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本·法因、劳伦斯·哈里斯《重读〈资本论〉》（1979）

4．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4．1 资本的构成
4．2 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
4．3 新李嘉图主义者对规律的理解
4．4 原教旨主义者对规律的解释

4．1 资本的构成

　　在上一章，我们指出了对转形问题以及生产和非生产劳动区分问题展开争论的重要意义。完全撇开他们所持的立场是否忠实于“马克思实际所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明他们有能力提出对资本主义总体经济生活的隐藏的、内在的特征的理解所做出的不同贡献的强点和弱点。但是在这些问题上的论点的力量，通过结合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规律的争论一起来考察，就会很好地意识到。
　　对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争论，已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许多问题中的一个中心问题。这就是关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问题。一般同意，在《资本论》及《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利润率趋向下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规律，生产和积累“产生的对社会资本来说利润的绝对量增长和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没有人对此有争论，即马克思认为这个规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规律“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现代经济中最基本的规律，是理解最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最重要的。从历史的观点看，它是最重要的规律。但是超出这些，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为了对新李嘉图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对这一规律的论述作出评价，我们先来阐述一下我们自己对这一规律的理解（在本节和下一节）。
　　这一规律的讨论必然牵涉到资本构成这一概念，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必然伴随着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资本论》第三卷，第213页）。对于资本构成概念，相对来说，意见上的分歧还是很少的。当然，更多的是把它看作算术上的便利（或不便利）。然而，明确区分三个资本构成概念，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是必要的，尽管象我们将看到的，这一点常常不被意识到。马克思所使用的概念是技术构成，价值构成和有机构成，资本技术构成（TCC）是指每一生产时期所消耗的生产资料量（从固定资本中抽象出来）和工资品数量之间的比率。它是一种不能用单一标准计量的有形的、物质的、数量的比率。资本的价值构成（VCC），是指按照现时价值计量的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和工资品之间的比率，因此，它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率，C／V。现在来看，资本有机构成（OCC）。由于它常常用这同一比率C／V来表示，尽管在本章第三节和第四节可以看到不同的表示，读者可能会迷惑资本有机构成跟资本价值构成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存在区别。对马克思来说，要害在于，资本的技术构成总是随着积累过程和生产技术的更多应用而提高。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单位生产资料和工资品的价值发生变化，使它们降低，而且可能是不同速率地。既然资本的价值构成是以总是变化中的价值为基础，资本的有机构成又是从这些变化中抽象出来。在C／V中，生产资料和工资品的价值都是按照它们“原价值”计算的。所以，资本有机构成将直接跟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按同一比例变化，而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不是这样。正象斯蒂德曼耶样（1977），它们的区别可以看作是两种指数间的差异，但是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纯粹数量上的问题，因为这样一来，深深地影响到对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解释。
　　为了强调这一区别，让我们来考察一下马克思的定义。马克思指出，资本价值构成，VCC，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来决定的。”另一方面，“我把由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OCC〕，凡是简单地说资本构成的地方，始终应该理解为资本的有机构成，”（见《资本论》第Ⅰ卷。第612页）。马克思对VCC和0CC作出了很清晰的区分，而对资本构成的“双重意义上的理解”，即从“价值方面来看”和“从物质方面来看”（同上），是进行这一区分的基础。马克思把两个辩证联系的过程区分开来：第一，0CC的提高同TCC的提高和前面提到的生产率的提高相联系。第二，商品价值的随之减少同生产率的提高相联系。技术变化和价值变化这两个过程作用于资本构成的总效应，在VCC的变化中体现出来。再重复一遍，就是OCC反映TCC的变化，只不过“改变了的资本价值构成只是近似地表示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构成上的变化”（同上第623页）。
