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1976）

第九章 历史的悲剧



　　“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1]


（1）


　　马克思在写完《流亡中的大人物》以后给恩格斯的一些信里面，流露出他对接触到的那些德国文人日益增长的不满。对金克尔和倒霉的约翰娜·莫克尔的责骂接二连三地出现，使用的词句令人想起海涅在《路德维希·白尔尼》这本小册子里对白尔尼一伙人的评论。[2]对于海尔维格发表在与马克思本人和有关系的一家刊物上的一首诗，马克思认为除了称之为“臭诗”[3]以外，别无恰当的言词。对于弗莱里格拉特，马克思尽量采取容忍的态度，因为他希望能维系住这个人，把他当作一个有用的盟友。但是即使这样，从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里也可以看出，要他永远对此人保持客气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但是，从马克思同弗莱里格拉特的一段关系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东西，值得我们更详细地说一说。
　　在弗莱里格拉特参加编辑《新莱茵报》那段同马克思交往的期间，他的诗歌得到了新的生命。（不管这一切》和《死者致生者》等几首诗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和信念，绝大部分要归功于他热情地皈依了马克思向往的事业。因此，正是弗莱里格拉特有资格被委托写了一篇挑战似的《告别词》[4]登在《新莱茵报》最后一期（有名的“红色版”）头版正中央。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和马克思都定居在英国，很长一段时间弗莱里格拉特一直说他们两人都属于同一个“党”（或象他戏谑地称为“犹太入集会”）一虽然从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后，就再没有任何一种政党组织存在了。
　　马克思知道弗莱里格拉特是他的一个最有价值的同盟者一也许他不是海涅那样一个大诗人，但却很有号召力；在德国，他的声音比马克思自己的声音更容易为人接受。因此，马克思想用早些时候（根据卢格的证明）影响海涅的方法塑造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才：建议他写一些讽刺诗。弗莱里格拉特欣然接受了马克思的劝告；他给約瑟夫·魏德迈[5]写了两封讽刺体的诗笺，由后者刊登在那份曾发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短命”的杂志（不定期刊物《革命》）上。弗莱里格拉特不仅接受了马克思的建议要写哪一类的诗，而且把其中一首的个别章节交给马克思请他指教。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曾玩弄手腕把自己的照相登在英国报纸上，这首诗讽刺的便是这件事；弗莱里格拉特就他是否把这一事实恰当地表现出来，征询马克思的意见。马克思回信说：

　　“你寄给我看的那一节诗写得非常好。巧妙地表达了犯罪构成，但我认为，它将损害整首诗的效果。首先，金克尔真是一个‘德国诗人’吗？我和许多其他知道底细的人敢于对此提出怀疑。其次，‘德国诗人’同‘商业的巴比伦’〔等于伦敦〕之间的重大对立，难道不会由于后来又谈到‘自由的’诗人同‘卑躬屈节的’诗人之间的对立而缩小吗？尤其是，在（安徒生”中你已经详尽地描述了傲慢的文学家对待与‘诗人”相对立的世界的态度。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内在的必要性在这个地方引伸到金克尔，那样做只会给敌人提供理由来猛烈攻击这一节诗，说它是个人意气或敌对的表现。但是，既然这一节诗写得非常成功，不能不加以利用，那末你——如果你认为我的意见是正确的话——务必找机会将它放到你今后要写的有关别的问题的某一首诗里。的确，素描是好极了。”[6]

　　弗莱里格拉特听从了马克思的通情达理、措词委婉的劝告，抽去了诗中讲到金克尔的那一节。
　　在他们共同流亡于伦敦的日子里，弗莱里格拉特有过不少为马克思效劳的机会，他象个绅士般地无私地、不声不响地做了不少事。但是，弗莱里格拉特也同马克思认识的其他诗人一样，需要别人的恭维和赞誉；马克思对此虽然感到十分可笑，但对弗莱里格拉特还是很感激，并且也能够尊敬他。“写一封亲切的信给弗莱里格拉特，”马克思在1852年1月16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讲道：

　　“别舍不得用恭维话，因为所有的诗人甚至最优秀的诗人多多少少都是喜欢别人奉承的，要给他们说好话，使他们赋诗吟唱。我们的弗莱里格拉特在私生活上是一个最可爱最朴素的人。在他的真诚的善良心灵里隐藏着最灵敏和最善讽刺的才智；他的热情是‘真实的’，但并不使他成为‘非批判的’和‘迷信的’。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一个十分忠诚的人——这是我只能对少数人用的赞语。但是诗人——不管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总是需要赞扬和崇拜的。我想这是他们的天性。”[7]

　　但是这种友好的、基本上怀着敬意的态度并没有延续很久。在19世纪50年代中，弗莱里格拉特逐渐接近了另一帮侨民，其中也包括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一伙人——就是弗莱里格拉特曾经请马克思指教的那一节讽刺诗的对象。及至1859年，弗莱里格拉特和金克尔参加纪念席勒诞生一百周年的筹备活动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实，马克思和他的关系便恶化了。1859年6月7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关于弗莱里格拉特。在我们之间说，这是个无耻之徒……让这些诗人见鬼去吧！”“这个肥胖的庸人……写了赞美诗（采用了席勒的《酒神颂》的韵律；他念给我听过——华而不实，很不入耳）。”“只要他放个屁，别人就高呼万岁……——这个家伙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8]在马克思和卡尔·福格特[9]的争执中，弗莱里格拉特拒绝明确地站在马克思一边，这就更加激怒了马克思。由于这场争执他们互给对方写了一些信，弗莱里格拉特在一封信里用雄辩的、庄严的词句表示他希望从马克思想要囚禁他的“党的笼子里”解脱出来。马克思在回信中正确指出，自从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来，他已不再属于任何有组织的“党”了。（从1852年以来，关于你信中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党”，我是一无所知的），也就是说，除了“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党”[10]之外，“党"已经不复存在了。直到1866—1869年第一国际处于全盛时期中，马克思才感到《共产党宣言》所传播的思想又有了一个政治组织在进行实际的支持。但是，弗莱里格拉特在这方面并没有与马克思共同工作。从弗莱里格拉特收到资本论》第一卷后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亲切的信中（弗莱里格拉特直到最后一直彬彬有礼），马克思吃惊地看出这位诗人实际上已经远远落后于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发展了。这本共产主义运动的经典著作是“向统治阶级头上射出一支锐箭”，而弗莱里格拉特却只把它看作是“年轻商人和工厂主”的一本有用的手册和将来学者使用的一本方便的“参考书”[11]
　　由于弗莱里格拉特离开了革命道路，而海尔维格后来也背离了马克思路线转向拉萨尔，马克思不得不一再鼓励一些二三流作家努力发展自己的才能以传播《共产党宣言》所宣布的伟大事业。第一个被选中的候补人是卡尔·济贝尔[12]。马克思在1859年8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里写道：“你的亲戚济贝尔（虽然我对他的诗作并不很欣赏）能不能为《人民报》写些短诗？但是不要伤感的。为了嘲弄弗莱里格拉特，我们无论如何应该找一个诗人，哪怕我们必须自己替他写诗。”[13]当然，济贝尔对这样的工作是力不胜任的。不久马克思只好另外再请高明人物了。他给一个叫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4]的人写信，称赞他最近写的两首讽刺诗，并建议该如何出版；但是不久马克思就不得不承认，即使同海尔维格或弗莱里格拉特比较起来，贝克尔也是微不足道的[15]。因此，毫不奇怪，马克思总是怀念一位曾经支持过他的事业的伟大诗人，怀念这位他不论在什么时侯总是骄傲地称之为朋友的海涅。.这些年，马克思在一些不准备发表的信中直接提到海涅时，对他的为人表示了某种不太尊重的取笑，对他承认“回到”上帝那里去表示非常震骇，而对他的妻子（有关她的任何最卑鄙的诽谤马克思也轻信不疑）则流露出没有根据的轻蔑；但是在公开场合，马克思从来没有表露过自己的这些情绪。他对海涅的文学成就始终非常赞赏，对那些轻视海涅作品的人嘲弄备至。[16]马克思对海涅的尊崇间接表现在他喜欢仿效海涅的著作和透过海涅的眼睛来看待一些知名的人物（以及某些私交）。拿破仑三世始终是克拉普林斯基，而伦敦的一群流亡者则被加上了海涅的《两个骑士》中第二个骑士的头衔：“愚蠢的瓦西拉普斯基们自然什么也不懂。”[17]来自莱茵河畔的爱国者雅科布·费奈迭自从海涅首先给他起了科贝斯第一这个绰号后就一直是这样一个狂欢节中的化装人物[18]。卢格被叫做糊涂虫，这本是海涅给谢林起的绰号[19]。甚至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中、现已成为马克思词汇中的一个人所共知的贬义词“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如果推究其来源，似乎也多少有海涅的一份功劳。海涅在1832年4月19日发表的《法兰西状况》一文中，曾谈到在巴黎一次霍乱流行期间，捡垃圾的人（Lumpensammler）同贵族查理党人之间发生了共同的利害关系：

　　“后一种人同拾垃圾的人和捡破烂的老太婆结成了天然的同盟，因为他们根据同样的原则提出权利要求。他们都维护惯例权，都维护传统的、世袭的占有垃圾和形形色色的破烂货的权利。”

