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1976）

第七章 世界文学和阶级冲突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


（1）


　　鲍多莫尔和鲁贝尔说过：“科学分析同道德判断的结合在社会研究的领域中绝不是鲜见的。马克思是不寻常的，而他的著作之所以特别引人注意，是因为他和任何其他的重要的社会思想家不同，他是一位公认的领袖，因而也就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政治运动的先知”。[2]②但是，那个比其他任何文件都更能使他保证得到这种称许的文件，即《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最初在伦敦发表时，几乎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应共产主义者同盟之请共同起草的，它从一开头就充满了可以正当地称之为“文学上的”形象化的比喻的东西：从口头和书写的文学，从出版物，从舞台演出中取得的比喻和形象。那著名的开端语宣称“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接着生怕我们对这一形象的虚构来源产生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刻就谈到需要“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Mirchen）”[3]。许多有关的形象接踵而来，诸如戏（Schauspiel），挽歌（Klagelied），谤文（Pasquil）[4]，“袖珍版（Duodez-Ausgabe）的新耶路撒冷”[5]，而比这些更加精心构思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可能从海涅那里借用来的一种“可除旧书新的羊皮纸写本”[6]的形象：

　　“大家知道，天主教僧侣曾经在古代异教经典的手抄本上面写上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用相反的态度对待世俗的法国文献。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批判货币关系的法国原著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Entaussrung）’……"[7]

　　实际上，德国的读者会不止一次地感到，《共产党宣言》本身就是一部除旧书新的羊皮纸写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言下面，他们会发现德国诗人们的语言。这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形象或是一个成语的问题，但是它却使人们联想到同它有关联的另一段文字：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8]（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

　　……erblickte es auf ihrem Hintern die alten feudalen Wappen……（……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凡是读过海涅的作品的人都会在这里听到《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回响：

　　“想起中世纪这样美好，
　　想起那些武士和扈从，
　　他们背后有一个族徽，
　　他们的心里一片忠诚。”[9]

　　下面一节则产生另一种较为复杂的除旧书新的效果：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gleicht dem Hexenmeister）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鬼了。”[10]

　　在歌德的诗《巫师的学徒（Der Zauberlehrling）里面，就是那个学徒唤出了他最后不能制服的精灵们；是他的师父即Hexenmeister（巫师）挽回了这一损失。在《共产党宣言》里，则是巫师自己失去了控制的能力：如果我们在《宣言》的文字中并通过《宣言》的文字察觉到歌德的与之对应的文字的话，就可以最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灾难的严重程度。
　　在《共产党宣言》里，我们常常可以遇到“Literatur”和“literarisch”这两个词。它们在《宣言》里有三种不同的用法。第一种用法只见于德文本，在常见的英译本中是看不到的：

　　“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11]就是这个学派的首领，对法国来说是这样，对英国来说也是这样。”[12]
　　（Es bildete sich so der kleinbargerliche Sozialismus. Sismondi ist das Haupt dieser Literatur nicht nur fur Frankreich sondern auch fur England）

　　在这里，Literatur一词指的是“论述某一学科的一批专门的书籍和小册子等等和写作这些作品的作家”。
　　关于西斯蒙第的这句话，见于《共产党宣言》中《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一节，这一节的开头部分是这样的：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声讨资产阶级。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Schmählieder）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13]

　　这里的“literature”一词，[14]看来所指的范围比开头一句提到的“抨击……的作品”要广泛。诗歌、剧本和小说，如果它们带有一点政治色采或“信息”的话，就都有资格包括在这一词之内。我们发现有这样一本小说，就是在本节稍后提到的埃蒂耶纳·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Voyage en Icarie. Roman philosophique et social，巴黎，1840和1842年）[15]。当然，“共产主义”这个词就是从这部书来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此书已占有显著地位，作者在那里利用此书，通过对照和比较，来揭露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是卡尔·格律恩和其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作的剽窃和误解[16]。在马克思看来，文学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闭关自守的部门。诗歌（象海涅的诗歌和西里西亚织工之歌）、小说（象古斯塔夫·波蒙、埃蒂耶纳·卡贝和乔治·桑的作品）、剧本（象古斯塔夫·弗莱塔格[17]的《新闻记者》，马克思很久之后才看到这个剧本），显然是和另一些具有更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的体裁的作品有关，并且可以有益地同这些作品联系起来加以讨论。
　　但《共产党宣言》还在另一个意义上使用“literarisch”这个词，凡是读过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人们都不会对这种用法感到奇怪。在谈到“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部分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一次讨论了十八和十九世纪时德国介绍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作品的事情：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才子们（beaux esprits），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 ein rein literarisches Aussehen）……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十八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意志、本来面目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18]

　　在这里，“纯粹文献的”（rein literarisches）这个词汇意指（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常常有此意）一大堆轻飘飘的词，同事物、同社会现实与政治现实脱节的词。《共产党宣言》接着以使人联想到感伤的、纯文学的和修辞学的用词，来描述这种效果犹如“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19]，而且还特别指出这种文学，不管加以怎样巧妙的解释，在十九世纪的社会中都是商业交易的一种货色。这种文学的作者和译者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在德国读者当中卖出他们的商品（Absatz ihrer Ware）。
　　从这样的一些词句可以看出，何况在这样的文字当中也是不足为怪的，《共产党宣言》让我们看到作家在现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而且得出结论：浪漫的幻想不再能掩盖市场的现实，“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20]（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这样一来，甚至诗歌在现代世界里都成了一种商品，并且要受到它的经济规律的制约。即使诗人也不能摆脱那种决定人的思维的作用，《宣言》以毫不含混的语气宣称：“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21]而如果说作者就这样成了他们的社会和他们为之写作的社会集团的一种产物，则那些社会集团却又受到他们间接产生和激发起来的作品的影响：“现今在德国流行的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属于这一类卑鄙龌龊的、令人萎靡的文献。”[22]（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作家的作品使他们的读者萎靡下去，而不是用新的思想、新的希望和新的力量去鼓舞他们并使他们振作起来，这就是把作家变成赚钱的雇佣者的报应。
　　但如果一个民族的作品是经济和社会条件的产物，那么当条件改变时，这些作品也就要改变；《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也清楚地看到，这一宣言本身既是要求改变的一个号召，又是不可避免要改变的一个象征：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23]

