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1976）

第十章 演说家和文化英雄



　　“……那些他扬言要加以维护，而且在一群没有批判力的人的想象中已经加以维护的观点，实际上都不在我的批判之列。我只准备分析一下他的确维护过的那些观点。”[1]

（1）


　　1848年夏，查理·安德森·德纳同阿尔伯特·布里斯班到科伦访问，和马克思会了面，马克思的性格和他对新闻事业的敏锐目光给这两个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德纳当时是激进观点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布里斯班是该报的国外记者。大约过了三年，这次访问结得了果实，马克思被聘请为这家报纸的常驻欧洲记者。马克思当时的经济情况极为窘迫，便接受了这一聘请。虽然他常常请求恩格斯替他撰写稿件，也偶尔发怨言说，把该用于研究经济学的时间浪费在这样的“吸墨纸”上，但在1852到1862年间还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其它几份报刊撰写了大量稿件。这些稿件不象过去发表在《莱茵报》上的那样，专门讨论德国事务。也不象给《评论》撰写的文章，只限于评论法国的形势。它们的题材极为广泛：英国的政治，俄罗斯和土耳其，英国在爱尔兰、印度和中国执行的殖民政策，世界各地发生的危机和战争，几乎无所不包。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人民报》和《自由新闻》写的稿件，开始用德文撰写再由恩格斯译成英语发表；但是不久以后，马克思就勿须恩格斯的帮助，直接用英语书写，除了偶有不够流畅的地方外，英语可以完全运用自如了。马克思的这些文章写得生动、有力，虽然并没有专门对文学的评论，却不断引用他喜爱的文学作品来突出自己的政治观点，并赋与一层感情色彩。
　　马克思这时期写的不少文章可以说是英国著名的国会议员的画象，对他们的政策提出了批评。因此，他的笔下不断出现人们熟悉的一些剧本中或舞台上的人物形象。第一篇评论帕麦斯顿勋爵[2]的文章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鲁杰罗[3]一次又一次地被阿耳契娜②的假风姿迷住，其实他也知道在这种假风姿掩盖之下是一个老巫婆——
　　‘没有眼睛，没有牙齿，没有味觉，没有一切。’[4]

　　这位游侠骑士虽然明明知道这个老巫婆把追求过她的人都变成了驴子和其他动物，却还是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她。英国公众是第二个鲁杰罗，帕麦斯顿是第二个阿耳契娜。帕麦斯顿虽已年近七十，并且自1807年以来，差不多一直活动于政治舞台，但他却总是有办法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新人物，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对他寄予希望，象一般人对未涉世事、前途无量的青年人寄予希望那样。尽管他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可是人们却总以为他的真正的政治生涯尚待开始。如果他明天死了的话，全英国都会大吃一惊：原来他已经做了半个世纪的大臣了。
　　虽然他不是一个样样精通的国家活动家，但他至少是一个任何角色都能扮演的演员。喜剧人物和英雄人物、高歌和私语、悲剧和闹剧，他都同样演得很成功；但是更适合他性格的恐怕还是闹剧。他不是第一流的演说家，然而却是一个干练的辩论家。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丰富的经验和无比的精细，他永远保持着présence d'esprit（镇静和机警），具有上流人物所应有的那种圆活，熟谙议会里的一切阴谋诡计、党派和人物；所以在遇到复杂的情况时，他能应付裕如，从容不迫，迎合听众的偏见，利用他们的感情。厚颜无耻使他对任何突如其来的攻击都能处之泰然；利己的心肠和圆滑的手腕使他不致有任何真情的流露；极端的轻佻，十分的冷淡，以及贵族的傲慢态度，使他永远不致激动……他用艺人的手法来处理国际冲突，先把事情弄到一定的限度，等事态严重化就打退堂鼓，不过无论如何总要获得他所需要的戏剧性的紧张。在他看来，历史进程本身不过是专为帕麦斯顿封地的帕麦斯顿子爵阁下的个人享受而发明的消遣品而已。”[5]

　　从这一段引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写的这类文章所引用的文学典故和比喻的范围和性质。开头第一个句子，马克思就把阿里欧斯托描写鲁杰罗受女妖阿耳契娜迷恋的长诗《疯狂的罗兰德》同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人生七个时期中的最后一个）编织到一起。底下的一段文章清楚地说明，马克思如何给一个古老的比喻——用戏剧或舞台比拟人生——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位由于自己优越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无庸尝受生活忧患的贵族政治家，把世界当作舞台，要在上面随心所欲地做一个戏剧家或舞台监督在真正舞台上所做的事。再下边，帕麦斯顿又以傀儡戏子的身份出现，在幕后牵线，导演一出社会生活中的戏剧[6]。马克思在文章中自始至终把他描写为一个企图效尤艺术家的政客，想要象作家巧妙运用词句那样操纵国际事务。但是巧妙运用词句还有另一层意义，因为言语是可以用来遮掩事实真象的：

　　“他屈服于外国势力，但在言词上却反对外国势力……他能使民主的词句和寡头政治的观点调和起来；他会用旧时英国贵族的傲慢语言来掩盖资产阶级投和平之机的政策……他也有一边溜走一边说大话的本事……他的这种外交手腕虽然没有使他和外国的谈判获得怎样辉煌的结果，可是在另一方面的成就却非常辉煌：他，有办法使英国人民相信他对谈判结果所做的一套解释，使他们把空话当作实际，把幻想当作现实，只听到冠冕堂皇的借口而看不出卑鄙龌龊的动机。”[7]

　　在这段描述中，无论从句子的结构和内容或是从铿锵的音调，都可以看出来，马克思对一种把文学和政治结合起来的艺术，对政治演说术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马克思从开始为《莱茵报》撰写文章起，就对这种艺术非常迷恋，不论在这篇文章或其他文章中都有所表现。
　　因此，马克思的许多用英语书写的、文笔辛辣的报刊文章都是评论在议院中的各种演说词的。例如，在他评述约翰·罗素勋爵[8]的一文中，就象前文引述评论帕麦斯顿的文章一样，再一次把贵族政治家比拟作文学家，然后又进一步描写约翰·罗素的文学上的和国会中的表演：

　　“他对骗人的幌子的力量的信念如此真诚，以致认为在骗人的幌子下不仅可以成为英国的国家活动家，而且还可以成为诗人、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胡诌出来的东西，如他的悲剧《唐·卡洛斯，或迫害》、《自亨利七世到现在英国政府及宪法的历史经验》以及他的《乌得勒支和约以来欧洲事务札记》。由于头脑里充满了狭隘的自私观念，罗素把每一件事物都只看做是一块供他写上自己名字的tabula rasa〔白板〕。他的见解从不以实际事实为依据，相反地，在他心目中事实本身是由他对事实的说法来决定的。作为一个演说家，他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独到见解，没有一句至理名言，没有一点真知灼见，没有一点鲜明的记述，没有一点美妙的思想，没有一个生动的隐喻，没有一点幽默的描写，没有一点真实的情感。‘一个最可怜的庸才’（正如罗巴克[9]在他的改革内阁的历史一书中所认定的），这就是他甚至在进行他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件最大的壮举——向下院提出他的所谓改革法案的时候使他的听众感到惊异的地方。他具有一种独特的手法：把他那种象拍卖时估价人的喊叫一样的枯燥无味、呆板单调的话，同一些幼稚的历史例证和以‘宪法的美妙’、‘国家的普遍自由’、‘文明’、‘进步’等为题的冠冕堂皇的令人莫名其妙的词句结合起来。只有当他本人受到触犯的时候，或者当他被自己的敌手逼得放下他那付假装的高傲自负的姿态而露出心绪不宁的种种迹象的时候，他才会表现出真正的热情来。”[10]

　　马克思同一时期撰写的、刊登在《新奥得报》上的另一篇文章，一一列举了罗素勋爵的演说未能达到的一些技巧，从而制定了一整套演说术。从马克思的评述，我们可以推知，他理想中的演讲者会用不平凡的概念、深邃的格言、可靠的观察、有力的描写、高超的思想、生动的引喻，幽默的描述，以及（这是自然的）真实的感情打动听众。[11]迪斯累里[12]似乎偶然能接近这一理想，但是更多的时候却达不到这一标准，比如他在下院“解释”印度起义[13]问题就是一个例子：

　　“迪斯累里先生昨天晚间在‘死寂的下院’所发表的三小时的演说，如果不是去听它，而是去读它，只会显得好些，而不会显得坏些。一个时期以来，追斯累里先生喜欢作绝顶庄严肃穆的演说，他故意慢条斯理地吐字，一五一十地平铺直叙而毫不动声色。不管这种品质如何符合他关于一个即将做大臣的人所应有的尊严的特殊概念，但对他的不幸的听众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的折磨。过去他甚至能把陈词滥调变得象讽刺诗那样的锋利。而今他竟能把讽刺诗埋葬在枯燥无聊的尊严的俗套下面。象迪斯累里先生这样一个操匕首比操长剑更熟练得多的演说家，不应该忘记伏尔泰的一个警告：《Tous les genres sont bons excepté le genre ennuyeux）。〔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见伏尔泰喜剧《流浪子》的序言。《全集》编者注）
　　迪斯累里先生除了他目前的词令所具有的这种形式上的特点以外，从帕麦斯顿当政以来，在自己的议会演说里小心地避免任何哪怕稍微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他不是为了使他的提案获得通过而发表演说，而是为了让听众听他的演说而提出这些提案。他的提案可以叫做自相辩驳的提案，因为就它们的内容来说，如果它们被通过了，对提案的反对者并无损失，如果它们被否决了，对提案的起草人也无害处。实际上，提案所要的不是被通过或被否决，而只不过要人对它们置之不理。它们既不是酸，也不是碱；它们是天生的中性物。不是发表演说来促进行动，而是行动的假象为发表演说提供借口。实在，也许这就是议会演说的典范的和完美的形式；但是即使这种议会演说的完美形式也无论如何摆脱不了议会制的一切完美形式的命运，也就是；列入令人讨厌的东西之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动作是支配戏剧的法律[14]。政治演说也是这样.迪斯累里先生关于印度起义的演说可以作为有用知识普及协会的小册子出版，或者可以在工人学校发表，或者可以作为悬奖征文送到柏林科学院去。他的演说对地点、时间和发表演说的理由所持的无所谓态度，证明他的演说既不适合地点、时间，也不符合理由。关于罗马帝国衰落的一章在孟德斯鸠或吉本的书中[15]是可以令人读得津津有味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一个罗马元老的口上，那它就成了非常荒谬的东西，因为罗马元老的专门职责刚好是要防止罗马帝国的衰落。”[16]

　　读了马克思的这段文章，我们的感觉是：枯燥乏味的言词——对于风趣机智的迪斯累里说来，是故意使用枯燥乏味的话——只能使人打瞌睡，只能掩盖暗中或幕后进行的实际活动或是隐藏起从不想让公众知道的行动和动机。
　　但是如果英国政治家不敢说出事实真象，英国的小说家却是直言无讳的。我们能不能到十九世纪的小说中去寻找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混淆颠倒的真象呢？1854年8月1日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一篇评论“英国资产阶级”[17]的文章认为我们能够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

　　“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狄更斯、萨克雷、勃朗蒂女士和盖斯凯尔夫人[18]把他们描绘成怎样的人呢？把他们描绘成一些骄傲自负、口是心非、横行霸道和粗鲁无知的人；而文明世界用一针见血的讽刺诗印证了这一判决。这首诗就是：‘上司跟前，奴性活现；对待下属，暴君一般。’”[19]

　　必须指出，这样评价文中引述的几位小说家是不尽恰当的；这些小说家对资产阶级人物的刻划远比这里的估计更精巧，更复杂多样。当然也有一些人物，特别是在狄更斯的作品里，适合于上面的评述；但是更多的人物并不是这种情况。就连狄更斯的小说也充满了富有同情心的食利者、资本家、商贩和小职员，从匹克威克先生和布朗娄先生直到特莱朵斯和狄克·斯威魏莱尔。[20]至于盖斯凯尔夫人，就更不能这样说了。无论她在《克兰弗德》一书中描写受新修建的铁路侵袭的农村天地也好，或是在《北方和南方》中描写索尔顿先生的工厂主世界也好，她创造的都不是这样的人物。颇有人怀疑，这段文章是否就是马克思原来的文笔。《马恩全集》的编辑提出了不少理由，认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发表这篇文章作为社论之前，曾对原文的一些部分作过重大的篡改。[21]
　　马克思在1852至1862年期间为报刊撰写的文章里——用英语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写的和用德语为《新奥得报》、《人民报》写的文章——引用了大量文学典故、人物和比喻，笔墨极为生动。但是这些典故、人物和比喻的来源远远不止1854年8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这篇文章所赞许的十九世纪小说（前文已经说过，这种赞扬并不符合事实）。我们知道，马克思曾给他的孩子们朗读过阿拉伯神话故事《一千零一夜》。从这本书里，马克思就借用了东方爨君的形象来斥责当代印度的王公首领。再譬如描写愕然震惊的场面；在一次马车夫罢工中，伦敦居民突然发现街头变得一片空荡，一辆马车也看不见了。马克思把伦敦人的惊愕比作《一千零一夜》中“神灯”故事中的苏丹王，一觉醒来发现昨夜的豪华宫殿突然不翼而飞。[22]此外还有无法摆脱的噩梦的比喻。《新奥得报》的读者被告知说，帕麦斯顿“好象是一个能施妖法的老人，有一次航海家辛伯达让这个老人爬到自己的肩膀上以后，就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他了。”[23]当然了，从儿童喜爱的欧洲童话故事中摘拾来的形象比喻就更多了。鹅妈妈的故事，幸福国土的故事和七里靴的故事，马克思都曾引用过。关于七里靴，马克思是把它当作象征看待的。马克思认为德国人民一旦下定决心，就会象穿上七里靴一样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24]
　　用不着说，希腊罗马古典文学再一次提供给马克思无数丰富的素材。荷马同荷马史诗的模拟者是使用得最多的标本。马克思把拿破仑第三继承拿破仑大帝的统治比作《老鼠与青蛙之战》妄图续貂《伊利亚特》。[25]除了用《伊利亚特》和它的模拟作品的关系来嘲讽当代政治外，希腊悲剧也同样被引用来讥刺当代政客的闹剧式的效颦：

