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1976）

第八章 俾克史涅夫、克勒维尔和克拉普林斯基的王国



　　“资产阶级的‘天才人物’已经趋于没落”[1]


（1）


　　普鲁士当局既然已把革命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不能指望它会容许《新莱茵报》毫不受限制地开展活动。1849年5月，报纸遭到了镇压——它的最后一号（这一号的第一篇就是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执笔的一首抗议的诗）完全是用红色油墨印的——而马克思本人也被逐出了普鲁士。他先是去巴黎；但是当他得知法国当局准备只许他住在首都以外布列塔尼的一个不适于健康的地方时，他便决定迁到伦敦去。因此，在1849年8月，马克思来到英国，9月他的一家随后也到了英国。从那时起直到他去世，伦敦就成了他一家的住地。
　　在接踵而来的贫困交加的一年里，他首先关心的是把他被普鲁士政府打断了的事业继续下去。他想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英国成员和从德国流亡的成员取得接触，创办了一个月刊，希望通过这个月刊把《新莱茵报》的政策固定下来并继续下去。他甚至给这个月刊起了同样的名字，只是加上了政治经济评论的字样，即《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由于《评论》不能顺利地在德国发行，所以维持了不到一年：然而在这期间，它却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文章，如恩格斯有关德国农民战争的研究，马克思从他在伦敦的有利地位对法国政局所作的第一个严厉的评述。这就是《法兰西阶级斗争》（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在马克思的一生当中，他从法国的政局取得了好些教训，给后来的革命者以教益和帮助。
　　发表在1850年1月、2月和3月[2]的《评论》上的这一著作中的主要形象是剧场或舞台的形象；在这样一个地方，马克思创造出无数的变化：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高贵的舞台上同样公开地表演那些通常使流氓无产阶级进入妓馆、残废院和疯人院，走上被告席、苦役所和断头台的丑剧……”[3]

　　“顷刻间，官方的舞台：布景、服装、台词、演员、配角、哑角、提词员、剧本主题、冲突内容和整个局面一全都变样了”。[4]

　　有些演员，如阿尔芒·马拉斯特，[5]“从舞台上消失了”；另一些演员，如路易—拿破仑，则“把自己摆在顶层楼座的观众面前示众”。有一些突然扣人心弦的情节急转，例如1848年临时政府被剥夺了它的现金的那一次。演员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王位上的路易·菲利浦[6]扮演了罗伯尔·马凯尔[7]（本杰明·安蒂耶和弗烈德里克·勒美特尔在他们的剧作《罗伯尔和贝尔特朗》〔1834年）中所创造的一个阴险的人物）；在离开王位后，他又同样成功地扮演了“一个羞答答的乞丐的角色。”路易—拿破仑本人扮演了最不光采的角色：“一个肮脏人物”、“一个傀儡”，一个小丑（Hanswurst）[8]；而且据说他需要一批用钱雇来的捧场喝采者，以避免被人们嘘下舞台。至于法国农民——“他们曾在一瞬间扮演了革命剧中的登场人物，此后就再也不能强迫他们充当合唱队的无所作为的消极角色了”。[9].角色改变得如此之快，混乱是如此之严重，甚至观众也被卷入戏剧里去了：“法国社会中所有各个阶级都突然……被迫离开包厢、正厅和楼厅而走上革命舞台去扮演各种角色！”[10]
　　《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描述的政治舞台上正在表演的那几出戏的性质，我们不久就清楚了。在偶然的情况下，例如当农民放弃了合唱队的角色时，戏就郑重一些；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至多也只是接近“悲喜剧”，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可耻的闹剧”、三流的戏法或者是妖魔鬼怪的毫无意义的闹剧。过去的伟大剧作家经常被召唤来，使人联想到这些政治和社会表演的气氛。路易·勃朗[11]的不幸的国家工场立刻使人联想到莎士比亚的《错误的喜剧》和西班牙的“仆人的喜剧”。当“秩序党”占了上风的时候，马克思就要他的读者记起由波顿和他的朋友们所表演的“皮拉摩斯和提斯柏的……可悲的喜剧"[12]：“1849年6月，并不是雇佣劳动同资本间表演着的流血悲剧，而是债务人与债权人所表演的一出包藏有牢狱之灾的可怜的戏剧”。[13]法国共和党人的行动使人们想起了莫里哀（“不得已的共和党人的这一喜剧”）而奥迪隆·巴罗[14]则从自己的脑袋中挤出“堪与博马舍的机智相比的机智珍珠”。
　　然而，当马克思考虑法国的场面时，最强烈地出现在他的头脑之中的文学形式是那种拙劣的模仿的形式。“正如带着蛊惑家姿态和借用着1793年辞句的山岳党（新议会的），是对于旧山岳党的一种拙劣的模仿一样，打着皇帝鹰旗和戴着三角帽的路易—拿破仑，也是对于老拿破仑的一种拙劣的模仿。"[15]我们记得，海涅也常常在观看舞台上的拙劣的模仿时体验过这种感觉，这最有力地表现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巴尔巴罗萨（红胡子）章节里：

　　“赶走那帮流氓小丑，
　　把那些戏园子都关闭，
　　他们在那里效仿远古——
　　你快点来吧，啊皇帝！”[16]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论》上眺望德国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仅是拙劣的模仿，而是拙劣的模仿的拙劣的模仿：

　　“年迈的阿伦特[17]提出过‘什么是德国人的祖国？’的问题，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回答说：‘爱尔福特’.写出一部模拟《伊利亚特》的《老鼠与青蛙之战》[18]并不十分困难，但是迄今还没有人甚至敢打算模仿《老鼠与青蛙之战》。而现在有人却用爱尔福特计划巧妙地模仿了法兰克福议会这场老鼠与青蛙之战。”[19]

　　怪不得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仅谈到了拙劣的模仿，而且经常自己也在模仿：“扫罗一卡芬雅克获得了一百万选票，而大卫一拿破仑却获得了六百万选票……”[20]。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从一开头就提出了他试图加以区分的法国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和其它阶级及附属集团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谈到了“学者、律师、医生等等"当中的天才人物或权威，即Capacitäten并且把这些人描写为各个阶级的“思想代表者和维护者”[21]，他们并不单单满足于自己可以对路易一非力浦的法国施加政治影响这一方面。后来马克思很自然地回到了拉马丁这一主题和他卷入1848年事件的问题。马克思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他在《新莱茵报》上发表过的对拉马丁的攻击[22]，但是这一次他试图更精确地陈述他如何看待拉马丁同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

　　“最后，拉马丁在临时政府中本来是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一定阶级的；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总起义及其幻想、诗意、臆想的内容和辞句。可是，这个代表二月革命的人物，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23]

　　因此，拉马丁在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中所扮演的角色乃是一个不祥的角色。马克思认为，落在拉马丁身上的任务是散布那种不存在阶级斗争的幻想，以便哄骗那些注定会牺牲在这一战争中的人们，使他们错误地感到安全。

　　“由巴黎工人创造出来的卢森堡委员会终究有一个功劳，这就是它从欧洲讲坛上揭露了19世纪革命的秘密：无产阶级的解放。《通报》当不得不正式宣传一些‘荒诞呓语’时弄得面红耳赤，这些‘荒诞呓语’原先是埋藏在社会主义者的邪书里，只是间或作为一种又可怕又可笑的遥远的奇谈传进资产阶级的耳鼓。大惊失色的欧洲忽然从它那资产阶级性的假寐中觉醒过来了。于是，在把金融贵族和一般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那些无产者的观念里，在根本就否认有阶级存在或至多也只认为阶级不过是君主立宪制产物的那些共和主义笨伯的想象里，在先前被拒于政权之外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的甜言蜜语里，——资产阶级的统治已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而被排除了。这时，一切保皇党人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与阶级关系这种想象的消灭相适应的辞句，就是fraternité——普遍的和睦与博爱。这样轻松地抹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合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痴心妄想地超越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只是由于纯粹的误会才使社会分裂成了一些阶级，于是2月24日拉马丁就把临时政府叫做《un gouvernement qui suspende ce malentendu terrible qui existe entre les différentes classes》〔“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厚道的普遍博爱气氛中了。”[24]

