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1976）
第四章 巴黎的秘密
“施里加—维什努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把《巴黎的秘密》
[1]崇奉为神。欧仁·苏被誉为“批判的批判家’。要是他知道这件事，一定会象莫里哀的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一样惊叫起来：“天哪！我原来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自己一点还不知道呢，您今天把这个告诉我，我对您真是万分的感激’。”
[2]
《德法年鉴》只出版一期就停刊了；《前进报》的一些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主要撰稿人也招致普鲁士当局强烈的不满，乃致向法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把他们驱逐出境。法国当局屈从了，于是马克思不得不在1845年2月迁往布鲁塞尔。他在动身前的一个月，写信给海涅说：“在我要离别的人们中间，同海涅离别，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很想把您装进我的行囊一起带走。”[3]他的行囊里并没有把海涅装进去，而确实装进一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的手稿，这是他后来同恩格斯密切合作而写成的若干著作的头一部。事实上，恩格斯很快就赶到布鲁塞尔跟马克思会合，两位朋友一起到英国做了一次短期的旅行，考察一下那里的状况。在英国，马克思遇到一些德国政治流亡者，其中包括原是裁缝、后成为作家的共产主义者威廉·魏特林[4]，马克思在《前进报》上热情赞扬过他的著作[5]，可是后来很快就对他那种有必要立即举行工人起义和他对最终目标的观点不表赞同。马克思回到布鲁塞尔，再次埋头于研究工作，投入“书海”之中，正象卢格所说的那样，“书海”是马克思赖以生存的真正要素，脱离了它他简直没法活。他也开始在一些社会主义者的集会上发表讲话，并成立了一个“德意志工人协会”，召募一些居住在欧洲其他国家的通讯员，以便使他自己了解并跟上各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当时伦敦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同盟”，合并了旧有的“正义者同盟”，当即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两人都欣然同意，恩格斯还出席了这个新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又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他把马克思也邀请来了。在这次大会上，这两位朋友被授与一项重大的委托来制定一个新的共产主义运动宣言，即如今众所周知经他俩卓越而成功地完成的那项工作。[6]
1844年完成的那部《神圣家族》里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署名的一篇序言，和一些主要由马克思执笔的论述青年黑格尔派各个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绝大部分是由《文学总汇报》[7]的文章所挑起来的，该刊编辑就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里已经驳斥过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鲁诺·鲍威尔。《文学总汇报》提供马克思不少素材来批判思辨唯心主义，批判那种步黑格尔后尘而想把“自我意识”和“精神”这类概念代替马克思当时已经设想为物质的、以经济为基础的实际存在的事物的企图。鲍威尔主编的这份刊物，如刊名所指，大体上是一种评论各种书籍的刊物；因此无怪乎马克思收集在（神圣家族》里的文章竟有一篇是他专门对一部小说所做的唯一而极其详尽的评论，那部小说是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
这部大受推崇的作品，起先是以报章连载的通俗小说形式问世的—一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魅力的新现象！——其连载部分曾使巴黎《辩论日报》[8]的读者从1842年到1843年一直悬挂在心。全书出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顿时成为世界闻名之作；马克思在巴黎为之撰稿的那份激进的德文版《前进报》的编辑也对这部小说热烈赞扬，不仅在报纸上大肆宣传，促成德译本的出版，而且还写了一部续集[9]。这部小说提供给《文学总汇报》的一个轻浮无知的撰稿人做一次新黑格尔学派释评的练习机会，他以笔名“施里加”撰稿，真名实姓是“弗兰茨·齐赫林·冯·齐赫林斯基”。正是这篇释评当即激起马克思的批判，但欧仁·苏那种把动人的奇遇、荒唐的巧合、感伤的效果、怪诞的歪曲和平庸的人物同一种随着小说发展而变得越发刺耳、喋喋不休的社会说教相结合起来的作法，显然引起马克思的注意，同时也引起他的反感。