　　“1854年罗素作为联合内阁的一个阁员又提出一个选举法改革草案来取悦下院。这个草案事先已经确定要成为新的伊菲革涅亚，由罗素这位新的阿伽门农献出来，作为取得新的特洛伊远征胜利的祭品。他主持祭礼仪式时用的是真正的闹剧的风格，眼泪汪汪……”[26]

　　1855年8月初在《新奥得报》上发表的同一篇文章的德文版，解释所谓“闹剧的风格”就是“梅塔斯塔西奥的音乐话剧的风格”[27]。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在马克思的文章里俯拾皆是，证明它们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任何时候都可以引用。《泰晤士报》在马克思的舞台上被比作长眠不醒的埃披门尼底斯[28]；英国整个议会中都没有出现一个能解决印度管理问题之谜的俄狄浦斯[29]；英国士兵并没有犯坦塔罗斯的罪，可是却要在克里米亚忍受他所受的折磨，眼望着救命的物资就是拿不到手[30]；佩利西埃元帅没有阿喀琉斯的本领能够治好自己亲手所造成的创伤[31]。品得[32]被认为是一位典型的，狂想诗人（马克思称帕麦斯顿为“歌颂‘光荣宪制’的品得”[33]），一些伟大的拉丁诗人的深刻言词也经常被引用，以表示马克思和这些诗人有相同的陶冶和经历，如维吉尔的Arcades ambo（一丘之貉〕和quantum mutatus ab illo〔他变得与过去多么不同了！了和尤维纳利斯[34]中的et propter vitam vivendi perdere causas〔为了生命和丧失整个生命的根基〕和hoc volo，sic iubeo这样我写了，这样我命令〕，等等[35]。但丁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显身说法，申诉流亡的痛苦和愤怒痛斥《泰晤士报》的一篇居心险恶的社论：

　　“但丁在‘火星天’上遇见了他的祖先卡西亚基达·迪·亚利基利，后者用下面的话预告他将被逐出佛罗伦萨；

　　‘你将懂得
　　别人家的面包是多么含着苦味，
　　别人家的楼梯是多么升降艰难。’

　　幸运的但丁！他也是属于被称为‘政治流亡者’的一类可怜的人，但是他没有受到敌人的象《泰晤士报》的无谓社论这样的攻击！《泰晤士报》则更幸运了！它逃脱了但丁在‘地狱’里给它‘预备下的席位’。”[36]

　　（我们应该记得，海涅也不止一次引用但丁的这一段诗；在《德国，一个冬天的故事》的结尾，海涅还用了但丁地狱里的一个地方去威吓自己的趾高气扬的敌人。）在英国下院一次无精打采的会议期间，马克思又想到了地狱；他把议员们感到的沉闷无聊比作但丁在《地狱》第三篇中让冷漠无情的人终身居住于其中的混杂物。[37]评论加里波第[38]的时候，马克思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从但丁和马基雅弗利著作中读到的典型的意大利人的那种深邃的智慧，这是他非常赞赏的。[39]
　　象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一样，堂吉诃德的形象在这一部分文章里也随时随地出现。每逢马克思看到人们在豪侠地捍卫一种陈旧过时的事业时，塞万提斯笔下的这位英雄就涌现在他的心头：

　　“这样一来，埃格林顿勋爵[40]，这位渴望在唯利是图的英国复活骑士精神的堂吉诃德，便应该在都伯林堡就任爱尔兰总督的崇高职位，而以狂热拥护爱尔兰地主制度臭名昭著的纳斯勋爵，[41]则应该成为他的内阁总理。不言而喻，这可尊敬的一对，arcades ambo〔一丘之貉〕，在离开伦敦时，曾得到他们的上司的坚决劝告，要他们放弃自己的怪癖……”[42]

　　用在比埃格林顿勋爵更老奸巨猾的政客身上，“堂吉诃德”这个绰号的讽刺意味也就更强烈了，因此“托利党内阁的重要成员”帕麦斯顿被称为“热心保护‘自由体制’的堂吉诃德”。马克思还故意使用这一形象比喻另外一些与塞万提斯原著中的英雄迥然不同的人物。例如，在谈到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游击队打败了拿破仑的军队时，马克思把游击队比作手持长矛的堂吉诃德同学会用火药作战的人作战[43]；把西班牙的唐·卡洛斯称作神圣宗教裁判所的堂吉诃德[44]等等。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形象比喻与原著是相符的。例如，我们被告知说，埃斯帕特罗同堂吉诃德一样，也有他的固定观念——宪法，和他的托波索之达辛尼亚一伊萨贝拉女王[45]。塞万提斯的《惩恶扬善的故事》提供给马克思一个讥嘲愚蠢方案的绝妙比喻：理查·普莱斯博士[46]的“关于继承支付的评论”使马克思想到塞万提斯这篇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建议全国人民一个月少吃一顿饭就可以解决西班牙的财政困难[47]。马克思也引证过其他一些西班牙的作品，但不如对塞万提斯的著作这样同情和尊重。西班牙革命洪达发表的告人民书使马克思很不愉快地想到西班牙文学作品的装腔作势和吹嘘夸大；他同意西斯蒙第的意见，认为这种文学是“东方的”[48]。卡德龙笔下的英雄，马克思同样认为夸夸其谈。[49]
　　在这些报刊文章中，引证莎士比亚作品的地方比比皆是。莎士比亚惯于把崇高同卑贱，把恐怖同滑稽混合起来；伏尔泰对此感到震骇，但是马克思却认为这是符合生活真实的。在近代事务中，本来是悲剧性的或者豪迈的事往往因为滑稽戏的突然闯入而受到损害，但是莎士比亚的圆熟、老练的文学才能却能使他的作品的悲剧的、豪迈的效果不受损害：

　　“英国悲剧的特点之一就是崇高和卑贱、恐怖和滑稽、豪迈和诙谐离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它使法国人的感情受到莫大的伤害，以致伏尔泰竟把莎士比亚称为喝醉了的野人。但是莎士比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让丑角在英雄剧中担当念开场白的任务。这个发明的荣誉属于联合内阁。阿伯丁[50]阁下扮演的角色就算不是英国的小丑，那也是意大利的潘塔隆。眼光短浅的人总以为，好象一切伟大的历史运动究竟都会变成滑稽戏，或者至少变得平庸无奇。但是这样来开场，这正是一出名为对俄战争的悲剧所独具的特色，这出悲剧的序幕已经于星期五晚上在议会两院同时揭开了……”[51]

　　保尔·拉法格证实，马克思在1848年以后想使自己的英语更趋精纯时，“他把莎士比亚特殊风格的词句都搜寻出来”[52]对科贝特[53]下了同样的功夫。所以，毫不奇怪，马克思在撰写政治报道时，莎士比亚的词句不断涌现在他的笔头，从陈腐的“仁慈的乳汁”到《亨利八世》中很少为人所知的一句话：“象偶像那样镀了金”[54]，后一句帮助他来形容空洞浮夸的闪耀。
　　马克思好象不断地向读者说：有谁能象莎士比亚那样更适合于给我们提供投向敌人的风雅的或机智的辱骂呢？“发育不全的三寸丁！”这是他仿照《仲夏夜之梦》中拉山德，给约翰·罗素勋爵起的诨号[55]；对于蒙克顿·米尔恩斯[56]，他用的是玛克·安东尼的一句话轻蔑地打发开：

　　“他只是一件工具罢了。”[57]

　　马克思嘲讽《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社论，用的是狄米特律斯鼓励斯纳格的话：“狮子，你吼叫得好！”[58]。一次伦敦的一些虔诚的教士建议星期日停止出售酒类，群众对这一严峻措施大为不满，使用了讥诮的语言发泄自己的气愤。马克思这时同情地说，莎士比亚塑造的典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仍然在灿烂开放。[59]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莎士比亚的独创性的词句是用以向读者表达自己对当代事物观感的最理想的手段。在评论帕麦斯顿时，马克思就引用莎士比亚的语言说：“勋爵阁下如此轻易地更改土耳其政府向他求援的日期，就好象福斯塔夫把从他背后袭击他的忽而穿着漆布衣裳忽而穿着肯德尔草绿衣裳的家伙们的人数改来改去一样。”[60]这句话出自马克思连续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批评帕麦斯顿内阁的八篇文章中的第四篇。在第五篇中马克思回溯前文，再一次引用《亨利四世前篇》中的话嘲笑帕麦斯顿说：“现在你还能想出什么诡计，什么花招，什么藏身的窟窿，可以来掩盖你这场公开的众目所见的耻辱吗？杰克，你现在还能想出什么诡计？”[61]第六篇一开始就开始探讨“荣誉”的虚幻，这仍是引证福斯塔夫的继续。[62]阿伯丁伯爵内阁，我们被告知说，同福斯塔夫一样，认为谨慎是构成勇敢的主要部分。格莱斯顿在议会中的策略使马克思想到福斯塔夫如何计算穿肯德尔草绿衣服的人[63]。但是虽然象帕麦斯顿、格莱斯顿和阿伯丁等这些有一定权势的体面人物，福斯塔夫是最合适的比喻形象，对约翰·布莱特的肥胖的对手约翰·波特尔爵士，马克思却没有直截了当地给加上“曼彻斯特的约翰·福斯塔夫爵士”这一绰号。马克思告诉我们，这一称号不适合于波特尔，不仅由于他的巨大的钱包，而且由于他的渺小的智慧[64]。至于等而小之的一些对手们，是可以通过福斯塔夫本人的眼睛来给予评价的。例如，马克思在1855年8月16日《新奥得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没有必要更详细地说明泰特先生的特点了。因为莎士比亚已经作到了这一点，他创造了不朽的夏禄的形象；福斯塔夫把夏禄比作是一个人们在饭后吃甜食时用干酪皮刻成的人型。”[65]
　　但是马克思不只引用莎士比亚的作品来分析说明当代政治问题，还把莎翁剧中的人物投射到过去的历史中，后来成为英皇乔治四世的皇家亲王就曾被马克思称为“皇家的凯列班”。[66]
　　在马克思探讨英国政治场景时，也常常联想到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其他一些人物和场面。当英国的政客企图愚弄伦敦市民时，马克思马上想到白金汉给理查三世出的主意：“站在两个教士中间”。但是马克思又补充说，帕麦斯顿所选择的是站在一个教士同一个鸦片走私商之间。至于鸦片走私商提供的是什么货色，也可以用莎翁历史剧中的词句说明（援引的是《约翰王》第一幕中庶子的原话）：

　　“‘站在两个教士中间，好大人，
　　好让我借此高唱赞美圣曲。’

　　帕麦斯顿并没有完全按照白金汉给理查三世出的主意行事。他站在教士与鸦片走私商中间。这个老练的骗子让他的亲戚舍夫茨别利伯爵[67]推荐的那些低教会派主教，证明他‘正直无邪’，而贩卖‘麻醉世人的甜蜜毒药’的鸦片走私商，则证明他忠心耿耿地为‘利益，这颠倒乾坤的势力’服务……如果说品得曾以‘万物莫好过于水’的名句开始他那篇赞美奥林匹克竞技会优胜者的颂歌，现代利物浦的品得在他赞美唐宁街空谈家的颂歌里就很可能用上一个更巧妙的首句：‘万物莫好过于鸦片’。

　　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走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68]

　　当谈到政治野心时，马克思自然会想到《亨利四世》中的“戴王冠的头是不能安于他的枕席的”[69]，以及《麦克白》中的话：“我已经两足深陷于血泊之中，要是不再涉血前进，那么回头的路也是同样使人厌倦的。”[70]但是，马克思引用莎士比亚作品给我们的启示还远不止这一点。他认为莎士比亚的悲剧和历史剧中的人物，不论是英雄也好，恶棍也好，对于维多利时代的政客来说，气度都太大了一些。对于这些人，更合适的形象应该从莎士比亚的喜剧中去找：扮演狮子的细木工斯纳格[71]，《爱的徒劳》中的扮演庞贝的考斯塔德；命运使他当了贵族老爷的穷补锅匠克里斯朵夫·斯赖[72]，或者《无事生非》第四幕中由教堂司事协助审案的警吏道格培里[73]等等。谈到林德赫斯特勋爵[74]、得比勋爵[75]和格雷勋爵[76]三人演出的一场政治闹剧时，马克思觉得最恰当的评论，莫过于《一报还一报》中依莎贝拉向安哲鲁说的一段话：

　　“骄傲的世人
　　掌握到暂时的权力，
　　却会忘记了自己琉璃易碎的本来面目，
　　象一头盛怒的猴子一样，
　　装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
　　使天上的神明们因为怜悯他们的痴愚而流泪。”[77]

　　在一场马克思认为是夏禄、斯纳格、考斯塔德和斯赖之流演出的政治戏中，马克思不止一次表示同情莎士比亚笔下的忒耳西忒斯[78]的观点。在描述了俄罗斯和土耳其两国如何在外交上勾心斗角地角逐之后，马克思引用了《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五幕第四场的一段话。看来，马克思是很同意这种说法的：

