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1976）

第六章 从《粗俗的人》到《杨•瑞日卡》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1]


（1）


　　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的对于文学的见解意味深长地得到另一篇文章的补充。这篇文章是由马克思署名的，发表在莫泽斯·赫斯主编的《社会镜报》上。这篇文章采用了书评的形式，详细考察了一个叫让·伯歇的人的回忆录，因此标题是《伯歌论自杀》（Peuchet：Vom Selbstmord）。

　　“从著名的作家的作品当中，从那些准备以某种程度的仪式来迎接自己死亡的绝望的人所写的诗当中，可以编出一部奇特的语录。在作出自杀决定之后出现的那阵奇异的冷酷时刻，一种富于感染力的热情在他们的灵魂中熊熊燃起，并且发泄在纸上，甚至在那些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阶级的人们当中，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在他们深刻领会即将牺牲的全部意义之前，他们整理好思路，集中全部力量，道出最后几句颇有热情和特色的话。
　　有一些这类被埋在公文档案里的诗确是杰作。一个集中全部精力于自己的买卖上并把他的商业当做他的上帝的、笨拙的资产者，会觉得这种观点十分浪漫，并且会报以讥笑，试图驳斥这种他所不能理解的痛苦。他的轻视并不使我们感到奇怪。百分之三的人甚至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正在一天一天地、一小时一小时地、零割碎剐地在慢性自杀，并且在谋杀他们自己的人性，我们对这部分人能有什么别的期望呢？但是，那些装作虔诚而且受过教育，却还重复笨拙的资产者口中那些无聊话语的好人，我们又如何来谈论他们呢？”[2]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具有特色地重述维科[3]、哈曼[4]和海德三人的意见，即诗是人类的母语；甚至在现代世界，甚至在那些被剥夺了教育所能带给的智力发展的人们当中，在激情的压力下，在具有存在意义的处境中，诗的源泉又会涌流出来。一种致力于贪婪攫取的那种生活必然导致这种创造力的衰退，从而构成一种自杀，因为它谋杀了使人具有真正人性的东西。因此，那些支持马克思所哀叹的当时欧洲的社会制度的知识分子，便被谴责为在帮助谋杀灵魂，在帮助人类的文化自杀。
　　一年以后，也就是1847年10月，马克思为另外一家报纸《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再一次施展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试过的辩论技巧，其中包括大量的文学预见、对比、引喻和引语。这些重炮的目标是指向一个无名的激进记者卡尔·海因岑。海因岑曾经敢于在发表马克思反击文章的那个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报纸上攻击恩格斯。但是，那篇攻击海因岑的文章却值得重新提一下，因为文章一开头就显示出马克思试用的一种文学形式或次文学类型的极其详尽的特点，而这种形式就是粗俗文学（grobianische Literatur）或粗鲁文学（booby-literature ）。[5]它是由中世纪讲餐桌仪礼的研究文章开始，经布兰特的《愚人船》（1494年）某些章节的新的促进，而在《粗俗的人》这首诗中达到了高峰。《粗俗的人》是弗里德里希·德德金[6]用拉丁语写的一首诗（1549年），这首诗很快被译成了德文和欧洲其他文字。