马克思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他把施里加的阐释同我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实际情况相对比；他不难指出这位批评家犯了以下几个毛病：1．对一些简单的事件给予荒谬绝伦或者显而易见的错误的阐释，以符合他那种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规范；2．对小说中许多段落的涵义，甚至表面上的涵义，都做出错误的理解，因为他对欧仁·苏小说中许多事件得之于法国的那种城市生活一无所知；3．没有领会文学的常规惯例的力量，如那种（几乎非采用不可的）汇集作者一直密切注视的许多人物的舞会场景；4．把陈词烂调说成是深邃的见解；5．过分重视欧仁·苏本人对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夸大其词的阐述表面上的价值；6．面对欧仁·苏自己宣扬的社会目标没有提出适当的怀疑和批判的态度；7．过高评价欧仁·苏作品的文学价值；8．用一种语言来隐饰他那种过高的评价或错误的阐释，而这种语言又暴露他既无清醒思考的能力，又无优秀德文写作的本事。施里加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很容易招致责难，而马克思也恰恰箭中鹄的。这种分析无疑证实鲍威尔那份刊物至少有一位撰稿人其蠢无比，同时足以表明思辨唯心主义在那些逊于黑格尔之人的笔下，会变得多么荒唐可笑。
马克思分析的第二个方面也相当重要，也是本书比较着重探讨的一面。在这里分析的不是施里加的阐释同欧仁·苏小说原意的对比，而是作品中显示的欧仁·苏本人的估计同作品实际的反映之间的对比。《巴黎的秘密》留给读者的印象无疑是，小说主人公鲁道夫·德·盖罗尔斯坦尽管有些被夺大的缺点，仍然可以被看成是个令人赞美的人物，他的行动被认为是促进正义。马克思分析了这种行动的根源，指出这个故事正与叙述者的原意相违背，小说显示的只是个不足道的德国贵族公子披着正义的外衣在放纵邪恶而自私的情感。马克思说：
“好一个‘善良的’Rudolph（鲁道夫）*呵！他那狂热的复仇心，他那嗜血的欲望，他那不动声色的深思熟虑的盛怒，他那诡诈地掩饰自己心灵的每一种恶念的伪善，凡此种种，正是他用来作为挖出别人眼睛的罪名的那些邪恶的情欲。”
[10]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一个论点，即这种耸人听闻的小说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原因在于它能满足读者想象中的较低级的感情，同时又能在小说家让他们亲身体现的那种道德幌子下得到不费代价的道德提高。马克思以一系列的分析进一步对这一论点加以补充，指出这个故事所表达的正同叙述者的原意相违背。我们应该羡慕——欧仁·苏看来要求我们这样做——书中那个居夫[11]的道德发展吗？马克思参照原文揭露这纯粹是一种从独立的人格降为顺从的看家狗的转变。我们应该为玛丽花[12]“灵魂的拯救”而高兴吗？马克思指出欧仁·苏起先对这个重要人物大胆地描绘一番之后，又如何越来越拙劣地迎合旧有的道德和宗教的规范：
“欧仁·苏超出了他那狭隘的世界观的界限。他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偏见。现在他把玛丽花交到主人公鲁道夫的手中，以便弥补自己的孟浪无礼，以便博得一切老头子和老太婆、所有的巴黎警察、通行的宗教和‘批判的批判’的喝采。”
[13]
欧仁·苏既能放纵读者的性虐待狂，又能迁就他们的社会所能接受的传统道德观，这种本领确实是使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十分清楚而迅速地揭露了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马克思最后指出欧仁·苏之所以能如此放纵他的读者，是由于他本人的自我放任。马克思有一处提到欧仁·苏“对人的自暴自弃有僧侣般的、兽性的偏爱，以至于让‘校长’[14]脆在老泼妇‘猫头鹰”和小恶棍‘瘸子’的跟前”[15]，另一处又提到那位被称为“校长”的人物时说，“在鲁道夫把‘校长’的眼睛弄瞎——这也就是把人同外界隔绝，强制他陷于深沉的灵魂孤独之中，把法律的惩罚同神学的折磨结合起来——这种做法中所运用的刑罚观念，最突出地体现在单人牢房制之中。因此欧仁·苏先生（在《巴黎的秘密》一书中）也就歌颂起单人牢房制来了。”[16]这种自我放任往往有性的根源，马克思在评论“校长”被弄瞎眼睛那段情节时揭露了这种根源；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分析先于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17]的分析和霍夫曼在《睡魔《那篇小说中的分析；马克思说，“‘校长”曾经滥用自己的力气，现在鲁道夫则麻痹、摧残、消灭这种力气。”“要治愈人性的疾病，就必须消灭人性。”“鲁道夫给‘校长’的惩罚也就是奥力金[18]自己给自己的那种惩罚。鲁道夫阉割了‘校长’，夺去了他的一个生殖器官——眼睛。‘眼睛是身体的明灯’。”[19]
在分析的第三个方面，马克思试图掌握《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结构、事件和言词，不是为了对照一个有缺点的批评家的误解，也不是为了对照作家宣称或暗示的意图，而是为了同当代生活的现实状况相对比，因为作者宣称他要在这部小说里揭示生活的“秘密”。这一分析表明欧仁·苏采用了边沁[20]和傅立叶[21]关于刑事裁判的想法，马克思揭露这种采用既肤浅又不当[22]。他又通过对比，指出欧仁·苏为他那位公证人雅克·弗兰[23]所设置的那种耸人听闻的事件里可能隐藏着多少社会上的真理，“公证人在欧仁·苏的小说中所处的地位是和他的职位密切相关的。‘公证人在世俗事务中，就如僧侣在宗教事务中一样，他们都是我们的秘密的守护者。”（蒙泰[24]：《法兰西各等级……的历史》第9卷第37 页）"[25]马克思评论道，怪不得巴黎公证人事务所认为这个人物是对他们自己的一种恶意诬蔑，并坚持要从已经搬上舞台的《巴黎的秘密》中删去这个人物。但是，在其他方面，欧仁·苏又巴不得向他的读者的偏见让步，马克思特别指出他描绘丽果莱特[26]这一人物时的手法，是用谎言把巴黎浪漫女子的那种性自由一笔勾销：“由于对资产阶级恭顺，而生性又好夸大，他就一定要在道德上把浪漫女子理想化。他一定要把她的生活状况和性格的尖锐的棱角磨掉，也就是消除她对结婚的形式的轻视、她和大学生或工人的纯朴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她和那些虚伪、冷酷、自私自利的资产者的太太……形成了一个真正人性的对比……”[27]正如狄更斯在《奥列佛·退斯特》和《大卫·科波菲尔》中反映伦敦生活实况时把妓女描绘得那样斯文而妄自菲薄，欧仁·苏也可能同样没有把巴黎生活的实况如实反映出来。但是，欧仁·苏确实作出真实反映的事物，对正常的读者来说，也并非全然乏味，诸如他为之写作的那个社会集团的偏见，他本人那种也受社会制约的，“过分夸大”的想法等等。
