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1976）

第十二章 《资本论》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娶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1]

　　马克思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经常工作在1862年以后告一结束。虽然他从来没有完全摆脱过经济困难，虽然他在个人经济问题上所碰到的危机仍象欧洲经济问题所碰到的危机一样多，但是在1860年，由于得到了几笔数目不大的遗产，而且恩格斯又慷慨地增加了对他的支援，他的经济情况便有了好转，使他感到可以完全专心致志地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一直到他再一次被吸引到实际政治中去为止。国际工人协会于1864年成立；马克思担任了它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起草了它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指导了它的工作，一直到1872年，为了防止进一步发生内部冲突，他采取了一个策略步骤，把它的总部迁到了纽约。他经常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所受到的、他认为是有害的影响，不断地进行了斗争，这耗费了他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时间，虽然他重新参加实际政治的经验促使他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完成他的关于经济理论的基本著作。大卫·麦克莱兰对于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作了一个很好的简单介绍：

　　“在写作《大纲》的时候，马克思原来想把他的《经济学》分为六卷，第一卷题为《资本论》。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该卷的第一分册，还缺关于‘资本一般’的一节没有完成。马克思写作这一节的工作，在1860年由于同卡尔·福格特的争吵而中断，当马克思在1861—1863年开始继续写作这一节时，他象往常一样发现，他所写出来的手稿太长（约三千印张），无法出版。这部手稿的大部分是历史材料，探讨过去的价值理论；它最后由考茨基在1905年以《剩余价值理论》为题出版，作为《资本论》的第四卷。从1863年起，马克思就直接写作最后终于出版了的那三卷《资本论》。第三卷主要是在1863年到1865年之间写作的，因此是在第一卷的最后定稿之前。至于第二卷的手稿，马克思是在第一卷最后定稿前后写作的。因此，虽然第一卷已经完成，原定还要相继出第二卷和第三卷，这两卷不论从形式或内容来说仍旧是不完整的；而且在这三卷出齐以后还要陆续出其他几卷。
　　马克思生前能够完成的这一巨著的唯一部分是《资本论》的第一卷。”[2]

　　因此，很清楚，后来由恩格斯和考茨基编成《资本论》第二、三卷和《剩余价值理论》的那些材料，有很多写在马克思的1867年作为《资本论》第一卷亲自付印出版的材料之前，虽然他在临死之前还一直在继续写作这些还没有出版的材料。因此，本章先要简略地谈一谈《资本论》第二、三卷和《剩余价值理论》，然后再来考察马克思生前出版了两次德文版和一次法文版、后来成了世界历史上影响最为重大的著作之一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文学所起的作用。

（1）


　　《资本论》第三卷重新提出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经提出过的一个比较委婉的警告：“我们且不谈完全属于艺术领域的作品，因为按事物的性质来说，这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3]因此，从表面上来看，马克思的这些著作只是在文学和艺术直接触及经济问题，或者作为商品进入经济领域的时候，才讨论到文学和艺术。原定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六章，马克思最后没有收在他生前出版的那一卷书中，这一章谈到了文学和其他艺术是一种“非物质生产”，不过还是生产商品，因此构成一种“过渡形式”：

　　“生产的结果是商品，这种商品脱离生产者而存在，因而可以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段时间内作为商品来流通，如书籍、绘画以及一切有别于艺术家本身活动的艺术作品。这种人凡是没有工匠作为助手（如雕塑家等）的，或独立工作的，他们一般都是为一个企业家的资本劳动——比如说为那些从事出版业的企业家劳动。即使在一种仅仅形式上是资本主义式的生产方式方面，这种关系也构成了一种过渡形式。在这些过渡形式中，恰恰对劳动的剥削最厉害，但这一点并不改变事情的本质。”[4]

　　因此，出版商、印刷商、书籍出口商、剧场经理、演员、戏剧演出人、艺术家代理人的活动，在不同的时候，都归入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分析。
　　当然，作家的活动也是如此。这里，马克思同意亚当·斯密的不带感情的论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称作家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5]马克思认为，对科学的产物、学术研究的产物、或任何哪种脑力劳动的产物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因为再生产科学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科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例如学生在一小时内就能学会二项式定理。”[6]这一点怎么应用到文学上去，马克思有一段把歌德的《托尔夸托·塔索》（见本书上文第160页）中的“春蚕”形象来比喻约翰·密尔顿生活中一件事的文章，对此作了解释：

　　“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
　　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镑。但是，在书商的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7]

　　这是亚当·斯密关于“生产”和“非生产”的定义的逻辑，马克思把它同黑格尔的“推理的狡猾”联系起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黑格尔自始至终无处不在！），并且甚至风趣地用在犯罪上：

　　“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授提纲，等等。罪犯生产罪行。……罪犯还生产…艺术、文艺——小说，甚至悲剧；不仅缪尔奈的《罪》和席勒的《强盗》，而且《俄狄浦斯王）和《理查三世》都证明了这一点。……”[8]

　　马克思为亚当·斯密的这种区分进行辩护，因为后来的理论家不愿认为伟大的作家、艺术家、思想家不如卖文为生的文丐有“生产性”。马克思认为，这仅仅表明，这些后来的经济学家完全接受了资产阶级对“生产性”的过高估价；他们奴性十足地愿意“把一切职能都说成是为资产者生产财富服务的职能，”同意“资产阶级世界是最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是有用的，而资产者本人又是如此有教养，以致能理解这一点”。再往前几页，还有：“这些人如此拘守于自己的资产阶级固定观念，以致认为，如果把亚里士多德或尤利乌斯·凯撒称为‘非生产劳动者’，那就是侮辱他们，其实，单是‘劳动者’这个名称，就会使亚里士多德和凯撒感到侮辱了。”[9]
　　因此马克思认为，实际情况是，现代资产阶级世界，不是艺术的沃土，我们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读到：“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因此他同莱辛站在一起，维护欧洲启蒙运动的传统，但是却嘲笑它的一些比较简单的设想：主要是艺术方面不断进步的想法。他告诉我们，如果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在技术知识方面超过了古人，一定也能够产生更好的诗歌，那就没有比这种假设更加荒谬的了。结果，我们便会拿伏尔泰的《亨利亚特》来同《伊利亚特》相对立。

　　“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不考虑这些，就会坠入莱辛巧妙地嘲笑过的十八世纪法国人的幻想。既然我们在力学等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创作出自己的史诗来呢？于是出现了《亨利亚特》来代替《伊利亚特》！”[10]

　　这就在不同的情况下又重提了马克思在1857年的《导言》末尾化了不少笔墨的论点：技术对神话是具有破坏作用的；没有活的神话，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史诗。
　　必须承认，马克思在文学方面幽默地运用“生产”和“非生产”的标签，是显然有点奇怪的。如果“生产劳动”的明显标志是为了增加资本和为资产所有者带来利润，[11]那末，密尔顿的《失乐园》只得到5镑，只不过证明他本人并不是资本家。出版商和书商从密尔顿的作品中赚的钱大大超过了5镑！事实上，从长远来说，写了《失乐园》的密尔顿已经证明比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拿来同他对比的莱比锡文丐“生产”更多的资本。但是马克思要说明的总的论点仍然是够清楚的。一个真正诗人的劳动能够保持——至少在密尔顿时代——不异化，只要他不计较市场价值。这样一个诗人出于他的心灵深处的要求，只写他非写不可的东西，而让别人去把他写的诗变成生产利润的商品。因此，他预示了一个“自由王国”，《资本论》第三卷中最有说服力的、因此当之无愧是最有名的一段话就是由此得到启发的：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12]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延续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他们都必须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这样傲。这个物质上的必需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他，的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指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自然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人力，在最有利于和最无愧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仍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3]

　　马克思在1844年的巴黎手稿中就看到了对异化的征服，从他的这种远见到现在这个激动人心的号召之间，有一条明显的线索；这个号召是要求把人类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能力发挥出来；是要求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人类固然仍旧必须进行劳动，才能从自然那里觅求生存，满足自己不断变化的需要，但是人类也终于能够从“商品拜物教”那里，从经济的不平等那里，从残害人类的贪婪那里得到解放。
　　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已经创造了巨大财富和全面发展人类能力的一种巨大潜力；但是现代社会却竭力阻挠这种发展，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现代社会把一切东西都尽量变为商品，货物，因而限制了人类对自然和艺术的感应。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艺术的一个伟大效能，恰恰是它通过自己的存在方式对这种“拜物教”进行了抵抗；例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即使在现代条件下，也仍旧抗拒把自己变成社会支配集团的雇佣劳动者。即使处在不利的时候，真正的艺术生产也极有意义地不同于《资本论》中所说的那种剥夺了劳动者“把劳动当作自己的智力和体力的发挥来享受"的机会的工厂劳动。即使在机器时代，它仍旧保持了与《大纲》中所说“它仍是半艺术性的；它本身就是它的目的”[14]的那种中世纪手工艺的相同的共性。这一点有助于说明美学的范畴为什么在《资本论》中仍旧和在马克思其他后期著作中一样那么重要。文学和艺术是人类能够进行自由创作和享受的能力的一种象征，由于这种能力，使我们可以对人类的前途寄以很高的希望。
　　常常被引用来支持这种看法的，是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批判经济学家施托尔希的一段话：

　　“因为施托尔希没有能够了解物质生产的历史的性质，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在历史的发展中某一具体时候的一定生产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这一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他没有能够超出泛泛的毫无内容的空谈。”[15]

　　有人说，马克思这样区分阶级的意识形态（die ideologischen Bestandteile der herrschenden Klassen）和自由的精神生产（die freie geistige Produktion jeder gegeben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似乎是再一次表示，即使受到一种意气不合的社会秩序的限制，艺术可能仍是一个比较自由的领城。这种论点是站得住脚的，即使我们必须承认，对这一段话的理解是有分歧的。马克思本人没有看到它的付印，而他的手迹又是这样模糊，后来的编辑者读做“自由的精神生产”（freie geistige Produktion）的一句话也可以读做“精细的精神生产”（feine geistige Produktion》。[16]但是，不论读做什么，原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隐含地把文学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而现在却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同不管是“自由的”还是“精细的"方式作出区分，这是一个可喜的纠正。
　　马克思在他这些后期经济著作中，也表示出他要想打消这种关于物质“基础”或“根据”的简单化想法，而他在这篇序言中是极其明显地强调了物质“基础”对艺术的重要性的。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他极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相互作用（Wechselwirkung）：