　　每逢马克思谈到“流氓无产阶级”时，他的矛头所向正是贵族同《共产党宣言》里说的这一“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结成的联盟。和海涅一样，他创造了“流氓无产阶级”这个词也是由于Lumpen 这个字不仅可以解释为“破烂儿”，也兼有“流氓”的意思。
　　海涅早期写的非政治性的诗歌，马克思也乐于引用。从出现在马克思书信中的“一阵甜蜜的钟声，轻轻掠过我的心房”和“这是老生常谈”[20]这些诗句，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海涅《诗歌集》一书的喜爱，其中有些首已经深印在他的脑海里了。
　　在马克思想点出他的某些同时代人的性格特征或者想用漫画手笔勾划这些人的脸谱时，他总是借用许多作家创造的形象。海涅只不过是他喜爱的作家中的一个罢了。譬如，和马克思同时代的一个名叫威廉·皮佩尔的流亡者在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就先后以老马伏里奥[21]（“他脸上笑出的皱褶比加上东印度群岛的新地图上的线纹还多”）、德国浪漫主义的一位英雄人物（《儿童的奇异号角》中的漂亮的小孩一“奇异的号角”这里讽示皮佩尔的出身！）、莎士比亚的培尼狄克[22]以及按照他自己的估计以莱布尼茨和拜伦两者的混合物出现。稍后一些时候，马克思在另一封信里又嘲笑这个人在爱情上的冒险，先称他为席勒叙事歌谣中的忠诚的主人公弗里多林，后来又叫他维斯瓦米特拉王；根据海涅的一首诗，这位国王为了一头母牛吃尽苦头，想必是头公牛。[23]住在巴黎的一个德国侨民路德维希·西蒙，两次以伏尔泰的《老实人》中的库尼贡达的身分出现[24]。在这种文学游戏中，莎士比亚少不得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皮佩尔成了马伏里奥和培尼狄克；一个大胆批评过马克思文体的德国流亡者，《新英格兰报》的编辑爱德华·施累格是《爱的徒劳》中露天表演一幕中不伦不类地扮演庞培的考斯塔德[25]；而尤利乌斯·孚赫[26]国据说兼有闵豪森撒谎的本领和毕斯托尔吹牛的特长。[27]马克思曾把狄德罗写的《拉摩的侄儿》和《宿命论者雅克》两书送给恩格斯，叫他阅读。还有一次，马克思讥嘲当时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叫他做塞巴尔德·诺特安克，使人想到德国作家克·弗·尼古拉的小说《塞巴尔德·诺特安克先生的生平和见解》[28]。在英国作家中，除莎士比亚外，狄更斯笔下的人物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马克思的书信中，供马克思对自己的世界进行变形、扮装和漫画讽刺。理查·科布顿象尤利亚·希普一样是个“谦卑的人”[29]；而弗里德里希·察贝尔，柏林《国民报》的编辑，则1860年12月19日与26日致恩格斯信——成了瓦克佛尔德·史奎尔斯[30]。歌德也同样不断提供给马克思一些进行比拟的原型和标准。当布鲁诺·鲍威尔打算作土地投机的买卖、赚一些钱来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马克思评论说：也许，这些美妙的幻想“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回忆起浮士德在第二部中变成土地占有者而产生的。布鲁诺只是忘记了，这种转变所需的钱浮士德是从魔鬼那儿得到的。”[31]当马克思套用靡非斯托斐勒司的话说：“但愿我终能找到一个什么事情做做！我的朋友，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唯有事业才常青"[32]，他用的俨然是那个魔鬼的口吻。在另一封信中，马克思又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可怜虫，好象夏米索的彼德·施莱米尔。[33]为了同样的目的和效果，马克思也常常引用圣经和古希腊罗马作品。特别是贺雷西的作品，马克思从中找到不少有用的材料来表达自己的心境。例如在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如何对待卡尔·福格特对他的控诉，马克思感到自己“一生中无可非议和清白无辜”。[34]他又告诉库格曼说，他不象“在这里进行煽动的流亡者喜欢从安全的远方攻击大陆上的专制君主。对我来说，这类事只有‘当着暴君的面前’做才觉得有意思。”[35]
　　1863年1月他写信给恩格斯，骄傲地宣称“我在科学的一些极不相同的而且是极其艰难的领域里，为了扩大科学本身的范围，殚思竭虑、夜不成眠，出版了多种内容丰富的著作，也许我象贺雷西一样，有权利说：‘我奋力战斗并不是没有荣普的。’”[36]
　　也就是在这同一时期，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开始用不同作家的名字代表这些人惯于使用的论战术或者出版书的方法。譬如，在一封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谈到拉萨尔采用的是“莱辛方式”[37]，这样用不着多费笔墨，对方就懂得这是怎样一种论战方法，即使用劈刺战术向持有不同见解的人进攻，把对方的论点个个击破，以维护自己的观点。又譬如在几年以后写给恩格斯的另一封信里，马克思说，“雅科布·格林的方法”“一般地比较适用于那些不是辩证地分解了的整体的著作”，[38]他也就不必详说他指的是格林刊行作品的方法，总是在全部作品未脱稿前就分批交付出版商刊印——格林在他写的《日耳曼语言史》——书序言中曾特别提到了这种出书的方法。顺便说一下，格林的这本语言学著作马克思常常参考；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和书信中有时也谈到词源问题，总是以这本权威性的著作为根据。
　　马克思不论有任何文学体验，总是立即吸收到自己的生活中，而且同其他的经验融合成一体。1852年他读了马基雅弗利的喜剧《曼陀罗华》，便马上用其中两个人物一尼恰和利古里奥的对话来嘲笑当时一个妻子与人通奸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人很感兴趣）[39]。1861年马克思曾在柏林短期逗留，有人带他到戏院去看了古斯达夫·弗莱塔格的一出喜剧。此外马克思还在记者席上参加了普鲁士议院的一次会议，听到自由派的议员格奥尔格·芬克[40]的演讲。

　　“我在柏林看过的弗莱塔格的一出名叫《新闻界人士》的蹩脚喜剧中，描写了一个名叫皮彭布林克的肥胖的汉堡市侩和酒商。芬克就是这个皮彭布林克的维妙维肖的翻版。满口是令人讨厌的汉堡和威斯特伐里亚的方言，把一些词生吞活剥地咽下去，没有一句在结构上是正确的或完整的。这是我们的土产的米拉波！在这个侏儒的畜圈中唯一显得稍微象样的人物，一方面是瓦尔德克，另一方面是瓦盖纳和布兰肯堡的堂吉诃德。”[41]

　　这一段文字很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界。首先，马克思提到1852年新出的一个剧本，接着模仿了海涅的《给歌德的一个旧弟子》（1832）中的一个句子。原诗是：

　　“从远方，我高兴地听到
　　人们对你的盛赞；
　　说你是吕纳布格荒原上
　　我们的一位米拉波！”

　　在这一段的收尾，又把一位保守派的政客比作堂吉诃德。我们在这里看到：马克思把政治同文学融为一体，把当代文学同过去的古典作品搀和起来，把戏剧、讽刺抒情诗同史诗揉杂到一块，又把纯属德国的人物与欧洲的名人结合起来；这段文字在马克思同恩格斯的通信中是极有特色的。
　　此外，马克思的书信还提供了大量材料，使我们了解到他在1852—1862这一期间如何鉴赏文学。他发现格奥尔格·维尔特后期变得过于市民化，但对他的为人却一直很尊重，对他的政治态度也很同情，对于维尔特的死马克思“深感悲痛”；虽然如此，这种尊重和同情却不能导致马克思象恩格斯那样高度评价他的文学作品。但是，如果说政治上的共鸣并不能影响马克思对一个作家的文学评价，政治上的嫌恶却会影响而且也确实影响着他对作家的态度。象沙多勃利昂这样一个贵族的保守派作家，就招致了马克思极为辛辣的抨击：

　　“我……也弄清了尊贵的沙多勃利昂的诡计……用最反常的方式把十八世纪贵族阶级的怀疑主义和伏尔泰主义同十九世纪贵族阶级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自然，从文风上来看，这种结合在法国应当是件大事，虽然，这种文风上的矫揉造作有时一眼就可以看出（尽管施展了一切技巧）。至于此人的政治活动，他本人在其《维罗那会议》中把自己完全揭露出来了，问题只在于，他是得到了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的‘现金’，还是简简单单地被阿谀奉承收买了，这个虚荣的花花公子比谁都爱奉承……，‘子爵’（？）先生虽然时而靡非斯托斐勒司般地，时而基督徒般地向‘虚无中的虚无’卖弄风情，但是他的虚荣却从每个毛孔中散发出来。”[42]