　　从《资本论》第Ⅰ卷中最有说服力地表述这种区分的引证，作为澄清，充实到了近来的出版物中。然而，他们的表述明确地是跟马克思早期在写《剩余价值理论》第Ⅲ部分时所使用的概念是一致的。在那里，马克思的最清楚的表述是“资本的有机构成”（见《剩余价值理论》第Ⅲ部分，第382页），并且接着对资本的有机构成跟不同于技术构成的价值构成之间的区别作了洋尽阐述。所以，很显然，马克思在撰写关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时候。使用的是资本有机构成概念，他已经把它同资本价值构成区分开来，前者是基于“新价值，”后者基于“旧价值”。
　　不懂得这种区别反映了对生产、交换、分配的复杂统一体缺乏理解。因为，在旧价值和新价值，在OCC和VCC之间的区别，正是以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的统一为基础的。新的生产率水平是在生产领域创造的，但只有通过与之相联系的交换过程才变成确定的新价值。因此，只能在生产、交换、分配复杂的相互联系的基础上才能得出价值构成概念。而有机构成的得出还需要进行更高水平的抽象，它存在于以交换和分配中抽象出来的生产领域（尽管我们在第1章已经解释过，抽象并不意味着忽略或舍象掉其他领域）。在这里，所谓“旧”和“新”价值的区别只是概念意义上的区分，而不是以年月顺序为根据，因为OCC和VCC总是和同时面对变化。因此，格林（1972），（1973）和马雷（1973）在OCC是应该依据现在的价值还是过去的价值估价问题上的争论，对理解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所必要的区分基本上是不相干的。
　　现在，我们就运用这些资本构成概念，来分析一下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

4．2 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

　　在《资本论》第Ⅲ卷“规律本身”这一章里，马克思把价值利润率写作：
　　r＝S／C＋V＝（S／V）／（C／V）＋1＝剥削程度／资本价值构成＋1
　　指出，如果C／V提高，S／V提高不充分，利润率将会下降。然而，对马克思来说，它表现在没有“如果”的情况下：利润率下降趋势表现为积累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方面。我们的观点，这个规律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伴随物，但它必须被理解为一种趋势，即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它不是预见利润率（根据价值或价格）实际下降幅度的规律。为了澄清这一点，我们必须考虑马克思运用于《资本论》第Ⅲ卷（第十三到第十五）三章的不同抽象水平所构成的理论结构，这三章是：“规律本身”，“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和“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
　　在这三章里，马克思关心的是呈现在社会表面上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影响，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这些采取了“生产过剩，投机，危机，与人口过剩并肩的资本过剩”的形式。这些并不单单是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作用的结果，也不常常是起反作用的各个原因作用的结果，而是存在于一个复杂的矛盾的统一体中的二者作用的结果：“各种互相对抗的要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
　　所以，危机概念是比包含在在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和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中的概念更深层上的抽象，它是建立在它们的基础上。至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本身，它是从所有分配变化和所有价值变化的抽象中建立的，除去那些立即和直接作为TCC变化的结果发生的以外。总之，马克思是把这一规律作为OCC不断提高的结果进行了详细论述。他推演出这一规律的方法，是从不断提高的资本技术构成的间接影响进行抽象，从剥削率的变化进行抽象，并且由于我们论述的是价值利润率，因而也是从价格和工资变化的影响进行抽象，重复地说，以价值为根据的利润率的下降就是这些抽象的必然结果。这个命题意义，只有当它跟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及其产生的复杂影响结合起来一并考虑时，才能看出来。但是，甚至在现阶段，由于人们见到它是建立在《资本论》以前就有的概念的基础上，把它看作是一种“纯粹”的重复，因而对这个规律不予考虑，那将是错误的。这一规律是资本技术构成提高的直接结果；这种趋势的必然性的得出是基于马克思把资本当作一种自行增殖的价值，以及对商品、货币、劳动和价值这些概念所做的分析。
　　那么，这个规律本身是从众多的复杂联系中抽象出来而建立的。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从一开始也考虑到这些复杂的联系。马克思对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的展示，表现为有点任意地按照每项各自活动的方式的分析划定的一个因素一览表。这个一览表跟J·S穆勒（J·S·Mill）提出的相同。马克思以如下的告诫作为对它的引语：“以下仅仅是最一般平衡因素。”所列举的那些主要涉及到的是分配的影响，这一影响只有根据生产、交换、分配的连接才能理解。在这个标题下，所考察的几项起反作用的因素是：剥削强度的提高，工资的压低，对外贸易、股份资本的增肌，和相对过剩人口（{是进低工资）。作为这些因素作用的结果，社会资本构成的提高对利润率的影响将被资本和劳动间分配的变化所抵销。