这种信念使得马克思怀有一种比施里加更为怀疑的态度来仔细审察欧仁·苏小说中的人物的一言一行。欧仁·苏借用那个愤怒的工人莫莱尔之口感慨表达的“真理”，受到施里加热情的赞扬，那工人说：“但愿富人也知道这一点！但愿富人也知道这一点！可是不幸得很，他们不知道贫穷是什么。”马克思则对欧仁·苏和这位青年黑格尔派阐释者表示同样蔑视的态度：
“施里加先生不知道：欧仁·苏由于要对法国资产阶级礼貌一些而把时代弄错了，他把路易十四时代市民阶级常说的‘呵！但愿皇上也知道这一点！’改成‘呵！但愿富人也知道这一点！’，再借‘宪章真理”时代
[28]的工人莫莱尔之口说了出来。这种贫富间的质朴关系至少在英国和法国已经不再存在了。富人手下的学者即经济学家们就在这里传播关于贫穷这种肉体贫困和精神贫困的非常详细的见解。他们用安慰的口吻证明说，因为要保持事物的现状，所以这种贫困似乎也应保存下来。甚至他们很细心地计算出，穷人为了富人和自己本身的福利应该按什么比例通过各种死亡事件来缩减自己的人数。”
[29]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一个人如果不大了解历史事实，不大了解有关社会关系的各种解说，则不可能达到那种有助于考虑好文学批评的见解。
马克思进行分析的第四个方面毋庸赘述。这部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革方案，由主人公鲁道夫把它们付诸实施，而由叙述者暗中详加阐明；这些方案包括建立一个模范农庄，开设一家无息贷款给暂时失业的工人的银行等等，范围十分广泛。马克思不难指出这些方案全是建立在一种十分错误的观点上的，即认为经济程序能如何起作用或如何使之起作用。正象小说中对“校长”的眼睛所动的手术不可能在活生生的人体上施行那样，那些方案所描绘的对政治实体（国家）所施行的手术也同样荒谬得在现实中根本办不到。
但是——这是讨论的第五个、也是最后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一直意识到《巴黎的秘密》最终应作为一本小说、一部文学作品，而不应作为一篇思辨哲学文章、一本蓝皮书或一本社会宣传小册子来评价。他没有运用文学批评家那种拘谨的语言，而有时谈论起来就仿佛欧仁·苏在报道真人真事似的，这一点倒亦确实，例如他揣测鲁道夫对待他的盖罗尔斯坦领地的臣民的方式时，他告诉我们欧仁·苏“保留了”“校长”在被弄瞎眼睛之前要说的一句话时，以及他把欧仁·苏呈现的一个诚实而思想开明的人称为一个“虚伪的”神甫时，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彼得·戴麦兹[30]为此而怪罪马克思一今后作家对此应比马克思处理得更谨慎些，而应作出他所忽略作出的那种重要的区别。[31]但是，马克思对《巴黎的秘密》的全面分析，令人毫不怀疑他完全意识到小说人物和真人之间的区别。我们看到他对欧仁·苏的责难，其中有一点正是说小说里描写的丽果莱特那样的人物同现实生活的这类人物不尽符合，她们往往受到最肤浅的小说喜用的常规惯例的促动。[32]尤其糟糕的是，欧仁·苏常以说教来代替呈现，从而动机和行动背道而驰。他的人物象老式漫画中的人物那样，从嘴里吐出“一袋子语汇”，通过这些语汇向小说中其他人物和读者解释作家无法在人物行动中所表现的事物——他们不得不宣扬作家本人的意图，“这种意图决定作家使这些人物这样行动，而不是那样行动”，充作那是他们自己思考的结果，充作他们行动的自觉动机；事后，这些人物自己还应该表明作者这种耸人听闻的做法是合理的。[33]
“‘你把我关在地窖里，’”（欧仁·苏让“校长”对“猫头鹰”
[34]说）“‘让老鼠来咬我，害我饱受饥渴之苦，这种种做法促使我完全改邪归正了。孤独洗净了我的灵魂。’‘校长’对‘猫头鹰’发作出来的那种野兽般的嗥叫、那种肝胆欲裂的狂怒、那种极其可怕的复仇心，是对这种道德辞令的辛辣的嘲弄。”
[35]
马克思论证这类矛盾在一位睿智的作家审慎而精巧的笔下是不会出现的，这毋宁说是出自一种粗糙而笨拙的文学技巧，而这种技巧又十分投合十九世纪欧洲那种惊险小说作家和他们所赢得的广大读者双方特有的浅薄的感情和荒谬的想法。所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那样），欧仁·苏在为他的贵族主人公塑造两位教师时，必须参把聪明的波利多里描绘得邪恶而堕落，而那位愚蠢的穆尔弗反倒诚实而有德行，这种作法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马克思对《巴黎的秘密》一书做出的评论，尽管略有缺点，象上面已经指出他有时没有把小说家塑造的人物同现实生活的人物区别开来，文章也显得过于冗长，另外多少还有些累赘的戏谑，但仍然不失为迄今为止对一部畅销书试图作出的最富指导性的分析。尤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本来打算对一些更重要的作品进行广泛的评论，却没能挤出时间来实现这些计划中的任何一项；如果他的女婿保尔·拉法格的话可信，其中还包括一项对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的研究。[36]
