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1976）

第三章 夏洛克，泰门，靡非斯托斐勒司



　　“货币……是看得见的神性，它使人和自然界各种属性转化为对立面，使各种事物普遍混淆和颠倒；它使许多不可能的事紧密结合起来。” 1


（1）


　　1843年3月，马克思退出《莱茵报》编辑部，到荷兰亲戚家里消磨了一段时间，[1]然后移居克罗茨纳赫，同年6月他在那里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完成婚礼。这当儿，他的朋友、青年黑格尔派阿尔诺德·卢格打算在德国境外创办一个崭新的政治性刊物，并说服马克思同他合作。马克思一边等待刊物计划成熟，一边认真从事历史和政治理论研究。五本保存下来的笔记显示他在那一时期阅读过英、法、德、意、美和瑞典等国家的历史，并做了摘录。他特别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感兴趣。这一时期，他研究过的政治理论学家当中有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卢梭和尤斯图斯·麦捷尔[2]，此外还包括一位后来成为他所厌恶的人物之一：弗朗斯瓦一勒奈·德·沙多勃利昂。[3]
　　1843年春夏两季，马克思主要忙于写一篇批判黑格尔法律和政治观点的论文。他研究黑格尔，很大程度上是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影响；在那本登载马克思两篇论文的《轶文集”中，费尔巴哈在一篇文章里提出黑格尔没能看到“思维”和“存在”之间的真正关系。费尔巴哈写道，“存在是主体，思维是谓语。思维从存在中产生出来，而存在则不能从思维中产生出来。”马克思评论道，“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唯有把两者结合起来，现今的哲学才能成为真理。”[4]（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如果说，费尔巴哈使他走向批判黑格尔的道路，莫泽斯·赫斯[5]则使他趋向对费尔巴哈的批判[6]。
　　1843年3月到8月，马克思着手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篇文稿显示他不仅在作评注，而且也象是在翻译。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试图把黑格尔文章里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译成”[7]更切合实际、从而更接近真理的东西——但是这里应当象乔治·李赫特海姆[8]正确指出来的那样强调一下：对马克思和黑格尔来说，现实“不是象经验直感所感觉的那样，而是象哲学反映所显示出来的那样。”[9]例如，关于《黑格尔法哲学》里的第262节，马克思颇为讽刺地说，“如果我们把这一命题译成普通的话，那就是这样……”[10]除此之外，因为黑格尔的文章往往表现出文法分析的格调，马克思于是也结合着对黑格尔的语言加以密切的注视。他在印张页中间用竖栏分开，左边摘下黑格尔的一个命题，右边加上“译文”，并作出如下评注：

　　“很明显，黑格尔是把进一步的各个规定同两个主体——‘机体的各个方面’和‘机体’联系在一起了。在第三个命题中，‘被划分的’不同方面被规定为‘各种不同的权力’。由于插入了‘由此可见”这几个字，便造成一种错觉，好象这些‘各种不同的权力’是从关于机体（理念的发展）的中间命题引伸出来的。”[11]

　　马克思从一系列这种逻辑上的和文法上的分析得出来的结论，恰与费尔巴哈已经做过的结论相符合。马克思说，“他（黑格尔）把身为理念的主体的东西当成理念的产物，当成理念的谓语。他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做完了自己的事情的思维的样式来制造自己的对象。”[12]
　　马克思重新查阅黑格尔采用这种方式所写的法哲学时，脑中又涌现出文学的譬喻，例如，黑格尔对君主权的概念是君主忽而充当中介人，忽而又充当本身需要调解的极端，这使马克思想起《仲夏夜之梦》里的狮子，“这里也不禁使人想起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里面的狮子，它大吼道：‘我是狮子，我又不是狮子，而是斯纳格。’这里的情形也正好一样，每个极端忽而是对立面的狮子，忽而是中介的斯纳格。”[13]他还指责黑格尔对继承制的看法是受“长子继承制的伟大之处所造成的浪漫热狂” [14]的影响。Der romantische Kitzel der Majoratsherrlichkeit[15]——马克思这句双关话，不禁使我们想起历史法学派所看重的限定继承权曾在德国浪漫主义作家两部著名的作品的书名上出现过，即阿尔宁的《长子继承制》和霍夫曼的《长子继承》。马克思对于私人财产继承制表示反对时，从笔下又畅流出文学理论的术语：

　　“和独立的私有财产这种荒诞无稽的东西相比，职业的没有保障是凄惨的，追逐利润是悲壮的（戏剧性的），财产的可变性是真正不幸的（悲剧性的），对国家财产的依赖是合乎伦理的。一句话，在所有这些特质中我们透过私有财产听到了人心的跳动，这就是人对人的依赖。” [16]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文学类型和样式，尤其是席勒和黑格尔做出的那种分类，能以多种方式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显示人们如何跟他们助以形成的世界交往，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同时，文学类型又可以用来充当人的各种态度的速记符号：

　　“我亲爱的朋友，您的来信是一支出色的哀曲，一首使人心碎的挽歌，可是它毫无政治内容……”[17]

　　或者可以用来划分不同的社会和政府制度的尊严等级：

　　“专制制度拿我们来演的这场喜剧，对它本身说来就象当年悲剧对斯图亚特王朝和波旁王朝一样危险。就算人们甚至经过一个长时期还不明白这场喜剧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无论如何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可以算是革命了。国家是十分严肃的东西，要它演什么滑稽剧是办不到的。”[18]

　　马克思这里借助的惯用语（topos）[19]——国家似剧场——后来又以许多变换方式出现在他的著作里。他在计划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时给卢格的信中，又有两个欧洲文学中常见的惯用语：

　　“满载傻瓜的船只或许会有一段时间顺风而行，但是它是向着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这是因为这些傻瓜根本就没有料想到这一点。这命运就是即将来临的革命。”[20]

　　又如：

　　“我不能担保一船傻瓜的命运；但是我敢肯定说：只要这个颠倒了的世界存在一天，普鲁士国王总还是当代的一个人物。”[21]

　　这里的两个譬喻是引用十六世纪赛巴斯蒂昂·布兰特[22]的《愚人船》里的主要形象，以及黑格尔用过的、海涅也于1842年用来描绘过当代普鲁士的那个惯用语：这个颠倒了的世界[23]。正当马克思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把黑格尔颠倒了的哲学纠正过来的时候，这后一种形象显然对他很有吸引力。
　　上面几段引文摘自卢格编辑发表在《德法年鉴》里的马克思、卢格、巴枯宁和费尔巴哈相互来往的一系列信件；当时卢格和马克思共同负责编辑这个刊物，刊名象征着一个纲领，即德国人和法国人应该联合起来对抗十九世纪许多德国人视为一种与爱国主义不可分离的仇法情绪，而共同实现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1843年10月，马克思离开德国，在巴黎和卢格会合之后，便以惯有的热情投入《年鉴》的编辑工作，并为之写作。他和卢格邀请一些法国知名作家投稿，其中也包括阿尔丰斯·德·拉马丁[24]。拉马丁允诺投稿[25]，可是后来他和其他法国作家都没有投来只言片语。所以，1844年2月出版的《年鉴》第一期（也竟是唯一的一期）清一色是德国作家的文章，包括卢格写的一篇纲领性的出版说明，一首海涅的热情洋溢的政治诗和一首海尔维格的绮靡雕琢的诗，费尔巴哈、巴枯宁、卢格和马克思相互来往的信件，斐·卡·贝尔奈斯[26]对德国报纸文章的一些评注（看来马克思在其中加进不少简朴而机智的妙语）[27]，几件有关普鲁士约翰·雅科比[28]的叛国和侮辱陛下罪行案件的文献，年轻的恩格斯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一篇评论托马斯·卡莱尔[29]的《过去和现在》的文章；另有马克思两篇重要论文，一篇是借以评论布鲁诺·鲍威尔的两部著作而论述犹太人问题的文章，另一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竟是马克思于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之前的一个最重要而具有影响的政治原则的声明。马克思在《德法年鉴》[30]刊载的他给卢格的一些信中，对庸人市侩统治的世界作了描绘。他借助歌德来证实他的看法[31]，揭露这个世界象一个“政治动物的世界”（politische Tierwelt），象一个“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entmenschte Welt）[32]，只有“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rüicksichtslose Kritik des Bestehenden）[33]才能得以改进。马克思的信也包括对浪漫主义的糊涂概念的批判：当他攻击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那种“自由主义的演讲和衷心倾叙”的特征时，他所使用的这个词汇不由得使读者想起德国浪漫主义的一部主要作品的书名：瓦肯罗德尔和蒂克的《一位爱好艺术的僧侣的衷心倾叙》[34]。信中也批判了现成的乌托邦，象体现在埃蒂耶纳·卡贝[35]刚刚出版的《伊加利亚旅行记，哲学和社会小说》（巴黎，1842年）一书里的那种乌托邦。因此，可以用马克思的话来总结这个新年鉴的总方针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36]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这篇论文应当看成是他对他那一时代的“政治动物的世界”——“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进行批判的一部分，其中对犹太教和犹太精神的分析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因为他抱有一般人的偏见，认为犹太人是彻头彻尾、从不懈怠的重商主义者，而忽视了犹太人的唯灵论、精神上的喜好冒险、利他主义和喜好预言的嗜好等传统，其实他本人也无可奈何地正是这种传统的后裔。在这方面，马克思和弗洛伊德[37]形成鲜明的对照，弗洛伊德有一次对他的同胞犹太人演讲时说，他发现犹太民族和犹太人的吸引力是“无法抗拒的”：