　　此外，马克思还考虑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的这一作用。虽然，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本身跟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相联系，但这些抵销力量（能减少预付资本价值和提高剩余价值率）都跟资本价值构成的形成和资本与劳动间分别在价值上的分配斗争相联系。在劳动力价值上的分配斗争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对劳动力的扩大和集中中的需要的直接结果。在OCC和VCC中所发生的变化也是资本积累的直接产物。
　　这样，在考察这些起反作用的因素时，马克思引进了资本积累对分配和资本价值构成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和这个规律本身是在同一个抽象水平上。这个意义是：这些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不是以这个规律的概念为基础——这些因素不是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事实上，规律本身和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都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所必然伴随的资本技术构成不断提高的结果（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是指反映在资本价值构成可能不变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正象马克思指出的：“同样的影响以导致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也同时导致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根据这一点，我们觉得“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这个名词似乎有些用硼不当。实际上，这个规律从广义上说应该是“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及其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的规律。”
　　在我们转向对其他看法进行批评之前，关于我们对马克思这个规律的理解，还要补充说明几点。首先，还需要适当澄清一下语义上的模糊。当马克思谈到经济规律时，都明确地指的是一种趋势的意思。在《资本论》第Ⅲ卷第13章的题目中，以及在第十四章的第一段和其他一些地方（如《资本论》第三卷第175页），他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并且认为所有的经济规律都是如此。但是，对于趋势本身的涵义是什么，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理解。在我们这本书中，它的一种涵义是，如果收集到某一确定历史时期的利润率的数据，将会观察到一种确定的向下的趋势（或回归线）。我们把它称作“经验趋势”；另一种涵义是，如果从各种起反作用的因素里进行抽象，也能够认识到这种潜在的利润率运动方向。这把趋势理解为在一定抽象水平上得出的命题，这种抽象本身才能对利润率的实际运动产生出一般的预测。实际的运动依赖于趋势和起反作用的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因素是从它们在特定时间的特定均衡抽象出来的。我们称此为，“抽象趋势”。这正是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概念。规律的看得见的结果不能是实际利润率（在价值上或者在价格上）的一个简单的趋势。这个规律（在最低抽象水平上的广义的规律）作用的结果必须是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和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之间各种复杂矛盾作用的结果。一个这样的结果是有时强制地暂时缓解一下两者间矛盾的经济危机。另外一个结果可能真是利润率的实际下降。但如果这后一结果发生了，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它就是规律的表现形式。它是规律内部各种复杂矛盾的表现形式。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Ⅲ卷第15章考虑利润率趋向下降和起反作用诸因素的规律所用的标题是《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这里表明的是，这些内在的矛盾包含着对生产、交换、消费间复杂的相互联系的分析。
　　但是，如果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种跟起反作用因素作用的抽象趋势共存的一种抽象趋势。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Ⅲ卷第十三章首先写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而只是接着才把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的后果引入讨论呢？难道它只是叙述次序的偶然吗？我们认为这在遵循着一种叙述的逻辑顺序。因为，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和趋势本身都同时是资本积累的产物（尽管是矛盾的）。这一趋势（跟OCC的提高相联系）的研究是立足于对剩余价值的流通和分配的抽象。而另一方面，关于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跟VCC的形成因而OCC提高的后果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贬值结合起来相联系）的研究，预料到了通过生产和交换关系的结合所发生的新价值和新剩余价值率的形成。诚然，通过交换过程，这两种趋势的内在矛盾才得到表现。结果，利润率趋向下降只能通过从它跟起反作用的因素相互联系中产生出来的结果才显示出来。这些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也只能结合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来进行考察。总之，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只是一种抽象，而不是一种经验趋势。