但是，马克思对《巴黎的秘密》的这篇评论的特别重要性，在于它比其他任何单篇文章都更加清楚地显现了马克思对文学性质和文学研究的看法，而且他此后一生从来没有对这些看法加以反悔。首先，他认为要完整而公正地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就必须把各方面的丰富知识和见解协调起来。马克思在揭露《巴黎的秘密》一书中经作者赞同的那些荒谬的社会改革计划时，运用了他对当代社会经济程序的理解；他在评论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们那些相对貌似真实的行动时，运用了他在法国社会中的亲身体会；他在谈到警探“红手”[37]在小说情节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时，利用了他阅读过的回忆录（特别是弗朗斯瓦·维多克[38]的几部回忆录）；他在仔细审察欧仁·苏巧妙地利用塞西莉[39]的体态来描绘异国色情的诱惑力时，采用了他阅读过的法国诗篇（艾瓦里斯·德·巴尔尼[40]的《情诗》）和旅行家的游记；他在评论欧仁·苏有意识迎合读者那种乐意寻求惊恐不安的刺激时，利用了他所阅读过的欧仁·苏的其他作品；他在揭露欧仁·苏欣然使用的文学惯例时，引证了他所熟悉的其他十九世纪的小说；他在引证《浮士德》、《堂吉诃德》、《醉心贵族的小市民》和《乔治·唐丹》中的人物来“比拟”欧仁·苏和他那位新黑格尔派评论员，而且击中要害时，显示了他对世界文学名著的渊博知识。读者同一部虚构幻想的文学作品打交道，就象施里加同《巴黎的秘密》似乎打了交道那样，如果只有一个德国外省人的经验和一个装满模糊不清的新黑格尔派观点的头脑，而很少具备其他各方面的条件，则很可能会糟糕透顶地误入歧途。马克思尖锐地把施里加读完欧仁·苏作品之后的反应同一个中学生读完席勒的《强盗》之后的反应相比[41]；这两部作品都有些因素可能在思想未成熟和无知的读者身上引起无批判能力和情绪过分冲动的反应。
马克思在他的分析中指出，普通常识，均衡感和幽默感在睿智的读者所具备的各项条件之中占重要的地位；还有一点也绝非不重要，那就是马克思在探讨《巴黎的秘密》时十分自然地转向民间文学——民间读物[42]、民歌和席间小调，运用它们来说明具备上述条件的好处，以揭露愚蠢，灭掉自命不凡的威风和感伤的情绪。马克思从德国民间滑稽故事《七个施瓦比亚人》中摘取诗句来嘲讽施里加和欧仁·苏的小说主人公鲁道夫：
“哈内曼，
走向前，
你有双大的防水靴！”
[43]
又用德国民歌里的修女的清白来比拟那位批判家超凡的清白：
“我不思恋爱情，
任何男人我都不需要，
我一心想念上帝，
他是我唯一的依靠。”
[44]
又用一首法国席间小调来总结鲍威尔兄弟领导下进行的“批判的批判”的活动；
另外，他还从德国民间故事书中摘取一些象征（如《福尔土纳特》那个用之不竭的钱袋[46]④）和一些人物类型（如《梯尔·厄仑史皮格尔》那个愚鲁而智巧的主人公[47]）。因此，在《神圣家族》专门评论《巴①《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08页。③同上书，第205页。（引自德国民歌《修女》。——译注）同上书，第268页。④同上书，第255页，（福尔土纳特是德国民闻传说中的人物，她有一个神奇的用之不竭的钱浪和一顶魔帽。——译注）国阿上书，第258页。梯尔·厄仑史皮格尔早在马克思1842年评论布鲁诺·峋威尔的一本著作的文章里就已出现过，他的形象很象桑丘·播沙。130黎的秘密》的章节里，这些民间故事就跟《堂吉诃德》、《浮士德》、《醉心贵族的小市民》和《乔治·唐丹》等文学名著一样起着几乎相同的作用[48]，老百姓的民间文学和受过教育的特权阶层的文学，都可以丰富人的生活，提高人的认识，尽管有些虚构幻想的文学作品，以欧仁·苏的小说为例最为恰当，与其说使人在这方面丰富起来，毋宁说更容易把警惕性不高的读者的思想搞混乱，把他的感情引入邪路。
马克思在衡量虚构幻想的小说同“现实生活”的差距时，不是把一种“反映”同某个受反映的“外部客体”“简单地”对比一下就算完事。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种种阐释构成文学素材的主要一部分；欧仁·苏的小说体现了这些阐释，而且它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极其复杂的阐释。它不仅是个人的、而且可能是具有代表性的阐释；种种设想绝大部分也是那些喜欢阅读《巴黎的秘密》的读者—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和欧洲的）资产阶级的设想。这种由作家和读者分享的设想，这种具有普遍反应的号召力，在使这部小说受到欢迎并获得成功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对于文学作品所采取的形式和结构并不太重视，而更重视的是小说家和戏剧家怎样呈现他们的人物形象。他认为批评家在评论小说人物时，不仅应当考虑作家对于这些人物的思想状况的描绘以及作家让他们表现的行动，而且也应当考虑作家对于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的烘托描绘和他们的言谈话语。马克思在探讨欧仁·苏的小说时，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这些巢穴和言谈是罪犯日常生活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所以描写罪犯必然要描写到这些方面，正如描写Femme galante（情妇）必然要描写到petite maison（幽会密室）一样。”[49]批评家首先应该自问小说中的某一个人物是否既是个别的，又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如，马克思赞同欧仁·苏对皮普勒太太的描绘，因为她既是一个令人置信的个别人物，又“代表”了她那个类型的人物、职业和阶级；她是个典型的巴黎看门女人。马克思使用的那个表示赞同的动词“repräsentieren”具有“描绘”和“代表”的双重意义[50]®。