　　“在宗教改革以前不久和宗教改革期间，德国人创立了一种独特的、单是一个名称就够骇人的文学：粗俗文学。目前我们正处在类似16世纪的革命时代的前夜。粗俗文学重新出现在德国人面前是并不奇怪的。对历史发展发生的兴趣不难克服这类作品所引起的美学上的反感；这类作品早在15、16世纪就在那些甚至鉴赏力不高的人们中间引起过这种反感了。
　　16世纪的粗俗文学是：平淡无味，废话连篇，大言不惭，象斯拉索[7]一样夸夸其谈，攻击别人狂妄粗暴，对别人的粗暴则歇斯底里地易动感情；费力地举起大刀，吓人地一挥，后来却刀背朝下地砍去；不断宣扬仁义道德，又不断将它们破坏；把激昂之情同庸俗之气滑稽地结合一起；自称关心问题的本质，但又经常忽视问题的本质；以同样自高自大的态度把市侩式的书本上的一知半解同人民的智慧对立，把所谓‘人的理智’同科学对立；轻率自满，大发空言，无边无际；给市侩的内容套上平民的外衣；反对文学的语言，给语言赋予纯粹肉体的性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喜欢在字里行间显示著者本人的形象：他摩拳擦掌，使人知道他的力气，他炫耀宽肩，向谁都摆出勇士的架子；宣扬健康的精神是寓于健康的肉体，其实已经受到16世纪极无谓的争吵和肉体的感染而不自知；为狭隘而僵化的概念所束缚，并在同样的程度上诉诸极微末的实践以对抗一切理论；既不满于反动，又反对进步；无力使敌手出丑，就滑稽地对他破口大骂；索洛蒙和马尔科夫，[8]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幻想家和庸人，两者集于一身；卤莽式的忿怒，忿怒式的卤莽；庸夫俗子以自己的道德高尚而自鸣得意，这种深信无疑的意识象大气一样漂浮在这一切之上。如果我们没有记错，德国人民的智慧已用‘海涅卡——力大无穷的仆人’这首歌为它立下了一座抒情纪念碑。海因岑先生是复活这种粗俗文学的功臣之一，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是象征着各国人民的春天即将来临的一只德国燕子。
　　海因岑……的宣言，为我们研究这种畸形文学（上面我们已经指出这种文学代表德国的历史兴趣的一面）提供了便利的机会。我们根据海因岑宣言来描述以这篇宣言为代表的文学变种，正如文学史家根据16世纪流传下来的作品描述16世纪的作家如托马斯·穆尔纳一样。”[9]

　　不难看出，马克思重新提起一种已经消失的文体，不仅仅是因为好古。他提出这样的观点：社会集团的相似将导致文学现象的相似。所以，既然德意志似乎进入一个革命时代，在某些方面又与宗教改革以前和接踵而至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因此研究15和16世纪文学就同当前很可能有关联了。确实，这一点很快便弄清楚了，我们将会看到，把“粗俗文学”描绘成一种倒转过来的，可去旧书新的羊皮纸写本，我们将会通过很少德国人会试图挽救的那种时间注定其湮没无闻的作品的特点，来识别卡尔·海因岑之流所代表的一种现代现象的特点。研究古老的文学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现代世界，反对它的弊端，从而最终改变它。
　　“粗俗文学”（grobianische Literatur）是一种吸引人的作品，19世纪的德国人，同16世纪的德国人一样，容易受到它的吸引，同样都把粗鲁的愚蠢误认为力量和见识。马克思引用民歌《海涅卡——力大无穷的仆人》[10]，似乎是指出，这首歌对于中产阶级较之对于平民更容易富有引诱力。但是，还有另一种与第一种截然相反的、吸引人的作品，它在社会动乱时代对人们具有更大的引诱力；马克思选出加以说明的这种引人的作品，不是从宗教改革时期的文学中，而是从18世纪的作品中选出来的。重点仍然放在德国文学上：

　　“又如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在强烈的、激情的否定和背弃的时代，例如18世纪，出现了正直而善良的大丈夫，出现了以停滞状态的田园生活来同历史的颓废相对抗的素有教养、作风正派的盖斯纳[11]@之类的色鬼。但是为了嘉奖这些田园诗人（他们也是一些批评化的道德家和道德化的批评家），应当说，他们在评定牧人和山羊两者在道德方面谁数第一时所表现的那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是诚恳的，”[12]