　　其他法国文人在1848年和1849年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根本不能指望来增加马克思对于他们的政治见解，对于他认为他们所起的思想作用产生敬意。维克多·雨果对拿破仑第三的激烈反对还是后来的事情，当时他却被斥之以allons donc！（滚开！）[25]，而欧仁·苏之出现于政治舞台则被视为对革命进展的一个讽刺：“最后，温情的小市民的社会幻想家欧仁·苏被提名为候选人这件事，完全使3月10日选举失去了革命意义（其意义在于恢复六月起义的声誉）；无产阶级至多不过把这件事看成是献媚于轻佻女郎的玩笑。”[26]法国政府后来提出一项出版法，规定对发表在报刊上的那些通俗小说课以印花税，欧仁·苏就是由于这种小说而获得名利的，这一点在马克思看来，对于欧仁·苏之被提名和选入议会恰好是一个讽刺的回答。
　　马克思对于诗人和小说家在十九世纪中叶法国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冷静观察，使他并不急于让自己的读者和赞美者轻易地把他同那些在浅薄的人看来是站在他一面的德国文人混为一谈。这一点有助于解释那篇发表在《评论》4月号上题为《哥特弗利德·金克尔》[27]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对标题里的那位感伤而雄辩的诗人采取疏远的态度；尽管对于这位在失败的德国革命中表现了不怕肉体上受苦的勇敢的诗人，恩格斯在1849年7月25日给燕妮·马克思的信中曾经给予赞扬。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时宣称：

　　“我们早已料到，我们在我们党的面前揭露‘被俘’的金克尔的这篇辩护词，会惹起所有温情的伪善者和民主主义清谈家的忿懑。这一点我们是毫不在乎的。我们的任务是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批判与其针对公开的敌人不如针对伪装的朋友；为了坚持我们的这种立场，我们情愿放弃在民主派当中的廉价的荣誉。”[28]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样一条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这条道路在两年后引导他们在《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对金克尔和他的一班人发动了攻击。
　　未被列入革命行列的作家当然也受到了批判。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各自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难以明确区分）通过分析弗里德里希·道梅尔所喜爱的那种文学，所引用的那种权威著作，所写的那种散文而对这个诗人、学者和翻译家作了描述；他们通过这种办法创造了一个尼采后来称之为“Bildungsphilister”（受过教育的德国庸人）的讽刺形象[29]。在这里以及别处，马克思使用的词是Spiessbürger（小市民阶级），这个词还能使人联想到小资产者和腐朽人物。马克思告诉我们，这类人物闭目不看能迫使他们去面对现实世界的现代科学知识，却给自己创作一首农村田园诗歌。在这里，马克思发现他有理由来嘲笑巴伐利亚农村的落后（“僧侣和道梅尔[30]之流都同样可以滋生的土壤”）[31]，并蔑视地看一眼那种日益受欢迎的文学类型。这就是“Dorfgeschichte”或农村小说，而它的最渊博的（并且是最不严峻的）代表人物竟是我们在前面一章中遇到的莫泽斯·赫斯的朋友，即德国犹太作家贝特荷尔德·奥尔巴赫。马克思讥笑道梅尔“对于……使他不能安心研究穆罕默德·哈菲兹[32]和贝特荷尔德·奥尔巴赫[33]的新斗争感到恐惧。……道梅尔先生在逃避威胁他的历史悲剧，求救于所谓的自然，即笨拙的农村田园诗歌。”[34]马克思从来不能十分容忍那种在文学上企图描绘一种田园诗式的乡村生活的做法。他同布鲁诺·鲍威尔在伦敦重新会见时，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说，听到鲍威尔把德国农民浪漫化时感到惊讶；他回顾说，听到这个“批判的批判家”默认“批判的批判主义”最后归结在贝特荷尔德·奥尔巴赫身上时，他感到多么奇怪啊[35]。
　　道梅尔之流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看来就是创造这种骗人的田园诗；马克思认为这类作品的衰落没有什么可悲：

　　“如果说以前的阶级，例如骑士阶级的没落能够为悲剧艺术的巨著提供材料，那末小市民阶级（Spiessbarger）当然就只能表现出穷凶极恶的软弱态度和提供一些桑丘·潘沙式的格言和谚语的集录。[36]

　　于是，就在受到威胁的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同骑士阶级悲剧的没落之间形成一个可悲的对比。但是，即使人们把道梅尔同更早的一个德国小市民阶级（Spiessburger）相比，例如同马克思决不用瓦格纳的敬佩眼光看待的鞋匠诗人汉斯·萨克斯[37]③相比，这种比较对道梅尔也是不利的：“道梅尔先生是枯燥乏味的失去了一切幽默的汉斯·萨克斯的后继。”[38]
　　不能不注意到，在马克思力图描述道梅尔式的庸人习气时，他再一次借用了塞万提斯的名著中桑丘·潘沙的形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最近的一份德国出版物当作德国资产阶级文化生活的一个文献加以讨论之后，又在自己周围寻找法国和英国的类似的代表性作品。他们找到了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基佐的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给他们一种舒适的感觉，好象不仅国王们，而且还有资产阶级的天才人物都正在滚蛋——“In der Tat，nicht nur les rois s'en vont，sondernauch les capacitiés de la bourgcoisie s'en vont”〔其实，不但国王要滚蛋，而且资产阶级的天才人物也要滚蛋〕[39]。而在讨论完基佐之后，他们又写了一篇文章评述卡莱尔的《当代评论》。他们对卡莱尔抱有三重兴趣。恩格斯早年曾从他的作品中学到好多东西一当然，特别是从《过去和现在》一书，他并且鼓励马克思读卡莱尔的作品（并作笔记）。马克思最初定居在英国时，大量阅读并讨论过卡莱尔的作品，而且《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着重指出卡莱尔表现为“唯一直接受了德国文学极大影响的英国作家”[40]。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读了《当代评论》的头两篇文章之后，发现他们对于基佐的文章的诊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他们重复说：“资产阶级的‘天才人物’已经趋于没落”。[41]现在他们就试图在卡莱尔早期和较好的作品中寻找这一衰落的线索，并且在卡莱尔的浪漫主义中、在他那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向后看的反对态度中找到了这些痕迹[42]。他们嘲笑卡莱尔相信“永恒的”自然规律；在他们看来，这一点使他看不到阶级斗争的现实并且使他按照《魔笛》[43] 的简单道德去看待他当时的生活[44]。他们嘲笑他的英雄崇拜，因为这种崇拜使他把不公正和压迫看成是天才的标记[45]。他们指责他无知和不诚实：“高贵的有学问的聪明人实际上怎样变为庸俗的愚昧无知的蠢人，关于这点卡莱尔本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凌空飞翔的高贵气概一旦从格言和词藻的天国堕入现实关系的尘世时，如何立即变成了露骨的卑劣行为。”；“爱发高论的天才……在他的救世义愤之下荒唐地维护甚至加深资产者的一切丑恶”[46]。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卡莱尔的道德和逻辑中所看到的衰落——人们事后会认识到这种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们看来，可以同他的文体的衰落相媲比：

　　“卡莱尔的风格也和他的思想一样，它和现代英国资产阶级的俾克史涅夫[47]式伪君子的风格是针锋相对的；后者高傲浮夸而又萎靡不振、冗长累赘、数不尽的温情劝善的忧虑；这种风格已从它的首创者有教养的伦敦人那里传到整个英国文学界了。和这种文学相反，卡莱尔开始把英语完全当成一种必须彻底加工的原料。他重新搜集古字古语，并依照德语的方式，例如照让·保尔的格式创造新的表达法。这种新风格往往夸张而乏味，但是却又往往绚烂绮丽，永远独特新颖。不过《当代评论》在这方面却表现了明显的退步。
　　在德国文学的所有代表人物中影响卡莱尔最深的不是黑格尔，而是文学的药剂师让·保尔，这倒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48]

　　这一节有四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一位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如何被利用来作为一种说明特征的速记法：“俾克斯涅夫式”一词就可以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无需再费笔墨去描述一种社会类型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他们似乎对他们的读者说：“读你们的鲍兹[49]，你们就会懂得的”。第二，如何联系一个作家所敬佩和模仿的另一个作家的性格而确定前者的性格，让·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就有助于“确定”卡莱尔的地位。第三，（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在这里和别的地方，力图把作家看成是代表性人物，甚至当作家断言自己反对他们的阶级和他们的时代时，也还是把他们看成是那一阶级和那一时代的代表性人物。卡莱尔在他的作品中有意识说出来的话，应该联系他无意识透露出来的东西一齐加以观察。最后，literature不光是小说、剧本和诗歌这类东西，黑格尔的作品作为Literatur的一部分决不次于让·保尔的作品。哲学家决不次于小说供应者。实际上，《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早对那些认为消化了自己国家的文学之后就完成了自己的教育的人进行了嘲笑：“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总比引用席勒的诗要困难些。”[50]
　　但是，应当记住，马克思认为是卡莱尔的“衰落”的东西，在他看来，并没有贬低卡莱尔的见识。后来在1870年，他就曾想到卡莱尔的一句讽刺话，以此来嘲讽地看待普鲁士的“漂亮的威廉”，此人不久就成了新统一的德国的统治者威廉一世：“老卡莱尔说过，当—上帝想创造某种伟大的业绩时，他总是挑选最愚蠢的人去干。”六年之后，我们发现他又在读卡莱尔的著作（这次引起他的兴趣的是《奥里弗·克伦威尔[51]的书信和演说》）；帕美拉·汉斯佛德·约翰逊[52]的看法很有道理，她认为马克思自己的文体不会完全不受恩格斯首先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让他注意的、后来又不断研究的这个作家的影响。[53]
　　在伦敦短时期继续出版的《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另一篇书评，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马克思的文学艺术观点。这就是他对两个法国警察局密探阿道夫·谢努和律西安·德·拉·奥德的回忆录的评论，评论一开头就引人注目地把“伦勃朗式”[54]和“拉斐尔式”[55]描绘人物的方式作了一个对比：