　　“每当我感到有一种民族热情的倾向时，我便力求抑制它，觉得那是有害而错误的，而且我们相处的犹太同胞的前车之鉴也使我感到震惊，但是仍然有其他许多方面使犹太民族和犹太人的吸引力变得不可抗拒，例如许多模糊的感情力量，越是不能以言语来表达，越发变得无比强烈，另外还有一种内在身份的明确意识一内心安藏着的共同的精神结构感。除此之外，我还感到自己有两个特点在我一生艰苦的旅程中变得须臾不可缺少，这都亏得我的犹太性格，那就是别人在利用自己的才智时受到种种限制，我因为是犹太人，所以觉得自己摆脱了这种偏见，而且我作为一个犹太人，准备加入反对派，我个人的所做所为无箐征得‘紧密的大多数’的同意……[38]

　　然而，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这篇文章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不仅显示马克思能够放过一些不适合他的论争的事实，而且也显示他当时对那种变一切为商品的货币力量作出了最富持久性的分析。他逐渐相信现代社会越来越被“财迷”所统治；在Geldmensch[39]那些“品行”当中，马克思举出他们（除了蔑视理论、历史和作为自我目的的人之外）也蔑视艺术（Verachtung……der Kunst）[40]。这个命题在这里首次简短地出现，此后还在他的其他著作里屡见不鲜。现代是不利于艺术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使人们同他们的艺术传统（从而同他们的文学传统）疏远，就象它使人们同人类劳动的其他许多产品疏远一样。
　　《论犹太人问题》一文还显示马克思颇为重视现代文献小说。他在论证的过程中，描绘了北美的宗教状况，资料主要取自三个来源，即德·托克维尔[41]的著作、托·汉密尔顿[42]的《美国人和美国风俗习惯》和古·德·波蒙[43]的小说《玛丽或合众国的奴役制》（1835年，布鲁塞尔版）。马克思无拘无束地摘引波蒙小说里的词句，而并未指出他的作品在类型上不同于德·托克维尔和汉密尔顿这两位提供情况的人的著作。[44]
　　马克思在论述犹太人问题的文章里，还分析了货币的力量和作用，因此夏洛克再次登场，使人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但是，从特征的角度来看，夏洛克并非在马克思讨论到他那种令人误解地称之为“犹太精神”的过程中出场的，而是在讨论黑格尔和德国法律时露面的。在我们面前，夏洛克被召唤出来支持一场对历史法学派的驳斥，其实德国法理学家这个最保守、自觉而自豪的德意志“历史学派”，马克思早在《莱茵报》上就已经驳斥过了：

　　“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性的鞭子一的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历史对这一学派，正象以色列上帝对他的奴仆摩西一样，只是表明了自己的a posteriori（过去），因此，这个法的历史学派本身如果不是德国历史的产物，那它就是杜撰了德国的历史。这个夏洛克，奴仆式的夏洛克，发誓要凭他的期票、历史的期票、基督教德意志的期票来索取从人民心上剜下来的每一磅肉。”[45]

　　这段话直接涉及《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另一争议的问题，即犹太人的政人归咎于犹太人的那些品行，在十九世纪绝非只局限于犹太人所独有。马克思无疑希望用犹太人突出的典型（夏洛克，再加上以色列上帝和他的奴仆摩西的增援）来激怒那个“历史学派”，正如海涅喜欢用这同一手段激怒他的反犹派对手一样。但是，与此同时，马克思把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创造的那个人物有意识地变化一下，以控制这场论战。一些伟大的夏洛克阐释者在剖析这个角色时一向试图提出来的那种品德，也就是海涅在他那部评论莎士比亚的著作里涉及夏洛克时所强调的那种品德—尊严，受难时所表现的尊严，自豪时所表现的尊严，被说成正是“历史学派”所缺少的品德。不管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绝不是一个“奴仆”。因此夏洛克出现在马克思的文章里，不仅作为他那类人物的一个例证，而且可以作为评断当代与他类似的人物的标准。
　　下面我开始摘引的论文，题名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思想上和政治上发展的纲领性文献之一。他在篇首称赞费尔巴哈和他的追随者：“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46]文章声明实践的极端重要性[47]圆，表明最终会产生一个马克思自此后将与之共命运的新的阶级，这个阶级将在德国的“复活日”扮演主宰地位的角色，而且这个“复活日”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48] 来宣布：

　　“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49]

　　马克思在这篇论文里还巧妙地引用《圣经》和宗教传统的词汇来攻击宗教：“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一宗教是它的灵光圈一的批判的胚胎。”[50]他也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常用词汇来表达他对历史进程的看法。他说社会各阶级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是戏剧式的，而是史诗式的，"以表明他对当代德国缺乏革命大无畏精神[51]的感觉；同时，马克思把黑格尔对于历史顺序以及悲剧和喜剧之间的关系的看法，适应于他自己的目的：

　　“这些国家如果看到，在它们那里经历过悲剧的ancien régime（旧制度），现在如何通过德国的幽灵在演它的喜剧，那是很有教益的……现代的ancien régime（旧制度）不过是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52]

　　马克思还再一次提出他在博士论文里称之为哲学“守护神”的那个人物；埃斯库罗斯的被缚住的普罗米修斯：

　　“在埃斯库罗斯的《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里已经悲剧式地受到一次致命伤的希腊之神，还要在琉善的《对话》中喜剧式地重死一次。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我们现在为德国当局争取的也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53]

　　那种能从文学史中（经黑格尔之助）观察到的悲剧和喜剧的顺序，也可以用来澄清政治史中类似的顺序。其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文学史和政治史那样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致最终合而为一。埃斯库罗斯和琉善在他们的杰作里呈现了他们的时代各个重要方面，呈现了古人看待他们的神明的各种不同的方式。因此，这样的对比可以阐明寓于显著顺序之中的显著差别。比较文学从而可以成为一种认识历史的工具。
　　鉴于马克思后来对于希腊文学同希腊神话的关系作出更为著名的阐明，他对埃斯库罗斯的评论特别令人感兴趣之处在于，他并没有认为埃斯库罗斯只是天真地仰赖神话。希腊诸神在《被缚住的普罗米修斯》一剧里受到“致命伤”的那种夸大的描写，照马克思的看法，意味着埃斯库罗斯的剧本构成一种对神话对希腊万神殿的批判，尽管剧本是在极其严肃地处理一个神话主题。至于主题本身，马克思在评论黑格尔的这篇论文里阐明了他这时对神话的作用的看法，他写道，“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54]
　　《德法年鉴》的编辑阿尔诺德·卢格在出版的最后阶段病倒了，因此马克思担当起编辑重担，这使他有机会同两位当时最著名的德国诗人进行了接触。一位是格奥尔格·海尔维格，马克思曾经不同意卢格对这位作家奢侈的生活方式的看法而为他进行辩护，认为那是具有才智的人的特权。另一位是亨利希·海涅，海涅不仅允许《德法年鉴》重印他那首描绘巴伐利亚卢德威格一世[55]的极不尊敬的欢闹组诗，而且1843年12月在德国境内旅行期间还为这个刊物约稿。[56].马克思和海涅都给这个寿命短暂的刊物撰稿，马克思还审阅海涅的讽刺诗篇的校样，他一家人和海涅友好互访；后来，马克思被迫离开法国时，感到自己同海涅的友情甚笃，无妨说出他很想把海涅装进自己的行囊一起带走这句话[57]。关于他们这一时期的交往，另有两段记载，一处是在卢格1870年2月18日写给E·卡柏的信里，卢格温和地抱怨海涅从未承认自己怎么会写起那些最能给人深刻印象的著名政治讽刺诗篇：“这一次他应归功于马克思和我。我们对他说，‘撇开你那永恒的爱情怨诉吧，给那些写韵文的（poetical）（卢格这里可能是笔误，似应为‘政治的’（political）一作者注）抒情诗人看看，这些东西是怎样写出来的——一挥而就嘛！”[58]另一处是从爱琳娜·马克思1895年写给卡尔·考茨基使用的一些摘记里得来：“毫不夸大地说，摩尔[59]（马克思）不仅欣慕作为诗人的海涅，而且对他怀有一种诚挚的感情。他甚至会找出种种理由来为海涅政治上古怪的想法辩护。摩尔坚持认为诗人都是古怪而难以应付的人物，不能用常人或者甚至非常人的尺度来衡量他们。”[60]爱琳娜接着叙述海涅如何征求马克思对他的诗篇的意见，商量改善的可能性；马克思多么不忍心看到海涅对批评所持的那种病态的敏感，即使批评来自他有理由极端蔑视的那些人物；以及海涅有一次如何沉着地搭救了马克思的婴孩燕妮。她结论道，“就我所理解，在政治方面，他俩很少加以讨论，但是肯定摩尔很亲切地批评海涅，他不仅喜爱他的作品，而且也热爱他本人。”不过，马克思后来的信札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61]的作证，使人有理由怀疑马克思是否一向象热爱海涅作品那样热爱他本人。但是这种交往无疑对他俩都发生影响，一方面鼓励了海涅把他的讽刺政治诗写得比以往更激进，一方面促使马克思继续阅读海涅的作品，以致使他自己的文体在某种程度上留下使人觉察得出的影响痕迹。马克思那两篇登载在《德法年鉴》上的论文常常会令人想起海涅，诸如一些个别新创的词汇（“人的糟粕”[62]显然是从海涅《新春》组诗末一首摘来的），又如他那篇批判黑格尔的纲领性论文末一句让人想起海涅《评路德维希·白尔尼》[63]里的一句诗：

