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资本主义国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本·法因、劳伦斯·哈里斯《重读〈资本论〉》（1979）

6．资本主义国家

6．1 不同的研究层次
6．2 国家，资本与劳动
6．3 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一种批判

6．1 不同的研究层次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马克思理论的再认识本身并不是发生在真空里，它是马克思理论对付世界资本主义变化着的情况的反应。因此，在各种思想流派认为有必要探索抽象的理论问题时，本书已经把阐明现代资本主义的运行作为最终目标，我们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国家所发挥的日益增大的经济作用以及其同资本国际扩张的关系。
　　根据研究工作的抽象程度，对国家问题的研究可分为几种不同类型。一些作者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性质”的抽象命题（例如波兰扎斯（1973）），这些命题一般都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加以阐述的，舍象掉了民族国家的存在。其它人，在继续分析生产方式（舍象掉其它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同时，则明确地引入了民族国家的概念。其结果，不象第一种研究类型，他们明确引入了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有着联系（对抗性的和合作的）。在更低的抽象层次上，一些作者对存在于一个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环境中的民族国家进行了分析。最后，民族国家在更具体的形式上被加以研究，如70年代的美国或英国。
　　在本章和下一章我们按照第一种类型进行分析，我们也从生产方式入手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同时抽象掉民族国家。在第九章中我们要研究帝国主义关系问题，因而要把国家看作民族国家，首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间的关系）的层次上，然后在资本主义与其它生产方式（不平衡发展）之间关系的层次上展开研究。
　　除这些区别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来。在第七章我们将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上，国家的重要程度是不同的。因此，即使从生产方式角度研究国家，我们也必须把适用于这种生产方式的一切阶段的特征与只适用于该生产方式特定阶段的特征区分开来。在本章我们所论及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特征，在第八章我们将转向对适用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特征进行分析。

6．2 国家，资本与劳动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提出的论点和我们所考察的争论，从根本上讲，都与经济的再生产相联系。我们所讲的资本主义是指直接与价值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相联系的关系体系。把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从整个阶级关系的社会再生产中抽象出来加以研究是很有意义的。简言之，资本的经济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应当区分开来，尽管后者包括前者并且是前者的核心。然而，如果我们的经济学研究不去分析社会再生产，那么它就会变得枯燥乏味，因为从一般意义上弄清与经济再生产相联系的阶级利益的冲突是可能的，但是这些利益在政治及其它斗争形式中的体现以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却被舍弃了。这就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中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研究劳动力商品来解决，劳动力商品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它把经济的再生产和社会的再生产直接联系在一起。仅就经济再生产而言，工资劳动力的存在取决于包含工资价值的消费品的生产和劳动者选择雇主的自由。对经济再生产的分析已表明这一切是如何通过并作为总资本流通的一部分而产生的，不管生产的历史规律和周期性与资本积累的联系如何。这说明经济再生产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这是仅就形式而言的，因为工资劳动的存在以劳动者有双重意义的自由为先决条件：第一，劳动者选择雇主的（经济上的）自由是劳动力作为商品存在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自由把劳动者在一定期间束缚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具有监禁的性质。第二，工资劳动力有可能随时从生产过程中解脱出来（不同于由剥削者直接控制的奴隶）。但是，跟资本主义积累在经济再生产中迫使劳动者依附于一定的生产关系一样，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与经济再生产也是一致的。它维护着经济再生产，也正是在这些社会关系中劳动者从事着剩余价值的生产。结果，政治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从总体上保证这些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的再生产。