　　我们必然会推知，《共产党宣言》通过它坚决采取的和宣布的思想——作者认为这种思想将会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来预告即将到来的变革。无产阶级则是未来的统治阶级；在未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
　　我刚刚引用的有关意识和物质存在之间关系的一节，常常被非马克思主义者攻击为露骨的决定论。然而正象莱奈·韦莱克正确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措词好象是想避开这一攻击。他断言，意识随着物质存在的条件而改变。莱奈·韦莱克说：“如果人们自由地解释‘随着’一词，那就还不会宣布任何完全的经济决定论；人的精神生活随着经济制度的转变而改变。这里教给人们的是一种平行论，一种类推法，而不是单方面的依赖。”[25]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宣布了文学上的一大变革；这一变革歌德在他的老年时期就已预见到了，当时他看到货物的国际交换的发展如何给智力的和精神的交往和交换带来相应的发展。因此年老的歌德越来越频繁地谈到“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26]。对歌德来说，这种“世界文学”并不意味着放弃民族的特点。恰恰相反，每个民族的文学都因为它的特殊性和差别，因为它加之于世界文学交响乐之中的特殊音色，而受到国外读者的珍视。由于意识到其他民族的特殊贡献以及懂得珍视它们，我们也就懂得珍视我们自己的贡献。确实，我们自己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会由于这样的接触而改变它的性质，但这只会是一种丰富，而由此产生的共生现象，诸如歌德自己的《西方与东方的合集》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仍然会继续带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的印记和这些作品的作者的天才和个人性格的印记，通常人们是在本国文化范围之内接受外国的作品的。
　　这样一个概念显然是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想法的。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就描述过一代又一代的人怎样继续发展他们继承下来的物质财富、资本和生产力：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27]

　　《共产党宣言》对上述的说法补充了有关这样的发展将对文学所起的影响的一些想法：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8]

　　关于这一节，如同关于马克思的作品中其他许多地方一样，主要值得注意之处在于他对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所作的赞扬。他并不同意德国浪漫主义者或托马斯·卡莱尔的那种全盘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他从来不曾忘记他想推翻的那一制度实际上对进步事业曾起过多么大的作用。在这一上下文中，“进步”一词意味着什么，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再一次清楚地表述出来；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未来的一个时期，那时“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29]
　　《共产党宣言》进而考虑胜利的工人阶级在这既影响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也影响文学的过程中所会起的作用：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30]

　　很可以认为，在这一节里，《共产党宣言）并没有充分估计到对它所发觉的这种倾向的反抗：民族的对立和分歧并没有象生产和商业的逻辑似乎暗示的那样迅速而普遍地消灭。实际上，马克思已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在他的晚年，对于那些过低估计民族感情威力的所谓追随者，始终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1866年，他就嘲笑过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的法国代表们，因为他们宣称“所有的民族甚至国家都是‘过时的偏见””。他还说这些代表“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后来，他还称赞过俄国的经济学家弗列罗夫斯基[31]，因为他“很了解每个民族的性格特点”，另外他把爱尔兰人的事业作为一个“民族问题”来考虑。[32]
　　然而，《共产党宣言》的预言并没有完全落空。在我们现在的二十世纪，通过翻译、纸面书籍普及本、巡回演出、广播、电影和电视，以那些不会使马克思感到吃惊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的文化视野，我们已看到“民族的与地方的”文学的混合和世界范围的传播。作为一个庞大想象丰富的博物馆，一个伟大的巴贝尔[33]图书馆，“世界文学"猛然到来了。
　　《共产党宣言》主要是一个行动的号召。作为这样的一个号召，大体上说来，它本身是致力于现代社会的所谓富人和穷人的观点，或者说得更恰当些，主人和奴隶的观点：两个阶级，富人和穷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是，一位波兰学者指出：

　　“如果一切政治的或宗教的斗争都被解释为阶级斗争，如果我们把各种不同的文学的和艺术的倾向同作为基础的阶级关系联系起来，如果我们到道德准则中去寻求阶级利益和阶级偏见的反映，那么我们就必须利用比《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基本阶级更多的阶级。”[34]

　　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人们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阶级结构的三层的和另一种多层的模型，同时在《共产党宣言》中发现二分的阶级结构；也许还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当马克思在那部分来成为《资本论》第三卷的著作里最后致力于给“阶级”下一个定义时，他的手稿却在正式开始论述这一定义之前令人遗憾地中断了。
　　那么，关于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他们的阶级隶属关系又怎样呢？在这里我们必须记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反对派”作家和思想家这方面讲了些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暗示，由于社会本身的矛盾，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反对统治的思想。他们可以同他们社会中或者国外类似社会中已经发生作用力量联合起来；这种力量注定要彻底改变一个社会中原有的社会经济关系，从而最终也改变精神和艺术生活。因此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读到：“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35]在这种能动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管是作为艺术家、经济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可以通过提高他的理论觉悟使自己摆脱由于出身和所受教育而似乎会受到的阶级羁绊。《共产党宣言》显然是根据那些认为自己正是做了那种事情的人们的观点写的；他们以无产阶级战士自命，并且现在以这种身分对资产阶级说：

　　“你们一听到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36]

　　《宣言》的著名的最后一句话[37]是更富有戏剧性的，因为在这里，作者们第一次直接诉诸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
　　《共产党宣言》是以恩格斯起草的一份《教义问答》[38]为基础的，但是最后的定稿工作完全是马克思做的。从偶尔保存下来的《宣言》的一页原稿可以看出，他花费了多大的辛苦来补充和润色《宣言》的论述。第三部分的一个大纲表明他十分注意要把他的论述说得前后一致和有条有理。因此，正是由于他的功劳，《宣言》的总结构才显得明晰，才能做到叙述清楚，语调和远景的灵活变换，有义愤情绪有幽默，有强有力的比喻，有巧妙安排的革命口号，[39]并且使用大量的修词手法，不是为修词而修词，而是为了传达社会的信息。大卫·麦克莱兰列举了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经常使用的一些手法，虽然这些手法并不总是象在《宣言》中使用时那样恰当、成功。这些手法是：“高潮的效果、首语重复法[40]、对句法、对比法和交叉法”。此外，还要加上《宣言》的德文原文具有特色的韵律和词语的音乐性。开头几句就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它们那些悠扬的重复的词，相互联系的头韵和共鸣（有一些我加上了着重线）和它们那有效配合的越来越不相称的并列的词，先是单音节的称号（der Pápst und der Zár，教皇和沙皇），然后是多音节的名字，用四个弱音把两个主要的重音分割开来（Métternich und Guizot，梅特涅和基佐），而最后则是故意搞得不协调的最后一对并列的词的比较错综复杂的韵律（franzðsische Radikále und déutsche Polizisten，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

　　“Ein Gespenst geht um in Europa—das Gespenst des Kommunismus. Alle Mächte des alten Europa haben sich zu einer heiligen Hetzjagd gegen dieses Gespenst verbündet，der Papst und der Zar，Metternich und Guizot，französische Radikale und deutsche Polizisten.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41]

　　马克思并不总是写得这样地出色一但是在他写得最好的时候，他表现出他能够掌握说教的和论辩的散文写作能力，这一点就保证他的作品在思想和政治活动史上以及在德国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席地位。

（2）


　　《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不久，巴黎就爆发了革命，从法国土地上驱逐马克思的法令被取消了（在那急于想消除马克思潜在的危险存在的比利时警察当局的催促下），马克思返回法国的首都。马克思当初于1845年迁到布鲁塞尔去的时候，极其不愿同他别离的海涅这时已病入膏肓，因而在他们两人之间好象并没有很多的个人接触。无论怎么说，他们的观点开始发生了分歧，因为这时海涅正在摸索返回到他童年时期信仰的上帝那里去的道路，而马克思则越来越对政治经济学感到兴趣。大约五年之后，海涅本人回忆说，当人们发现他在19世纪40年代从法国的秘密国家基金中领取津贴，并因此在德国受到指责，说他由于受贿而对国家大事保持沉默的时候，马克思是他的支持者之一；

