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1976）

第十三章 啃书本



　　“您厌恶的人……马丁·塔波尔
　　您喜爱的事……啃书本
　　您喜爱的诗人……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歌德
　　您喜爱的散文家……狄徳罗[1]”


（1）


　　在《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发行以后，马克思虽然努力要继续完成他为自己规定的那项庞大的理论著作任务，但是由于患病，这项工作经常中辍。不过，他固然很少出版什么东西，却继续读书，并且根据他所读的书做了笔记，[2]同全世界的朋友们和学者们通信，学习其他外语（主要是俄语），对历史性事件（俾斯麦的战争、巴黎公社）发表评论，对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提供意见，为加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团结和澄清他们的思想混乱而努力。他发现有许多政治斗争要进行——例如，反对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反对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他的声誉日隆；他虽然因为自己的著作得到重视而感到高兴，然而却十分怀疑那些“嗜读”他的著作却不让这些著作影响他们生活的读者。他认为，他在许多钦佩《资本论》第一卷的俄国有文化教养的人中察觉到了这种品尝式的态度。他在1868年10月12日写给库格曼的信中说，“这是不折不扣的美食癖，和十八世纪一部分法国贵族的爱好一样。‘这不是为裁缝和鞋匠写的’——那时伏尔泰谈到自己的启蒙思想时这样说。这并不妨碍这些俄国人一旦做官就成为混蛋。”但是到1883年3月他死的时候，对于他的思想会对改造世界发生多大的影响，他一定也有所预感——虽然，我们希望，日后人们用他的思想来进行辩解的那些事情，他不是都有预感的。
　　1869年需要出版《雾月十八日》第二版的时候，马克思为此写了一篇新的序言，他在序言中把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同他自己的路易·拿破仑的“画像”作了对比：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责任编辑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3]

　　这里，无处不在的舞台形象又多了一个新的形象；拿破仑三世不是被看成是政变的作者，而是编辑。对于马克思在这里要想阐明的历史关系，很难想得出有一个更好的文学类比了。但是同时马克思又再一次急于要强调类比有它的用途但也有它的限度：

　　“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流行的——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关于凯撒主义的陈词滥调，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类比时，人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柱脚。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4]所说的一句中肯的评语；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在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物之间，也就不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祭司长撒母耳[5]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了。”[6]

　　即使在西斯蒙第的帮助下这样来说明毫无限制地运用类比的危险，马克思也表明了类比的用途：为了说明古代罗马世界和现代法国之间的不同，举出了《圣经》中的一个人物和较近代的一个英国显贵之间的平行对比。这样，马克思稍为一顾那部既是伟大文学作品又是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的《圣经》，就很恰当地结束了那篇序言，在那篇序言中他一再强调可以把“文学”一词应用于单纯美文学之外更加广泛的领域，这也是他自从《共产党宣言》以来所经常强调的：

　　“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论1815年战役的著作[7]中，开始了对崇拜拿破仑偶像的攻击。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借助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等武器彻底打破了关于拿破仑的奇谈。在法国境外，这个一反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激烈转变，这个巨大的精神革命，很少使人注意，更不大为人所理解。”（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用）。[8]

　　历史学家、各种各样的批评家、讽刺作家——他们现在都在马克思心目中的“法国文学”的巨厦宏邸中找到了一席之地。他在1870年致第一国际俄国支部的信中也作了同样的说明：他在信中赞扬俄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恩·弗列罗夫斯基[9]（即瓦·瓦·别尔维）的著作是“一个严肃的观察家、一个无畏的工作者、一个冷静的批评家、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尤其是一个对于任何奴役感到愤慨的人”的著作（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用）。[10]同样，马克思对威廉·配第爵士的《货币略论》表示高兴，他在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所写的一章中，称之为“按内容和形式说来，这是一部篇幅不大的杰作”[11]。
　　马克思在后期作品中从《圣经》《旧约》中借用了许多形象，其中有一个形象特别突出和重要。这里是一个早期的例子，出自他在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的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宣布成立第一国际时发表的演说：

　　“资产阶级通过自己最著名的学者如尤尔博士[12]、西尼耳教授及其他同类聪明人的口预言，并且满意地证明：对于工时的任何立法限制都必然要为不列颠工业敲起丧钟；不列颠工业象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并且也吮吸儿童的血——才能生存。古时杀害儿童是崇拜摩洛赫神的宗教的神秘仪式，但它只是在一些极隆重的场合下实行，大概一年不过一次；同时摩洛赫神并没有表示专爱吃穷人的儿童。”[13]

　　这里有两点值得一谈。第一点是，马克思怎样把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的形象和概念——吸血鬼和摩洛赫神的形象——溶合成怪诞的恐怖的一体；第二点是，他把《圣经》中的形象用在他自己的世界中的时候，总是小心地不但指出相似之处，也指出不同之处。凡是看到《圣经》中所记述的摩洛赫神崇拜而认为这是达到恐怖和残酷的顶峰的读者，听到马克思说，在开明的十九世纪，牛津大学的可敬的教授很可能愿意鼓励比摩洛赫的祭司和礼拜者所能想得出来的更加惨无人道的事情，并且为之辩护，更是要大为震惊的。
　　《旧约》中的许多其他形象，在马克思的晚年出现在他的脑际——以扫为了一碗红汤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这件事使人想到还没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正如遍体长着癞疮的约伯使人想到本人生疮长期不愈的马克思一样不可避免。他在1868年说自己“象约伯那样生着病，却没有约伯那样敬畏上帝。”引用了这句话的路·赛·费厄尔[14]也谈到了马克思在晚年时对他的犹太祖先态度开始温和起来：他指出了马克思同犹太民族的伟大历史学家亨利希·格拉茨的诚挚关系，格拉茨是他在1877年在卡尔斯巴德碰到的，后来一直保持通信关系；他也提到马克思发现他的妻子和女儿爱琳娜打算去参加查理·布莱德洛[15]的全国世俗协会主持的“世俗”礼拜时感到不高兴。据说他对她们说，如果她们要满足精神上的需要，她们尽可以阅读犹太教的先知。[16]即使马克思的这些话是确实的，也不应该认为他是有“回到”犹太教去的任何意思。他从来没有收回过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犹太人精神”所作的解释，也很少感到同犹太民族有什么血缘关系，虽然别人总是很快就在他身上发现有这种血缘关系。海因德曼[17]对马克思的印象，在这方面极有代表性：

　　“当然，马克思是个犹太人，在我看来，他似乎在他个人和气质中，以他的突出的前额和浓眉，他的锐利的炯炯目光，宽厚敏感的鼻子，活泼的嘴巴，周围一丛未加修剪的头发和胡须，把他本民族的伟大先知的义愤同斯宾诺莎[18]和犹太博士的冷静分析能力结合起来了。”[19]

　　以赛亚·柏林[20]说得不错，马克思本人继续认为，犹太人问题是一个非现实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捏造出来掩盖更为迫切的问题的，就他本人而论，在他的早期论文中，他不仅压下了这个问题，而且捏死了这个问题。[21]

（2）


　　根据以后的历史来看，马克思晚年最重要的作品无疑是他为第一国际写的以《法兰西内战》为题在1871年出版的三篇文章。这本书描述了普法战争的结局及其后果——“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22]马克思从公社中得出的教训，（这使他和恩格斯认为《共产党宣言》中所包含的某些办法“过时了”[23]）被列宁在准备和指导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有意识地学来应用了。
　　《法兰西内战》从多方面来看都是《雾月十八日》的顶峰和继续；因此，毫不奇怪，我们在马克思初期著作中见到的占支配地位的文学形象后来又重新出现了。拿破仑三世的帝国的“残酷笑剧”，其“结局也会象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拿破仑本人作为一个“老朽不堪的小丑”出现，梯也尔作为笨拙先生或小丑出现；“其貌不扬的侏儒”梯也尔采用“冒牌英雄的口吻”；公社的比较宽大的措施对梯也尔是一出“讽刺剧”；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一切旧制度的食尸鬼”“拙劣地模仿1789年，在Jeu de Paume[24]召开了幽灵会议”。[25]通过马克思给予乡绅们的统称属名“法国的所有布索那克”[26]使我们看到莫星哀；莎士比亚则通过“毕斯托尔军曹”（给加利费侯爵[27]的绰号），并且再一次通过夏洛克：

　　“使灾难达到顶点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五十万军队的粮饷，要求支付他的五十亿赔款以及过期补缴的5%的利息。”[28]

　　事实上，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初稿里还有夏洛克的出场——不过总是披着普鲁士人的外衣，总是要求还债，或者赔他一磅肉。[29]
　　马克思最瞧不起梯也尔——也就是海涅在谈到路易—菲力浦治下的法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时曾经不无无情和尊敬地批评过的那个学者出身的政治家，但是《新莱茵报》却早在1848年就加以攻击了。现在，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通过一系列的文学上、戏剧上、修辞上和民间传说上的引喻，发泄了对梯也尔的仇恨：

　　“他如同一个被允许扮演塔梅尔兰[30]角色的议会中的大拇指般的小人物一样，带着妄自尊大的虚荣，拒不承认那些反对他这个小人的尊严的叛乱者享有交战一方的权利，甚至不愿对伤兵救护守中立。再没有比伏尔泰就已预见过的这种可以暂时恣意发挥其老虎本能的猴子更可恶的了。”

　　接着又说：

　　“梯也尔鉴于4月30日的市镇选举在即，便于4月27日演出了一幕议和剧。他在国民议会讲坛上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故作多情的漂亮话……”[31]

　　在马克思看来，梯也尔的生涯提供了一个可憎的例子，说明让一个资产阶级文人取得政权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梯也尔先生一向只不过是一个‘能干的’报人，一个巧鼓舌簧的‘辩客”……他好虚荣、喜猜疑、贪图享乐，从来没有写过和谈过正经事。在他看来，事物本身只是供他动笔杆耍嘴皮的因由…… 罗马历史学家们在描述尼禄的性格时，最后都以这个魔君自诩有吟歪诗、演喜剧的天才这一点作结语。但是若把一个象梯也尔那样的区区职业报人、议会小丑扶上台去，他一定会使尼禄相形见绌。”[32]

　　这一段文章取自马克思为巴黎公社报告所写的提纲初稿；二稿中他又说：“所谓文化成就只不过表现在精心讲究荒淫生活和……自私自利上。”[33]从这里开始，到《法兰西内战》定稿本中马克思对可以称之为“唯美”态度的令人难忘的谴责，就只有一步之差：这种“唯美”态度就是无聊的戏剧和小说所培养出来的、把别人的受苦看成是供观赏消遣的倾向。

　　“梯也尔先生的巴黎并不是‘贱民’的真正巴黎，而是幽灵的巴黎，francs-fileurs[34]的巴黎，闲逛男女的巴黎，富人的、资本家的、花花公子的、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这个巴黎带着它的奴仆、骗子、文丐、荡妇目前正麇集在凡尔赛、圣丹尼、吕埃伊和圣热尔门；这个巴黎认为内战不过是惬意消遣，它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行，计算放炮的次数，用自己的以及自己娼妇的名誉赌咒发誓说，这里演的戏要比圣马丁门剧场中的好得多。被打死者真的被打死了，伤者的呼声也不是假装的，而且在他们面前演着的这场戏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35]

　　马克思把这里引人刺激的戏剧场面同十九世纪的历史主义结合起来，造成了——至少是加强了——一种丧失人性的可怕印象。唯美主义和野蛮主义手携着手。
　　读者想必已经注意到，马克思在这里描绘的“梯也尔先生的巴黎”这幅不客气的画面中，也包括“落拓不羁的文人逸士”。在马克思的心目中，不受资产阶级习俗的约束同革命政治完全是两码事；这些“文人逸士”同他在《法兰西内战》中称为中等阶级的“捉刀人”和“雇佣文丐”[36]这种公开的辩护士一样，必然维护当权势力的利益。他当时的许多通信中都充满了对这种“耍笔杆子的”的谴责，特别是那些为报纸写文章的。但是，《法兰西内战》指出的重要一点是，英法报纸偶然有正直的记者，毫无畏惧地，或者毫无偏袒地揭露了镇压公社的人或者有钱的巴黎人的麻木不仁，他们继续若无其事地寻欢作乐：

　　“要想找到与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多少相象的东西，就必须回到苏拉和前后罗马三执政的时代去。[37]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残酷迫害，不过这一次是迫害整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究隐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任意摧残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多管炮来整批整批地击毙俘虏，他们没有‘手持法律’，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看了这一切惨象之后，现在再来看一看这个资产阶级文明由它自己的报刊所描写的另一面，更加丑恶的一面吧!”[38]

　　接着引述的“一家伦敦托利党报纸驻巴黎记者”的报道和“被公社查封的一家凡尔赛报纸《巴黎报》”的爱德华·爱尔威[39]的报道，使人对这两位记者的目光清晰和态度诚恳感到毫无疑义，虽然据马克思看来，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所揭露的残酷无情是属于他们所服务的阶级的，而不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对保守派报纸的正派记者这样附带一提的赞扬，可以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对英国工厂视察员和政府《蓝皮书》编写者所作的表扬相比，马克思对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挞伐所根据的事实，大部分就来自这些《蓝皮书》。[40]
　　但是，总的来说，马克思对当时的新闻界的评价仍旧不高。他为了要说明同时代的政治家的智力水平，常常喜欢提到他们撰稿的、或有某种其他联系的报纸，他这么做绝没有恭维的意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俾斯麦就受到了这样的待遇。马克思在该书第三节中写道：

　　“只有俾斯麦那种除了策划锤血阴谋之外，经常喜欢从事最适合于他智力的旧业，即给《喧声》杂志（柏林的《笨拙》杂志）撰稿的人，才会异想天开，以为巴黎公社要仿效那种作为对1791年法国旧城市制度的拙劣模仿品的普鲁士城市制度，要仿效那种把城市管理机关贬为普鲁士国家警察机构附属轮子的城市制度。”[41]