　　“如果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把革命派的领导人——无论是革命前的秘密组织里的或是报刊上的，或是革命时期中的正式领导人——终于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那就太理想了。在现有的一切绘画中，始终没有把这些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而只是把他们画成一种官场人物，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在这些形象被夸张了的拉斐尔式的画像中，一切绘画的真实性都消失了。”[56]

　　这里提出的两种画法之间的对比（马克思赞赏的显然是伦勃朗的画法）预示了马克思后来在批判拉萨尔的剧本《弗朗茨·冯·济金根》时把莎士比亚的和席勒的描绘人物的方式作了对比（马克思明确赞同莎士比亚的方式）。同健壮的和有生命力的现实主义相对照的，则是那些理想化的做法，即赞美（verhimmeln）那种并不存在的人间真理。
　　在同一篇书评中，德·拉·奥德的回忆录也提供一种情况，可借以表明文学作品能怎样被利用来设计一个虚假的自我形象。这里利用了詹姆士·费尼莫尔·库伯的小说《密探》：

　　“德·拉·奥德先生在他的小册子里竭力把自己描绘成库伯小说中的密探。他说八年来他使秘密组织的活动瘫痪了，这样他就为社会立下了功劳。但是，德·拉·奥德先生距离库伯笔下的密探还远得很。”[57]

　　在书评的其余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分析了德·拉·奥德的文学上的自我形象的虚伪性，并通过把德·拉·奥德的回忆同阿道夫·谢努的回忆相比较而“确定了它的地位”。这里一部文学作品再次提供了描述特征的主要笔法：

　　“妓女力图用来掩饰自己身体不太诱人的地方的大量胭脂香水，在文学上找到了自己类似的东西，那就是德·拉·奥德用来点缀他的小册子的belesprit（机智俏皮）。相反地，谢努这本书的文笔，就叙述的朴实和生动来说，在许多地方可以和吉尔·布拉斯[58]相比美。正象吉尔·布拉斯在种种冒险活动中始终是一个仆人并从仆人的角度来观察一切问题一样，谢努从1832年的武装起义时起，直到被逐出警察局止，始终是一个演配角的秘密活动家……”[59]

　　《吉尔·布拉斯》在这里给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一个他们同有教养的读者分享的、可供参考的论点。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衡量谢努那部书的知名的标准，犹如谢努的书本身也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对德·拉·奥德的回忆录作出判断的标准。

（2）


　　马克思在伦敦居住的头几年是贫困、健康日益恶化和失望的年代。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当中，意见分歧日益严重，而这些分歧又由于同在伦敦的流亡者集团的争吵更加恶化，从而使马克思的处境越来越孤立。巴黎的一次工人起义的失败使马克思在1850年深信，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他应当专心从事理论研究，以便进一步开展创立有力的革命理论的工作。现在他相信，这样的研究工作必须集中于政治经济学：

　　“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60]

　　然而这一工作并不能毫不中断地继续下去。那场对于科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的审判是以部分伪造的证据为依据的，这使马克思在接触不到法庭文件而又没钱去旅行的情况下，花费了大量的劳动去揭露那些伪证并进行反驳。此外，他还必须在忠诚的恩格斯的资助之外，为他自己和全家取得一个比较固定的收入，这就使他接受了查理·安·德纳[61]的邀请，担任激进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正式撰稿人。不过，他的直接的政治活动在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后就比较少了。
　　以马克思署名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第一批文章实际上是恩格斯执笔的，然而，稿费却归马克思所有，而后来这些文章以《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书名出版单行本时也用的是马克思的名字。把马克思用德文写的文章译成英文的也是恩格斯，直到马克思觉得自己的英文程度可以有把握地写作时为止。这就使得马克思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经济学的研究。这还使他可以再次注意法国的局势，因为路易—拿破仑1851年在那里发动了一次政变，并且在1852年宣布自己为皇帝。他在题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暗示拿破仑一世的政变）的一系列文章里，分析了社会和经济关系。这些文章最初并不是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而是发表在纽约的一个出版短暂的月刊《革命》（Die Revolution）上面。虽然写得十分匆忙，而且当时他又经常为贫穷所困扰，但《雾月十八日》一直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最好的著作，也是最深刻的作品；可是这部作品当时却受到了沉默的对待，他的有关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著作也同样没有得到反响，这都使他大失所望。
　　《雾月十八日》一开头就提到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的一段话，恩格斯早在1851年12月3日给他的信中就曾提醒他注意这段话：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62]代替丹东[63]，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庇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64]

　　开头一句的戏剧性比喻同第二句里所说的比喻溶合在一起，并且在下面的一节里发展成为戏剧表演：

　　“……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偕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die neue Weltgeschichtsszene aufzuführen）。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65]

　　而这一节又导致另一种同文学有关联的比喻，一种同翻译活动有关的比喻：

　　“就象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翻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66]

　　正如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那些从舞台上，从普通娱乐以及从文学模拟中所摘来的臂喻，起了把这部作品内容统一起来的主导作用。“舞台上的服装”，“戏剧效果”，“台上”和“台下”，“舞台”，“布景”，“戏票”，“序幕”，“幕"，“而具”，“空洞的演说”，“在戏剧最后几幕”出现的“鬼魂”，“合唱队”，“独唱演员”，“纠葛的喜剧”，“官廷喜剧”，以及“大戏”，这些只是马克思竭力揭露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同伙时所用的戏剧譬喻的若干例子。他们都是不称职的演员在模仿演一出好戏。马克思告诉我们，路易—拿破仑

　　“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这种生活所演出的一切大戏（Haupt-und Staatsaktionen）[67]，都看作最鄙俗的喜剧，看作专以华丽的服装、词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跳舞会。……在他的十二月十日会中，有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应该装作人民，正象聂克·波顿应该扮演狮子一样。当（法国）资产阶级毫不违反法国演剧格式的迂腐规则，十分严肃地表演最纯粹的喜剧时，当它一半被骗一半信服自己表演得庄严堂皇时，一个把喜剧仅仅看作喜剧的冒险家当然是要获得胜利的。只有当他战胜了盛装的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在拿破仑的假面具下装作真正的拿破仑以后，他才会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牲牺品，成为一个再不把世界历史看作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作世界历史的认真的丑角。……他（波拿巴）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68]一流人的团体，依靠着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会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69]

　　在最后一句里被译为“历史”一词的德文Geschichte也可以有“故事”或“情节”的意思。拿破仑三世不仅是一个笑剧的演员，也是它的作者。而在他的背后，马克思唤起读者对其他“作者”的回忆，路易·拿破仑和他的一伙人可以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被推断出来。这些作家包括：创造小丑（Hanswurst）的通俗剧作家——德国的“笨拙”先生，大戏的作者和莎士比亚，后者在《仲夏夜之梦》里，从那些想扮演与自己天分或素养都不相称的角色的人所傲的表演中提炼出高级的喜剧；另外还包括年轻的席勒，他曾通过他早期的剧本《强盗”中的人物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提供了卑劣人物的典型，而在真实生活中同这种人物相似的人物则不仅限于德国或十八世纪。
　　在马克思对路易·拿破仑和他的时代毫不留情的描绘当中，我们看到常常反复出现的模拟形象，由于有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模仿和因袭的衬托，而更显得有力。那些为中等阶级取得权力而完成他们的世界历史任务的革命者，很懂得什么时候利用他们所读过的罗马和希伯莱古典著作：

　　“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例如，在一百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70]就排挤了哈巴谷。[71]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迥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72]

　　但是现在，马克思相信，因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有了过多的讽刺画，过多的虚假意识，过多的幻想。当前的时代不应再向过去寻求它的“诗意”；它必须抛除这样一种“迷信”，即今天的战斗只有穿着去年的服装才能获胜：

　　“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73]