　　“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17]

　　《资本论》第三卷甚至比上引这一段话更加明确地强调历史真理是具体的这一名言。马克思写道：“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18]如果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有时图自己方便而把事情过于简单化，他们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是找不到过于简单化的根据的。
　　凡是在困难前面不敢正视而是象漓冰那样姿态优雅地溜过去的行为，马克思都是深恶痛绝的。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这种“舞文弄墨”，马克思现在更加猛烈地一再提出熟见的谴责，这同他的这种深恶痛绝的态度是一致的。“美文学式的废话，”马克思痛斥道；“美文学式的胡言乱语”，“舞文弄墨的业余爱好者。”[19]他并且表现出比以前更加敌视德国浪漫主义了。在这些章节里，凡是有理论家亚当·弥勒出现，难得不把他叫做“浪漫主义者”；因此，马克思对于在弥勒著作中见到的暧昧的神秘主义和糊涂思想所作的全面谴责，也是对整个浪漫主义运动的谴责：“最后，还有‘浪漫主义的’弥勒的如下胡说……在少数几行内再也不能拼凑比这更多的令人恶心的胡言乱语了……它的内容是由日常的偏见构成的，是从事物最表面的假象取来的。然后，这种错误的平庸的内容被用神秘的表达方法‘提高’和诗化了。”[20]

　　马克思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可能把“事物最表面的假象”看作是真实情况了。他年纪越老，就越来越同意黑格尔和德国唯心主义者：真理是埋在直接的感性认识的下面，需要由那些有理论概括和哲学思维天赋的见多识广的人来挖掘，或者由伟大的艺术家用直觉来抓住。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德国浪漫主义者却有了一致的看法，这是颇有讽刺意味的。
　　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经济著作使我们看到，马克思再一次从拉丁经典著作中寻找辞句，总结经济上实际情况和观点，令人经久难忘：除了熟见的“fruges consumere nati”以外，马克思现在用维吉尔的“vos，non vobis”和奥维德的“materiam superabat opus”来非常恰当地表达他自己要想说的话。[21]路德的关于高利贷的小册子提供了许多可以用来进行论战的形象生动的模特儿（“这是对一般资本家的绝妙写照”，马克思有一次在长段引述了路德的一本小册子以后惊叹道：“这一切描写得绘声绘色，同时也确切地抓住了旧式高利贷和一般资本的性质”）；[22]而且在马克思自己的文章中也一再应用了路德的《圣经》译本中的遣辞、造句、韵律、人物。马克思现在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找到了一种过去时代的形象，能够使十九世纪的读者痛感当前有哪些事情需要加以改变。他在1865年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上说，农业工人的低工资，同英国济贫法配合在一起，成了“把雇佣工人变成奴隶，把莎士比亚的骄傲的自耕农变成贫民的一种高明手法。”[23]席勒的《华伦斯坦的阵营”提供了两个令人难忘的形象来表现当代的人。其中一个又是那个卡普勤教士[24]，他对华伦斯坦的士兵大谈其地狱的烈火和万劫不复，所用的话是席勒基本上从十七世纪一个自称为阿伯拉罕·圣克拉的神甫的布道中借用的。这个卡普勤教士和他的十七世纪模特儿为马克思所利用，来表达他对马尔萨斯的态度：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部著作第一版没有包含一个新的科学词汇；这本书只应看作卡普勤教士喋喋不休的说教，只应看作是用阿伯拉罕·圣克拉文体对唐森[25]、斯图亚特[26]、华莱士[27]、埃尔伯[28]等人的论断的改写。因为这本书实际上只是指望以它的大众化的形式来引人注意，所以它理所当然地要引起大众的憎恨”。[29]

　　马克思从《华伦斯坦的阵营》借来的另外一个角色是个竭力模仿他的伟大将领的司务长，但只做到了一些表面相像——他咳嗽吐痰酷肖华伦斯坦，但一点也没有华伦斯坦的精神和天赋。马克思用这个角色作为象征，反映李嘉图的信徒同李嘉图本人的关系。[30]歌德提供了不少俗套和引语，而海涅的《宗教辩论》则提供了一则典型的犹太笑话。[31]此外，马克思机智地把宗教信仰和商业信用（Glauben和Kredit）并列很可能是受到海涅在《观念—勒格朗特文集》第七章中类似的并列的启发。[32]
　　这样引用的不仅是些伟大作家。马克思大概没有读过纳撒内尔·李[33]的《两后相争》这个剧本就用了当初出于这个剧本的一句成语：“两雄相遇，必有激战”；[34]他从汤姆·泰勒[35]的《我们的美国亲戚》中借用头脑空虚的贵族邓德里厄里勋爵这个人物来比喻马尔萨斯[36]；而弗利兹·罗伊特的低地德语小说提供了督察长布雷济希的角色[37]，使马克思能够有效地丑化头脑愚蠢的经济学家的兜圈子的思维方法和“示范表演”：“这样，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一个源泉。它不外就是督察长布雷济希的秘密——大贫穷的原因就是la grande pauvreté〔大贫穷〕。”[38]在这里，弗利兹·罗伊特帮助了马克思有力地提出了他对闯进经济领域的“美文学家”和“文人学士”经常提出的指责：他们用纯粹语言修辞上的手法来“解决”问题；他们善于舞文弄墨，可是不善于逻辑思维。[39]
　　上文已经谈到，威廉·科贝特在这些经济著作中所受到的对待比在马克思关于政治问题的报纸文章中所受到的对待不可避免地要差一些；因为科贝特的向后看的经济学，特别是他完全反对纸币，只能使马克思感到好笑。但是马克思继续用赞许的口气引述科贝特，既赞扬他的政治见识，又赞扬他的直截了当的表达方法。他喜欢他是一个真正来自人民的人，在他一贯喜欢用的括号中，把他同莱比锡大学罗雪尔那样的态度冷漠、不切实际的教书先生作对比：

　　“因此，英国工人阶级憎恨马尔萨斯—科贝特粗鲁地称他为‘江湖牧师”（科贝特虽然是当代英国最大的政论家；但他缺少莱比锡大学教授的教养，并且公开反对‘学者的语言’），——对马尔萨斯的这种憎恨是完全正当的……”[40]

　　从马克思所引用的权威，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出，他相信伟大作家是能够具有凌驾于他们自觉信念和态度之上的见识的。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是保皇派巴尔扎克这个保守分子，马克思极其钦佩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

　　“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著名的巴尔扎克，在他最后的一部小说《农民》里，恰当地描写了一个小农为了保持住一个高利贷者对他的厚待，如何情愿白白地替高利贷者干各种活，并且认为，他这样做，并没有向高利贷者献出什么东西，因为他自己的劳动不需要花费他自己的现金。这样一来，高利贷者却可以一箭双雕。他既节省了工资的现金支出，同时又使那个由于不在自有的土地上劳动而日趋没落的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高利贷的蜘蛛网中。”[41]马克思显然很高兴看到自己的结论得到了一个伟大小说家的观察所证实，而这个伟大小说家自觉的人生哲学在根本方面来说是不同于他自己的人生哲学的。他认为，巴尔扎克的了解要比保尔·德·科克那样的流行作家深刻得多！

　　“保尔·德·科克的一个专家会告诉我，正如我不买面包就无法生活一样，我不买裤子也无法生活，因此，我不买裤子就发不了财，因此买裤子就象我的血液循环和呼吸过程一样是我发财的一个间接手段，或者说至少是一个条件。但是不论我的血液循环还是我的呼吸本身都不能使我发财……”[42]

　　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在空闲的时候是爱读保尔·德·科克的小说的[43]；显然，除了可供消遣以外，他还觉得这些小说是有用的，因为这些小说迎合嗜之入迷的读者的口味，反映了这些读者的思想混乱。
　　在这些经济学批判中，过去的伟大作家还在另外一种典型的情况中出现：只要提一下他们的名字就可以“识别”，从而贬低后来的小作家。托马斯·霍吉斯金[44]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强调“表现在商品上的过去劳动作为目前正在进行的活动的劳动的重要性”，他们被取笑地称为“资本的品得们”；罗雪尔教授由于轻率地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奥格斯堡，1858年第三版）序言中提到修昔的底斯，结果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经常以“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的名字出现。[45]
　　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除了同意黑格尔以外，也同意孟德维尔[46]，认为恶也是艺术的一个母亲。我们在上文（本书第310页）已经看到这个论点的开端，也就是马克思对犯罪的“生产”性质的风趣的探讨；这里，这个论点达到了最高峰，而且是以提到《圣经》开始的，这是他的特点：

　　“撇开私人犯罪的领域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世界市场？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民族本身？难道从亚当的时候起，罪恶树不同时就是知善恶树吗？

　　“孟德维尔在他的《蜜蜂的寓言》（1708年版）中，已经证明英国所有的职业都具有生产性并且早就提出了我们的论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东西，不论道德上的恶，还是身体上的恶，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是毫无例外的一切行业和工作的牢固基础、生命力和支柱；我们应当在这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瓦解，也一定要受到破坏。’
　　“孟德维尔就是有比资产阶级社会心胸狭隘的辩护士勇敢得多，诚实得多的优点。”[47]

　　在这里，孟德维尔帮助了马克思极其充分地描述了黑格尔的“推理的狡猾”在文化领域中可能起的作用。
　　从《剩余价值理论》中摘引的最后一句金玉良言，在这里是值得一引的。“但是，一个人如果要想使科学不去适应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得出的标准，而是使科学去适应从外部得出的标准、去适应从与科学无关的外在利益所支配的一种观点得出的标准，我就说这种人‘庸俗〔gemein〕’。”[48]这个指责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向马尔萨斯提出来的；但是显然也适用于马克思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他把马尔萨斯的所谓“对科学犯罪”同他认为李嘉图所特有的“无私”，“科学诚实”，“科学公正”作了对比，这与他把欧仁·苏迎合资产阶级读者偏见同他认为巴尔扎克所特有的现实主义公正态度作的含蓄对比，是极其相象的。