　　高卢雄鸡再次高鸣，德意志也即将破晓。

——海涅


　　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64]

——马克思


　　尼格尔·瑞夫斯曾对马克思和海涅这一时期思想发展过程的种种相似之处加以探索，正确地评论道，“这清楚地显示海涅和马克思1844年沿着相同的路线进行工作，可以看出相似之处达到了什么程度，但试图决定谁影响了谁，却是白费心机的。”[65]④不过，在语言表达和文章结构方面，显然马克思受益于海涅。就我们现已知晓的马克思，他在巴黎写的论文里，不言而喻，还有许多地方引证了其他作家，特别是歌德，他那部《浮士德》提供了“超人”和“非人”这类极性的词汇，马克思把它们用于《德法年鉴”那篇批判黑格尔文章之首。[66]

（2）


　　1844年出现一部文学作品，对马克思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该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67]时写的为织工们进军时歌唱的一首诗歌。马克思觉得这样一首诗歌证实了他对无产阶级“灰姑娘”[68]的创造能力、阶级觉悟和最终革命意志的信念，他预言她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成为一个“大力士”：

　　“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象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首先请回忆一下织工的那支歌吧！这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在这支歌中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69]

　　这首织工歌（德文名为《Das Blutgericht》，可粗略译为《血腥的屠杀》）从而在马克思的文学长廊里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从旧民歌到新型的无产阶级诗歌的转变。但是，在他急切希望德国工人阶级进入现代文学领城的愿望中，他过高评价了一或者至少夸大了一厄运的西里西亚织工思想上的自我意识。他也可能不知道早在十三年前法国就出现过一首与《血腥的屠杀》极其相似的诗歌——《里昂丝织工之歌》（Chant des canuts），这首诗至少也表现出同样“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70]。值得注意的是，海涅在写他那首描写西里西亚织工的苦难和愤懑的著名诗篇时，就是以《里昂丝织工之歌》作为范本的。
　　马克思对《血腥的屠杀》的评论和海涅的《穷苦的织工》（后改名为《西里西亚织工》）都刊载在1844年初巴黎创办的一个激进的德文报纸上。报名是《前进报》（Vorwärts！），执行编辑是亨利希·波恩施坦[71]，撰稿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海涅、海尔维格、格奥尔格·维尔特[72]和巴枯宁。马克思跟这份报纸有四重性联系。他经常和波恩施坦讨论政治局势，从而在该报社论和政治评论文章里留下了他的印记。他劝使那位编辑摘要刊登他正在阅读的一些书籍的片断，相信这会有助于增强当前出现的一些可取的态度和倾向，这些书籍包括从十八世纪启蒙主义作家的作品直到费尔巴哈的著作，范围极其广泛。他又是波恩施坦和海涅的中间人，海涅那首《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校样就是先传到马克思手中，然后才允许转给波恩施坦过目。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就是马克思本人也给《前进报》写了两篇署名的“短评”和一篇未署名的、对普鲁士议会发布的一条法令的评论，其中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对文风问题进行了探讨。[73]
　　马克思的“短评”（《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是为驳斥卢格的一篇文章而写的，其中提出作家如果只集中精力注意润饰他的文体而不去仔细思考他该写的内容，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马克思宣称这种唯美主义等于是在拆自己的台，并且导致庸俗（Gemeinheit）：“那些把任何事物都当成作文练习题目来写文章发表的人们，由于用这样的形式主义方法看问题，所以就把事物的内容歪曲了，而被歪曲的内容反过来又给形式打上了庸俗的烙印。”[74]照马克思的说法，那位引起这场指责的卢格喜欢文体上的对比形式，并且使用一种“浸透着无聊的自我欣赏气息的巧妙词句”[75]，结果和真理完全背道而驰。这显然进一步发展了他过去在《莱茵报》上议论过的两个论题。头一个是马克思曾在1842年11月3日那篇有关德国财产法的文章[76]里声明过的信念：“如果形式不是有内容的形式，那末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77]第二个是已经注意到的他对唯美主义的不信任，马克思此后一直对于漂亮词句和过分关切文体优美的作法表示不信任。但是与此同时，马克思又喜欢以模拟的方式回击那位辞章家，通过仔细的分析指出思想上的欠缺必然导致文体上伴随而来的欠缺。[78]
　　这种偶而出现在“短评”里的检验，在马克思给（前进报》写的第二篇文章《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最近的内阁文体练习解说里则踞于主位。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对普鲁士国王和他的顾问写的一份告普鲁士人民书所采用的文体进行的分析是那样犀利、有趣而有力，堪与卡尔·克劳斯[79]的作品相媲美。
　　这篇关于弗里德里希一威廉四世的论文，是以国王逃脱一次未遂暗杀后于1844年8月发布的议会法令为出发点的。国王在那篇措词生硬的文告里，感谢上帝保佑了他，下诏答谢普鲁士人民以各种方式向他表示的忠诚。马克思照录国王的文告，然后开始如下讽刺的评论：

　　“顿时就能使人觉察到的激情，对文体拙劣的信函大有裨益。一位正在恋爱、满怀激情的人给他爱人写的信，绝对成不了优秀文体的范例。但是那种混乱的表达恰恰极其明显而动人地显示那股征服笔者的爱情力量。这种力量是她施加给他的一种力量。热情而文字欠缺清晰，文体也紊乱不堪，从而使他的爱人打心坎里感到宠悦，因为迂回曲折，仅能使人大致理解、因而靠不大住的语言，具有一种紧迫感、亲密感、美感和强迫感，把那封信变为感情完全可靠的标志。他对于自己向爱人表明的一片真情毫不怀疑，这种信念从而变为那个女人最大的自我享受，自信的表达。
　　我们正是遵循这种前提来排除一切对国王法令表达的那种谢意内在真实性所存的怀疑，从而为普鲁士人民出一把不可估量的大力。我们能够指出王室作家袭上心头的那种感激心情的力量，以排除对于这种真实性所存的一切怀疑；我们能够指出国王下诏答谢的议会法令文体上的混乱，以证实那种力量。由此，我们这种爱国热情的分析，其效劳的目的便不会为人所误解。”[80]

　　紧接着这段讽刺的导言而作的细致分析，揭示了文体和文法上的缺陷，很可能导致国王和他的顾问变得十分荒唐可笑。马克思同时还试图把议会法令的词句“译成”王室作家头脑里原有而又不便直接表达出来的想法。例如，国王最后一句措词勉强的话，在"und meines Volkes Liebe verdient……”之后嘎然而止，原意显然是“堪值吾民之爱”，却不幸给人造成另外一种印象而变成“吾臣民之爱堪值……”后面还需加些话来把它完成。因此，马克思评论道：

