程，它包括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的加强，这个转变只靠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量和现存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内在矛盾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政治的干预，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不可能在落后国家内部发生的，因为已有的资本难以在世界市场同发达国家的资本展开竞争。另外，也不能靠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资本来使资本主义象一种“自发的经济过程”那样扩展。既然政治权力必定涉及到对国界和国家间交易的控制，那么，只要统治阶级（权力集团）允许进入，外国资本就能立足。因此，权力集团的严密结构在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程度以及其与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冲突方面显得十分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外国资本的利益而言，存在着在落后民族国家的权力集团内获得一席地位的压力。对权力集团而言，也存在着要求其朝其它方向，如民族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以及某种情况下朝社会主义方向发生根本变化的压力。但是，之所以这样说是想指出，即使在这里，政治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着经济关系。因为政治联盟中外国资产阶级的代表所受到的压力是资本谋求扩张的结果，而对反对帝国主义或组成社会主义联盟的相反的压力则最终来自资本的扩张所导致的阶级斗争，以及接着而来的现存生产方式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