同样，欧仁·苏对雅克·弗兰的描绘也体现了法国公证人主要方面的典型。凡是一个作家没能塑造出令人置信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正如欧仁·苏往往没能做到那样，可能是由于两种原因所造成，或基于一种，或两种兼备。一种原因可能是由于作家力不从心，草率从事，不去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却满足于那些以作家本人的声音来表白自己的傀儡。但是，另外也可能是由于那位作家要给他为之提供娱乐从而获得报酬的社会尽力，不惜牺牲自己艺术上的完善；他遵循统治阶级为自身利益和为维护这种利益的道德观而指定的方向来歪曲现实，违反人物的逻辑性，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这样做了。至于《巴黎的秘密》对性这一方面的不忠实的描绘，以及欧仁·苏没能令人满意地呈现和发展他那众多的人物形象，马克思归咎于上述的第二种原因。一_.1一个作家的意图，单就由作家本人明确的言词中可以收集到的、或从他的作品所提供的内在论据中推断出来的意图而言，显然是马克思试图在《神圣家族》和别处所要分析的一个论题：
“欧仁·苏自己宣布，他……是为了投合读者‘又害怕又好奇的心理’。欧仁·苏先生所有的小说都是为了投合读者又害怕又好奇的心理。只要举出《阿达尔·居尔》，《火蛇》，《普利克和普洛克》等小说，就足够说明这一点了。”
[51]
然而，读者一向会相信故事甚于相信作者。一部著作往往会显示出远远超出作者原有意图的倾向，从而导致原有意图和所收效果之间产生种种矛盾。一部作品可能会意想不到地有助于了解作者最隐而不露的社会观点和他所设想读者所持的社会观点。这种情况发生在欧仁·苏的主人公鲁道夫身上，他（尽管有些公认的缺点）本来显然是要作为一名社会公正的施与者姿态出现的，却在读者探索的眼光下暴露出一种性虐待狂和一种暴戾成性的性格，这种性格极其明显地见之于他同如今称之为下层社会的人物打交道的时候：他不是把他们弄成残废（体现在“校长”身上），就是把他们推入一种无益而不施生产的生存境地（体现在“玛丽花”身上），或是把他们贬低为一条忠实的狗那样的身分（体现在“屠夫”身上）。另一方面，欧仁·苏在开头描述玛丽花时，还比较完整而忠实地描绘现实，似乎超出了他的世界观所容许的界限，这一点赢得了马克思的赞许。“欧仁·苏超出了他那狭隘的世界观的界限。他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偏见。”[52]就巴尔扎克来说，恩格斯和卢卡契后来给予高度赞扬的也正是这种“矛盾”。[53]
马克思对《巴黎的秘密》的探讨还进一步阐明了表面意义和内在涵义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作家，如果自己对此不甚了了，就很可能对头脑清醒的人说的是这样一回事，而对思想糊涂的人却悄不声儿说的是另一回事。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对欧仁·苏小说里有关性的隐晦之词特别敏感。他把“弄瞎眼睛”看成是象征性的“阉割”，马克思先于弗洛伊德作出了这类评论，但其中加进了那种不在弗洛伊德探讨目的之内的社会批判因素。欧仁·苏小说里关于“校长”的眼睛被弄瞎这一情节，不单纯是提供一种“可接受的”阉割的代替，马克思认为这是小说中的一个个人在公正的幌子下对另一个人进行迫害的行为。由于这些个人也具有“代表性”，显然属于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因此最终可以把这看成是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象征：统治阶级企图阉割另一阶级，耗尽它的一些精力，以便使它变得无害或卑躬屈膝，同时也企图把阶级斗争呈现为一场简单的善恶之争。
马克思对欧仁·苏小说的探讨还揭示了马克思所赞扬的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斯蒂芬·莫劳斯基在评论马克思看待欧仁·苏的玛丽花这一人物时提到了这一点，他说，“马克思认为玛丽花朝气蓬勃，精力充沛，超出她那资产阶级的本质，并冲破欧仁·苏强加在人的主体上的那种拙劣的道德教化的藩篱。”[54]换句话说，这个小说人物给读者展现出一种看来大为超出欧仁·苏原有意图的力量和 joie de vivre[55]。这种力量当然出自欧仁·苏所选择加以描绘的那类人物的内在潜力。莫劳斯基接着以颇为公正的态度论证那些体现在玛丽花身上的价值符合马克思在文艺中找到的价值。“粗犷的声色之乐……不屈不挠的意志、欢愉的热情和激情的精神力量，凡此种种在艺术上的表达，马克思都为之赞赏不已，这些赞赏见诸于他对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作品的评论。”[56]
《神圣家族》一书还有几点也值得本文简短地提一下。首先是书中引证了许多文学作品，从1789年的一份革命刊物（路斯达洛主编的《巴黎革命》）押韵的警句[57]，直到马蒙台尔的独幕喜剧《吕锡尔》中的一句台词[58]，范围极其广泛。在论述布鲁诺·鲍威尔那种多少有点激愤的哲学时，起先使用了歌德《浮士德》第一部里靡非斯托斐勒司的一句话[59]，后来又用上海涅诗集《北海集》里的人物的话语：