　　“那些狡猾的信口发誓的坏东西，——那块耗子咬过的霉腐的陈年干酪，涅斯托，和那头狗狐俄底修斯，——定下的计策，简直不值一颗乌莓子！他们的计策是要叫那条杂种恶狗埃阿斯去对抗那条同样坏的恶狗阿喀琉斯；现在埃阿斯那恶狗已经变得比阿喀琉斯那恶狗更骄傲了，今天他不肯出战；所以那些希腊人都象野蛮人一样胡作非为起来，计策权谋把军誉一起搞坏了。”[79]

　　但是，正象马克思引用福斯塔夫时，心里总记着莎士比亚创造的这个人物富于机智，尽管堕落而不失体面，性格也比较宽宏一样，在引用忒耳西忒斯时，虽然这个人阅历丰富，说的话非常正确，马克思也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卑鄙可憎的面目。当约翰·阿瑟·罗巴克在下院行使阻挠议会的策略时，马克思给他下的评语是：“这个渺小的、刻薄的、与忒耳西忒斯很相象的、而且又是老练的、完全掌握了议会策略的道道地地的律师”[80]。利用罗巴克的辉格党人被比作俄底修斯，只有一点重要的区别：“俄底修斯从来没有利用过忒耳西忒斯；但是同俄底修斯一样机灵的辉格党人却在利用罗巴克。”[81]
　　最后，莎士比亚还为破坏欧洲现存秩序的革命者提供了一个复合的形象。1856年4月14日，马克思在宪章派报纸《人民报》（马克思偶而也给这家报纸投过稿）创刊四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阐述了这个社会的内在的矛盾。马克思描绘了一副极为生动的图画，使听众大为震动。按照马克思的话，在这个社会里，“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马克思说：

　　“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十九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

　　但是，马克思接着说，他和他的听众是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的。

　　“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好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82]

　　显而易见，马克思在这里借用了《仲夏夜之梦》第二幕第一场同《哈姆莱特》第一幕第四场的两个形象。在露台上出现的哈姆莱特的父王的鬼魂和狡诈的精灵迫克被揉和为一，用来表达未来的革命的一副既幽默又可怖的形象。[83]
　　在马克思的报刊政论文章中借用莫里哀作品里的唯一人物是达尔杜弗。马克思称辉格党为“营私舞弊的老手，……宗教中的伪善者和政治上的伪君子”[84]；又把鼓吹对印度起义者应该施加报复的《泰晤士报》叫作“复仇的达尔杜弗”[85]。如果要讥嘲的是荒谬的逻辑而不是伪善，马克思立刻会想到英国诗人赛缪尔·巴特勒的主人公胡迪布腊斯[86]。歌德的创造自然也经常为马克思引用——但在用英语发表的文章中比在德语作品中要少一些。马克思在《浮士德》第二部中找到一个极为妥贴的比喻来说明根本无法实行的、势必在政治环境的坚硬岩石上撞得粉碎的政治上的发明。“的确，多亏了他（指帕麦斯顿勋爵）的发明创造，世界上才有了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立宪’王国——三个只能同《浮士德”中瓦格纳博士的何蒙古鲁士相比的政治幻影。”[87]在奥法战争中有人想让普鲁士扮演诚实的掮客的角色，作一个调停国，这就使马克思想到另一个“调停人”——歌德的小说《亲和力中的一位专好管人闲事的和事佬。这个人专门调解别人纠纷，但是总是在帮倒忙。[88]歌德最后还从《西方与东方的合集》中提供给马克思的一段话，帮助马克思说明世界历史发展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由于贪婪这一进程才得以继续发展，并引起许多人遭受痛苦；但是只要社会能因此而有所发展，只要最后人们的幸福的总和增加了，这种痛苦的代价是必需付出的。马克思具体谈论的是不列颠对印度的统治问题：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
　　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89]

　　我们还应该想到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里也曾举了一个经典性的例子，说明“原因的复杂性”这一论点的另一个方面。这段话出自马克思写的博士论文：

　　“普卢塔克在他的马里修传记里曾经遗留下一个令人震惊的历史证件，表明这种道德态度如何会消灭一切理论的和实践的无私。在他描写了西姆贝尔人的可怕的毁灭之后，他又讲述了死尸的数目是那么多，以至于那些麻沙利奥特人能用来作他们的葡萄园的肥料。随后下了雨，于是这一年就成了葡萄和水果收成最好的一年。对于那个民族的悲惨的毁灭，这位高贵的历史家有些什么感想呢？普卢塔克认为，上帝让整个伟大的、高贵的民族死亡和衰朽，以便那些马赛里亚的俗人可以获得果子的丰收——这在上帝说来是道德的。因此即使把整个民族变成粪堆也可以给人以沉迷于道德狂想的良好机会！”[90]

　　问题在于，引证别人的话是为了说明什么问题，是由谁来引证的。为了让读者看到同一论证可以使用于不同的目的，马克思设想一位曼彻斯特经济学派代言人也可能引用歌德的诗句，即马克思在论不列颠对印度统治的文章引用过的同一首诗（马克思自己引用这几行诗时显然是抱着赞成的态度的）。马克思在发表于1855年1月20日《新奥得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告诉读者说；如果英国工厂主的行动不予制止、不加控制的话，不久之后“整整一代工人的体力、智力和生命力就将失去一半。”可是悲叹英国在克里木战争中使士兵惨遭牺牲的曼彻斯特学派“可能拿这样的话来回答：

　　如果痛苦是欢乐的源泉，
　　谁还会为痛苦而忧伤？”[91]

　　马克思引用原著时，在很多情况下，非常大胆地对原文加以改动。为了使《新奥得报》的读者认清英国政治家们对英国士兵的真正看法，马克思在报道英国军务大臣在议会的讲演时引用了两句德国诗：

　　“他们打起架来是好汉，
　　但在动脑筋上是笨蛋。”[92]

　　这两句诗出自歌德《诗集》中的“谚语诗”一部分。歌德的原句是：

　　“我对什么会感到高兴？
　　群众斗争起来真个奋勇，
　　他们人人不愧是好汉，
　　但在动脑筋上却是笨蛋。”

　　从上面的例子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马克思并不认为一个伟大作家的语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同黑格尔一样，为了阐明一个观点，可以重新塑造大作家的语言，没有什么顾忌。
　　出现于马克思的这一部分报刊文章中的，还有其他几个十八世纪的作家。有几处引证了伏尔泰的著作。奥利弗·哥尔斯密创造的人物汤尼·朗普金被用来讽刺英国政客罗伯特·皮尔：“如果把汤尼·朗普金和美男子布腊默尔合面为一，那末我们就会想象得出皮尔的面貌、服装和风度的那种奇形怪状。”[93]在另外一个地方，马克思试图模仿约翰逊博士的文笔[94]，但是不很成功。同奥·威·施莱格尔[95]和海涅一样，马克思对赛米尔·约翰逊的洞察力、批判力，对他的人道精神和机智风趣并不很理解，但是对于乔纳桑·斯威夫特，马克思却很有同感。在他投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篇讨论爱尔兰现状的文章中，马克思就提到了这位作家。马克思首先引证了十九世纪爱尔兰到处设了疯人院的统计数字，接着就挖苦道：“这就是有名的斯威夫特在爱尔兰办第一所疯人院时还怀疑过能否找到90个疯人的那个国家！”[96]虽然马克思几次提到格列佛在小人国里，马克思对这位作家的著作的理解似乎没有什么深度和广度；直到在1870年买了一部斯威夫特的十四卷的集子，马克思对这个作家才有了广泛、深入的了解[97]。马克思对斯威夫特感到兴趣，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爱尔兰事务的作家，正象罗伯特·骚塞是以《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的作者，而不是跻于湖畔诗人之列的一个诗人进入马克思的世界一样[98]，也正象马克思只了解梅恩·里德船长是“一个美国海盗”，而不是冒险小说的作者一样。[99]
　　至于席勒，马克思始终认为他是一个悲剧作家和抒情诗人，而不是研究尼德兰起义和三十年战争的历史学家。他一再引用席勒创造的崇高人物形象和壮丽的诗句来反衬出十九世纪悲惨的现实。“富尔德扮演着波扎侯爵！”马克思把一位法国银行家兼政客和席勒的《唐·卡洛斯》中的人物相提并论，故作不可置信的口吻喊道。“朋友们，鼓掌吧！”[100]席勒的另一剧作《强盗》中的英雄人物同样提供给马克思对比的形象，其嘲讽意味也不减于前者：“如果象席勒所说的那样，英雄的死犹如太阳落山，那末东印度公司的下场更象是破产者与其债权人签定的协议。”[101]马克思首先借助席勒的诗句来概括德国同时代人的风尚趣味。关于德国的一些小政客，马克思是这样写的：

　　“这种人浸透了这样一种思想：柏林是世界第一城市；除柏林以外，什么地方也找不到‘Geist’〔‘精神’〕（这是个无法翻译的概念，尽管从语源学上讲来，英文的ghost（鬼魂）同它是一个字；法文的esprit（机智〕则完全是另外的东西）；Weissbier〔白啤酒）——外地来的蛮子都不爱喝的一种饮料——就是《伊利亚特》中所说的甘露，《艾达》中所说的蜜酒。除了具有这些无伤大体的偏见之外，我们的普通的柏林明星是不可救药的空谈家，喜欢信口开河，说短道长、醉心于一种在德国被称做Berliner Witz〔柏林式风趣〕的低级幽默，这种风趣与其说是玩弄思想，不如说是玩弄字眼，它是一种古怪的混合物，里面有一点讽刺，有一点怀疑论，还有大量的粗俗不堪的东西。总之，这种人是人类的不太杰出的、同时也不太有趣的标本，但毕竟是一种相当有特色的类型。就这样，我的那位柏林朋友用纯粹柏林式的幽默，引用席勒《大钟歌》中的这样一节来回答了我的问题。我还应该enpassant〔顺便〕指出一点：我们普通的柏林人通常颂扬的只是歌德，而引用的只是席勒。

　　‘啊，柔情的苦恼、甜蜜的希望，
　　初恋的黄金时代！
　　眼前是万里无云的晴空，
　　心头是无边无际的快乐。
　　啊，愿初恋的黄金时代的花朵，
　　永不凋谢！’”[102]

　　除了上述一些作家外，马克思还引用了维兰特的作品。他的小说《阿布德拉人》描写两派斗争的故事被马克思借用来预言伦敦的“鼓掌喝采派”同给下院“喝倒采”的一派人相互斗争的下场。[103]在较迟一代的作家中，马克思引证过的有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他给历史学家下的定义“目光注视着过去的预言家”，马克思曾用来评论英国外交家大卫·乌尔卡尔特[104]）；海尔维格（他的诗句“自由灵魂展翅飞翔”被用来嘲讽帕麦斯顿[105]），当然，少不得还有海涅。“海涅是多么正确，”这几乎成了马克思的一句口头禅，“他说，真正的愚蠢也和真正的贤明一样罕见。”[106]从贝朗热引用的一句名言是“平庸的米尔米东人”[107]。此外，马克思还用罗伯尔·马凯尔来嘲笑当时政客们的言行。马克思说，只有法国人的听觉才能鉴别拿破仑第三给帕麦斯顿的书信中使用的粗俗不堪的文句：“Entendons nous loyalement comme d'honnÊtes gens，que nous sommes，et non comme des larrons，qui veulent se duper mutuellement.”（“我们都是老实人，让我们象老实人那样，而不要象尔虞我诈的骗子手那样达成真诚的协议吧。”）马克思这段话的意思是，政治也在模仿艺术；拿破仑第三的文体在勒美特尔同安蒂耶合写的社会喜剧中早已预先让听众品尝到了。[108]
　　但是在这一部分为报刊撰写的文章里，马克思引用最多的还是十九世纪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当然了，他们大都是英国作家。在发表于《人民报》的一篇文章上，马克思把詹姆斯·辛普森[109]比作哥列姆。马克思认为辛普森是帕麦斯顿一手创造的人物，正象哥列姆（马克思告诉读者说，德国诗人阿契姆·冯·阿尔宁最近曾把这个传说中的形象引进德国文坛）原来是些大土块，由于奇妙的魔术才化作人形并有了生命一样[110]。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篇文章里，马克思对读者说，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使他想到威廉·豪弗的一篇故事《年轻的英国人》。豪弗在这篇故事里写一个外地小城镇误把一只化装打扮的猴子当作一位时髦的、尽管有些怪癖的英国贵族，受尽了愚弄[111]。爱尔兰法庭审理的一个遗产案使马克思联想到巴尔扎克的情节耸人的小说：谋杀、通奸、诈骗、用非法手段争夺遗产等等情节[112]。拿破仑第三则使马克思自然联想到这位皇帝的宿敌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因此，拿破仑第三可以叫做“法国革命的加西莫多”[113]，虽然马克思在其他地方表示了谨慎，指出拿破仑第三只是想做一个狰狞吓人的加西莫多，而不想扮演雨果创造的那个令人悲悯同情的畸形人。狄更斯提供给马克思的人物形象有瓦克弗德·史奎尔斯[114]（马克思把他看做对毫无抵抗能力的人横施暴戾的典型）和诡计多端的道济尔（这是一个最无心肝的代表人物，最终导致自己的毁灭）。马克思在1853年发表的“帕麦斯顿勋爵一第五篇”中写道：“但是这种诡计不管多么巧妙，却仍然没有成功。”[115]在马克思的文章中评论政客们加何玩弄词藻时，自然屡次谈到“匹克威克式的意义”[116]。从英国小说家萨克雷那里，马克思借用了“黄裤奴”[117]这个人物，一个用奴仆眼光观察事物的伦敦西区的男仆。1862年2月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英国的舆论》，谈到“《泰晤士报》、《邮报》和伦敦整个黄裤奴报界”。马克思又从《笨拙》[118]上找了一个庸俗不堪、阿谀奉承的贵族人物一詹金斯来比喻这些奴才报纸。詹金斯惯会说些低级笑话，吹嘘阔佬的衣着和宴会；