（2）


　　马克思一边在写作《资本论》，一边越来越开始认识到，一部著作还没有全部写好就把已经写好的部分先送去排印，这种做法对他不合适。这是雅科布·格林在他的《德国语言史》中所说的做法，为了出版他的卷帙浩繁的辞典，这样做是必要的。而马克思则要让他的著作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出现在读者面前。因此，他在1865年7月31日告诉恩格斯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用雅科布·格林的方法不可能达到这一点，他的方法一般地比较适用于那些没有辩证结构的著作。”[49]但是，他没有机会这样完整地把全部《资本论》出版。只有第一卷是在他生前出版，由他亲自定稿的。
　　在由马克思亲自付印出版的这一卷《资本论》中，文学始终使他心迷神醉，这可以在一页又一页的字里行间中看出。这里是典型的一段话：

　　“但是，原罪到处发生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累和财富的发展，资本家不再仅仅是资本的化身。他对自己的亚当具有‘人的同情感”，而且他所受的教养，使他把禁欲主义的热望嘲笑为老派守财奴的偏见。古典的资本家谴责个人消费是违背自己职能的罪恶，是‘节制’积累，而现代化的资本家却能把积累看作是‘放弃’自己的享受欲。‘啊，他的胸中有两个灵魂，一个要想同另一个分离！’”[50]

　　这一段话象马克思经济著作中的许多其他段落一样是以一句神学上的话开始的。这起了三个主要作用：（1）指出了“宗教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关系，这是后来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特别是威伯[51]、特鲁尔契[52]、陶纳[53]都要详尽地加以分析的；（2）表示了马克思认为在现代的世界中金钱已经取得了上帝的地位，这也是海涅所共有的看法，除了以间接的方式以外，马克思也常常用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3）使人有一种不协调的感觉，提醒人们，有一些价值标准，他们只是口头上赞成，但是在实践中却置之脑后。他喜欢提醒他的读者，基督曾经把银钱兑换商赶出了神殿；他津津有味地引用了《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七节：“凡没有这种印记即没有这个兽名或兽名的数字者，都不能买或卖”；而且常常模仿《圣经》的教诫说：“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54]但是上述那段话并不满足于引用《圣经》和根据《圣经》所建立起来的神学体系。它也引用了席勒的叙事诗《保证》和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叙事诗说的故事是生死之交达门和帕蒂亚斯的故事；马克思所提到的那一句诗发生在故事的高潮，暴君狄俄尼修斯由于这两个朋友的忠贞而受到感动，赦免了对达门的惩罚，并且要求允许他同他们两人也结为朋友。这里提到这个暴君的“人的同情感”的话，在马克思的这一段文章中又是有三重效果的；它表明资本主义是暴君；它把古代暴君忽然同情别人来同现代暴君只同情自己的老亚当来作对比；它表明有钱的公民由于受过教育而有装饰门面的文化，他们现在能够不比任何人差，流畅地引用席勒的诗句，依此美化自己的自私自利。这最后一个作用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述席勒的其他一些话来完成的：

　　“资本主义生产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这样，劳动力的供求规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劳动力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内，最后，工人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得到了保证。政治经济学家在本国，即宗主国，可以花言巧语地把这种绝对的从属关系描绘成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描绘成同样独立的商品所有者即资本商品所有者和劳动商品所有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但是在殖民地，这个美丽的幻想撕破了。”[55]

　　Aber in den Kolonien reisst der schöne Wahn entzwei——这里引用的是席勒所有叙事诗中在十九世纪最流行的一部叙事诗《钟之歌》。席勒的诗句指的是新婚之夜的情欲取代爱情：

　　“同束胸和面纱一起
　　这个美丽的幻想撕破了。”

　　引用这句诗的好玩地方是，承认把在殖民地的所作所为同新婚之夜的兴奋刺激并列有其意外的相似之处，有其令人吃惊的含意。但是也有严肃的地方；因为揭去或撕破一层面纱，在马克思的成熟作品中是一个中心的形象。《资本论》第一卷中别的地方也曾出现过：

　　“这层面纱在人们面前掩盖起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大工业撕碎了这层面纱”；[56]

　　它也出现在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中：

　　“把科学的这层神秘的面纱撕去，在这里同其他地方一样是很重要的；”[57]

　　而且它也经常出现在其他著作中，其含意总是，遮起来不让外行看到的东西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马克思常常通过借用流行古典作品的话达到了这种复杂的效果。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描绘占有的过程是另外一个例子：

　　“商品是物，所以不能反抗人。如果它不乐意，人可以使用强力〔wenn sie nicht willig，kann er Gewalt brauchen），换句话说，把它拿走。”[58]

　　马克思在这里又一次借用了德国读者不会认不出来的诗句：歌德的怪诞可怕的叙事诗《魔王》中的诗句，诗中那个可怕的矮小精灵恐吓一个发烧的孩子：

　　“我爱你，你的美好的体态吸引着我，
　　如果你不乐意，我就要用强力！”

　　我们读到马克思引语的原文出处，眼前就闪过了这样的形象：人类在狂热地进行占有和积累中变成了象那个魔王那样可怕的精灵。但是，当然，这里的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是同样重要的：商品是由人制造的，是为人制造的，因此人有拿走它的权利……问题是由谁来拿走，拿走什么，如何拿走，在什么时候拿走……
　　我们在上文开始时引述的那一段话（见本书上文第321页）以歌德的《浮士德》中两行诗句告终。马克思在这里又可以断定，这两句诗的原文出处是大多数德国读者所熟悉的；因此，把原文出处同引用场合作一对比，是颇有意思的。浮士德所说的两个灵魂中，有一个灵魂代表精神上和智力上对高尚事物的追求，而另一方面，马克思所无情地剖析的新式资本家的世界中，可以与之相比的，却是对享受的追求，这就形成了显明的对照。以前的从歌德著作中引用的诗句，已为这个效果作了准备。例如，《西方与东方的合集》中有几行诗，马克思一度曾加引用，表示出他对黑格尔的“推理的狡猾”（见本书第248页）的体会，这几行诗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又用来表示放任其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多么冷酷无情：

　　“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59]

　　为了强调对比，马克思又说，“这里的快乐可以读作利润”。我们也可以引证《资本论》第一卷中接近开头部分的那一段，马克思讽刺地把商品所有者同浮士德吃力地想翻译《约翰福音》的开头部分相比：“我们的商品所有者在他们的困难处境中是象浮士德那样想的：‘泰初有为’。因此他们还没有想就有所为而做起交易来了。他们根据本能遵从商品本性的規律。”[60]在这里，对比也是重要的。但是浮士德把《约翰福音》中的“泰初有道”改为“泰初有为”本来就有疑问，如今经马克思一引用就显得更有疑问了。
　　《浮士德》中有一句话，马克思在《大纲》中曾经引用，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又引用一次，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注释中再一次引用，这句话是特别使人感到兴趣的：“原来是活的工人的活动变成了机器的活动。因此，资本对工人的劳动的占有以一种他的感官明显地感到的残酷方式，使工人面对这样的情况：资本把劳动吸收到自己的体内，‘好象它有春情在体内发作一样’（als hätt’es Lieb’ im Lcibe）。”

　　“在生息资本的场合，资本的运动被简化了；中介过程被省略了。因此，一个1000的资本已确定为这样一种物，这种物本身＝10002，经过一定时期变成1100，好象窖内的葡萄酒，经过一定时期会改善它的使用价值一样。资本现在是物，而作为物它是资本。货币现在有春情在体内发作〔Das Geld hat jetzt Lieb' im Leibe〕。”

　　当资本家把货币变成商品，使商品充当新产品的物质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因素时，当他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物质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物化的、死的劳动变为资本，变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变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好象有春情在体内发作’〔als hatt’es Häti’es Lieb’ im Leibe〕的劲头开始去‘劳动’。”[61]

　　在这三段引文中，主要的涵义是很明白的：关于物化，关于货币能把活的工人吸收到自己体内，变成机器，关于货币滋生货币，好象体内有春情在“发作”一样——不管是作为性交，还是作为这种活动的结晶——都是有某种淫秽的东西。如果我们记得《浮士德》中“Als h款tte sie Lieb’im Leibe"这句诗的背景，那么这种憎恶的感觉就加剧了，隐含的威胁也就表达了出来：因为在《浮士德》里这一句诗指的是服了毒以后在屋子里东奔西跑的老鼠，由于毒药在它体内发作而上下乱窜，最后暴死在厨房里。在《浮士德》的第一部中，这首关于垂死老鼠的歌是自称“鼠王”的靡非斯托斐勒司上场的信号，接着他就支配了整个场面，唱了他自己的“胜利的跳蚤之歌”，盖过了白朗德的“失败的老鼠之歌”。
　　《资本论》第一卷由于引用了《浮士德》而显得生动活泼，事实上其中的大部分是靡非斯托斐勒司嘴中的话，或者与这个恶魔角色有些直接关系的。蒲鲁东及其门徒的著作使马克思想起了靡非斯托斐勒司对一个学生的讽劝：

　　“……缺乏概念的地方
　　字眼就及时出现。”

　　几页之后，一张桌子，一个可以用感官认识的普通的物，作为商品，变成了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Ein sinnlich ubersinnliches Ding：其中的联系又是靡非斯托斐勒司，他责备浮士德没有在甘泪卿情绪对头的时候抓住机会：

　　“你超凡而不入圣的乘鸾吉士，
　　被一位小姑娘用鼻尖儿指使！”

　　其他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的资本家早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这正是他发笑的原因”——这句话令人想起了浮士德说到靡非斯托斐勒司第一次在他书斋中出现的话，当时后者由一只狮子狗变成了一个旅装书生：

　　“狮子狗里藏着的原来是这个！
　　一个旅装书生！这正是使我发笑的原因！”

　　或者，在《资本论》第一卷快到末尾的地方，再回到靡非斯托斐勒司自己的话上来：

　　“事实上，爱尔兰的贫困又成了英格兰当前的话题了。1866年底和·1867年初，有一个叫达费林侯爵的爱尔兰大地主，曾经在《泰晤士报》上着手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伟大的至尊多么仁慈啊！’”[62]

　　“Wie menschlich von solch grossem Herrn”（“这位伟大的至尊多么仁慈啊”）——马克思用了引号，这一次又引自《浮士德》：引自靡非斯托斐勒司关于一位比达费林侯爵[63]还要大的“至尊”的话：