　　德国文学中的田园诗部分继续成为马克思诅咒的对象。例如，他对歌德的抒情史诗《海尔曼和窦绿苔》（Hermann und Dorothea）的主人公就表示出由衷的厌恶。[13]
　　马克思在论述“粗俗文学"和盖斯纳的田园诗时，试图诊断的是各种幻想，“虚假的意识”；他认为，德国的中产阶级在动荡时代特别容易接受这种意识。他们如果是激进分子，不是喜欢把自己说成是能够杀死巨人的英勇人物吗？而他们如果不是激进分子，不是喜欢把自己说成是田园诗中的牧人吗？卡尔·海因岑——这些想法的最合适的代表人物——不是曾经当真把自己比作一个期望被共产主义者阿喀琉斯打倒在地的勇士，却发现自己是在受忒耳西忒斯的攻击吗？马克思评论说，“赫克托耳只是预感到他要被阿喀琉斯一手打倒。”[14]他接着引用了莎士比亚的《爱的徒劳》一剧中的一幕，在这一幕中，怪诞的吹牛家唐·阿德里安诺·德·亚马多[15]，因为不适当地扮演了赫克托耳的角色而受到嘲笑。但是提到忒耳西忒斯时又怎样呢？马克思接着讽刺地问道，可能是海因岑的古代英雄的概念不是来自荷马，而是来自施莱格尔所译的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吧？（不可不注意，这个暗示的意思是，海因岑当然不能读莎士比亚的英文原著。）若是那样的话，海因岑所扮演的角色便不是赫克托耳，而是埃阿斯（Ajax）了。马克思接着显然是很有兴趣地引用了《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各幕的台词，而扮起海因岑指派给他的角色忒耳西忒斯；在这个戏里，愚蠢、笨拙的埃阿斯上了忒耳西忒斯的圈套，最后，忒耳西忒斯说出：“我宁愿做一只羊身上的虱子，也不愿做这么一个没有头脑的勇士。”[16]而达到高潮，马克思正是把这句话当作自己的话。接着，他模拟英雄史诗的文体讽刺地把海因岑勇猛的事迹记录下来，最后大段摘引《列那狐》的词句作为结尾，《列那狐》这部欧洲古典作品已由歌德用六步格诗体改编成一部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都有教育意义的高地德语的讽刺史诗了，[17]②马克思引用的就是歌德的这首长诗。
　　在海因岑想到要把马克思比作忒耳西忒斯这个角色以前，马克思实际上已经采用忒耳西忒斯的看法了，想到这一点会使人感到奇怪。1842年4月27日，马克思从波恩写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一封信中，就引用了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几句话：“忒耳西忒斯说，‘到处只是战争和放荡行为’；即使不能责怪本地大学是在进行战争，那么至少它的放荡行为是够多的”[18]。但是，当时“忒耳西忒斯主义”的观点，一种平庸的、受嫉妒心支配的生活观点，在青年黑格尔派中是流行的。黑格尔本人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不是曾以他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分析过这种现象吗？这些演讲马克思是很熟悉的：

　　“荷马史诗中的那个指摘国王的忒耳西忒斯，是各个时代反复出现的人物。他确实不象在荷马史诗里那样总是挨粗棍子打，但是他的嫉妒心，他的倔强的任性，一直是他肉里的一根刺，是咬他的一条不死的虫子。他总是为了发觉他的意图，哪怕是好的意图，和他吹毛求疵地找岔子，会在世界上完全没有成功的希望而感到苦恼。对忒耳西忒斯主义的命运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是可能的。”[19]

　　对马克思来说，从荷马的忒耳西忒斯观察到莎士比亚的忒耳西忒斯，并且认识到采用忒耳西忒斯的观点同采用靡非斯托斐勒司的观点一样，同样可以有助于真实的观察，这一点是很自然的。在这里，如同他经常所作的那样，他可以把黑格尔颠倒过来，他可以相信，如果忒耳西忒斯说得十分清楚，而且反来复去地说，他所指摘的“国王”的原形就可以暴露无遗。这样就有机会可以进一步让世界摆脱那些统治它的人和他们所支持的制度。结果，“忒耳西忒斯主义”就可以不象黑格尔所相信的那样注定必然失败。
　　马克思在《爱的徒劳》壮观的场景中，在《列那狐》中所发现的，尤其在忒耳西忒斯这个人物身上所发现的，是戳破自我欺骗、幻想、虚假的意识的肥皂泡时所感到的喜悦；当然，他在海涅的作品中也发现了这种喜悦。海涅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攻击虔诚的画家柯纳里乌斯时用的一句拉丁成语，马克思现在便用它来攻击海因岑：“任意涂抹不是画图（Cacatum non est pictum）”。[20]