　　“我记得当时有我的一些同胞到我这里来，其中包括他们中间最坚决和最有头脑的人物（der entschiedenste und geistreichste）马克思博士，对发表在（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上的诽谤文章表示愤慨并且劝我根本不要去理它；他们向我保证，他们自己都已在德国的报纸上刊登启事，说我之所以可能被认为接受提供的津贴，只是为了能够更加积极地支持我的政党中比较贫苦的同志。《新莱茵报》的前任编辑和他的编辑部里的朋友们都向我谈到过这一点……”[42]

　　马克思对于海涅的“回顾的说明”（Retrospektive Aufklärung）中的这一节所作的反应，表示出那种并非不动感情的不敬态度，而这看来正是马克思在他后来的年代和私下里对海涅其人所采取的态度有别于对诗人海涅所采取的态度。1855年1月17日他写信给恩格斯说：“现在我家里有海涅的三卷书[43]。”

　　“顺便说一下，他详尽地叙述了一件捏造的事，说在奥格斯堡《总汇报》‘攻击’他从路易—非力浦那里领取津贴的时候，我和其他一些人曾经来安慰过他。好心的海涅〔der gute Heine）故意忘掉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为了他而进行的干预是在1843年底，所以，无论如何不可能同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才知道的一些事实联系起来。不过我们不再提这件事了。他受着良心的责备，——要知道，这条老狗对这种丑事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就竭力讨好卖乖”。[44]

　　格奥尔格·维尔特有一段回忆，谈到马克思曾想去拜访那位一度同他关系非常亲密的患病的诗人：

　　“海涅曾表示希望认识我，于是马克思就带我去看他。但是我们到那里时，那可怜的人病得正利害，以致不能接见我们。因此，看来我将永远不能见到这位比任何别人都更使我感到兴趣的作家了……”[45]

　　而马克思在1849年同海涅再次见面时留给海涅的印象则可以从海涅对莫里茨·卡里耶[46]所讲的话的记载中探测出来，因为当时（1851年）他们正好谈到马克思，海涅说：“当一切都说了并做了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只不过是一把剃刀，那他就十分藐小了。”[47]但海涅在公开讲话的场合中对马克思还是表示出较大的敬意，可是马克思却不大可能对海涅在他1854年的《自白》（Geständnisse）一书法文版中的描述感到十分高兴：

　　“德国共产主义者那些或多或少显得神秘的领袖都是大逻辑学家，而其中最强大的又都是来自黑格尔学派；毫无疑问，他们是德国最有能力的思想家和最有活力的人物。这些革命的博士和他们的坚决到无情程度的门徒是德国仅有的一批有生气的人物；我担心，未来是属于他们的。”[48]（1855年版删去“我担心”几个字）

　　马克思更不想重复海涅在同一部《自白》里对他所作的假的忠告，这一忠告是海涅先前在1852年有一次在他加在他的再版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的序言里公开赠给马克思的。海涅在那里告诉他的读者说，“好心的卢格和我的甚至更加顽固的友人马克思博士最好去读一下《但以理书》，并且不要忘记尼布甲尼撒[49]在他最得意时所遇到的事情”。在这方面，回忆一下弗兰契斯卡·库格曼关于马克思后来对海涅的态度的记述是有意思的：马克思虽然赞赏海涅的作品，却不喜欢他的为人。弗兰契斯卡·库格曼回忆说，“马克思特别指责他（海涅）对曾经帮助过他的朋友的忘恩负义”。[50]不过，在马克思的已发表的作品中，在提到海涅或引用他的作品时，却总是给以适当的赞扬的；在《资本论》第一卷里《1867），马克思便特别把海涅称为他的“朋友”并且赞扬了他的勇气。[51]
　　他同另一位德国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重新恢复的接触更加使他失望。马克思曾经热情地捍卫过《莱茵报》的这位受到尊重的撰稿人，不赞成市侩们对他那种奢侈的生活方式的攻击。但这时马克思却发现他在从事轻率的革命计划，这种计划只能损害马克思正在考虑的事业；马克思的规劝只驱使他走向敌对的道路。1848年3月16日马克思伤心地写信给恩格斯说：“伯恩施太德[52]和海尔维格做事象个流氓。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黑红黄三色协会反对我们。”[53]然而这还不是马克思的最后一次失望。他一直认为重要的是，应当使德国倾听其声音的诗人成为同情《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原则的人，或者使他们对这些原则抱同情态度；但是他最后总是发现他们并不可靠并且是气人的联盟者。马克思对海尔维格的诗估价也不高——在他生平有过个人交往的所有作家当中，海涅是唯一始终为马克思所承认在文学上有伟大成就的人。

（3）


　　马克思在巴黎并没有停留很久；三月，德国革命在维也纳和柏林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四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到科伦去创办了一个新的《莱茵报》，即致力于革命事业的《新莱茵报》。这使马克思同两位德国诗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两位诗人在一个时期里曾分担了他的编辑任务。他们一个是被恩格斯称之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诗人”[54]的格奥尔格·维尔特；一个是放弃了自己的非政治立场以便写些支持自由派和激进派事业的鼓动诗篇的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马克思1845年在布鲁塞尔遇到了弗莱里格拉特并且同他结下友谊；1848年10月，他邀请弗莱里格拉特出任《新莱茵报》编辑。弗莱里格拉特接受了，同时又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55]。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和这份报发表的所有其他别人的文章一样，都是不署名的。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马克思后来在《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一书中曾讨论过这个问题：

　　“当报刊是匿名的时侯，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纯粹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文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在这之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却变成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单户期票，它的可靠程度和流通情况不仅取决于开支票者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56]

　　重要的是这份报纸为之奋斗的事业——德国革命的成功，反俄的解放战争，意大利人、匈牙利人、波兰人的自决，以及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的进军[57]。它要成为反动当局的一根肉中刺，而不“仅仅是一部文集”。
　　但是，第一篇文章（后来人们研究确定这是马克思本人的作品）就表明，在他的论辩作品中，文学作品的引文、引喻、改写和诙谐的模仿必定要再次起多么重要的作用。在描述普鲁士的新首相卢道夫·康普豪森[58]时，文章一开头就论述康普豪森表面上装出一付严肃的样子，在郑重而夸大的口吻下掩盖自己“心灵的缺点”，[59]——这使人想起洛伦斯·斯特恩在《特利斯川·项狄的生平和见解》中所赞扬的那种对“严肃”所下的曾是十分著名的定义：