　　“我喜欢时常来看望这位老人，
　　我提防着，怕和他断绝了关系。
　　他真不愧是一位伟大的至尊，
　　便和我恶魔交谈也这般和气。”[64]

　　因此，靡非斯托斐勒司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我们在这里应当记住，黑格尔有两部著作对马克思的思想的形成具有根本的意义，其中也引用了靡非斯托斐勒司的话，而且称—他是个“很了不起的权威”。[65]⑨尤其是，我们不禁想起李卜克内西回忆他在伦敦同马克思一家在一起的日子时有一段话：

　　“当他真正情绪好的时候，他就会为我们表演赛德尔曼怎样演靡非斯托斐勒司。他在柏林求学的时候曾经看过赛德尔曼的演出，对之极为倾倒，而且《浮士德》是德国全部文学作品中他最喜爱的一部作品。我不能说马克思朗诵得很好——他演得过火了——但是每一句话，他都抓住了中心，他总是正确地表达了意思；总之，他的表演很有效果，一等到我们明显地看出，他深入了角色的灵魂，充分抓住了并且彻底了解角色的灵魂，那时，他在开始时念词过火所造成的滑稽印象就马上消失了。”[66]

　　歌德的靡非斯托斐勒司性格复杂，他也是一个好揭露别人装模作样，刺探生活隐秘，指出腐朽事物必然没落，嘲笑冠冕堂皇的姿态和华丽动听的辞藻的精灵。这就难怪马克思经常用靡非斯托斐勒司的口吻说话，他象歌德的《浮士德》天上序幕中的天帝一样，总是意识到反面人物推动人们采取正面行动的力量。
　　夏洛克又是《资本论》中经常出现的另一个文学人物。他所代表的意义，有一部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露端倪（见本书第303页）：受到法律保护的金钱交易是残酷无情的；在一个金钱取代了上帝地位的世界中所特有的现象是荒谬绝伦的事情同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在一起。因此，毫不奇怪，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资本本身具有了夏洛克的外貌，用夏洛克的口吻说话。马克思告诉我们，在出现工厂童工问题的时候，发现当时并没有条例规定禁止儿童从下午二点起毫不间断地干活到晚上八点半：

　　“工人和工厂视察员从卫生和道德的角度提出抗议。但资本回答说：
　　‘我的行为没有越轨，我要求我的权利！
　　那就是我的契约上规定的罚金和抵押品！’

　　接着就让资本要求，儿童不仅要从下午二点起拚命干活到晚上八点半，而且不能分身去吃饭；它又用夏洛克的口吻说：

　　“对了，他的胸部，
　　契约上是这么说的！”

　　只有在这样没有指明出处引用了《威尼斯商人”中审判场面以后，马克思才明确地谈到英国资本家“象夏洛克那样死抓住1844年的法令条文不放”。[67]不仅在工厂主中间可以找到夏洛克，而且，我们发现，在乡村中也有“贵族夏洛克"，他们“在谈到建筑投机家、小地主和开放村庄时也会伪善地耸耸肩膀。”[68]马克思指责高教会派贵族，卫理公会派或教友会派工厂主都有莎士比亚笔下那个犹太人的邪恶品质，他显然是骂得自己也感到很痛快。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论文《论犹太人问题》中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在那篇论文中，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极其流行的观点，把犹太人性格同贪财求利、经商致富的倾向等同起来，不管有这种倾向的人属于什么宗教信仰和种族。在那篇论文中，马克思也表明，他已决定不顾犹太教的更深刻、更真正的精神，而且也不顾他自己的观点和论点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并且传达了犹太先知们及其法典注释家们的传统。因此，毫不奇怪，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用夏洛克的口吻说话的是剥削者。不过，有一个颇有意义的例外。马克思解释说，现代工业的技术条件同它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社会性之间有着一种矛盾的关系，“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他并且在脚注中又加了一句：

　　“你们夺去了我活命的资料，
　　就是要了我的命。”[69]

　　这里，终于有这么一次，马克思让被压迫者用夏洛克的口吻说话；对于这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不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马克思提出了一种更加深刻、更加忠实的看法，这是我们所意想不到的，因为我们以前总是把夏洛克与死扣法律条文的残酷无情的剥削者等同起来。
　　马克思也又一次引用了莎士比亚戏剧《雅典的泰门》第四幕第三场，用泰门说金钱是“人尽可夫的娼妇"的话，来说明他认为金钱是个激进的平均主义者的论点：“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失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70]巴黎手稿中也引用了这一段话，马克思都同样不顾这一段话在莎士比亚剧本中是在什么具体场合中说的，也不顾说这段话的人是否可靠；而且，泰门所发表的见解到底是不是莎士比亚时代的口头禅，这一点也无关他要达到的目的。
　　但是应该注意到，在巴黎手稿中引用《雅典的泰门》的话所采取的形式，同《资本论》第一卷中所采取的形式之间，有两个意味深长的不同之点。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让泰门去祈求天神：

　　“吓！你们这些天神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

　　而在《资本论》中则没有这种使人想到“人民的鸦片”而致思想混乱的话。在巴黎手稿——我们必须记住，这是供马克思自己参考而写的，而不是为出版而写的——中，那个年老色衰的寡妇还有追求者，他们脸上显然有着花柳病的症候：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
　　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

　　但是在《资本论》中，身染恶疮的人以下几句，象在鲍德勒版家庭用《莎士比亚全集》中一样，给删得无影无踪了。马克思是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老派人，他认为即使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也有一些东西是不宜在公开场合提到的，尽管他对阿雷蒂诺和雷尼埃[71]这样的作家提出性方面的问题却不无兴趣，这在本书其他地方已有述及。此外，他致恩格斯的一些信常常以毫无顾忌的坦率口气谈到性行为和性病。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紧接着《雅典的泰门》的一段引语后面是另一段引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的诗句：

　　“人间没有象金钱这样坏的东西到处流通，
　　这东西可以使城邦毁灭，使人们被赶出家乡，
　　把善良的人教坏，使他们走上邪路，作些可耻的事，
　　甚至叫人为非作歹，干出种种罪行……”[72]

　　这里再一次没有说明，用这样极其讽刺口吻说的这些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也没有指出说话的人是克里昂，这个角色在其他方面的看法很少可能会引起马克思的注意。但是，这一次马克思在引用时加了他自己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他摘引莎士比亚和索福克勒斯的剧本要达到什么目的：

　　“但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因此，古代社会咒骂货币对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具有破坏性。〔这里作为脚注插入了上述从《安提戈涅》引用的一段话。〕还在幼年时期就抓着普路托[73]的头发把他从地心里拖出来的现代社会，则颂扬金子是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的光辉体现。”[74]

　　马克思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所寻找的，象在索福克勒斯的剧本中所寻找的一样，是一种有力的表达方法，或者一种有力的暗示方法，来说明一种同他认为属于现代资本家的世界观截然相反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究竟是由于（象泰门那样）绝望厌世，还是由于（象克里昂那样）完全误解了某个行动的真正动机，那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是莎士比亚和索福克勒斯都使他们剧本中的主人公明确宣布，或者是暗示，一种可以假定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中的许多成员都是可以接受的看法，而且这种看法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是有效的纠正。全部《资本论》，马克思的全部著作，都清楚地表明，他同那种对资本主义世界观采取一概否定态度的简单化和非历史的观点，距离是多么的远，他是多么清楚地看到，金钱不仅是人类的祸害和人尽可夫的娼妇，而且也是进步的一个重要工具。
　　在刚才引用的这段文章中，马克思接着支持克里昂对贪婪的抨击，所用的一段话是从时代晚得多的一个作家那里引用的：那就是语法学家阿泰纳奥斯[75]的《学者们的宴会》，这是在纪元第二世纪末编纂的。马克思在脚注中引述道：“贪婪想把普路托从地心里拖出来。”这样，他就说明了，甚至在印刷机、自动棉锭、机车、电报、罗伯茨公司，避雷针和动产信用公司的时代，希腊神话也仍旧是适用的。
　　《资本论》第一卷以各种方式应用了神话人物和事件。第一种方式可以称之为“直用法”：普路托（或称普路同）象征财富；墨杜萨[76]所象征的东西太可怕了，没有幻想安慰自己是看也不敢看一眼的：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墨杜萨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象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那末我们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

　　“独眼巨人似的”用来生动地形容大机器；普罗米修斯总是一种高尚有益的原则的代表，被强大的暴政禁锢了一个时期：

　　“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淮斯托斯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77]

　　《资本论》第一卷中应用古典神话的第二种方式可以称为“倒用法”。我们经常看到，这似乎是马克思的“批判的”头脑的一种特有的产物。

　　“珀尔修斯[78]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79]

　　在这里，珀尔修斯的神话被当作针对现代的不可取的态度的一个反形象，推动“事情向正确道路发展”的一种鼓励。这同最后一种应用神话的方式——讽刺法或滑稽模仿法——显然是有关联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同在海涅和奥芬巴赫[80]的作品中一样常见这种方式。例如，分工据说产生了（只需看一眼俄耳甫斯[81]的命运）“诗人的分散的肢体”（disiecta membra poetae），而在1866年口蹄疫大流行时英国土地所有者的叫嚷据说证明了“即使不是印度教徒也可以礼拜撒巴拉神牛，即使不是丘必特也可以变成牛。”[82]
　　马克思常常把他引用的古代世界诗歌中所描写和体现的那种态度拿来同十九世纪对比，倒不是作为仿效的模范，而是提醒我们十九世纪有它自己的相对的不人道之处。我们并不希望恢复到一个人的充分发展依靠对另一个人的奴役这种社会秩序中去，但是马克思问他同时代的人，在我们“自由的”人所组成的“基督徒”社会中，我们难道没有造成一种比古代的奴役更坏的奴役吗？

　　“西塞罗时代的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83]，曾歌颂碾谷的水磨这种一切生产机器的最初形式的发明，把它看作是女奴隶的解放者和黄金时代的复兴者！‘异教徒！噢，这些异教徒！’他们对政治经济学和基督教一窍不通，就象有学问的巴师夏和在他以前的更聪明的麦克库洛赫[84]在这方面所发现一样。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机器是延长工作日的最可靠的手段。他们也许会辩护说，一个人受奴役是使另一个人获得充分发展的手段。但是，要鼓吹群众受奴役，以便使少数粗野的或者没有多少教养的暴发户成为‘卓越的纺纱业主’、‘了不起的香肠制造业主’和‘有势力的鞋油商人’，那他们还缺少特殊的基督教才能”。[85]