4．3 新李嘉图主义者对规律的理解

　　在给出我们对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解释之后，需要来看一看新李嘉图主义对这一规律的解释和所做的评论。这种见解，在斯蒂德曼（1972）、霍吉森（1974）和希姆维特（Himmelweit）等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好的阐述。他们提出的很多论点在近来的争论展开之前，就已经在不太成熟的形式上为人所知，并且已经被米克（Meek）（1967）和斯威齐（Sweezy 1949）等人做过概述。对他们的基本批评，是没有对OCC和VCC作出区分。他们把二者当作是同义词，这样一来就掩盖了包含着这两个概念内在区别的生产、交换、分配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新李嘉图主义者假定，生产率的提高和新价值的形成总是自动地和同时地完成的。结果，他们看待趋势和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象是有相同的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说，有点象我们。但跟我们不同的是，他们把这两种趋势作用的结果看成是通过各种因素给（价格）利润率带来变化的简单加总的统一。他们看不到达个趋势和起反作用的因素仔在下一个矛盾着的统一体。
　　实际上，新李嘉图主义者也想根据这个趋势和起反作用的因素作用结果的简单相加会不会导致（价格）利润率的下降，来检查一下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这一点不可避免地会通过以上途径导向这个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无效的“逻辑证明”，（或者至少是他们的解释），即不一定必然包含价值构成（或者象他们所称呼的“有机构成”，二者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根本区别）的提高；证明如果VCC不提高不会必然使利润率下降，因为导致利润率下降的真实原因可能只是作为交换领域在分配上阶级斗争之结果的工资的提高（因为模型一般是根据价格而不是价值构造的，工资上涨类似利润率的降低）。
　　新李嘉图主义的论点中首要的一点是，价值（有机）构成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概念（霍吉森，斯蒂德曼）正象价值本身一样。它应该由有时期的劳动（dated labour）这一概念来代替，它们在生产价格模型上的专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个观点（对这些所作的批评见第二章）。在这种模型中体现的劳动简单地被当作成本来看待，产品价格是这些成本的总和再乘上一个系数，这个系数由利润率和劳动被支出的时期来决定。通过类比的方法，劳动成本跟贷款看起来很相似：所用的期限越长在它们的销售价格中所必须包括的利润就越大。那么，对新李嘉图主义者来说，在死劳动和活劳动之间没有质的区别，只有量的差异，即在现时期内支出的劳动具有零个或1个期间的利润加成，而在以前期间生产生产资料的劳动支出，就有一个依据这些已经消失的时期数的复合利润加成。但是，对马克思来说，由于避开了生产资料的有时期的劳动概念，死劳动和活劳动在质上的区别——事实是，生产资料是死劳动，无论它什么时候被使用——是最首要的。这一区别被运用到资本价值构成概念上。这个概念强调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区别，前者（死劳动）不创造价值，后者是活劳动的源泉，它创造价值。在新李嘉图主义者那里，这一本质区别被抹杀掉不是偶然的。因为新李嘉图主义者所要说明的是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总体上的阶级关系。而象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新李嘉图主义者对阶级关系的兴趣是处在这样一个水平上，在这里，两大阶级在生产中的对抗性，被交换和分配领域的阶级之间和之中的竞争模糊不清了。
　　新李嘉图主义第二个论点是，即使我们接受了价值（有机）构成这一概念，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也不必然意味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霍吉森），由于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会降低商品的价值，即在给定的劳动时间内能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假定这一过程中生产资料的价值降低，那么根据降低的速度，生产资料量的增加可能不会导致其价值的增加。既然不变资本价值可能会上升、下降或保持不变，所以，即使资本技术构成已经提高，资本的价值构成也可能不上升。
　　新李嘉图主义评论第三个组成部分是这种思想，即尽管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也不必然下降。这是由霍吉森（1974）和希姆维特（1974）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提出的命题。霍吉森对于这个命题的论述是非常软弱无力的，因为它是通过错误地类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推理的。