　　在1844—45年，海涅在与马克思过往最密切的时候，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马克思上述对沙多勃利昂的批评更尖锐地发挥了海涅的观点。海涅死后，在他的遗作中曾发现有《关于德国的信札）的残稿，其中也有谈到沙多勃利昂的地方。海涅认为这个人承担的任务是根据神圣同盟的要求来改造法国，想把法国人变成“基督教徒、浪漫主义者和世袭城主。”“沙多勃利昂，”海涅说，“带着一大瓶约旦河的圣水，想给变为异教徒的法国重施洗礼。”[43]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对沙多勃利昂的抨击不只针对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观点，而且也针对他的文体。马克思认为此人结合了怀疑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靡非斯托斐勒司般的狡诈和基督教的伪善；这一切所构成的虚伪和奸诈也必然反映在他的文风上——矫揉造做，不堪卒读。我们看到，马克思不只关心文风和形式，而且关心作品的思想内容，这就使他对沙多勃利昂的评论远远超过这一具体的人物和事例，而具有更深远、更普遍的意义。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非常注意文学与其他认识模式的不同。有的人把文学所表现出的对事物的观察同哲学对事物的思考等同起来，要求自己所喜爱的诗人必需有一套哲学“体系”，马克思对这种人很不以为然。“卢格这个畜生……证明说‘莎士比亚不是戏剧诗人’，因为‘他没有任何哲学体系’。而席勒，由于他是康德信徒，才是真正的‘戏剧诗人’。”[44]1859年快要到来了，各地都要举行纪念席勒一百周年诞辰的活动，马克思看到那些席勒崇拜者的丑恶表演越来越气愤；他所以越来越不喜欢“席勒化”无疑同这件事有关系。所谓“席勒化”，就是说追随席勒而不追随莎士比亚。
　　前面引述的有关卢格的一段信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同后来他的某些信徒不同：马克思从来不认为哲学的认识，哲学的完整就是优秀的文学——即使在他赞同某个作家的哲学时，也不会这样。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也该记住：马克思永远把文学看为一个声音—形象的体系，就是说，文学不仅诉诸人们的智力、道德感，诉诸一种形式抽象的感觉，而且也要引起人们的听觉和视觉的共鸣。在很多回忆录中——特别是马克思的女儿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回忆录——我们都可以读到描述马克思住在伦敦的家里如何不断朗诵诗歌、朗读小说和剧本的记载。马克思本人非常喜爱《浮士德”的铿锵的音调，所以在他朗读这本书的时候，总喜欢故意念得夸张一些。在他的书信里我们偶然也能看到，马克思对于印成文字的诗歌也很注意格式。1852年1月他在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一封信里写到：“要精心把诗印好，诗节之间应有适当的间隔，总之，不要吝惜版面。如果间隔小，挤在一起，诗就要受很大影响。”[45]
　　总之，马克思的信里处处表现出他对文学风格的关心和敏锐的感受。他为自己的文章风格写得不够理想而感到难过；他曾抱怨说，因为肝病的影响使他的文体出现了“低沉的呆板的笔调”[46]。经过比较，他发现自己很喜欢弗朗斯瓦·贝尔尼埃回忆录的那种“出色”“明确”“令人信服”的描述风格[47]。马克思还发现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是一部杰作[48]。他严厉批评三个法国流亡者给英国新闻界写的一封信“没有风格，没有思想，甚至也不是法语”[49]；悲叹六十年代初的德国新闻界是一群“坏透了的恶棍！这是什么样的文笔！又是什么样的胡言乱语！”[50]在另一封信里他又说：“维科[51]在自己的《新科学》中说，德国是欧洲唯一的还在用‘英雄语言’的国家。如果这个老那不勒斯人有幸领略维也纳《新闻报》或柏林《国民报》的语言，那他是会抛弃这种成见的。”[52]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卡尔·李卜克内西同马克思一家人度过很长一段时间，曾记叙过一个有趣的轶事——马克思会如何突然进发出爱国热情来。有一次马克思参加了共济会会员在伦敦一家酒馆里的集会，他曾即席发表演说，谈到德国文化的伟大，德国音乐如何比英国的优越，使在场的人都非常吃惊[53]。此外，李卜克内西还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对风格问题的兴趣，以及他对风格的关心与对文学的爱好二者的联系：

　　“马克思极端重视语言的表达必须精纯、准确。他认为最了不起的文学大师是歌德、莱辛、莎士比亚，但丁和塞万提斯，这些人的，作品他几乎每天都不释手。凡是涉及到语言的纯洁和正确的问题，他总是非常认真、一丝不苟。我记得我初来伦敦时，有一次因为在一篇文章里用了stattgehabte Versammlung 〔举行的会议〕这个说法，挨了马克思的一顿斥责。我辩护说，人们都习惯这样用，马克思马上生气地说：‘德国那些可恶的中等学校，没有人能在那里面学到好德文。还有那些可恶的大学…’等等。我还是尽量替自己辩护，并引证了一些经典著作的例子；但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说过stattgehabte〔举行的〕或stattgefundene〔发生的）事件，此外也还改正了许多别的类似的说法。”[54]

　　马克思相信，如果一个人不能到外国去生活，伟大的文学作品就是掌握这些国家的语言的最有效的方法。李卜克内西回忆道：

　　“因为我不懂西班牙语，有一天他把我好骂了一顿！他从一堆书里抽出了《堂吉诃德》，立刻给我上了一课……虽然在其他方面他表现得很急躁，很不耐心，可是他是一位多么耐心的教师啊！只因为有一个客人来拜访，我们的课程才被打断。每天他都要考我，让我翻译一段《堂吉诃德）或别的西班牙书，直到后来断定我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为止。”[55]

　　我们刚才谈到马克思不只喜欢优秀文学作品的内容，也喜欢通过朗读欣赏作品的抑扬顿挫的音调，李卜克内西在回忆录的后部有一段记叙同马克思一家人出去远足的文章，也证实了这一点：马克思经常长篇大段地朗读（神曲》、莎士比亚的作品或者歌德的《浮士德》。
　　此外，在马克思自己的书札里，在李卜克内西和蒙特施图亚特·E·格兰特—达夫爵士写的回忆录中[56]还有不少材料说明马克思一生中始终热衷于比较语言学的问题，对雅科布·格林的著作非常钦佩。但是，马克思是不喜欢方言的；李卜克内西曾回忆马克思如何专心致意地纠正他的黑森省腔调，教他学会使用受过教育的人说的标准德语。[57]
　　从马克思这几年的书信里面，我们也能看到他自己在实践他对别人的劝告。他的时间大部用于阅读、摘抄和思考政治和经济著作或政府发表的蓝皮书，有时甚至日以继夜地工作，但是他总是挤出时间来阅读一些别的书籍：

　　“我现在正抽空学西班牙文，从卡德龙学起。歌德在写他的《浮士德》时不仅在个别地方，而且整场整场地汲取了卡德龙的《神奇的魔术家》——天主教的浮士德。此外，说来可怕，用法文不能阅读的东西，却用西班牙文读完了，如沙多勃利昂的《阿塔拉》和《勒奈》，贝尔纳丹·德·圣比埃尔的东西。现在我拚命读《堂吉诃德》……”[58]

　　有一段日子，我们发现马克思由于精神紧张，身体不适，连报纸都放弃不看了：

　　“但是，晚上为了休息，我读了阿庇安关于罗马内战的希腊文原本。一部很有价值的书……他笔下的斯巴达克思是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一位伟大的统帅（不象加里波第），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而庞培是十足的废物……莎士比亚在写喜剧《爱的徒劳》时，看来对庞培的真正面目已经有一些概念了。”[59]

　　我们用不着阅读很多马克思的书信就会看到，他一家人都喜欢用英国文学中的人物进行比喻，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写道：“小燕妮说他（皮佩尔）是‘培尼狄克——结过婚的人’，但小劳拉说，培尼狄克是一个了不起的机灵鬼，而皮佩尔是个‘小丑’，而且是‘一钱不值的小丑’。孩子们经常温习莎士比亚。”[60]这封信证实了马克思一家人对文学鉴赏的倾向——特别是对莎士比亚的崇拜一，凡是到马克思定居在伦敦家中作客的，很少有人不谈到这一点。马克思的家书保存下来的并不多，但是有很多地方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这些家信中有一封是马克思在1856年6月21日写给他的妻子的（当时她离家到德国去作短期逗留），马克思用生动有趣的游戏笔墨写的这封信倒是介绍我们了解他阅读文学的一份重要文献。在马克思对他的远离身边的妻子玩的这场诉说爱情的文字游戏中，他引用了海涅的《归乡集》中的诗句（第25首，最后一句是“我爱您，夫人！”），《奥赛罗》和《哈姆莱特》中的“请看看这幅画”（第三幕、第四场）：

　　“你好象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爱情……无数诽谤我、污蔑我的敌人中有谁曾骂过我适合在某个二流戏院扮演头等情人的角色呢？但事实如此。要是这些坏蛋稍微有点幽默的话，他们会在一边画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另一边画上我拜倒在你的脚前。请看看这幅画，再看看那幅画，——他们会题上这么一句。但是这些杯蛋是笨蛋，而且将永远都是笨蛋。”

　　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又说：“不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爱，不是对摩莱肖特[61]的‘物质的交换’的爱，不是对无产阶级的爱……”而是爱情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为了表达对远方的妻子的思念，马克思从奥维德那里取得了援助：

　　“你会微笑，我的亲爱的，你会问，为什么我突然这样滔滔不绝？不过，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于文字，以文字来传达亲吻。事实上，我甚至能写下诗篇并把奥维德的《哀歌》重新以韵文写成德文的《哀书》。奥维德只是被迫离开了皇帝奥古斯都。我却被迫和你远离，这是奥维德所无法理解的。”[62]

　　在这封近乎游戏文章的信里面，文学被用来倾吐马克思的心声，但同时又正是借助于文学，使这些心里话不致表达得过于露骨。在马克思的其他一些家信中，这种文雅的游戏所掩蔽着的热烈感情便不太容易看出来；虽然，在马克思戏谑的话语下面通常总是隐藏着某些重要的、严肃的意义。马克思给他的表妹安东尼达·非力浦斯的一封信就是一个例子。马克思在这封信里解释为什么他决定留在英国，而不愿意回德国去；在为自己辩解时，他连续引用了《奥德塞》里的喀耳刻的典故、提修斯的神话、席勒的《威廉·退尔》的一句台词和爱尔兰的民歌“同我离别了的姑娘。”[63]

（2）


　　从文学的角度着眼，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马克思通信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无疑是写给斐迪南·拉萨尔的那些信件了。“文学”这个词在这里仍然是使用它最广的含义一就象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几次使用这个词那样。马克思在一封信中说，他由于生病不能动笔，“不仅就写作而言，而且就这个字的本来意义而言”；在另一封中谈到经济领域中的“‘正式’文献”和“数学群书”[64]②。马克思后来变得越来越不喜欢拉萨尔，认为他是个公子哥儿，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起了恶劣的作用。在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里面，他常常不客气地、不留情面地提到拉萨尔的犹太性格。马克思叫他做“伊戚希”[65]，又模仿一首德国民歌来嘲笑他：

　　“伊戚希啊，伊戚希，是什么迷了你的心窍，
　　你同海尔维格、赫斯结成知交？”[66]