（2）


　　以《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为题的攻击海因岑的文章，分期发表在1847年10月至11月的《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这以前，在1847年6月，另有一篇攻击一个更大的和更重要的人物的文章。这个人物对私有财产所作的遣责，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曾起过重要作用。这个人物就是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马克思现在认为他的历史哲学过于唯心主义和过于受黑格尔的影响了。“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21]所以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ere）引出了马克思的一本反击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标题再一次展示了马克思觉得非常适合他的思想方式的相互颠倒：《哲学的贫困》（《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Proudhon）。
　　有些人认为经济规律是“永恒的”，而不是仅仅适用于历史发展的一定时期的。马克思在抨击蒲鲁东的同时，也试图揭露这些人的虚伪的抽象化和一般化；同时他还希望对所有使“一个词变出个东西来”并且把生活看成仿佛是文学的那些人进行严厉的谴责。他告诉我们，蒲鲁东

　　“把商品‘劳动’这个可怕的现实只看做是文法上的简略。这就是说，……整个现代社会，今后仅仅是建立在某种破格的诗文和比喻性的用语上了。如果社会愿意‘排除’使它烦恼的‘一切麻烦’，那末只要去掉不好听的字句，改一改说法就可以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要请求法国科学院出版一部新词典就够了。这样一来就不难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认为必须在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大事议论语源学和文法学的其他部分。”（重点系本书作者所加）[22]

　　在蒲鲁东书中“破格的诗文”当中，他使用了马克思自己所喜爱的神话英雄——普罗米修斯。

　　“再接下去，就是有关远古时代的事情了。这是富有诗意的故事，目的是要使因上述数字证明的严密性而疲惫不堪的读者得到休息。蒲鲁东先生把普罗米修斯的名字给予作为人的社会，并且用以下的话来歌颂他的功绩……蒲鲁东先生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真是怪物！他无论在逻辑上或政治经济学上都是软弱无力的……这种说明现象的方法，部分是希腊的，部分是犹太的，既神秘又有寓意……但是蒲鲁东先生使之复活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社会，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社会关系。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抹杀这些社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而你的普罗米修斯也就变成一个没有手脚的怪影，就是说既没有工厂也没有分工，总之，没有最初你……给他的一切东西。”[23]

　　蒲鲁东用他在文学中初次遇到的一位神话英雄来使社会人格化，并非打算揭示真理，而毋宁说是想使真理含混不清。如果你看到整个人类社会装扮成一个人的样子，那你就是用一个幽灵来代替一个又区分又复合的现实；你就是用词汇来代替事物。神话代替了理论；一切真理都消失在一个神秘主义和讽喻的邪恶的混合体里。在错误的手笔下，古典神话产生并且加强有害的幻觉。
　　马克思接着断言，蒲鲁东所不理解的是：社会关系是同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着的：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mors immortalis）才是停滞不动的。”[24]

　　人们对于马克思关于手工磨的论述能接受到什么程度，我留给研究封建制度的人去决定（我想，他的论述的意思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在上面引的这段文字中，重要的是文学在一个体制中的地位（这个体制认为观念和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文学作品是“历史的产物”，这一点可以毫不困难地被接受，但是它们“暂时”到什么程度呢？上边引用的段落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它确实间接地、清楚地说明：对于伟大作品和它们所表现的观点是超越暂时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说法，马克思有些什么见解。马克思别具一格地在文章的高潮处提醒我们注意一篇世界上最伟大的诗篇，马克思在那篇诗篇中经常体验到它自写成以后多年来一直使人高兴、受益并为之振奋的力量。“不死的死”（mors immortalis）这句成语使人想到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中令人难忘的一行诗，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已经引用过这行诗：

　　“不死的死夺去了有死的生。"[25]