　　当然，马克思本人曾经做了多年能干的记者，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在那方面取得的经验。上文已有述及，这些经验之中有一个就是，文学批评的手法可以用在从狭义上来说一点也不属于“文学的”文章上，而有切中要害的效果。他对新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即《哥达纲领》的批判说明，他在1870年代仍在应用这个经验；他的批判中有不少关于“空话”，“陈旧的废话”、“信笔写来的空洞的废话”、“整个行文和内容都不妥当”（stilistisch und inhaltlich verfehlt）的谴责。[42]他叫拉萨尔的徒众去读一读歌德的《人类的局限性》中的一句诗，指出拉萨尔的话是抄袭来的，这就使拉萨尔丢丑：“大家知道，在‘铁的工资规律’中，除了歌德的‘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中抄来的‘铁的’这个词以外，没有一样东西是拉萨尔的。”[43]马克思在分析《哥达纲领》的缺点时，也讽刺地使用一般只用来讨论希腊悲剧结构时才用的专业术语：“前一句〔firststrophe〕是从国际章程的导言中抄来的，但是经过了‘修订’……作为一种补偿，后一句〔antistrophe〕却纯粹引用了拉萨尔的话。”这里，“舞文弄墨”、剽窃抄袭、力不胜任这种种意思都加在一起，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实在不怎么样。但是，不能认为马克思的批判是纯消极性的或破坏性的，因为他时常以《哥达纲领》中的提法作为他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对策的出发点。在探讨劳动、社会、文化的关系的一节，尤其是如此，因此，这一节对于文学在马克思时代的社会中起什么作用，是有它的意义的：

　　“‘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里或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
　　“这个论点无可争辩地是正确的，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虽能创造使用价值，但它既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创造文化。
　　“但是另一论点也是同样无可争辩的：
　　“‘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
　　“这是到现时为止的全部历史的规律。因此，不应当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而应当在这里清楚地证明，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历史祸害。”[44]

　　这里的含义显然是，必须改变社会组织，使文学和文化生活中的其他表现形式都成为人人能够享受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有闲阶级所能享受的东西[45]。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在重申了这一信条以后，又一次提到《旧约》中的先知，以此来结束全文，可谓恰到好处。他用拉丁文引《以西结书）第三章第十九节：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句格言可以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末尾改写但丁的话放在一起：Segui il tuo corso，e lascia dir le genti——“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还有一句金玉良言，可以说是总结了马克思从早年开始一直到临终在语言方面批评他的对手的主要精神。Meinte man das，so mußte es gesagt warden——“如果就是这个意思，那就应当明说。"[46]这句格言仍然有效，即使马克思自己并不是总能遵守的。

（3）


　　马克思在晚年的其他论战著作中继续满意地从世界伟大作家的军火库中借用弹药。在对（人民国家报》（1872年8月7日）读者介绍格莱斯顿的演讲时，他称之为“繁文缛礼局文体”，并且向不熟悉狄更斯的《小杜丽》的读者解释“繁文缛礼局”的意思是Um-die-Sache-herumschreibungsbaro。[47]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先生们曾经非难他的材料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因此被他指责为闯进天使们也不敢践踏的地方；用的不是蒲伯的话（因为他们不可能知道），而是用席勒的话（他的诗，他们在上学的时候一定读到过了）：

　　“智者看不见的东西，
　　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

　　马克思用一个文字游戏来结束他的反击。这个文字游戏对那些（在一家以席勒的《钟之歌》中的钟的名字《协和》为名的杂志中）向他挑战的工厂主是一个最后的侮辱：“那个向至少同《协和》一样可敬的对手说了‘Asinus manebis in secula seculorum’（‘你永远永远是一头驴子’）这句有份量的话的人，卖的是什么货色，叫的是什么名字'?”因此他这就是重申，这些德国工厂主自以为抓住了他引证的错误，“但是要鉴别文字货色，他们却一窍不通，就象驴子弹琴一样。”[48]
　　马克思后来在与巴枯宁发生的一次比较严重的论争中，又一次借助于莎士比亚，用了福斯塔夫说的慎重是勇敢的最大要素的话，勾划了巴枯宁。他并且把商福[49]②的一句名言颠倒过来（“给宫廷和平，对茅屋宣战”），揭露巴枯宁的徒众的逻辑；对涅恰也夫[50]③的《革命问答》嗤之以鼻，称它的作者是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席勒的《强盗》、夏尔·安特尔和弗烈德里克·勒美特尔的一个剧本中的各色人物的集大成：

　　“批评这种杰作就是掩饰它的滑稽性质。这样也就是过分地看重这个异想天开地要把鲁道夫、基度山、卡尔·穆尔[51]和罗伯尔·马凯尔的形象集于一身的无定形的破坏一切的人……”[52]

　　因此，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法国和德国的作家们帮助马克思表达了他对一个俄国恐怖分子的基本特点的认识，就是这个恐怖分子的恶行劣迹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恶魔》提供了一些素材。在这些年代中对马克思论战起了帮助作用的其他作家有笛福（他的《一个骑兵的回忆录》提示了法国和德国的民族心理思想）；[53]海涅（他的一针见血的新造词儿“孔夫子”被马克思用来描绘经济学家麦克劳德）；[54]还有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他称资本家和富农是“社会新栋梁”——马克思在他收藏的谢德林的著作中划出了这个词儿，用在致尼·弗·丹尼尔逊和维·查苏利奇等俄国人的信中。[55]他在用这一词儿的时候，心中想的可能是易卜生；读者想必记得，他的女儿爱琳娜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最早提倡易卜生的人之一。
　　刚才提到的同巴枯宁的论战之所以引人注目，是由于仅此一次，马克思似乎对席勒的一部作品提出了直接的批评：他谈到了《强盗》中的主人公卡尔·穆尔的性格“离奇”。[56]当然，马克思曾经多次表示，他不喜欢席勒受到欢迎的那种情况——学童们对《强盗》百读不厌；金克尔按席勒的模子过着那样的生活；卢格喜欢席勒而不喜欢莎士比亚，因为席勒的哲学体系容易看出来；拉萨尔把戏剧人物放进传声筒里来鼓吹他自己的观点，或者鼓吹他自己对Zeitgeist（时代精神）的看法；弗莱里格拉特用席勒的《酒神颂》的韵律写了一首拙劣的诗来纪念席勒；自由派文人把席勒百年纪念当作自吹自捧的机会；商人们一边引用席勒的高尚诗句，一边继续大声叫卖。[57]他喜欢取笑那些崇拜席勒的小市民，用讽刺的口气引用席勒关于“孩子气精神”的诗句，那种精神主张实行理性的眼睛连看也看不到的东西。有一次他还引用了《欢乐颂》中诗人要拥抱整个世界的诗句。在其他地方，他也喜欢从《欢乐颂》中引用辞句，有意来造成一种反高潮；例如他把下面常常引用的诗句

　　“不论谁为了达到
　　找到一个朋友的最高目标……”

　　作为引喻放在一个句子中，取笑费里克斯·皮阿[58]找微不足道、无藉之名的德国盟友来支持他的政治见解和野心：“皮阿终于达到了他的最高目标〔Pyat ist der grosse Wurf gelungen〕。他找到了他的德国人——从巴拉丁纳特来的维贝尔先生。”但是，从1842年他用赞同的口吻引用《论纯朴的和感伤的诗》中的一段文章开始，到1870年他根据《还愿匾》里的一首诗赞扬席勒是小市民作风的一个“权威裁判”[59]为止，马克思使他的读者深信不疑，他尊重席勒这个伟大的作家，即使他个人的爱好偏向于歌德和（特别是）莎士比亚，即使他认为，模仿席勒的风气——das Schillern——把十九世纪德国剧作家引导到了邪路上去了。
　　马克思晚年继续进行大量阅读，其中大部分并不是狭义的“文学”作品；但是必须注意到，他用尽各种方法使他的文学兴趣和科学历史兴趣结合起来。在他读了摩尔根[60]的《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眛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伦敦，1877年版）所作的笔记中，他用荷马和埃斯库罗斯作为史料来源，考核或者证实摩尔根的研究结果；《人种学笔记》中有进一步研究原始社会结构的纪录，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马克思读书是采取了一种批判的态度的，文学帮助他“识别”他所研究的那些作家。例如，读了亨利·梅恩爵士[61]的《早期制度史讲座》，他作了下面的笔记（除了一处指示代名词以外，全部是用英文写的）：

　　“那末，如果，（一个很好的‘如果’，如果仅仅依靠梅恩自己的‘大胆的说法’）那末，（这个‘那末’是俾克史涅夫[62]式的），在任何早期的时候〔梅恩把他的‘家长制’罗马家庭搬到了开元混沌〕已婚妇女除了印度人以外还有完全脱离丈夫控制的财产〔那就是说‘脱离’梅恩的‘大胆的说法’〕，这就不容易举出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家庭专制的义务〔这是头脑死板的约翰牛读到原来的‘专制’一词时喜欢用的一个主要学说〕在这个具体义务方面是松弛的。”[63]

　　狄更斯的俾克史涅夫闯入这些笔记中，这不是第一次一边沁的“最大数目的最大幸福”就引起了“哦，你这个俾克史涅夫（O du Pecksniff!）的惊叹，这对边沁和梅恩都适用。从约翰·拉伯克[64]爵士那里抄录的一段关于澳大利亚土著的伦理的记述：

　　“惩罚量受到严格限制，如果对一个人进行矛刺，不论是由于疏忽或任何其他原因，超过公认的限度——例如，伤及大腿动脉——本人就要受到惩罚，”

　　这句话使人想起了莎士比亚：“夏洛克事件”。拉伯克关于婆罗门的习俗（把神像用锁链栓起来，目的是为了要使香客捐钱来解救）的记述，使马克思在笔记中写道：“试比较《堂吉诃德》第二卷第二十三章，堂吉诃德在蒙德西诺斯地洞里一节。”这些笔记也表明了马克思对许多伟大文学人物的一种我们可以称为侧面观察的看法。正如斯威夫特（他的作品马克思是仔细阅读和研究的，这从他一直保有的斯威夫特全集中他所划的线和写的边注可以证明）主要是因为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而进入他的视界一样，爱德蒙·斯宾塞[65]和约翰·戴维斯爵士对他来说并不是脍炙人口的诗歌的作者，而是压迫政策的可鄙工具：

　　“那个可恶的约翰·戴维斯爵士是国王詹姆斯的爱尔兰检察长，当然，为了这个职位，选了一个再也合适不过的恶棍——象伊丽莎白的拍马屁诗人斯宾塞（《爱尔兰国》）一样的一个‘没有偏见”和没有私心的家伙。他治疗爱尔兰弊病的药方是使用大批军队去‘践踏所有站在他们前面的人，把那个国家的所有倔强的人都踩倒在地。”不仅要在夏季，而且也要在冬季作战；他继续说：‘收场会很快’，他确凿地描写了他在‘最近闵斯特战争中”所亲眼看到的情况，如此等等。欲知这个诗人的其他野蛮言论，请看哈佛蒂〔即哈佛蒂著《爱尔兰古代和现代史》（都柏林，1860年版）〕。”[66]

　　最后，这些人种学和政治学的研究经常引用古代神话和古代文.学，下面对《伊利亚特》中一段讲话的评语，是最详尽的例子，但是绝不是唯一的例子：

　　“奥德赛在这里并不是讲述统治的形式，而是要求服从战争中的最高统帅。对于在特洛伊城下仅仅作为军队出现的希腊人说来，人民大会是进行得十分民主的。阿喀琉斯在说到赠品，即说到分配战利品时，他总是认为应该由‘亚该亚人的儿子们’即人民来分配，而不是由阿伽门农或其他某个巴赛勒斯来分配。‘宙斯所生的’，‘宙斯所养的’这一类称号，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因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而部落首长的氏族则起源于一个‘更显赫’的神，在这里就是起源于宙斯。甚至非自由民，如牧猪人欧迈俄斯以及其他人，都是‘神的’（dioi和theioi），这是在《奥德赛》中所描述的情形，即在比《伊利亚特》晚得多的时期中发生的情形；在这本《奥德赛》中，‘英雄’的称号还给予传令官穆利俄斯和盲人歌手得摩多科斯。简言之，希腊著作家用来表示荷马所说的王权的basileia〔巴赛勒斯〕一词（因为这一权力的主要特征是军事的统率），在同时存在议事会和人民大会的情况下，其意不过是军事民主制而已。”[67]

　　在这一方面值得记住的是，老年时代的马克思仍旧发现古典神话对他讨论现代世界是有用的，有意义的。他把“大闹天宫”的法国巴黎公社社员同德国的“天国奴隶们”作对比，这使人想起了他在早年把普罗米修斯同埃斯库罗斯诗中的赫耳墨斯作的对比：他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的信中说，“就让人们把这些冲天的巴黎人同……举行陈腐化妆舞会的那些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的天国奴隶们比较一下吧。”[68]
　　但是，当马克思放下他的人种学研究，来调查一下别人在十九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年代里怎样利用神话的时候，他自认大吃一惊。恩格斯引用了马克思在1882年春季写的一封信，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指出瓦格纳的《尼贝龙的指环》任意滥用日耳曼神话：

　　“‘谁曾听说哥哥抱着妹妹做新娘?’瓦格纳的这些‘色情之神’，完全以现代方式，用一些血亲婚配的事情使自己的风流勾当更加耸人听闻；马克思对此回答道：‘在原始时代，姊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69]

　　因此，马克思发现老的神话被滥用了，但是他也发现他自己的时代并没有产生新的“神话”。在对瓦格纳提出抗议以前十一年，即1871年7月27日，他写信给库格曼说：

　　“直到现在人们都认为，罗马帝国时代之所以可能创造基督教神话，仅仅是由于还没有发明印刷术。恰恰相反。顷刻之间就可以把自己的发明传遍全世界的报刊和电讯，在一天当中所制造的神话（而资产阶级蠢驴还相信和传播它），比以前一个世纪之内所能制造的还要多。”[70]

　　不用说，在马克思看来，象这样的说谎的神话，比他在荷马和埃斯库罗斯的著作中所找到的神话短命；不可能由此煤发新的史诗和戏剧的光辉。
　　马克思除了《人种学笔记》外，在晚年也作了一些其他笔记，说明他继续在努力要把他的文学体会同他的历史方面和政治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例如，在关于J·R·格林[71]的《英国民族史》的笔记中，马克思企图澄清十四世纪英国的阶级感情，他把朗兰德的《农夫皮尔斯的申诉》[72]同他觉得比较“有宫廷气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作对比；在他读施洛塞尔[73]的《世界史》后所作的摘录中，他再一次想处理政治史和文化史的无连贯性和不均衡性：“在这个野蛮的，不平静的时代，意大利文化〔开放了〕最优美的花朵（即但丁、哲学家基多·卡瓦尔康提，等等）。”[74]在别的地方，文学为他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类比材料。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要想表达他对蒲鲁东关于财产的著作的性质和重要性的看法，他就不仅从文学史并且从德国哲学中找对比：

　　“他〔蒲鲁东〕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象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的科学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象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75]