　　马克思后来最感到伤心的一件事就是发现他的老战友格奥尔格·海尔维格给拉萨尔的组织写了一首“马赛曲”（“全德工人联合会会歌”），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背叛行为，为此，他不断尖刻嘲笑海尔维格（“这个‘劳动’的虚幻朋友和‘缪斯’的实际朋友”）[67]。但是在他给拉萨尔本人的信里面，却可以谈论很多东西。他和拉萨尔讨论过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谈过他如何喜爱古代历史学家（在读过修昔的底斯的著作后，马克思写道：“这些古代人至少总还是令人感到新鲜。”）；也表示过他对《物种起源》的看法（“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粗率的英国式的阐述方式当然必须容忍……”[68]）。此外，在这些书信里马克思还讨论过他对于资产阶级文学批评家尤利安·施米特的看法，认为这个人的文章十足地表现出只是一个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庸人：“我虽然没有读过施米特的什么著作，而只是翻阅过很少的一点，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即使在他的文字里也表现出是一个十足令人讨厌的资产阶级趋炎附势的化身，心里对他很反感。”[69]马克思曾向拉萨尔承认，自己对德国当代作品不够了解，拉萨尔想弥补马克思这方面的缺陷，有一次趁马克思去柏林的机会，便拖着他去看了一个戏剧，这就是马克思后来在给安东尼达·菲力浦斯信中谈到的那个“柏林喜剧，充满普鲁士的自我吹嘘。总之，这是很令人讨厌的东西。”[70]马克思可以用拉丁文写“经过种种不幸”，肯定拉萨尔会知道这句话出自维吉尔的《亚尼雅士之歌》；当他想到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每逢批判地叙述完拉萨尔的言行以后，出于习惯总是从同一本书引证一句讽刺的按语“小伙子，你的英勇应受赞美”的时候，也许会不禁哑然失笑。如果马克思写了“小幅报刊的那些走狗”，他知道拉萨尔会把这句诗的上下文——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整个一小节诗全部背出来[71]。他可以用游戏笔墨随意引述很多东西，拉萨尔全都能了解：十六世纪的《梅尼培[72]讽刺诗》，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73]，席勒的《华伦斯坦》[74]，或者是海涅的《诗歌集》[75]他在书信中以沉重的心情在谈到他的一个孩子死去时，提到培根在《知识的进展》中向杰出人物提供的慰藉的话对自己并不适用[76]。在另一封信里，马克思把当代的一个经济学者威·罗雪尔[77]比作歌德的《浮士德》中的学究瓦格纳，强调指出两人的共同点和差异：

　　“这个〔罗雪尔〕是一个多么扬扬自得、妄自尊大、老奸巨猾的折衷主义骗子！这类按本性来说从来越不出教和学的老框框而自己也从来学不会什么东西的学究，这类瓦格纳，如果能有一丝天良和羞耻心的话，那末他对自己的学生还是有益的……”[78]

　　对拉萨尔，马克思可以怀着感慨的心情谈论自己作品文体上的缺陷[79]。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两次在文学理论上的远足，都是由拉萨尔带动的。
　　第一次是由于一个浮夸的悲剧引起的。这个剧本结构臃肿、语言陈腐，既无风趣机智、又缺少人物刻划，简直象一部诗律大全[80]，而拉萨尔却想用它来征服德国舞台。剧名是《弗兰茨·冯·济金根”，时间被安排在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期间，所有那些希望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发生一场革命的人对这一时代的兴趣都非常大，恩格斯还专门写过一本研究这一时代的经典性的著作。拉萨尔写完了这个剧本，把它寄给马克思请他过目。马克思的评论（连同恩格斯的评论）后来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文献。马克思评论《济金根》的信写于1859年4月19日，对于我们理解他的文艺观很重要，英文翻译比较难得，因此尽管篇幅比较长，还是值得把全文抄录下来：

“亲爱的拉萨尔：
　　我没有特地写信告诉你，十四英镑十先令已经在1月14日收到了；因为来的是挂号信。但是，如果不是该死的‘荷兰兄弟’拜访我，极残酷地占去了我的剩余劳动时间，那我早就写信了。
　　现在他已经走了，所以我又自由地呼吸了。
　　弗里德兰德[81]已经写信给我。条件不如他原先告诉你的那样好，但还‘过得去’。解决了在我们之间还有的几个次要问题以后一我想，在这个星期内这就会商妥一我将给他写东西。
　　在英国这里，阶级斗争的进展是极其令人高兴的。遗憾的是，在这种时候连一家宪章派的报纸也不再存在了，所以，差不多两年以来，我不得不停止通过写作参与这个运动。
　　我现在来谈谈《弗兰茨·冯·济金根》。首先，我应当称赞结构和情节，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其次，如果完全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批判的态度，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对于比我更容易激动的读者来说，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引起这种效果。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现在来谈谈缺点的一面；第一，——这纯粹是形式问题——既然你用韵文写，你就应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但是，不管职业诗人将会对这种疏忽感到多大的震惊，而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一个优点，因为我们的专事模仿的诗人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作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我问自己：你所选择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巴尔塔扎尔的确可以设想，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一定会胜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济金根（而胡登多少和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从济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属于个人和他的特殊的教养，天生的才能等等的东西，那末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葛兹·冯·伯利欣根了。在后面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表现出了骑士对皇帝和诸侯所作的悲剧性的反抗，因此，歌德选择他作主人公是正确的。在济金根——甚至胡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虽然对于他，正象对某个阶级的一切思想家一样，这种说法应当有相当的改变——同诸侯作斗争时（他反对皇帝，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堂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堂吉诃德。他以骑士纷争的形式发动叛乱，这只是说，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的时候就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
　　因此，如果你不想把这种冲突简单地化为《葛兹·冯·伯利欣根》中所描写的冲突——而你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末，济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覆灭，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革命者（对于葛兹就不能这样说），而且他们完全象1830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族一样，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革命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帝国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象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可是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国民的一致就是你的主要思想。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你自己不是也有些象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82]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
　　其次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性格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出的东西。我是把查理五世、巴尔塔扎尔和理查·冯·特利尔除外。然而还有别的时代比十六世纪有更加突出的性格吗？
　　照我看来，胡登过多地一味表现‘兴高采烈’，这是令人厌倦的。他不也是个聪明人，机灵鬼吗？因此你对他不是很不公平吗？甚至你的济金根一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一也是多么苦于不以他的一切个人打算为转移的冲突，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传与城市友好等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乐于在城市中施行强权司法。
　　在细节的方面，有些地方我必须责备你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这是由于你对席勒的偏爱造成的。例如，在第121页上，胡登向玛丽亚叙述他的身世时，如果让玛丽亚把从‘感觉的全部音阶’等等一直到‘它比岁月的负担更沉重’这些话说出来，那就极为自然了。
　　前面的诗句，从‘人们说’到‘年纪老迈’，可以摆在后面，但是‘一夜之间处女就变成妇人’这种回忆（虽然这指出玛丽亚不是仅仅知道纯粹抽象的恋爱），是完全多余的；无论如何玛丽亚以回忆自己‘年老’开始，是最不能容许的。在她说了她在‘一个’钟头内所体验的一切以后，她可以用关于她年老的一句话把她的情感一般地表现出来。还有，下面的几行中，‘我认为这是权利’（即幸福）这句话使我震惊。为什么把玛丽亚所说的她迄今对于世界持有的天真看法斥为说谎，因而把它变成关于权利的说教呢？也许下次我将更详细地对你说明我的意见。
　　我认为济金根和查理五世之间的一场是特别成功的，虽然对话有些太象是公堂对质；还有，在特利尔的几场也是成功的。胡登关于剑的格言是非常好的。
　　这一次已说得够多了。
　　你的剧本获得了一个热烈的赞赏者，那就是我的妻子。只是她对玛丽亚不满意。
　　祝好。

你的卡·马·


　　顺便说一下：恩格斯的《波河与莱茵河》里面有严重的刊误，我在这封信的最后一页上附了一个勘误表。”[83]