　　马克思的相对论本身被他引证的作法相对地阐明了。
　　引用卢克莱修的这句诗决不是《哲学的贫困》中恰当的文学联想的唯一例子。马克思还引用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第八卷里的一行，即“为了生活而失去生活的根基”（Et propter vitam vivendi perdere causas）[26]，来表示他对蒲鲁东的论证的荒谬性的见解。尤维纳利斯这一行诗注定成为马克思喜爱的引语之一。他在这行诗中看到的有关现代社会经济规律效果的说明，同他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作品中看到的同样明确[27]。笛福的鲁宾逊在《哲学的贫困”里第一次短暂地露了一面，以便适当地说明社会要素被降低到最小限度的一种环境。鲁宾逊剩下一个人，不受社会事物的干扰，他这个例子说明一个假设的情况：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是隐士，只为他自己生产[28]。后来，托洛茨基采用这同一个典型，并且把蒲鲁东（无党或无阶级的革命者）叫做“社会主义的鲁宾逊”[29]。
　　《哲学的贫困》的序言里，也清晰地回响着海涅在他那部关于德国宗教、哲学和文学的著作（《关于德国》〔De 1’Allemagne〕）中对维克多·库辛[30]的假装恭敬的评论的声音。在马克思此书的第二章的开头，也明显地有海涅风格的痕迹。但是在这部书里，引证伏尔泰的地方比引证海涅的地方要多。马克思引用并称赞伏尔泰在《巴黎议会史》一书中谈到约翰·罗[31]的制度时对货币价值的分析。[32]伏尔泰的小说《有四十个埃巨的人》，证明伏尔泰已“预感”到会出现蒲鲁东和他的学说（“Lhomme aux quarante écus”a pressenti un Proudhon a venir）：“造物主先生，您怎么说都行。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主人，可是您绝不能使我相信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用玻璃做成的。”[33]马克思引用伏尔泰的小说中的这几句话，作为对蒲鲁东的一种预言式的讽刺，也暗示我们对他关于经济世界的描述应该采取怀疑而合乎常理的态度，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倾向于把这种描述看成是无可置疑的真理。马克思解释说：

　　“蒲鲁东先生的著作不单是一本政治经济学的论著，也不是一本平常的书籍，而是一部圣经；其中应有尽有，如‘神秘’、‘来自神的怀抱的秘密’、“启示’等。但是，因为今天预言家受到的裁判要比普通的作者更严格，所以读者必须甘愿和我们一起经过‘创世纪’的贫瘠而阴暗的杂学的领域，然后才和蒲鲁东先生一起升入超社会主义的缥缈而富饶的境地。”[34]

　　上边引用的一段讽刺文字出现在马克思的小册子的开头，这段话同结尾处引自乔治·桑的小说《扬·瑞日卡》中的一句话相呼应。乔治·桑这部小说先是在巴黎《独立评论》上连载，给该报的篇幅增添了光彩，后来于1843年又在布鲁塞尔出版。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35]

　　马克思会从当时的一部小说里寻求他当时的“社会科学的结论”，这确实应该说是了不起的。
　　《哲学的贫困》也包括马克思的一个最直接的考察，他所考察的是；迄今为止我们的爱好、我们的“个人”嗜好受我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引导和限制的方式：

　　“消费者并不比生产者自由。他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当然，工人买马铃薯和受人供养的情妇买花边这两者都是根据本人的意见行事的。但是他们意见的差别就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不同，而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却又是社会组织的产物。”[36]

　　马克思在这里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指出了加在人的“自我创造”之上的限制，这种方式预示着后来他在《大纲》（Grundrisse）中对个人利益受社会决定这一问题所作的著名分析。马克思后来在那一作品中解释说，“这是个人的利益；但是它的内容，它的形式以及实现它的手段是社会条件所提供的。”[37]这一点同文学的爱好问题有关以及同这种爱好所能受到的控制有关，是不言而喻的。