　　在《法兰西内战》的初稿中，马克思把一心为公、不计报酬的巴黎公社的工作人员比喻为把《失乐园》只卖了五英镑的密尔顿[76]。这种类比反过来也有。翻译错误的历史用地质学错误的历史来说明（见本书下文第387页）。古生物学用来说明思想史[77]。从生理学家那里学来的一个术语一退化变态一用来说明他对从狄德罗到黑格尔到茹尔·让南[78]的欧洲思想史的看法。[79]结晶学上的一个名词假晶，用来代表那些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模仿非本阶级的思想作风和方式的作家。[80]
　　马克思谈到《什么是财产》时说，“在蒲鲁东的这一著作中，风格方面还算强健的肌肉组织占优势——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且我认为这种风格是这一著作的主要优点。”[81]不用说，这并不是纯粹的恭维；但是马克思在这封给约·巴·施韦泽的信中继续用几乎逐字逐句都可以用在自己身上的话来说明他钦佩蒲鲁东的地方：

　　“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性的勇气，用来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理性的机智的怪论，致命的批判，刻薄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革命的真诚……”[82]

　　除此之外，马克思又加上了他认为在蒲鲁东的“诉诸感情的”著作中缺少的东西：以认真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对社会和政治经济学进行一番考察。他希望通过不断的专心的研究，能够作出“在纯科学性的政治经济学史”中值得一提的贡献（而不是象蒲鲁东的贡献那样!）。他说了这话以后，心中又马上出现了一个文学类比。

　　“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即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在科学中也象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以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论》为例。初出版时，它不过是一种‘耸人听闻的小册子’，此外，从头至尾都是剽窃。然而，这本诋毁人类的诽谤书曾留下了多么强烈的印象呵!”[83]（着重体系本书作者所用）

　　在实践中就象在理论上一样，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历史分割开来过——小说的发展和经济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互相补充说明的类比。
　　如果说，在蒲鲁东的初期作品中，马克思认为有不少令人钦佩的地方，那么蒲鲁东的后期著作，不论在文笔或内容上，他认为都是拙劣得无法补救的：

　　“文笔往往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是夸张的。凡是他失去了高卢人的敏锐智慧的地方，冒充德国哲学风格的那种傲慢的思辨的胡言乱语就表现出来了。自矜自夸的、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惭的语调，特别是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科学”自夸，这类东西真是刺耳极了。充满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的真实的热情，在这里，在某些地方都已经系统地被虚浮的狂热所代替了。此外，这是自学者炫耀自己学问的极为笨拙而令人生厌的伎俩。这个自学者对自己的独创思想的那种天生自豪感已经被挫伤，他作为科学的暴发户，觉得必须以自己所没有的身份和东西来炫耀一番。”

　　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后期的蒲鲁东由于他的喜欢空话、市侩式的想象、可笑的狂言乱语、虚荣心、卖“科学的”假药、政治上的妥协，已经成了他的国家和时代的一个典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象历史学家劳麦一样，这个小资产者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他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

　　马克思在这次再度抨击《贫困的哲学》的文章中最后说，“也许后人在评论法国历史中最近这一阶段时会说，路易·拿破仑是这一阶段的拿破仑，而蒲鲁东是这一阶段的卢梭兼伏尔泰。”[84]
　　马克思关于蒲鲁东的评语说明，后期的马克思在分析经济文章中应用了他的文学方面和风格方面的知识，而他关于他所敬仰的小说家的评语则说明，他在他们著作中寻找能够说明人在经济方面的行为和动机的材料。他在1868年12月14日的一封信中，抄了巴尔扎克的《乡村教士》中的一段话，要求恩格斯根据他自身在实际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来证实或者加深巴尔扎克在这部小说中所表明的那些支配他同时代人的行为动机的东西。[85]保尔·拉法格告诉我们，巴尔扎克的《不为人知的杰作》使马克思印象很深，因为这部作品有一部分描写了他自己的感情。这证明马克思也用文学来说明自己的内心生活的。[86]
　　关于蒲鲁东的这封信已经说明，马克思在晚年一直是意识到风格的重要性的——尤其是清晰的、有力的、精确的表达的重要性。他读德国报纸时常常对他读到的东西感到大吃一惊。[87]他同自己的非德文著作的翻译者打交道的经验，也使他不能恢复他对同时代德国人用本国语言优美地、准确地写作的信心。他在许多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英文著作中碰到的一些“假哲学和假科学的行话”，他同样强烈地感到憎恶：“它妙就妙在使读者莫测高深，使读者绞尽脑汁，最后才得出一个使人放心的结论：这些吓人的话所包藏的不过是一些口头禅而已。”[88]这句话引自他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他在1860年代重读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感到一种接近于愁伤的发现：

　　“重读了你的这一著作，我惋惜地感到，我们渐渐老了。这本书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丝毫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连认为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果的那种幻想，也给了整个作品以热情和乐观的色彩，与此相比，后来的‘灰色而又灰色’就显得令人极不愉快。”[89]

　　因此，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强调他自己著作的文学和艺术一面，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不论他的著作有什么缺点，他在1865年7月31日写信给恩格斯时说，“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90]文章的风格、整个结构内各个部分的比例，都是经过缜密考虑和再三加工的，时刻以“艺术考虑”为念。虽然，这种考虑始终是要配合真理的追求的。他有时感到，在他的难于处理的题材所许可的范围内，要尽力追求优美和通俗的形式，这种努力用在德国读者身上是白白浪费了，因为他们对一本书的评价往往是根据它的容量，而不是根据内容的重量和结构的动人。他意识到，他由于患病而不能如愿地给《资本论》第一卷应有的润饰，但是他在1866年2月20日又是给恩格斯的信中说：

　　“亲爱的朋友，你明白，在象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和学术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决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91]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中，马克思承认他的著作有“修辞上的缺点”，但是自豪地指出英国和俄国的书评赞许他生动的文笔以及他在处理最困难和最深奥的问题时的从容自如，引入入胜。[92]他也不厌其烦地向他的读者解释，他的叙述方法怎么样和为什么一定不同于他的研究方法：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93]

　　在这篇跋的一段著名文章中，马克思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仍旧认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应该使用黑格尔的用语：“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94]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95]

　　这一段文章显示了马克思很重视叙述的方法和适当的表达，他使用形象方法作为表达思想和进行论辩的手段（“内核”和“外壳”、“倒立着的”东西要“把它倒过来”）；他有意“卖弄”黑格尔的用语；最后还必须加上，他对过去时代的某些作家和思想家成见极深。莱辛的确在1780年7月7日对弗·亨·雅科比[96]说过，他们的同时代的人说起斯宾诺莎来往往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他把门德尔森也包括在这一范畴之内。事实上，莱辛很明白，虽然门德尔森认为斯宾诺莎的哲学在许多方面都是错误的，他却尽力说明，斯宾诺莎的哲学对他所钦佩的莱布尼茨的哲学是有影响的，而且莱辛也知道，门德尔森对斯宾诺莎的为人是始终赞扬的[97]。但是莫泽斯·门德尔森是马克思心目中的“俗物”之一；因此，他对门德尔森的意见有先入的成见，而且对他的贬低只能说是不公平的。

（4）


　　由于这么多的朋友虽有见识却丝毫没有正确有力的表达能力，马克思格外觉得有必要提高所谓“文学”修养。例如，卡尔·济贝尔[98]为了在德国推广马克思的著作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轮到他自己下笔时却仿佛神志昏迷了一般。马克思在1865年8月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问道，“你对于济贝尔的爱国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诗歌创作有什么看法?所有这些废话似乎都是在大醉之后晕头转向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它使我们这个朋友从前所做的一切都前功尽弃。”[99]西·波克罕[100]的情况更可悲，虽然马克思推崇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谈风甚健，思想活泼，但是认为他的写作却条理不清、完全没有情趣和技巧：“他象野人一样，以为用种种惹人注目的色彩把自己的脸刺上花纹就美化了自己的脸。”[101]同时，马克思对美文学仍象以前一样不信任。《反杜林论》中他写的一章对经济学著作中的“美文学的蠢话”（belletristische Mätzchen）表示厌恶，他称亚历山大·赫尔岑是个“俄国美文学家”，上下文的语气使人毫无怀疑，他认为赫尔岑是不屑一提的。[102]他用同样的口吻认为勒南[103]的《耶稣传》“不过是一部小说，充满了泛神论的神秘主义的幻想"，并且用Poesie〔诗〕这个字作为谎话的委婉的同义语。[104]他在1867年7月20日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时说，“我是不读德国的美文学垃圾的”；他在同时期给恩格斯的信中也使人很少怀疑，在他的心目中，弗莱里格拉特自己的诗也属于同一垃圾堆。

　　“我宁愿做一只小猫，向人发出喵喵的叫声；
　　我可不愿做这种吟风弄月的卖唱者!”[105]

　　他在1870年8月22日给恩格斯的一封愤慨地责备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上篇》中的这两句诗，[106]还有其他许多文人，本来是至少赞同他的一部分意见和主张的，可是在他晚年也引起了他的怀疑和忿怒，例如：那个“凯特贝尼[107]，他是一个妄自尊大、头脑不清、令人讨厌的文学界浪人”，或者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拉斯克尔[108]，他写了一本小说，马克思甚至连读也没有一读就说是一部“懦弱心灵的奥德赛。”[109]对于波特莱尔所描绘的和自封为马克思的弟子的瓦尔特·本杰明后来所称颂的那种浪人型的文人，马克思的不信任和憎恨，不下于他厌恶“波希米式”的文人，对于后者，他现在找到了一个有力的但是无法翻译的名称Lumpenliteratenpack〔流氓文人〕。[110]
　　马克思在1864年12月10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但是在同英国工人打交道时，合理的东西很容易被接受，而只要是文人、资产者或半文人CLiteraten，Bürger oder Halbliteraten）一参加到运动中来，就必须特别小心。”[111]一个月以后，他自己承认对拉萨尔派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专辟供工人诗人投稿的栏中刊载的东西感到吃惊；他称之为beliebiger Knotenb18dsinn，没有无产阶级觉悟或革命热情的人写的老一套无聊的东西。[112]因此，工人阶级出身并不能使文人不堕落，特别是如果他们以写作为职业。马克思在1870年代末期写信给弗·阿·左尔格[113]说，“工人本身如果象莫斯特[114]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他们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115]
　　马克思在同海尔维格和弗莱里格拉特打交道的经验中才惨痛地认识到，诗人出身的党员是靠不住的。的确，弗莱里格拉特在1860年2月28日的一封尊严的信中，对他说明了这一点。弗莱里格拉特说，“党是个囚笼；甚至为了党歌唱，在笼外歌唱也比在笼里歌唱好。”[116]但是，如果由此认为，后期的马克思要使文学成为公开的宣传工具，那就错了。他对弗莱里格拉特感到生气，是因为后者在1859年席勒百年纪念活动中同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及其一伙搞在一起，是因为弗莱里格拉特拒绝在他同卡尔·福格特的争吵中公开支持他。但是他对弗莱里格拉特后来的诗歌所提出的批评是批评后者诗中空洞的吹嘘（Pompund Schall），“席勒化”，透不过气来的家庭气氛，1870年以后的爱国叫嚷（特别是《乌拉，日耳曼尼亚》一首诗）以及缺乏幽默感。他在他们俩人关系恶化以后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说，“要是你把你这个非洲陛下在私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幽默放到你的艺术中去，那末我相信，你对幽默体裁也会作出贡献的。”[117]对于那种明显讨好读者的文学作品，马克思始终和恩格斯一样不信任。
　　马克思也没有要求文学成为社会历史情况的直接的立即的反映。他在1860年代后期寄给恩格斯一本霍夫曼的幻想故事《小察赫斯》和一些工厂报告；[118]他还送了一本给库格曼一家；[119]他在晚年爱读的其他作品有巴尔扎克的《不为人知的杰作》和《改邪归正的梅莫特》。他在1867年2月25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建议你读一读……不为人知的杰作》和《改邪归正的梅莫特》。这两本小杰作充满了值得玩味的讽刺。”[120]他对这种作品深有体会，是由于个人原因（他本人不是象《不为人知的杰作》中的主人公那样受到驱使要再三推敲他那部名垂史册的主要作品吗？），[121]也因为他感到这种作品有力地体现了当时的重要问题。霍夫曼的《小察赫斯》是世界文学中所能找到的最适当的异化象征，它讲的是一个畸形的侏儒，由于某种有力的符咒，凡是别人所做的一切好事，所说的一切好话，都归诸于他了。而巴尔扎克的《梅莫特》则不无理由地被称为是“对‘甚至圣灵在股票交易所也有行情’的一个完全世俗化的社会的现状，作了一个极妙的讽刺。”[122]但是正如上面引述的致恩格斯的信所表明，马克思不仅喜爱这种故事的表面和内在的主题，并且也喜爱这种故事的调子——特别喜爱作家叙述故事时所用的讽刺口吻。
　　马克思继续强调，一个作家的意图和他的成就是两码事。他在1879年4月告诉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123]说：“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这甚至对哲学体系也是适用的。”[124]
　　自从早年写的关于普斯特库亨朗诵歌德作品的诗起，尤其是在1859年席勒百年纪念期间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及其一伙闹出丑剧后，马克思一直把对伟大文学的了解作为判断一个人的思想和精神水平的试金石。他在1864年4月19日的一封信中告诉恩格斯说，他在伦敦《艺文》杂志上看到“卡尔·布林德[125]先生参加了莎士比亚委员会”不觉大吃一惊；因为他很了解这个自由主义的流亡者，他认为可以说“这个家伙对莎士比亚一窍不通。”[126]这话也同样适用于罗德里希·贝奈狄克斯[127]那个多产的喜剧作家：“假如他和他这类人懂得莎士比亚的话，他们怎么能够鼓起勇气把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众呢？”[128]个人的情况是这样，整个时代的情况也是这样。1869年4月间，马克思寄给恩格斯一本他最喜爱的作品，狄德罗的“无与伦比的杰作”《拉摩的侄儿》。他在附信中抄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关于这部关于“正直的灵魂”和“分裂的意识”发生冲突的经典作品所说的话，然后添上了几句对茹尔·让南关于同一作品的解释的评论。

　　“让南对狄德罗的[拉摩》里缺少道德的结论感到不满，因此他就按照自己的发现来修改这本著作，他发现这个侄子的一切颠倒都是他因自己不是‘世袭贵族’而产生的苦恼引起的。他在这种基础上堆砌起来的科采布[129]式的劣作，现在正在象上演传奇剧似地出现于伦敦。从狄德罗到茹尔·让南的道路正是生理学者称作退化的变态的道路。这就是法国革命前和路易一菲力浦统治时期的法兰西精神！”[130]