在他分析当代德国人对爱情的臆想时，马克思先后摘引了莎士比亚的作品（斐朗：“可是从一个女人的眼睛里学会了恋爱，却不会禁闭在方寸的心田”——《爱的徒劳》第四幕第三场[61]）和席勒《来自异乡的少女》里的四句诗[62]。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引用莎士比亚那段话旨在把虚无飘渺的臆想拉回到现实里来，而引用席勒那四句诗则是讽刺地用来加大与现实脱离的差距。这样，这两段引文的并列勾划出了莎士比亚方式和席勒方式的对比，而这种莎士比亚和席勒式的对比后来成为马克思评论拉萨尔的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时的一个极其突出的特色[63]。自此后，马克思经常在文章讽刺的段落里摘引席勒的语句，他显然领悟到席勒的作品不管它本身多么值得人们赞叹，仍然非常容易被德国的庸人市侩吞噬掉。[64]
此外，《神圣家族》对鲍威尔和他的信徒们在德语方面所犯下的罪行给予严厉的谴责；他们在这方面所犯的罪，其严重程度至少不下于他们在违背现实生活方面所犯的罪。“赖哈特[65]胡言乱语地滥用外国语汇，长篇累牍地加以引用；孚赫[66]按照英语词汇形成的原则来创造德语词汇；埃德加·鲍威尔则胡乱地处置蒲鲁东的法语，殊不知那跟德语迥然不同，而是‘富有思想观察的政治语言’，施里加混淆了他的隐喻；布罗诺·鲍威尔写出一大堆不可救药的辩解和限定的术语。”[67]由此我们再一次看到马克思这次在恩格斯的协助下，施展了文学批评的武器来反击他的对手，这种武器由于是模仿对手的文体而变得越发锐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里还拿埃德加·鲍威尔等人对于蒲鲁东的话的理解，同蒲鲁东的原话相对比；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提出文学作品在一个耽于积累财富的社会中具有“内在的”和“交换的”两种迥然不同的价值，这一问题后来在马克思的经济著”作里变得十分突出。他们转述蒲鲁东的信念，即不应当以任何简单而机械的方式，把有才能的人看成只是社会的产物；艺术家、学者和诗人获得的最好的报酬就是社会容许他们不受干扰地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68]《神圣家族》的作者在这里对蒲鲁东的观点没有表示赞同与否，只不过是比“批判的批判家”更为精确地转述一下罢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贬低“批判的批判家”那种思辨的价值，说他们只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die politischen，literarischen und theologischen Haupt-und Staatsaktionen der Geschichte）[69]。马克思和恩格斯表明“批判的批判家”看来不能赞赏的，是他们那个时代“下层人民阶级”所表现的高尚性：“要理解这个运动中人的高尚性，就必须知道英法两国工人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的道德力量和他们对自己发展的不倦的要求。”[70]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说这种人的高尚性正在产生一种“出自英法两国下层人民阶级的新的散文和诗作。”[71]他俩并没有提出这种“新文学”的范本，也没有暗示读者到哪里去找，但是《神圣家族》一书已经表明他们经常诉诸于民间文学（见本书上文第95页），人们由此可以揣测这同他们对于普通老百姓创作的富有意义而高尚的文学的探索并非毫无关联。
最后，《神圣家族》一书中还有一点也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劳永逸地同文学中那种靠神灵启示的神秘理论疏远，同时也同任何会把作品同书写它的活生生的人截然分开的那种“不具人格的”理论疏远。他们评论布鲁诺·鲍威尔时说，“布鲁诺先生以批判的天真把‘笔’跟书写的主体，并把作为‘抽象的书写者’的书写的主体跟从事过书写的活生生的历史的人分了家。这样，他就有可能被‘笔”的神奇力量弄得如醉如狂……[72]关于这里提出的不具人格的文学理论和靠神灵启示的文学理论之间暗含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进一步加以阐明，本书也不可能对此详加阐述。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跟这两种理论从来不打交道。正如《神圣家族》这个书名也纯粹是讽刺性的[73]，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理论系统中容纳任何宣称接近超自然真理的宗教或神秘的经验，所以他们跟那种宣扬神秘或不可思议的彼岸世界的文学理论格格不入。文学只对人谈论他自己，谈论他所生活的和他那助以形成的社会—历史世界。对马克思来说，文学所反映的人的提高和历史的演变这方面的奇迹，比宗教宣扬的奇迹更为“真实”，比吸引首次阅读欧仁·苏小说的读者那种虚妄的神秘更加惊心动魄而且意义深远；这种奇迹是由那些单个的、历史和社会条件限定下的人创造出来的。马克思一向试图听取的也正是他们的声音。
[1] 《巴黎的秘密》是法国浪漫主义小说家欧仁·苏（1804—1857）在1842年发表的一部风行一时的小市民感伤的社会小说。书中叙述一个贵族公子鲁道夫怎样在青年时代过着放荡的生活，后来为了弥补自己的罪恶，怎样化装成各种不同身分的人物，在巴黎各个社会阶层中游历，在“堕落的灵魂中撒布善良的种子”。欧仁·苏还写过《流浪的犹太人》、《人民的秘密和世界的秘密》等许多社会小说和历史小说。——译注
[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8页。
[3] 同上书，第27卷，第（57页。（此处译文加进“装进我的行囊”六字。——译注）
[4] 威廉·魏特林（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萌芽时期的卓越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之一，他的职业是裁缝。——译注