　　这一文献必须从四个角度去认识：（1）当拉萨尔把《弗兰茨·冯·济金根》送交马克思和恩格斯征询意见时，随着这份手稿还附有一篇阐述他对于悲剧看法的论文，因此马克思的复信是对剧本同论文的双重回答；（2）马克思并不喜欢拉萨尔，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可资利用的同盟者。在这种不很融洽的关系中，这封信可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3）恩格斯在1850年夏天写了一系列关于德国历史的经典性论文，投寄给《评论》杂志，后来集为一本小册子，以《德国农民战争》为名单独印行。马克思的这一封信重新阐述了这些历史观点；（4）马克思一直尝试把文学也组织到他的完整的“人文科学”的体系中去。五十年代后期马克思写的一部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的《导言》部分以及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发表于给拉萨尔写这封信的同年）写的《序言》，这两篇著名的文章都是这种尝试的结果；而这封信则标志着这一努力的新阶段。
　　在简单地谈到一小笔钱财的事务后，信的一开始，马克思就很有风趣地让我们看到，他如何使用文学手法来叙述生活上的琐事。家族中的一位荷兰籍的亲戚正来作客，占用了比马克思认为能够撙节出的更多的时间，他把“荷兰兄弟”几个字放在括弧里，好象是一个剧本的名称（正象他后面把《弗兰茨·冯·济金根》也括起来一样），这就很滑稽地表现出马克思对这个人的厌烦。一件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这样就同充斥在德国舞台上许多戏剧划了等号（从F·L·施勒德尔的《里斯本兄弟》〔1786）和台奥多尔·克尔纳尔的《不来梅兄弟》（1815）上演以后，舞台上出现了一系列这样的戏剧）[84]。这封信开始的一段还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马克思因为长期定居伦敦，说话、写作经常使用英语，所以不太习惯一下子转回到德语去。开始的时候，英文词语不断闯进德文中来，但是很快地他就从容自如地写起德文来了。
　　下面的几段让我们看到，马克思在和拉萨尔打交道的时候需要使用一些外交手腕。马克思这时候失去了能在英国报刊上发表文章的小小地盘，不得不多方寻求帮助，努力在德语报章上打开一条出路。马克思希望这些报刊在发表他的文章时，在新闻检查或编辑的谨小慎微的许可范围内，尽量少歪曲他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这些刊物能付给他一定的稿酬，减轻他经常陷入的经济窘境。在这些事情上，拉萨尔是个很宝贵的中间人[85]。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拉萨尔刚刚给马克思同麦克斯·弗里德兰德接通了关系；弗里德兰德是拉萨尔的表弟，在维也纳主编《新闻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马克思为这份报纸撰写了不少稿件。“在英国这里，阶级斗争的进展是令人欣慰的”；如果马克思能促进德国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使它达到同样“令人欣慰的”地步，那他就必需寻找一切可能找到的同盟军。拉萨尔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建有联系，而马克思因为流亡国外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再说，拉萨尔在附寄《弗兰茨·冯·济金根》手稿的信中又极力表示他同马克思的深挚的友谊，这样一个同盟者是不应该轻易推拒的。因此，尽管拉萨尔的这个成为死胎的剧本缺点很多——韵律呆板、形象陈旧、用词夸张、人物刻划浅薄，尽管如此，马克思也不能象今天任何一个毫无顾虑的读者那样坦白地说：“作为文学，这个剧本简直不象样；作为政治宣传，观点又站不住脚。”事实上，马克思信中所表达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意见；但是他显然竭力在寻找一些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加以赞誉的东西，而在称赞的过程中，马克思却毫不含混地阐明了他的文学批评所根据的某些原则。
　　马克思首先对《弗兰茨·冯·济金根》的结构和选材称赞了一番——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如何重视一个剧本的Gestalt〔形式〕，即剧本的结构和情节。但是，当马克思说拉萨尔的剧本在这方面比德国其他现代作品高明的时候，我们应该心里有数，马克思是不适宜对歌德以后的德国戏剧发表什么高见的。他在伦敦没有机会观看德国戏剧演出，虽然马克思贪婪地读了大量图书，但是却没有证据说明他读过格里耳帕尔策[86]，海贝尔，或者奥托·路德维希等人的任何一本作品，更不要说在50年代不论在德国或在英国都很难读到的格奥尔格·毕希纳的著作了[87]。所以马克思对拉萨尔的称赞是不落实的；而且这一点马克思只是一笔带过，接着就谈起这部作品如何强烈地感动了自己，这在马克思说来，还是很少见的。“完全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粹批判的态度”一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撤开”并不是个好征兆，因为马克思最喜欢批判，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用“批判”作为标题或者副标题。虽然如此，马克思还是承认在第一次读这个剧本时受到强烈感动；而且因为从性格来说，马克思自己不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所以对于那些与马克思秉性不同的人，剧本肯定会更有效果。马克思并没有说拉萨尔的剧本哪一方面感动了他；我们不妨猜测一下，那一定是马克思前面称赞过的剧本的情节或者主题。这个剧本的内容正是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也完全同意）十九世纪的革命与之有重要的共同点、并可以从中汲取重要经验教训的那场德国“革命”[88]。一个公开声明同情革命的作者试图用文学形式来抓住历史早期的一场革命的实质，这无论如何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从更广的意义上看，马克思承认对于一部文学作品在批判性的反应前，首先有一个更为直接的、感情上反应，承认这对文学作品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不得不说是一件令人感到兴趣、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接着，马克思开始评论《弗兰茨·冯·济金根》中使用的无韵诗。不管他批评的词句多么委婉，他认为拉萨尔的抑扬格诗写得不成功，这是非常清楚的。马克思的这一看法现代读者大概很少有不同意的。我们还应该记住一点：马克思在其他场合下对于那些不通格律的诗人批评是很苛刻的[89]。但是，比起拙劣的诗歌来，马克思更厌恶的当然还是空洞无物的拙劣的模仿，徒有华丽的文字而无内容的唯美的纯文学作品。正因为这样，他对拉萨尔的抨击就减轻了不少份量，甚至还从业余写作的角度（不管怎么说，拉萨尔不是一个“职业诗人”）来看待这个问题，认为诗的艺术不够精湛可能还是个优点。拉萨尔后来承认他对马克思的说法感到很有意思，但是很清楚他也了解马克思的评论实际上是严肃的批评，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的。[90]
　　再下面几行，马克思开始研究拉萨尔写这个剧本的动机——这一点拉萨尔在他随同《弗兰茨·冯·济金根》手稿的一篇论述悲剧的文章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因此，马克思用不着从剧本本身来分析作者准备描写的悲剧性冲突，他有拉萨尔自己的解释可供指引。拉萨尔解释说，他对德国农民战争的兴趣是由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所激发和培养起来的；他想通过《弗兰茨·冯·济金根》描写他认为一切革命时代所共有的矛盾冲突：群众需要能明确意识到他们的目的和要求的革命领袖；但是这种明确的意识却可能损害“热情”的力量，可能妨碍坚决行动的意志。

　　“一点不错，在构成革命的力量与理由的理论思想与人们的有限的认识及其聪敏之间似乎确实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尽管我们的理解很难承认这一点。大多数革命之所以失败（每一个真正了解本国历史的人都会承认）都是因为这种‘聪敏’，或至少可以说所有信赖这种‘聪敏’的革命无不失败。1792年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在艰辛险阻的情况下能够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它完全不顾这种‘认识’和‘聪敏’。
　　为什么我们在革命期间发现最激进的党派更有力量，其秘密也在这里；最后，在革命期间，群众的本能较之有教育的人的真知灼见更为可靠，其秘密也在这里。

　　智者看不见的东西，
　　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

　　正是缺少教育的群众拯救了革命，使其不致触到由于聪敏和深思熟虑的计划而出现的暗礁。”[91]

　　领导1848—1849年革命的德国知识分子没有显示出足够的革命力量，不够相信人民，因此容容易易地就为反革命势力所击溃；对于这一观点，马克思马上就同意了。“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作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92]然而，马克思所不能同意的是，拉萨尔把所有的革命都等同起来。马克思认为1848和1525年的革命有很大的差异，象拉萨尔那样极其简单化地把十九世纪的问题投射到十六世纪，是违反历史主义的。济金根和胡登是属于已经过去的一个阶级。不管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追随者是怎样想的，他们代表的利益同市民的和农民的利益归根结底是无法一致的。实际上他们不是拉萨尔心目中设想的那种“革命者”；恰恰相反，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反对进步力量的后卫战。因此，拉萨尔用这场革命影射1848—1849年事件的构想就完全破产了。如果想寻找什么当代人物同济金根和胡登作比较的话，那末（正象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指出的那样）和他们有共同点的倒是1830年的波兰贵族，而决不是1848年的革命者。
　　在论证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有关文学的三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常常为人们所误解。马克思并不是说只有斗争失败的被压迫阶级的代表人物才是适合于悲剧的题材。与此相反，马克思特别指出歌德选择葛兹·冯·伯利欣根作为悲剧的主人公是正确的。从历史上看，马克思可能认为葛兹是一个“可怜虫”（考查一下恩格斯在记叙农民战争时马克思所起的作用就可以了解他的这一看法）；但是，葛兹·冯·伯利欣根的故事却包含着马克思或者黑格尔和海贝尔一眼就看出的悲剧性冲突：旧秩序的代表人物在与新兴势力的斗争中遭到覆亡的命运。
　　格奥尔格·卢卡契说得很对，马克思并不反对黑格尔非常重视的那种悲剧性的冲突——一个维护垂死的旧秩序的人惨遭失败的斗争。对于马克思也好，黑格尔也好，歌德的葛兹·冯·柏利欣根正是这一类主人公中的一个典型和范例。但是，在这一类型外，马克思又增加了另一类英雄人物：降世过早、时代尚未成熟的革命家。马克思认为现代德国剧作家手边就有一个这样的理想人物，即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中描叙过的托玛斯·闵采尔。马克思无疑把这两种悲剧同样看作阶级斗争中的插曲，也正因为这个原故，他认为不应该选择弗兰茨·冯·济金根作为“降世过早的英雄"，他不是拉萨尔想象中的一个1848年革命的预演者。[93]
　　马克思在论证中指出的第二个大问题是，作家可以被理解为“思想家”，被理解为在作品中反映他们所属的阶级、或者他们所拥护的阶级的观点和感情的人。在研究作家的作品或者话语时，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在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从海涅到D·F·斯特劳斯的心目中，胡登都是一个文化英雄；他的言语和行动也只有在这个角度上才能充分理解。最后一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仔细谈，他在信中只是说济金根“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堂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堂吉诃德”。象塞万提斯这样伟大的作家是有能力创造出永远为人们所承认、也永远反复出现的人物形象的，换言之，他所创造的是典型；历史条件和环境可能改变，历史可能认可或者不认可这种人应否存在，但是象堂吉诃德这一人物在十六世纪有，在十九世纪也有，在西班牙可以找到，在德国同样也可以找到。
　　马克思的信里，不止一次使用了拉萨尔随手稿附寄的悲剧论文中的词句。比如，“1830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族”就使我们想到上文摘录过的拉萨尔的句子“正是没有教养的群众拯救了革命，使其不致触到由于聪敏和深思熟虑的计划而出现的暗礁”。离这句话不远的地方，拉萨尔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论点，并让读者参阅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文章，以证明他的论点是不容置疑的。拉萨尔说：“只有采用本身就完全包含着某一目标的特性的手段，才能达到这一目标。所以，一个目标必须用与其性质相合的手段来达到；所以，革命目标不能用外交手段达到。”看了这一段话，读者不禁会问：拉萨尔写这个悲剧，自己难道不正是在用外交手段来追求革命目标吗？拉萨尔在他这篇悲剧论文的结尾，又一次明确指出，他希望用《弗兰茨·冯·济金根》一剧为当代历史打开新的局面：

　　“一方面〔拉萨尔解释道〕当代世界的思想意识把某种调和的因素加进这个悲剧里，因为战斗现在重新开始意味着剧本的主人公及其目的的最大的胜利。另一方面，在当代艰苦斗争的现实中，这种思想意识又可以从这个悲剧里为自己取得安慰和信心。因为在三百年以后又继续的这场战斗以及继续战斗所显示的它的目的的永恒性，有力地证明了胜利是绝对必要的。”[94]