　　希姆维特的论述更值得考虑。她在一个由生产价格而不是由价值表示的模型上进行争论，并且采用C′／V′＋S’而不是C′／V′来表示资本的有机构成（撇号用以表示是价格而不是价值）。在一个新李嘉图主义的生产价格模型中表明，在既定的技术状态下，在工资和利润之间有一个独特的反比关系：如果工资上升，利润率一定降低，反之亦然。这诚然是斯拉法（1960）的一个重要的新李嘉图主义结论。根据这一结论，希姆维特认为，在既定的技术状态下，工资率的上升是利润率下降的唯一原因。进而认为，工资率的上升诱使单个资本家采用新的但过去也有可能的技术来抵销工资率的上升，结果带来总体上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和生产率水平。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实际上档住了由于工资率上升所引起的利润率的下降。因此，资本“有机”构成的一定程度的提高，一方面代表着对工资率上升的反应，另一方面代表着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的缓慢。这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就完全不是同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相联系，而是跟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联系起来。单个资本家为提高利润，抵销工资率上升的影响而争相采用新技术，结果整体资本家阶级获益，而马克思认为，单个资本家采用新技术（提高TCC）的竞争活动是基于利润率的下降，因而趋向于对总体资本家阶级不利。
　　希姆维特的结论跟马克思的悬殊差别，是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概念的结构、地位和涵义都不相同。对于希姆维特来说，工资率的变动这种分配现象是最重要的，是动力（并且把这种现象只当作一种交换现象来考虑）。而工资率为什么会上升，没有加以解释，虽然在新李嘉图主义者看来，工资率的上升通常是基于阶级斗争的结果，因为随着资本积累导致就业增加，无产阶级的力量加强了。然而他们并没有对资本积累本身阐述清楚，就把它从外面强加在这个理论上。事实上，在新李嘉图主义者的理论中，没有明确地指出资本积累的动机，因为他们假定生产过程是在任意的规模上进行的。尽管关于斯拉法（1960）是否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还存在着一些有点无益而琐碎的争论，但这个假定现在一般还是在新李嘉图主义者的理论中被运用。因此，资本积累既然不会带来规模经济（或不经济），资本积累的动机也就无从谈起。
　　相反地，对马克思来说，资本积累是基本的和发动的力量，工资率（以及其他范畴）的变动都是从中派生出来的：“积累率是自变量而不是因变量，工资率是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资本积累也不是凭空产生，它是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的结果。
　　从这一点可以看到两者在竞争这个概念理解上的分歧。对作为新李嘉图主义者的希姆维特来说，他认为竞争只存在于三种意义上：使资本家间的利润率均等化（以及工人间的工资趋于相等），资本和劳动之间围绕工资水平而展开分配斗争，以及刺激资本家减少成本，这最后一点促使资本家在工资率变化的情况下来改变他们的技术选择（在现有的装置水平下）。相反地，马克思认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竞争的存在是作为资本积累和生产扩张的刺激因素。甚至没有工资上升的刺激在先，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也可以提高。当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那么，甚至在希姆维特的生产价格模型中，利润率也将跟工资率上涨的同一幅度下降。而且，按照马克思的抽象法，劳动力价值不变而工资将上升，由于要保持工资和动力价值之间的相等，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工资率必须上升。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单位工资品所包含的价值下降；如果劳动力价值不变而且等于工资额，那么，工资必须上升，用来购买更多的商品，以让工人获得一个相等的总价值。工资能够实际上保持它们的价值的程度依赖于资本和劳动之间在分配上的斗争程度和工资价值的降低程度。当把它们的矛盾统一体同表现在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中的生产发展隔绝起来进行分析时，它们作为起反作用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就不能被看出来。这种分析证明了价值分析的重要性。因为，希姆维特对于生产价格和工资率的专心转移了对劳动力价值问题的注意。不仅如此，它实际上也阻碍了重视生产、交换和分配等领域的结合并以生产作为最根本的分析，或者象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表明的，没有价值理论，这种结合就不能被理解。这样，希姆维特只能从片面的以交换为基础的分配观点来考虑问题。
　　那么，对新李嘉图主义者关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评论，得出什么结论呢？霍吉森和希姆维特都认为，在马克思的这一规律中，正确的地方在于，如果资本价值构成（数量公式是C／S＋V）提高，那么所能达到的最大利润率——即假定工资等于零时能获得的利润率——将会随之下降。这是因为，当工资等于零（即V＝O）时，“有机”构成的倒数S＋V／C跟利润率S／C＋V相等，因为，它们都等于S／C′，其中S代表总的工作日数。然而，对于新李嘉图主义者来说，重要之点在于，利润率低于它的最大值，因为工资大于零。例如希姆维特就得出结论：如果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最大利润率必将下降，这个事实说明不了实际利润率是否存在下降趋势。他们强调的是，工资率的变化是利润率变化的根源。对他们来说，交换领域中的分配斗争是问题的全部（见巴杜里（Bhaduri，1969）。这是格林（Glyn）和萨特克利夫（Sutcliffe，1972）所作的经验证论的理论基础，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五章进行讨论。