　　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引用了《新约》《马太福音》，第8章，第22节）以支持他那要求从未来汲取诗情的号召。在马克思的作品中，从一个有待于创造的未被异化的社会的幻想中汲取你的灵感，决不意味着过去的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应当被否定或忘记。因此，（雾月十八日》的读者经常发现他们被提醒注意他们的《圣经》：“埃及的豪奢生活”、“撤母耳”、“扫罗”、“国王大卫”。
　　为了揭露当前的虚伪，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里求助于两位同时代的作家。海涅提供给他一个名字：他从此不断地把这个名字用于路易·拿破仑本人。这个名字就是“克拉普林斯基”，它是海涅在他一篇关于巴黎的波兰流亡者的，题为《两个骑士》的凄惨的诗歌中所创造的。[74]而一位同时代的法国小说家则帮助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一书的末尾处描述新的法国的道德状况：“如果我们注意到，维隆—克勒维尔[75]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道德守护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76]是它的思想家，那末，我们对这个社会的上层人物就能有个清楚的概念了。”[77]维隆—克勒维尔（Véron—Crevel）这个复合的名字把一个实有其人的原型（《立宪主义者报》的编辑路易·维隆[78]）和一个难忘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结合起来，从而他不知不觉地暗示给我们，就是巴尔扎克的《贝姨》里的克勒维尔。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马克思使用巴尔扎克的作品，通过可以认出来的个别人物来扼要地表现十九世纪法国的典型思想方式和感情。保尔·拉法格后来回忆说：“他认为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个创造者，他预先创造了在路易·菲力浦王朝时代还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且直到拿破仑第三时代，即巴尔扎克死了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79]
　　《雾月十八日》一书又充满了从伟大的文学作品中信手拈来的引文和回忆片断；它还充满了马克思所特有的颠倒手法，比如，夏米索创造的人物彼得·施莱米尔[80]本来是有躯体而没有影子的，但现在却有一个正好相反的施莱米尔（umgekehrte Schlemihle》，他是个“没有躯体的影子”[81]。尤其是，马克思在这里，比在先前的任何作品里都更加充分地探讨了作者们同那些社会阶级的关系，它们相互间冲突的利益成为马克思注意的重点。他把“著作家”（Literaten）看成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而资产阶级在追求其他利益时，却又常常忽视这种利益：

　　“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著作界的代表和自己的报纸所表现的忿怒，比它跟议会代表们的破裂更为明显。……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却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从而促使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讲话和写文章的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它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们私人的事情”。[82]

　　在这一节前面的另一节里，马克思对他在这一上下文里所用的“代表”一词提出了疑问。人们不应该认为，他谈到的是这样一些文人，他们的著作在他看来散发小资产阶级臭味，也不应该认为：

　　“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83]

　　另有一段旁白使这段文字成为论述作家在阶级结构中的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论文中最常被引用的一段话，马克思这段旁白是 “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文学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然而，这并不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所有资产阶级出身的文人必须用这种方式“代表”他们的阶级。他毋宁认为，他们的特殊社会地位为这样的人提供了城市无产阶级或农业工人所没有的一种选择；他们可以为资产阶级讲话，或者可以同其他社会阶级共命运。正如什洛莫·阿维涅里[84]所说，对知识分子来说，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并不存在象资本家或工人那样一种先验的限定。选择正是知识分子被决定的‘社会存在’的体现”。[85]
　　《雾月十八日》接下去后面两节，应联系这一重点加以考虑。其中第一节是马克思非常出名的关于全部人类史中自由和决定论之间的协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6]第二节则又回到“上层建筑”（Überbau）一词，这个词汇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被用来描述社会阶层的形成[87]，但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却又有了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的这个词汇更相近的意义。现在它的意思是指政治制度，连同一个特定时期一个特定阶级所特有的信仰、思想方式、感觉和观点：

　　“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着重号是本书作者加的）。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88]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眷恋，那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刚刚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结合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89]

　　显然，马克思本人相信，他的视界是能够超越他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现在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为资产阶级讲话，而是为无产阶级的力量讲话。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力量将会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而代之以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制度。
　　然而，在通向那更加合理的新制度的道路上，马克思看到许多障碍和敌人。这些人当中包括没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他们带着依恋的情绪回顾过去，而不展望那必须通过革命才能达到的未来——马克思在他的通信和谈话中把这些人斥之为俗物（Knoten）和浪人（Straubinger）；这些人当中还包括象巴黎那样的大城市里的贱民，（马克思告诉我们），巴黎的贱民表明，他们是非常乐意支持拿破仑三世的。《雾月十八日》中对那种现在被称为Lumpenpro-letariat （流氓无产阶级）的贱民成分曾作过精彩的描述，它使我们能够再次瞥视一下那些文人：

　　“它名义上是个慈善团体，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团体，每一个团体都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总领导人是一个波拿巴派的将军。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破落放荡者之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Literaten）、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镀锡匠、叫化子，一句话，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作Là bohème〔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90]

　　在这意味深长的一节里，被夹在挑夫和拉琴卖唱的中间的literati（下流作家）失去了他们的一切尊严。他们既是Lumpenproletariat（流氓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又是在马克思看来没有穆尔瑞[91]眼中那样的魅力的Bohème（浪荡游民）的一部分。马克思不是浪荡游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在他的著作里，犹如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一样，他对浪荡游民的观点和行为的看法，就和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比较保守的代表人物那样，是绝对否定的。

（3）


　　在移住伦敦之后的头几年，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里，充满文学引语，其中大多数带有戏谑的性质：

　　“亲爱的恩格斯，
　　Iterum Crispinus！”[92]

　　这样马克思一开头便引用了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第一卷里的话；或者例如：

　　“亲爱的恩格斯，
　　我来晚了，但是我来了……”[93]

　　这句话使人联想到席勒的《皮柯乐米尼父子》的开头部分。他还提到在巴比伦河边荷马式（制止不住的）放声大笑，这样就把欧洲的希腊传统和希伯来传统诙谐地结合起来，而海涅却常常把这两种传统对立起来。再例如，通过把尤维纳利斯的facit indignatio versum （愤怒出诗作）改写成indiguatio facit poetam（愤怒出诗人）[94]，而比较严肃地来解释与他同时代的一个人的革命热情，虽然，对于这个人，所有的人都曾认为他是好静的和爱好和平的。[95]在这些书信当中，最有意思的是马克思把文学纳入他的生活当中，给那些引起他注意的政界人物和他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私人朋友起文学绰号。这样，拿破仑三世就成了海涅作品中庸俗而又卑怯的冒险家克拉普林斯基；格莱斯顿[96]成了巴特勒[97]的胡迪布腊斯及其扈从拉尔夫和欧仁·苏的鲁道夫·德·盖罗尔斯坦的结合物，成了“胡迪布腊斯式的鲁道夫—格莱斯顿”[98]。阿尔诺德·卢格被上了阿塔·特洛尔的伪装，阿塔·特洛尔就是海涅发明出来挖苦无能的德国自由派的那个跳舞的笨熊；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则成了他自己作品中的那位黑人王子（Mohrenfurst）[99]，这一外号曾促使海涅对弗莱里格拉特开了一些最精彩的玩笑；威廉·皮佩尔[100]照例作为图普曼[101]出现，这显然是同《匹克威克外传》一书有关的。[102]
　　在给恩格斯的这些信里，马克思很自然地也在思考历史学家的任务，因为他移居伦敦头几年曾正视这个问题并且发现别人在这方面正在实践。[103]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在把历史学家的活动和小说家的活动等量齐观。比如，路易·勃朗，马克思当时正在阅读他的有关七月革命的著作（《十年（1830—1840）史》〔巴黎，1841—1844年〕），据说勃朗就象大仲马写连载小说那样写他的历史作品：他总是为他的下一章搜集正好够他写的材料。马克思还说，这样做的好处是给人以某种新鲜感觉，因为他要讲的，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读者来说都是新鲜的。然而这样一个优点却几乎不能补偿整个作品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弱点。[104]马克思在居住伦敦的年代里读大仲马的小说作为消遣，换换脑筋，这从保尔·拉法格的回忆文章里也可以得到证实。[105]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显露他们对于在英国的德国流亡者的活动日益感到愤慨。他们特别讨厌那个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此人在德国的活动，他们在《政治经济评论》中早就非常严厉地批判过了（见前第171页）。看来马克思不能忍受金克尔的装腔作势和自我吹嘘，以致他很轻易地就听从了可疑的亚诺什·班吉迪亚[106]上校的劝说，用直截了当和毫不客气的语气揭露了金克尔和他周围的人物。由此而产生的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Die grossen Manner des Exils）在马克思生前一直未能出版；由于金克尔和他的一帮人现在已经默默无闻了，这个小册子也就失去了它很大一部分兴味。但是在本文中，由于下述理由这书也的确值得注意，即它是马克思对一个德国文人的生平和作品所作的最长的，也是最严厉的一次评论。
　　《雾月十八日》的主要譬喻是戏剧和剧院，而《流亡中的大人物》的主要譬喻则是史诗。后一部作品一开头就是对克罗卜史托克的基督教史诗《救世主》（Der Messias）的一种故意的突降法的改作[107]：“歌颂吧，永垂不朽的灵魂，为有罪的人赎罪……通过哥特弗利德·金克尔”[108]，接着则是大量的直接引用其他史诗和对其他史诗的仿作，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109]的《巴尔其伐尔》，阿里欧斯托[110]的《疯狂的罗兰德》（Orlandofurioso）和（最著名的）马提奥·波雅多[111]的《钟情的罗兰德》（Orlando inamorato）。偶尔还有“戏剧的”，部分一例如，第六节就被分为六“场”（Auftritte）和一个“幕间演出”（intermezzo）；但是总的说来，全部作品始终保持着拟作的史诗的调子，以致它简直可以称为“金克利亚特”[112]。
　　这部“金克利亚特”对一个受过教育的德国庸夫俗子（Bi1dungsphilister）的形象又作了一些新的描述，这种描述在《政治经济评论》中评论道梅尔时便已开始了。这部作品（并非全然不公平地）表明金克尔是个毫无文学才能的愚蠢而有虚荣心的作家，他如何仿效他所读过的作品的风格，但又只能对之作出拙劣的模仿。哥亭根派的诗、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歌德的诗和剧作，诺瓦利斯[113]的《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都被这样利用过，从而被贬损了。因此，马克思利用一系列文学作品，从这一端的密勒[114]的感伤小说《济格瓦特》到另一端的歌德和狄德罗，来描述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和他的朋友们，可说是很恰当的：