　　在这一段话中，特别有启发性的一点是，马克思否定在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寻找直接表示的“寓意”，“教训‘意义’”；他用生理学上的一个名词来说明文学史上的一种现象；他在晚年继续尊重黑格尔（尽管他偶而对黑格尔的文风和思想方法开开玩笑）；还有他企图把作家看作是他们民族和时代的思想和精神——Geist——的代表。[131]这最后一种努力使马克思有了一种新的观点来看他的一贯讨厌的俗物沙多勃利昂。1873年11月30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表明，他正在读圣贝夫[132]关于沙多勃利昂的一本书（《沙多勃利昂及其帝国时期文学团体》〔巴黎，1860年版〕）。他说起沙多勃利昂是“这个作家我一向是讨厌的，”又继续说：

　　“如果这个人在法国这样有名，那只是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是法国式虚荣的最典型的化身，这种虚荣不是穿着十八世纪轻佻的服装，而是换上了浪漫的外衣，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133]

　　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之间，甚至虚荣的质量看来也退步了。马克思在晚年不论往什么地方看，都发现很少有东西可以使他轻易相信趣味有什么提高；他显然认为，资本主义秩序导致了欧洲文化生活的“退化的变态”。我们读到他最后几封给恩格斯的信中有一封信谈到，“那个满口空话的博登施泰特[134]和浓装艳抹的美学家弗里德里希·费舍是威廉一世的贺雷西和维吉尔。”[135]

（5）

　　 马克思的信继续充满了这些几乎不招自来就出现在他脑海的文学掌故。有一次因为没有如愿地及时回信而感到内疚，就使他想起了路德的《席间演说》中的一则寓言。查理·布莱德洛“歪曲”了他的看法，使他想起但丁《神曲》《天堂篇》第十七歌中卡西亚基达的悲叹：人们在流亡中不得不与“坏人”为伍；而穿着橡皮保护衣的人在恩吉安浴场吸硫磺治疗，似乎是在演出“但丁《地狱》中的无罪的场面”。他喜欢称对手是个vir obscurus（这个蠢汉》，这样就把对手含蓄地比做十六世纪一部著名人文主义讽刺作品《Epistolae obscurorum virorum》（蠢汉信笺）中所嘲笑的蒙昧主义的僧侣。一场不好意思说出口的疾病使他想起了马屠朗·雷尼埃的几首诗；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活动，他用改写伏尔泰的《老实人》中一句名言来掩饰掉；随便浏览一下拉·罗什福考的《格言》使他想起了斯特恩的《特利斯川·项狄》，后者他在好多年以前早在《新莱茵报》和《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都已提到过了，一提到莉希·白恩士[136]就使他想起了与她同姓的“大诗人”。[137]在文学作品的另一个极端，马克思发现，弗莱里格拉特家庭的情况使他想起了那个把自己的姓名卡尔·海因倒拼成克劳伦的哀情小说；其他荒唐的事使他想起科采布和贝特荷尔德·奥尔巴赫。[138]在这些年代里，马克思所提到的文学典故有些并不出于名家名作，在文坛上过眼即逝，因此只有极其熟悉他的思想的读者才能跟得上。例如，1868年4月11日他给他女儿劳拉写了一封动人的家信，说到他的新婿保尔·拉法格（他的祖先不是欧洲人）：“至于上述这位丈夫，他在这种关键时刻给我寄来了书籍，这比任何语言都雄辩地证明，这个‘年青人’生性善良。这个简单事实已经证明，他属于一个比欧洲人种更好的人种。”[139]这最后一句是巧妙地暗指佐伊默[140]的一度很有名的诗《蒙昧人》，其中的主人公，一个被欧洲的虚伪礼貌吓退到丛林中去的土著，边退边说：

　　“我们蒙昧人毕竟是更加优秀的人。”

　　马克思文学典故的广泛多样，可由另一封在1869年6月10日写给他的女儿燕妮的英文信中看出，这封信写到他到地质学家达金斯在约克郡的一个农庄去的情况。在这封信里，连续好几句话都极其自然地，一点也不做作地提到了夏洛特·勃朗蒂的小说、歌德的《浮士德》和乔治·爱略特[141]的《费里克斯·霍尔特》：

　　“星期日，我们在达金斯住的农场那里吃了午饭，吃饭的那间屋子正好在小礼拜堂的上面。这间筑有主墙（我是说四面的墙很厚的屋子显然是以前修士聚会的地方；从这里眺望，可以看到葱茏茂盛的树木，似带环绕的群山，嶙峋轩邈的峰峦，又有淡蓝色云雾紫绕其间，这种云雾曾使柯勒·贝尔为之倾倒。乡村风味的午饭虽然简单，但大家吃得非常愉快，非常满意，在吃午饭时从小礼拜堂传来了青年们的歌声，因为隔着厚厚的墙壁，听起来好象歌声来自远方，这歌声有点象《浮士德》中的教堂赞美歌。
　　“看来，我们的朋友达金斯有点象费里克斯·霍尔特，不过不象后者那样装腔作势，而是有学识的。”[142]

　　由此可见，马克思没有白读夏洛特·勃朗蒂的《雪丽》一第七章里象上述那样的风景描写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之中：

　　“……远远的群山参差斑驳，天际象珍珠母壳，色彩重重；蓝、紫、绿、红融成一片片白云，纯洁得象莹雪一样，使你仿佛看到了遥远的天国。吹到眉睫上的空气清新芳香，使你精神一振。
　　“我们的英格兰是个美丽的岛屿’，雪丽说，‘而约克郡又是它最美丽的一个角落’。”

　　或者象第三十二章中：

　　“群山蓝得象紫丁香；落日的夕辉红中有紫；天空一片蔚蓝，象冰雪一样晶莹……”

　　我们读了玛里安·康明所写的在马克思晚年到马克思家作客的回忆文章[143]，知道马克思一家都表示爱读夏洛特·勃朗蒂和艾米丽·勃朗蒂的作品，对她们的评价在爱略特的作品之上。
　　但是，如果说马克思的脑海里英国文学的联想越来越多的话，他的德国文学的联想也从来没有被挤掉过。我们一再碰到他在青年时代学会的德国歌曲的歌词和曲调脱口而出，信笔写来。他的女儿燕妮在写给库格曼一家的一封信中描写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场面，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按着学生的饮酒歌Krambambuli的调子一起唱麦克斯·施奈肯伯格的《守卫在莱茵河上》；他一提起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施坦，耳中就会马上听到切姆尼兹和贝尔曼为这一地区编的一首有名的歌曲——《海水环绕的》。这样的回忆，一直到最后，都包括马克思在柏林的学生时代流行的戏剧的片断。例如，在1876年10月7日的一封信中出现的

　　“啊，埃林杜尔，告诉我
　　这种两重性格是怎么回事！”

　　这句话是根据阿道夫·缪尔奈的命运悲剧《罪》中一句台词的不甚确切的记忆写的。除了德国的童谣，英国的童谣也越来越多了，不过记得不是总是正确的：“我不能同迪河岸上的磨坊主合唱：‘我不关心人家，人家也不关心我’。”[144]他的著作中和信中一再出现他喜欢从歌德的著作中引用的一些话（靡非斯托斐勒司对学生说的关于灰色理论和黄金色生命之树的话和《西方和东方的合集》中关于“痛苦”带来“更大的快乐”的诗句），[145]还有一些其他不这么出名的诗句。甚至在他晚年患的痛苦不堪的背痈也使他想起了歌德—一有一个痈长在臀部，使他无法坐下来，他就告诉恩格斯，歌德的诗《完整无缺》中的最后两行：

　　“要是骑士没有屁股，
　　那他又怎样骑马呢？”

　　马克思劝告一个通信对象要谨慎郑重时也免不了想起（威廉·麦斯特的修业时代》中迷娘的诗句：“让我沉默吧，别叫我讲。”[146]
　　引用次数频繁仅次于歌德的总是海涅。马克思往往采用或改写海涅的容易引起争论的复合动词，再一次从《新春》的第四十四首中引用了Menschenkehricht（人类糟粕），或者把“Plateniden”中的Vorschusslorbeerkronen（“提前的桂冠”）改为Zukunftslorbeerkronen（“未来的桂冠”）。[147]在批判《哥达纲领》的时候，他想起了海涅的悲叹：“我播种的是龙，收获的却是跳蚤。"[148]1866年3月20日他在从马尔吉特用英文写给他女儿劳拉的信中，谈到关于口蹄疫的法令时就首先想起海涅的《归乡集》中的一首诗，他把它译成了英文歪诗，然后又引了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第四幕第二场中的一首歌，那是劳拉——“周到的芭伊—芭伊”[149]爱唱的：

　　“只要稍许离开海边到附近的农业区去走走，就可以到处碰到上面有‘牛瘟’字样的大木板牌，这些大木板牌会使你不愉快地联想到‘文明’。木板牌上都贴有一张政府的法令，这项法令是上下两院头上长角的畜牧业绅士、上下院议员们在议会开会时向政府猛冲的结果。

　　“哦，维斯瓦米特拉王，
　　你真是头愚蠢的公牛，
　　为了一头母牛，
　　你竟费了这么大的劲儿争吵，吃了这么多苦！

　　“但是，如果正直的国王维斯瓦米特拉象一个真正的印度教徒那样，为了拯救母牛撒巴拉[150]而苦苦地折磨自己，那么完全具有现代殉教者风度的英国绅士，却为了因自己的母牛生病而榨人民的血。牛角真该冲向他们！牛角，牛角，正象周到的芭伊—芭伊起劲地唱的那样。"[151]

　　到了这里，文学引喻还没有完，这封信继续提到了萨克雷的一句双关语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
　　海涅的诗文似乎继续不断地在马克思的脑海中涌现。在写给保尔·拉法格的一封信中，他用他特有的英法文夹杂的文体，提到《吕太斯》中的一段话：“巴枯宁……几乎同维克多·雨果一样是一个吹牛专家，用海涅的话来说，雨果不仅仅是利己主义者，而且是雨果主义者。”[152]甚至在写到巴黎公社的失败和光荣时，马克思也发现海涅的话比任何其他人的话更能表达他的感情：“不管怎样，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153]Wennauch unterliegend vor den Wölfen，Schweinen und gemeinenHunden der alten Gesellschaft[154]一这句话在巴黎公社的失败之上又加上了另外一系列起义，即1848年起义的失败，海涅曾在一首有力的诗《在1849年10月》中纪念了那次起义

　　“……这是历来已久的习惯，
　　英雄总是败于野兽的残暴力量。

　　这一次是〔奥地利〕公牛甚至同
　　俄国熊结了盟——
　　匈牙利人，你们倒了下来，
　　但是可以告慰的是我们的命运比你们更丢脸。

　　毕竟你们是在一场不太不公正的战斗中
　　败于正派的野兽之手；
　　而我们却落到了
　　豺狼、瘟猪和下贱的野狗的轭下。
　　这样的狂吠乱叫——我实在
　　忍受不了胜利者的气味……”

　　弗兰契斯卡·库格曼回忆1867年谈到海涅时马克思引了海涅一首关于多情的年轻姑娘欣赏晚霞的诗（《新诗集》中《逝去》第10首），一首关于一个嘻嘻哈哈的不忠贞的妇女的诗《新诗集》中《罗曼采罗》第1首），他当时表示赞许，但是对海涅的个人品德却很不留情。[155]海因德曼在1880年和1881年马克思临死前两年去见过马克思，他回忆起马克思认为海涅是最伟大的语言大师之一，对把海涅的诗译成英文的工作很是关心：[156]

　　“他告诉我许多关于海涅的事情，他同海涅有长期通信的关系，这些通信还从来没有出版过。……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在谈到弗莱里格拉特、海涅、海尔维格和现代的其他伟大德国文学家时，他坚持要我朗诵……汤普逊翻译的海涅几首短诗，他说这是任何一种语言中迄今为止的最好作品。”

　　与海涅相比，其他十九世纪诗人都相形失色。这话不仅适用于那些兴趣和观点与他不同的诗人，如约翰·彼得·黑贝尔[157]，他的一首方言诗，马克思并不予以热情对待。这话甚至也适用于格奥尔格·维尔特，在《新莱茵报》时代，马克思曾与他亲密地合作过，他的政治和社会观点是马克思从来不怀疑的，他的逝世曾使马克思伤心不已，在1864年2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到是个 “老同志”的逝世。但是在维尔特的许多著作中，马克思只记起过一首诗的两行；

　　“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
　　刺痛敌人乐呵呵。”[158]

　　凡是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和通讯，或者他的谈话记录的人，都不会有任何疑问地知道，为什么这种好斗的诗句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中。因此，维尔特就象许多现在已为人遗忘的人物一样，只是由于两句没有被忘掉的诗而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留下了痕迹——例如，那两句开玩笑的童谣，马克思一生之中始终喜欢用来揭露装模作样的写作和行为的：

　　“如果这给臭虫还不够好
　　那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

　　或者威廉·冯·梅克尔斯1848年写的一首诗，马克思在1861年11月18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提了一下：

　　“只有士兵有助于
　　反对民主派。”

　　马克思在晚年写的信经常表现出他很自如地从一个学术领域转到另一个学术领域。有一个批评《资本论》第一卷的人连这本书也没有读懂，这使马克思想起了十八世纪一个哲学家莫泽斯·门德尔森的作品，他一直认为（这是有点不公平的）门德尔森是浅薄理性主义的典型；这又使他想起了古·泰·费希纳（1801—1887年）[159]的心理学和美学，后者企图在剌激和反应之间找到一个相互关系，用“刺激对数”的数学名词表现出来；对于所有这些他认为是浅薄思想的不同例子，他最后总结了他的看法，请读信人读一读席勒的《还愿匾》中一首很少有人知道的诗：

　　“……在哲学上是一片不亚于莫泽斯·门德尔森的空谈，是一片自作聪明、抑郁不满和自命不凡的抱怨之声。而现在，连政治经济学也蜕化为关于法权概念的无稽之谈！这甚至比‘刺激对数’还要高明。正如这方面的权威裁判席勒早就指出的，小市民在解决一切问题时，总是把它归于‘良心方面’。”[160]