　　“他会说，一颗快活的心所发现的坦荡的性情当中，是不存在险诈的一但是对这件事本身来说，严肃的本质既然是装给人看的，因而也就是欺骗性的，那就可说是一种诡计，是为了骗取世人的信任，好象这个人有比他实际要多的理性和知识；而且，这尽管带有一切矫饰，比之法国的一个机智的人物早就明确的说法‘身体表面的神妙莫测的仪态，掩盖着心灵的缺点’不仅不好些，往往反而更坏——对严肃所下的这一定义，约里克可以十分轻率地说，值得用黄金的字母写下来。”[60]

　　马克思接着把康普豪森称为“考察历史的朋友”，这一点使人联想到当时卡尔·冯·罗泰克写的一部通俗的历史教科书的题目[61]。接着他又颠倒地引用歌德在《浮士德》第一部中用来刻划瓦格纳的性格的希波克拉底[62]的一句格言，把它改为：“艺术即革命是短促的，生命即在革命后产生的康普豪森内阁是长久的。”[63]这又使作者把莎士比亚在《理查三世》中著名的一句话改编为“为了理论可以放弃王国！为了王国可以放弃理论！”这句话被说成是康普豪森的座右铭[64]。在这之后，读者又看到作者把当时已不复存在的普鲁士联合议会描写成“这个混合物令人作呕，中古的妄想和现代的骗局”[65]，这句话显然是从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里借用来的：

　　“不管怎样，中世纪在过去
　　曾真实存在，我甘心容忍——
　　只要你把我们解救
　　脱离半阴半阳的两性人，

　　脱离那冒牌的骑士队伍，
　　这个混合物令人作呕，
　　中古的妄想与现代的骗局，
　　它不是鱼，也不是肉。”[66]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古的妄想”怎样在康普豪森的统治下继续存在，并且为了使他的读者有一种幽灵式的、老旧过时的、可笑的感觉，马克思现在又复苏了哥特式小说——恐怖小说的一些常用手法：

　　“于是负责任的首相竭力想把被遗忘的尸体挖出来，或者把亲切而忠诚的“联合议会”的幽灵召唤来。这个幽灵的确出现了，但是它在空中游荡，东摇西晃，丑态百出，这是由于它脚下已经没有基础的缘故……魔术师向幽灵启示说，他把它召唤来是为了给它办理遗产手续并取得作它的合法继承人的权利……受到恭维而兴高采烈的幽灵就象中国的木偶一样，连连点头表示愿意听从魔术师的一切命令，在出门时深深一鞠躬就消逝不见了。……”[67]

　　在这一“哥特体”的插曲之后，马克思在他的文章的结尾处，又使用了许多古典的引喻和诙谐的模拟：

　　“鹅下了鹅蛋，鹅蛋也孵出了鹅。但是，人民根据拯救了卡皮托里乌姆神殿的鹅的嘎嘎叫声[68]很快就会知道，他们在革命时期放下的勒达的金蛋被盗走了。甚至米尔德[69]议员看来也不是勒达的儿子，不是发光的卡斯托尔[70]。”[71]

　　“Selbst der Abgeordnete Milde scheint nicht der Ledasohn zu sein，der fernhinleuchtende Kastor”（甚至米尔德议员看来也不是勒达的儿子，不是发光的卡斯托尔），这句荷马式的六音步韵律的句子嘲笑地标出了法兰克福议会的“英雄们”和《伊利亚特”的英雄们之间的差距。
　　马克思在嘲笑流产的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弗·卡·黑克尔[72]时，也使用了上节引文中对米尔德所用的类似嘲笑方法。1848年事件中有两个出名的人物都叫黑克尔，一个在政府方面，一个在革命方面，马克思利用了这一巧合，说道：

　　“我们不了解，这也许是国家检察官黑克尔[73]羡慕共和主义者黑克尔的荣誉？……我们的后代将把这两个伟人看作是现代运动的种种矛盾的戏剧性的体现。未来的歌德将在新《浮士德》中一起来描写他们。至于让哪一个黑克尔扮演浮士德，哪一个黑克尔扮演瓦格纳，这完全由作者自己来决定。”[74]

　　这是马克思对两家各打五十大板的一个具有特色的手法。他让我们理会到，歌德创造了一个真实的人物（浮士德），而两个黑克尔在这个人物面前则退居毫不足道的地位，从而“安置了”这两位黑克尔，就象以荷马的史诗来“安置”米尔德一样；另外，歌德创造了诗剧头几场中作为浮士德的有力陪衬的瓦格纳，那个智力有限、目光短浅——尽管并非毫无同情心的——腐儒，从而不偏不倚地刻划了两位黑克尔的面貌。
　　海涅的政治诗，特别是《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在马克思给《新莱茵报》写的文章里到处出现。从《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摘引的句子使人想起1848年5月的种种希望：

　　“那时一切都装饰鲜花，日光也欢腾四射，
　　鸟儿满怀热望地歌唱，
　　人们在希望，在思索——”

　　这种引语还总结了法兰克福议会中极左派的纲领：

　　“我若是把事物仔细量，
　　我们根本用不着皇帝。”

　　或是嘲笑德国生活中那种对于不值得羡慕的事物盲目冲动的依恋：

　　“这实在是我故乡的空气，
　　热烘烘的面颊深深感受！
　　还有这些公路上的粪便，
　　也是我祖国的污垢！”[75]

　　此外还有引文引自海涅的《奥拉夫骑士》（Ritter Olaf）、《汤豪塞》（Der Tannhäuser）、《我们的海军》（Unsere Marine）、《格奥尔格·海尔维格》（Georg Herwegh）、《1829年》（Anno 1829）、《妖魔》（DerWechselbalg）、《阿塔·特洛尔》（Atta Troll）和《卡尔道夫论贵族》（Kahldorf über denAdel）[76]。引自毕尔格尔[77]的《列诺尔》（Lenore）和斐迪南·赖蒙德[78]的剧本的引文也出现在《新莱茵报》上，其上下文就和海涅过去引用时的上下文相似[79]。作品中也常常提到和引用过去的文学作品，如荷马、维吉尔、《圣经》、《一千零一夜》、莎士比亚、莫里哀、博马舍、歌德和席勒；一些小作品，如阿尔诺德·科尔图姆[80]的十八世纪的拟史诗《约卜西之歌》，也没有被忽略；而且我们还发现有一处提到库柏[81]的《最后一个摩希坎人》另一处摘了，马提阿斯·克劳狄乌斯[82]的《莱茵葡萄酒之歌》中的语句，此外还经常提到弗莱里格拉特译的罗伯特·彭斯[83]的《虽然如此》。甚至歌剧的脚本，从《费加罗的婚礼》到罗西尼[84]的《唐克莱德》，都作为引语的来源使用[85]。塞万提斯的叙述性小说再一次证实是有用的；但是这次马克思却从《惩恶扬善故事集》（novelas exemplares）取得描绘愚蠢和无赖行为的生动的例证，而只顺便地把堂·吉诃德的形象作为陈旧过时的思想方式的化身[86]。
　　马克思的许多文学引喻和神话引喻都是诙谐模拟式的。由此，一位普鲁士国家检查长就成了阿佛洛狄忒[87]，普鲁士民兵成了忒修斯[88]，《新莱茵报》本身成了阿利阿德涅[89]，普鲁士的威廉亲王成了埃涅阿斯[90]，主管普鲁士警察部队的大臣成了“宪政自由的忠实的埃卡尔特”[91]等等。特别圣经的引文常常用到有意搞得不调和的上下文中去——比如，挖苦地让德国爱国者象摩西在燃烧着的树丛前面那样来面对古旧的和残暴的风俗：