　　“《晨邮报》一部分是帕麦斯顿的私产。这个奇特的报纸的另一部分卖给了法国大使馆。剩下来的部分则属于‘上流社会’，给宫廷的阿谀之徒和贵妇人的裁缝提供最细致的消息。由此，《晨邮报》在英国人民的心目中是报界的詹金斯（一个通常用来指奴才的典型）。”[119]

　　马克思认为只用一个詹金斯还不足以表达他对《晨邮报）的完整的看法。为了使读者了解自己对这份报纸的性质的看法——既傲慢自大又奴隶性十足，马克思又从阿里欧斯托的（疯狂的罗兰德》中借用了一个角色，称《晨郞报》为“詹金斯同罗多芒特”的奇怪的混合物[120]。此外，马克思还引证过“著名的幽默家”道格拉斯·杰罗尔德的一封信[121]。菲尼莫尔·库伯的长篇小说《密探》也曾出现在马克思的文章中，说明一些警察的密探总是认为人们歪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而进行自我辩护。[122]
　　马克思从来没有提过迪斯累里的著作《西比尔》（了解一下迪斯累里对《西比尔》的“两个民族”的看法倒也不错）；但是当马克思发现可以为迪斯累里演说词的某些特点一透彻、简练和轻松的语言说几句赞扬的话时，他却提到迪斯累里的另一部小说《年轻的公爵》，认为他的演说很可以同这部小说比美，甚至读起来更要愉快一些[123]。在较晚的一些时候写给恩格斯的信中（1866年7月27日），马克思认为迪斯累里本人就是他的第一部小说《维维安·格雷》中的主人公。但是在发起脾气来的时候，马克思也曾把爱德华·布尔韦尔—利顿在议会中的表演同他写的文学作品联系起来。在1855年6月9日发表在《新奥得报》上的一篇文章里，马克思就谈到利顿的演说：“布尔韦尔一方面有他的‘国王制造者’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又有他的《尤金·阿拉姆》的消极情绪。在以前者的精神面貌出现时，他向俄国挑战，在以后者的精神面貌出现时，他就在梅特涅的头上编织桃金娘花冠。”[124]这样，马克思既嘲笑了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利顿、又嘲笑了作为作家的利顿。另一次评论利顿时，马克思并没有提到他的作品，而集中品评他为人的缺点，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他如何牵连到一件家庭丑闻中的事。但是在许多文章里，马克思都曾表示这样一种见解：正如一个政治家的演讲辞如果印成文字就容易使人看清楚他的词藻的迷雾所掩蔽的事实真象，一个政治活动家的文学、语言著作也能提供重要的线索，使人了解决定这一政治活动的个人品质。也正因为这个原故，马克思才不惜化费大量笔墨嘲笑约翰·罗素勋爵的悲剧《唐·卡洛斯》，他的英国宪法历史和政治回忆录。马克思告诉读者说，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只能表现罗素的自私，他“把每一件事物都只看做是一块供他写上自己名字的tabula rasa〔白板〕”。[125]
　　在马克思的这些报刊文章中，真正的英雄是威廉·科贝特。从马克思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对科贝特政治哲学中的“倒退的”因素看得很清楚，而且不止一次指出，科贝特不可能深入探索英国经济灾难的根源，但是这并未影响马克思对他的感情和尊敬。在1853年7月《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马克思告诉读者说，科贝特是一头真正的约翰牛，但是他是现代宪章运动者的先驱；科贝特既是古老的英国最纯真的化身，又是年青的英国最勇敢的预告者；他是大不列颠的最保守又最激进的人物——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是无与伦比的[126]。自1853年起，马克思的作品和书信里提到“老科贝特”的地方和引用科贝特的作品《政治纪录》的地方屡见不鲜。马克思在引用科贝特文章时总是流露出称许和赞美，这是只有马克思在引述海涅的讽刺文章时才使用的笔调。虽然没有使用直接赞许的言词，马克思对科贝特实在表现了最大的敬意；因为马克思的这些报刊文章，无论从其笔法、格调或者语气上看，都清楚地显示出，科贝特的著作也同海涅的政治论战文章一样（特别是《路德维希·白尔尼》），有不少可供马克思借鉴的地方，对马克思的文体影响很大。
　　在一系列评论议会演说和“高级政治”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经常借用的与悲剧、喜剧、闹剧、各种表演（包括古罗马人善格斗）和舞台机械装置有关的各种形象比喻，这是毫不足奇的。马克思不止一次以文学鉴赏者和戏剧评论家的身分，对摆在面前的政治场景大肆讥嘲：

　　“对于‘高级政治”喜剧的鉴赏家来说，11月17日的法国《通报》是一个真正享受的源泉。正如在旧古典戏剧里一样，一个捉摸不到的万能的命运纠缠着主人公，而这一次命运的形象是数达十亿法郎的赤字。正如在旧戏剧里一样，对话只在两个人物之间进行：俄狄浦斯一波拿巴和铁列西阿斯一富尔德。但是悲剧变成了喜剧，因为铁列西阿斯所说的话都是俄狄浦斯预先悄悄告诉过他的。
　　一次又一次地使旧的、已经演完了戏的personae dramatis〔剧中人J作为崭新的主角重新粉墨登场，这套本领是波拿巴喜剧最典型的特技……富尔德又以杜尔哥的角色登台了，富尔德扮演着波扎侯爵！Applaudite，amici！〔朋友们，鼓掌吧！〕”[127]

　　在马克思从法国的时事转回来观察英国事务时，他发现自己常常联想到歌舞杂要表演和滑稽歌剧。他的一个怪诞的想法与此也不无关系，这就是，英国政治家对外国人的看法和对付外国人的方法常常得自观看歌舞杂耍表演或者是浏览象保尔·德·科克这样作家写的小说（马克思自己在闲暇时间就常常阅读科克的小说消遣）。马克思告诉我们，约翰·西摩尔爵士开始把苏丹当作小歌剧中的Grand Turc〔苏丹）看待，最后则按保尔·德·科克的方式，称他为cemonsieur〔这位先生〕[128]，约翰·罗素勋爵的蹩脚法国话使马克思不由自主地想到《弗拉·迪亚沃洛》中“大人”使用的语言[129]；而他对卷入美国内战的北美诸州的忠告，马克思则借用歌剧《堂璜》的歌词，一语道破它的本质：“让他去吧，他不值得你恼怒！”[130]针对伦敦《泰晤士报》对印度起义的社论，马克思的评论却用了一连串引证和典故——以科贝特开始，以圣经结束，文章的主要部分则环绕着莫扎特的歌剧《后宫诱逃》中的一个人物——奥斯明。马克思觉得不如此不足以表达自己对这篇社论的反感和自己的感情：

　　“‘嗜血的老《泰晤士报》（科贝特通常这样称呼它）猖狂地咆哮；它扮演莫扎特歌剧中这样一个残暴人物，他在一段旋律极其优美的独唱中幻想着如何先把敌人绞死，然后把他放在火上烤，然后把他砍成四块，然后再把他穿在铁叉上，最后生剥他的皮；他竭力想搧起复仇的情绪，使之达到疯狂的地步，——要是在悲剧的激情后面没有明显地露出喜剧的把戏，所有这一切可能显得只是很愚蠢罢了。伦敦《泰晤士报》不仅仅是由于恐慌而把角色演得过火。它给喜剧提供了甚至连莫里哀都错过了的新题材，那就是复仇的达尔杜弗。而在实际上，它所需要的只不过是颂扬国家公债和庇护政府。既然德里的城墙没有象耶利哥[131]的城墙那样仅仅由于空气的震荡而倒塌，那就必须用复仇的号叫来震聋约翰牛的耳朵，使他忘掉他的政府应该对所发生的灾难以及使这次灾难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负责。”[132]

　　如果我们还记得马克思对自己在第一国际成立后的政治活动的评价，就更能了解马克思不断使用舞台比喻的特殊意义：

　　“伦敦工人的示威游行（同在1849年以后我们在英国所见到的比起来实在太了不起了）完全是‘国际’的作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要区别：一是不抛头露面而在幕后活动，一是象那些民主派似的，在公众面前装模做样，而实际上一点事也不做。”[133]

　　马克思在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也清晰地对比了远离舞台脚灯的有效果的活动同在公共舞台上昂首阔步的骗局。
　　虽然马克思写的报刊文章很少有直接谈论文艺问题的，但是通过前文探讨的散见各篇文章中的这些引述，我们对马克思的文艺观还是可以了解到不少东西。马克思不喜欢铺张夸大的文体，这一点我们已知道得很清楚；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同样清楚地表示，他不喜欢急就成章的东西，不喜欢专靠“灵感”而不是通过艰辛努力而写作出来的作品。“有谁听说过，伟大的即兴作者同时也是伟大的诗人呢？在政治方面，道理也同诗歌方面一样。任何时候革命都不能按照命令制造出来。在有了1848年和1849年的可怕的经历之后，要唤起民族的革命，只是身在远方的领袖的纸上的号召已经不够了。”[134]通过这些文章，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非常注意语言词汇的精密区别。他在发表1855年2月28日《新奥得报》上的一篇文章里，就向德国读者解释“clever”这个英文字的不同含义。[135]在同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再一次展开论战中，马克思还有一次借机专门讨论了六韵步的诗歌。金克尔大概在自己办的杂志《海尔曼》上草率发表了一篇歌颂索尔费里诺会战[136]的史诗，马克思评论说：

　　“歌颂会战的那首诗的韵律是英雄史诗的韵律，是六脚韵。大家知道，克莱斯特在六脚韵前面增加了一个短音节。我们这位歌颂英雄的诗人〔指金克尔——作者〕超过了克莱斯特：他非常慷慨；韵脚多少对他说来是无所谓的。但是，另方面，如果六脚韵刚从沙场上回来，缺少一个脚，或者膝盖脱了骱，那也不能责怪六脚韵。”[137]

　　马克思在讽刺挖苦了一通后，又从这首史诗中摘出几个例子，说明金克尔的诗如何不合规格。
　　从这部分为报章撰写的文章可以看到，马克思最感到兴趣的还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政治家的文学著作对于理解他的政策的实质会有什么帮助呢？约翰·罗素勋爵、迪斯累里、布尔韦尔—利顿，以及后来编订荷马史诗的格莱斯顿的事例都可以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而如果一个文人参加了政治活动，成为政府的要员，情形又如何呢？沙多勃利昂同拉马丁的例子实在令人厌恶，理应引为借鉴。曼努埃尔·霍赛·金塔纳[138]的情况略好一些，但也使人沮丧。马克思告诉读者说，西班牙洪达具有文学鉴赏力，委托金塔纳起草了洪达的宣言书，结果这份宣言尽管磅礴有力，可是洪达的行动却远远落在后面。[139]除此以外，马克思还研究了该如何认识表现于一个民族的文学和政治中的统一的“民族风格”的问题。我们不止一次读到，马克思在评论革命的西班牙的政治宣言时，把它的夸张、甚至夸夸其谈的词藻同卡德龙的文体联系起来；在解释加里波第的政治表现时，又借助于但丁和马基雅弗里的著作。但是，民族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认为马志尼就已经同较旧的意大利风格彻底决裂，因此可以说已经创立了意大利文学的一个新派别。[140]
　　马克思确认这种“民族风格”的存在，也表现在他对读者的尊重上；马克思认为作家必须考虑到读者的口味。在1854年6月14日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中，马克思曾引证了一篇匿名的俄国梯尔泰的寓言。马克思仔细地指出，这篇寓言的语言和结构简单浅显，是因为诗人想让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读者能够接受。[141]
　　正象马克思其他著作一样，这些报刊文章一再向我们指出，马克思从来不脱离生活与历史的背景来谈论一部文学作品，他总是见地很高地把作品同时代联系起来。在1856年发表在《自由新闻》上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第三篇中，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要了解某一历史时期，我们必须迈出这一时期的局限，把它同其他历史时期进行比较。”[142]这一原则马克思不只用于观察社会和政治，也用于对文学史的研究。在现代社会中，某些文学形式可能为人滥用，受到损害——如前文谈过的金克尔的诗、或者利物浦商人据说是为了“丰富”英国诗歌而制作的赞扬奴隶买卖的颂歌[143]——，但是对于文学的真正价值，马克思从来没有怀疑过。当马克思谈到柏拉图把诗人摒除于他的“共和国”之外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他对这一举动感到不以为然，认为是很荒谬的：

　　“我既不同意李嘉图的见解，也不同意西斯蒙第的意见。李嘉图把‘纯收入’看做摩洛赫，认为大批大批的居民应该心甘情愿地做它的牺牲品；西斯蒙第则从他那悲天悯人的慈善心肠出发，企图用强力来保持已经过时的农业经营方法，并把科学从工业中驱逐出去，就象柏拉图把诗人从他的共和国中驱逐出去一样。”[144]

　　这段文章以希伯来的古风俗开始，以古希腊的著作结束，在表示对社会正义和正确的经济措施的关切时带出对诗人的关怀，在马克思从1852到1862年写的大量报刊文章中，这种论述方法是很有代表性的。

