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危机理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本·法因、劳伦斯·哈里斯《重读〈资本论〉》（1979）

5．危机理论

5．1 危机形式和原因的偏袒理论
5．2 危机和决定危机的矛盾
5．3 危机与复杂的现象

5．1 危机形式和原因的偏袒理论

　　对于马克思来说，积累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但是资本主义积累必然伴随着一条由危机状态所支配的周期发展道路。因此，对周期性积累的研究是一个双重的行为：它既是危机原因的研究，也是危机形式的研究。现有的危机理论常常把危机的形式和原因混淆起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些理论强调了危机的一种现象而排斥了其它现象。在阐述这些以前，必须强调两件事情。第一，我们所论及的危机是经济危机，而不是一般的社会危机；它们被资本循环的骤然中断所证明。第二，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资本主义积累必然要伴随着危机，危机原因理论必须阐明危机不是偶然的，它们都根源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共同基础。
　　马克思主义者为之提供论证的危机理论主要有三种，尽管这些理论很少以抽象形式来表述，但却发现它们被嵌入具体分析之中。同新李嘉图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的危机理论一样，某些自称是马克思的追随者的人，提出了消费不足理论。实际上所有这些学派没有一个包含有马克思的危机理论。
　　新李嘉图主义者的危机观点，由格林和萨特克利夫（1972）在他们对战后英国经济的分析中做了最好的概括。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已经看到新李嘉图主义者反对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而这些作者却主张危机是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当我们认识到他们所谈论的利润率是以市场价格计算的，而不是以价值（或生产价格）计算的，这种自相矛盾就消失了。于是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就被看作是工资上升利润损失的结果，而这本身也是在阶级斗争中工人相对实力增强的产物。这种力量平衡不能在一般基础上而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同时发生的结果来解释。并且与之有关的阶级斗争只具有局部的性质；它在交换领域（工资率）与分配问题也是相冲突的。
　　格林和萨特克利夫的理论的这些特性体现了新李嘉图主义的特征，即强调分配上的阶级冲突，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但是这个学派的危机理论并不总是把主角局限于一个国家的劳资双方；在分析70年代的危机时，一些作者诸如格登（1975年）将其分析扩大到包括劳动、资本、国家和外国资本在内的所有冲突。（格林和萨特克利夫的分析还包括了世界贸易中国际竟争的加剧，以作为“利润挤出”的一种解释。）其关键的思想仍是在分配现象一工资、利润、税金、贸易费用上的冲突。从经济观点看，这种在特殊联合中的斗争所达到的力量平衡是纯偶然性的。这就使得新李嘉图主义的理论既有其强点又有其弱点：强点在于，它指出了工人阶级的“主观”行动（即使是集中于分配斗争）会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弱点在于，他们的理论暗含着危机是“偶然的”，而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复杂矛盾的必然产物的意思。
　　另一方面，原教旨主义者把危机的根源归结于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象我们在前章中已经阐明的那样，他们从资本一般（即抽象掉竞争）出发，在生产领域对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进行了分析。这种观点由耶菲（1972）作了精彩的表达。（也可参见布洛克和耶菲的著作（1975）。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有时被起相反作用的影响所阻止，有时又以实际下降的形式表现出来。当利润率确实呈现为下降趋势时，危机便被诱发出来。危机克服资本的矛盾，而利润率趋于下降仅仅是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但是，在克服矛盾，清除积累的障碍时，危机又将矛盾推向更高的水平。经济危机被看作是阻止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主要反作用力（虽然马克思把危机视为利润率趋于下降与起相反作用的影响之间矛盾的解决，而不是起相反作用的影响本身）。耶菲认为，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完全处于生产领域之中，而危机只有在引入交换领域的竞争和活动之后才能加以解释。按照这种方式危机阻止利润率下降并恢复积累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生产领域的生产资本的重组、交换领域的商品价格的下跌以及一些分配现象。这种关于危机的分析是与新李嘉图主义者的分析相对立的。它强调生产比交换和以交换为基础的分配居于优先地位，认为危机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在这一点上耶菲接近于宣传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而新李嘉图主义只能被认为放弃了它。但是耶非的观点也有缺陷，这与他对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认识有关，耶菲认为危机是由竞争（如劳动与资本之间、分配与交换过程中的资本之间）所决定的。他的这种分析与把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仅限制在生产领域的认识是相脱节的，结果，交换和分配在经济再生产中的作用（以及关于交换和分配的阶级斗争）被机械地降低为生产规律的逻辑需要。在别的地方耶菲对这种根本不能从生产的逻辑来演绎的需要作了解释并赋于特别的功能（如耶非关于国家开支的凯恩斯主义的论述，参见本书第6章）。