（3）


　　马克思抽出读书和写作的时间在布鲁塞尔建立了一个德国工人协会并且把它维持下去，就是因为他关心到要使工人的利益不应该仅限于购买马铃薯。这个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不久就有了上百名会员，每星期三、星期日晚上开会。马克思坚持参加这种集会并且定出一个惯例，即每星期三晚上全都用来进行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讨论，每星期日晚上则应该有文娱活动。从（布鲁塞尔—德意志报》上登载的关于1847—1848年新年节日的一篇报道中我们了解到，在工人协会里举行的一次戏剧演出的过程中，“马克思博士夫人显示了她的朗诵天才。”[38]在《哲学的贫困》中可以找到搞这种文娱活动的理由；但是实际上马克思早在1844年所著的《巴黎手稿》中就已经比较充分地写下这个理由了：

　　“当共产主义的手艺人相互联系的时候，理论、宣传等是他们的首要的目的。但是同时，由于这种联系的结果，他们获得一种新的需要——联合的需要——并且本来是手段的东西变成了目的。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可以观察到法国的社会主义工人们无论何时集会都取得卓越的成果。不再需要诸如吸烟、喝酒、吃饭等作为接触或聚会的手段了。结交、联系和谈话（目的仍然在于联合）对他们说来已经足够了；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对于他们来说不光是一句话，而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事实，并且从他们勤劳的身体上向我们闪烁着人的崇高品质。”[39]

　　因此，使“勤劳的”手艺人参加旨在帮助他们了解——从而也就是改变一现存社会关系的政治辩论，只是马克思协助创办工人协会时所提出的目的之一。显而易见，另一个目的则是激发工人协会会员感到有必要学习文化，而这种学习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在正常情况下不允许他们取得或满足的。
　　当马克思欣然分出时间来进行这样一些对社会有益的活动时，他继续埋头在“书海”之中，用卢格的难忘的话来说，这正是他的本分。他深知，他对世界历史能作出伟大贡献，首先需要进行大量批判性的阅读和研究，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因此，这时人们发现他越来越频繁地转向英国作家的作品就不足为奇了。他在布鲁塞尔摘录过的作品当中，包括约翰·斯图亚特·穆勒[40]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未解决的问题的论文》（在马克思看来，这本书最为突出地、也许是无意地表明了资产阶级理论家们迷失在矛盾重重的迷津之中的例子），笛福的《布施不是仁慈，以及雇用穷人……》，卡莱尔关于宪章主义的论文，以及威廉·科贝特[41]的《反对黄金的文件，或英格兰银行的历史和奥秘…》，马克思在他的批判性笔记中对上述的最后一种书曾经记下了一些赞美的好评。[42]在以后的年代里，他不止一次地又接触到笛福、科贝特和卡莱尔的作品。



[1] 转引自《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98页。

[2] 《社会镜报。代表人民阶级并阐明当前社会状况的机关报》，第2卷，第7期，1846年。（《马恩全集》，德文版，第1卷，第3分册，第403页）

[3] 卓万尼·巴蒂斯特·维科（1668—1744），意大利资产阶级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他企图确立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著有《新科学》（1725—1730）等著作。他的理论影响了浪漫主义学派的文学批评家。——译注

[4] 约翰·格奥尔格·哈曼（1730—1788），德国哲学家与美学家，著有《罗逊克罗兹爵士的遗愿，论语言的神性与人性的根源》（1772），他认为语言基本上是无理性的，从而反对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他受宗教中的虔信派的影响，是海德的老师。——译注

[5] “Boor-literature”（粗鲁文学）可能是更确切的英文翻译，但是“粗俗的人”（Grobisnus）的同义词“笨人”（booby）这个词自从罗吉尔·布尔1739年的译文（《粗俗的人或大笨蛋。讽刺诗》三卷，罗吉尔·布尔先生英译）以后，在英国已经为人所公认了。②③169

[6] 弗里德里希·德德金（1525—1595），德国讽刺作家。——译注

[7] 斯拉索（Thraso）是古罗马戏剧家菲伦斯的喜剧《阉人》中的夸夸其谈的士兵。——译注

[8] 索洛蒙和马尔科夫（或莫罗尔夫）是14、15世纪德国滑稽剧（短篇讽刺故事）中的人物，通过索洛蒙的形象描写一个贤明而不切实际的君主，通过马尔科夫的形象描写一个机智的农民。——译注