　　最后必须弄清楚的是，新李嘉图主义者这样来看待这个规律，很自然的结果是，他们把这一规律当成是经验的规律，并用它来预测观察到的（价格）利润率的实际下降和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特别见霍吉森（1974））。这样一来，就引起了一系列直接的尝试来经验地解释、证实或反驳这一规律（见基尔曼（1957）、曼德尔（1975）、霍吉森（1974））。总的来讲，在他们的论述中，都把这一规律归诸于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过程，然而事实上这一规律只联系生产的周期问题。而且即使如此，利润率和资本构成的周期运动也不能简单地用这一规律来解释和预测。但是，如果说马克思未曾对经验趋势进行预测，如果价值或价格利润率在任何一定时期内都可能上升、下降或者保持不变，那么又为什么说利润率的变动受这一规律的支配呢？问题的答案是在这一层次上给出的——这一规律所指的是抽象趋势而不是实际趋势。例如，霍吉森（1977）曾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是如果这个规律不能对实际趋势简单地进行预测，那么这个规律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没能抓住的关键是，一个抽象的趋势即使不能简单地对实际趋势进行预测，它还是跟能够观察到的现象有着联系。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和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活动的趋势，实际上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并处在相互矛盾之中。正是这些矛盾的存在，才导致了危机、繁荣，和与之相联系的生产和交换的周期现象。这些周期伴随着它们的失业、集中和聚集以及其它现象的节奏，是马克思的抽象趋势的可观察到的“预期”。的确，实际可观察到的利润率的特殊运动是同这些周期相联系着。在此时，利润率实际下降，在彼时，利润率又实际会上升。这些变动不是任意的，而是基于抽象的趋势和它们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能够预期到，这些矛盾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引起（通过资本的调整和它们所产生的其他力量）利润率的提高作为周期好转的基础。要点简单的是，这些可观察到的明确运动是这些抽象趋势之间矛盾的复杂的最终结果，而不是利润率下降的简单的经验趋势，只有象霍吉森之类的作者才会把这一经验趋势赋予“规律”这个名称。它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唯一重要的理论主张是那些由可观察到的现象的简单预期所组成的（而不是那些把这种现象看成是矛盾的复杂关系的结果），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新李嘉图主义者倾向于运用经验主义的方法论，不管主张适得其反。

4．4 原教旨主义者对规律的解释

　　在另一个极端，原教旨主义者的解释（耶菲（1972）和考戈（Cogoy（1973））强调资本的内在矛盾是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基础。这些矛盾被看作是处于生产领域内部，并与资本总体而不是与竞争相联系。
　　耶菲通过两个步骤来考虑这个问题。首先，他认为资本积累必然伴随着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的提高；其次，他认为，资本构成的这种提高不会被剥削率的提高抵销掉，因为剥削率的提高有一个确定的量限。因此，他得出结论，价值利润率存在着下降趋势。他的论述的实质问题涉及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他错误地称之为资本的有机构成）：这种趋势的不可避免性出自资本的本性。资本是“过程中的价值”，资本概念暗含着一种矛盾，它是力求无限膨胀的自行增殖的价值，但这一自行增殖要以工人阶级的劳动为基础，而人口和工作日长度不能无限扩张，因此资本的自行膨胀就必然地有个限度。因此，为了解决这些矛盾，资本必须通过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也就是使用更大比例的机器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让既定数量的活劳动可以加工更大数量的原材料，从而使资本自己尽可能地摆脱这一限度的制约。更进一步讲，这个过程还必然伴随着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所使用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相对价值的提高。
　　上述最后的一步是特别容易引起争议的。为什么说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必然伴随着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由于资本价值构成是按“新价值”计算的，所以在资本技术构成提高的情况下，它可能会下降，这一点，新李嘉图主义者一再不厌其烦地强调，马克思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而耶菲却试图借助于马克思关于安装新机器设备的准则，来为他自己的资本价值构成和资本技术构成必然协调一致的观点进行辩护。但辩护所做的努力被证明是无用的（凯特弗尔斯（1973）明确指出了它的内在的不协调）。因此，耶菲能够确信的仅剩下这一点，资本价值构成（他的“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就下降。