　　“还是把你的鞋子脱下吧，德国的爱国者，因为你是站在神圣的土地上啊！所有这一切野蛮的习俗，是基督教德意志的光荣的残余，是贯串着全部历史并把你同你们祖先的伟大，甚至同赫鲁斯克人[92]居住过的森林联系起来的那条锁链的最后一环！”[93]

　　歌德《漂泊者的夜歌》（Wandrers Nachtlied）中的一些语句，稍加改动，被引用来描绘一个普鲁士政治家故作姿态的退休打算；对《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所表达的观点进行的抨击，其标题就象《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一书的第六卷那样，题为《良心的忏悔》；而对柏林《国民报》（National-Zeitung）忠诚的沉默，则用那种使歌德的迷娘闭口的命运来加以“解释”[94]。然而并非一切都是诙谐的模仿。马克思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引用诗人的作品能完美地表达他自己看到德国的状况时所感到的义忿、蔑视或愉快的心情。福斯塔夫对法官沙罗的反应，正可以说明马克思对普鲁士大臣们言行不一致的感觉；“老爷，老爷，我们上年纪的人多么容易犯这种说谎的罪恶！”；忒耳西忒斯对埃阿斯的反应（“我情愿做羊身上的一只虱子，也不愿做这样一个没有头脑的勇士”）显然也就是马克思对弗兰格尔伯爵[95]的反应；而我们多次发现博马舍的“费加罗，你万没有想到这一点！”这句话比任何其他形式的语言都更适于表达马克思对某种特别荒唐的行为的惊讶[96]。有时马克思夸大或者改变一个人们所熟悉的引文，这引文虽然有了改变，但他的大部分读者仍然会相当清楚地知道引文的原来的样子，例如，面对普鲁士的反革命，他就说，在“丹麦王国”里不是“有些"乌七八糟，而是一切都是乌七八糟！[97]另一点也是极其引人注目的，那就是马克思从他最赞许的作家一莎士比亚、歌德和海涅的作品当中引用的一句话，常常成为那些精心构思而又充满热情的长句的高潮，这种句子正是他的报章散文的一个突出特点。他需要大作家的话来证实和支持他自己的话。他1848年12月15日发表的一篇论述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的文章里，有一段很长但决不笨重的话使人毫不怀疑地想到是同《皆大欢喜》第二幕有关。马克思指控普鲁士中产阶级时说：

　　“……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大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大风暴来谋私利；毫无毅力，到处剽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象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踏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衰颓不堪——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政柄时的形象”。[98]（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

　　这叫人联想到扎克斯关于人的七个时期的言论，以及其中那个掌握历史命运的瘦弱、穿便鞋的傻老汉的吓人的形象，这就使这整段文字有了出色的衬托。
　　对于读过马克思所引用的关于人的七个时期的言论的人来说，这里使他对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指控增添了一种重要的色采；但是他的指控，甚至对于那些不能领会他的引喻的人来说，也产生强烈的印象。这是重要的一点，因为马克思现在希望那些没有受过他那种教育的人也能理解并注意他。他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起先是对布鲁塞尔工人所作的一系列演说，后来才在1849年4月份的《新莱茵报》上发表。这一著作一开头就明确提到这一点，马克思告诉他的读者说：“我们希望工人能明白我们的解说。”[99]但是，甚至当他不象他在别的许多报刊文章中所做的那样有意识地放出文学火花时，他仍然禁不住潜意识地引证了一些他所喜爱的文学作品.下面摘引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的一节就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

　　“可是，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现。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见，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以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他是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地，对于他来说，劳动就是牺性自己的生活。劳动是已由他出卖给别人的一种商品。因此，他的活动的产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动的目的。工人为自己生产的不是他织成的绸缎，不是他从金矿里开采出的黄金，也不是他盖起的高楼大厦。他为自己生产的是工资，而绸缎、黄金、高楼大厦对于他都变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也许是变成棉布上衣，变成铜币，变成某处地窖的住所了。一个工人在一昼夜中有十二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认为这十二小时的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在他看来，十二小时劳动的意义并不在于织布、纺纱、钻孔等等，而在于这是挣钱的方法，挣钱使他能吃饭、喝酒、睡觉。假如说蚕儿吐丝作茧是为了象一个毛虫那样维持自己的生存，那末它就可算是一个真正的雇佣工人了”[100]。

　　蚕的形象会使受过教育的德国读者产生一种联想，从而更增加马克思的论据的力量，使人联想到歌德的《托尔夸托·塔索》中那位与书名同名的主人公对于一位真正诗人的生活方式所作的描述，那种生活方式是人不是单单为了维持生存才工作：

　　“在我内心日夜变化的这一冲动，
　　我无法抑制。
　　如果我不是在思考或写作，
　　那么生活对我来说就不再是生活。
　　当蚕儿把自己织向死亡的时候，
　　你去禁止它织吧。
　　它从内心深处想织出这珍贵的网，
　　而毫不停息，
　　直到它把自己缠到他的棺材里面。
　　哦，一位善良的上帝将来也要赐给我们
　　这值得羡慕的昆虫的命运：
　　迅速和欢乐地在新的阳光照耀的峡谷里
　　展开它的翅膀！”[101]

　　记得《托尔夸托·塔索》这一节的人们，会发现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描述又增加了新的一面——一个对立的形象：工作如何不再成为自我发现和自我创造的行动，伟大的诗篇在这方面既能给予例证又能给予象征。
　　应当顺便指出，《雇佣劳动与资本》只是一篇更长的未发表的分析文章的一部分，这篇文章分析了马克思心目中的市场经济在十九世纪所发挥的作用：

　　“第一，由于这一点，一切宗法制的东西都消失了，因为只有商业即买卖才是唯一的联系，只有金钱关系才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间的唯一关系。第二，旧社会的一切关系一般脱去了神圣的外衣，因为它们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同样，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全体牧师、医生、律师等，从而宗教、法学等，都只是根据他们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这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啊！”[102]