（2）


　　马克思为查·安·德纳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文章，间接地促使他集中思考了一些美学问题。1857年德纳约请马克思为他编纂中的一部百科全书写一篇解释美学的文章；尽管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里嘲笑了这个建议（美学怎么能用一页的篇幅说清楚呢？），他还是受到触动，阅读并摘录了弗·费舍[145]作的《美学”和一部著名的德文百科全书的美学部分。格奥尔格·卢卡契在一篇颇有启发性的文章中研究、分析了马克思的这部分美学笔记。[146]卢卡契指出马克思的这部分笔记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个是，马克思对费舍的关于美学的四卷著作的结构和材料安排所表现的兴趣：他不仅对这部作品所涉及的美学的各种问题感到兴趣，而且（马克思在1858年2月22日给拉萨尔的一封信里讲得很清楚）认为费舍把一部卷帙浩繁的作品分册出版是一个可资仿效的办法，自己的经济学著作不妨也按顺序分册呈现给读者。卢卡契提出的第二点，哈依·里弗希兹以前也已指出过。根据卢卡契和里弗希兹两人的意见，马克思着重研究的是费舍美学体系中艺术与生活关系最密切的一些部分，是一些处于生活和艺术的边界线上的问题，如主观与客观的相互关系，“美的瞬间”，滑稽与丑陋等等。这些问题引导马克思思考了事物的本质与其美学上的意义的关系。马克思从费舍的著作里摘录了一些康德对这些问题的论述，这样他就以费舍的《美学》为门径，进入了对康德的《判断能力的批判》的研究。卢卡契提出的第三点最为重要。据他说，马克思的这部分笔记摘录最多的是费舍美学中讨论神话的部分。费舍是黑格尔的追随者，也把神话看作是一个已经消失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的表现，并把“现代的自由的世俗的幻想"同历史早期的“受宗教制约的幻想”进行了对比。当马克思在1857年为他的经济学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撰写《导言》时（见本书第11章），脑子里肯定还萦回着这些概念。
　　费舍的著作概括了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美学理论，马克思阅读这部作品所作的笔记是一部非常令人感觉兴趣、也非常重要的文献。前文所谈，远不能概括其重要意义。里弗希兹就曾经指出，费舍的作品不仅使马克思了解了康德的思想，而且也使他更深入地研究了席勒的美学。费舍的作品中有一处引证席勒的地方，马克思也抄录下来，而且显然表示赞同。“美既是客观事物，又是主观境界。它既是形式——当我们判断它的时候，又是生活——当我们感觉它的时候。它既是我们存在的状态，又是我们的创造。”这段引文使马克思想到他早年接受的黑格尔的美学，也激起他研究“崇高”，研究与“崇高”有辩证关系的“量”与“度”的概念的兴趣[147]。里弗希兹告诉我们，“有限”与“无限”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正象在他的美学思想中一样，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此，马克思在1857—1858年对美学的研究不仅在我们分析过的对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的评论中结出果实，而且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经济学著作也有密切的关系。

（3）


　　1859年，马克思感到针对当时说德语的国家对他的攻讦非要写一篇详细的批驳不可。几年来他为美国、英国和德国报刊杂志撰写文章所练习的技巧对他写这篇反击文章帮助很大。当时攻击、诬蔑马克思特别激烈的是一个叫卡尔·福格特的人。这人本是一个学院派的科学家，曾是法兰克福议院一名有名的左翼议员，后来却成为，也许是受人利诱而成为把拿破仑三世当作欧洲的白天使[148]的帮派的代言人。因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妨碍了这些人观点的传播，所以福格特诬蔑马克思是一个颠覆性的秘密组织的头目，并造谣说该组织靠敲诈勒索和把自己组织中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出卖给警察局而获得经费，妄图以此诋毁马克思。福格特的这些诬蔑诽谤也为一些德国报纸所接受转载。当马克思在普鲁士法院对这种诽谤提起上诉时，竟未被受理。为了洗清自己的名誉，也为了继续为自己献身的事业继续发挥作用，马克思就写了这篇《福格特先生》，于1860年出版。由于文章的性质，这部作品有很多篇幅谈论的是早已为人遗忘了的一些不出名的人物，和大多数读者已不再关心的时事问题。也就是说，《福格特先生》不象《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两本书那样至今还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是这篇著作的确也包含有个别富于重大历史意义的篇章（如马克思为驳斥福格特无耻造谣而叙述“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的一段），同时，作为马克思把文学引喻与文学警句运用于政论文章的各种方式的汇编，这篇著作在本书中是值得探讨一下的。
　　事实上，马克思的全部著作没有哪一篇能象《福格特先生》这样充分地、清楚地显示出马克思如何倾心于世界文学。西塞罗的引文，维吉尔和柏西阿斯[149]的警句，和希腊讽刺短诗作家的一小段引文（希腊原文）代表着古希腊罗马文学；圣经》中的人物和一些家喻户晓的词句代表着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此外，马克思还常常以不见经传的引证显示了他对古德国文学的渊博的知识一哈尔特曼[150]，高特夫里特[151]，沃尔夫拉姆[152]，瓦尔特[153]，《尼伯龙根之歌》[154]，《酒鬼》[155]，菲沙尔特[156]仿效拉伯雷的作品等等。对于较晚一些的作家则有歌德、席勒、路德维希·乌兰德[157]，以及不太知名的作家如弗·威·哈克兰德尔[158]等。当然，少不得还有海涅。象在马克思的任何著作中一样，莎士比亚总是占据着一个突出的地位。加入到英国作家行列的有赛缪尔·巴特勒[159]（《胡迪布腊斯》的作者）、蒲伯[160]（特别是他的叙事诗《愚人记》）、彼得·品达尔[161]、《特利斯川·项狄先生的生平和见解》的作者洛·斯特恩[162]、拜伦（给卡斯尔里子爵写的有伤大雅的《墓志铭》[163]）和狄更斯（主要是《奥列佛·退斯特》和《马丁·朱述尔维特》两本小说）。在意想不到的行文中，我们会突然遇到但丁，卡德龙，塞万提斯，拉伯雷，伏尔泰，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和许多别的作家。马克思在1860年2月柏林发行的《人民报》上曾登了一则预告，称《福格特先生》为对德国诽谤者们的一篇“文学性”的回答，用以区别普鲁士法院拒绝马克思给予诽谤者的“法律”的回答。从马克思在这部作品中大量引用全世界伟大作家来看，也许“文学性”这个词还有出于马克思本意之外的另一特殊意义。
　　在《福格特先生》中，马克思再一次运用了他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造的一种技巧—一文学主导主题。因为卡尔·福格特是个胖子，扯的都是露骨的谎话，所以福斯塔夫的比喻从始至终贯穿着马克思的这本小册子。“从谎言中铺陈出谎言，一眼就望穿的露骨的谎言。”除了从《亨利四世》中选中福斯塔夫外，马克思自然还引用许多别的人物进行比喻，对不久前逝世的《新莱茵报》的一位编辑的赞颂就是一个例子：

　　“施拉姆不但生性热情、大胆，有如一团烈火，从不为日常生活忧虑，而且有辨别力，独创的见解，机灵的诙谐和天真的善良。他是我们党的潘西·霍茨波。”[164]

　　在这部作品中，马克思常常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当作代表一些特性或缺点的速写记号使用：拿破仑三世在文章的一个地方被叫作“皇族俾克史涅夫”[165]，在另一处又被叫作“加西莫多”[166]。象过去一样，马克思有的时侯把文学作品中的不同人物溶合到一起，用以更精确地描划一个性格复杂的同时代人。如果只用福斯塔夫一个形象，可能还使我们对福格特产生某种敬意，因此就必需在福斯塔夫身上再加上拉伯雷和菲沙尔特的高冈都亚，加上舞台上的一些小丑，吹牛大王闵豪森，和席勒的剧本《威廉·退尔》里的暴虐的州官。用席勒剧本中的人物显然是因为州官这个德文字（Landvogt〕有一半同福格特（Vogt）这个姓谐音。《福格特先生》与马克思其他作品有一个不同处，就是经常地、大量地使用语音或语义双关的文字游戏。例如，文中多次引用德国中世纪作品《路易之歌》[167]（Ludwigslied），是因为福格特正在高唱一首“路易之歌”，赞颂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冠于第一章之首的卡德龙的一句引文也是因为里面有一个语义双关的词“硫磺膏”[168]；福格特正是诽谤马克思是一个名为“硫磺帮”的秘密社团的头目。《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不少伟大作家的名字，或者是为了同一些较小的作家进行对比（马克思认为对这些不很知名的作家也必须给予应有的尊重），例如福格特就被叫作“前室的塔西佗”[169]；或者是为了嘲笑某些人对这些大作家的盲目崇拜，如马克思多次谈到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有时直接引用，有时用在很不恰当的“庸俗的”背景中，故意加以歪曲：另外一些时候，是为了在读者的心目中唤起一幅整个世界的腐败、堕落的画面，例如在一篇文章里马克思暂时打断对现代新闻界的评论，而向读者提起“巴尔扎克的著名小说”[170]（指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或者是一用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的话说——让读者了解马克思越来越感到自己正在费力跋涉一片粪污的泥塘：

　　“把食物变成粪便的臭皮囊；”[171]

　　或者：

　　“我看到一个脏鬼满头都是污粪，
　　以致看不出他是僧侣还是俗人，
　　他向我咆哮：‘你为什么老爱瞧着我，
　　难道我比别人更污秽！？’”[172]

　　马克思引证文学作品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从中取得一套比较典雅的辱骂敌人的话语。《神曲》地狱篇就提供给马克思刻划魔鬼的方法和一些囚居在地狱里的人物的形象。前者（“他是骗子和一切谎言之父”[173]）马克思用来形容福格特，后者马克思用来描写福格特的狐群狗党：

　　“在第二圈里集居着
　　伪善者，谄媚者，妖术惑人者，
　　盗窃者，买卖圣职者，诡计多端者，
　　欺诈者，诱淫者等等卑鄙龌龊的人。”[174]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蒲伯的《愚人记》[175]，海涅的《科贝斯第一》，《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和《路德维希·白尔尼》[176]供给了马克思特别丰富的讽刺挖苦的表现法。
　　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马克思似乎每看到一个政治或社会现象都联想起文学作品中某一场景。例如关于法兰克福的议会，马克思就写了这样一段话：

　　“在西班牙戏剧中，每一个主人公都得搭配两名丑角。在卡德龙的剧作中，甚至给圣基普里安诺这个西班牙的浮士德也配备了莫斯康和克拉林。同样地，反动将军拉多维茨在法兰克福议会中也有两名滑稽副官：他的喜剧小丑利希诺夫斯基和他的马戏团小丑芬克。”[177]

　　利用文学引证使马克思对拉多维茨、利希诺夫斯基和芬克等人的讽刺挖苦更加深刻。他们不仅是奇异怪诞的人物，而且那些熟知人类缺陷和愚蠢的伟大作家很久以前就预见到这种怪物。通过这段比喻，法兰克福议会的面目就一清二楚了。说穿了，它只不过是外国文学和外国政治的一文不值的拙劣模仿品而已。
　　前文已经讨论过的福斯塔夫的引喻，集中于莎士比亚的一个剧本，而且只集中于这个剧本的一场，即《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在这一场中，福斯塔夫受威尔士亲王的挑逗，恣意吹嘘，信口开河，矛盾百出。每一次叙述同恶棍械斗的故事，他就把对手的人数增加一些，而且一会儿说这些人穿的是这种颜色这种质地的衣服，一会儿又说是另一种颜色和另一种质地。马克思反复引证这个故事，是为了想让读者了解福格特在他的诽谤性著作中所用的欺骗手法，想揭穿福格特的荒谬逻辑：把一个流亡者的无害的团体“硫磺帮”任意歪曲夸大，说成是威胁欧洲和平的极其危险的秘密社团。在这个意义上，福斯塔夫是卡尔·福格特的“老祖宗”。马克思想让读者看到，这位肥胖的兽学家是莎士比亚的角色的“兽国再生物”。[178]马克思用福斯塔夫讲述穿麻布衣服的人的故事来比拟福格特信口夸大“硫磺帮”，把它说成颠覆性的危险组织，这也是对莎士比亚的一种礼赞。因为马克思认为莎士比亚有洞察力，看得到人类行为的发条和齿轮，并有能力创造出显示这些发条和齿轮如何工作的模型。这样，马克思就又使我们了解到他尊崇莎士比亚、赞佩莎翁创造的“不朽”人物（“不朽的约翰·福斯塔夫爵士”[179]）的一个——而且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福格特先生》一书从始至终充满了伟大文学作品的引证，在文章风格方面也树立了典范。这些伟大的作家对于马克思的政敌们的那些不堪卒读的蹩脚文章不啻一副消毒剂，起了积极的矫正的作用。这些人的文章不仅形象比喻荒谬，语言笨拙，语法不通，而且思维逻辑也是一片混乱。马克思对这些人的文章虽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与评注。由于马克思的这本著作引证了大量伟大文学作品，这对马克思本人也是一个鞭策，使他特别认真考虑自己文章的效果，不仅是当时当地的效果，而且是对所有阅读到这部作品的人所产生的效果。马克思对《福格特先生》的读者说，他感到必须非常认真地撰写这篇文章，必须使文章发挥实效，“因为我必须把‘我的令人喜欢的题目’搞得相当巧妙。”[180]
　　马克思试图把他的令人喜欢的题目搞得巧妙，也包括绞尽脑汁给这部作品想出一个恰当的题目。他从报上读到，在阿尔及利亚流传的波拿巴派的宣传小册子是由一个笔名“达—达”[181]③的人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想把自己的这部作品叫作《达—达·福格特》。马克思家里的人和一些朋友们都反对，认为这个名字太费解了，最后马克思放弃了他的意见。虽然如此，他还是有些不甘心，因为（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达—达会引起庸人的好奇心并且有滑稽感。”又说：“达—达会引起庸人的好奇心这种情况很合我的心意，而且我觉得这也适合于轻蔑嘲笑的做法。”[182]五十多年以后，在苏黎世流亡的一群艺术家在一本法文字典里发现了“达达”这个字，他们和马克思产生了同样的想法，“达达”终于成了一个艺术流派的名字[183]。
　　马克思把达—达同福格特的活动连系在一起，是因为想让人们知道这两个人都是代表拿破仑第三在讲话，而不是在讲自己的话。这就使马克思在用来比拟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创立者的一串舞台小丑的名单中又增加了一个新名字。他在一段典型的文章中写道：“……福格特不过是土伊勒宫里能操腹语的小丑手中的无数外语传声筒之一。”[184]（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
　　必须承认，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引证文学作品、使用文学比喻，未免过分一些，马克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引进各式各样的作品，有时给人以堆砌之感，不够自然；其结果反而削弱了作者预期的效果，使读者感到烦冗。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也曾出现这种倾向（在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很少读者在第二十次遇到“圣·麦克斯”[185]和桑丘·潘沙能象第一次遇到这两名字时感觉那么新鲜），但是并不明显。马克思自己后来也逐渐感到在吸收别人作品的方法上不够恰当。在1868年4月11日用英语写给他的女儿劳拉的信里，马克思曾表示了自己的不安：