　　“哥特弗利德是民主主义的济格瓦特时期的英雄，这个时期在德国产生了无限的爱国主义的苦闷和泪如泉涌的悲伤。哥特弗利德就是以平庸的抒情的济格瓦特的姿态初露头角的。……”[115]

　　“……幻想将来要永垂不朽的伪善者，（金克尔）把《旧约全书》中的故事同施皮斯[116]、克劳伦[117]和克拉麦尔[118]式的时髦的“流动图书馆”幻想揉合在一起，并且陶醉于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浪漫的英雄人物。……”[119]

　　“在这里，哥特弗利德泄露了他用来掩饰自己的全部浪漫的谎言，他披上这种谎言的外衣；强烈愿望打扮成别人的样子，这就是他的真正的‘内在本质”。他从前把自己称为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利德，现在又装扮成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而他寻找的根本不是‘蓝色花朵’，而是将欣赏他扮这个角色的女人。”

　　“鲁道夫·施拉姆[120]先生是个喜欢争吵的、夸夸其谈的、极其荒唐的傀儡，他把《拉摩的侄儿》中的一段话：‘我宁愿做一个厚颜无耻的空谈家，而不愿做默默无闻的人’当作生活中的座右铭。

　　“梅因[121]，这个因错误而生下来就没有刺的小刺猬，早就被歌德用潘辛涅的名字描绘如下……”[122]

　　通过用这样的办法把一群小文人的思想情况拿出来示众，并且引用较大作家的作品来描述他们的本质，马克思还想阐明革命后德国的金克尔的爱慕者的爱好、思想和社会环境：

　　“众所周知的天生有‘美丽的灵魂’的德国小市民，由于1849年的沉重打击而对他们的最甜蜜的幻想完全失望了。他们的任何一个希望都没有实现……所有的人都灰心丧气，到处都在渴求民主主义的基督、真实的或想象的殉难者，因为他会象羔羊一样温顺地以自己的受难承担起小市民世界的罪过……以莫克尔为首的“小金虫协会’（Maikäferverein）准备来满足这一在各地都已经酝酿成熟的要求。的确，除了被俘的坐在纺车旁的西番莲金克尔之外，除了这个泪水和激情的永不枯竭的泉源，这个传道者、美学教授、议员、政治流动商贩、火枪手、新出现的诗人和剧院老经理的结合体之外，还有谁更适于表演这出伟大的蒙难喜剧呢？金克尔是时代的英雄，而他也正是作为时代的英雄立刻被德国庸人所接受的。”[123]

　　一个没有才能的作家所起的这种代表作用——这种作用本身就使他值得注意——也有它的商业上的含意；马克思试图说明，金克尔和他那糟糕的妻子约翰娜·莫克尔[124]怎样利用他之突然出名而把这件事变成硬通货：

　　“饱经世故的莫克尔善于从公众的这种软心肠中攫取实利，并且立刻展开了最积极的经营活动。她着手重新出版哥特弗利德的一切已经发表过和没有发表过的突然身价百倍、风行一时的作品，并且在公众中广泛地替这些作品吹嘘。她趁机呈献出她自己从昆虫世界里得来的经验，例如‘萤火虫的历史’。为了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钱，她允许‘小金虫’施特罗特曼[125]应公众的要求公布哥特弗利德日记中最隐秘的表白。她组织了各种捐款，表现出无可置疑的经营者的机灵和极大的坚忍精神，把有教养的人们的软心肠变成了硬塔勤[126]”。[127]

　　在这里，马克思触及许多重要的题材：文学业；善于看风使舵的人怎样利用低级趣味和低级感情；政治上的好名声或坏名声怎样被商业所利用；文学界的个人崇拜。后面的一节就用来详细地描述金克尔怎样作为自己声誉的推销员而在伦敦进行活动的，他引诱狄更斯在他的《家常话》中赞扬他，把他的照片登在《伦敦新闻画报）上，还送出大批听他演说的免费券：

　　“他不耻于四处奔走，刊登夸大其词的广告，进行诈骗，到处纠缠，对这些公众卑躬屈节。可是，大功到底告成了。哥特弗利德心满意足地陶醉于自己的荣耀，在水晶宫的大镜子里欣赏自己的映象，可以说，他感到非常舒适……”[128]

　　这样一来，这个劣等诗人利用自己的声誉来招摇撞骗的手法就同商业广告的新方法，同对于以水晶宫[129]和1851年的大博览会为代表的英国工业和发明才能的大肆吹嘘联系起来了。马克思对金克尔感到厌烦，但他似乎过高估计了金克尔的成功和影响的程度，并且夸大了金克尔因自己的努力而取得的金钱上的报酬。
　　对马克思的论据来说，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把金克尔从他自传式的作品中暴露出来的生平和事业，拿来同一个有文学爱好和野心的前期流亡者哈罗·哈林[130]相提并论。埃·约·霍布兹鲍姆[131]曾 谈到此人的活动，把它说成是“各民族的一位堪称典型的被放逐的解放者”的活动。

　　“哈罗·哈林（自称是）丹麦人，他曾作为玛志尼的‘青年德意志’、‘青年意大利”和比较不著名的‘青年斯堪的那维亚”的成员先后为希腊（1821年）和波兰（1830—1年）战斗过，并曾渡过大洋在纽约为计划成立的拉丁美洲合众国战斗过，后来才回来参加了1848年革命；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如下标题的著作，如《各族人民》，《血滴》、《一个人的话》和《一个斯堪的那维亚人的诗》。”[132]

　　马克思讽刺地把哈林自己关于这一动荡生涯的记述拿来同优里乌斯·凯撒有关自己的战役的叙述相比，并继而以《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特有的讽刺和抨击混合的手法加以描述。他对哈林的自传体、诗体、戏剧的和政治的作品的嘲笑，目的在于把金克尔作一个透视，说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流亡者又干出了更早的流亡者的那些蠢事，而在他们自己的眼里以及在他们同时代人的眼里，那些更早一些的人物的重要性由于政治放逐而被扩大了。在《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中，哈林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原始的模式，一个Urbild[133]，他“成了我们的一切流亡中的大人物——所有的阿尔诺德们、古斯达夫[134]们和哥特弗利德们多少是有意识地并且多少是成功地竭力加以摹仿的榜样；他们也许能做到（如果不发生任何对此不利的情况的话）和他平起平坐，但是未必能够高他一筹。”[135]
　　从上面引用的句子可以看出，金克尔在《流亡中的大人物》一文里，同马克思感到有账要同他们算的其他德国流亡者在一起了。这些人包括他的老搭挡阿尔诺德·卢格，卢格被拿来同十八世纪的德国出版者、书商和批评家弗里德里希·尼古拉相比：

　　“在《哈雷年鉴》上，卢格扮演了已故的出版者尼古拉在过去的《柏林月刊》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尼古拉一样，卢格出版他人著作，从中攫取金钱利益并为了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而剽窃他人作品，以此为主要手段来寻求名利。但是卢格善于把改写他人文章这一文学上的消化过程，提高到比原著更高的水平……”[136]