　　艺术家和艺术同样被贬损，这一点在马克思的文章里又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原因——这样的一种贬损或残毁可以使人们确信，目前的情况是使人失去人性和不可容忍的，因此就成了变化的动因。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大都写得很好，并且卓有成效和毫不夸张地使用了修词学的各种手法，形象，韵律的变化和文学引喻。至少有一篇文章，即1848年6月29日写的那篇文章，是和《共产党宣言》本身同样有力的一篇德国散文[103]。这就给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经常发表的对于文体方面的批评带来了力量和说服力。这种对于文体方面的批评包括：对于字句上的混乱和误译的批评[104]，对于语法上的不当的批评[105]，对于臃肿而笨拙的句子的批评[106]，对于浮夸的空话和陈词滥调的批评以及对于那些陶醉于自己的废话的人所讲的昏话的批评[107]；还有对于敌对的报纸编辑在写装腔作势的散文时无意中搞出来的诗体韵律的批评[108]。这也给《新莱茵报》创刊号上对法兰克福议会中的发言者所进行的指责带来了力量：“这个会议不是引导德国人民或者接受德国人民的引导，而是废话连篇，使人民感到厌倦……到现在为止，国民议会连革命运动的回声也够不上，更不用说是革命运动的中央机关了。”[109]马克思在这里对政治修词学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对那种卓有成效地表达并引导人民的思想和感情的艺术所表示的兴趣，他此后终生都一直保持不变。
　　《新莱茵报》在政治论辩中经常采用文学分析的手法，同时它也把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辞汇用之于政治事件。戏剧和舞台演出的隐喻是常见的[110]。把康普豪森说成好象写过一篇“史诗”并且为自己作出赞美歌；《科伦报》的政治通讯员用哀歌体和高尚的抒情体写作；比利时和瑞士的社会情况，在马克思看来，则是“大历史画中的两幅悲喜剧式的、漫画式的世俗画”[111]。后一个例子清楚地表明，文学批评中的分类可以同美术批评的词汇相结合。
　　最后，《新莱茵报》抓住阿尔丰斯·德·拉马丁的政治经历所提供的机会来仔细分析一个浪漫主义作家在他祖国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结果并不鼓舞人心。早在1847年12月，马克思就指责过拉马丁对历史的发展具有天真混乱的观点。他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写道：

　　“拉马丁先生提出，所有制根本就是从野蛮状况到文明状况的过渡阶段，并解释说，所有权是进行呼吸和生儿育女过程的先决条件，同样也是社会现存的私有财产的先决条件。他以为这样就证实了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万古长存。
　　拉马丁先生正象没有看到‘占有’空气和‘占有’社会产品之间的差别一样，没有看到从野蛮过渡到文明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之间的区别；就象两个时代都是‘过渡时代’一样，反正两者都是‘占有’！
　　毫无疑义，拉马丁先生在他那反对共产主义的‘充分的’论战中一定会发现有可能从他的‘感觉’所产生的这些一般词句里‘合乎逻辑地’引伸出一系列更为一般的词句。那时，也许我们也有可能来‘更加充分地’研究他的词句”。[112]

　　现在，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考察了拉马丁在1848年临时政府中担任了短暂的、有力的、但不光采的职务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二月革命的最后一点正式的残余物——执行委员会——已象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烟火变成了卡芬雅克[113]的密集的炮火。”[114]几个月之后，在1848年10月22日，马克思再次谈到拉马丁，这时已把他看成是一个资产阶级幻想的体现，在这之后除了幻灭之外什么都不可能发生：

　　“拉马丁体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对自己的幻想，体现了它所编造的关于自己的夸大的、虚幻的、热烈的想象，体现了它关于自己的伟大的幻想。有什么不可以想象的呢！象从自己的皮囊中放出风来的埃俄罗斯[115]一样，拉马丁也解开了自己的袋囊，放出了一阵风，轻轻地一吹就把一切空中的幽灵、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漂亮话——一切民族友好团结、法国会使一切民族获得解放、法国为维护一切民族的利益而自我牺牲等等轻浮的词句吹向东方和西方。可是他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
　　卡芬雅克及其对外工具巴斯蒂德[116]用行动补充了拉马丁的漂亮话。”[117]

　　在这个意义上，“带有虚幻的光辉的”拉马丁乃是“适应时势的真正大丈夫”（der wahre Mann der Situation ）。[118]在《新莱茵报》上，马克思一再回顾1848年革命异常欣快的时期；而且为了向他的德国读者描述把拉马丁卷入政界的那些希望，马克思引用了席勒那首经贝多芬配乐之后传遍全欧的《欢乐颂》：

　　“从来还没有一次革命运动象1848年的革命运动这样以如此动人的序曲开始。罗马教皇给1848年的革命运动以宗教的祝福，拉马丁的风神之琴轻轻地奏出了优美慈爱的曲调，歌唱了所有社会成员和各族人民的《fraternité》——手足情谊。

　　‘拥抱吧，亿万人民！
　　普天之下共亲吻’。

　　现在，被赶出罗马的教皇在残暴的白痴斐迪南的保护之下稳坐在加埃塔；这个意大利的iniziatore〔“倡议者”〕正在运用计谋，伙同他在自己的黄金时代曾以开除教籍相威胁的、意大利历来的死敌奥地利来反对意大利。不久前在法国举行的总统选举，对于叛徒拉马丁的不得人心作了统计学上的证明。没有比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更仁慈、更人道和更软弱的事变了；没有比这种软弱性的人道主义的必然后果更残酷的东西了。意大利、波兰、德国和首先是在六月战败的那些人们就是证明。”[119]

　　席勒的梦、贝多芬的梦和“叛徒拉马丁”的梦在权力的现实面前都同样地幻灭了。《新莱茵报》得出结论说：“正象法国已经没有拉马丁一样，意大利再也没有Pio nono〔庇护九世〕了。充满幻想的欧洲革命时期，富于逗想、良好愿望和华丽词藻的时期，在炮击、大屠杀和流放中庄严地结束了。奥地利的照会、普鲁士的照会、俄国的照会是对拉马丁的呼吁的最适当的回答。”[120]
　　因此，在革命的年代里，马克思在他当时已开始认为是阶级斗争的事业中，继续通过引喻，引文和潜意识的联想，把他所赞尝的作家当作武器。他曾专门到四十年代初期的海涅作品中去找材料，那是精辟简洁、机智、战斗和嘲讽的措辞用语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源泉。他对海涅的敬佩由于他对海涅的个人品德的日益增长的怀疑而受到削弱，尽管他对海涅日益恶化的健康的怜悯使这一点没有继续发展下去。另一位诗人使他感到更严重的失望，那就是他早年的同盟者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在政治活动中清楚地表现出性格上的弱点。但是新的同盟已经形成，那就是同格奥尔格·维尔特，同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同盟。他们对日益成长的无产阶级的同情似乎可以同马克思自己的同情相比。这些人的对立面是拉马丁。在马克思的心目中，拉马丁是浪漫主义的资产阶级幻想的体现；他的人格和他的事业加在一起，对马克思来说，可以当作一部教科书那样来说明欧洲浪漫主义的政治性质。马克思认为这种浪漫主义是在一层美丽的词藻下掩盖着物质利益、利己主义和阶级斗争的一切平凡的或野蛮的伴随物。这些词藻的作用就是把人们诱入无所作为的境地；使这些人同意压迫和剥削，否则这些人就将会把它们清除掉。但是马克思相信，时代的逻辑对拉马丁之流的人物是不利的。在他看来，资产阶级表现得太露骨了，竟然把诗人和诗也拖到市场上去，这样就在抹杀诗人和诗的光辉方面做得太过分了。对文学的蔑视因此可以变成正如米哈依·里弗希兹所说的那样一个“有力的革命因素”；马克思在现代社会中所发现的艺术衰落，“甚至从艺术本身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被认为是“进步的”[121]。
　　特别是，在马克思看来，同文学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联系起来的经济发展，正在朝着产生世界文学的方向前进。看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新莱茵报》上的文学引喻方面的证据，人们可以说，世界文学的时代在重要的意义上来说已经到来了。它已经存在于马克思的头脑之中，马克思的头脑正是许多世纪和许多国家的文学经验和回忆的一个宝库。