　　“这个最后被孤立的分句，由于一个逗点而缩了回去，仿佛指出后面还应有一句隐而未露的补充句；这句话也许是：‘堪值姐夫尼古拉[81]的一顿皮鞭子，或者爱卿梅特涅的严厉制裁’，也许是：‘堪与布恩逊男爵[82]奉献的那部幼稚可笑的宪法相媲美。’”[83]

　　马克思的分析，假借讽刺的赞扬，向人们暗示：国王那帮人的愚蠢和恶意。他对文体的批评，不仅是想揭露愚笨的头脑，而且想揭发那种打算处置人和欺骗人的狡黠计谋。


（3）


　　《德法年鉴》只出版了一期双刊号，《前进报》也同样寿命短暂。不过，马克思在为这些报刊工作期间，阅读了一些典范的政治演说（主要是圣—茹斯特[84]和罗伯斯庇尔的讲话）、回忆录（如勒奈·勒瓦瑟尔[85]的回忆录）、政治小册子（巴贝夫[86]的作品）、官方报告和法国历史编纂学的书籍[87]，从而加深了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理解。他对这些著作的写作形式发生的兴趣，自此后经久不衰，而且后来对他自己写作的风格和论题也产生了影响。与此同时，他还开始首次系统地阅读古典经济学著作，这一方面也对他所写的、生前未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发生过影响，这些论文包含着他的一些最深刻而不朽的见解。他的巴黎手稿（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受恩格斯的一篇论文的深刻启发而写的。恩格斯那篇论文题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主要由于这篇论文的激发，才开始认真阅读英法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并把从中得来的见解，同从莫泽斯·赫斯和其他法国作家那里汲取来的共产主义思想，以及直接或间接得之于黑格尔的思想方法相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历史上富有成果的结合。另外也是恩格斯，通过他那篇登载在《德法年鉴》上对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书的评论文章，引起马克思注意到卡莱尔对那种使“现钱成为人与人之间唯一关系”的“玛门教的福音”[88]的谴责。卡莱尔从而成为马克思1844年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个虽未被承认却是强有力的出场人物。三年后，马克思试图澄清他对工资同劳动的关系的想法时，又阅读了卡莱尔那篇关于宪章主义的文章里有关这方面的观察，并详细地作了笔记。[89]
　　我们从马克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阅读的书籍笔记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即使埋头于经济研究，内心还是经常与文学互相参证。例如，我们可以在他阅读詹姆斯·穆勒[90]著作时所做的笔记（他在这时期读的是法译本）里发现下面这类独特的语句：

　　“让我们不要管这种‘信任’的内容，即一个人贷款给另一个人，‘相信’那位同胞不是个‘流氓’而是个‘好人’——他给以最优厚的条件，不要利钱，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高利贷者。这位表示这种信任的人等于一犹如夏洛克！——是个‘好人’，在跟另一个付得起钱的人打交道。”[91]

　　看起来，他在考虑十九世纪工业家的行为和十九世纪经济学家的原则的时候，夏洛克从未远离他的头脑。
　　文学艺术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进入巴黎手稿的领城。首先，它们作为一种“人的族类行为”（menschlich Gattungsakte）出现，它的产品对人们来说似乎不象其他许多具体而功利的客体那样陌生，因此吸引一批以往的思想家撇开对工业和物质生产的研究而去注意它。世界象一本“书”，人们生活在这世界应该阅读上帝的作品，马克思则把工业视作一本能教导我们理解人的本质的书；由此，那种旧有的惯用语在马克思的想象中起了显著的变化：

　　“现在已经看到的工业的历史和客观存在是一部有关人类能力开卷的书；它是人类的心理学，可以由感性来检验。至今人们一直还没有在它和人类本质存在不可分离的关系中，而只在一种实用功利的外部关系中理解它，因为人们在异化的领域内活动，只能理解政治、艺术和文学等抽象而普遍的形式里的人、宗教或历史的普遍化的存在，而且只有这些才被理解为特定的人类活动中的人类能力的现实表现。*在一般的物质工业中（人们可以把工业当作那种总发展的一部分，同样也可以把总发展当作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因为人的一切活动迄今都是劳动，即工业，自身受到异化的活动），我们面前有异化形式下的人的客观化的能力，它们是感性的、陌生的、功利的客体。如果对心理学来说，它依然是一本合起来的书，那末这个心理学便没有接触完美无缺地呈现在感性面前、最易接近的那部分历史，这个心理学也就不能成其为一个具有真实内容的真正科学。”[92]

　　因此，文学不应该被孤立地看待，而应该连同人类其他更“平凡的”活动和产品一起来看待。文学研究应该成为“人类科学”的一部分。
　　文学也在巴黎手稿反浪漫主义的论争中占有一席地位，马克思企图驱散浪漫主义作家围绕资本主义之前的德国和十九世纪依然存在的封建主义状况而编造的诗歌的气氛。在一段精彩的段落里，马克思批驳土地所有者和工业家那种与自身紧密相连的陈规陋习，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毫不怀疑浪漫主义诗歌到底站在哪一方面。他采用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七场里的一句话[93]，把它改为：“没有信誉，没有原则，没有诗意，没有一切”，作为土地所有者反对工业家的人生观的看法，同时夸耀那种固守封建主义的、“缅怀往事的诗篇”（Poesie der Erinnerung）。另外，又唤出世界文学另一杰作塞万提斯的《堂吉河德》，来描绘工商业巨擘对抗那种莎士比亚式的提法。具有动产的人

　　“叹息他的对手是个傻瓜——这一点说得很对一这个傻瓜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却想用粗野而不道德的力量和农奴制，来代替有道德的资本和自由的劳动市场；他把他的对手描绘成一个堂吉诃德，在正直坦率、维护共同利益和坚定不移的幌子下，掩盖现实中截然相反的事物：贪得无餍的享乐主义，一个小集团的私利和邪恶的意图。他宣称他的对手是个狡猾的垄断者；他用历史和讽刺的手法，把那事实上在他的对手浪漫主义的城堡中产生的卑鄙、残暴、孤傲排外、卖淫、丑闻、无政府状态和反叛等等一一列举出来，以贬低他的对手的缅怀往事、诗歌和概念不清的道德激发。”[94]

　　文学看来能把原形丑陋的事物遮盖一层外表美观的纱幕，但是文学，象伟大作家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作品，也能帮助人们弄清人和物的真实面貌。它也能帮助人们判断是非。马克思在这里再一次采用他在那篇黑格尔论文里有关夏洛克的段落中所试用的“变换”手法（见本书第105页）让塞万提斯那位高贵的堂吉诃德出来协助“列举”人类不光采的本性，而实际上他的原型则象是其他方面的类型。
　　但是，不管现代资本家怎样对抗土地所有者（马克思承认这种情况是令人生畏的），资本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近情理的、阿谀奉承的自身形象，一点也不比他的对手表现得差。那个以他为代表的社会使人同他的劳动成果疏远，其中也包括同人类的艺术创作疏远。他本人耽于赚钱，没时间去理会书籍和戏剧这些“捞什子”：“你越是吃得少些，喝得少些，少买些书，少到剧场和舞会去，少到酒馆里去，少思维，少谈情说爱，少搞些理论，少唱歌，少画画，少作诗，少斗剑等等，那末，你就能更多地节约起来，你那蠹虫蛀不了、强盗抢不着的财富——你的资本就会更大。”[95]另一方面，他的工人则毫无选择的余地，他们为了生活急需，劳动得难以脱身，无暇培养自己对艺术的兴趣：“音乐首先必须唤醒人的音乐感……因为最优美的音乐对于不能欣赏音乐的耳朵是毫无意义的……忧心忡忡而愤懑胸怀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象是无动于衷的。”[96]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最容易被看成是腐朽的、奴仆似的东西：“政治经济学是财富的科学……同时也是禁欲主义的科学，这种科学的真实理想是人间应有禁欲而贪暴利的守财奴和禁欲但从事生产的奴隶。它的道德理想是劳动者把他的一部分工资存放到贮蓄银行里去；这种科学为了表达它这个特别喜爱的念头，甚至还找到一个奴仆似的艺术，以一种感伤的方式拿到舞台上去表演。”[97]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继李罗[98]的《伦敦商人》之后出现的戏剧可以看成是一个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上的感伤情绪的表达。
　　巴黎手稿中最令人难忘的无疑是那几段涉及人类劳动的“异化”、“外在化”和“客体化"（Entfremdung，Entäusserung和Vergegen-ständlichung）的篇幅。我们从下面摘引的段落里仍然可以清楚地辨认出马克思的社会—经济批判和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之间的联系：