　　马克思是从十八世纪一个德国贵族克利斯安·冯·施托尔贝格[86]伯爵的译本中引用安谛巴特洛斯的有关诗句的，这个译本是弗莱里格拉特给他找出来的。
　　这里不妨提一下，马克思引用安谛巴特洛斯的诗句后来对威廉·莫里斯[87]鼓吹在英国实现社会主义起了一种关键性的作用。莫里斯不畏艰难地读了《资本论》：

　　“在参加了社会主义的组织以后……我自觉地要想了解了解社会主义的经济方面，甚至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不过我必须承认，我虽然很赞赏《资本论》的历史部分，但是在读这部巨著的纯经济.学部分时，却感到头脑混乱。不过，我还是尽力读了它，并且希望，我读了以后有些知识能牢记不忘……”[88]

　　使威廉·莫里斯无疑地“牢记不忘”的一个知识就是安谛巴特洛斯的那句诗，他在他的那篇《财阀统治下的艺术》的论文中表明了这一点：

　　“那末，艺术一定有了问题，要不就是文明的屋子里的幸福生活出了毛病。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种毛病？你说是机器劳动？不过，我读到过引用古代一位西西里诗人的诗句，对水力推磨的发明表示欢呼，对人力由此而从手推磨的苦役中解放出来表示高兴；所谓节省人力的机器的发明肯定是人类的一种自然的希望，没有问题，是自然的希望，因为虽然我说过，劳动包括艺术，应该同时带来享乐，但是没有人能否认，还有某种必要的劳动本身并不令人感到愉快，还有许多不必要的劳动简直是痛苦的。如果能用机器尽量减少这种劳动，即使用尽才智也一点不算浪费，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吗？看看世界各地……”[89]

　　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欢迎的例子，说明《资本论》中引用文学作品能使那些不能自然地或容易地领会经济学公式或统计数字的人也能领会马克思的论点。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文学以两种相互有关的方式起了文献纪录的作用。与柏拉图、修昔的底斯、色诺芬、塞克斯都一恩披里柯[90]的引语一起，《奥德赛》被引用来作为古代世界分工情况的证据；安谛巴特洛斯被引用来说明当时特有的态度和希望。比较近代的作家的作品也可以起这种文献纪录的作用。小作家可能清楚地不自觉地暴露了那个崇拜（因而购买）他们作品的阶级的偏见、成见、世界观：例如，光是提一下马丁·塔波尔[91]牧师的名字就可以为马克思起一种代表维多利亚时代的假装虔诚的简明象征作用。[92]马克思好象直接继续《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神圣家族》似的评论道，“现代资产阶级的平庸，从它的‘大思想家’的水平上就可以测量出来”。[93]中等的作家，或者文学上抱负不大的作家，有时可—.能直接反映了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的困境，令人感动：马克思完全赞同地引用了彼埃尔·杜邦[94]的诗《工人》（1796）中的几行，这首诗详细反映了城市贫民的困苦。但是，伟大作家却不止如此：他们能够创造特殊的人物和事件，使我们看到或认出支配性格和社会行动的一般规律。“例如巴尔札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那个开始用积累商品的办法来贮藏货币的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95]，在他笔下已经是一个老糊涂虫了。”[96]
　　有些作家有这样的才能，能够在他们的作品里表现简单化的社会关系模特儿，以此来说明我们在比较复杂的社会中所看不到的事实。在这里，最主要的例子便是《鲁滨逊漂流记》，这部作品在《资本论》中受到的对待比在《大纲》的导言中似乎要好一些：

　　“既然政治经济学家喜欢鲁滨逊的故事，那末就先来看看孤岛上的鲁滨逊吧。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有一些需要要满足，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做工具，制家具，养山羊，捕鱼，打猎等等。关于祈祷一类事情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我们的鲁滨逊从中得到快乐，他把这类活动当作休息。尽管他的生产职能有各种各样，但是他知道，这只是同一个鲁滨逊的不同的活动方式，因而只是人类劳动的不同方式。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在他全部活动中，这种或那种职能所占比重的大小，取决于他为取得预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难的大小。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耗费的劳动时间。鲁滨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在这里是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连麦·维尔特[97]先生用不着费什么脑筋也能了解。但是，决定价值的一切必要因素都包含在这里了。”[98]

　　因此，鲁滨逊漂流孤岛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代表“经济计划人员”，特别是十八世纪“道地的英国人”的性格典型。在一件东西的价值同所化劳动量成正比例而不受市场因素的影响的环境中，经济活动是怎样进行的，这个故事也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模特儿。[99]
　　怎样把这样一个模特儿用来构想一个与笛福所想象的完全不同的世界，用来设计一个社会乌托邦？马克思在几页以后又回到鲁滨逊怎样分配他们劳动和时间时，对此作了说明：

　　“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特点又重复一遍，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复。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劳动的结果，因而是他个人使用的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这个有关合体的生产组织本身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按一定的社会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这个联合体的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各个劳动者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100]

　　当然，这远远超过了笛福的范围；但是这个分析是笛福所引起的，而且由于他所提供的模特儿而更加清楚，更加容易理解了。
　　《资本论》第一卷中所以这样经常表明伟大作家能“预示”发生在他们之后的时代的现象，同他们有能力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创造典型和模特儿。有关马克思在指出这种预示时常常用德文schon（已经）这一词；例如马克思在谈到现代经济学家没有能力丢掉他们的过时概念和范畴时说：“而从另一方面说，堂吉诃德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已经遭到了惩罚。”[101]同样，莎士比亚的道格培里[102]也预示了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教授，当然不是很具体，但是用论辩的形式；“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我们的好朋友道格培里，他教导巡丁西可尔说：‘一个人长得漂亮是偶然的运气，会写字念书才是天生的本领。’”[103]因此马克思能够把他本人的时代的乡绅称为“英国的道格培里们”，因为他们用某种歪理来为他们苛待雇工进行辩解。《泰晤士报》刊载的艾德蒙·波特尔[104]的一封信使马克思想起了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中宫廷侍卫长卡尔勃的几句话，而在屈莱顿[105]重写的《修女的牧师的故事》中，他发现了“预示”教友会派童工雇主的先身：

　　“狐狸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
　　它不敢发誓，一味妖言惑众，
　　它一双贼眼四处探索，佯作忏悔者的神情，
　　它想破戒，不先祈祷一番，不成！”[106]

　　这同马克思赞许英国经济学家亨利·罗伊引用布瓦洛[107]四《讽刺诗集》中一首诗来指出格莱斯顿1863年和1864年预算演说中的矛盾是一致的；同保尔·拉法格所说的马克思对巴尔札克的估价也是一致的。据保尔·拉法格说，他的岳父认为，巴尔札克不仅是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历史家”，而且是那些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尚在胚胎状态而到巴尔札克死后才充分发展起来的性格典型的先知创造者。[108]
　　因此，大作家产生了典型、模特儿，预示了未来。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来说，他们的作品也是类比的宝库：

　　“因此，商品要实际上起交换价值的作用，就必须抛弃自己的自然形体，从只是想象的金变为实在的金，诚然，商品实现这种变体，同黑格尔的‘概念’实现由必然到自由的过渡相比，同龙虾脱壳相比，同教士圣热罗莫解脱原罪相比，是‘更为困难的’。商品除了有例如铁这种实在的形态以外，在我们想象中还可以有金的形态，但它不能同时既是实在的铁，又是实在的金。要规定商品的价格，只需要使想象的金同商品相等。但商品必须为金所代替，它才能对它的所有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例如，铁的所有者遇见某种享乐商品的所有者，他向后者说铁的价格已经是货币形式了，后者就会象圣彼得在天堂听了但丁讲述信仰要义之后那样回答说：

　　“‘我们现在已经明白，
　　这个铸币的重量成色，
　　但是请告诉我，你的钱袋里有吗？’”

　　“价格形式包含着商品为取得货币而让渡的可能性和这种让渡的必要性。”[109]

　　对于但丁放在天堂守护神嘴里说的关于金钱的隐喻，马克思显然感到很好玩，通过他自己的类比，又应用到但丁当初所根据的世俗事情中去。但是但丁也提供了比较严肃的类比。在《炼狱》第五节中，维吉尔告诉但丁继续向前，不要放慢步伐；维吉尔在诗中问道：“他们在这里窃窃私议，这对你有什么相干？跟着我走，让人们去说罢”：

　　“Vien retro a me，e lascia dir le genti.”