[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2—323页。（全集中“斯拉索"译为“伏拉松”，“托马斯·穆尔纳”译为“笨蛋传教士”。托马斯·穆尔纳（1475—1537），德国讽刺作家和神学家，他反对宗教改革，被路德教的拥护者称为“笨蛋传教士"，——译注）

[10] 这首题为《海涅卡——力大无穷的仆人》（Hennecke Knecht）的民歌收集在阿尔宁和布仑塔诺（改写）的民歌集《少年的奇异号角》（1805—1808年）一书中。看来马克思为了使这个名字同他所攻击的记者卡尔·海因岑的名字接近，把海涅卡（Hennecke）改为海因涅卡（Heinecke）了。

[11] 萨洛蒙·盖斯纳（1730—1788），瑞士诗人和艺术家，脱离实际生活的田园诗的代表人物。——译注

[1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9页。

[13] “歌德笔下的蠢家伙”，致恩格斯的信，1859年1月6日。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67页。

[1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4页

[15] 《爱的徒劳》剧中的一个怪诞的西班牙人。——译注

[1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5页。（见《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三幕，第三场最后一句话。——译注）

[17] 同上书，第327页。

[18] 同上书，第27 卷，第427页。

[19]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T·李特编）（斯图加特，1961年版），第78页。（参阅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1页。——译注）

[20]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49页。参阅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11章。（见冯至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4页。——译注）

[21] 致安年柯夫的信（1846年12月28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479页。

[2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00页。（译文略有改动，全集中“商品‘劳动’”译为“劳动商品”，“法国科学院”译为“科学院”。——译注）

[23] 同上书，第133—135页。

[2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44页。

[2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605页。

[26] 同上书，第101页。

[27] 马克思并不是对尤维纳利斯这行诗感到适当的唯一的19世纪作家。威廉·莫里斯1884年在莱斯特的世俗会所作的、第二年又在《联邦》上发表的关于“艺术和社会主义”的讲演中，就有一段提到这段话而达到高潮的意味深长的论述：“也不能为现代文明制度进行辩护，说单是这个制度的物质利益或肉体的利益就可以同这一制度使世界失去快乐这一事实相抵；正如我以前说过的，这些利益分配得很不公平，以致令人可怖地加深了贫富之间的差别，以致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尤其是在英国，这种可怕的情景展现在住在隔街或隔壁的两种人面前，他们属于同一民族，讲着同一种语言，至少在名义上是生活在同样的法律之下，但是一种人有文化，而另一种人却没有文化。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践踏艺术而把商业提高到神圣的宗教地位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结果；这个制度似乎准备十分愚蠢地——愚蠢是它的主要特征——嘲弄罗马讽刺作家，因为他以相反的意思提出了他的崇高警告，现在它又要求我们大家都为了生活而摧毁生活的目的。（A.L·莫尔顿编《威廉·莫里斯的政治著作》，伦敦，1973年，第111页.）

[28]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 116页。

[29] 参阅E·H·卡尔：《革命研究》（伦敦，1950年），第44页。

[30] 维克多·库辛（1792—1867），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折衷主义者。译注

[31] 约翰·罗（1671—1729），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佥融家，曾任法国财政大臣（1719—1720），以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最后彻底破产而闻名。——译注

[3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22页。

[33] 同上书，第181页。

[3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6页。

[35] 同上书，第198页。

[3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86页。（译文略有改动，“受人供养的情妇”，全集中译为“妇女”。——译注）

[37]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德文版（柏林，1953年），第74页。

[38] 参阅H·甘姆劳等，《卡尔·马克思传》，第108页；与H·多涅曼；《燕妮·马克思——一位社会主义者的生活经历》（柏林，1969年），90—97页。

[39]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 553—554页。

[40]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主义哲学家。——译注

[41] 威廉·科贝特（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卓越代表人物；从1802年起办《科贝特民政治纪事周报》，写过不少文章。——译注

[42] 《马恩全集》，德文版，第1部份，第6卷，第603—6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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