　　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旨在保证资本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再生产，立刻澄清了一个问题，这就是认为国家只与政治关系相关或只把国家等同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观点是错误的（正如波兰扎斯（1973）试图做的那样，参见法因和哈里斯的著作（1976年a））。国家是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阶级关系的焦点，它的机构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介入阶级斗争。尽管这一点已很清楚了，但是国家是各个方面的阶级关系的焦点的提法在其它方面又引起了混乱。因为客观上存在着国家是哪种阶级关系的焦点的问题，另外，如果国家是焦点的话，还有一个阶级关系是否预先给定并且简单地通过国家发挥作用的问题。就哪种阶级关系而言，最根本的当然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但是在这个范围内，国家的作用也是由诸如“小资产阶级”的中间阶层和资产阶级内部各阶层，如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的对立决定的。至于阶级关系是否预先给定，明确的回答是它们并不是预先给定的。例如，波兰扎斯（1973）认为，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资产阶级并不是先成为一个整体，然后再通过国家起作用，这个整体本身正是通过国家形成的。这个观点是就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与国家相关而言的，试图从资本的经济规律得出这个观点则是错误的。例如格斯坦（1976年）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认为资产阶级要求国家作为源于经济竞争自身的统一力量起作用。对他来说，一般利润率通过众多资本竞争而形成足以表明在政治上资产阶级不可能自发地作为一个统一的阶级去行动。然而，这种推论是错误的，即使我们不顾及政治上的阶级斗争不是简单地源于经济上的斗争这个事实。因为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正是市场力量本身如何从经济的角度造就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的例证。一般利润率这把用来衡量整个资本家阶级（舍象掉其它阶级和阶层）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的尺度是在竞争中形成的，这种竞争作为经济联合的一个方面不会构成对政治联合的障碍。
　　然而，确实有一些例证表明经济对国家作为一种联合的力量为资产阶级服务有着显著的影响（不过要记住，这里的“联合”包含着国家代表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反对它的另一部分的意思）。例如，马克思对“工厂法”的分析表明，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资本整体的利益、国家必须采取干预措施，因为经济竞争妨碍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自发地采纳缩短工时的制度（如果一个资本家缩短工时，他可能在竞争中被打败，即使对整个资本家来说缩短工时是符合大家利益的）。同样，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是一个市场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资产阶级象亲兄弟一样分享着剩余价值，而危机又使资产阶级象盗匪一样相互争斗，这样市场过程就不能通过竞争顺利地造成经济联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在经济上进行“干预”，就象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所做的那样（见第八章），它就必须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行动，反对它的某些阶层的眼前利益（例如反对小资本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是作为资产阶级的联合力量发挥作用的。这样，竞争就不会成为阻止自发的政治统一的经济基础，这种特殊情况下的竞争迫使国家按照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行动并在此意义上使整个阶级联合在一起。
　　至此我们一直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进行抽象的分析。在社会再生产的范围内是不可能揭示经济运动规律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比以往更为复杂的层次上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在这个层次上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存在先于和独立于社会再生产被视为理所当然，这些利益与抽象的经济规律完全一致，非经济的社会关系仅仅是经济需要的上层建筑表现形式，同时，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旨在限制由经济再生产引起的阶级斗争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结果是政治关系被看作经济关系的简单附属物，通过它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得到保障—以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为转移。与这种推论相反，必须强调指出在社会再生产内部探索经济再生产必定会遇到政治关系对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影响。例如，非经济的社会关系可能直接影响竞争的条件和形式。就劳动力商品而言，无论在一个生产周期或是在更长的时期里，购买劳动力的经济条件部分地由非经济的阶级关系和斗争（即通过劳工立法）所决定。工资劳动者作为生产者和作为自由的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证明上述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对一方的影响必然波及到另一方。