　　“劳动者在生产中越使自己外在化，他所创造的面前的、陌生的客观世界就变得越发强大，他本人在内心世界里就变得越加贫乏，他能称之为自己的东西就变得越少。宗教中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人向神明供奉得越多，他自己就保存得越少。劳动者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客体，意味着他的生命已经不再属于他本人而属于客体了。所以，这种活动越大，劳动者就越发变得身无一物。他的一切劳动生产品都不属于他所有。生产品越大则他本身越小。劳动者在他的生产品里的外在化，意味着不仅他的劳动成为一个客体，成为一个外在的存在，而且这外在的存在离开了他，独立而陌生，成为他对面的一股自足的势力，这就是说，他贡献给客体的全部生命，敌意而陌生地同他相对抗。”[99]

　　马克思又说：

　　“劳动者生产得越多，他就不得不消费得越少。他越多创造价值，他本身就越加失去价值，失去尊严；他的生产品越成形，劳动者越变得畸形；他的生产品越文明，劳动者越沦于野蛮状态；劳动越实力强大，劳动者越变得软弱无力；劳动越文明，劳动者越加失去文明而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劳动生产美，但是使劳动者变成畸形……劳动生产文化（智慧），却为劳动者生产愚昧和痴呆。”[100]

　　在所有这些谴责中，美学广泛的相对矛盾的概念——“美”对“畸形”，“文明”对“野蛮”——起着一种重要的作用。因此怪不得马克思在巴黎手稿里为了表达他觉得丧失的东西和“异化”的实践意义，一再求助于伟大作家的创作：

　　“对于劳动者来说，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求都已经终止为一种需要。人倒退到穴居状态，但是现在穴居也已经被文明的臭气熏天的瘟疫疠气所污染，而且他只是不安稳地住在那里，象是一种陌生的力量；如果不付钱，每天都有可能被赶出来。劳动者必须出钱租这种死气沉沉的住屋。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把“‘光明的住所’称之为他的伟大的赐赠之一，他依靠这光明的住所把蛮子变成人，而这光明的住所对劳动者来说也不存在了。动物最简单而清洁的亮光、空气等等都不再列为人的需要了。”[101]

　　埃斯库罗斯那种“光明的住所”的想象，歌德那种“基础稳固的大地”[102]的想象，都使人们想起他们所丧失的东西。
　　然而，伟艺术家也能毫不逊色地用令人难忘的、悲天悯人的方式向我们表达那些助长“异化”现象的事物一正如里·贾·伯恩施坦正确地提醒我们，马克思把这方面视为“一种社会范畴，一种理解‘政治经济’的范畴，而不是一种根源于人性的本体论范畴。”[103] 歌德的靡非斯托斐勒司被召唤出来解释金钱如何能“弥补” 严重的缺陷；我如果买得起六匹马，就如何不仅有我自己的手、脚、脑袋和屁股的力量，而且还有那几匹马的力量。靡非斯托斐勒司向浮士德解释道：

　　“什么诨话！你的脚，你的手，你的屁股[104]，你的脑袋，这当然是你的所有；

　　但假如我能够巧妙地使用，
　　难道就不等于是我的所有？
　　我假如出钱去买了六匹马儿，
　　这马儿们的力量难道不是我的？
　　我驾御着它们真是威武堂堂，
　　真好象我有二十四只脚杆一样。”[105]

　　这很象是对于金钱力量的一种真实的写照，很多方面也确实如此。但是，马克思小心地指出我们听到的不过是靡非斯托斐勒司的声音罢了，他挑出其中一些远不够令人赞赏的涵义，这包括对性格和个人特征的玷污，对道德和精神之间的区别的抹杀，特别是方才所提到的歌德的“马儿”的涵义——对两性之间的自然吸引规律的歪曲：

　　“通过货币媒介而为我存在的东西，我可以付钱买的东西，也就是货币可以买的东西，是我作为货币持有者的身份。我的力量跟货币的力量一般大，货币的各种属性是我这个持有货币的人各种属性和本质的力量。所以，我的身分，我能够干什么，决非由我个人的特征所能决定。我丑陋，但是我能给我自己买到人间最美丽的女人，所以我并不丑陋，因为丑陋的作用，它那使人厌恶的力量被货币抵销了。按我个人的特征，我是个跛子，但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条腿，所以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不老实、不讲信义、迟钝愚蠢的人，但是货币是受人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受人尊敬。货币至高至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至高至善。除此之外，货币还使我不会让人说我不诚实，因此大家设想我诚实可靠。我头脑迟钝，但是货币是万物的真正头脑和精神，所以怎么能说货币的持有者没有头脑呢？再者，他还可以为自己买到富有智慧的人，如果他对那些富有智慧的人具有控制大权，那末，他本人岂不比他们更富有智慧吗？我通过货币能办到人的心灵所希求的一切，我岂不掌握一切人的能力了吗？所以我的货币岂不是把我的一切无能转化为它的对立面了吗？”[106]

　　在马克思看来，他这种评论货币的否定力——货币把一切转化为对立面的那种力量，被莎士比亚那位陷入幻灭和愤世嫉俗最低深渊的雅典的泰门[107]阐发得更加清楚；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不，天神们啊，
　　我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信徒，我只要你们给我一些树根！
　　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就可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嘿，这东西
　　它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它会把壮士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它会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会使受咒诅的人得福：
　　它会使害着灰白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敬爱；
　　它会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会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作新娘，
　　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
　　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她的三春娇艳。
　　来，该死的土块，
　　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
　　你惯会在乱七八糟的列国之间挑起纷争，
　　我倒要让你施展一下你的神通。”

　　接下去又说：

　　“啊，你可爱的凶手，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亲生的父子会被你离间！
　　你灿烂的奸夫，淫污了纯洁的婚床！
　　你勇敢的战神！你永远年轻韶秀，
　　永远被人爱恋的娇美的情郎，
　　你的羞颜可以融化了狄安娜女神膝上的冰雪！
　　你有形的神明，你会使冰炭化为膠漆，仇敌互相亲吻！
　　你会说任何的方言，使每一个人唯命是从！
　　你动人心坎的宝物啊！
　　你的奴隶，那些人类，要造反了，
　　快快运用你的法力，让他们互相砍杀，
　　留下这个世界来给兽类统治吧！”[108]

　　“莎士比亚极其出色地描绘了货币的本质，”[109]马克思评论道，而没有明确地把这归功于泰门。他并不打算讨论这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莎士比亚本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理所当然的是（他很可能是这样想的！），谁读到这一段话都会明白这是愤世嫉俗的泰门在说话，是泰门讽刺地把货币说得“可爱”、“年轻韶秀”、“被人爱恋”和“娇美”，是泰门思忖他能使人尽可夫的娼妇按她自己的本性活动。马克思也无意探索这里表达的思想源自何处，无意去考察这种思想在莎士比亚那一时代或更早一些时侯普遍到了什么程度。他接下去在他的评注里指出这一段落多么令人难忘地表达了他本人逐渐感兴趣的货币作用的某些方面：它那种代替神明的力量，它那使一切为之转化、贬低和退化的力量，以及它在人类各民族中间干着娼妓和拉纤的力量：

　　“莎士比亚特别举出货币的两个属性：
　　（1）它是看得见的神性，它使人和自然界各种属性转化为对立面，使各种事物普遍混淆和颠倒；它使许多不可能的事紧密结合起来；
　　（2）它是人类和各民族的普遍的娼妓，普遍拉皮条勾当的家伙。
　　货币使一切人和自然界的各种品质颠倒和混淆、使许多不可能的事紧密结合的那种神力，在于它的本质实质上是人的异化、外在化和自身外在化的‘族类本质’。它是人类外在化的各种能力。
　　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办到的事，从而凡是一切我个人本质能力所不能办到的事，我都能通过货币来办到。所以货币使每一个本质能力变成原来不是它的东西，也就是变成它的对立面。”[110]

　　泰门在极端落魄时所采取的这种对待货币的中世纪态度，正如劳伦斯·莱纳[111]所说，在本质上同乔叟那位赦罪教士在布讲“贪财乃万恶之源”这句经文[112]时所采取的态度如出一辙。这种态度一直和马克思的态度极相吻合，尽管他的经济研究已经向他表明现代货币经济有许多方面还是在为进步发展事业服务。
　　文学使我们想起我们已经丧失的健康状况（埃斯库罗斯的“光明的住所”），文学诊断了我们的腐败堕落（泰门的“人尽可夫的娼妇”），而且文学还将扮演治愈我们痼疾的角色。马克思认为异化现象可以得到克服，可以靠一种包罗万象的科学之助来把它克服，这种科学他称之为“人类科学”，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经济学和美学：“将只会有一种科学。”[113]不难看出马克思对当代人类困境的分析和席勒在《美育通讯》对这方面的分析有许多共同之处。英国一些最杰出的阐释者把席勒那部作品概括为一份起诉书，它指控了下列各个方面：