　　对我们在第四章考察过的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性质的错误认识对原教旨主义者和更为折衷的危机理论有影响。甘布尔和沃尔顿（1976年）以及曼德尔（1975）各自的观点都可作为证明。例如甘布尔和沃尔顿把危机简单地看成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产物（他们把资本有机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相混淆），这使他们按照资产阶级可能有限制资本构成增长的兴趣来解释所有的阶级斗争（包括国家的作用）。曼德尔（1975）和卢梭（1976）也探讨了有机构成是否提高的问题。似乎由于对利润率的孤立的和量的影响，资本有机构成成为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
　　第三种危机理论是消费不足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从罗莎·卢森堡（1963年）到巴兰和斯威齐（1964年）都持这种理论，尽管布莱尼（1976）根据他的认真考察认为卢森堡并不持有该理论。消费不足论的核心是危机产生于商品有效需求不足。这与凯恩斯（1936）的理论非常相近，问题是它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确实提出过有效需求的概念，并用它对凯恩斯的乘数理论所分析的、发生于危机之中的经济扩张进行出色的预测。但是马克思使用的概念只与危机的形式有关，而与导致危机的原因无关。与其相反，消费不足论者则把有效需求不足当作危机产生的原因，混淆了危机的形式和原因，尽管消费不足论是一种独特的思想流派，但是一些作者，卡莱茨基（1943年）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把它与新李嘉图主义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消费不足的根源被归结为降低工人有效需求的工资率的下降。但是危机不可能通过提高工资率（或就业）来治疗，因为这会降低利润率，随着工作容易获得，工人的纪律性也会下降。
　　如果消费不足论把危机的形式和原因相混淆，那么其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危机的确表现为由需求不足（产品卖不出去）促成的形式，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危机采取完全不同的、由自然的或社会的剧变促使供给下降（如欠收）的形式。需求不足的思想就是总资本在C′—M′阶段上的循环发生中断的思想。伊托（1975）、厄格斯和费希曼以及法因（1975年）等人对这种总资本循环的中断如何是无数单个资本循环中断的总和形式进行了探讨，他们的探讨表明单个资本循环的复杂链条的中断，特别是通过货币交换连结的循环的中断，是危机的基本形式。所有单个资本的循环都不能同时进行。但是这里所阐明的只是危机的可能性，它与危机的原因没有关系（虽然伊托用新李嘉图主义关于危机原因的观点补充了他的分析）。由于所揭示的仅仅是危机的可能性，同样人们也可以揭示无危机的积累的可能性，在这种积累中，尽管资本循环是通过市场关系而无政府地结合在一起的，却不会发生中断。

5．2 危机和决定危机的矛盾

　　以上所考察的危机理论在许多方面都不令人满意，这主要是因为同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相比较，它们都有局限性。新李嘉图主义和消费不足理论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交换领域，原教旨主义则只注重生产，看不到生产、交换和分配之间的有机联系。但是马克思本人的危机理论在《资本论》中的表述形式不那么简单明了，因此有必要在这一节里对其要点作一些概括。
　　危机，作为经济周期的主要阶段，不仅在速度上，而且在内部结构上有力地改变着资本积累的进程。马克思认为，就其强制地解决资本积累的内部矛盾而言，危机是必要的，否则矛盾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对于资本积累的内部矛盾，马克思在不同的地方从两个方面做了描述，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危机解决了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之间的矛盾，解决了它们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失调，读者只要想一下通常发生在危机到来之前的投机性繁荣，就能获得一幅关于这种失调的具体的图画，此时，相对于生产，交换过分地发达。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危机解决了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与起反作用的影响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这两种表述是互相补充的，而不是彼此割裂的，我们已经看到，（在第四章），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关系到生产领域中的积累，而起反作用的影响则关系到生产、交换和分配等所有三个领域。对危机所要解决的矛盾的两种表述是马克思危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各个领域之间关系失衡的观点是关于特定的结构关系的观点。而对积累的影响因素（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和起反作用的影响）被看作动力，它可以解释这些矛盾的发展。