　　马克思应用文学引喻范围之广，这不过是信手捡来的一个例子。
　　马克思引用文学著作或引喻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范围也是很广泛的。我们知道他曾在阿姆斯特丹寻觅荷兰文和弗里斯兰文的书籍；在临死前还想研究朗兰德的中世纪英语；[161]念希腊文的阿庇安作为消遣，念意大利文的但丁，西班牙文的塞万提斯和卡德龙。他在青年时代曾在1837年11月10日那封著名的信中告诉他父亲，他想通过语法学习英语和意大利语而告失败；但是在后来，他把自己的文学兴趣用来为学习外语服务，进步神速惊人。他通过莎士比亚和科贝特学习英语，通过但丁和马基雅弗利学习意大利语，通过塞万提斯和卡德龙学习西班牙语——到了临终前几年，他很想了解俄国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在这个新产生的欲望驱使下，开始学习俄语，办法是通过阅读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赫尔岑的一卷回忆录，后者已为恩格斯用来达到过同一目的。[162]他的俄语没有能够达到非常流畅的水平；但是足以读懂俄语写的经济和统计著作，他收罗的俄语书籍到1880年代已达120到200种。其中有萨尔蒂柯夫一谢德林的讽刺作品，有好几个地方他都划了线表示感到兴趣和了解。他在1873年读了萨尔蒂柯夫的《圣彼得堡一个外省人的日记》和《塔什干来的先生们》，后来还有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包括《巴黎之行》和《蒙勒帕斯》。他并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没有地址的信》至少两遍，一遍在1870年，第二遍在1880年；他是不是也读过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则不清楚，虽然燕妮·马克思在1877年5月给《法兰克福日报》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极为推崇这部作品。《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称崇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弗兰契斯卡·库格曼认为——那已是三十年以后的事了——她记得马克思称颁过屠格涅夫和莱蒙托夫：

　　“他发现屠格涅夫特别忠实地刻画了俄罗斯民族灵魂〔volksSeele）的特点和斯拉夫性格中隐藏的容易激动的一面；他也认为莱蒙托夫对自然的描写是无人能超过，也无人能与之相比的。”

　　而保尔·拉法格则记得马克思谈到过，他除了在普希金和萨尔蒂柯夫的作品中得到乐趣之外，在果戈理的作品中也得到了乐趣。最近苏联出版的一本马克思传记充分介绍了马克思所读过的俄国作品，这本传记说，他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所寻找的显然并不仅仅是美学上的满足。他企图通过这些作品了解产生这些作品的社会条件和了解他从来没有到过的一个国家的社会情况和生活态度。[163]
　　正是这种想要多了解一些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文化的愿望，促使马克思去读弗·古·艾希霍夫[164]的《斯拉夫各族语言和文学史，书中俄国的《伊戈尔之歌》引起了他的兴趣，因为他在它的“基督教一英雄的”表面下察觉到了“异教的因素”；这也促使他去读各种斯拉夫民歌（或者仿拟的民歌）集的德语译本。他的俄语藏书中有德拉戈马诺夫的《俄国政府对乌克兰文学的迫害》，从他在这部作品中划的线中可以看出，他对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舍夫琴柯很有兴趣。但是，彼得·戴麦兹在研究了这一点以后，正确地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的斯拉夫研究并没有怎么深入。[165]马克思在拉丁古典著作方面（他后来的一些信中不断地大量出现和提到贺雷西、维吉尔、尤维纳利斯和西塞罗）和西欧后期著作方面继续感到更加自在得多。我们在他最后几年的信中看到中世纪高地德语的片断以及一段十六世纪的法语——这是从马屠朗·雷尼埃的著作中摘引的一段有关性的大胆段落，他寄给恩格斯去看，并附了他的典型的一句评语：“虽然在这方面我曾看过许多书，但是我还记不得有谁这样用诗体来描写chaude pisse。”[166]我们也读到他提到从卡德龙的《天才魔术师》起的欧洲戏剧，也提到从《拉摩的侄儿》到《费里克斯·霍尔特》，《哈里·洛雷克尔》[167] 和《彼得·西姆普耳》[168]这样水平和吸引力各不相同的欧洲小说。[169]《彼得·西姆普耳》的作者在马克思的孩子们的教育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同一些非常著名的作家一起在她们中间享有地位。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回忆她的父亲给她朗读名著的情况时说：

　　“象以前对我的两个姊姊朗读一样，他对我诵读全部荷马的作品，全部《尼贝龙根之歌》，《古德龙》[170]，《堂吉诃德》，《一千零一夜》等等。至于莎士比亚，他是我们家的《圣经》，书不离手，脱口而出。到我六岁的时候，我已经整出整出的记得莎士比亚的戏剧了。
　　“我六岁生日的那天，摩尔〔即马克思〕送给了我第一部小说——不朽的《彼得·西姆普耳》。以后接着是整套的马利亚特[171]和库伯，而且在我读每本小说时，我父亲也是真的每本都读一遍的，并且同他的小女儿认真地讨论……〔接着〕开始了司各特热，小女儿吃惊地发现，她自己与可恨的坎勃尔族是远亲，从而颇为愤懑……我应该补充一句，司各特是马克思反复阅读的作家，他象崇敬和了解巴尔扎克和菲尔丁[172]一样崇敬和了解他。他在谈到这些书籍和其他许多书籍时，往往——虽然她当时是一点也没有意识到的——向他的小女儿指引在这些作品中到哪里去找最优秀和最精彩的东西，教她——虽然她当时一点也不知道他在教她，否则她会不愿意的——学会怎样自己去思索，自己去了解。”[173]

　　马克思对文学的热爱和尊崇，没有比他孩子们的回忆更有说服力的证明了。
　　马克思对许多国家的著作和语言的兴趣，使他对翻译艺术始终感到兴趣，这是一点也没有不自然的地方的。他对《资本论》第一卷译成法语的工作的进展，一直保持着关心，这可以从1869年10月18日用英文写给保尔和劳拉·拉法格的一封信中看出来：

　　“告诉凯累尔先生，让他继续译。总的说来我对他的译文感到满意，虽然文字不漂亮，译得又太马虎。……第二章里我修改的地方不是非改不可的，不过它们表明我希望按这个方向去修改。……在德语中，我们使用‘Prozess’（procès）〔过程〕一词是针对经济发展而言，就象你们说‘化学过程’一样，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把这个词译成‘现象’，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他找不到另外的词，就让他统统译成‘运动’或别的什么同义词。”[174]

　　路易·阿尔杜塞[175]等人早已详尽说明，事实上，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这一法译本十分关心：因为马克思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同意法译本对德文本原意的修改（或者说澄清）。马克思在1875年4月28日写法文版跋时自己就指出了这一点；“不管这个法文版本有怎样的文字上的缺点，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懂德文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176]
　　1877年4月，马克思对库尔茨把他极其欣赏的一本法语著作利沙加勒[177]的《1871年公社史》译成德文的工作极为不满。除了详细提出了批评以外，他还加上了一句他特有的概括评语：“总的说来，即使没有根本译错的地方，译文也往往是笨拙的，平庸的和枯燥的。不过，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适合德国人的口味。”[178]一个翻译者的社会偏见怎样影响他在翻译时的遣词造句，他对此特别感到兴趣。例如，雅科布·格林的语言学著作是马克思极其推崇的，[179]但是马克思却责备他在翻译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第二十六章中的一段话时，有损他的令誉，因为马克思认为这一段有争议的译文没有表示出古代日耳曼人没有私有财产和社会特权。

　　“地质学家，甚至象居维叶[180]①那样一些最优秀的地质学家也把某些事实完全解释错了，同样象格林那样一些有才能的语言学家也把最简单的拉丁文句子译错了，因为他们完全处于麦捷尔（我记得，他所叹赏的是：德国人中从来没有“自由”，但是“空气造成占有”）等人的影响之下，例如，塔西陀的一句人所共知的话：“arva per annos mutant，et superest ager”，意思是：他们更换（通过抽签，后来所有野蛮人法典中的sortes〔抽签〕一词就是由此而来的）田地（arva），而仍保留公有地（ager同arva相反，是ager publicus〔公有地〕），格林等人却译成：他们每年耕种生地，但仍有（荒）地存在！”[181]

　　但是，并不能认为马克思偶而批评一下格林的社会态度和社会偏见，就是非难格林的治学态度和诚意。他在1868年3月25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作用，自然是把一切都看作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甚至象格林那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第二个反作用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作用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有什么联系。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一定程度的平等派……”[182]由于他对格林通过德国语言史和通过古代历史学家所遗留的纪录来探索德国古代风习感到关心，马克思便重新估价德国浪漫主义和有关的研究。马克思现在认为，浪漫主义派学者由于越过中世纪往回追溯，就不自觉地为社会进步力量提供了动力。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有传统观念的文学批评家就发现这种观点是合乎心意的，因此在它的帮助下能够对德国浪漫主义运动采取一种比原来可能的态度更加积极的态度。
　　马克思对普通卖文为生的人的怀疑和憎恶也适用于出身高贵的文人。他在用英文写给他的表妹南尼特·菲力浦斯的信中关于柳德米拉·阿辛格[183]的描写是出诸他笔下最刻薄的：

　　“这位对我热情洋溢的小姐，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最丑陋的人物：一副令人讨厌的犹太人面孔，非常突出的细尖鼻子，永远微笑着，咧着嘴，说话常是散文诗，总要挖空心思说出几句不寻常的话来，装得非常热情，在忘乎所以时对你口沫飞溅。今天我勉为其难地去拜访这个小怪物，我对她非常审慎和冷淡，并且通过我的朋友拉萨尔向他示意：吸引力对我总是向离心方向起作用，当我非常赞赏一个人的时候，我往往是竭力躲开他。”

　　后来一封给同一个人的信也是用英文写的。他在信中抱怨说，那次他到德国去，使他有机会认识了柳德米拉·阿辛格，当时有“数不清的迂腐的美女和讨厌的女学究想方设法要把我变成一头驴子。”他又说，“你知道，古代的喀耳刻把尤利西斯的同伴们变成了猪。而这些现代喀耳刻们实在文明，竟想把人变成驴子。”[184]但是，当马克思在1879年的《科伦日报》文艺栏读到一个叫贝尔塔·奥古斯蒂[185]的人的一部小说时，他从一个共同的相识的人那里知道她交友不广，境况拮据，就极为感动，写了一封热情的信给这位女作家，祝贺她的“非凡才能”，鼓励她继续写作。为了增加他的赞扬的力量，马克思又说，在德国小说方面，他自己是“一个很大的异教徒”。他写道，“我并不很喜欢它们。读了最优秀的法国、英国和俄国小说家，完全把我给宠坏了。”[186]
　　要全面地谈一谈马克思与文学的关系，还必须提一下他同家人通信中极其突出的游戏成分——比如有一次他向他的女儿爱琳娜报告一种新的化妆品，向她提起歌德的一首不太有人知道的诗：“歌德在赞美‘脱去’老蛇皮的人的时候，大概没有把脱去人造‘假皮’算做返老还童的过程。”[187]他一家人总是在玩文学的游戏，马克思常常把这种游戏告诉给恩格斯。例如1869年5月，他向恩格斯寄去了他的女儿燕妮编的一个谜语：“为什么阿尔卑斯俱乐部的‘埃克赛西奥’[188]先生不同‘克拉拉·韦尔·德·韦尔夫人’[189]结婚？”[190]恩格斯只有熟读朗费罗[191]和丁尼生[192]的诗以后才能回答这个谜语。五年以后，马克思又与燕妮一起开了丁尼生的一个玩笑，并且叫她转给“小杜西”（即爱琳娜·马克思）。[193]由于这种家庭游戏，我们今天才保持了马克思的女儿们在1865年向他（还有向恩格斯等其他客人）提出的一份问题的答复：

自 白


　　您喜爱的优点……………纯朴。
　　您喜爱的男人的优点……刚强。
　　您喜爱的女人的优点……柔弱。
　　您的特点…………………目标始终如一。
　　您对幸福的理解…………斗争。
　　您对不幸的理解…………屈服。
　　您能原谅的缺点…………轻信。
　　您厌恶的缺点……………逢迎。
　　您厌恶的人………………马丁·塔波尔。
　　您喜爱的事………………啃书本。
　　您喜爱的诗人……………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歌德。
　　您喜爱的散文家…………狄德罗。
　　您喜爱的英雄……………斯巴达克斯、刻卜勒[194]。
　　您喜爱的女英雄…………甘泪卿。
　　您喜爱的花………………瑞香。
　　您喜爱的颜色……………红。
　　您喜爱的名字……………劳拉、燕妮。
　　您喜爱的菜………………鱼。
　　您喜爱的格言…………Nihil humani a me a lienum puto

〔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您喜爱的箴言…………Deomnibus dubitandum

〔怀疑一切〕。

卡尔·马克思[195]


　　尽管这些“自白”有其开玩笑的成分（例如对“女人的优点”的答复，或者对“喜爱的名字”的答复[196]），却对本书上文所出现的马克思文学欣赏方面的形象，提供了宝贵的佐证。即使在游戏方面，马克思也是独具一格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对他还是一点不了解。”[197]这就难怪马克思在他的通讯中继续出现的最突出的开玩笑形式之一是给他的家人或熟人起外号。这些新的名字往往是他从读书中得来的，因此这些文学人物就出现在他日常生活之中。愚蠢的激进派卡尔·海因岑象以前一样以“力大无穷的仆人海涅卡”[198]出现。商人兼未来的革命家波克罕摇身一变而成了巴尔扎克的“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激进派地质学家达金斯，上文已经说到，被形容为“有点象费里克斯·霍尔特，不过不象后者那样装腔作势，而是有学识的”；而且马克思从此之后就套用了乔治·爱略特的小说的全名，亲昵地称呼达金斯为“激进派费里克斯·霍尔特”。他的女婿保尔·拉法格的非欧洲血统一直受到他的注意，因此成了“那个奇怪的卡列班孩子”。他仿斯威夫特称自己的女儿为“小人国小姐”，用一本后来已为人遗忘的小说中一个裁缝的名字叫她们“卡卡杜师傅"。因为负债累累，他就自称是巴尔扎克喜剧《生意人》中的梅尔卡岱。他写信给他的孩子们时署名为“老尼克”[199]，在他晚年的时候尤其经常这样，这不是再一次扮演他喜爱的靡非斯托斐勒司的角色吗？[200]受到世界文学名著人物“侵入”的圈子也不仅仅限于马克思接近的一些人。拿破仑三世成了“当上了皇帝的托尔梅斯河的拉萨里耳奥[201]”；在普鲁士国王威廉面前的拉萨尔使马克思想起了海涅所描写的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面前的海尔维格，席勒所描写的在西班牙国王菲力浦面前的波札侯爵[202]。第一国际的法国支部使他想起了席勒的《强盗》中的恶棍斯比格尔伯格。柏林《国民报》的编辑察贝尔成了斯库伊尔斯[203]的化身。路易·勃朗[204]和兰克[205]成了小矮人和童话民间传说中的畸形侏儒。[206]在马克思写的信的其他地方，俄底修斯、卡吕普索、弗兰肯施坦[207]的怪物、格列佛和他的小人国人都栩栩如生地重新出现了。当1871年9月保尔·罗班[208]为了要跟随巴枯宁而决定同马克思决裂时，马克思在一封用英法两种文字写给保尔和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谈到了这件事，并且加上了他具有特色的评语：