　　“不管是知识或技艺的专业化、还是损人利已的精神功能的专业化给人带来的弊病；感性和思维、情感和道德、肉体和精神过去一度相连而现在却出现分离的现象；各学科之间，科学和艺术之间，个人发展和集体福利之间，以及那些为争取生存而劳累得无暇顾已的劳苦大众和那些闲散得都不愿创造性地利用悠闲时间的人之间的各种分裂现象；过度发展的社会把人贬低仅仅是它那个巨轮上的一个轮齿；公民在一个只看重他所起的作用而不尊重他作为人的存在的国度里被剥夺了人格性，他被当作一种可分等级的抽象概念来对待，受着那看来同他作为人毫无关联的法律的管辖。”[114]

　　但是，席勒的论文也涉及到巴黎手稿中所想象的将来的人那种“博大”、“全面”和“非异化”的形象。在克服异化现象而达到一个较公正的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与席勒不同，在这点上已经设想需要有个共产主义社会），文学艺术起一个重要作用。文艺是人类需要的自身创造的一部分，它引起人的各种感性，而正是靠这种感性，人才得以享受：

　　“音乐首先必须唤醒人的音乐感……只有通过人的本质具体展开的丰富多采性，才能达到人的主观的一或是培养出来的，或是产生出来的一感性的丰富多采性：一个能欣赏音乐的耳朵，一个能鉴赏造型美的眼睛，简言之，人的各种可供享用的感觉，各种证实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无论从理论观点还是从实践观点来看，人的本质的具体展开都是必要的，那就是使人的感觉真正是人的感觉，并引起那同人类和自然存在的全部丰富多彩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115]

　　这些使人想起德国古典人本主义的传统词句后面，还隐藏着一种忧虑，强烈地表达在巴黎手稿有关货币那一章节的末尾：

　　“让我们设想人之为人，他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于是，恋爱只能和恋爱交换，信任和信任交换，等等。如果你想欣赏艺术，你必须是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影响别人，你必须是个对别人真正有激励和鼓励作用的人。你跟人的每种关系，你跟自然界的每种关系，都必须是符合你个人的现实生活和你的意愿的对象的特定表现。”[116]

　　里昂奈尔·特里林[117]评论道：“‘让我们设想人之为人，他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这种说法真是骇人听闻，任何其他历史时代都没感到有必要把这种设想阐述清楚。整个十九世纪贯穿着这样一种忧虑的思路，即人可能不成其为人，他同世界的关系也可能终止为一种人的关系。马克思把这种忧虑表达得非常强烈，但是人们毋需抱着他的这种见解来分担这种忧虑。那一时代的布尔乔亚道德学家的特点是觉得存在受到占有的威胁。马修·阿尔诺德[118]说，‘文化不是一种所有物，而是一种存在和生成发展的过程。’奥斯卡·王尔德[119]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社会主义下的人的灵魂》里附合阿尔诺德的说法：‘人的真正完备不在于人占有什么，而在于人是什么。’”[120]
　　特里林这里提出的论点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解说。如果文学艺术符合特定的需要，人们在为满足这种需要的行动当中必须自己来形成这种需要，那末随之而来的是这种需要很容易被歪曲，或者虚假的需要会被那些为商业利益而钻营的人制造出来。因此，巴黎手稿还针对十九世纪欧洲社会那种“虚构的欲望”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每人都盘算着给别人创造一种新的需要，以便驱使别人成为一个新的牺牲品，把他置于一种新的从属地位，并且把他引诱到那些招致经济上毁灭的新的享乐方式上去。每人都企图为满足自身的私欲而产生一种支配别人的陌生力量。所以，对象的数量增长，支配别人的陌生事物的领域也随之扩大。每个新产品都蕴藏着人们用来相互欺诈、相互掠夺的一种新手段……产品和需要的扩展，客观上把人变成种种非人的、异常狡猾的、反常而幻想的欲望所控制下的总在为自身打算而标新立异的奴隶。”[121]

　　一百三十多年前马克思首次做出的这种分析，可以认为对于今日甚至比之当时还要恰当。
　　在巴黎手稿中，海德、席勒和歌德的人本主义，正同一种得之于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目的，以及一种已经从中受益的英国和苏格兰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分析相结合。麦克莱兰正确地评论道：“恩格斯称之为马克思思想的三个组成要素—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法国的社会主义和英国的经济学，在这里首次同时出现，尽管尚未结合。”[122]他不妨再加上歌德时代的古典文学，但是应该记住，正如卢卡契所指出来的那样，马克思从来不相信那些根源于社会条件的弊病能够通过改进艺术意识的办法得以治愈。[123]
　　巴黎手稿另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在本文中提一下。第一方面是马克思不仅仔细甄别书籍和作者，而且也注意考察那些被吸引和打动心弦的读者。歌德时代出现过一部称不上古典的作品尤斯图斯·麦捷尔的《爱国幻想曲》（Patriotische Phantasien，1775—1786），马克思形容这些幻想的“特点在于一瞬间也没有超越市侩庸人那种无聊的、小市民的、驯服了的眼界，而且纯粹是些幻想罢了。这种矛盾使它们很能吸引德国人的心灵“”[124]我们知道书籍有书籍的来历，它们不仅是那些受到自己阶级和社会思想感情方式影响的人写出来的，而且是写给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的各个阶层人士看的。因此，对于巴黎手稿的作者马克思说来，人们对于著作的评价和接受情况自有它的重要意义。
　　第二方面是我们可以在巴黎手稿里一个不是涉及文学而是涉及哲学的章节里发现的论点，那一章节论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现象学是……一种自己本身还不明确、隐晦而神秘化的批判，但是单就它牢固地抓住人的异化这一点来说—即使‘人’假借‘思想’和‘精神’的面貌出现—一所有批判的因素都已经隐藏在这里面，准备就绪，而且详尽地阐述过了，在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黑格尔自己的观点。”[125]这里表明的原则是一位作家可能叙述得比他自己所了解的更加真实，这个原则也可以很容易地从哲学转用到文学上面去。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靡非斯托斐勒司除去在前面摘引的一段著名而重要的段落里以现身说法的而貌出现过之外，还可以在其他段落里，在一些马克思没有明确引人注意他的段落里被辨认出来：

　　“每个产品都是一个把别人的本质——他的货币引诱过来的钓饵；每个现实而可能的需要都是一种会导致苍蝇扑向粘锅而去的那种癖好……每一个需要都是一种可以装出一副极其和蔼可亲的样儿去接近邻人的机会，并且对他说：亲爱的朋友，我可以给您需要的东西，不过您知道必须有个条件；您明白您得用哪种墨水来签字，把您抵押给我；我提供乐趣给您来骗取您。”[126]（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

　　魔鬼引诱人们同它达成交易的声音，可以从上面我加重点的语句里清晰地听到。在一个金钱交易的社会里，人们面对邻人所扮演的角色就象靡非斯托斐勒司面对浮士德所扮演的角色。马克思的学识和他早期想搞文学创作的愿望，在这种戏剧性叙述的段落里，同他对社会一政治方面的关切，达到一个同生共栖的境界。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里写道：

　　“固然动物也生产，象蜜蜂、海狸、蚂蚁等能为自己建筑巢穴居所。不过动物只生产自己或后代所急需的东西；它单方面生产，而人则广泛生产；动物只在直接物质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在摆脱物质需要而获得解放的情况下也生产——事实上，他只有在摆脱这种需要的情况下才真正生产……动物按照它们隶属的物种的需要和标准来制造东西，而人则知道如何按照一切物种的标准来生产，并且知道如何到处应用客体的内在标准。因此，人类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形成事物。”

　　另外还写道：

　　“只有通过人的本质具体展开的丰富多采性，才能达到人的主观的——或是培养出来的，或是产生出来的——感性的丰富多采性：一个能欣赏音乐的耳朵，一个能鉴赏造型美的眼睛，简言之，人的各种可供享用的感觉，各种证实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那些所谓的精神感觉，实践的感觉（意志，爱情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各种感觉的人类性，只有凭借它的对象，凭借人类化了的自然界才能得以形成。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全部人类历史的工作。”[127]