　　马克思没有维吉尔可以跟随，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的末尾，把这句话用在自己身上，不过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改动：

　　“Segui il tuo corso，e lascia dir le genti”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110]

　　当然，最后，但丁《地狱篇》里的种种地狱恐怖是可以同现代世界的种种恐怖作类比的，只是后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已。例如，维多利亚时代的火柴工厂，由于在没有任何防护设备的情况下处理磷而可能带来可怕疾病，是大大超过那位中世纪作家为自己和为读者所想象的任何情景的：“如果但丁还在，他一定会发现，他所想象的最残酷的地狱也赶不上这种制造业的情景。”[111]
　　古代作家所想象的地狱可以用来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现实情况的类比和说明。马克思在一一列举政府《蓝皮书》中所泄露的情况时，插进了一句话，提到奥德赛游地狱，十分击中要害：

　　“一大群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各色各样的工人，争先恐后地向我们拥来，简直比被杀者的鬼魂向奥德赛拥去还要厉害。即使不参考一下他们腋下夹着的蓝皮书，我们也可以一眼看出他们从事过度劳动的情况。现在让我们从这一大群人当中再挑出两种人来，一种是女时装工，一种是铁匠。这两种人的鲜明对照表明了在资本面前人人平等。”[112]

　　在这一段文章中插入了一句讽刺地模仿基督教信仰的话（“在资本面前人人平等”），使得马克思把维多利亚时代劳动条件同诗人想象的地狱所作的类比有了更进一步的意义。诗人所能给我们的，是刺激我们作出感情上的反应，同时向我们提出了一种标准，以此来衡量马克思想要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恐怖情景。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中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比被杀者的鬼魂“更加迫切地”挤进了马克思的想象之中；维多利亚时代的劳动条件“超过了”但丁所想象的地狱，也如马克思后来所说，这些条件“超过了我们的小说家的最可怕的幻想。”[113]这里不妨提醒一下：马克思所列举的劳动条件恶劣超过小说家最可怕的幻想的行业，有伦敦的印刷厂。文学作为商品，文学作为书籍，能够象十九世纪社会的其他商品那样容易地奴役人和侮辱人。

　　“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很早就告诉读者说，“类比只能到此为止。”[114]马克思对于类比的限度的这种体会，可能有助于说明，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和在其他地方为什么经常改动伟大作家所创造的人物，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进行加工。例如，狄更斯要是还活着就会发现，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福格特先生》[115]中那个口若悬河的杀人犯，以他笔下的人物比耳·赛克斯[116]名字出现，但是他却认不出来了。在海涅的作品上，马克思甚至走得更远：在改写了海涅的《新春》和《亨利希》中的诗句后，马克思开始用海涅的论战风格写下去，虽然讽刺地否认他是这样做的：“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耶利米·边沁称为资产阶级愚蠢方面的一个天才。”[117]

　　但是，马克思这么处理边沁是为了要表明文学类比的用途而不是仅仅它的限度。他写道，“边沁在哲学家中的地位，就象马丁·塔波尔在诗人中的地位一样。他们两人只有在英国才能制造出来。”[118]这样就一举“识别了”边沁、塔波尔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制造业精神。自称为亨·克劳伦（即卡尔·海因，1771—1854）的德国哀情（骨子里是色情的）小说家也被引用来用于同一目的：

　　1836年的一个早晨，以经济学识和文体优美著称的纳骚·威·西尼耳，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中相当于克劳伦的人，从牛津被召往曼彻斯特。他在牛津教授经济学，现在被召到那里去学习经济学（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用）。[119]

　　类比可以用于人，也可以用于时代：象“经济上的狂飙时期”或“生产过程的狂飙”这样的比喻，可能很容易地暗示，十八世纪文学界的动乱同十九世纪经济界的动乱有一定限度的相似。但是象往常那样，马克思应用类比，除了因为两者相似以外也同样为了两者的对照：

　　“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以真正的哥特谢德式的天才发现，如果说剩余价值，或者剩余产品的形成，在今天来说，是由于资本家的节俭的话，那么在较低的文明阶段，这是强者迫使弱者实行节约。”[120]

　　这里用了修昔的底斯的名字显然是为了用对照的方法帮助我们“识别”罗雪尔，而常常被马克思当作取笑对象的十八世纪文学理论家约翰·哥特谢德则是用来以类比的方法帮助我们识别罗雪尔的。
　　从情节剧、滑稽剧、大戏、以及其他戏剧娱乐节目中引用的熟见隐喻，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层出不穷，不过具体环境不同了，而且常常有了新的涵义。在《商品的流通》一章中，商品和货币在脱离了制造它们的人而异化后，演出了自己的一场戏，通过从《罗密欧和朱丽叶》中引用的一句话，甚至有了莎士比亚的味道：

　　“我们看到，商品爱货币，但是‘真正的爱情，所走的道路永远是崎岖多阻’……一个商品的总形态变化，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包含四个极和四个登场人物。最先，一个商品遇到了货币。……商品在第一阶段，即在出卖时，一身扮演两个角色。……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121]

　　在全部三卷《资本论》中，我们都发现马克思把资本和地产人格化了，把它们变成了“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中的公民）。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122]因此有人不无理由地说，马克思把他的经济论文写成了一部悲剧，由资本老爷和集体工人演出，他在这里让世人读到了“现代最戏剧化的一部书。”[123]
　　我们不需要进一步说明，这种戏剧化的手法也能够以最最直接有力的方式令人信服地证明马克思关于“物化”的论点，关于人的手脑的产物作为一种异已的东西存在于他面前的论点。
　　鉴于马克思所看到的十九世纪欧洲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演出的悲剧，任何田园诗式的想法不仅是不合实际的，而且是极其错误的。“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或者，又是用更加讽刺的口吻说：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124]

　　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背景，帮助我们了解马克思为什么常常表示不喜欢象盖斯纳[125]的田园诗和奥尔巴赫的乡村小说这种文学现象。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除了上述那些附带提到文学作品、类比、隐喻的情况之外，还有直接引用《圣经》、维吉尔，尤维纳利斯，[126]贺雷西的作品的话；直接引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上篇的话（把快嘴桂嫂的怪话颠倒过来使用；这是马克思惯用的手法）；[127]直接引用莫尔[128]的《乌托邦》，巴特勒[129]的《胡迪布腊斯》和伏尔泰的《老实人》的话——而且通过暗喻，引用了恐怖故事（狼人和吸血鬼的形象！），德国的民间文学（特别是《福尔土纳特》）、流行歌谣、歌曲小调、传说、童话、神话、谚语。《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的最生动的散文大部分则是那些不是一般“文学”作家的作品。例如，马克思喜欢—向他的读者介绍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爵士[130]（1623—1687）的贴切的隐喻和幽默的类比，《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篇以配第的开玩笑地用脑肥肠满形容货币的话来结束。[131]
　　但是，同时，马克思再一次表明，对于内容乏味、思想懒惰的“漂亮文章”他极其不信任。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有时甚至还讽刺地模仿这种文章。[132]他再一次抨击蒲鲁东模糊了比喻和现实的界线（马克思说，蒲鲁东把“劳动”商品看作是“语法上的省略”）[133]，而且一再经常表示，他不信任那些卖弄文学学识的经济学家：

　　“他们企图以卖弄文史学识或用无关材料的大杂烩来掩饰他们在科学上的无能为力的感觉，来掩饰他们不得不把自己也完全外行的一门学科教授别人时感到的心虚胆怯。”[134]

　　由于这个缘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于他认为“文学上有欠缺”的作品，在风格上和阐述上有欠缺的作品，态度也许反而更宽厚一些；而对马考莱和后来的卡莱尔[135]这种博学的讲究文体的作家，评论起来则十分苛刻。[136]
　　《资本论》第一卷使读者毫无怀疑地认为，凡是超过简单生理需要的一切需要都是由历史或社会条件决定的：

　　“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notwendige Bedarfnisse〕的数量和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明阶段〔Kulturstufe〕，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137]

　　在“工作日”这重要的一章中，他又说：“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文明发展总阶段所决定。”[138]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的通篇著作中，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对世界名作家的作品的涉猎，放在他现在已经充分形成的、关于专属于人的劳动的见解上来加以观察：

　　“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他工作的材料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界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要用力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劳动者的意志始终与其目的一致——这表现为集中注意力。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他的注意力就越是要紧张地集中。”[139]

　　伟大文学的创作和吸收，使得那些有足够的幸运条件能够从事文学的人尽情发挥他们的智力，这是大大超过动物力所能及的。而十九世纪工厂工人却被剥夺了这种享受和其他许多享受。
　　所有这一切同上文（见本书上文第312页）所已经阐明的“自由王国”概念是有明显关系的；这说明关于文学在社会中的作用、关于读者的要求与作家的反应之间的复杂关系，存在着许多问题，而马克思却一直没有时间来加以充分阐明，进行论辩或解答。但是，他使他的读者毫无疑问，他认为这种问题是重要的。在《资本论》中，他的最大的蔑视是留给英国的功利主义者的，因为后者认为，艺术批评是“有害的”，因为它妨碍正派人享受马丁·塔波尔的作品。[140]
　　《资本论》第一卷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读者表明，在现代社会中，有钱人的生活，从一种精神意义上来说，象穷苦人的生活一样容易退化堕落。“商品拜物教”把实行它的人一起拉了下去。在十九世纪的文明社会里，商品似乎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和帝国，颁布了一个拉平价值的总法令：

　　“商品所有者与商品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对商品来说，每个别的商品只是它本身的价值的表现形式。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同任何别的商品交换，哪怕这个商品生得比马立托奈斯还丑。”[141]

　　毕竟，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马克思是怎样运用文学的，因此我们就不会觉得奇怪，马克思笔下的商品准备对具有理性、感情和人性需要的人实行控制，这个画像最后使人联想到《堂吉诃德》。
　　过去时代的伟大作家对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人类从他所看到的片面发展的跛子发展为一种新型的“全面的人”——远景，有他们要起的作用。他象席勒和荷尔德林[142]一样热切地希望这种“全面的人”的出现：

　　“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143]

　　但是，马克思认为，把这种想象化为现实，需要比席勒的“对人的美学教育”更加激烈的东西。文学可以帮助揭露旧秩序的缺陷，预示一个更美好、更完善的生活的到来；它可以用细致的方式改造人，使他们对社会变化有所准备；但是它并不是能使资本主义的耶利哥城墙闻声就倒塌的号角。
　　尽管如此，我们已经作了充分说明，指出即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心目中也是从来没有脱离美学考虑的。我们已经多次指出，在他谈到社会生产、分工、商品生产、“拜物教”、或者未来的“自由王国”时，这些美学上的考虑是始终存在的。[144]因此，《资本论》第一卷对于那些甘冒初读困难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有极大的魅力。他们在那里曾经找到过，而且仍能找到许多有趣的东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清楚地说明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不同；研究方法要求从事研究的人“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而叙述方法则是按逻辑和时间的次序来说明事情的发展，“材料的生命”是“观念地反映出来”的。[145]
　　关于马克思的经济著作在近年来所引起的方法学上的兴趣，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已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一书中作了令人极其难忘的叙述。詹姆逊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研究是“内容通过本身内在的逻辑产生范畴，然后用这些范畴把自己组织成一个正式结构的方法的典范”，他这话指的显然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一章。因此，它作了“一个典型的示范表演，说明辩证思维是不断地产生和消亡思想范畴的过程。”正如马克思在这里表明的，可以认为辩证思维有“双重的历史性：不仅它所研究的现象是历史性的，而且它必须把用以了解这些现象的那些概念解冻，把后者的不变性解释为本身就是历史现象。”詹姆逊为了要说明阿多诺[146]、布洛赫[147]、本杰明和萨特[148]以不同方式从马克思的实践中所取得的教训，又说：“这说明为什么真正的辩证方法的批评总是必须包含对它自己的思想工具的评论，作为它自己工作方法的一部分。”[149]可以万无一失地假定，马克思要是看到有人在他的著作中寻找一种工作的方法，“一种在时间中运动的形式”，而不是“一种客观的.有系统的观念整体”[150]，他一定不会感到高兴的。但是，对于那些认为他的著作极有意义但是又不能完全同意他的社会和政治信念的人——这种人很多——来说，对于那些终于觉得马克思的重要性已达到不能让马克思主义者独家垄断的程度的人们来说，这是一种一定会引起他们兴趣的可能性。