[5] 参阅《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83页。——译注
[6] 参阅德·麦克莱兰；《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伦敦和纽约，1971年），第29—30页，第41页。
[7] 《文学总汇报》是青年黑格尔派布·鲍威尔主编的德文月刊，于1843年12月—1844年10月在沙洛顿册发行。——译注.
[8]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e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的简称，1789年于巴黎创刊。在七月王朝时期是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译注
[9] 亨·波恩斯坦译欧仁·苏：《盖罗尔斯坦》（柏林，1843年）。
* 马克思这里把欧仁·苏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德语化，或重新德语化，是他借此取得文章效果的一部分，故我这里的译文仍保留名字的原样。
[10]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5页。
[11] 屠夫是《巴黎的秘密》中的一个绰号为“刺客”的杀人犯，后为鲁道夫公爵感化，变成他的看家狗似的奴仆，并充当了奸细，把旧时的同伴“校长”诱入了致命的陷阱。最后他为了搭救主人被人刺死。——译注
[12] 玛丽花是《巴黎的秘密》中的一个心地善良的妓女，由于她仍然保持着人类高尚的心灵，在她成为罪犯的圈子里获得一个含有诗意的“玛丽花”的名字。鲁道夫公爵使她成为修女，后又成为修道院院长，但后来她知道自己原来是鲁道夫的私生女，悒郁而死。——译注
[1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18页。
[14] 《巴黎的秘密》中的一个绰号为“校长”的杀人强盗，鲁道夫用诱骗手段把他拿获，挖去了他的眼睛。——译注
[1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31页。
[16] 同上书，第237页。
[17] 俄狄浦斯，古希腊传说中的底比斯王子，曾解怪物斯芬克斯的谜，后误杀父亲，并娶母亲，发觉后自刺双目，流浪而亡。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的分析见《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第33讲：《妇女心理学》（1933年）。——译注
[18] 奥力金（约185—254年），基督教神学家，所谓“教会的祖先”之一。为了禁欲，割去了自己的生殖器官。——译注
[1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27页。
[20] 耶利米·边沁（1748—1832），英国社会学家，功利主义理论家。——译注
[21] 沙尔·傅立叶（1772—1837），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译注
[2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40页、249—250页。
[23] 雅克·弗兰是《巴黎的秘密》中的一个虚伪的公证人。——译注
[24] 阿芒·阿列克西斯·蒙崇（1769—1850），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译注
[2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89页。
[26] 丽果莱特是（巴黎的秘密》中的一个浪漫女子。——译注
[27]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97页。
[28] 指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所通过的立宪宪章，它是七月王朝的根本法。“宪章真理”是讽刺的话，隐指路易。非力浦在1836年7月31日发表的宣言结束语：“今后宪章就是真理。”——译注
[2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70页。
[30] 彼得·戴麦兹（1922—），美籍捷克人，1962年起任美国耶鲁大学日耳曼与比较文学教授，著有《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马克思文艺批评的来源》（1967）等书。——译注
[31] 彼得·戴麦兹；《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德文版，第107页。
[32]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84页。
[33] 同上书，第200，233页。
[34] “猫头鹰”是《巴黎的秘密》中的一个老泼妇。——译注
[3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33页。
[36] 参阅克姆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67年），第21页。
[37] 警探“红手”是《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注
[38] 弗朗斯瓦·欧仁·维多克（1775——1857），法国冒险家和警察暗探，曾任巴黎的警察头子多年，1828年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她的名字已成为狡猾的密探和骗子手的代名词。——译注