[1]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1970年版，第27—28页。

[2] 《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学与社会哲学著作选读》，T·鲍多莫尔和马·普贝尔合编（哈蒙斯沃斯，1963年），第40页。（马·鲁贝尔现任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译注）

[3] 《共产竞宣言》，人民出版社版，第23页。

[4] 同上书，第47页。

[5] 同上书，第56页。

[6] 原文“Palimpsest”，指一种羊皮纸上，能把原来的字迹刮去，在上面另写新作品，如果把这种纸照着灯光看，还可以看击原来的字迹。——译注

[7] 《共产党宣育》，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50页。海涅在《哈尔茨山游记》和《法国画家》中用过这种“除旧书新的羊皮纸”的形象。但是这种形象并不是很不寻常的。

[8]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46—47页。

[9] 甚至结束《共产党宣言》的那句著名的话也可以听到海涅作品的回响。海涅在论述路德维希·马尔库斯的文章（Ludwig Marcus，Denkworte）里，就曾提到“各国工人的兄弟联合（Verbrüderung der Arbeiter in allen Ländern）”，提到“无产阶级那支疯狂的大军（von dem wilden Heer des Proletariats），这支大军为了追求欧洲的一个共同目标，为了唤出一个真正的民主，而决心完全不考虑民族的问题。”参阅多尔夫·施特恩贝尔格：《亨利希·海涅和免罪》（Heinrich Heine und die Abschaffung der Sünde），汉堡与杜塞尔多夫，1972年，第360页。（此处海涅诗文引自冯至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8 页。——译注》

[10]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9页。

[11] 让·步尔·利奥纳尔·西蒙德·德·西斯蒙第（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译注

[12] 按此句的英译文为：“Thus arose petty bourgeois socialism. Sismondi was the head of this school，notably in France but slso in Eagland.”中译文见《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49页。——译注

[13]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1970年版，第46—47页。

[14] 此词中译本译为“文字”。——译者

[15] 参阅《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56页。马克思曾在先前给卢格的一些信（发表于《德法年鉴》，《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6页）中就提到过卡贝的这部空想社会主义的小说。

[1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73页起。

[17] 古斯塔夫·弗莱塔格（1816—1895），德国资产阶级作家。——译注

[18]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50页。

[19] 《共产竞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52页。

[20] 同上书，第26页。

[21] 同上书，第40—41页。

[22] 同上书，第52页。

[23] 《共产党宣言》，中文版1970年版，第43页。

[24] 同上书，第46页。

[25] 韦莱克：《现代批评史（1750—1950）》，英文版，第3卷，第235页。

[26] 参见F·斯特利克：（耿德与世界文学》（伯尔尼，1946年），第13—103页。

[27] 《马恩全集》，中文服，第3卷，第51页。

[28]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1970年版，第27—28页。

[2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42页。

[30]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43页。

[31] 瓦西里·瓦西里也维奇·别尔维（笔名恩·弗列罗夫斯基）（1829—1918），俄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启蒙运动民主主义者，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作者。——译注

[32] 参见1866年6月20日和1870年2月12日致恩格斯的信（载《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29—231 页；第32卷，第 428页），1870年4月9日致迈耶尔和福格特的信（载《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651—658页）。

[33] 巴贝尔（Babel），《旧约·创世纪》第十一章，说耶和华妒忌人民造塔通天，就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不能完成造塔任务。这里的意思是语言众多。——译注

[34] S·奥索夫斯基；《社会主义意识中的阶级结构》。S·佩特森英译本，伦敦，1963年，第88页。回忆一下下述情况是适当的，即迪斯累里的《西比尔，或两个民族》是在1845年出版的，而海涅的《威廉·拉特克利夫》中的一个人物早在1822年就把人类分成两个相互斗争的民族：脑满肠肥的民族和饥饿的民族。

[35]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34页。

[36] 同上书，第39—40页。

[37] 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注

[38] “Catechism”，一译《信条》。——译注

[39] “《共产党宣言》几乎是革命修辞学的一部选集，而它的一些最有效果的口号都是借来的。维尔纳·松巴特曾经说过‘无产阶级除了他们的恢能以外，没有可以丢失的东西”，而"工人没有祖国"则是马拉的话，“人对人的剥削"则是巴扎尔的话，‘现金交易'关系是从托马斯·卡莱尔的作品中来的，并曾为恩格斯在《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引用……”（见S.E，海曼；《缠站的组合），1966年版，第100页）。②指一个单词或短语出现在连续数句或数行的开头。—译注197

[40]

[41]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3页。参见帕美拉·汉斯弗德·约翰孙：《马克思的文学成就》（载于《现代季刊》，新辑第2卷（1946—1947年），第240页）：“这一节表明了他的两个最突出的文体上的特点。第一，表现为比喻形式的简明陈述，紧接着是一个长而流畅的形容句。第二，顿降法的使用，从教皇到德国警局密探的一个急进下降的壮观的曲线。顿降法的讽刺的例子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是很多的……”

[42] 《谈话集》，第128页。

[43] 指海涅的《混合作品集》（Vermischte Schriften）第1—3卷，汉堡，1854年。后二卷是题为《吕太斯》的论文集和特写文集。

[4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420—421页。

[45] 《谈话集》，第129页。

[46] 莫里茨·卡里耶（1817—1895），德国哲学家。

[47] H·H·胡班编：《同海涅的谈话》，第898 页（1948年版）

[48] 多·施特恩贝尔格：《亨利希·海涅和免罪》，第50页。

[49] 尼甲尼撒（Nebuchadnezzar，公元前605—公元前562），巴比伦国王，曾经应了神的预言，“被赶出离开人世，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见《旧约·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三十三行）。——译注②④

[50] 克里姆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67年），第1卷，第32页。弗兰契斯卡·库格曼提供的证据和卡里耶提供的那样（见前注），都需要谨慎对待，不可盲信。

[51]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69页。

[52] 阿达尔贝特·冯·伯恩施太德（1808—1851），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普鲁士政府的密探。——译注

[5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7 卷，137页。

[54] 克里姆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67年），第2卷，第296—297页。（见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7页。——译注）

[55] 戴麦兹；《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第92—96页。

[5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17页。（背书人指的是在票据上作转让签字的人。——译注）