　　伊斯特万·麦斯扎罗斯[128]论证道，巴黎手稿在这里为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做出最富持久性的贡献：它阐明艺术由于人的特定需要而产生的情况，这种需要远远超出纯粹物质和经济上的需要：阐明艺术能够在满足这种需要的行动当中创造并加强这种需要的情况；阐明艺术在人的自身创造过程中的地位；阐明甚至在马克思把艺术看作“异化”和“物化”的一种产品的时代，艺术也可以形成一个比较自由的王国而达到何等程度，人的迫切的创作欲望可以在这个王国里找到一种合乎他的人类性的倾泻的途径。即使马克思在前面摘引的头一段落里再一次谈到“美的规律”而没有进一步加以阐释，他还是对这种“规律”的基本特征提供了一个线索，因为“Mass”这个词汇一次再一次地迴响着，它的意思不仅是“标准”，而且也有“比例”、“尺度”和“适度”的涵义。马克思称赞人的审美感，称赞“überall das inhärente Mass dem Gegenstand anzulegen”[129]——“到处应用客体的内在标准”、“保持每种事物适当的比例"，很清楚地意味着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紧密统一。但是，巴黎手稿宣称要能做到这一点，人必须从压力下解放出来，那种压力迫使他占有客体仅仅是为了满足原始的物质需要；他必须不仅在思想上而且用五官来体验美的客体是与己有关的，并以此证实自己本质的人类性—一这对马克思来说，意味着人自我证实为社会的存在，而不单纯是个人的存在。
　　歌德的靡非斯托斐勒司对货币能带来邪恶堕落这一点怀有魔鬼般局外人的欢乐；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和泰门是这种邪恶的牺牲品，哪怕是他们从中获利或为此而欢欣鼓舞时，也是如此。歌德和莎士比亚所发现并塑造的这些人物的话语，帮助马克思构思并形成自己的词句。他们帮助他更清楚地观察他自己所处的那个世界的面貌，帮助他诱导别人分享他对这个颠倒而混乱的世界的看法，从而他便可以设想一个将来的国度的形象来同它相对照。在那将来的国度里，靡非斯托斐勒司无法欢乐，夏洛克既找不到压迫者，也找不到受害者，泰门那种愤世嫉俗的态度也因缺乏养料而消逝。艺术内在的“量”或“度”既是我们期望更美好更公正的将来所出现的非异化的国家的轮廓，也是我们期望的一种锦绣前程。



[1] 指到他的一位舅父非力浦斯家去。马克思的母亲是荷兰人。这位舅父曾在马克思生活困难的时刻在物质上帮助过他。——译注

[2] 尤斯图斯·麦捷尔（1720—1796），德国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德国市民阶级利益的代理人，著有《爱国幻想曲》等作品。——译注

[3] 参阅L·1·高尔曼等著：《卡尔·马克思传》（柏林，1973年），第56—57页。（弗朗斯瓦—勒奈·沙多勃利昂（1768——1848），法国作家，反动浪漫派的首脑。马克思不喜欢沙多物利昂的故作高深，拜占庭式的夺张，感情的卖弄和文字上的过火的新揉造作。见马克思在1873年11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33 卷，第102页。——译注〉

[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442一443页（马克思1843年3月13日致阿诺德·卢格信）。

[5] 莫泽斯·赫斯，见第一章注。——译注

[6] 参何德·麦克莱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英文版），第142页，彼·戴麦兹：《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德文版），第64页。

[7]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49—250页。

[8] 乔治·李赫特海鸠（1912—1973），德国出生的社会历史学家，研究马克思主义，晚年悲观，于1973年在伦敦自杀。——译注

[9] 参阅李赫特海姆，《马克思主义，历史和批判的研究》，第2版（伦敦，1964年），第8页。

[10]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49页。

[11] 同上书，第257页。

[12] 同上书，第259页。

[1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54页。

[14] 同上书，第371页。

[15] 德语，长子继承制的伟大之处所造成的浪漫热狂。——译注

[1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72页。

[17]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08页。（马克思1843年5月致卢格信）.这封信是答复卢格的来信，卢格在信中引用了荷尔德林的小说《徐培里昂》倒数第二章中那段对德国处境的著名的哀伤。马克思不同意卢格引用这段话：“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陷于绝望的境地，即使它只是由于愚蠢而长期地期望着某种东西，然而在很多年后，总有一天会突然变得聪明起来，实现它的所有的良好愿望。”但是没有什么证据表明马克思本人曾经读过荷尔德林的任何作品。

[18] 同上书。

[19] Topos（希腊语），意谓“地方"或“老生常谈”。不只是相同的意象，还有相同的辞句以及类似的思想等皆有规律地出现于各种不同的作品内。——译注

[20]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08页。

[21]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1页。

[22] 赛巴斯蒂昂·布兰特（1458—1521），德国人道主义者与讽刺诗人。他的《愚人船》是1494年出版的，讽刺和鞭挞了当时的社会。一只大船上载满了各种愚人，驶到“愚人天堂”去，愚人自己陈述自己的愚行或由作者给他们揭发。这些愚蠢的行为是：好时髦、好吃、好跳舞、好打猎；忘恩负义、贪婪、轻浮、骄傲、憎恨、嫉妒、荒淫；学者的空虚和僧侣的虚伪以及同时代大大小小的毛病。出版后立即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接着出现了“愚人文学”。汉斯、萨克斯、艾拉斯姆斯等作家都受到它很大影响。但布兰特本人思想并不先进，也不是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先驱者，他毋宁说是中世纪思想和理想的最后一个体现者。——译注

[23] 杰·霍普纳在他重新编订出版的《德法年鉴》（莱比锡，1974年），第401页上指出，傅立叶也曾在他的社会批判文章里使用过这个意象。——原注

[24] 阿尔丰斯·德·拉马丁（1790—188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年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和实际上的首脑。——译注

[25] 参阅《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437页。

[26] 斐迪南·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1815—1879），德国激进政论家，1844年参加德国流亡者的报纸《前进报》编辑部，后流亡美国。——译注

[27] 参阅《马恩全集》，第1卷，第2分册，前言第28—40 页。大·梁赞诺夫在前言中指出，最后一个评注是评比两名新闻记者的文章，巧妙地指出其中一位设法把措词和结构处理得恰是官方记者所能理解之意的反面，因此，这个评注颇有马克思个人文风的印记。这个评注下列一段话当会引起读者想到马克思对文学和神话中的人物的引用。“如果不来梅报社那位记者粗鲁得象阿喀琉斯，奥斯贝格报社那位记者则文雅得象尤利西斯。他有西塞罗的文风和一个修道院学生的独出心裁。他是新皇家救世主的、乏昧的克罗卜史托克。”另参阅杰·霍普纳編：《德法年鉴》，第360、460页。

[28] 约翰·雅科比（1805—1877），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领袖之一，70年代参加社会民主党。——译注

[29]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发表近于40年代封建社会主义的观点，站在反动的浪漫主义立新上批判英国的资产阶级，后来倾向托利党，1848年成为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工人运动的露骨的敌人——译注

[30] 恩格斯在一封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马克思不只一次对我说，卢格改编他的文章，并加进各种胡言乱语。”（引自霍普纳编：《德法年鉴》，第368—369页）.——原注

[31] “庸人所希求的生存和繁殖（歌德说，谁也超不出这些）”——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09页。——译注

[3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0页。

[33] 同上书，第416页。

[34] 同上书，第413页。

[35] 埃蒂耶纳·卡贝（1788—1856），法国政论家，空想的和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描绘了他虚构的国家伊加利亚的共产主义社会，相信人的善意和强者的宽大，以为一切改革靠道德和正义感就可以和平地实现。——译注

[3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8页。

[37] 西格蒙得·弗格伊德（1856—1939），奥地利反动的资产阶级精神病学家，首创精神分析学说，——译注

[38] 参阅《西格蒙得·弗浩伊德全集》标准版（伦敦，1964年），第20卷，第274页。

[39] 德语：财迷。——译注

[40]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49页。

[41] 阿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译注.