　　“我认为不必回答罗—罗—罗—罗班这头羊（拉伯雷已经知道它叫这个名字并特意从巴汝奇的羊群中选中了它）。现在，我们来谈谈我们其他的羊吧。”[209]

　　这里可以看得特别清楚，马克思的笔下是怎样给人起文学绰号的。他记得罗班是法语中一般叫羊的名字之一，这就引起他想起拉伯雷的《巨人传》第四卷第六章中有名的一段，由此又使他想起《彼埃·巴塔兰师傅》中“Revenons à ces moutons〔咱们再来谈羊吧〕”这句话。从此之后，“叛徒”罗班在马克思的笔下就永远成了罗班这头羊，他追随巴枯宁一事总使马克思想起拉伯雷所描写的那些愚蠢得要死的绵羊。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塞万提斯所创造的人物比起拉伯雷笔下的人物更是马克思天地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马克思一辈子都把他的政敌看成是堂吉诃德的化身，特别是如果他认为他们基本上是不符合他心目中的他们时代精神的。如今他在晚年也开始感觉到，这个伟大的堂吉诃德在某些方面也象他本人，这是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我失眠，食欲不振，咳嗽得厉害，有点惘然若失，有时犯重重忧郁症，象伟大的堂吉诃德一样。”[210]1882年3月写的一封信中有这一段自我刻划，这说明马克思随着自己的变化而看到了他原来喜爱的文学人物另外一些方面。
　　马克思的一些熟人的性格固然使他想起文学人物，他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和看到的情景也同样使他想到了文学人物。例如他在1878年9月17日写信给他的妻子：

　　“我还是忍不住要谈一件事情，这件事的奇特令人同时想起巴尔扎克和保尔·德·科克。当杜西、伦肖[211]夫人和彭普斯[212]（她现在高升了，从此恩格斯称她为彭普西娅）整理死者的东西时，伦肖夫人从中发现一小束信（大约八封，其中六封是马克思家里人写来的，两封是威廉斯从兰兹格特写来的），她本打算交给当时在场的契提先生。他却说：‘不，把它们烧掉吧！我不想看她的信。我知道，她不会欺骗我。'难道费加罗（我指的是博马舍的真正的费加罗）能够‘猜到这一着’吗？”[213]

　　马克思所看到的这件奇怪的事是恩格斯在他的同居女人莉希·白恩士死后的反应，这件事马上引起了三个文学联想：巴尔扎克、德·科克、博马舍。他提起这三位作家，就帮助了他的妻子想象他亲身的经历，把这件事同他们富有文学修养的家庭中的其他共同经历联想起来。
　　我们从许多家属中知道，马克思自始至终是个善于讲故事的人。他的女儿爱琳娜特别记得她父亲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讲的一个霍夫曼式幻想故事；

　　“这个故事讲了好几个月；这是许多故事串联起来的。这些故事这么富于诗意，风趣、幽默，没有人当场把它记下来真是太可惜了！汉斯·吕克尔是个霍夫曼式的魔术师，他开着一家玩具铺，他的日子总是很‘拮据’。他的铺子里都是些很好玩的东西——男女木偶、巨人侏儒、国王王后、工人老板、飞禽走兽，数量之多象诺亚上了方舟的时候一样，还有桌椅板凳、各式各样各种大小的马车和箱子。汉斯虽然是个魔术师，可是总付不清欠魔鬼或屠夫的账，因此总得违背心意地把木偶玩具卖给魔鬼。于是这些木偶就历尽种种险阻，最后还是回到汉斯·吕克尔的铺子里。这种经历，有些同霍夫曼的一样可怕惊险，有的很滑稽，但都是讲得有声有色，风趣幽默。”[214]

　　路·赛·费厄尔颇有独创的见解，他把这个故事同马克思本人作为一个潦倒的流亡者和历史创造者的经历联系起来。我们从上文爱琳娜的回忆中可以知道，吕克尔的玩具铺里尽是男女木偶、巨人侏儒、国王王后、工人老板。费厄尔说，这同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历史唯物观如出一辙。凡是知道马克思一家流落伦敦的开始几年中的遭遇的人，无不知道吕克尔总是还不清魔鬼或屠夫的债这一点有一定的自传成分。另一方面，木偶们历尽了种种险阻最后终于回到玩具铺中来，这一点所象征的东西，就很可能不仅仅是从当铺赎东西回来。因此费厄尔不是没有理由地评论道：“历史的考验有其胜利的结局。”[215]
　　有时我们在马克思的通讯中也看到了这种讲故事特点的一鳞半爪——例如，他在1863年12月对恩格斯说，他打算把他患的背痈写成短篇小说的主人公。“从前面看，这人享用波尔图酒、波尔多酒、黑啤酒和大块大块的肉，把这些东西装进自己的‘体内’……从后面看呢，在背上一在‘体外’，长着一个可恶的痈。”在他把这个体外人或第二个弗兰肯斯坦的故事告诉爱琳娜后，她叫道：“这不也是你自己的肉吗！”[216]
　　马克思继续对所谓“作为表演艺术的文学"表示兴趣。他不仅喜欢大声朗读小说和朗诵诗歌，而且也批评别人的朗诵：在这一点上，斐迪南·拉萨尔特别受到他的讽刺挖苦。[217]我们知道，他不喜欢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表现；[218]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同他的家人一起到伦敦的剧院里去看戏，欣赏非尔浦斯、欧文和萨尔维尼的演技。爱琳娜·马克思把她母亲写的亨利·厄尔文[219]的悼词寄给卡尔·希尔施[220]时甚至叹道：

　　“要是爸爸有时间，他就会自己写一篇厄尔文先生的评论，因为我们都对他很有兴趣，尽管我们同他并不相识；首先，他是个才能出众的人，其次因为他由于一件可悲的事件而遭到英国报界的攻击，受尽了恶毒的诽谤。”[221]

　　许多观察家都注意到了马克思家中极其崇拜莎士比亚，结果有一个叫做“道格培里俱乐部"的莎士比亚朗诵协会经常在马克思家中举行集会，马克思不仅参加，而且还很喜欢，另外还同弗尼瓦尔和英国莎士比亚协会发生了联系。[222]这就难怪上了年纪的马克思给了他的俄国客人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一个学识极其渊博的盎格鲁—日耳曼绅士”的印象。[223]
　　在马克思晚年，求见他的许多其他客人都证实了这种印象。1871年9月马克思在家中接见了第一国际的一个西班牙党员，这位西班牙客人对其主人的关于卡德龙、洛贝·台·维迦、蒂索·德·莫里那[224]和塞万提斯作品的渊博知识，能够以流利的、语法正确（即使发音不总是正确）的西班牙语表示自己的见识，感到惊服。[225]七年以后访问马克思的一个《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注意到书架上尽是各种语言的书籍，包括莎士比亚、狄更斯、萨克雷、莫里哀、拉辛、伏尔泰和歌德的著作。同时期的玛里安·康明看到他书桌上的几本诗集和散文，注意到其中有布尔威—李顿[226]的小说。[227]

（6）

　　 在马克思死后出版的许多回忆他的文章，总的来说，只不过证实了我们考察了他的著作和通讯以后所得到的了解。只有在两个方面，这些回忆文章能够补充我们对马克思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的了解。一个方面是，这些回忆文章使我们知道马克思曾有计划要写作文学作品，但苦于没有时间，例如，他想写一部以格拉古兄弟[228]为题材的剧本，或者一部研究巴尔扎克的批判性著作。[229]另一方面是，马克思还读了许多作家的作品，可是在他的著作中却没有留下痕迹，这些回忆文章却提出了证明。据说他非常欣赏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和司各特的《清教徒》，是个司各特的热情读者，[230]但是，如果说他的著作中有引用过或提到过菲尔丁或司各特的地方，那么笔者就没有发现过。夏米索的社会诗和——更重要的是——艾米丽·勃朗蒂的著作也是如此，[231]但是，如果我们要引用这些材料，必须极其谨慎；突出的例子是爱德华·艾威林与爱琳娜·马克思合写的于1888年出版的小册子《雪莱的社会主义》，艾威林在书中提到马克思把雪莱和拜伦作了对比：

　　“拜伦和雪莱的实际不同是：了解和爱护他们的人都觉得拜伦在三十六岁早年夭折是件幸事，因为如果他的寿命再长一些的话，他就会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反动派；但是他们感到遗憾，雪莱在二十九岁就去世了，因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革命派，总是会站在社会主义前列的。”[232]

　　尽管马克思敌视浪漫主义（但是请注意，这种敌视在他晚年似乎并不包括对霍夫曼的作品），我不能相信上面这段话的可靠性。马克思公开出版的著作中没有任何材料证明这一说法。他的著作中从来没有提到过雪莱，拜伦也极偶而提到，但是提到拜伦时，显然是用赞许口吻的。他把他早期收集的民歌向燕妮推荐时，提到了《查尔德·哈洛德游记》；他在1854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取笑了一个共同的熟人，因为他居然自以为是拜伦和莱布尼茨之间的人物；他在《新奥得报》（1855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用赞许口吻提到《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233]中的一行诗：

　　“该说句双关话，可以称之为雅而不俗的俏皮话”

　　在《福格特先生》（1860年）中，他高兴地引用了拜伦给卡斯尔里[234]写的《墓志铭》：

　　“后代的人永远不会踏勘，
　　一个比这更高贵的坟墓；
　　这里埋着卡斯尔里的骸骨：
　　行人停下来小便吧。”[235]

　　根据我们对马克思的文学感受力和政治理解力的了解，没有理由认为他会迟钝到把《堂璜》的作者看作是一个潜在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程度。相反，我们对爱德华·艾威林的“伪造事实的癖好”〔伊冯·卡普语〕却颇有了解。艾威林在爱琳娜·马克思的一生中所起的有害作用已有令人心痛的充分证明；[236]《雪莱的社会主义》这本小册子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了论战的目的写出来的，都筑也有记述，因此并不能加强我们对这本小册子中所提供情况的可靠性的信任。[237]
　　至于其他一些例子，提供情况的人要回忆许多年以前同马克思的交往，记忆不免有错。马克思真了解果戈理的作品吗？他真的——象弗兰契斯卡·库格曼在三十年后告诉我们的那样——谈起屠格涅夫和莱蒙托夫来头头是道吗？[238]他真的有引用“夏米索的动人的诗《叫化子和他的狗》的习惯吗？”[239]在未有进一步文献出现之前，这些情况必须作为“尚未证实”来看待。但是已有足够的材料使我们相信，马克思“啃书本”的劲头比从他已出版的著作和通讯中所能见到的要深入和广泛得多。



[1]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588页。

[2] “他的读书摘录填满了五十本左右的笔记本—一几乎有三万页，都是密密麻麻地写的小字。他所阅读和妆集的成吨材料，使恩格斯感到惊诧……”（鲁贝尔和马那尔：《没有神话成分的马克思。他的生平和著作的编年研究》，第287页）。

[3]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599页。（原译文第一句把“编辑”译为“发动人”，本无不可，但下文有“作者”、“编辑”等文学类比，故仍改为直译，——译注）

[4]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笫（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译注

[5] 撒母耳，圣经中的古犹太先知。——译注

[6]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599—600页。（泽文略有改动。——译注）

[7] 让·巴蒂斯特·阿道夫·沙尔腊斯（1810—1865），法国军事和政治活动家，曾参加镇压1848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后反对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此处指的是他于1857年写的《1815年滑铁卢战役史》。——译注

[8]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599页。（法国的出版物原文为"French litera.ture”，广义可指书籍、出版物，狭义指文学，下文似腾后者。又见本书下文第422页阿尔诸德的话.——译注）

[9] 瓦西里·瓦西里也维奇·别尔维（笔名恩·弗列罗夫斯基）（1829—1918），俄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启蒙运动民主主义者，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作者。——译注

[10] 《马恩论文艺》，里弗希兹编（柏林，1948年），第239页。

[11]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273页。

[12] 安德鲁·尤尔（1778—1857），英国化学家，庸俗经济学家，自由贸易派，写有许多工业经济学方面的著作。——译注

[13]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32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14] 路易斯·赛缪尔·费厄尔（1912—），当代美国大学哲学教授，著有《斯宾诺莎与自由主义的兴起》（1958）、《科学知识分子》（1963）和《马克思和知识分子》（1969），并编过一本《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与哲学基本著作》。——译注

[15] 查理·布莱德洛（1833—1891），英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国民改革者》周刊的编辑，曾恶毒攻击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译注

[16] 路·赛·费厄尔，《马克思和知识分子。后期意识形态论文集》（纽约，1969年），第49页，费厄尔引用麦克斯·皮尔和费里德里希·列斯纳为上述马克思关于犹太先知的话的根据：最初来源出自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17] 亨利·迈尔斯·海因德曼（1842—1921），英国律师和政论家，80年代为社会民主党人联盟创始人和卓越活动家之一，后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译注

[18] 巴鲁赫·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译注

[19] 海因德曼：《多事的一生的纪录》（伦敦，1911年），第270—271页。

[20] 以赛亚·柏林（1909—），英国哲学教提，曾在英牛津大学与美哈佛、芝加哥等大学任教，1974年起任英国科学院院长，著有《卡尔·马克思》（1939）、《历史的不可避免性》（1954）、《对自由的两种概念》（1959），《四篇关于自由的论文》（1969）与《父与子》（1972）等作品。——译注

[21] 以·柏林，《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和环境》，第100页。马克思在致莱昂·菲力博斯的两封信中提到丁自己是犹太人：一封是1864年6月25日，他在说到《旧约》时讽刺地说到unser Ahnenstolz〔我们的祖先〕；另一封是1864年11月29日，他称迪斯累里是unser stammesgenosse〔我们的同种族人〕）。

[22] 《共产党宣言》1872年版序言（《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29页）

[23] .同上书，第229页。

[24] 网球厅，国民议会于1789年在这里通过了著名的决议。（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25]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39，385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47页《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58，385页。

[26] 布索那克是莫里哀的喜剧《布索那克先生》中的主角，愚昧无知的土贵族典型。——译注

[27] 加利费侯酷，加斯顿·亚历山大·奥克斯特（1830—1909），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骑兵团团长，在色当被俘，后被放回参加反对公社的战争，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曾任凡尔赛军队的骑兵旅旅长。——译注

[28]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62，402，362页。

[2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99，650页。

[30] 塔梅尔兰，即帖木儿（1336—1405），中亚细亚的统帅和征服者，统治毛尼兰纳赫尔、花刺子模和霍拉桑的帖木儿王朝（1370—1507）的创建者。“大拇指般的小人物”，原文为“大拇指托姆”，是一体高二英尺十一英寸的侏儒在马戏团的艺名。——译注