　　马克思驳斥说，如果这真是拉萨尔的悲剧的目的，他用的外交手段是错误的：因为他引起读者们同情的是贵族的代表，是反对进步的骑士，而绝对不是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集中分析的“岗策尔式的平民反对派”。不管《弗兰茨·冯·济金根》宣传的是什么，反正它不是传播十九世纪革命的优秀的宣传品。
　　不仅如此，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也不把它当作可以与歌德的《葛兹·冯·伯利欣根》相比拟的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歌德的这个剧本采用的是同一时代的题材，不管读者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不能把它当作宣传革命的文学，这里我们发现马克思惯用的一种文艺批评手法：以一部作品为标准来衡量另一部，也就是说，他用的是真正的比较批评的方法。这种比较批评法并不是简单地把不同的作品互相比较一下，它涉及对文学传统的不同流派、不同种类的评价。同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格奥尔格.毕希纳和奥托·路德维希通过对当代的生活的观察，通过阅读其他文学，也通过亲身尝试创作有意义的作品，也达到了与马克思的极为相似的结论。马克思虽然没有读过这两个人的著作，却分辨出席勒式的和莎士比亚式的不同的传统；他盛赞后者，而否定了前者。我们也须注意，马克思并不想贬低席勒本人的作品。他反对的是信中指摘的“那些一味因袭席勒的诗人”；他看不起的是没有席勒的真实才华而只模仿其皮毛。（马克思用的das Schillern一词是个俏皮的双关语，既作“席勒式地写作”，又作“闪亮”解）。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在十九世纪中叶，模仿席勒比模仿莎士比亚更为有害；马克思指出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剧的最大缺点——“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无疑是拉萨尔一意追随席勒的结果。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马克思的文学观的核心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马克思是以十八世纪古典美学和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美学的伟大的调解人的身分出现的。他站在这一立场研究了拉萨尔剧本，向拉萨尔提出三点指摘：（1）拉萨尔并没有创造出任何具有特殊性格并通过自己的个性代表着比他们自身更为伟大的事物的人物。拉萨尔的人物是浅薄的，是作者心目中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至于我们怎么看待这种时代精神，是剧本发生的时代十六世纪的精神还是作者写作时代十九世纪的精神，那是另外一个问题。（2）拉萨尔不仅把他的人物写成了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且写成了某些抽象品质的代表者。以胡登为例，就不是一个真实人物，而只是“热情”的化身。他在剧中的一言一行无不受这一功能所支配。这种缺少“性格方面的特殊的东西”之所以更不可原谅，是因为马克思认为路德和闵策尔的时代同十九世纪不同，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还是可以充分发挥和显示自己独特的性格特点的。“还有别的时代比十六世纪有更加突出的性格吗？”马克思问道。拉萨尔在《弗兰茨·冯·济金根》中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挂着胡登的名字、一味感情激动的令人厌倦的热心家，这对历史上的真正的胡登是非常不公平的。真实的胡登远比剧本中的角色更有趣、更聪明、也更富于机智和幽默。（3）拉萨尔通过剧中人物之口发表他自己对这些人物的性格的见解因而破坏了人物的统一性。这种附加的台词偶一为之也未可厚非，但是拉萨尔作得有些太过分了，因之马克思责备他“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马克思在分析欧仁·苏处理自己创造的人物时也提出过这种批评，但是现在马克思把它，归诸于席勒的有害的影响。然而，马克思所指责的仍不是席勒本人的创作方法。该指摘的是那些席勒的拙劣的模仿者，而拉萨尔就是其中之一。马克思举的例子是拉萨尔剧中的济金根的女儿玛丽亚：作者让我们相信玛丽亚的幼稚天真，而这种幼稚天真却不断同她自觉说教和论述权利所表现的老练世故相抵触。
　　马克思最后称赞了剧本中的个别场景，借以缓和他对全剧的批评。但是在这之前，马克思还提出了《弗兰茨·冯·济金根》的另一个缺点：“甚至你的济金根——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也是多么苦于不以他的一切个人打算为转移的冲突，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传与城市友好等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乐于在城市中施行强权司法。”上文已经分析过拉萨尔的写作方法，他毫不隐讳地借助剧中角色宣讲自己的观点和同情，但是他所描写的事件却违背了这些观点和同情，作者笔下的济金根远不是他企图叫我们看到的那样一个令人敬佩的英雄。历史的逻辑性没有谁反对得了，不管是有意的歪曲或者无知的涂改，它仍然要表现出来。对马克思建议他写托玛斯·闵策尔以代替弗兰茨·冯·济金根一事，拉萨尔后来曾写过一封信表示不同意见。他在信中申辩说：马克思提出的批评意见系就历史人物济金根而言，并不是指他在十九世纪写的这一剧本中的同名人物。但是拉萨尔的申辩是徒劳的。马克思在信里讲到的“抽象化”（缺少个性）和内在矛盾，批评的矛头正是指向拉萨尔创造的济金根。与此相反，歌德的《葛兹·冯·伯利欣根》虽然从性质上讲远远不是一个《托玛斯·闵策尔》式的戏剧，马克思却盛赞它的悲剧精神和它的与内容完全统一的形式。
　　信的结尾部分虽然对这个剧本的个别场景也有所赞誉，但是我们也会注意到，在称赞的同时马克思总是提出一些条件。只有一处——“胡登关于剑的格言”，受到马克思的毫无保留的赞赏，除非我们认为“格言”在戏剧中根本是无关轻重的东西。下面就是马克思认为“非常好”的一段剧词：

　　剑，你万不能小看这剑！
　　如果为了自由的事业把它挥舞，
　　剑就是你宣讲的真理的现实，
　　它就是诞生于现实世界的上帝。
　　基督教曾经依靠利剑来传播，
　　查利挥舞着它，使德国受了洗礼，
　　人们至今对他心怀崇敬，称他“大帝”。
　　异教邪端——靠利剑征服，
　　耶稣的圣墓也是靠它解放。
　　剑把塔尔昆[95]逐出帝都罗马，
　　把塞克西斯[96]王赶出了希腊，
　　为我们赢得了艺术和科学。
　　大卫·萨姆逊和吉底昂[97]都向它低头！
　　历史上一切丰功伟绩，
　　从古至今，无不是宝剑的功劳；
　　而未来，任何伟大的事业，
　　仍然要宝剑来完成使命。

　　也许这段文章就是马克思信中开始所说的强烈地感动了他的章节之一吧！这段文字显然以感人的笔调宣讲了马克思坚信的一条真理：在德国，只靠改良和进化是不能带来人们所需要的变革的，只有靠暴力才能有效地完成这种变化。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拉萨尔后来发生了争执。确实如此，马克思后来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拥护拉萨尔的一派彻底决裂就是因为这种意见分歧，就是因为马克思坚决认为同现状妥协——社会民主党认为俾斯麦执政下的普鲁士是在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只能起一种给屠宰场装饰天竺葵的作用，而决不会有其他任何好处。在批评《弗兰茨·冯·济金根》之后大约又过了六年，马克思在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一封信里谈到上文所说的这种意见分歧，并引证拉萨尔崇拜的、但模仿得非常拙劣的席勒的剧中人物来进行比喻：“拉萨尔事实上背叛了党。他同俾斯麦订立了一个正式的契约……拉萨尔想在乌凯马尔克的菲力浦二世的面前扮演无产阶级的波扎侯爵……”[98]席勒的《唐·卡洛斯》中的菲力浦二世用来影射普鲁士的国王威廉第一，而拉萨尔则被看作是波扎侯爵一这样，拉萨尔在文学上推行的席勒模仿就成为马克思用来讥嘲拉萨尔本人的一种手段了。马克思在引用乌凯马尔克这个地名时—乌凯马尔克是布兰登堡省北部的名称——不只想到席勒，肯定还想到了海涅。他想到的是海涅的一首诗《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在这首诗里，海涅让诗中的主人公把自己比作席勒剧中的波扎侯爵，而普鲁士的国君弗里德里克·威廉第四则是席勒笔下的菲力浦二世：

　　“阿兰乌埃河啊，往昔美好的时日
　　如何在你的流沙中迅速消失！
　　在那些日子里，我在菲力浦国王
　　和他的乌凯马尔克大公们面前侍立。”

　　马克思同海涅一样，也承认席勒在《唐·卡洛斯》这个剧本里创造出的典型人物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后代的人。这种理解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席勒的剧本直接提供给我们的；因为席勒描写的是波扎的志愿同行动的冲突、波扎的良好意图同实现这些意图所采取的迂回的手段的冲突，我们在后来的某些热心改革者身上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况。理解的另一方面是指人们对自己的认识一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扮演某一角色，常常荒唐无稽地自拟为波扎侯爵。我们所以能用《唐·卡洛斯》进行比拟或对比，是因为席勒的这个剧本堪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歌德的《葛兹·冯·伯利欣根》媲美；席勒创造出的人物形象既有独特的性格又有典型意义，既是某一特定时期的产物又能启发我们认识后代的人物。拉萨尔自己的生活与写作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也证明了（尽管拉萨尔不是有意识这样做的）席勒写作方法的力量，这是《弗兰茨·冯·济金根》望尘莫及的。
　　马克思在1859年4月19日这封信的附言里提到不久前寄给拉萨尔的恩格斯的一篇文章。这是全信第一次直接提到恩格斯的名字，但是恩格斯实际上从始至终一直出现在这封信里面。拉萨尔写《弗兰茨·冯·济金根》所依据的一个主要材料是D.F·斯特劳斯的《乌尔利希·冯·胡登传》；拉萨尔不论在剧本里或是在随剧本附寄的论文中都没有提到他是否读过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与此相反，马克思的这封信同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对十六世纪德国历史所表示的明确的观点却完全一致。如果拉萨尔也读过这部著作并给予重视的话，我们可以推论，即使他不可能成为马克思心目中的那样一个优秀作家，至少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和更有能力的宣传家。
　　恩格斯也写了一封信给拉萨尔，劝他不要因为热衷于席勒而忘记了莎士比亚。马克思的和恩格斯的信引起拉萨尔写了一封很长的复信。但是不管他怎样申辩，也挽救不了这个剧本的命运。这个死胎不论上演或是欣赏阅读都注定要遭受失败。但是在他的复信中，有两点答辩还是值得提一下。
　　拉萨尔的第一点反驳是：尽管马克思非常重视独特的和个人的因素，但是因为受黑格尔的历史观的影响过深，所以倾向于忽视个人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