[42] 托马斯·汉密尔顿（1789—1842），英国军队的上校、作家。——译注

[43] 古斯达夫·波蒙（1802—1866），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译注

[4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24—425、435、436—437、447页。

[4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54页。

[46] 同上书，第452页。

[47] 同上书，第460页。

[48] 高卢是法国古称，“高卢雄鸡"是法国在第一共和国时代用在国旗上的图案，标志着当时法国人民的革命意识。——译注

[4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67页。

[50] 同上书，第453页。

[51] 同上书，第464页。

[5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56—457页。

[53] 同上书，第457页。

[54] 《马恩全集》，中文服，第1卷，第458页。另参阅普莱沃斯特，《文学，政治、恩想意识（巴黎，1973年），第16页。

[55] 巴伐利亚卢德威格一世（1786——1868），1825—1849年为德意志一邦巴伐利亚的国王。——译注

[56] 参阅杰·霍昔纳编《德法年鉴》，第37页。

[57] 见马克思致海涅信（1845年1月12日）。（《马恳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457页.）——译注

[58] 参阅H·H·胡班编《同海涅的谈话》（波茨坦，1948年第2版），第506页。

[59] 摩尔（来自希腊文，意为黝黑的）在8世纪前原指北非各国的原住民，后歌洲人亦用以泛指黑皮肤的人。爱琳娜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说：“‘摩尔'这个名字是常用的，几乎成为他正式的名字了。不仅我们这样叫马克思。所有亲密的友人也这样叫他。”《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5页。）——译注

[60] 见巴克森达尔与莫劳斯基编《马恩论文艺选》（密尔沃基，圣·路易斯，1973年），第148—150页。

[61] 弗兰契斯卡·库格圣，路德维希·库格曼的女儿.路德维希·库格曼是德国医生，1848—1849年革命参加者，第一国际委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弗·库格曼1928年应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邀请，写了一篇《伟大的马克思的二三事》，其中说“马克思在评价海涅时，认为他的性格很不好。他严厉地斥實海涅以忘恩负义的态度对符别人对他的善良和友谊。例如，海涅曾经写过一首叫《这位股勤的少年能博取人家的欢心》的诗嘲弄克利斯提安，马克思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可宽恕的。”（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9页，）——译注

[6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33页。

[63] 路德
　　　　维希·自尔尼（1786—1837），德国政论家，详见第2章注。——译注

[6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67页。

[65] 参阅尼格尔·瑞夫斯：《海涅和年轻的马克思》，第63页。

[6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52页。另参阅彼戴麦兹：s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一书，第60页。

[67] 指1844年6月4—6日百里西亚织工的起义，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搏斗。——译注

[68] 灰姑娘是格林童话里的一个受继母虐待、日与煤渣为伴的美丽姑娘，后忽得仙姑相助，成为王子的爱人。——译注

[6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83页。

[70] 指1830年11月和1834年2月爆发的里昂丝织工人的两次起义，但都被残酷镇压下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到里昂起义时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开始在欧洲最先进国度的历史上进居于前列了。”（《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4页）——译注

[71] 亨利希·波恩施坦（1805—1892），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黎报纸《前进报》的创办人（1844），1848年后移居美国，在那里参加了国内战争（1861—1865）.——译注

[72] 格奥尔格·维尔特（1822—1856），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一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译注

[73] 参阅夏克·格朗容：《马克思和1844年巴黎的德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诞生研究文稿》（巴黎，1974年），其中详述了《前进报》的史话。

[7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84页。

[75] 同上书，第484页。

[76] 指马克思；《第六届茉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译注

[77]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79页。

[78] 同上书，第485—489页。

[79] 卡尔·克劳斯（1874—1936），奥地利新闻记者、批评家与诗人，尤以讽刺文章著称。1899年创办刊物（火炬”，对奥地利社会进行尖刻的讽刺，讽刺的对象主要为中产阶级与自由派报刊，但他后来逐渐较少关切政治争论而转为注意保存奥地利文化传统的问题，——译注

[80]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438—439页。

[81] 指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译注

[82] 克里斯蒂安·卡尔·约西阿斯·布恩逊（1791—1860），普鲁士外交官，社会活动家，神学家，1844年4月和8月曾上书国王建议改革宪法。——译注

[83]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441页。

[84] 路易·安都昂·圣—茹斯特（1767—179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译注

[85] 勒奈·勒瓦慧尔（1747—1834），医生，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党人，著名的法国革命回忆录的作者。——译注

[86] 格拉古·巴贝夫（1760—1797），真名为弗朗斯瓦·诺瓦勒，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译注

[87] 参阅《马恩文库》德文版，第1卷，第3分册，第419—434页；另参阅阿·考尔努：《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和著作》（巴黎，1962年），第3卷，第11页。

[88] 玛门教意即拜金主义。——译注

[89]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36页。

[90] 詹姆斯·穆勒（1773—1835），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在哲学上是边沁的追随者。——译注

[91] 《马恩全集》，第1卷，第3分册，第534页。
　　　　* 或“具有作为一种物种的人类的特征的行动”，“人的族类行动”。

[92]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42—543页。

[93] 原书此处误记为《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一杨。莎士比亚这句原话是“sans teeth，sans eyes，sans taste，sams everything.”（ “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没有口味，没有一切。”）——译注

[94]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27页。

[95] 《马恩全集补褊》，德文版，第1卷，第549页。

[96] 同上书，第541—542页。

[97] 同上书，第549页。

[98] 乔治·李罗（1693—1739），英国戏剧家，原是一有钱的伦敦珠宝商人。他所写的8篇戏剧，至今仅有他那出感伤的资产阶级悲剧《伦敦商人》尚被人记得。在这篇戏别的献词里，他阐明了新的资产阶级戏剧的原则：悲剧不但应该揭示出在社会中居于高位的人们，而且也应该揭示出普通的人们生活中的事件。他提议创作一种描写资产阶级生活的悲剧，并提出了创造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劝善戏剧的纲领，——译注

[99]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12页。

[100] 同上书，第513页。

[101]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48页。

[102] 同上书，第131页。（马克思此处不太准确地摘自歌德的诗《人类的极限》。）

[103] 见里·贾·伯恩施坦：《实践和行动》（伦敦，1971年），第49页。（里查·贾考伯·伯恩施坦（1932一），美国哲学家与大学教授，著有《约翰·社威论经验，自然与自由》（1959），《约翰·杜成》（1966）等书。——译注）

[104] 歌德此处原文是“H一”，马克思引伸为“Hintre”，等于“Hintern”（屁股）。歌德原意当指“Hoden"（睾丸）。

[105] 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书奇》（二）。（此处搞引的是郭沫若的译文。——译注）

[106]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64—565页。此处《浮士德》英译文是巴亚德·泰勒所译，斯图亚特·阿特金斯校订的。

[107] 泰门是莎士比亚的《雅典的奉门》中的一雅典贵族受人谄媚，后欠债却无人相助，悲愤离城，逝入森林，发现金岸，城中元老又来仰求他协助退敌。——译注

[108]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第4幕，第3扬（见《莎士比亚全集》（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76，187—188系，个别处稍有改劝。——译注）见《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63—564页。

[109]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64页。

[110]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65页。

[111] 劳伦斯·莱纳（1925—），出生于南非，曾在南非、英、美等国讲学，著有《英国文学》（1959）、《记忆的方向，近代批评文选》（1964）等书。——译注

[112] 见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乡村教士那靠劝谕性的布道文。——译注

[113] 参阅德·麦克莱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一书，第244页。

[114] 参阅席勒；《美育通讯》（E·M·威金逊和L·A·威劳贝编辑与翻译，附导言、评注和词汇表）（牛津，1967年），第12页；另参阅麦克莱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一书，第243—244页与瑞夫斯；《海涅和年轻的马克思》一书，第72页。

[115]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41—542页。

[116] 同上书，第567页。

[117] 里昂奈尔·特里林（1905—1975），当代美国资产阶级文学批评家，大学教授，著有《马修·阿尔诺德》（1939）、《自由派幻想》、《反对自身》、《超越文化》和《真实性与确实性》等书。——译注

[118] 马修·阿尔诺德（1822—1888），英国诗人和批评家。——译注

[119] 奥斯卡·王尔德（1845—1900），英国戏剧家、诗人、小说家及批评家。——译注

[120] 见里昂奈尔·特里林；《真实性与确实性》（伦敦，1972年），第124—125页。

[121]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40—547页。另参阅伊·麦斯扎罗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伦敦，1970年），第115页。

[122] 参阅麦克莱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一书，第265页。——原注

[123] 参阅卢卡契：《歌德和他的时代》（英译者R·安考尔，伦敦，1968年），第84页。

[124]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27页。

[125]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73页。

[126] 同上书，第547页。（此处末几句是模仿魔鬼靡非斯托斐勒司为骗取浮士德博士灵魂而说的话，——译注）

[127]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17页和541页。

[128] 参阅伊·麦斯扎罗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一书，第190—214页。

[129] “Mass”这个词汇经常被人指出是马克思美学思想的一个关键性的术语。斯蒂芬·莫劳斯基曾对巴黎手稿中这个词汇的一些涵义解释为，“（1）物质现实结构的复制（它们的形态主要是……）；（2）对称、规律性、比例和和谐的各种属性，它们提供了一种具有吸引力和凝聚的整体，例如，那与物质现实各种形态有所不同、或更准确地说可相匹敌的整体，但是不管‘Mass'对马克思说来还有什么意思，这个词汇在他的论述美学的文字里明确地表明为艺术作品的一种内在的紧密的结构。”参阅巴克森达尔和莫劳斯基合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选》（密尔沃基，圣·路易斯，1973年，第15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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