　　问题在于耶菲将资本价值构成和有机构成混淆了。根据本章第一、二节，实际情况是，当资本技术构成提高时，资本有机构成一定提高，至于资本价值构成如何则依赖于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按照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的真正涵义，耶菲的论述可以构造如下，即当资本技术构成提高时，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并因此产生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趋势。这样，这种趋势是以生产领域为基础的。到此为止，这种论述还是正确的。但是之后，耶菲采取了进一步步骤，认为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是在较低水平上的抽象，并且规律本身总是支配着起反作用的因素以致有机构成的提高是在价值构成的增长中被表现出来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抓住规律本身和起反作用的因素这个复杂的统一体，各自有同等的地位。再者，这第二步只能建立在断言上。这些断言是由耶菲极力作出的，因为他，如同新李嘉图主义者们，把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看成一个经验规律，一种利润率同资本技术构成相反关系的表述，象在一条向下方倾斜的回归线那样。
　　在考戈（1973）的论述中也发现同样的缺陷。他制造了一个模型，在其中不寻常地将资本有机构成定义为C／S＋V，同资本价值构成（定义为C／V）区别开来。他这样定义资本有机构成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剥削率（劳动力价值）的变化。立足于这一点，科戈主张要集中于生产过程，因为分配斗争由此被抽象掉了。这样，考戈就本能地将资本有机构成同抽象的生产过程联系起来，但是，同我们在本章第一节里所作的区分相比较，他错误地对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作了区分。
　　用活劳动S＋V（工作日的长度），而不是用可变资本V来计量资本有机构成，其结果是引起注意不变资本的价值变化，而忽视可变资本的价值变化。跟本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所阐述的规律相反，考戈是用“新价值”来计量不变资本，这个“新价值”是自动地形成的；而可变资本是由“旧价值”来计量。尽管这里维持了活劳动和死劳动的区分，然而是以一种武断的形式作出的，特别是在这一点上，即假定其他情况不变，不变资本价值的减少，会在工资品价值中包含的物质生产资料价值的范围内，来减少可变资本的价值。此外，考戈的论述中还有进一步的问题。他的那种将分配斗争抽象掉的方法是跟最大利润率的运动考察的方式相一致的。象新李嘉图主义者所表明的，如果资本有机构成（定义为C／S＋V）上升，这个利润率就下降。科戈也是认为，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这是基于他武断地假定不变资本总是比活劳动的数量增长得快。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跟被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相比，转化为积累的剩余价值会更多。不考虑这一点，就会得出跟新李嘉图主义相同的结论——如果不变资本跟活劳动成比例地上升，最大利润率必然下降。唯一的区别是，对考戈来说，这个比例必然会上升，而且不同于实际利润率的最大利润率的变化是根本的，因为它已将分配斗争抽象掉。
　　总之，新李嘉图主义的讽刺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观点并不能成为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理论基础，相反地，应该将注意力集中于依照价格的剥削率的变化以及阶级斗争所带来的工资的变化上，并将这些变化看成是利润率下降的原因。相反，原教旨主义者们认为，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导源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后者是资本的本性所固有的。但是，两个学派都患有同样的缺点——对马克思的方法和规律涵义的错误解释。
　　新李嘉图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都曾想用这个规律来预测实际利润率（价值或价格的）的下降，这个下降是资本技术构成不断提高的简单结果。新李嘉图主义者们试图通过强调，除了别的以外，马克思的起反作用的因素中的两组因素的作用，来反驳这个命题，这两组因素是，一是不变资本的各要素变得便宜，它能阻止资本价值构成随着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而提高；二是与工资斗争相关的分配上的变化。原教旨主义者们虽然认识到起反作用的因素的存在，但把它们看成是次要的、短暂的影响因素，结果把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看成是先于危机实际利润率下降的继续再现。新李嘉图主义者跟他们相反，霍吉森作了如下概括（1974）：这些起反作用的因素可以看作是个规律，而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则可以看作是意外的。两个学派都考虑哪一个是规律，哪一个是作为“纯粹”的影响而成为经验的事物，从而他们经常面临的难题是，到底哪一个更明显。
　　我们自己的解释的重点在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起反作用的因素作用的趋势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具有规律的地位，即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不可避免的产物。不能在起反作用的因素前面冠以修饰词“仅仅”。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和起反作用的因素之间的区别，不是它们的相对的实证上和逻辑上的重要性。区分两者只是基于这一事实：马克思分别隔离开并考察了资本积累的不同后果；并用资本有机构成概念来分析前者，用资本价值构成概念来分析后者。但这一区分的重要性却被新李嘉图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作家们所忽略。这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对危机的解释，下面我们就转入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