因此，资产阶级的利益作为一个整体时常表现出向工人阶级的让步，这不仅是为了缓和阶级斗争，而且也是一种削弱那些依靠原始的剥削方式为生的资本的手段，这是经济运动规律所要求的。然而有时根据非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实力，资产阶级的利益不会向工人阶级让步，这样，竟争过程就更多地依赖于市场（参见第七章对“工厂法”的讨论）。这种讨论是要表明，政治关系不仅是保障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且在确定和实现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上发挥必要的作用。正如交换过程以特殊的效果和形式体现生产的规律那样，这种相同的联系也存在于经济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正象我们已看到的那样，经济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按照交换中的资本的不同形式的相应发展而变化，同样，经济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的决定也依赖于政治形式的发展。在这两种情况下，在更为抽象和更为复杂的联系之间不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然而，就特殊的历史时期而言，具体的历史发展会产生出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根据一种资本形式与另一种资本形式相竞争的力量对比，根据一种政治关系与别的政治关系的对立，资本主义的规律得以形成。在以后各章我们着重探讨这些问题。

6．3 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一种批判

　　上节分析的一些问题在哈罗威和皮西奥托（1976）（1977）的著作中也论述过。他们强调指出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实际统一产生了一种错觉，其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结构构成了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绝对自主的活动领域。用商品拜物教作类比，他们感到这种错觉不是完全虚假的，因为在现实中政治好象可以脱离经济独立存在（正如物品可以象商品那样来交换）。但是经济再生产不是孤立的，它只有与政治的再生产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存在。在此基础上，他们和克拉克（1977）共同批判了所谓的结构主义国家理论，这一理论从一开始就把政治与经济区分开来，没有从资本的概念出发对其进行分析。在他们看来，这种理论已“拜物教化”了（用他们的话来说），跌进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结构所设置的虚幻圈套。然而，他们把其关于社会关系统一性的发现本身抬高为一种偶象，否认指出政治与经济（实在而非虚幻的）分离却未详细说明二者是怎样作为一个整体被再生产出来的任何理论。这就导致了在未展开的（因为被否定了）经济学基础上分析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倾向。他们的观点很清楚，资本需要动员起反作用的影响（而不是看着它们与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处于矛盾之中），他们赞同耶菲的命题，即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不仅必然引起利润率下降，而且还会使可供积累的剩余价值量减少。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文章在一般意义上提出了无争议的观点，例如，他们认为与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相联系的资本重组也会引起政治关系的重组，这个观点是无争议的但却是空洞的。
　　然而哈罗威和皮西奥托关于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真实幻觉却被当前国家经济干预的发展所击破。（虽然也提出了相同的批评，但它认为对国家只能在一个民族国家的体系中才能进行分析。见巴克尔（1978））。在这里，无论如何，随着经济事件具有直接的政治意义，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是再也不能掩饰了（资本与国家分离的真实幻觉不必再维持了，尽管中性的观点可能被提出来）。在第八章，我们将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哈罗威和皮西奥托以及克拉克对他们称之为结构主义的理论的抨击是难以理解的。他们从各个方面进行论证，认为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出同特殊的决定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关系的特殊结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没能洞悉现阶段资本主义的结构，因为他们缺乏对经济再生产的理解。结果是他们对其他作者的批评仍停留在方法论水平上，他们是在抨击“结构主义”，一种他们任意使用的标签。例如，他们对波兰扎斯的批评（在克拉克的著作（1977））。这种批评达到了黑白颠倒的程度（见托姆林森的著作（1978）），并且基本上是弄错了批判对象，因为这种批判没能触及到波兰扎斯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独特解释（在这种资本主义中政治关系被认为居于主导地位）。