　　“这种批判—哲学的历史观认为铁的必然性一环紧扣着一环，完全忽视并否认个人的决定和行动所起的作用，无论对实际的革命行动或假想的戏剧情节的创作来说，都不是适当的根据。
　　作为这两者的必然的根据，倒应该是相信个人的决定和行动能够引起种种变革。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既不能写出感人的、有意思的戏剧，也不能作出豪迈的行动来。”[99]

　　这个问题导致了前文已经谈到的马克思的另一个与此有关的批评。拉萨尔认为马克思在他剧中的主人公同他刻划这一人物的蓝本——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之间并没有划出清晰的界限：

　　“你的反对意见大部分是就历史上的济金根而言，与我刻划的那个济金根不相干。我的济金根不能因为‘反动的目的’而消失，因为我根本未赋予他这种目的。我给他的只是某些反动的局限性，这种性格——这是由他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未能形成革命的突破。”[100]

　　但特别让拉萨尔恼怒的是，马克思认为作者把这种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放在闵策尔式的平民反对派之上因而怀疑作者自己就犯了他笔下的弗兰茨·冯·济金根犯的一种“外交错误”。拉萨尔认为马克思攻击他犯了“外交错误”，是指他因为热切使这个剧本能在德国上演向剧场经理和政治审查官员所作的“外交上”的让步。拉萨尔显然没有理解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评，不是指他运用的外交太多，而是太不够了。如果拉萨尔强调的是平民反对派，那他在“外交”上就是成功而不是失败了；因为“平民反对派”是马克思的兴趣所在，也是当代革命者能从中找到鼓舞力量、进行拉萨尔（同马克思一样）要求他们从事的行动的范例。总而言之，马克思不是指责拉萨尔向统治思想作了让步，而是向他建议一种更富于策略的文学宣传方式。
　　但是，当拉萨尔的回信写来的时候，马克思已有更为重要的事要作、要思考，无暇再顾到一个流产的历史剧和它的恼怒的作者了。在1859年7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里，马克思说拉萨尔的答辩“写得密密麻麻的纸一大叠”，实在“荒唐可笑”，并评论说：“在这样的季节，在这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面前，一个人不仅自己有功夫来写这种东西，而且还想叫我们花费时间来看它，实在不可理解。”[101]但是不管怎么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只能占据马克思的一小部分精力，虽然马克思一旦着手做起这件事来，他总是全神贯注、一丝不苟的。
　　1861年与拉萨尔的通信还使马克思对文学上另一重要问题发表了深邃的见解。这次是由于讨论罗马继承法以及这种继承法同后代的、特别是德国的法的关系而引起的；因为马克思早期曾研究过法学，自然对这一问题极感兴趣。马克思同意拉萨尔的看法，认为德国法学家曲解了有关遗嘱自由的罗马法，因此德国对于罗马法的发展可以说是建立在被曲解的基础上。马克思又进一步说：

　　“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现代形式的（德国）遗嘱……是被曲解了的罗马遗嘱。否则，就可以说，每个前一时期的任何成就，被后一时期所接受，都是被曲解了的旧东西。例如，毫无疑问，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102]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大家也知道，所有现代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被曲解了的英国宪法上的，而且当作本质的东西接受过来的，恰恰是那些表明英国宪法在衰落、只是现在在形式上勉强还在英国存在着的东西，例如所谓的责任内阁。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于普遍应用的形式。”[103]

　　这种把“责任内阁”看作是宪法没落的迹象的见解会使我们感到震骇，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很快就会被这段文章隐含的两个论点吸引过去。第一，马克思企图把文学同法律和政府放在一起进行考察；如果一方面的情况如此，另一方面也必然如此。一方面的发展也可以解释另一方面的发展。对马克思这样一个总是在追寻最根本的、普遍适用的法则的人来说，这一原则性的论点是有典型意义的。第二，在马克思看来，一种文学理论或是一部文学作品不是静止的，不是一经产生就永远一成不变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而这种历史是受特定时期的艺术的需要所影响的。海涅曾说过：“每一个时代，在其获得新的思想时，也获得了新的眼光，这时它就在旧的文学艺术中看到了许多新精神。”[104]马克思也同意这种看法，并且补充说，绝不应该把这种新的解释看作 “歪曲”，看作对一种理论创建时或一部作品产生时建立的不变准则的背离。如果一个高乃依[105]或是莱辛“曲解”了亚里士多德或者索福克勒斯，他们这样做完全是有意的，是为了使自己的创作和同时代人的创作结出丰硕果实的深思熟虑的结果。如果只是一个古董家，不论学问多么渊博、知识多么丰富，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1]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574页。

[2] 马克思曾答应海涅对他的这部作品给予评论，但没有时间来实现这项诺言。马克思在他1861年2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157页）提到约翰娜·金克尔的“身上发出难闻的气味”（bitteres Fleisch）时，不过是重复了海涅在c路德维希·白尔尼》中一段类似的有关段落中使用过的词句。

[3] 1859年8月1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449页。德文原文为“Das Saugedicht"，直译应为“猪猡的诗"。——译注

[4] 弗莱里格拉特在《新莱茵报》的告别词中写道：
　　　　“别了！只是并非永别！
　　　　他们消灭不了我们的精神，弟兄们！
　　　　当钟声一响，生命复临，我还要生气物勃地
　　　　回到你们身边！
　　　　当最后的王座倾覆，
　　　　当人民走上法庭
　　　　喊出无情的声音：‘你们有罪’，
　　　　那时候我还要重新回到你们身边。
　　　　我这个被放逐的叛乱者，
　　　　作为一个忠实于到处起义的人民的战友，
　　　　将在多瑙河畔和莱茵河边，
　　　　用言语和武器参加战斗！”
　　　　（见《弗莱里格拉特选集》，俄文版，
　　　　第196页——译注）

[5] 约瑟夫·魏德迈（1818—1866），德国工人运动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译注

[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483页。（原译文中无“等于伦敦"这几个字、——译注）本书此段引文引自M·海凯尔编《弗莱里格拉特同马克思恩格斯的通讯集》（柏林，1968年），第1卷，第37页。

[7] 《马恩全熊》，中文版，第28卷，第474页。

[8]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 卷，第430页（1859年6月7 日）；379—381页（1859年2月15日）；478页（1859年11月3日）；492页（1859年11月19日）。

[9] 卡尔·福格特（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唐俗的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后逃离德国，堕落为路易·被拿巴的密探，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诽谤和攻击。——译注

[10]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 卷，第481页。（1860年2月29日）

[11] 见《弗莱里格拉特同马克思恩格斯的通讯集》，第182页。关于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之间的关系，参见此通讯集的导言和F·J·拉达兹著《卡尔·马克思政治传记》（汉堡，1975），第160—183页。

[12] 卡尔·济贝尔（1836—1868），德国诗人；曾协助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恩格斯的远亲。——译注

[1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8页。

[14] 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09—1883），德国工人活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国际各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译注

[1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 卷，第522页；第31卷。第31页。

[16] 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67年），第2卷，第235—237页。

[17] 1853年12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架》，中文版，第28卷，第312页。（这里是讽刺地暗指1853年11月29日参加波兰人大会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译注）

[18]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 卷，第415.420页。科贝斯第一是海涅同名讽刺诗中的主人公。——译注

[19] 1854年12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及1852年1月23日致约·魏德迈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415、476页。（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1775—1854）是德国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科学的敌人，宗教的捍卫者。——译注）

[20] 1854年6月1日致拉萨尔信；1854年7月22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614、376 页。（"这是老生常谈”（《马恩全集》的翻译）与海涅的原诗不尽符合。原诗是：“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是它永远奇妙新颖。”——译注）

[21] 马伏里奥是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中的一个管家。——译注

[22] 培尼狄克是莎士比亚《无事生非》中的少年贵族。——译注

[23] 1854年4月22日与1856年2月13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47页；第29 卷，第18页。（弗里多林是席勒的叙事诗《去炼铁厂之路》中的主人公；维斯瓦米特拉是大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虚构的国王，渴求得到满足他一切要求的神牛撒巴拉。——译注）

[2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131、133页。

[25] 1853年6月致阿道夫·克路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598页。（考斯塔德是（爱的徒劳）中的一个乡人。——译注）

[26] 尤利乌斯·孚赫（1820—1878），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德国的自由贸易论者之一。——译注

[27] 1857年4月23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27页。（闵豪森是德国文学中一个惯爱撒谎吹牛的人物。毕斯托尔是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下篇、《亨利五世》等剧中的骗子手和吹牛家。——译注）

[28] 1852年7月20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88页；1856年2月13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 卷，第16页。

[29] 1854年1月25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22页。（理查·科布顿（1804—1865），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尤利亚·希普是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品质恶劣的、耍弄阴险诡计的穷小子，象个凶神。——译注）

[30] 1860年2月9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4页。（斯"查尔斯是狄更斯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办私立寄宿学校的生意人，惨无人道地对待学生。——译注》

[31] 1857年1月10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番，第88页。

[32] 1862年8月20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281页。靡非斯托斐勒司的原话是“我的朋友，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命的金树悬常有的。”（见《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