　　“亲爱的孩子，你一定会认为我是嗜书如命的，因为在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候我还是拿书籍的事来麻烦你。但是你这样想就错了。我只是一架机器，注定要把书籍吞掉，再改换一种形式把它们抛掷出来，投向历史的垃圾堆上。”[186]

　　一个能够这样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缺点、能够这样机智、风趣地描绘自己的缺点的人，肯定早已在作了不少努力，弥补自己的缺点，甚至能够把缺点转化为力量。如果深入地研究一下马克思的著作，大多数读者都会同意巴枯宁的一句话（巴枯宁对马克思显然不会有什么好感，因此他的这句评论应该说是公正的）：“很少有人读书能象马克思读得那么多，而且我们还可以加添一句，也很少有人读书能有马克思那样有见地。”[187]

（4）


　　马克思给报章写的最后一批文章是1861年年底和1862年全年投寄给维也纳的《新闻报》的一组稿件。在这些文章里，马克思继续从古希腊罗马著作中汲取大量的形象比喻和妙语警句。关于伦敦修筑泰晤士河堤岸的报道就是一篇饶有趣味的例子。泰晤士河堤岸的修建计划目的是为了解决交通阻塞问题，这使马克思想到一篇讽刺诗：尤维纳利斯说他自己要先立下遗嘱才敢到罗马市街上去，因为很可能他一出门就被车轧死[188]。马克思告诉这篇文章的读者说，总的说来，伦敦的贵族老爷们是欢迎修建这条新堤岸的，因为他们可以慷公家之慨，大大改善一下泰晤士河边的私人宅邸的环境。但是这些老爷们也有一个严重的顾虑：

　　“他们要求，在新建街道预定要紧靠着他们的地产走过从而使他们同‘misera contribuens plebs’〔‘纳税的可怜虫’〕相接触的地方，原定的建筑工程必须中断一下。这些‘fruges consumere nati’〔为享受果实而生的人们’ 〕的超凡绝俗的奥林帕斯仙境，决不能被忙于俗务的小民的目光、喧声以及呼出来的浊气所污染。在这些养尊处优的贵人们当中，为首的乃是一位最有钱、最有势、因而在提出‘小小的’要求时比谁都厉害的巴克鲁公爵。”[189]

　　在这段文章里，马克思使用贺雷西和尤维纳利斯的话，清楚地刻划出与古罗马贵族持有一样偏见的英国贵族老爷对待平民的轻蔑态度，同时也表现了在马克思的时代英国贵族所享有的一种特权——他们受到的古典文学的教育。
　　在为说德语的读者写文章时，马克思再一次到海涅那里去寻找生动的形象比喻。马克思挖苦帕麦斯顿当权时期的新闻界，把它比作海涅的《新春集》序章中的骑士；这位骑士颇想驰骋沙场，无奈堕入了爱神布下的罗网，不仅失去手中的利剑，而且为花环牢牢拴系住。马克思告诉读者说，英国的报刊不能投入战斗，不仅由于受了象别的专制国家中一样的专横独断的束缚，而且也是由于一些“迷人的、令人心喜的障碍”，由诡计多端的帕麦斯顿阴险地设置下的障碍[190]。在叙述美国内战时期一件偶然事件时，马克思借用了《浮士德》第一部舞台指导说明中让靡非斯托斐勒司做的“不雅观的姿势”一词使自己的文笔更为生动。[191]达·朋得为莫扎特的歌剧《唐·璜》写的歌词中的一句话被用来讥刺约翰·罗素爵士向内战中美国北方进的忠告[192]②。马考莱对艾塞克斯伯爵的评论被引用来刻划1862年美国大选的总统的候选人麦克累伦将军[193]③。在一篇用严肃的笔墨讲述英国工人贫困的文章中，马克思认为只有但丁《神曲》地狱篇的一个例子才能勉强比拟现代英国工人的深重灾难。马克思谈的是发生在英国约克郡西区一件工人活生生被饿死的悲剧。马克思说：“乌哥利诺和他儿子们的悲剧在帕德蒙登的小屋里又重演了，只不过是没有吃人的场面罢了。”[194]①象海涅在《莎士比亚剧中妇女形象》一文中所做的那样，马克思也从莎士比亚的剧本中去寻找除了在文学作品中已不复存在的古老英国的影象。马克思利用这一影象来批评当前的英国以及只存在于那些不了解当前实况的人的头脑中的“幻影”英国。

　　“大陆上人们习惯地认为，岛民约翰牛是有‘独特性’或‘个人特性’的。一般说来，这种看法是把早先的英国人和现代的英国人混为一谈了。其实相反，明显的阶级差别、过分细致的分工以及报界的婆罗门制造的所谓‘舆论’，已经把人们的性格弄成了千篇一律，连莎士比亚恐怕都认不出自己的同胞。有差别的已不是单个人，而是他们的‘职业’和阶级。如果不看职业而看日常生活，那末一位‘体面的’英国人同另一位就十分相象，连莱布尼茨也未必能找出他们之间的差别，或者differentia specifica〔特种差别〕。”[195]

　　但是，马克思又缓和了一下自己的严峻的判断，加添说，英国人的“个人特性"还可以在个人生活中，因此也偶然在法庭上看得出来，因为法庭是个人的怪癖，互相冲突的公开场所。马克思举了一件有趣的诉讼案——一个伦敦裁缝控诉画家爱得文·兰西尔爵士[196]的案件——来说明这一论点。
　　马克思在为《新闻报》撰写的稿件中引用的其他文学著作包括从朱尼厄斯[197]的信札到当代的美国小说家库伯的《开路人》。但是在所有这些旁征博引的文章中，最令人感到兴趣的首推马克思对阿伯拉罕·林肯性格的一段描述。原文载于1862年10月12日的《新闻报》。马克思认为林肯

　　“从不首倡什么，从不表现激情，从不装出姿态，从不使用历史帷幔。最重大的行动，他也总是使之具有最平凡的形式……他犹豫不决地、违背本意地、勉勉强强地演唱着他这个角色的雄壮歌词，好象是在请人原谅他是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充当英雄人物’似的……
　　要想从林肯的所作所为中找出美学上的不雅，逻辑上的缺陷、形式上的滑稽和政治上的矛盾，象英国的那些奴隶制度的品得——《泰晤士报》、《星期六评论》之流所做的那样，是再容易不过了。尽管如此，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齐名！在今天，当大西洋这一边所发生的一切无足轻重的事情都故意带上了不起的神气的时候，那在新大陆上以如此平凡的形式所进行的一切重大事件，难道没有任何意义吗？
　　林肯不是人民革命的产儿。是那种没有意识到本身应当解决何等伟大任务的普选制的寻常把戏把他——一个从石匠上升到伊利诺斯州参议员的平民，一个缺乏智慧的光辉、缺乏特殊的性格力量、地位并不十分重要的人，一个善良的常人——送上最高位置的。新大陆还从来没有取得过比这一次更大的胜利，这证明，由于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善良的常人也能担负旧大陆需要英雄豪杰才能担负的任务！
　　黑格尔曾经说过，实际上，喜剧高于悲剧，理性的幽默高于理性的激情。如果说，林肯不具有历史行动的激情，那末，作为一个来自人民的常人，他却具有这种行动的幽默……”[198]

　　同《雾月十八日》一书一样，各种各类的舞台——表演的比喻和术语——穿高底靴的希腊悲剧演员啦，十七世纪德国的庄严隆重的连本大戏啦，歌剧中的雄壮的咏叹调啦一在这篇文章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些比喻和形象似乎只是作为反证而出现，也就是说，用以说明林肯并不是某种人物，他并不做某些事情。通过这些形象比喻，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林肯是一个与拿破仑第三截然相反的人物。在马克思的眼睛里，拿破仑第三只不过是一个趾高气扬、以英雄自居的滑稽小丑而已。提到小丑强扮为英雄，马克思自然又想到一个戏剧中的形象：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中的细木工斯纳格。斯纳格向观众道歉说，他扮演狮子是迫于业余剧团的要求，勉为其难。由于有林肯的对比，斯纳格这个人物就更赢得我们的同情；由于有斯纳格的对比，林肯的行事与作风就更为我们所理解。品得[199]这个著作颂歌的人，只是作为《泰晤士报》、《星期六评论》的讽刺性的比拟一笔带过，文章最后一段谈的完全是如何运用黑格尔的一个美学观点观察世界历史的事。黑格尔对喜剧的这，一奇特的评价初见于他著作的《精神现象学》，后来在《美学讲演录》中他又把这个观点加以发挥[200]。林肯与欧洲政治活动家两种表现的对比，既说明又验证了应用于世界历史范围中的黑格尔的这一论点。

（5）


　　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初本计划再写一部作品，细致研究一下当代的演说家同文化上的英雄。作品的内容是1863年一月波兰起义引起的波兰问题；但是这部著作并未完成，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马克思从不同书籍和小册子上抄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摘录，连同他做的一些零碎的评注。这些评注，集中论述的是普鲁士和法国的政治，而不是波兰本国的问题。马克思在这部分手稿中再一次把政治活动家比作“喜剧演员”和“潘奇内洛”[201]。弗里德里希大帝[202]同俄罗斯搞联盟被讥刺为“整个事件中的一首可怜的短诗”[203]。马克思继续从海涅作品中引用各种讽刺挖苦的词句（如借用海涅的《掉包的怪孩子》中一句骂人的话，几次称弗里德里希大帝为“老兽奸者暴徒”）[204]。对于曾写过《维罗纳议会》并主持过一个时期法国外交事务的沙多勃利昂，马克思直言不讳地称之为“沙皇亚历山大的工具”和“俄罗斯的奸细”[205]。在按年代叙述法国对俄罗斯的政策时，马克思插入了一段自己对大作家的代表作用的看法：

　　“从上面论述的事实可以看出，那个政府的言行，或者如果你愿意，说意图与行动也可以，是多么不一致，但是除了这些事实外，我们还不应该忘记，路易十五的政府，不论是公开的或是秘密的，都不代表法兰西。伏尔泰和狄德罗远比德·布罗格利公爵或是维尔任纳伯爵更能代表法国。伏尔泰为弗里德里希二世吹号角，正象狄德罗为叶卡捷琳娜二世吹嘘一样。法国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竭尽全力替叶卡捷琳娜二世捧场，同这些人的浪漫主义反对派沙多勃利昂为沙皇亚历山大服务毫无差别。”[206]

　　要想了解十八世纪法国真正起作用的政治力量，我们必须象注意国王和大臣的政治一样注意伏尔泰同狄德罗的言论，也许还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这些人身上。但是最易使人误入歧途的，莫过于以看待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派的目光探讨这些十八世纪的作家。马克思叫我们认识到，伏尔泰和狄德罗对本国以外的专制君主仍是非常虔敬的，也正象某些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作家对神圣同盟和这一同盟的主要缔造者心怀崇敬一样；尽管马克思并不因此而对《老实人》和《拉摩的侄儿》减少一丝尊敬，也不因此而对沙多勃利昂的作品增加一分好感。归根结底，文化界的英雄只有在他们的时代背景中才能被充分了解。



[1]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 卷，第403页。

[2] 亨利·约翰·组普尔·帕麦斯顿勋爵（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依靠该党的右翼分子。曾任外交大臣，内务大臣和首相。——译注

[3] 鲁杰罗与阿耳契娜都是意大利中世纪诗人阿里欧斯托长诗《疯狂的罗兰德》中的人物。阿耳契娜是一个女巫。——译注

[4] 引自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七场。

[5] 见《纽约每日论坛报》（1853年10月19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89—391页。

[6] 见《纽约每日论坛报》（1858年8月4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563页。

[7] 见《纽约每日论坛报》（1853年10月19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91—392页。

[8] 约翰·罗素（1792—1878），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外交大臣，枢密院院长。——译注

[9] 约翰·阿瑟·罗巴克（1801—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译注

[10] 写于1855年7月25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32——433页。

[11] “作为一个演说家，他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独到见解，没有一句至理名言，没有一句真知灼见，没有一点鲜明的记述，没有一点美妙的思想，没有一个生动的隐喻，没有一点幽默的描写，没有一点真实的情感。"（《新奥得报》1855年7月25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32—433页。）

[12] 本杰明·迪斯累里·贝肯斯菲尔德伯爵（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内阁首相。一译注

[13] 这里讲的是印度人民在1857—1859年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英国统治而举行的一次最大的起义，——译注

[14] 见亚里士多德（诗学》第6章。——译注

[15] 爱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著有卷帙浩繁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里指的是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和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两书。——译注