[31]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70，389—390页。前一段引文是指伏尔素的《老实人》，第22章，最后一段中法国被称为“ce pays où des singes agacent des tigres”〔一个猴子戏弄老虎的国家〕。

[32]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巴黎公社》（莫斯科，1971年）第118—123页。（亦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52—558页。《克劳狄乌斯·尼罗（纪元前42一纪元37）是罗马皇帝。）——译注）

[3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627页。

[34] Francs-fileurs——直译是“自由逃亡者"，是给在巴黎被围时从城里逃出去的资产者起的嘲讽性绰号。Franes-fileurs的读音与francs-tireurs（自由射手，即积极参加反普鲁士斗争的法国游击队员）相近，这就使这一绰号具有幽默性质。——译注

[35]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86页。

[36]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80页。

[37] 指公元前一世纪在古罗马的社会政治斗争尖锐化时期，在罗马奴隶主共和国发生危机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的血腥迫害和恐怖局面。苏拉（鲁齐乌斯·拜尔奈利乌斯·苏拉，公元前138—78）是罗马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曾为执行官（公元前88）和独栽者（公元前82—79）。前后罗马三执政（公元前60—53年，公元首63—36年）是由三个最有威望的罗马军队统帅分掌政权的专政。前三执政是庞培、凯撒和革拉苏，后三执政是屋大维、安东尼和列庇都斯。——译注

[38]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93页。

[39] 爱德华·爱尔威（1835—1899），法国政治家，《巴黎报》创办人之一和主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第二帝国崩溃后为奥尔良党人。——译注

[40]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2页。

[41]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77页。

[4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7—29页。

[43] 同上书，第27页。在1882年4月6日给燕妮·龙格的信中，马克思又追溯歌德的诗句出诸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歌德和拉萨尔都用了形容词“ehern"，它的字面意思是“钢制的"，“钢一样的”。）

[4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7页。

[45] 在《哥达纲领批判》最著名的一段文章中，马克思怀着寄托于来世的心情，展望一个未来的共产主义国家，人人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仅成了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头等的需要：“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宣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首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潤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职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恩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2页。）

[4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4页。（原译文为"如果指的就是这点，那就应当加以说明”。—译注）

[47] 同上书，第18卷，第126页。（德语，意即“办事拖拉的官僚机构”。——译注）

[48]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101，127页。马克思在《莱茵报》为了同样目的已经引用过席勒的诗《信仰的话》（见本书上文靠37 页）。（原译文为“什么人在什么文章中向对手——按其地位说来至少和《协和）相当——说过下面这句有份量的话：“Asinus manebis in secula seculorum".一—译注）

[49] 赛巴斯蒂昂·商福（1740—1794），法国作家，著有《年轻的印第安人》（1764）、I《莫里哀颂》（1766）、《格言和思想，人物和轶事》（1830）等作品。——译注

[50] 谢尔盖·涅恰也夫（1847—1882），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拥护者，1869年在莫斯科成立密谋组织“人民惩治会”，1872年被瑞士当局引渡给俄国政府，死于彼得—保罗要塞。——译注

[51] 鲁道夫是‘巴黎的秘密》中的主人公。卡尔·穆尔是席勒的戏剧《强盗》中的主人公。——译注

[5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8 卷，第629，452，471，476页。

[53] 1869年8月10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 卷，第341页。

[5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79页。（“孔夫子”在德文中是“混乱”的谐音。亨利·麦克劳德（1821—1902），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发展了所谓信贷创造资本的理论，——译注）

[5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31、474页。另参见高尔曼等著《卡尔·马克思传》，第751页。（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是著名的俄国讽刺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尼·弗·丹尼尔逊（1844—1918）是俄国经济学著作家，80至90年代民粹派思想家之一，曾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2、3卷译成俄文，维拉·查苏利奇（1851—1919）是俄国民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积极活动家，后来转到孟什维克立场。——译注）

[5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8 卷，第447 页。“Ein Komplott gegen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ziation"（一场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

[57]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56，478，581—586，477页；第18卷，第101页。

[58] 费里克斯·皮阿（1810—1889），法国政论家、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起侨居瑞士，比利时和英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有许多年利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诽谤马克思和国际：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1880年9—11月出版《公社报》。——译注

[5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7页：第33卷，第6页（1870年7月20日致恩格斯的信）。

[60]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1818—1881），杰出的美国学者，民族志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自发的唯物主义者。——评注

[61] 亨利·梅恩（1822—1888），英国法学家和法学史家，积极参加制定英国的地方立法和失行对印度的殖民奴役。一—译注

[62] 俾克史涅夫是狄更斯《马丁·朱述尔维特》中的建筑师与狡點的伪君子，已成为英国特殊类型的资产阶级伪善与假仁假义的化身。——译注

[63] 方括号、圆括号，着重体都是马克思原来用的。——译注

[64] 约翰·拉伯克（1834—1913），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以动物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民族志学家和考古学家，金融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译注

[65] 爱德蒙·斯宾塞（1552—1599），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倾心于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流派——新柏拉图主义。著有《教人日历》、《仙后》、《爱情小诗》等。——译注

[66] 《卡尔·马克思的人种学笔记》，L·克拉德尔编（亚森，1972年版），第 324，351，305页。马克思在斯威夫特、笛福、科贝特等人的著作上划线和边注一事，见布·凯撒和艾·维尔汉著：《马克思恩格斯藏书，一个书库的收藏经过和全部目录》（柏林，1967年）

[67] 引文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恩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02—103页。

[68]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33 卷，第207页。

[6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8页脚注①。马克思提到瓦格纳的时候总是不友好的。他在威廉·皮佩尔向他介绍了“未来的音乐”以后写信给恩格斯说，“这是一种可怕的东西，能够造成对未来及其诗歌和音乐的恐惧。”（1856年2月12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 卷，第11页），他在晚年了解到了瓦格纳、毕洛夫，李斯特、科济玛的关系后，既感到吃惊又觉得好玩，“真是想不出比这个小家庭及其相互之间的宗法关系更合适的奥芬巴赫歌剧脚本了。这个小家庭的趣事也可以用类似尼贝龙根的四部曲来表现。”（1876年8、9月间致燕妮·龙格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181页。）

[70] 同上书，第33卷，第258页。

[71] 约翰·理查·格林（1837—1883），英国历史学家，在著作中着重社会变化——译注

[72] 《农夫皮尔斯的申诉》是英国威廉·朗兰德（1332—1377）写的反封建的讽寓诗——译述

[73]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施洛塞尔（1776—186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党人。德国历史编赛学中海得尔堡学派领袖。——译注

[74] 《马恩论文艺》，（柏林，1967年），第380，355页。基多·卡瓦尔康提（1250—1300），意大利哲学家与诗人，但丁的亲密朋友，著有《爱情诗歌集》。——译注

[75] 1865年1月24日致约·巴·施韦泽的信——（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 140—141页。（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1833——1875）是德国拉萨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本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67—1871），1872年被开除出联合会。——译注）

[76]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415页。

[77] 1868年3月25日致返格斯的信——《马恩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66页。

[78] 茹尔·让南（1804—1874），法国作家，批评家和新闻工作者。——译注

[79] 1869年4月15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 卷，第284页。

[80] 《世俗纪事》，1878年——《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68页。

[81] 1865年1月24日致约、巴·施韦泽的信一—《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40—141页。

[82] 同上。

[83] 1865年1月24日致约·巴·施韦泽的信——《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40—141页。（原译文最后两句疑有误，按本书英文引文应译为“初出版时，它不过是一本‘轰动一时的小册子’，并且从头至尾遭到剽窃。然而这部“讽刺人类的著作”证明是多么有刺激作用呵!"——译注）

[84]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48页。

[85] 戴麦兹；《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第168—169页。

[86] 《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和著作。保尔·拉法格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回忆录》（纽约，1943年版），第16页。

[87] 见1862年4月28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230页。

[88] 1868年5月23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90页。

[89] 1863年4月9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39页。“灰色而又灰色”（Gray in Gray）是引自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导言中的一句名言：“如果哲学描绘的是灰色而又灰色的画面，那么生活中的人物只能变得苍老，这种灰色而又灰色不能使他变得年轻，只能使他识知。敏内瓦尔的枭只是在蒙胧暮色开始时才开始飞翔。”（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961年商务印书馆，第14 页。一—译注）

[90]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35页。

[91] 同上书，第135，185页。

[92]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210页。

[93]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217页。

[94] 莫泽斯·门德尔森（1729—1786），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译注

[95]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217—218页。

[96]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雅科比（1741—1819），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译注

[97]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和1870年6月27日致库格曼的信中（《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32 卷，第 672页）已对门德尔森提出同样的指责，另参阅A·阿特曼：《莫泽斯·门德尔森论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载于《理性主义，犹太教和宇宙神教。里昂·鲁斯纪念文集》，R·卢威编（伦敦。1966年），第13—45页。

[98] 卡尔·济贝尔（1836—1868），德国诗人，恩格斯的远亲。——译注

[9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38页。

[100] 西吉兹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1825—1885）。德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曾参加1848—1849年革命，后来德亡瑞士和英国。——译注

[101] 1867年10月11日致路·库格曼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561页。

[102] 见《反杜林论》——《马恩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270页；1877年致《祖国纪事》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26页。

[103] 厄内斯特·约瑟夫·勒南（1823—1892），法国宗教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以早期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闻名。——译注

[104] 1864年1月20日和1869年5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81页；第32卷，第299页。（后一信原译文查不到“诗”字，疑译为“愚蠢文章’。——译注）

[105] 见《莎士比亚全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62页。

[10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 卷，第555页；第33 卷，第50页。

[107] 卡尔·马利阿·凯特贝尼（1824—1882）（真姓邦凯特），匈牙利文学家，资产阶级自由派，曾与1848—1849年革命的活动家保持联系。——译注

[108] 爱德华·拉斯克尔（1829—1884），德国政治活动家，支持俾斯麦政策的民族自由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译注

[109] 1868年10月26日致路·库格曼的信和1876年8月19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32 卷，第561页；第 34卷，第26页。

[110] 1867年4月13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90页。

[111]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41页。

[112] 1885年1月30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50页。马克思怀疑刊载这些吹捧拉萨尔的诗是与索非娅·哈茨费尔特直接或间接有关的。（案菲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1805—1881）是拉萨尔的朋友和拥护者。）

[113]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左尔格（1828—1906），德国共产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美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译注

[114] 约翰·莫斯特（1846—1905），德国无政府主义者，19世纪60年代参加工人运动，1878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后流亡英国，1880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1882年侨居美国，继续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译注

[115] 引自大卫·麦克莱兰的《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和思想》，第435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281页，——译注）

[116] 参阅戴麦兹著《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第92—101页。

[117] 1859年11月3日和 1870年9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1871年1月21日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的信：1850年1月10日（应为1851年12月27日——译注）致弗莱里格拉特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77页；第33卷，第52，177页，第27卷，第620页。（最后一段引语原译文为“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你想要把你这个非洲陛下在私生活中所特有的幽默变成艺术形式，那末我相信，你采用这种体裁也会获得成功的。”疑不确，改译如上。——译注）

[118] 1866年2月20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183页。

[119] 《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第316页。

[120] 《马恩全什么样的》，中文版，第31卷，第280页。

[121] 参阅《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谈话》，第307、559页，戴麦兹上引书，第169—170页。

[122] 伊·麦斯札罗斯著《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第33页。另参阅J·斯莫尔克斯蒂斯的《卡尔·马克思》，第93—94页：“可以想象，他〔在《改邪归正的梅莫特》中〕看到了资产阶级不顾人类基本价值标准疯狂地积累财富而必遭覆灭命运的预言。巴尔扎克在提到法国资产阶级社会是‘1815年以来一直受到挣钱发财精神而不是荣誉原则推动的一种文明’时，似乎是暗示了这一点。也可能马克思对这位作家成功地把当代社会精神同浮士德主题思想的变异形式结合起来，深有印象，而浮士德的主题思想是他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很感入迷的。最后，马克思不会不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用种种现象的辩证的对比手法表现出来的：例如力量和虚弱、理想和愤世、感情和理智——这种写作方法显然是合他心意的。”斯莫尔克斯蒂斯认为《改邪归正的梅莫特》作为浮士德传奇的一种变异形式符合马克思的心意，这个论点已为人们所广泛接受。

[123] 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1851—1916），俄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译注

[124] 1879年4月致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343页。

[125] 卡尔·布林德（1826—1907），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50年代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首领之一，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译注

[12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84页。

[127] 罗德里希·贝奈狄克斯（1811—1873），德国作家和剧作家，1845年是爱北斐特剧院的院长。——译注

[128] 1873年12月11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109页。

[129] 奥古斯特·科采布（1761—1819），德国反动作家和政论家。——译注

[130] 1869年4月15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84页。（原译把“这个侄子”误译为“拉摩”；又“道德的结论”似以译为“寓意”或“教训”为宜。——译注）

[131] 马克思在他的一篇《纽约每日论坛报》文章中求助于但丁和马基雅弗利来了解加里波第的“意大利天才”。（《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99页。）

[132] 沙尔·奥古斯坦·圣贝夫（1804—1869），法国批评家和作家。——译注

[13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33 卷，第102页。

[134] 弗·博登施素特（1819—1892），德国诗人，政治家和翻译家，——译注

[13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52页；该信日期是1882年3月8日，实际上是该年4月8日写的。（原译文为“跳康康舞的英雄博登施泰特和臭不可闻的美学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费舍……”——译注）

[136] 莉希·白恩士（死于1878年），爱尔兰女工，恩格斯的第二个妻子。——译注

[137]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228页（路德）：第17卷，第524页和第35卷，第73页（但丁），第19卷，第410页（这个蠢汉）；第31卷，第373—374页（雷尼埃）；第32卷，第520页（伏尔奔）；第32卷，第308页（斯特恩）；第31卷，第74页（白恩士）。（“大诗人”指苏格兰诗人彭斯。——译注）

[138]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10 页（克劳伦）：解35卷，第10页（科采布）；第34卷，第26页（奥尔巴赫）。奥尔巴赫刚刚为爱德华·拉斯克尔匿名出版的《一个男子心灵上的感受》写了一篇序，因此引起了马克思的旧恨宿怨。

[13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 卷，第532页。

[140] 约翰·哥特弗利德·佐伊默（1763—1810），德国作家和诗人。——译注

[141] 乔治·爱略特（真名是玛丽·安·伊文，1819—1880），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她的《费里克斯·霍尔特》（1866）描写的是19世纪30年代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而发生的社会变化，主人公费里克斯·霍尔特是个青年工人，反对社会不平等和驯削制度。另著有《亚当·比德》《织工马南传》等小说。——译注