　　要认识危机的发展过程，我们必须考察这个动力。在生产领域内部，处于周期扩张阶段的资本主义积累引起了劳动过程、生产力的不断革命，它本身还导致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并使活劳动从生产过程中排挤出来。然而这些因素并不必然引起扩张阶段的摇摆：在资本的整个循环过程中，起反作用的影响可能会保持甚至提高利润率，积累率也可能不致使对活劳动的相对排斥变成绝对排斥。在此基础上的持续的积累可以看作是生产、交换和分配这三个领域协调发展的表现。它还证明了这样的观点，即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和起反作用的影响是协调的而不是彼此对抗的。然而，这个观点与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一样是个抽象的结构：它抽象掉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同起反作用的影响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始终存在着，以至于积累过程本身就带有使自身中断的种子。
　　但是，这些矛盾的含义是什么呢？除了数量意义外，起反作用的影响是如何在其它方面与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相冲突的（一方面推动利润率上升而另一方面又驱使利润率下降）？这种冲突被认为是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与起相反作用的影响和谐共存的对立面，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与起相反作用的影响的相互作用引起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中断。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认为这种相互作用必然会发生，但其采取的形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最简单的一种形式是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与起相反作用的影响平稳地发挥作用，而前者的作用在量上更大一些，以至于引起利润率的实际下降，积累的原动力由此而消失。原教旨主义者错误地认为这种形式是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唯一可能的基础，他们和新李嘉图主义都认为积累依赖于对资本家的经营动机（价值利润率或是价格利润率）的有力刺激。这种观点的错误可以从马克思强调剩余价值量（与利润量相等）甚至比利润率更为重要这一点上得到证明。积累的能力支配着积累的动机。实际上，如果认识不到利润量或剩余价值量的重要意义，就无法理解利润率下降导致经济危机的效应。因为如果利润率被看作是积累的刺激因素从而有力地推动积累的进行，那么利润率的逐渐下降应该引起积累的逐渐下降而不是突然中断。
　　然而，剩余价值量对积累能力的影响则是必然引致积累过程的突然中断。这是因为积累的能力不仅取决于剩余价值量而且也取决于能够资本化的剩余价值量的最低数额，假定固定资本很重要并且其规模在每个生产过程都呈扩大趋势，如果进行积累，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价值。如果利润率下降而剩余价值量依然在增加，积累就可以进行，然而，如果剩余价值量减少到临界点以下，一直保持着扩大态势的积累立刻就会中断。利润率和利润量的下降并不是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与起相反作用的影响之间矛盾运动的唯一可能的结果，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和起相反作用的影响在自身形成过程中出现的冲突还会引起其它的变化。就是说，即使积累正在进行的时候，把有机构成的提高描绘成一帆风顺也是错误的，淘汰旧技术，采用新技术是一个剧变而非渐进的过程。同样，把起相反作用的影响描绘成平稳发展的过程也是错误的。例如，对外贸易就不可能以平稳的方式进行，由其产生的国际分工引起了整个工业的发展和停滞，更为重要的是，不变资本要素价值的下降——或者更一般地讲，资本价值构成的形成——也难免大的波动。因为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不仅涉及到作为有机构成基础的生产技术的变化，而且也涉及到交换关系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价值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当货币资本重新投入循环（M′一C），资本家发现旧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生产资本C（LP，MP）的相对价值随着生产资本转变为货币资本（C′—M′）而改变）。因此，资本的再生产不要求重复旧的循环，而是要求跃入全新的循环过程。就是说，它要求现有循环的中断，要求一场危机。马克思在描述与起相反作用的影响相联系的危机时这样写到：“现有资本的这种周期性贬值一阻止利润率下降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手段之一……打乱了资本流通和再生产过程由以进行的既定条件，因而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突然停滞和危机。”