[39] 塞西莉是《巴黎的秘密》中的一个混血姑娘。——译注
[40] 艾瓦里斯·德·巴尔尼（1753—1814），法国诗人和哀歌作者。——译注
[41]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57页。
[42] 民间读物（Volksbuch）是16世纪流行于德国的民间故事。书的内容多种多样，有过去的传说（如《齐格弗里特》），南方民族和东方的故事，同时代的人物故事（如《滑槽大王厄仑史皮格尔》，《浮士德博士》）等。恩格斯在《德国的民间读物》一文中曾说，这种书可以使疲倦归来的农民忘却疲劳。——译注
[43]
[44]
[45]
[46]
[47]
[48] ①马克思在讨论欧仁·苏的小说时引证《#士然》和《堂吉诃德）（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24页），他也引证歌德的《温和的识刺诗》（见《马恩全集》，第2卷，第224页）和莫里哀的《醉心贵族的小市民》和（乔治·唐丹》（见《马恩全集》，第2卷，第68页，第248页）。此外，我们还发现一段模拟（圣经》的滑稽作品和一段拥引的天主教圣秋《世界末日的审判》（见《马恩全集》，第2卷，第267——268页）。131
[49] ①《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71页。t②同上书，第94一95页。（*Bei Eugen Sue repriisentiert Anastasia Pipeletdie Pariser portiere"，*在欧仁·苏的小说里，阿娜斯塔西娅·皮普勒是巴擎看门女人的典型。”）132
[50]
[51]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71页。
[52] 同上书，第218页。
[53] 恩格斯在1888年4月给玛·哈克奈新的信中写道：“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同喜剧）星给我们提供了一郎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功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们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46—447页。）——译注。
[54] 见巴克森达尔和莫劳斯基合编：《马恩论文艺选》（密尔沃基，圣路易斯，1973年），第36页。
[55] 法语，生活的欢乐。——译注
[56] 见巴克森达尔和莫劳斯基合编：《马恩论文艺选），第36页。
[57]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04页。
[58] 同上书，第183页。
[59] 同上书，第180页。
[60] 同上书，第200页。
[61] 同上书，第25 页。（见《莎士比亚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40页，——译注）
[6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页，（这四句诗是"她不是降生在山谷里，谁都不知道她来自何方；她匆匆地辞别而去，连踪影也随之消失——译注）
[63] 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里谈到拉萨尔的上述这部著作时说：“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74页。）——译注
[64] 指当时德国的庸人们醉心于他们所不甚理解的席勒的“理想主义”。——译注
[65] 卡尔·赖哈特，柏林的一个订书匠，《文学总汇报》的工作人员。——译注
[66] 莱昂·尤利乌斯·孚赫（1820—1878），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贸易自由的拥护者，50年代初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观点；1850—1861年侨居英国，为《晨星报》的撰稿人，1861年回到德国，后为进步党人。——译注
[67] 见S·E·海曼《缠结的组合，富于想象力的作家达尔文、马克思、佛拉采尔和弗格伊德》（纽约，1956 年），第90页。
[68]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8—59页。
[69] 同上书，191页。
[70] 同上书，第107页。
[71] 同上书，第171页。
[7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28页。
[73] 《神圣家族》一书的书名，本来是意大利著名画家安得列阿·曼泰尼雅（1431—1506）一幅名画的题目，画中的人物是圣母马利亚抱着圣婴耶稣，旁边有马利亚的丈夫圣约瑟，有圣以利沙伯、圣约翰、圣亚拿以及一些天使和神甫。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借用这个题目来讽喻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一伙的。他们把鲍威尔比作天父的独生子耶稣，把其他几个伙伴比作他的门徒。这些人妄自尊大，自以为超乎群众之上，以为他们的话就是天经地义，不容争辩，正象耶稣在人们中传道一样，——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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