[33] 1854年6月3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63页。（彼德·誨莱米尔是德国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作家夏米索《披据·施莱米尔奇遇记》中的主人公。“施莱米尔"这个词在犹太语中是“可怜虫"的意思。——译注）

[34] 1860年3月3日致拉萨尔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493页。（语出贺雷西《颌歌》第一册。——译注）

[35] 1869年11月29日致库格曼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625页。

[36] 1863年1月28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20—321页。（贺雷西原话出自《颂歌》。——译注）

[37] 1858年2月1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63页。

[38] 1865年7月31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 卷，第135页。

[39] 1852年7月3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77页。（尼古格·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厂史学家和作家。他的喜剧《曼陀罗华》描写一个青年人施展阴谋诡计骗取一个愚人之妻。——译注）

[40] 格奥尔格·芬克男爵（1811—1875），普鲁士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派领袖之一。——译注

[41] 1861年5月10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169页。（古斯达夫·弗莱塔格（1816—1895），德国资产阶级作家。奥诺莱·加比利尔·米拉波（1749—1791），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者。瓦尔德克和瓦盖纳都是马克思时代德国政治活动家。布兰肯堡的堂吉诃德指摩里茨·冯·布兰肯堡，也是当时德国的一个政治活动家。——译注）

[42] 1854年10月26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401—402页。（原译文中，“靡非斯托斐勒司般地"为"恶魔般地"。——译注）

[43] 见海涅《作品与书信》，H·考夫曼编，第7卷，303页（关于德国的书札）。

[44] 1858年11月24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56页。

[4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473—474页。

[46] 1858年11月12日致拉萨尔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 卷，第546页。

[47] 1853年6月2日致恩格新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55页，（弗朗斯瓦·贝尔尼埃（1625—1688）是法国医生、旅行家和作家。马克思这里谈的是他的《大莫卧儿、印度斯坦、克什米尔王国等国游记》（1830年）。——译注）

[48] 1857年9月25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84页。

[49] 1858年3月2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79页。

[50] 1861年1月1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 卷，第143页。

[51] 卓万尼·巴蒂斯特·维科（1668—1744），意大利资产阶级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他企图确立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译注

[52] 1862年4月28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230页。

[53] 《与马克思、恩格斯谈话录》，H·M·恩琴斯贝尓格尔编（法兰克福，1973年），第250页。

[54] 见《与马克思、恩格斯谈诉录》（法兰克福1973年），第213页。

[55] 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67年），第1卷，第52页。

[56] 见《与马克思、恩格斯谈话录》（法兰克福1973年），第245、505页。

[57] 见《与马克思、恩格斯谈话录》（法兰克福 1973年），第214页。

[58] 1854年5月3日致恩格斯信一一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55页。（彼得罗·卡德龙·德·拉·巴卡（1600—1681）是杰出的西班牙剧作家。雅克·昂利·贝尔纳丹·部·圣比埃尔（1731—1814）是法国作家，感伤主义的代表入物，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译注）

[59] 1861年2月27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159—160页。（阿庇安（一世纪末至二世纪七十年代）是杰出的古罗马历史学家。——译注）

[60] 1856年4月10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0页。

[61] 雅科布·摩莱肖特（1822—1893），资产阶级生理学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生于荷兰；曾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学校中任教。——译注

[62]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12—516页。奥维德，一译奥维狄乌斯（公元前43—约公元17），古罗马诗人，公元前8年因对皇帝奥古斯都的政策不满被驱逐出罗马。

[63] 1861年4月13日致安东尼达·菲力浦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589—591页。（喀耳刻（一译瑟西）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女巫，曾把尤利西斯的同伴变成猪，而把尤利西斯本人留在自己的岛上，提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雅典王子，曾进入克里特迷宫斩妖除鬼。——译注）

[64] 1858年5月31日与1862年6月16日致拉萨尔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39页；第30卷，第624—625页。（“文学”一词原文“Literature”有两个意义，指文学，也可指“文献”，“群书”。——译注）

[65] 伊威希（Itzig），即“艾萨克"（Isaac）希伯荼语之称呼。——译注

[66] 1863年8月15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64—365页。这首民歌原来的词句是“姑娘啊，姑娘啊，是什么迷了你的心窍，你同驿车和旅客结成知交？

[67] 1864年9月7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30 卷，第423页。

[68] 1887年12月21日，1861年1月16日，1861年5月29日致拉萨尔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27页；第30 卷，第574、602页。

[69] 1862年6月16日致拉萨尔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622页。（引文略有改动。亨利希·尤利安·奥雷尔·施米特（1818—1886），德国批评家和文学史家，1806年起为俾斯麦的拥护者。——译注》

[70] 1861年3月24日致安东尼达·非力浦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585页。

[71] 海涅的原诗是“爱真理的人将在斗兽场跟狮子、鬣犬、豺狼格斗，他们决不在小幅报刊上去对付那些走狗，”（引自冯至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64页.）——译注

[72] 1861年5月8日致拉萨尔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597页。（梅尼培是古希腊诗人，犬儒学派哲学家。——译注）

[73] 1855年11月8日致拉萨尔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632页。

[74] 1859年10月2日致拉萨尔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98页。

[75] 1854年6月1日致拉萨尔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 卷，第614页。

[76] 1855年7月28日致拉萨尔信——同上书，第626页，（原文是：“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的联系是这样多，他们感到兴趣的对象是这样广，以致他们能够轻松地经受任何很失。我不属于这样的杰出人物。我的孩子的死震动了我的心灵深处，我对这个损失的感受仍象第一天那样的强烈。”——译注）

[77] 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罗雪尔（1817—1894），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历史学派的代表。——译注

[78] 1862年6月16日致拉萨尔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625页。

[79] 见1858年11月12日致拉萨尔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45页。

[80] “拉萨尔的表现方式……一大堆陈词滥调的“火焰’——隐喻，虔诚的热情，根源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陈词滥调的烟火……引起人们提出卢卡契在1931年即已直率地提出的问题：在拉萨尔这种文体中，能否识别出倒退的倾向？"（见瓦尔特·兴得瑞尔：《骑士般的亚当和农民革命》，载于《日尔曼—罗曼月刊》新辑，第23卷（1973年），第179—180页）

[81] 麦克斯·弗里德兰德（1829—1872），德国政论家，拉萨尔的表兄弟，维也纳的《新闻报》的编辑之一。——译注

[82] 托马斯·闵采尔（1490左右—1525），德国宗教改革时期和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农民和平民阵营的领袖和思想家。——译注

[8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71—575页。（译文有几处略有改动。——译注）在译这封信过程中，觉得信结尾评论玛丽亚的话谱时，马克思可能把erlebt（体验）误写展erzkhlt （叙述）。

[84] 这位客人可能是约翰·卡尔·优塔（1824—1886，德国书商。——译注），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的丈夫。马克思不用“妹夫"而用“兄弟”（原文是Vetter，应为堂兄弟或表兄弟），显然是为了取笑这些文学作品。参见瓦·兴德瑞尔《济金根辩论，关于马克思文学理论的一篇论文》（达尔姆施塔德与诺伊威德，1974年），第412页。

[85] 几个月以前（1859年2月1日），马克思曾对魏德迈说，由于拉萨尔“特别的热情和劝说能力"使出版商弗朗茨·顿克尔接受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53页。）

[86] 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曾引证过格里耳帕尔策的剧本《女始祖》中的句子（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1页），但误认为这是阿道夫·默尔奈所作。所以马克思是否读过格里耳帕尔策的原书或看过这个戏剧，是很值得怀疑的，”

[87] 弗兰茨·格里耳帕尔策（1791—1872），奥地利戏剧家。
　　　　克里斯蒂安·弗里德利希·海贝尔（1813—1863），德国剧作家和诗人。
　　　　奥托·路德维希（1813—1865），德国剧作家和小说家，著有《天地之间》（1856）和《林务员》（1850）等现实主义作品。
　　　　格奥尔格·毕希纳（1813——1837），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和剧作家，他作的剧本《沃伊采克》是德国第一部以无产阶级为主人公的悲剧。——译注

[88] 马克思在1856年4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曾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8页。

[89]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692—693页。

[90] 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67年）第1卷，第189页。

[91] 见斐迪南·拉萨尔：《演讲和论文全集》，爱德华·伯恩施坦编，第139页。

[92] 里弗希兹在《卡尔·马克思和美学》（德累斯登1967年第2版，第152页）上说，在马克思阅读弗·奈·费舍的《美学》所作的札记中有这样的话，“革命是最适合于悲剧的题材。

[93] 瓦尔特·兴德瑞尔《济兴根辩论》一书第159—206页上重印了卢卡奥这篇论文和许多其他有关资料。

[94] 见斐迪南·拉萨尔；《演讲和论文全集》，第1卷，第 148页。

[95] 塔尔昆（公元前约534一510？），传说中伊特拉斯坎族的罗马皇帝。——译注

[96] 塞克西斯（公元前约519？一465），古代波斯国王，曾入侵希腊。——译注

[97] 大卫，萨姆逊和吉底昂都是《圣经》中人物。——译注

[98]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455—456页。（波扎侯爵和菲力捕二世是席勒的《唐·卡洛斯》一剧中的人物。“乌凯马尔克的菲力浦二世"暗指威廉一世。——译注）另外马克思在1864年11月4日和1864年10月1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也有这样的比喻；在后一封信中马克思再一次称拉萨尔为“这个乌凯马尔克的菲力浦二世的波扎候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 卷，第10、40页。）

[99] 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67年）第1卷，第202页。彼得·戴麦兹在他的《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一书第115页上着重地表示赞同拉萨尔这一反驳。

[100] 同上书。

[101]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32页。

[102] 安得列·达西埃（1651—1722），法国语文学家，古希腊诗人和哲学家的许多著作的译者和著释者，其中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译注

[103]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608页。

[104] 见海涅：（北海集》第三部（旅游的画面）。

[105] 高乃依（1606—1684），法国剧作家。——译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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