　　马克思所举的这个资本贬值的例子（《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五章，第三节。）是一个由利润率实际下降旧结的例证，但是很显然这只是可能的事态之一，因为马克思写到“这些相互对抗的因素同时（加了着重号）发生相互对抗的作用”，“而且这些不同的影响，时而主要是在空间上并行地发生作用，时而主要是在时间上相继地发生作用。”（《资本论》第三卷，第277页。）
　　在这里，资本的折旧可以用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即与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相联系的生产率的提高来解释。另外，因为这种价值的折旧或减少是通过交换来表现和形成的，资本就必定要贬值，就是说，资本价值构成形成了，起相反作用的影响实现了。到目前为止，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和起相反作用的影响相互间平稳地发生着作用，资本的折旧与贬值是同义词，但是在整个生产周期中二者的作用并不是一致的，在萧条阶段尤为如此，这时，资本虽未折旧却已贬值，资本的交换价值下跌（用货币衡量）而价值没有相应地减少。在这种贬值的基础上积累的更新和集中化得以进行，闲置（即破产）的资本被在竞争过程中生存下来的资本所吸纳。
　　这就清楚了，马克思并没有把危机看作其本身就是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简单表现的利润率实际下降的简单后果。危机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积累不可避免地引起利润率下降趋势和起相反作用的影响以相互矛盾的方式发展，这使得积累不可能平稳地进行。经济危机被认为是解决这些矛盾所必需的手段，但其实质是什么呢？马克思说明引起危机的最根本动因是废弃旧技术，采用更有效率的新技术，这种资本的重新构造可以暂时解决引发危机（无论它们的特殊表现是什么）的矛盾。如果利润率真正下降了，资本的重组必然会使之恢复上升（通过不变资本要素和可变资本的贬值而不是折旧和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论》第三卷，第283页）如果资本的贬值甚至在利润率实际下降以前就已引发了危机，那么资本的重组本身就成为资本贬值过程的组成部分。

5．3 危机与复杂的现象

　　上节阐述了马克思关于危机的决定性矛盾的理论。这些分析都是以价值范畴来进行的，因而比较抽象。然而，继续进行这种抽象的分析就会妨碍我们弄清楚与危机和周期相联系的可观察到的表面现象怎样决定于这些决定性矛盾。因此让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进行分析。
　　首先，在进行抽象分析的同时，让我们来完成上述图画。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分析还未引入货币范畴，这样做是比较容易的。危机就是资本循环的中断，一部分资本停止发挥职能。这种情况运用于资本的各种形态，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由此而减慢，或用更为熟悉语言讲，作为流通媒介的货币被贮藏起来。这种贮藏完全是商品流通呆滞的表现。因而它首先是经济危机形成过程中的非常消极的现象。但是实际上它却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货币的贮藏影响着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即清偿债务的职能）。贷方试图迫使处在危机中的资本家偿还债务以增加货币贮藏，而借方则不履行其偿债义务，这就导致了信用系统的约束甚至崩溃，而信贷系统在将危机从第一个受到影响的资本传播到所有资本的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第二项任务是考察市场的价格现象，可观察的工资和利润，是如何与我们所探讨的根本矛盾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对于分析劳动力的市场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的显著竞争是非常必要的（尽管须注意我们在第二节考察过的新技术的采用本身就包含着资本之间存在着竞争的假设）。我们已经考察过的现象是从工资价值可能背离劳动力价值这一事实抽象出来的。这样，在这些现象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这种周期性的背离现象是怎样产生的，从而，进一步分析上述抽象为何与马克思的断言，即工资是从属的变量，积累是独立的变量相似。马克思关于工资运动过程的观点是明白无误的。这就是当积累和经济活动扩大时，工资的价值上升并超过劳动力价值；在危机和其后的萧条时期工资的价值就下降到劳动力价值以下。这个观点简单明了，但存在着几个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比别的问题容易解决。工资的系统变化本身对积累有影响吗？影响显然是有的，例如，降低工资是众多起相反作用的影响之一。它影响着危机过后资本复苏的速度——但是这种双向影响并不会削弱这样一个事实，即积累而不是工资起着决定性作用。劳动力价值会象马克思在理论中所假设的那样在整个周期中保持不变？认为工资的运动本身最终会影响劳动力的价值（通过其道德的和历史的因素）是正确的。一次危机过后，工资的降低如果过于剧烈或者伴随有其它情况（如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就可能使劳动力价值下降，而经济扩张时期又能使劳动力价值提高。这与马克思的危机和周期理论并非不一致，实际上，它是对马克思的理论的加强。