　　马克思继而对卢格这一不值得羡慕的画像作了最后的修饰，他指出：卢格的反浪漫主义精神所以表露出来，只是由于黑格尔和海涅早已在这方面作了一番有效的廓清工作，而卢格不同于黑格尔之处，在于他认为由于自己同浪漫主义的对立，他就有理由“把庸夫俗子，首先是他本人这样的庸俗人物推崇为最完美的理想人物”。[137]这一节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其中明确提到了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很少提到的黑格尔《美学》。马克思写道：“和尼古拉一样，他（卢格）所以也勇敢地反对浪漫主义精神，正好是因为黑格尔在《美学》中用批判的方式，而海涅在《浪漫主义学派》中用文学的方式早已给它送了终。”[138]
　　在分析金克尔向德国的庸夫俗子所作的呼吁时，马克思提出，金克尔在他的一生中实现了庸夫俗子的梦想，并且在他的著作里流露了庸夫俗子满足愿望的幻想。但是，这些作品却是诉诸比自觉更深一层的水平的。马克思从金克尔的回忆中引用了显然是没有毒害的一段话，并且在他认为暗中含有性的意味的那些特写的字句下面加了着重线：“‘这朵天上的花朵刚要开放便散发出如此浓郁的芳香。当……男性力量的炎夏的日光打开了内心的花瓣的时候，又将会怎样啊！’”[139]在这一点上，回想一下下述情况是适当的，那就是马克思本人偶尔也通过性的比喻来谈论政治问题，例如，在《雾月十八日》一书里，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就被描述成引诱和强奸的行为；而在他一生的不同时期，他对于性的事情可在文学中表现出来的方式表示某些兴趣。文中，金克尔的sub rosa（秘密的）暗示，同彼埃特罗·阿雷蒂诺[140]著作中的一个片断形成对照，马克思曾在1852年7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141]，把这一片断寄给恩格斯，而恩格斯则认为把它作为解毒剂又太厉害了。
　　为了同另一个文人进行论辩，《流亡中的大人物》还求助于格林兄弟的童话，如引用了一篇题为《端饭的桌子，吐金的驴子和袋子里的小棍子》的童话，把卡尔·海因岑的风格称为“永远是童话里的‘袋子里的小棍子’！”[142]这位作者还被剥夺了他的教名，经常被称作“罗多芒特·海因岑”，这个名字使人想起阿里欧斯托，下面具有特色的一节就对之作了精心的描述；

　　“在意大利的骑士叙事诗中常常出现威武的魁伟的巨人；他们的武器是又粗又大的木棍，但是在格斗的时候，尽管他们野蛮地乱打，大声地吼叫，但总是打不着敌人，而只能打着周围的树木。海因岑先生就是政治著作中的这样的阿里欧斯托的巨人。他生就一副粗壮结实的体格，他把这一点看做他应当成为伟大人物的标志。这副笨重的体格影响到他的全部写作活动，他的写作活动也是粗笨不堪的。他的敌人总是很矮小的，是连他的足踝也够不到的侏儒，他甚至要把身子弯到膝盖才能从上面看到他们。然而，当需要行动的时候，《uomo membruto》〔“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却在著作中或法庭上寻找救星。”[143]

　　当马克思想用不同程度的讽刺描述自己的对手的时候，那些从法国和德国的阿瑟王史诗取得的形象就和阿里欧斯托史诗中的形象结合起来了；他叫金克尔打扮成寻求圣杯的帕威法尔[144]的样子乘船去美国寻求党的经费。为了嘲笑奥地利的一个民主派卡尔·陶森瑙[145]，马克思要我们记起西塞罗的《论预言》（De Divinatione），在这篇文章里，“两个脏腑祭师不可能互相对视而不发笑”[146]④；他说，陶森瑙只需照一照镜子就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为莱昂·孚赫提供了一个绰号，他成了“自由贸易派别的旗手毕斯托”。[147]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又照例出现。我们还看到，鲁道夫·施拉姆使入们想起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歌德对“文学风格”和“文学体裁”（Manier和Stil）所作的区分，被用来贬损古斯达夫·司徒卢威的作品。克雷门斯·布仑塔诺的《果克尔、欣克尔和迦克莱亚的故事》提供一个不直截了当的手段把金克尔和他的妻子比作家禽（马克思总是喜欢把他的对头们比作动物或是给他们起动物的名字；他的通信里就有狗和驴子、猪和公牛、猴子、臭虫和跳蚤等精选的动物词汇）。人们特别注意到，在《流亡中的大人物》中，还有一些小作家也被用来进行各种讽刺，这些小作家包括从十七世纪的传教士阿伯拉罕·圣克拉[148]直到科采布[149]、阿尔诺德·科尔图姆、约·提·海尔梅斯[150]和保尔·德·科克。[151]正如人们在马克思的讽刺论辩作品中一贯见到的那样，海涅的影响经常可以被感觉到。当马克思叙述一个作家的外貌和他的家庭环境，同社会生活和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时，他运用了海涅的《路德维希·白尔尼》的手法；他采用海涅创造的词汇（如“Menschen-kehricht”（人类糟粕），“Konfusius”（糊涂虫））[152]；在他描述阿尔诺德·卢格时，他引用了海涅对卢格的性格的看法并引用了《阿塔·特洛尔》中的一些著名诗句。
　　把所有这些不同的材料结合到一起，则是出于马克思对这些玩弄政治的自命不凡的文人的义愤情绪。他讽刺地描述说，这些人“从地质学观点出发作了关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宇宙演化论的经济基础的优美的演讲。”[153]这些人对任何肯于听他们讲话的公众都神气活现地打情卖俏，从而既贬损了诗歌，又贬损了政治。然而，如果观察者的目光足够锐利的话，他就能够通过自我欣赏的词句的一切云雾分辨出真实情况来。《流亡中的大人物》提到金克尔时说：“当想象直接变成说谎，夸张直接变成庸俗的时候，他便没有力量使丑的一面不在实际中暴露出来。”[154]小册子还告诉我们，卢格之不断求助于“人道主义”，这使人们对其他试图拥护人道主义的人产生了怀疑。马克思称“人道主义”为一个空洞的词，而“德国的一切糊涂虫，从罗伊希林[155]到海德，都是用这种词句来掩盖他们的狼狈相的。”[156]当卢格老头（lepère Ruge）求助于本应有丰富内容但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的这个词时，他再一次表演了马克思认为是他的主要职能的东西；“阿尔诺德提倡德国小资产阶级庸人的理性，或者说得确切些，是提倡这种人的无理性。”[157]

（4）


　　为《流亡中的大人物》一文搜集的某些材料在另一篇反对奥古斯特·维利希[158]的文章中得到发表的机会，维利希是反对马克思观点的一个流亡的共产党人。这部小作品的标题是《高尚意识的骑士》（Der Ritter vom edelmutigen Bewnsstsein），发表于1854年。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在《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常见的那种模仿英雄史诗的调子和引用波雅多的《钟情的罗兰德》的地方；但是从标题可以看出，引证的中心是《堂吉诃德》。这篇文章十分恰当地把重点放在一部会使堂吉诃德从内心感到高兴的冒险小说的题目上；在这之后，立刻引用《李尔王》第二幕第二场中的话，以降低忠诚的自负：

　　“动听的、神奇的、夸张的、前所未闻的、真正的和充满冒险情节的关于举世闻名的高尚意识的骑士的故事就此结束。

　　他有一颗正直坦白的心，他必须说老实话；要是人家愿意接受他的意见，很好；不然的话，他是个老实人。
　　我知道这种家伙。”[159]

　　在这里，马克思再一次毫不犹豫地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个最令人讨厌的角色——（李尔王》中的康华尔公爵所讲的话。他明确表示同情康华尔这些句子里的想法，并且要求读者也同意这几句话。
　　马克思在进行了这一切攻击之后，发现在审判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期间有一封可能是奥古斯特·维利希写的信却被认为是马克思写的，（这信带有金克尔的影响的明显痕迹，的确会使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人们可以想象马克思多么的气忿！他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3）中，忿怒地写道：

　　“即使只读过马克思写的一行字的人，都不会断言，这一封充满戏剧性的附函是马克思写的。在6月5日的仲夏夜之梦的时候，把‘红色问答书’悄悄地塞到革命庸人们的家门里去这样一种拙劣的、冒失的行动，很能表明金克尔的性格……”[160]

　　接下去对文体的细心检验把马克思青年时代在法学和文学两方面的兴趣结合起来了，马克思把他自己的文体同当时小人物的文体加以对比，并对伟大的文学作品，甚至象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那样的作品，在低水平的读者的头脑中所受到的歪曲加以嘲笑。
　　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马克思在适当的地方再次使用歌德的靡非斯托斐勒司的话来讲话[161]；他再次直接或间接地赞赏海涅。当马克思引用海涅的早期组诗《梦境》（Traumbilder）的第八首诗，恰当地形容普鲁士当局召来那些为他们的迫害作辩护的人的心理时，这赞赏是直接的[162]；而当马克思采用了海涅的读者会看出来是海涅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论述德国宗教、哲学和文学的文章中所提出的看法时，这赞赏是间接的：

　　“什么时候曾经有人控告过以打倒顽固守旧的罗马地方官为目的的第一批基督徒呢？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们，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都致力于推翻神，可是，如果我要推翻神，那我也同样要推翻神所恩赐的国王。难道曾经有人以反对霍亨索伦王朝的罪名迫害过他们吗？”[163]