[1]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926页。（此处原书所引英译文译成中文为：“自由王国只有在生活的必需和世俗的因素所规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真正开始；因此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实际物质生产范围之外。”——译注》

[2] 大卫·麦克莱兰：《卡尔·马克思的思想》，第84—85页；另参阅同一作者的《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和思想》（伦敦，1973年），第422页，“因此，《资本论》第3卷手稿..实际上仍处于1864—1865年以来所处的状态。马克思在1870年几乎改写了第2卷的一半，但以后只作了一些次要的增补和修正——因为，正如他临死前不久对爱琳娜所说的，他认识到究竟怎么‘利用它'要看恩格斯了。”

[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855页。（原译文为“撇开真正的艺术作品不说（按问题的性质来说，这种艺术作品的考察不属于我们讨论的问题之内）”，作为引文似不成句，故改详如上。——译注）

[4] 马克思著《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即《资本论》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第六章〕，社会主义文献丛书，新批判出版社（法兰克福，1969年，第2版，1970年），第74页。（引文参考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5页。——译注）

[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149页。

[6] 同上书，第377页。

[7]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432页。

[8] 同上书，第415到。

[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302，299页。参阅米·里弗希兹：《卡尔·马克思的艺术哲学》，第98页：“马克思严厉地批判了所有“关于智力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笼统肤浅的类比”。他嘲笑一切企图把艺术家、文学家，经济学家说成是‘斯密所谓的生产劳动者'的人，因为据说他们生产的‘不仅是特殊种类的产品，而是物质劳动的产品，所以他们直接生产财富’。所有这些企图表明‘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

[10]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 卷，第1册，第296页。

[11]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标并不是生产商品本身，而是利润。在这个社会里，劳动只有在为资本和资本家创造利润的时候才是生产的。因此，在这个资产阶级所支配的社会里，艺术家、作家、以及作为艺术家的建筑师所进行的劳动（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相反）没有被认为是社会劳动，决定艺术作品的价值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偶然因素，也就是正好感到有消遣、娱乐、逃避的特殊需要的人手头有多少钱。尽管如此，剧院，举例来说，仍是一种企业，既然投了资本进去，就得生产利润；观众所得到的那种“货物”是他们从全面生产和剩余价值中所得的收入来支付和消费的。”（亨利·勒弗教夫勒；《马克思的社会学》，第107—108页。）

[12] 此句译文请参见本章开始的第一个注释。——译注

[1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926—7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译注）另参阅伊·麦斯扎罗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一书，第216页和米·里弗希兹：《马克思的艺术哲学》一书，第115—116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圣·路易斯，1973年），第16页。

[1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296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16]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圣·路易斯，1973年），第64页。

[17]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296页。

[18]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892页。

[19] 同上书，第26卷，第1册，第299，311，167页。

[20] 同上书，第25卷，第447—448页。另参阅马克思在《大纲》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里对亚当·弥勒更详尽的批判。《大纲》（柏林，1953年版），第413和694—695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 62—63页）。

[21] 《马恩全集》，德文版，第26卷，第1册，第146，197页；第2卷，第117页。（中文版未保留拉丁文。“fruges consumere nati”意“为享受果实而生的人们”（贺雷西语），“vos，non vobis”意“你，不是为你”，“materiam superabat opus”，意“工艺胜过原材料”。——译注）

[2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册，第596—597页。

[23] 《工资、价格和利润》，《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200页。

[24] 卡普勤教士（Kapuzin），意即天主教方济各会托钵僧。——译注

[25] 约瑟夫·唐森（1735—1816），英国教士，地质学家和社会学家，鼓吹反科学的人口论，后为马尔萨斯所利用。一一译注

[26] 詹姆斯·斯图亚特（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27] 罗伯特·华莱士（1697—1771），英国教士和统计学家，鼓吹反科学的人口论，后为马尔萨斯所利用。——译注

[28] 克劳德·雅克·埃尔伯（1700—1758），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马尔萨斯的反科学的人口论的前辈之一。——译注

[2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128页。

[30] 同上书，第26卷，第3册，第186页。

[31] 同上书，第25卷，第612页。

[32] 《马恩全集》，補文版；第26卷，第3册，第442页。

[33] 纳撒内尔·李（1653—1692），英国剧作家，他的悲剧在当时深受欢迎，《两后相争，或亚历山大大帝之死》写于1677年。他也同屈莱顿合作写剧本。——译注

[3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47页。（原译文为“希腊人遇到希腊人就发生激战”，现意译如上，始似成谱。又原译注释中把《两后相争》误译为《王后的情敌》。——译注）

[35] 汤姆·泰勒（1817—1880），英国剧作家和记者。——译注

[3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3册，第31页。

[37] 弗利兹·罗伊特（1810—1874），低地德语作家，文学评论家，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德国狭隘的地方文学代表人物。督察长布雷济希大叔是他的短篇幽默小说中的人物。——译注

[38]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541—542页。（中译本把督察长（Inspektor）误译为检察官。——译注）

[39] 散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26卷，第3册，第90—160各页。

[40]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127页。对科贝特的比较冷静的看法，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23页。

[41]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47—48页。

[4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433—434页。（此处译文有改动。——译注）

[43] 《同时代人心目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第26页（保尔·拉法格）。

[44] 托马斯·霍吉斯金（1787—1869），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他从空想社会主义的立场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批判资本主义，他利用李嘉图的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译注

[4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册，第303、558页。

[46] 贝尔纳德·孟德维尔（1670—1733），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译注

[47]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416—417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48]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126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49] 同上书，第 31卷，第135页。（原译文把最后一句“……没有辩证结构的著作”译为“……不是辩证地分解了的整体的著作，"——译注）

[50]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 卷，第651页。（最后一句出自歌德的《浮士德》，郭沫若译本为，“有两种精神居住在我们心胸，一个要想同别一个分离！”（《浮士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5页。）——译注）

[51] 麦克斯·威伯（1804—1920），德国社会学家，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注

[52] 厄恩斯特·特鲁尔契（1865—1923），德国学者，研究宗教、社会史、宗教哲学与历史哲学，著有《基督教教堂的社会教义》等著作。——译注

[53] 里查·亨利·陶纳（1880—1962），英国历史学家。他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是研究 16和17世纪新教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经典著作。——译注

[54] 例如见《马恩全集》，第23卷，第105，652页。（《启示录》引文据通行《圣经》官话译本为：“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作买卖。”——译注）

[5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 卷，第838页。（此处译文第二句“劳动力的供求规律”与“劳动力的变动”，原译文为“劳动的供求规律”与“工资的变动”。又原译文最后一句为“但是在殖民地，这个美丽的幻想破灭了”为求与下文数处引文一致，改译为“但是在殖民地，这个美丽的幻想撕破了。——译注）

[5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33页。（原译文"面纱”译为“帷幕”，为求与其他引文译文一致，改译为“面沙”。——译注）

[57] 马克思：《数学手稿》（莫斯科，1968年德文版），第192页。

[58]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 卷，第102页。

[5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99页。另参阅歌德的《西方与东方的合集》中的《致祖莱卡〔《帖木儿篇》〕。

[60]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 卷，第104页。（原译文为“我们的商品所有者在他们的困难处境中是象浮士德那样想的：‘起初是行动’。因此他们没有想就已经做起来了。商品本性的规律通过商品所有者的天然本能表现出来。”其中“起初是行动”根据郭沫译本和《圣经》官话译文改为“泰初有为"。（《浮士德》，郭沫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第61 页，）后两句译文也略有改动。——译注）

[61] 《大纲》，第 592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443页，第23卷，第221页。（三处引文中译文都把所引《浮士德》中诗句根据郭沫若译本译为“害了相思病”，但按下文来看，似以译为“有春情在体内发作”为宜。——译注）

[6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 卷，第84，87，220，777—778页。（“……缺乏概念的地方，字眼就及时出现”郭译为“因为在恰好的地方，有时用得着没有意义的言语”（见郭译《浮士德》，第94页），“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郭泽为“超凡而不入圣”（见郭译《浮士德》，第188页）；“……这正是使我发笑的原因”两行诗句在郭译本《浮士德》中漏译；“至尊”袭用郭译，原义为“主”，指上帝，也可用作贵族称谓，通译“勋爵"，“爵爷"，故也可指“侯爵 ”。——译注）

[63] 达费林侯爵，弗雷德里克·坦普尔·汉密尔顿·坦普尔·布莱克伍德（1826—190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自由党人，爱尔兰大地主，加拿大总督（1872—1878），印度总督（1884—1888）。——译注

[64] 《浮士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8页。见《浮士德》第一部《天上序幕》，此处所引的是菲力浦·魏恩所译的英译文。

[65] 见黑格尔的《法哲学》序言（见《法哲学原理》1961年商务印书馆，第6页）和《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很少有引用文学作品面不随意删节的；引用歌德作品也不例外。

[66]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67年），第27—28页。

[67]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18—319页。

[68] 同上书，第750页，脚注（165）。

[6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31页，脚注（307）。

[70] 同上书，第152页。

[71] 马屠朗·雷尼埃（1573—1613），法国讽刺诗人。——译注

[7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23卷，第152页。

[73] 普路托，罗马神话中的地府之神。——译注

[7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52—153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译注）此处引用的索福克勒斯英译文是E·F·瓦特林所译。

[75] 阿泰纳奥斯（2世纪末至3世纪初），古希腊雄辩家和语法学家。——译注

[76] 墨杜萨，一译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被其目光触及者即化为石头。——译注