[1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63—264页。

[17] 原文是“the English middle. class”，《马恩全集》译作“资产阶级”。——译注

[18] 威廉·麦克皮斯·萨克雷（1811—1863），杰出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夏绿特·勃朗蒂（1816—1855），英国女作家，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伊丽莎白·盖斯凯尔（1810—1865），英国女作家，现实主义流派氓的代表，——译注

[19]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86页。

[20] 布朗娄先生是狄更斯小说《奥列佛·退斯特》中人物，特莱朵斯是《大卫·科波非尔》中人物，狄克·斯威魏莱尔是《老古玩店》中人物。——译注

[21]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749页注释第347条。

[22] 见1853年7月25日和1853年8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27—254页。

[23] 见1855年7月14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 卷，第400页。（辛伯达也是神话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译注）、

[2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08页；第10卷，第552页；第12卷，第727页。

[25] 见1856年4月5日《人民报》一一《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 卷，第668页。

[26] 见1855年8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41—442页。（原书此处英文引文最后一句与中文版略有不同，见下文，阿伽门农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阿耳戈斯国王，《伊利亚特》中的人物之一。传说为了生希腊舰队得以顺利地开往特洛伊，他用自己的女儿伊非革涅亚作为牺牲，祭祀女神阿耳忒弥斯。——译注）

[27] 彼得罗·梅塔斯塔西奥（1689—1782）：意大利诗人，歌剧作家。——译注

[28]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81页。（埃披门尼底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祭司，传说他在克里特岛上酣睡了半个多世纪，——译注）

[29]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02页。（据希腊神话，俄狄浦斯猜中了斯芬克斯的谜语，因而使特维城逃脱了吸血怪物的毒手。——译注）

[30]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83、187页。（坦塔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的国王，因侮弄诸神被罚沉沦地狱，永世受苦。每当他想掬取身周的水解渴或采摘悬在头上的果子解饿的时候，水和果子就消失不见。——译注）

[31]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 卷，第447—448页。（让·雅克·佩利西埃（1794—1864），法国元帅。30年代初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以残酷出名，阿喀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只有他一个人能治好他使梅格立斯的儿子泰列夫遭受到的创伤，一一译注）

[32] 品得（公元前约522一约442），古希腊抒情诗人，——译注

[33]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93页。

[34] 尤维纳利斯（一世纪六十年代—127年后），罗马讽刺诗人。——译注

[35] 这一类普通套语的例子，可以在《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18页，第13卷，第188页，第15卷，第455页等到处找到。

[36] 见1853年4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28—629页。但丁的诗出自《神曲》天堂篇。——译注》

[37] 见1855年7月21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12页。

[38] 朱泽培·加里故第（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译注

[39] 见1860年10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99页。马克思说，“……何况是加里波第这样的人，既具有一颗火热的心，又兼有某些只有在但丁和马基雅弗利身上才能发现的灵敏的意大利天才。”

[40] 阿契改德·威·蒙·埃格林顿勋爵（1812—1861），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爱尔兰总督（1852，1858—1859）。——译注

[41] 理查·萨·伯·纳斯，美奥勋爵（1822—1872），英国国家活动家，保守党人。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和印度总督。——译注

[42] 见1858年1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711—712页。（原译文中“闻名的纳斯勋爵"，英文引文为“臭名昭著的纳新勋爵”，似更恰当，故作此改动。——译注）

[43] 见1853年10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85页。

[4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72页。（唐·卡洛斯（1788—1855），斐迪南七世的弟弟，西班牙王位的追求者，曾领导反动的封建教权派发动西班牙内战（1833—1840）。——译注）

[45]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06页。（巴尔多梅罗·埃斯帕特罗（1793—1879），是西班牙的一位将军和政治活动家，进步派的领袖，主张君主立宪。托波索之达辛尼亚是堂吉诃德给他意中人起的名字。伊萨贝拉女王指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二世（1830—1904）。——译注）

[46] 理查·普莱斯（1723—1791），英国激进派政论家，经济学家和道德论哲学家。——译注

[47]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479—480页。（根据《马恩全集》，这个愚人的方案是“两个星期不吃不喝"，而不是每月一次。——译注）

[48]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 卷，第470 页。（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1773—1832），瑞士经济学家，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著有《南欧文学》等书。——译注）

[49]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76页。（德·拉·巴卡，彼得罗·卡德龙（1600—1681），杰出的西班牙剧作家。——译注）

[50] 乔治·戈登·阿伯丁伯册（1784—186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曾任外交大臣和联合内阁首相。——译注

[51] 见1854年4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88页。（关于伏尔泰评论莎士比亚的话，见其为悲剧《塞米拉米达（1748）所写的序言《论古代悲到和现代悲剧》。潘塔隆是古代意大利喜剧中常见的角色傻老头。——译注）

[52] 见保尔·拉法格，忆马克思（《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1页）。——译注

[53] 威廉·科贝特（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卓越代表人物；从1802年起办《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写过不少文章。——译注

[54] 见1856年4月5日《人民报》一——《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665页。

[55] 见1856年4月26日《人民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页。（这句话出自《仲夏夜之梦》第3幕，第2场。——译注）

[56] 理查·蒙克顿·米尔恩斯（1809—1885），英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9世纪下半叶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译注

[57] 见1852年9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07页。（原话出自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第四幕，第一场。——译注》

[58] 见1855年1月6日《新奥得报》——《马隳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27页。

[59] 见1855年1月22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59页。

[60]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22页。（语出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好几篇剧作中的人物，是一个爱吹牛的懦夫、谐谑者和酒徒，——译注）

[61]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35页。（引语见《亨利周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这是对福斯塔夫讲的话。——译注）

[62]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36页。

[63] 见1855年2月13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66页。（原文是“格莱斯顿象福斯塔夫一样，能把6000个‘穿麻衣的人”变成3万人”。本文误为“穿肯德尔草绿衣服”。——译注）

[64] 见1857年4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一《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83页。（约翰·布莱特（1811—1889），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从60年代初为自由党左翼领袖，曾多次提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约翰·波特尔，英国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三度任曼彻斯特市长。——译注）

[65] 见1855年8月16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549页。（莎士比亚的话见《亨利四世下篇》第三幕第二场，威廉·泰特（1789—1873）是英国建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译注）这一方面相当重要，因为这显示马克思对文学的反应是多么的敏感，大大地超越了那些自封为他的弟子的人对文学的反应，那些人告诉我们说马克思把福斯塔夫纯粹看成一个否定的人物，“原始积累时代的鲜明典型”。M，奈契基娜写道，"对马克思来说，福斯塔夫是资本主义初兴时代的一种‘人格化的资本’，这个时代诞生了原始积累时代的资产阶级……莎士比亚一边遗憾地看到封建世界的没落，一边在福斯塔夫这个喜剧人物身上表现出对新兴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抵制，"（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莎士比亚），载于《国际文学》（1935年），第3期，第75页）有一点是确实的，那就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处着重福斯塔夫的哀愁，他在马克思的著作里主要是作为一个数谎者、懦夫和讲究饮食的人三者结合的形象出现的。对马克思来说，这些联合起来的品质使他成为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文中嘲讽的肥肥胖胖的政治家和学究的原型（Urtyp）。

[66] 见1856年4月26日《人民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6页。（凯列班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中半人半怪、野性而丑怪的奴隶。——译注）

[67] 安东尼·艾释黎·库伯·舍夫茨别利伯爵（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40年代时在议会中领导托利党慈善家集团；1847年起为辉格党人，——译注

[68] 见1857年3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61—162页。（“站在两个教士中间……”出自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3幕第7场。“麻醉世人的甜蜜毒药”出自莎士比亚（约翰王》第1幕第1场，“利益，………”出自同剧第2幕第1场。品得（约公元前522—142）是古希腊打情诗人。“万物莫好过于水”句引自品得“第一首奥林匹克颂歌"。——译注）

[69] 见1859年3月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03页。（原话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下篇，第3幕，第1场。——译注）

[70] 见1859年3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9页。（“我已经……”句见莎士此亚《麦克白》第3幕，第4场。马克思在文章中并未使用莎士比亚的原话。——译注）

[71] 见1859年8月20日《人民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22页。（斯纳格是《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细木工。——译注）

[72] 见1855年8月7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42页。考斯塔德是《爱的徒劳》中的乡人，克里斯朵夫·斯赖是《驯悍记》中的补锅匠，——译注）

[73] 见1859年10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84页。（道格培里是《无事生非》中的一个自大而最蠢的警吏。——译注）

[74] 约翰·辛·柯·林德赫斯特男爵（1772—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法学家，托利党人，曾任大法官。——译注

[75] 得比伯爵（1799—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译注

[76] 查理·格雷伯爵（1764—1845），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1830—1834）。——译注

[77]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52页。（上述莎士比亚的一段话实际上是在马克思引林德赫斯特贻爵的一段发言中出现的。——译注）

[78] 忒耳西忒斯是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人物，一个残度而好谩骂的希腊人。

[79]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361页。（涅斯托和俄底修斯均系《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希腊将领。引文见《莎士比亚全集》（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37页。—译注）·332

[80] 见1854年8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62页。

[81] 见1855年1月27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6页。（“辉格党”（whig）本书误作“组织秘书”（whip），现根据《马恩全集》译文，——译注）马克思在攻击克拉伦登勋爵对土耳其的态度的进程中，玩弄了一下具有特征的变换忒耳西斯这一题材，即把忒耳西忒斯当做责备丹鈉士诸女的腐儒。

[82]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4页。（“好人儿罗宾”是英国民间故事中的侠义英雄，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淘气精灵迫克也叫此名。——译注）

[83]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描绘欧洲的革命力量时已用过“老田鼠"这个形象（见《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691页）；黑格尔先于马克思在描绘历史中的精神作用时也用过这一形象（见格洛克纳编《黑格尔全集》中《哲学史讲义》（斯图加特，1927年）第19卷，第691页）。

[84] 见1852年8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86页。（“伪君子”或泽为“达尔杜弗”是莫里哀同名剧作的主人公。——译注）

[85] 见1857年9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11页。

[86] 见1853年2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69页。赛缪尔·巴特勒（1612—1680）是英国讽刺诗人，其长诗（胡迪布腊斯》（《马恩全集》根据俄文译为《古迪布腊斯”）嘲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的清数主义，以及宗教的假仁假义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主人公胡迪布腊斯喜用荒谬的逻辑作无意义的争辩，——译注）

[87]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18页。（何蒙古鲁士是歌德的《浮士德》中浮士德的弟子瓦格纳用中世纪炼金术制造出来的“人造矮人”，但只是一个在曲颈玻璃瓶中能发光的胎儿形，无法蜕化、发育。——译注）

[88] 见1859年8月6日《人民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10页。（指歌德长篇小说《亲和力》中的米特勒（意译为调停人）。他是一个僧侣，经常调解自己教区里的纠纷。——译注）

[89] 见1853年6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49—150页。（歌德的诗出自《西方与东方的合集》中《致祖莱卡》。——译注）

[90] 见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2—63页。

[91]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43页。

[92] 见1855年2月1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1页。

[93] 见1855年8月16日《新奥得报》——同上书，第549页。（汤尼·朗普全是英国作家哥尔斯密的喜剧《欲擒故纵》中的人物，一个妄自尊大的贵公子。布腊默尔是英国十九世纪初的贵族，以讲究穿戴出名。外号“美男子”。——译注）

[94] 见1859年2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726页。（赛米尔·约翰逊（1709—84）是英国作家，字典编纂者。——译注）

[95] 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1767—1845），德国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译注

[96] 见1853年8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57页。（乔纳桑·斯威夫特（1667—1745），著名的英国讽刺作家，曼尔兰人，著有《格列佛游记》等。遗嘱以自己全部财产在都柏林建立一所疯人院。——译注）

[97] 参见布鲁诺·凯撒和I·维尔汉著《马克思和恩格斯藏书。一个书库的收薰经过和全部目录》（柏林，1967年）；另参阅《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90页。

[98] 见1854年9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67页。（罗伯特·骚塞（1774—1843），英国诗人和作家。马克思在《革命的西班牙》一文中，曾引用了骚塞《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中的一句话：“爱国主义火焰因加上迷信的圣油而燃浇得更旺了。”——译注）

[99] 马克思1853年2月23日致恩格斯的信提到梅恩·里德——《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16页，（托马斯·梅恩·里德（1818——1883），爱尔兰作家，惊险小说作者。——译注）

[100] 见1861年11月19日《新闻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96页。

[101] 见1858年7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第12季，第559页。（“英雄的死犹如太阳落山”句见席勒的《强查》第3幕，第2场。——译注）

[102]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73—674页。（《伊利亚特》是著名的古希腊史诗，传说为荷马所写，《艾达》是一部收有七至十三世纪时期冰岛神话和英雄诗歌的集子，也是著名的史诗。席勒的一节诗出自《大钟歌）。——译注）

[103] 见1855年5月10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28页。（维兰特（1733—1813）是德国的诗人和小说家。他的讽刺小说《阿布德拉人》指写该城市的居民因小事分为两派，相互斗争，几乎导致整个城市毁灭。——译注）

[104] 见1855年6月8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02页。（大卫·乌尔卡尔特（1805—1877）是英国外交家，反动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译注）

[105] 见1855年6月12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17页。

[106] 同上书，第13卷，第464页。

[107] 见1853年4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6页。（米尔米东人是传说中的特萨利亚的一个部落，曾参加特洛伊战争。米尔米东也有矮人、侏儒之意，偕用指猥琐，无能的人。——译注）

[108] 见1860年8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30页。

[109] 詹姆斯·辛普森（1792—1868），英国将军，1855年（2一6月）为陆军参谋长，后任克里木英军总司令，——译注

[110] 见1858年4月26日《人民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 卷，第708页。（路德维希·阿姆·冯·阿尔宁（1781—1831），德国浪漫派诗人，哥列姆出现于阿尔宁的幻想故事《埃及的伊萨伯拉》中。——译注）