　　在马克思这本关于科仑审判案的小册子里，除了这样的总结和回忆之外，还填以诙谐的模拟，而首先就是对于次等文学作品的诙谐的模拟，这些作品包括从感伤的家庭小说到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从“警察和仆役的喜剧”（Widrige Polizei-und Bedienten-komödie）到情节剧和歌剧脚本[164]。马克思似乎是在指出，普鲁士当局通过他们的谎言和阴谋诡计歪曲了生活，乃至生活看来象是拙劣的文学作品；但这些启示将帮助读者看到事件的本来面目，并且能比科伦陪审团更加公正地估计这些事件的意义。这样，马克思在他定居于伦敦的头四年里，发现戏剧批评和文学批评的词汇极其适合用于评论政治情况；“诙谐模仿”现在是个关键概念，而“诙谐模仿”（特别是对文艺复兴时代的史诗的模仿）也为他的论辩性小册子提供了主题和结构方面的基础。有时看来生活本身就披上了拙劣文学作品的外衣。他曾想比先前任何时侯都更加详细地说明，一切阵营和国家的作家一从拉马丁和卡莱尔到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怎样才可以被看成是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思想上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怎样流露他们的阶级和时代所特有的幻想，他们又怎样掩盖或揭露政治现实。他对当时新流行起来的一种文学作品——奥尔巴赫的农村故事表示怀疑，认为这是骗人的田园诗的一种邪恶的形式，他并且提出他的“用未来作题材写诗”的概念同以旧诗为基础的因袭的写法相对立。但是甚至在说明这种诗的特征时，他也在过去的作品中找到了他的最适当的词句；即使在这时，当他日益埋头于经济研究的时候，他也能借助于桑丘·潘沙、吉尔·布拉斯或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来很好地描绘他自己的时代。而当他环顾四周那些居住在他这个世界上的人物和统治着这个世界的人物时，他发现十九世纪的小说家和诗人已经比他自己更加贴切地给他们起了名字；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们的风格是狄更斯的俾克史涅夫的风格，当代道德家的风气是巴尔扎克的克勒维尔的风气，而看来注定最有力决定欧洲最近的前途的君主则是法国翻版的海涅的克拉普林斯基。



[1]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00页。

[2] 《评论》，德文版，第23—38、73—93、127—148 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卷，第7—125页。

[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5页。

[4] 同上书，第54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5] 阿尔芒·马拉斯特（1801—1852），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领抽；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已黎市长，制宪议会议长。——译注

[6] 路品—菲力浦（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译注

[7] 罗贝尔·马凯尔是法国名演员弗烈德里克·勒美特尔同剧作家安蒂耶和圣·阿芒合写的社会喜剧中的一个狡诈奸商的典型，他的形象是对七月王朝时期金融贵族统治的讽刺。——译注

[8] 马克思写道，“那末假拿破仑则以为，士兵高喊‘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即“腊肠万岁，小丑万岁！’就是向他表示感谢。”（见《马牒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3页.这里是文字游戏，“腊肠"的原文是“Warst"，“小丑”的原文是“Hanswurst"，——译注

[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0页。

[10] 同上书，第18页。

[11]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1848年8月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译注

[12] 见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一幕，第二场。波顿是剧中的织工，演的戏名是《最可悲的喜剧，以及皮拉摩斯和提斯柏的最残酷的死》。皮拉摩斯和提斯柏的故事见奥维德《变形记》第4章。——译注

[1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73页。

[14] 奥迪隆·巴罗（1791—1873）。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年2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首领；1848年12月至1849年10月领导为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译注

[1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2页。

[16]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17章最末一节。（中译文引自冯至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99页。——译注）

[17] 恩斯特·摩里茨·阿伦特（1769—1868），德国诗人，反抗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参加者。——译注

[18] 《老鼠与青蛙之战》，古希腊的喜剧诗。——译注

[1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55页。

[20] 同上书，第49页。（扫罗一一据圣经传说，是第一个以色列王；大卫——据圣经传说，以色列王同非利士人作战，遇大汉歌利亚，军中无人能胜他，大卫白请出战，击杀歌利亚。后大卫继扫罗为以色列王。——译注）

[21]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3页。

[22] 同上书，第35页。

[23] 同上书，第17页。

[2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2—23页。

[25] 同上书，第87页。

[26] 同上书，第115页。

[27]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1815—1882），德国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曾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译注

[28]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1页。

[2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36页。

[30] 弗里德里希·道梅尔（1800—1875），德国作家和哲学家，著有一些有关宗教史的著作。——译注

[31]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41页。

[32] 沙姆谢丁·穆罕默德·哈菲兹（约1300—1389），波斯大诗人，塔吉克文学的古典作家。——译注

[33] 贝特荷尔德·奥尔巴赫（1812—1882），德国自由派作家，后为俾斯麦的辩护士。——译注

[3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39、240页。

[35] 1855年12月14日，1856年1月18日和2月1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参阅《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464—466页；第29卷，第5—7、11—15页。

[3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42页。

[37] 汉斯·萨克斯（1494—1576），十六世纪德国诗人，本是一个鞋匠，他站在小市民的立场上描绘了他那时代的一些现象，反映出一般的社会生活，但缺乏远大理想，有时流于庸俗。——译注

[38]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42页。

[3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53页。

[40] 同上书，第300页。

[41] 同上。

[42] 同上书，第300—301页。

[43] 《魔笛》是莫扎特利用爱·施卡奈德尔的歌词谱成的歌剧。歌剧以童话的形式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谁真正理解自然界蕴藏的力量，并始终按照它的规邦行事，谁就会得到好报，而恶人则会得到恶报。——译注

[4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07页。

[45] 同上书，第301页。

[46] 同上书，308、309、311页。

[47] 俾克史涅夫是英国著名小说家查理·狄更斯的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的一生》中的建筑师与狡黠的伪君子。——译注

[48]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01页。

[49] 鲍兹是狄更斯的笔名。1833年以来他用这一笔名发表了《特写选集》（两卷本）和《匹克威克外传》。——译注

[50]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44页。

[51]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49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摄政。——译注

[52] 帕美拉·汉斯佛德·约翰逊（1912—），当代英国女小说家与文学评论家，著有《普洛斯特的六个设想》（1958）、《卑微的创作》（1960）与《一种错误的评断》（1962）等作品。——译注

[53] 1870年8月8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载《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3页；马·鲁贝尔和M·马那尔，《没有神话成分的马克思。他的生平和著作的编年研究》（1975年，牛津版），第301页；帕·汉·约翰逊：《马克思的文学成就》，载《现代季刊》，新辑，第2卷（1946—1947），第243—244页。

[54]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镂版家。——译注

[55]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画家，建筑家。——译注

[5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13页。

[57]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14页。（《全集》中“密探”译为“间谍”。——译注

[58] 吉尔·布拉斯是法国十八世纪作家阿兰·瑞内·勒萨日的小说《吉尔·布拉斯》中的一个往上爬的流浪汉。——译注

[59] 《马恩全案》，中文版，第7卷，第318—319页。

[60]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84页。

[61] 查理·安德逊·德纳（1819—1897），美国进步记者，《纽约每日论坛报》出版人，该报在1851—1862年期间刊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论文，——译注

[62] 马尔克·科西迪耶尔（1808—1861），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组织者之一；1848年二月革命后任巴黎警察局长，制宪议会议员；1848年6月流亡英国。——译注

[63] 若尔日·雅克·丹东（1759—179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之一，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译注

[6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1页。马克思这里指的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第三部分。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1844）里，他同样指出过历史非剧后来作为喜剧重新发生的情形。

[6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57页。

[6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1页。

[67] 指阐述重大历史事件的豪华而说教的戏剧，参阅本书第50页。（《全集》中，“大戏”译为“悲剧”）——译注

[68] 这两个人是席勒的剧本《强盗》中穷凶极恶的强盗。——译注

[6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74—175页。

[70]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者，——译注

[71] 先知的名字，圣经中有《哈巴谷书》。——译注

[7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2—123页。

[7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4页。

[74] 同上书，第131页。海涅的诗《两个骑士》（Zwei Ritter），见《罗曼采罗》，第1卷。（克拉普林斯基是海涅的《两个骑士》一诗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贵族，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字Crapule（贪食，饕餮，酗酒以及懒汉，败类的意思）形成的。马克思用克拉普林斯基来暗指路易·波拿巴。——译注

[75] 克勒维尔是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中的人物，是暴发户、贪财者和贪淫好色之徒的典型。——译注

[76] 阿道夫·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1806—1880），法国新闻工作者，无原则的政客，1848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持极右翼立场。曾为《立宪主义者报》撰稿，五十年代为《国家报》主编。——译注

[77]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27页。

[78] 路易·德吉烈·雄隆（1798—1867），法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前是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宪主义者报》的所有人和发行人（1844—1852）。——译注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1页。D彼得·施莱米尔是夏米索的小说《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中的人物，他用自己的影子换来了一个神奇的钱袋。——译注