工资与劳动力价值的背离是如何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的呢？这个问题与信用在整个周期中的作用有关，我们将在第八章第四节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考察阶级斗争在危机和周期中的作用。我们已经研究过，工资的竞争性决定问题同阶级斗争有关。围绕工资价值展开的竞争是阶级斗争在经济上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如果我们说工资的运动决定于并且又影响着积累的周期，那么我们说这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便是完全正确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经济上的阶级斗争的更一般的形式也与积累的周期有关，尽管特殊的关系有其特定的斗争形式。在这些形式中，最重要的是围绕生产本身进行的斗争。积累过程引起生产技术的不断革命，但其速度在周期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例如，在危机期间以及紧接着在危机过后技术革命是极为引人注目的，即使（或由于）积累额为零或很低。无产阶级被迫起来反对资本的重组，反对对活劳动的排斥，而且这种斗争本身就影响着危机及其后的萧条的持续时间。因此，围绕生产而进行的经济上的阶级斗争受周期的各个阶段的影响，但它依然与围绕工资（交换）而展开的阶级斗争有区别：例如，危机过后，前者直接取决于工厂内资本的重组（例如围绕控制生产流水线的速度而进行的斗争），而后者则通过对劳动力后备大军的影响而间接地取决于资本的重组。
　　再者，与积累周期相联系的阶级斗争的节奏不仅关系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且也在两个主要方面关系到资产阶级内部各阶层间的对抗。一方面，生息资本与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在整个周期中变化着，从扩张时期的和谐变成危机时期的对抗。这种对抗是与停止执行支付手段职能和停止执行贮藏手段职能的货币的阶级（阶层）斗争相对应的，特别是，金融资本家在危机期间总是企图以贮藏的形式积聚货币，这可能会引起信用制度的崩溃，它也会引起分配领域的斗争，因为危机期间由于货币的贮藏利率会上升，利率上升则会使工业资本家从总利润中分割的利润（企业利润）减少。正如哈里斯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分配领域的斗争是由积累的周期所决定的，而不是纯粹偶然的，尽管它本身对积累也发生着影响。
　　我们可以对整个周期中的阶级斗争作如下概括：决定周期的对抗性矛盾存在于生产领域，它可以在价值（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和起相反作用的影响）的基础上加以理解。在资本和劳动相对抗的基础上存在着阶级斗争（引进新的技术、加快生产流水线速度方面的斗争），但是危机并不是由这种斗争中的简单的力量平衡所决定的，不能把它简单地看成工人阶级阻止引进新技术的结果（象资产阶级所宣传的那样），也不能把它简单地看成资产阶级胜利引进新技术的结果（象原教旨主义可能宣传的那样）。此外，从较低的抽象水平上看，市场交换关系中也存在着阶级斗争，它是由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决定的。这种斗争首先关系到市场工资，虽然它对周期有一定影响，但不能象格林和萨特克利夫（1972年）那样认为它起着决定性作用。最后，由周期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对周期也是有影响的。
　　因此，周期和危机是劳动和资本对抗的产物，这种对抗本身反映在生产、交换和分配中。它们中每个都被卷入矛盾之中并以等级的方式彼此联系在一起。当这些矛盾相互间形成特殊的联系时，用阿尔特瑟的话说，当所有的矛盾共同发挥决定作用时，危机就出现了。因此，危机并不是交换的矛盾（市场工资或市场利润）引起的，也不是由生产的矛盾（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引起的，而是由这些以特殊的形式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矛盾共同决定的。
　　在思考资本家和劳动者（作为阶级）之间的斗争对周期的影响时，必须把这种斗争理解为由资本和劳动的对抗关系所决定的。如果不是这样，就容易把阶级斗争误解为有组织的阶级行动和阶级自身的意识，再往前跨一小步就会把危机看作资本家从事的阴谋活动（重组资本或压低工资）的结果，或者工人从事的阴谋活动（反对实行机械化和自动化以及贪婪）的结果。马克思的分析避免了这些弊病，其核心内容是：危机是通过资本和劳动的对抗而发生的（虽然由人承担但绝非人力所为）；不管资本家或工人作为阶级（或个体）是否围绕积累而展开斗争危机都会出现。
　　在这里，我们阐述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在阐述的过程中我们揭示了新李嘉图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理论的局限性，指出了消费不足论怎样混淆了危机的原因和形式。但是普遍存在的疑问是马克思的理论对今天是否还适用：马克思的理论始终未对国家的作用做出解释，而现在这种作用非常重要。它也没有对民族国家体系内部各种有组织的资本集团间的对抗（帝国主义内部的对抗）以及其对积累的影响作过任何说明。在以后各章中，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特性进行了分析之后，我们将回到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上来并指出，马克思的理论远未过时，它依然是认识诸如国家干预和现阶段帝国主义等现象的根本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