[111] 见1858年10月23日《组约每口论坛报》一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31页。（威廉·豪弗（1802—1827）是德国作家，写有《豪弗童话集》。——译注）

[112] 见1855年2月24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85页。

[113] 见1860年6月30日和1859年3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75页和第13卷，第309页。（加西莫多是雨果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这个名字已成为丑陋的化身。——译注）

[114] 见1854年8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366页。（史奎尔斯是狄更斯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生平和奇遇》中的教员，是残忍、贪婪无知和虚伪典型。——译注）

[115]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31页。（道济尔是英语dodge的谐音字，意思是“搪塞、支吾"。道济尔是e奥列佛·退斯特》中的狡猾的年轻扒手。——译注）

[116] 见卡尔·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和《帕麦斯顿勋爵》，L.哈恰逊编（伦敦，1969年），第204、182页。

[117] 黄裤奴是英国小说家萨克雷（1811—1863）用黄裤奴笔名发表的讽刺随笔《黄裤奴札记》中的主人公，一个卑躬屈节的典型。詹金斯也是一个卑躬屈节，惯会阿谀奉承的人物。——译注

[118] 《笨拙》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幽默刊物。——译注

[119]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64—467、455页。

[120] 见1861年12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41页。

[121] 见1855年1月22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59页。（道格拉斯·杰罗尔德（1803—1857），英国资产阶级讽刺作家和剧作家。——译注）

[122]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4页，（非尼莫尔·库伯（1789—1851），美国小说家，《省探》是库伯的一部长篇小说。——译注）

[123] 见1858年5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476页。（本杰明·迪斯累里，贝肯斯菲尔德伯爵（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译注）

[124] 见1855年6月9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第11卷，第305页。（爱德华·布尔韦尔—利顿（1803—1873），英国资产阶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他的小说《鼯爷之孑进》中的主人公沃里克伯爵，绰号“国王制造者”——译注）

[125] 见1855年7月28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32页。

[126]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14—215页。

[127] 1861年11月19日《新闻报》——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94、396页。（俄狄浦斯是希腩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同名悲剧中的主要角色，因命运的安排而犯下了罪。铁列西阿斯也遇同一剧中的人物，预言家。杜尔哥是十八世纪末法国的一个经济学家。阿希尔·富尔德（1800—1867）是法国银行家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财政大臣，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评注）

[128] 见1854年4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68页。参阅拉法格的《忆马克思》一文：“有时他躺在沙发上读小说，而且同或两三本小说同时开始，轮流阅读……现代小说家中，马克思最感到兴趣的是保尔·指·科克，查理·利维尔，大仲马和瓦尔特·司各物。"（《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1页）347

[129] 见1855年4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03 页。（《弗拉·迪亚沃洛》（《魔鬼大哥》）是法国作由家奥伯作的喜歌剧。——译注）

[130] 见1861年11月7日《新闻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57页。（《唐·璜》是奥地利音乐大师莫扎特的歌剧。这句话是唐·璜的仆人列保莱罗劝告唐·演弃妇的话。——译注）

[131] 耶利哥是西亚死海以北的古城。——译注

[132] 见1857年9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12卷，第311—312页。

[133] 见《马恩全集》，第3部分，第3卷，第343页。

[134] 见1853年3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01页。

[135] 见1855年3月3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05页。（原文是“但“clever”是一个不好翻译的词，它有各种意思、各种含义。它包含着一个善于表现自己的优点以及善于巧妙地损人利已的人的一切品质。——译注）

[136] 索尔费里诺会战指1859年奥法战争中，奥军由于奥皇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指挥错误，在索尔费里诺会战中溃败。——译注

[137] 见1859年7月16日《人民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92页。（艾瓦德·克莱斯特（1715—1759）是德国诗人。——译注）

[138] 曼努埃尔·霍赛·金塔纳（1772—1857），西班牙诗人和政治活动家，曾任西主牙中央洪达的秘书。

[139]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476.484页。

[140]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450页。

[141] 见1854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79页

[142] 见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与帕麦斯顿的生平》，L·赫契逊编（伦敦，1969年），第85页。

[143] 见1862年2月4日《新闻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84页。

[144] 见1853年3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19页。（摩洛赫是腓尼基人所奉的火神，以人特别以儿童作祭品。柏拉图的对话集《理想国》中，描写一个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理想国家，主张把诗人驱逐出去，因为他们没有一点用处。——译注）

[145] 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费舍（1807—1888），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分子，写有多卷美学著作。——译注

[146] 参阅卢卡契：《卡尔·马克思与弗·泰·费合）一文，载于《美学史论丛》（柏林，1954），第217—285页。

[147] 见米·里弗希兹：《卡尔·马克思的艺术哲学》，英文版，第95—97页。

[148]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32页：“福格特……把两个人——沙皇和凯擞（亚历山大二世和拿破仑三世）都变成‘白天使'。这两个人都命定是欧洲的解放者。”

[149] 柏西阿斯（奥鲁斯·柏西阿斯·弗拉克）（34—62），罗马讽刺诗人，——译注

[150] 哈尔特曼·冯·奥埃（约1170—1210），德国骑士史诗作家，著有《埃雷克》、《伊万》和《可怜的亨利希》等。——译注

[151] 高特夫里特·冯·史特拉斯堡（12世纪末—13世纪初），德国骑士史诗作家，著有未完成的作品《特里斯坦》。——译注

[152] 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约1170—1220），德国骑士史诗作家，著有《巴尔其伐尔》、《维莱哈尔姆》，《提图莱尔》三部史诗及一些抒情诗，——译注

[153] 《瓦尔特·冯·得尔·弗格尔外德》（约1160—1227）。德国中世纪宫廷抒情诗人，写出德国文学史里第一首赞颂德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的诗歌。——译注

[154] 《尼伯龙根之歌》是德国中世纪叙事诗，作者不详，約写于13世纪初。——译注

[155] 《唐鬼》是13世纪德国的一首打油诗，——译注

[156] 约翰·菲沙尔特（1545左右—1590），德国讽刺作家，曾仿效法国拉伯雷的《巨人传》作了长篇小说《关于格朗果施·高冈都亚和庞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名言的惊险长篇历史故事》。——译注

[157] 路德维希·乌兰德（1787—1862），德国南部史瓦奔地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具有民族风格。——译注

[158] 弗里德里希·威廉·哈克兰德尔（1816—1877），德国作家。——译注

[159] 赛缪尔·巴特勒（1612—1680），英国讽刺诗人，——译注

[160] 亚历山大·葡伯（1688—1744），英国诗人，启蒙运动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多次引证他的》愚人记》（一译《邓斯之歌》）中的诗句。——译注

[161] 约翰·沃尔考特（笔名彼得·品达尔）（1738—1819），英国诗人与医生，著有讽刺诗《致皇家院士抒情诗集》（1782）与《致中国皇帝书翰诗集》（1817）。——译注

[162] 格伦斯·斯特恩（1713—1768），英国感伤主义作家。——译注

[163]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656页。

[164]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巷，第471一&72页。（康拉德·施拉姆（1822左有—1858），德国工人运动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曾参加《新莱茵报》编辑工作。潘西·霍芪浪是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和《理现査二世》中的人物，一个充满热情的勇敬高贵骑士的典型。霍茨波的英文原义为“急性人”。——译注）

[165]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76页。（俾克史涅夫是狄更斯的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中的人物，是个伪君子，假好人。——译注）

[166]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618、663页。

[167] 《路易之歌》是德国中世纪一位无名诗人的诗作，用法兰克方言写于九世记末，路易指路易·拿破仑即拿破仑三世。——译注

[168]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04页。（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第1章“硫磺帮”正文前，引用了西班牙作家卡德龙的剧作《神奇的魔术家》中的一句话：“他胡说八道：……他给自己擦上了硫磺膏。”用以反击福格特的无耻诽谤。——译注）

[169]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54页，（塔西佗（约55—120）是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译注）

[170] 同上书，第682页。

[171] 同上书，第460页。（语出但丁《神曲》地狱篇第28首歌。——译注）

[172] 同上书，第488页。（语出但丁《神曲》地狱篇第18首歌，——译注）

[173]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30页。（语出但丁《神曲》地狱篇第23首歌。——译注）

[174] 同上书，第616页。（语出但丁《神曲》地狱篇第11首歌。——译注）

[175] 同上书，第649、659页（引自蒲伯《愚人记》中的词句）。马克思在嘲笑弗·察贝尔等人时，大量运用了这个英语词汇“dunce”（愚人）。

[176] 同上书，第454、499、699页。

[177]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665—666页。（基普里安诺，莫斯康和克拉林都是卡德龙的歌剧《神奇的魔术家》中的人物。基将里安诺的性格与浮士德相仿。拉多维茨（1797—1853）是普鲁士的一个将军，宫廷权奸的代表人物。利希诺夫斯基和芬克都是当时普鲁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译注）

[178] 福格特曾用庸俗唯物主义观点写了一本名叫《兽国研究》的书，马克思用这本书名来讽刺福格特。——译注

[179]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05页。

[180] 见同上书，第421页。

[181] 达—达，阿拉伯政论家，19世纪50年代受阿尔及利亚当局的委托把一些波拿巴派的抨击性小册子译成阿拉伯文。——译注

[182]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 卷，第96、101页。

[183] 指20世纪初现代资产阶级的颓废文艺流派——达达主义，——译注

[184]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58页。

[185] 指麦克斯·施蒂纳（卡斯巴尔·施米特（1806—1856）的笔名）。他是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译注

[186] 见W·施威尔勃洛克编：《卡尔·马克思不为人所知的私函》（慕尼黑，1962年），第121页。

[187] 引自伊赛亚·柏林：《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和环境》（牛津，1963年），第3版，第110页。

[188]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549页。（根据《马恩全集》，尤维纳利斯写的是一个罗马人的事，不是写他自己。——译注）

[189]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550页。（巴克鲁公爵，瓦尔特·弗兰西斯·蒙台居—道格拉斯—司各脱（1806—1884），英国贵族，托利党人。——译注）

[190] 同上书，第431页。

[191]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539页。

[192] 见同上书，第357页。前文曾举过这个例子。

[193] 见同上书，第506页。（托马斯·巴宾顿·马考莱（1800—1859），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艾塞克斯伯爵（1591—1646），英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麦克累伦（1826—1885），美国将军和大实业家，内战时期曾任北军总司令。——译注）

[194] 见同上书，第580页。（乌哥利诺是但丁《神曲》中的人物（“地狱篇”第33首歌）；他同儿子、孙子一起被皮萨主教鲁吉里囚禁于“饥饿之塔”中，乌哥利诺吃掉了孩子们的尸体，结果仍然饿死。——译注）

[195]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90页。（哥特弗利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伟大的德国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译注）

[196] 爱得文·兰西尔爵士（1802—1873），英国著名喜画动物的面家，曾绘过作家瓦尔特·司各脱居于他的一群狗之中的一幅画而享名。——译注

[197] 朱尼厄斯（Junius），1768年1月至1772年1月《伦敦公告》上刊载的70封信的作者。这位作者在这期间一直用“朱尼厄斯”这一笔名，后来几经考查都无法查出他的真名实姓，有人认为是伯克（1717—1797），有人认为是瓦尔坡尔（1717—1797），也有人认为是庇特（1708—1778）或弗朗西斯·菲力浦（1740—1818）。他的文体遒劲有力，堆那瑰丽，极尽讥讽之能事。——译注

[198]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586—587页。（原译文未能突出马克思的一些引证，现把这些部分直译出来，俾读者在阅读本书下这评述时，更清楚地了解马克思借用文艺术语和引证文艺著作的技巧：
　　（1）“从不装出姿态”——“从不穿演希腊悲剧用的高底靴”。
　　（2）“演唱着他这个角色的雄壮歌词”——“演唱他扮演的角色叫他唱的雄壮的咏叹调”。
　　（3）“不得不‘充当英雄人物’似的”——“不得不‘装扮成一头雄狮’”。
　　（4）“林肯的所作所为"——“林肯在这场庄严隆重的戏剧表演中”。
　　（5）“当大西洋这一边所发生的一切无足轻重的事情都故意带上了不起的神气的时候”——“当大西洋这一边微不足道的人物昂首阔步地在舞台上装模作样地大演滑稽戏的时候。”——译注）

[199] 品得（约公元前522—442），古希腊抒情诗人。——译注

[200]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741页，注释第345条，参阅黑格尔：《精神现象学》（CC，vii，B，c）和《美学讲演录》第3卷，第1部分。

[201] 潘奇内洛——意大利假面喜剧中的人物，好说俏皮话和爱插科打诨。——译注

[202] 弗里德里希大帝（即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1740—1786年任普鲁士国王。曾以背信弃义的手段推行侵略其他民族领土的政策，从而扩张了普鲁士的领土，并建立了强大的普鲁士军队，——译注

[203] 见W·孔齐和D·赫兹—爱森罗德编《波兰问题手稿（1863—1864）》（海牙，1961年），第97、98、99、101、119页。着重体系本书作者所加。

[204] 同上书，第119、140页；另参阅马克思致恩格斯信（1863年3月24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11页

[205] 见W·孔齐和D·赫兹—爱森罗德编《波兰问题手稿（1863—1864）》（海牙，1961年），第188、189页。

[206] 见《波兰问题手稿（1863—1864）》（海牙，1961年）。第176页。这段文章系马克思在1864年12月用英文写的。（德·布罗格利公爵系指维克多·弗朗索阿·德·布罗格利（1715—1804）；查理·格拉维耶·维尔任纳伯爵（1719—1787），曾任法国驻外国大使及外交部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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