[79] 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1页。彼得·施莱米尔是夏米索的小说《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中的人物，他用自己的影

[80] 彼得·施莱米尔是夏米索的小说《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中的人物，他用自己的影子换来了一个神奇的钱袋。——译注

[81] 参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01页。

[82] 参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01页。

[83] 同上书，第152页。伊安·比尔恰普把戈德曼的“结构相应”的概念用于这一节。“这并不是一个决定论的论述。勿宁说它提出了一个社会阶级的世界观和一个作家的作品之间的‘结构相应'。这个作家（无论是出于个人的或社会的理由）不会超越这一世界观的限度”（《全面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载于瓦尔顿和霍尔编《马克思的位置》，第134页）。

[84] 什洛莫·阿维涅里，现任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哲学教授。——译注

[85] 什·阿维涅里：《马克思和知识分子》，载《思想史杂志》，第28 卷（1967），第277页。

[8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1页。

[87] “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第 35 页，）

[88] 奥尔良派是路易十四的弟弟奥尔良的拥护者。——译注

[8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49—150页。

[90]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 173—174页。

[91] 昂利·穆而瑞（1822—1861），法国作家，著有《波希米亚人（《全集》译浪荡游民）的生活景象》（Scènes de la vie de bohème）。——译注

[9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7 卷，第204页，（“Ecce iterum Crispinus”——“又是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4篇的开头，这首诗（在第一部分中）病斥罗马皇带多米齐安的一个弄臣克里斯平。〕，转义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个东西”。——译注）

[93] 同上书，第28卷，第76页。

[94] “愤怒出诗作”是尤纳维利斯的第一首讽剩诗中的一句话。——译注②国④⑤’

[9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7 卷，第341页。

[96] 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19世纪下半时自由觉领袖之一，替任财政大臣和内阁首相。——译注

[97] 塞缪尔·巴特勒（1612—1680），英国讽刺诗人，其长诗《胡迪布腊斯》（三部）嘲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的清教主义，以及宗教的假仁假义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译注

[98]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57页。

[99] 同上书，中文版，第27 卷，第275页。

[100] 威廉·皮佩尔（约生于1826年），德国语言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共产主义同盟盟员。——译注

[101] 图普曼是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一个圆滑的胖青年，自作多情，见到每个漂亮姑娘都爱，结果往往遇到麻烦。——译注

[10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7卷中许多地方都提到。

[103] 马克思一生当中读了许多历史著作；他在移居伦敦的头几年里读过的书包括（他的笔记本可以证明的）德国人写的有关文明和文化史的一些研究著作，诸如J·G·艾希荷恩的《近代欧洲文化与文学通史》（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Cultur und Litteratur des reueren Europa）《哥廷根，1769年），W·德鲁美的《文化史纲要》（Grundriss der Culturgeschichte）（科尼斯堡，1847年）；古斯塔夫·克莱因：《人类文化通史》（Allgemeine Cultu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莱比锡，1847—1849年）；和W·瓦克斯穆特：《文化通史》（Allgemeine Culturgeschichte）（莱比锔，1850年）。参阅马·鲁贝尔：《马克思批判马克思主义论文集（巴黎1974年），第319、327页。

[10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214页。

[105] 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1页。

[106] 亚诺什·班迪亚（1817—1868），匈牙利记者，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军的团长；后来成为警探。——译注

[107] 修辞学中的突降法，指说话或写作中从有重大意义的内容突然转入平淡或荒谬的内容。——译注

[108] 《马恩全集》，第8卷，第261页。

[109] 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约1170—1220），德国骑士史诗作家，著有《巴尔其伐尔》.《维莱哈尔姆》，《提图莱尔》三部史诗及一些抒情诗。——译注

[110] 阿里欧斯托（1474—1533），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诗人，《疯狂的罗兰德》一诗的作者。——译注

[111] 马提奥·波雅多（1434—1494），意大利诗人，著有根据宫廷骑士长篇小说传统写成的长诗《钟情的罗兰德》。——译注

[112] 《伊利亚特》是荷马的史诗，这里的“金克利亚特"是模拟的谐音。——译注

[113] 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浪漫派主要代表者，他的长篇小说《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是体现反动浪漫主义纲领的作品。——译注252

[114] 约翰·马丁·密勒（1750—1814），德国诗人和作家，德国文学中的感伤主义的代表。——译注

[11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61页。

[116] 施皮斯（1755—1799），德国作家，著有一些消遣小说。——译注

[117] 亨利特·克劳伦（1771—1854），德国作家，著有一些感伤主义小说。——译注

[118] 克拉麦尔（1758—1817），德国作家，著有一些冒险小说。——译注

[119] 参阅《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70页。

[120] 鲁道夫·施拉姆（1813—1882），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后来拥护俾斯麦。——译注

[121] 爱德华·梅因（1812—187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译注

[12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 卷，第271、301、354页。

[12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94页。

[124] 约翰娜·金克尔，娘家姓莫克尔（1810—1858），德国女作家和音乐家，哥·金克尔之妻，——译注

[125] 阿道夫·施特罗特曼（1829—1879），德国作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施坦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50年逃离德国。——

[126] 译注旧德国货币，等于三个马克，——译注

[127]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95页。

[128]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98—299页。

[129] 水晶宫是为1851年举办的世界工商业展览会建的展览馆。——译注

[130] 哈罗·哈林（1798—1870），德国作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从1828年起曾数度流亡国外。——译注

[131] 埃里克·约翰·霍布兹鲍姆（1917—），英伦敦大学历史系教授，专研究工人阶级史，著有（劳工转折点（1880—1900）》（1948），《革命时代（1789—1848）》（1962）等书。——译注

[132] 埃·约·霍布兹鲍姆：《革命时代（1789—1848）》，门托尔出版社（组约和多伦多，1962年），第161页。

[133] Urbild—词的意思是原始的形象。——译注

[134] 古斯达夫·司徒卢或（1805—1870），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记者，1848年4月和9月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一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革命失款后逃离德国；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曾参加美国内战，站在北部方面，曾鼓吹吹素食主义。——译注

[13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29页。

[136] 同上。（此处译文有改动。——译注）

[137] 同上。

[138] 同上。

[139] 转引自《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66页。

[140] 彼埃特罗·阿雷蒂诺（1492—1556），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讽刺作家，著有许多尖锐地揭露教皇宫延和欧洲各国君主的抨击性小册子。——译注

[141]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76—80页。

[142] 同上书，第8卷，第319页。（童话说袋子里的小棍子可以按照主人的命令从袋子里跳出来打击敌人。——译注）

[14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18页。“中世纪好闹事的英雄的骑士传奇，同流亡的‘英雄’的成就，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后者的矫柔做作绝不下于中世纪的虚张声势。”（见R·S·李温斯通所译《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流亡中的大人物》的前言，伦敦，1970年，第32页.）

[144] 帕威法尔是许多中世纪诗歌的主人公，他出去寻找圣杯。参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79—380页。——译注

[145] 卡尔·陶森瑙（1808—1873），奥地利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左翼的卓越代表，1848年革命时期为维也纳民主联合会中央委员会首脑，1849年起流亡伦敦。——译注

[14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69页。保尔·德·科克（1794—1871），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著有《月亮的情人》等小说。脏腑祭师是古罗马的一种祭师，他们根据牛内脏的部位占卜。——译注

[147]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56页。毕斯托是莎士比亚一些剧本中的角色，是一个吹牛、撒谎的二流子。——译注

[148] 阿伯拉罕·圣克拉（1646—1709）（乌尔利希·梅格尔勒的笔名），奥地利天主教传教士和道俗滑稚作品作家。——评注

[149] 奥吉斯特·科采布（1761—1819），德国反动作家和政论家。

[150] 约翰·提摩泰乌斯·海尔梅斯（1738—1821），德国神学家和作家，长篇小说《索菲亚从歌麦尔到萨克森旅行记》的作者。——译注

[151]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73、311、369—371页。

[152] 同上书，第316 页。（“糊涂虫”原文是Konfusius（孔夫子）与Konfusion（混乱）谐音。——译注）

[15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47页。

[154] 同上书，第352页。

[155] 约翰·罗伊希林（1455—1522），德国学者，语言学家和法学家，人文主义的著名代表。——译注

[15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12页。

[157] 同上书，第316页。关于金克尔的披贬任的浪漫主义和它同庸俗的生活方式的关系，参阅上引R·S·李温斯通的著作，第31—33页。

[158] 奥古斯特·维利希（1810—1878），普鲁士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是宗派主义—冒险集团的领袖之一；1853年流亡美国，在那里参加了北方对南方的国内战争。——译注

[15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71页。（《李尔王》剧中的话引自《莎士比亚全集》（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91页。——译注）

[160]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20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161] 同上书，第534页。

[162] 同上书，第486页。

[16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8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164] 同上书，第515页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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