　　如果说这些作者所强调的政治和经济的再生产的统一被对经济的不适当认识所打破，那么却由于过于强调了经济而对这种统一产生错误的认识。新李嘉图主义和原教旨主义都以各自预备的经济理论抨击国家经济干预，政治关系被视为简单的附属物。对新李嘉图主义其典型代表是高夫（1975年）而言，最为关注的是影响利润率的那些因素。在国家（经济）干预和政治关系的情况下，象在其它领域一样，这些因素被减弱到只对利润率产生量的影响，扩展国家的作用，加进经济职能以补充传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是简单易行的。例如，据说，福利水平越低，工资税越高，或者公共部门生产率越高，利润率也就越高，就象私营企业那样，工资下降或生产率提高，利润率也会提高，即使这些效果多少是间接产生的，但却是相同的和直接可比的。照此看来，国家作为基础性组织的性质可以通过它能比竞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私人资本提供效率更高、身体健康、受过良好训练、纪律严明的劳动大军得到解释。
　　这种把私人资本所起的作用不费力地扩展到国家的经济作用对新李嘉图主义来说是可能的，因为他们承认无差别的劳动时间或一般被剥削劳动的概念。其结果经济关系从总体上被扩展到社会关系，形成了简单的统一体，它的最主要的中介环节是对业已形成的利润率的总的和共同的影响。
　　对于高夫来说，这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因为他求助于波兰扎斯，相信政治和经济可以分割为活动相对独立的不同领域。但是在新李嘉图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国家经济干预的存在意味着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不可能继续保持下去了，因为国家作为资本家发挥作用（在国有化工业中），为资本生产（基础设施），或为劳动者生产（福利）、提供就业机会（国家的支出）并且改变工资（税、收入政策和“社会工资”，以致政治和经济斗争之间显不出什么差别了。就国家拥有自主权而言，据认为这与它依赖于阶级斗争有关，而与它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依赖无关（这种规律在任何情况下都被否定了，联合和不平衡发展规律除外）。结果，实行周期性的和长期的国家经济干预的决定性因素被简单地看作提高资本的经济效益，或者对政治和经济压力的反应。特别是高夫提出了普遍的命题即国家致力于实现充分就业是出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要求。在其基础上，新李嘉图主义创立了完整的国家干预理论。充分就业有加强工人阶级在分配斗争中的实力的作用，这会危及利润率的下降，因而国家必须经常实行增加失业的政策，以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削弱工人阶级在工资谈判中的力量。这会导致经济危机，而危机最终必然引致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失败，从而接受积累复苏前日益增加的失业和低水平的工资。原教旨主义者在生产领域探索积累的矛盾，在那些矛盾的复杂结构中排除了国家经济干预的作用，就象把交换和分配排除在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作用范围之外一样。相反，国家被当作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矛盾可能表现为对生产矛盾的外在反应。与新李嘉图主义不同，原教旨主义者通过把经济与资本的总循环联系在一起而清楚地区分了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尽管除了作为代表总资本的利益的手段外，政治关系的基础仍未明确地加以界定）。同样在政治和经济斗争以及需要之间也可以作出区分。现在对于耶菲（1972）来说，利润率趋于下降造成了危机的趋势，其结果是失业的扩大。只要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不相应地加剧，社会危机就不可能发生。否则，他主张，国家就应被指定致力于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以保证总需求和维持就业水平。这样一来，新的矛盾又会出现，资本固有的矛盾转移并表现在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上。矛盾发生这种转变是因为国家支出增长本身会进一步加剧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矛盾因而采取了国家的形式。本来试图克服矛盾，却强化了危机的源泉，并由此促使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国家支出是靠对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征税来支撑的，国家支出本身（除了用于国有工业的运营之外）是不生产剩余价值的。国家支出的任何增加都必定意味着留在资本家手中并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量的成比例地减少，也就是说，它必然进一步降低利润率。甘布尔和沃尔顿（1976）提出了一个与原教旨主义者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国家假如实行充分就业，其所产生的首要矛盾就是加剧通货膨胀（还伴随着普遍的社会不稳定），因为国家信用规模的扩大并不依赖正在下降的利润。这样，与新李嘉图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凭借经济再生产理论和在社会再生产领域内进行探索，原教旨主义者得出了非常相似的结论。国家本想实现充分就业，却由于危机的必然性（而不是由于分配领域斗争的加剧）而未能达到该目标。新李嘉图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因此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以及国家在其中的作用的认识，与正统的凯恩斯主义不谋而合，他们的主要区别是与凯恩斯理论把国家或社会视为中性不同，新李嘉图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认为国家是代表资本来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由此可见，两种理论都没有能够在一般意义上，或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充分地正视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第八章我们将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