[142] 承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鲁尔夫·德卢贝克教授慨借此信影印件和同意引述，不胜感谢。（译文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601页。——译注）

[143] 《十九世纪》，第91 期（1922年），第151—169页，最近出版了一本德译注释本，玛里安·康明著《我对卡尔·马克思的回忆》，佛兰克·T·瓦尔克翻译和注释，并附汉斯·贝尔格尔的序言（特里尔，1970年）。

[144]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谈话》，第373页。1863年12月4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73页）；1876年10月7日致李卜克内西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4 卷，第194页〔该诗也出现在第32 卷第583页上，但译文为“但是，埃林杜尔，请你替我猜破这个自然之谜吧！”——译注〕）；1866年3月24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95页〔原译文作“我可以同迪河岸上……”——译注〕）：1866年3月20日致女儿劳拉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508页。缪尔奈的原文是“啊，挨林杜尔，给我解释，这种两重性格是怎么回事”。《季》，第1幕，第5场）。

[145]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281，651页。

[146] 1867年12月17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418页（也出现在第30卷，第380页上。——译注）；

[147] 1871年4月13日致李卜克内西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08页，1879年8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和1865年8月5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88页和第31卷，第141页。

[148] 海曼在《缠结的组合》中引用，见该书第161页。

[149] “周到的芭伊—芭伊”是劳拉·马克思的雏号。（《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509页注为燕妮·马克思的绰号，聚有误，——译注）

[150] 撒巴拉（瓦西施塔）是印度教中具有母牛形象的神，被奉为财富和土地之神。——译注

[151]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509页。（原译文与本书英译引文相差甚多，参考后重译。又莎翁原剧中为鹿角。——译注）

[15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667页。

[153] 同上书，第33卷，第207页。

[154] 德话；即使……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译注

[155]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谈话》，第316—317页。

[156] 海因德曼；《多事一生的纪录》，第279—280页。

[157] 约翰·彼得·黑贝尔（1760—1826），德国诗人，所谓人民文学首创人之一，把农民生活习惯中的宗法关系理想化。——译注

[158] 1868年1月11日致库格曼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32 卷，第519页）；另参阅《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谈话》，第421页。马克思引用维尔特的诗并不十分正确。黑贝尔，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53页（1865年8月22日致恩格斯的信）。

[159] 古·泰·费希纳（1801—1887年），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译注

[160] 1870年7月20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33卷，第6页。席勒的诗原题是《道德的谈话》。

[161] 1882年11月10日给爱琳娜·马克思的一封信，要她弄一本《农夫皮尔斯的申诉﹞（《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5 卷，第397页）。

[162] 这并没有使他对赫尔岑的憎恶有所稍减。在1870年2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他谈到"公民赫尔岑虚构的谎言"。（《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 卷，第421页）

[163]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67 年），第33、596—600页和戴麦兹上引书，第123—125页。马克思唯一引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地方，见本书上文第303页和《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67页脚注（2）。关于马克思阅读过的俄语著作的详尽调查，见高尔曼等著《卡尔·马克思传》，特别是第488，701，751、752—755页。

[164] 弗雷徳里克·古斯达夫·艾希霍夫（1799—1875），法国语文学家。——译注

[165] 参阅戴麦兹：《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第124页。

[166] 1859年9月25日致劳拉·马克思的信和1867年10月19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620页；第31卷。第373页。

[167] 《哈里·洛雪克尔》是爱尔兰小说家查雅·詹姆斯·利维尔（1806—1872）所作。——译注

[168] 《彼得·西姆普耳）是英国作家弗雷里克·马利亚特（1792—1848）所作。

[169] 1889年6月10日致燕妮·马克思的信和1870年5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601—602，484页。

[170] 《古德龙》是13世纪中古德国长诗——译注

[171] 弗雷德里克·马利亚特（1792——1848），英国作家。船长，著有一些海洋探险小说，在19世纪受到广大青少年的喜爱。——译注

[172] 亨利·菲尔丁（1707—1754）。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启蒙运动者，著有《汤娜。琼斯》、《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约瑟·安特路传》等。——译注②见巴克森达尔和莫劳斯基编；《马克思恩格新论文艺》（圣·路易斯，1973年），第147—148页。③

[173]

[174] 《马克思不为人知的私人书信》（慕尼黑，1962年），第124—125页，另参阅《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谈话》，第454页。

[175] 路易·阿尔杜塞（1918一），当代法国大学哲学教授，著有《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1959）、《为了马克思》（1965）、《读资本论》（1965）和《列宁和哲学》（1969）等书——译注

[17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9页。另参阅《为了马克思》，B·布劳斯特译（哈蒙斯窝斯，1969年），第89页。

[177] 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利沙加勒（1839—1901），法国记者，巴黎公社参加者和巴黎公社史家。——译注

[178] 1877年5月26日致白拉克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254页。

[179] 特别见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回忆，载《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67年），第24页。李卜克内西在这里证明马克思对雅科布·格林的著作的了解和尊崇，可以从马克思著作中好几个地方提到格林的语源学著作看出来，参阅科尔布的《卡尔·马克思和雅科布·格林》，载于《新语言学研究文献》（1969—1970年）第96页以后和甘斯的《雅科布·格林心目中的德国研究》（牛津，1973年），第7页，“卡尔·马克思把他放在他的浪漫主义的中世纪化的同时代人之上，认为他是一个虽然不自觉地，却是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人。”另参阅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51页。

[180] 若尔日·居维叶（1769—1832），法国自然科学家，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提出了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灾变论。——译注

[181] 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 卷，第52页。大多数现代英国翻译家同意格林的译法而不同意马克思，但是我们却发现，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拥护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英国学者推测，古代日耳曼人是抽签分地的，认为塔西陀著作第26章中的ager 是ager publicus的简化形式。见丘奇和勃罗德里布著：《塔西陀的农业和德国与演讲术对话》，修订版（伦敦，1877年），第130页。

[18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51—25页。（“一定程度的”原文是英文。原译文没有这几个字。——译注）

[183] 柳德米拉·阿辛格（1821—1880），德国自由派女作家，著名的德国作家万哈根·冯·恩赛《日记》的出版者，同拉萨尔很友好。—译注

[184] 1861年3月24日和4月13日致南尼特·菲力浦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586页和第589—590页。另参阅W·布路曼堡；《马克思生平不为人所知的一个章节》，载于《国际社会史评论》第1卷（1966），第84，85页。（喀耳刻一译瑟西，希腊神话中的赫利俄斯和珀耳塞的女儿，是一女巫，能将人变为牲畜。尤利西斯一译乌利斯，即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特洛伊战争中献木马计使希腊军获胜的俄底修斯。——译注）

[185] 贝尔塔·奥古斯蒂（1827—1886），女作家，丽娜·舍勒尔的姊妹。——译注

[186] 1879年10月25日致贝尔塔·奥古斯蒂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392页。（原译文略有出入，“对德国来讲，我是一个很大的异教徒，我认为它无足轻重，我十分偏爱优秀的法国，英国和俄国的小说家……——译注）

[187] 1882年5月28 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321页。见歌德的《温和的讽刺诗》。

[188] 埃克赛西奥是朗费罗的长诗《埃克赛西奥》中的男主角。——译注

[189] 克拉拉·韦尔·德·韦尔夫人是丁尼生的同名长诗中的女主角。——译注

[190] 1869年5月8月——《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95页。

[191] 亨利·伍慈沃思·朗费罗（1807—1882），美国诗人，翻译家和文艺学家。——译注

[192]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1809—189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译注

[193] 1874年4月19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627页。

[194] 约翰·刻卜勒（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根据哥白尼的学说发现行星运转的规律。——译注

[19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588页（原译文与此处次序略有不同。——译注）。甘泪卿是歌德《浮士德》中的人物；劳拉和燕妮是马克思两个女儿的名字，燕妮也是他夫人的名字。

[196] 不过这个玩笑有其严肃的背景，马克思举甘泪卿为他喜爱的女主人公和“柔弱”为他喜爱的女人的优点，最终的根源是他与许多比较保守的维多利亚同时代的人都有分享的男性父权观念。

[197]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19页。

[198] 海涅卡是一首民间模拟 16世纪所谓粗俗文学的同名德国歌曲中的人物，力大无穷的仆人，——译注

[199] 老尼克意为家神或魔鬼，是马克思在家里的谑称，——译注

[200]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580页和第32卷，第502页（“海涅卡”）；第32卷，第130，150页（戈迪萨尔）；第32卷，第601页（费里克斯·霍尔特）；第31卷，第408页《小人国》；第31卷，第280页《梅尔卡岱》。至于“老尼克”散见1881年7月22日，8月9日，8月18日及12月17日致燕妮·朗格的许多信中（《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 198，200，210.243页。（8月9日的信是给劳拉·拉法格的。——译注））“卡卡杜师傅”见《同时代人心目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莫新科，1972年），第183页。

[201] 拉萨里耳奥是16世纪中叶间世的一部匠名西班牙中篇小说《来自托尔梅斯河的拉萨里耳奥及种种不幸”中的人物。——译注

[202] 波札侯爵是席勒悲剧《唐·卡洛斯》中的一个企图影响暴君的高尚的、有自由思想的内侍官。——译注

[203] 斯库伊尔斯是狄更斯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生平和奇遇》中的主人公，是残忍、贪婪无知和虚伪的典型。——译注

[204]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历史学家，1843年革命的活动家；临时政府和卢森堡委员会委员，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后流亡国外。——译注

[205] 列奥波特·兰克（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反动分子。一——译注

[20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30卷，第365页（拉萨里耳奥）；第31卷，第10页（波札侯爵）；第32卷，第123—124頁（斯皮格尔伯格〔原译文中没有出现此一人名。——译注〕）；第30卷，第34页（斯库伊尔斯）；第31卷〔应为第 30卷〕，第423页（小矮人、侏儒）。兰克写历史的方式是马克思所不喜欢的，因为都是一些“轶事”，而且“把所有重大事件都归于琐细的原因”（1876年9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十一年后，他同样强调地表示不赞成亨利希·玛·特莱契克作品中所发现的普鲁士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27页）（亨利希·冯·特莱契克（1834—1896），德国反动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1886年起为普鲁士国家历史编纂家。——译注）

[207] 卡吕普索，希腊神话中的女神，曾在她的俄古癸亚岛上留俄底修斯住了几年，弗兰肯施坦是英作家玛丽·雪莱1818年所著小说中的生理学研究者（他创造了一个怪物而自己被它毁灭）。——译注

[208] 保尔·罗班（生于1837），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委员，巴枯宁主义者，1869年居住比利时，是比利时联合委员会委员，无政府主义报纸《平等报》的编辑之一。——译注

[20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46页。

[210] 1882年3月1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41页。

[211] 伦肖是恩格斯在伦敦的熟人。——译注

[212] 彭普斯即玛丽·艾伦·白恩士，恩格斯妻子的侄女。——译注

[21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4 卷，第320页。参见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文中引用的“上吊吧，费加罗！你再不要想到这一点了！”（语出博马舍：《费加罗的婚礼》。）（“猜到这一着”暗指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第五幕第八场费加罗的话“费加罗，你真该死！你竟没猜到这一着！”——译注）

[214]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圣·路易斯，1973年），第147页。爱琳娜·马克思是用英文写这些回忆的。

[215] 路·赛·费厄尔：《马克思和知识分子》（纽约，1969年），第141—142页。

[216] 1863年12月4日和27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73，382页。

[217]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谈话》，第335，521页。

[218] 《同时代人心目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第61—62页。

[219] 亨利·厄尔文（1835—1905），英国著名演员，尤以扮演汉姆雷特最为成功，是英国第一位被授爵士称号的演员，死后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译注

[220] 卡尔·希尔施（1841—190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记者，一些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译注

[221] 布善诺·凯撒：《戏剧批评家燕妮·马克思——一个重要的发现》，载于《横断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笔会中心文集（莱比锡，1970年），第125—126页。

[222] 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谈话》，第275，482—483，566，568，575页。（弗雷德里克·詹姆斯·弗尼瓦尔（1825——1910》是英国语言学家，曾建立了许多协会，如新莎士比亚协会、乔叟协会，雪莱协会等。——译注）

[223] 同上书，第486页。

[224] 蒂索·德·莫里那（1571—1648），西班牙别作家，著有《塞维尔的引诱者》，是最早把关于堂璜的传说编成戏剧的作家之一。——译注

[225]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谈话》，第386页。

[226] 布尔威—李顿（1803—1873），英国历史传奇小说家，著有五部历史传奇：《德维卢》、《邦贝末日记》，《利恩齐》，《爵爷之孓遗》和《哈罗德》。——译注

[227]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谈话），第575页。

[228] 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和凯尤斯·格拉古为古罗马护民官，为农民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士。——译注

[229] 保尔·拉法格：《同时代人心目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第26，156页。

[230] 同上书，第26，156页。

[231]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谈话》，第575页（玛里安·康明）。

[232]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67年），536—537页。

[233] 《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是拜伦于1809年写的一首讽刺长诗，是他针对当时文学上反动的浪漫主义倾向而写的富有战斗性的言论，同时他也对中世纪幻想和神秘主义的极端迷恋加以讥笑。——译注

[234] 罗伯特·斯图亚特·卡斯尔里（1769—1822），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陆军和殖民大臣（1805—1806，1807—1809），外交大臣（1812—1822）。——译注

[235] 《马恩全集》《国际版），第1卷，第2分册，第96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47页（1854年4月22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0页（1855年2月2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650页。把列保莱罗的话：“让他离去吧，他不值得你恼怒！”说成是出自拜伦的《堂璜》一诗，这一点是弄错了（《流亡评述》，马克思丛书〔鹈鹕版〕，哈尔蒙斯沃斯，1973年，第344页）；马克思引用的这句话是出自达·朋得为莫扎特的歌剧《堂璜》写的歌剧台词。

[236] 艾威林后与爱琳娜·马克思离婚，与另一个女子结婚，爱琳娜深受刺激，自杀而死。——译注

[237] 参阅伊冯·卡普：《爱琳娜·马克思》，第1卷；（家庭生活（1855—1883）》（伦教，1972年），第248页；都筑著《爱琳娜·马克思的生平（1855—1898）。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悲剧》（牛津，1967年），第177页，（都筑（1926—）是日本大学教授，另著有《H·M·海恩德曼与英国社会主义》（牛津，1951）。——译注）

[238] 《同时代人心目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第26页（拉法格）；第185页（弗兰奥斯卡·库格曼）。

[239] 《同时代人心目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第184页（页（弗兰契斯卡·库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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