[77]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52—153，11，708页。另参阅海曼关于《资本论》第1卷中“隐喻神话”和“隐喻仪式"的评论：“如果工人是西绪福斯和普罗米修斯，资本就不仅是蛇发女怪和复仇女神，而且是一整套的超自然恐怖。它是一个‘只靠吸活的劳动为生的吸血鬼一般的’怪物；‘对劳动的活血象吸血鬼一样嗜血’……它‘对剩余劳动象狼人一样有食欲’。《资本论》中的机器是吃人魔王：‘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里充满了整座整座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关于机器的两页屡次谈到‘独眼巨人似的’，‘独眼巨人似的’，‘独眼巨人似的’，‘巨型的’。‘怪物’，‘重得连托尔也举不起来’，资本家是恶魔……什么都物化了，凝固了，石化了；商品是‘物化工时的确定总体’；‘货币是交换过程中必要物化形式’；……‘货币石化为贮藏’等等。但是这种死的东西在马克思的童话世界中会觉醒过来，资本‘有了能够自己增殖的神秘性质。它带来活的子息，或者至少说，能生金蛋。’象《睡美人》中的王子一样，‘活的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从沉睡中醒过来。’”（《缠结的组合》一书，第134—135页。）（引文中“独眼巨人似的”在原译文中作“庞大的”，作为一般形容词这样译本无不可，但在此处因涉及隐喻神话，故改为直译，——译注）

[78] 珀尔修斯，宙斯和达那厄的儿子，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之一。——译注

[7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 卷，第11页。

[80] 雅克·奥芬巴赫（1819—1880），著名的法国作曲家，古典小歌剧的创始人之一。——译注

[81] 俄耳甫斯，希腊神话中的著名歌手；他能以歌声使山林岩石移动，使野兽驯服。他的妻子被毒蛇咬死，心里悲痛，不再续娶。传说由于他不敬重酒神，后被酒神的迈那德妇女们杀害，把他尸身撕得粉碎。头随着海水漂至到斯波斯岛，这里后来成为古希腊抒情诗歌的故乡；过肢被埋在奥林帕斯山麓，后来耶里的夜莺比任何地方都唱得动听。——译注

[8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23卷，第633页脚注（16）。

[83] 安谛巴特洛斯（公元一世纪），古希腊诗人。——译注

[84] 约翰·拉姆赛·麦克库洛赫（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狂热辩护士。——译注

[8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47—448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86] 克利斯提安·冯·施托尔贝格（1748—1821），德国诗人和翻译家。——译注

[87] 威康·莫里斯（1894—1896），英国诗人，画家和社会活动家，80年代参加英国工人运动。——译注

[88] 《威廉·葛里斯的政治著作》，A·L·頓编，第242页。450

[89] 《威廉·莫里斯的政治著作》，A·L·莫顿编，第73页。

[90] 塞克斯都—恩被里柯（2世纪），古希腊怀疑论哲学家。——译注

[91] 马丁·塔波尔（1810—1889），英国作家，马克思认为他是贪图微小成就的庸俗化身。——译注

[9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69页。

[9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66页。

[94] 彼埃尔·杜邦（1821—1870），法国诗人，作品在工人中广为流行。——译注

[95] 高布赛克是巴尔扎克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译注

[9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46页，脚注（28a）。

[97] 麦克斯·维尔特（1822—1900），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②.453、

[98]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93—94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99] 参阅伊昂·瓦特利用马克思的见地来比马克思更加透彻地分析《鲁滨逊漂流记》的那篇卓越的论文：《鲁演逊神话论》，载于《文艺评论》第1卷（1951年），第95—119页。

[100]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95—96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101] 同上书，第99页。（原译文没有“已经”两字，是本书译者后加的。——译注）

[102] 道格培里是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中的人物，自大而愚蠢的官吏的化身。——译注

[10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00—101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104] 艾德蒙·波特尔，19世纪英国工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

[105] 约翰·屈莱顿（1631—1700），王政复辟时期英国古典主义杰出的代表，英国文学批评的创始人。——译注

[10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60、631、270（脚注55）页。

[107] 尼古拉斯·布瓦洛-戴斯帕莱奥（1636—1711），法国诗人与批评家，他模仿贺雷西和尤维纳利斯的笔法写成《讽刺诗集》（1566），抨击了当时社会和文学的缺点及癖好。——译注

[108]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 卷，第716页；《同时代人心目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第20页。

[10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 卷，第121—122页。（译文略有改动，又原译文诗句为：“这个铸币经过检验，重量成色完全合格，但告诉我，你钱袋里有吗？”——译注）

[110]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3页。

[111] 同上书，第275—276页。

[11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83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113] 同上书，第509页。

[114] 同上书，第72页。

[115] 同上书，第484页，和第14卷，第455页。

[116] 比耳·赛克斯是狄更斯小说《奥列佛·特惠斯特》中的强盗。——译注

[117]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69页脚注（63）。（原译文下半句为“……我就要把耶利米·边沁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译注）

[118] 同上书，第669页。

[119] 同上书，第251页。（原译文最后一句为“……现在被召到这里来学习经济.学”，其中“这里来”似应译为“那里去。”——译注）

[120]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 卷，第244页脚注（30）。（原译文略有不同：“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先生以真正的哥特谢德的天才发现，在今天，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形成，以及与此相联的积累，是由于资本家的“节俭”，为此，资本家‘比如说，要求得到利息’，相反，’在极低的文化阶段……是强者迫使弱者节俭’。”——译注）

[121]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26页（作者此处误记，“真正的爱情，所走的道路永远是崎岖多阻”这句话出处见《仲夏夜之梦》第一幕第一场。——译注），第130页《原译文为“……一个商品的总形态变化，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包括四个板和三个登场人物。最先，与商品对立着的是作为它的价值形态的货币。……商品在它的第一个转化中，即在出卖时，一身兼有这两种作用……”。——译注）；第 131、168页。

[12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938页。

[123] 见R·C·塔克著（卡尔·马克思的哲学和神话》，第2版（剑桥，1972年），第204、215、221、226页。另参阅斯达得勒著《卡尔·马克思。思想和政治》，第2版（哥亭根。1971年），第129页。马克思著作的戏剧性质，特别是《资本论》的戏剧性质，时常有人谈到。有些评论家说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情节剧（海曼在《缠结的组合”第146页上甚至提出了一个剧名：《取消劳动力抵押权》）；别的评论家则比较尊重，说是喜剧或悲剧，“马克思作为论辩家最拿手是……他揭露虔诚的抽象道理这种面具的时候，是他揭开这种面具，让人们看到面具下面的简单的不光彩的真相的时候。……他的方法是一种典型的喜剧方法。除了这种方法，还有他对思想统率人类事务的奇怪能力的认识。因此，他的历史分析有一种累积的、无情的逻辑和一种悲剧的性质。象俄狄浦斯一样，马克思所叙述的人类历史中的演员是易受到无情的必然性支配的，不论他们做什么都无法阻挡这种必然性的发展。然而把他们同这个命运相连接的东西就是他们自己的悲剧式的盲目性，他们自己的idées fixes〔固定观念〕，使他们不能及时看到事实真相。在马克思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中，我们看到了希腊戏剧的典型问题——愚昧无知同自我欺骗的关系，自我认识同自由的关系。”（弗兰克尔《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和实践》，载于《马克思和当代科学思想》，第31页）

[12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82、801页。

[125] 所罗门·盖斯纳（1730—1788），瑞士诗人和风景画家。——译注

[126] 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1世纪—127年以后），著名的罗马讽刺诗人——译注

[127] “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对它怎么办。”（见《马恩全 集》中文版，第23卷，第 61页。）参阅《亨利四世》，上篇，第三幕，第三场。

[128] 托马斯·莫尔（1478—1535），英国人文主义作家，空想共产主义的早期代表之一。——译注

[129] 塞缪尔·巴特斯（1612—1680），英国讽刺诗人。——译注

[130] 威廉·配第（1623—1687），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挤学的创始人。——译注

[131]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66页。

[132] 例如同上书，第256页。

[133] 同上书，第588页。

[13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5页。（1873年第二版跋）。（此处译文有改动。——译注）

[135] 托马斯·马考莱（1800—1859），英史家和作家。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作家，著有《法兰西革命》。——译注

[136] 同上书，第18—19页，303页脚注（120），285页脚注（90）。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考莱是个“苏格兰马屁精和爱说漂亮话的人”；在后来的一封信中，他同迪斯累里和瓦尔特·萨维奇·兰多尔一起，都是“天真的英国人”，打算宣传自己不打算实行的主张（1881年4月11日致恩格斯的信）。可以想象，伯克和兰克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也难免受到辱骂。（艾德蒙·伯克（1729—1797），爱尔兰出生的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初期同情殖民地美国和爱尔兰天主教徒，后竭力反对法国大革命政，——译注）

[137] 《马恩全集》，中文服，第23卷，第194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138] 同上书，第260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13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 卷，第202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140] 同上书，第 669页，脚注（63）。

[141]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03页。（马立托奈斯是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一个丑女人.——译注）

[142]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译注

[14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 卷，第535页；另参阅I·费彻尔著《青年时代和老年时代的马克思》，载于《马克思和西方世界》，洛勃科维奇编（诺特尔—戴姆和伦敦，1967年），第38页。

[144] 参阅泰瑞·伊格尔顿为米·里弗希兹编《卡尔·马克思的艺术哲学》所作的序言，第8页。

[14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3页。另参阅台瑞尔·卡维尔著《卡尔·马克思方法论选读》第4—5页；和马丁·尼古劳斯给《大纲》所作的序言：“《大纲》和《资本论》第一卷在形式上的长处截然不同。后者是叙述方法的模范，前者是工作方法的记录”（第61页）。

[146] 泰奥多尔·W·阿多诺（1903—1969），德国社会学家。——译注

[147] 厄恩斯特·布洛赫（1885—），出生在德国，1937年移居美国的哲学家，曾在哈佛，莱比锡，图林根等大学任教，著有《乌托邦精神》（1918）、《自然权利与人类尊严》（1902）、《论卡尔·马克思》（1968）等书。——译注

[148] 让·保尔·萨特（1905—），当代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译注

[149] 见弗·詹姆逊：《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二十世纪文学的辩证理论》（普林斯顿，1971年），第335—336页。

[150] 同上书，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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