[57] W·布路曼堡：《从原始资料和图片文献看到的卡尔·马克思》（莱恩倍克1962年版），第87—90页。

[58] 鲁道夫·康普豪森（1803—1890），普鲁士首相，推行妥协政策。——译注

[59] 参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28页。

[60] 斯特恩：《特利斯川·项狄的生平和见解》，第1册第2章。许多年之后，马克思才发现斯特恩在这里提到的法国的机智的人物是拉·罗什福考（La Rochefoucauld）.（拉·罗什福考（1613—1680）是法国作家，著有《回忆录》（1662）与《格言集》（1665）。他认为自我利益是人类行动的源泉，——译注）

[61] 参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29页；另参阅罗泰克：《从历史认识的萌芽时期到现在的通史；供考察历史的朋友参考》（夫赖堡，1834年）。

[62] 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医师。——译注

[63] “啊，上帝！艺术是长久的，而我们的生命则是短促的……”（《浮士德》，第1部，《夜》，）参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29页。——译注

[64] 《理查三世》，第五幕第四场；参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0页。（莎翁的原话为"我的王位换一匹马！”——译注）

[6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0页。

[66] 《徳国，一个冬天的童星童话》，第17章。（中译文引自冯至译《徳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9页，——译注）

[67]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0—31页。

[68] 古罗马人传说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偷袭罗马时，卡皮托里乌姆山砦由于献给优诺女神的鹅的叫声惊动了卫兵而得救。参见《古代罗马史》，1957年三联书店中文版，第156—157页。——译注

[69] 卡尔·奥吉斯特·米尔德（1805—1861），西里西亚的大厂主，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的商业大臣（1848年6月一9月），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主席，属于右派。——译注

[70] 勒达在希腊神话中是廷达瑞俄斯的妻子，卡斯托尔则是他们的儿子。勒达又和宙斯生了海伦和波吕丢刻斯，这两个神都是从蛋里孵出来的。——译注

[71] 参阅《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1页。

[72] 弗里德里希·卡尔·黑克尔（1811—1881），巴登的共和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是主主义者，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后流亡美国，参加美国内战，站在北部方面。——译注

[73] 黑克尔，普鲁士法官，1848年是科伦检察官。——译注

[7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521页。

[75] 参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36页，第5卷，第46、326页。（海涅诗句引自冯至中译本，第51、95、50页。——译注）

[76] 参见同上书，第5卷，第117、206、267页；第6卷，第521、571页等等。

[77] 高特夫里特·毕尔格尔（1747—1794），德国哥亭根林荒派诗人，狂飙突进运动的主要代表者。——译注

[78] 斐迪南·赖蒙德（1790—1836），奥地利的演员和制作家。——译注

[79] 参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1页（《愿死者安然升入天堂》）；第5卷，第112 页（《不管太阳多么亮，它总是要落的。》）一一引自斐·赖蒙德的《来自小仙人世界的姑娘，或一个农民百万富翁》（第二幕，第四场）。

[80] 卡尔·阿尔诺德·科尔图姆（1745—1824），德国诗人和作家，以《约卜西之歌》一书而著名。——译注

[81] 菲尼莫尔·库伯（1789—1851），美国浪漫主义作家。——译注

[82] 马提阿斯·克劳狄乌斯（1740—1815），德国诗人。——译注

[83] 罗伯特·彭斯（1759—1796），伟大的苏格兰诗人，民主主义者。——译注

[84] 乔阿契诺·罗西尼（1792—1868），著名的意大利作曲家。——译注

[85] 参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64页（荷马，维吉尔）；第5卷，第66、112、311页；第6卷，第19、33、99、111、164页（莎士比亚）；第6卷，第78页（密尔顿：《失乐国》——但这篇文字还不能确定是马克思所作）；第6卷，第 312页（莫里哀）；第6卷，第111、224、532 页（博马舍）；第5卷，第121、521、570页，第6卷，第28、54、241、258、310.357—358、411页（歌德）；第6卷，第19、56、79、173、548页（席勒）；第6卷，第79、118页（科尔图姆）：第6卷，第70页（克劳狄乌斯）；第5卷，438—440、493页（弗莱里格拉特）；第5卷，第433页（莫扎特）；第6，第81页（罗西尼；《唐克莱德》）。

[86] 参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18、317、403、410、430、490、501页；第6卷，第54、439、592页。

[87] 阿佛洛狄忒，希腊神话中的爱情女神是克洛诺斯将自己父亲乌拉诺斯肢体投入海中时从泡沫中所诞生，又一说，她是宙斯和狄俄涅的女儿。——译注

[88] 忒修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王子，曾进入克里特速官斩妖除怪的英雄。——译注

[89] 阿利阿德涅，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的女儿，他给了忒修斯一个线球和一把魔刀，使他杀死了克里特迷宫里的怪物并顺着引路的线走出迷宫。——译注

[90] 埃涅阿斯，希腊神话中特洛亚英雄之一。——译注

[91] 忠实的埃卡尔特是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是忠实的人和可靠的捍卫者的典型。——译注

[92] 赫鲁斯克人是古代日尔曼人的部族，纪元前一世纪生活在威悉河和易北河中游，纪元前一世纪末至公元一世纪初被罗马人征服。公元9年在领袖阿尔明尼的领导下，在多德堡森林击溃了罗马军队，从罗马统治下获得解放。——译注

[9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25页。在其他许多暗示到圣经章节却又故意用得和圣经的原意有所不同的地方，有一处值得特别提一下：“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马太福音》，第13章，第12行）1848年7月26日的《新莱茵报》就说这个预言在现代世界中正在不断实现。（《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 第311页）。

[9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8、241、258页。

[95]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弗兰格尔（1784—1877），普鲁士将军，元帅，反动分子。——译注

[96] 《马恩全集》，第5卷，第500页；第6卷，第19、224页。

[97] 同上书，第6卷，第164页。

[98]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27页。（参见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七场，萨翁的原话是“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没有口味，没有一切。——译注）

[99] 同上书，第474页。

[100]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7—478页。（原书所引英译文末一句中的“象一个毛虫那样’几个字，全集中译本中无。——译注）

[101] 歌德：《托尔夸托·塔索》，第五幕，第二场。

[10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59—660页。

[103] 同上书，第5卷，第153—157页。

[104] 同上书，第6卷第 272、269页。

[105] 同上书，第179页。

[106] 同上书，第134、236页。

[107] 同上书，第311页。

[108] 同上书，第311页。

[10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6页。

[110] 同上书，第113、496、542页；第6卷，第84、131、306、588页。

[111] 同上书，第65页第6卷，第310、474页。

[11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巷，第419页（1847年12月26日）。

[113] 路易·欧仁·卡芬雅克（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5月起任法国陆军部长，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曾为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和1851年12月2日政变以后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译注

[11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53——154页。

[115] 埃俄罗斯，希腊神话中的风神。——译注

[116] 茹尔·巴斯蒂德（1800—187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国民报》的编辑之一；曾任外交部长。——译注

[117]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516页。

[118] 同上书，第5卷，第 532页。

[11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 173页。

[120] 同上书，第369页。

[121] 米哈依·里弗希兹：《卡尔·马克思的艺术哲学》，英文版，1933年，第100、101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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