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1976）

第二章 第欧根尼的灯笼



　　“至于莱茵著作界的例子……那是打着第欧根尼的灯笼[1]走遍五个专区也无法找到的‘真正的人’。”[2]


　　1841年4月，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有一阵子想去大学执教。但是不久就很明显，德国没有一家大学愿意接纳他。他于是计划写几部书，有的主题是关于美学的；其中有一部关于宗教和艺术的稿子，似乎已经写得相当可观，可是后来由于马克思对文中显露的黑格尔学派倾向感到不满意，因此从未发表[3]。但是，他为准备写这部著作而做的研究工作，却使他受益不浅。查尔斯·德·布罗塞斯[4]那部关于拜物教的著作启发他后来变换一下主题，对“商品崇拜”进行了富有独创性的分析；卡·威·勃蒂格[5]、约·雅·格隆德[6]和卡·弗·冯·卢莫尔[7]的著作则对马克思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观的形成发生过影响。1842年上半年，马克思摘录卢莫尔的《意大利研究》里的一段话，很富有代表性：

　　“我们如果不带宗教或美学迷信来探讨希腊艺术中的英雄和神明……无疑便在自然界一般生命当中找不出什么没有发展过或不能再发展的东西。因为在这些塑造的形象当中凡是属于艺术范畴的东西，都是那些对壮丽的体型赋予人类优美姿态的描绘。”[8]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于这种说法没有什么不完全同意的地方。
　　马克思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直到五十年代这段期间阅读美学著作的情况，已由里弗希兹、卢卡契和帕祖拉等学者很好地考证录实下来；至于哪些作家和作品对马克思本人艺术观的形成可能发生过影响，现在也有人开始探索。康德，文克尔曼，莱辛，歌德，席勒，奥·威·施莱格尔，（当然也包括）黑格尔都被人引证过；格奥尔格·福斯特[9]和费希特[10]关于“间离”艺术的想法也被引证过；此外，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直到卢梭、狄德罗和斯塔尔夫人[11]这些非德意志思想家和作家的文艺和社会观点，也同样有人引证过[12]。马克思没有必要——的确也不可能——把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先于他本人思想的作家的著作全部阅读过，但是我们将会在阅读本书过程中发现他是一位求知欲极强、博览群书的读者。他对于各种思潮也非常敏感，有的思想他可以汲取过来，而（更经常的是）有些思想他可以予以驳斥。
　　1842年，马克思开始进入新闻界。那年二月完稿的一篇关于普鲁士书报新检查令的文章，本来是为青年黑格尔派阿尔诺德·卢格[13]主编的《德国年鉴》写的，但由于在检察官那里通不过而未能刊登，一年以后（1843年2月）卢格才在瑞士出版的《轶文集》[14]上予以发表。这个文集还刊载了几篇涉及当时一些问题的文章而招致德国检察官的不满。1842年3月，马克思加入新创办的自由派报纸《莱茵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编辑部；同年10月，他成为该报主编。这份报纸在他的领导下，销行份数巨增，但是对普鲁士检察官来说，他的方针太过激进，只因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0年登基后似乎有起色的日子里[15]，曾有短暂时期放宽检查尺度，《莱茵报》直到1843年3月才被查封。
　　马克思在报章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一篇关于书报检查制度的论文，这是对著述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在分析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新法令背后隐藏的糊涂概念时，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其中之一是检查制度安插了一批平庸之辈对具有才能的人妄加评断，并剥夺了作家的一种基本权利——一种充分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一种采用自己独特风格的权利，这种风格必然同即使是最有见识的检察官的风格也会迥然不同。

　　“其次，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风格就是人。’可是实际情形怎样呢！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我不应当用自己的风格去写，而且应当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首先应当给它一种指定的表现方式！哪一个正直的人不为这种要求脸红……？”[16]

　　因此，马克思觉得他不仅在为新闻事业而且也在为整个著作界而战斗。
　　不过，马克思在这篇关于检查制度的论文里对著述和著述评论的探讨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他热情断言作家的“真理”不是一种施与的、恒久不变的东西，“作家的一切活动对象”不能都实用地被归纳为“真理”这个一般的概念。马克思争辩道，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不同的精神性质，但每一个著述对象也由于它的特征而需要一种合乎它的特定探讨方式。有些人忽视这种复杂性，而要求著作提供一种抽象而恒久不变的“真理”，年轻的马克思告诫他们：“你们就象损害主体的权利那样，也损害了客体的权利。你们抽象地理解真理，把精神变为枯燥地记录真理的检察官。”[17]他还用一句莱辛式的透彻的话声明道：“Zur Wahrheit gehört nicht nur das Resultat，sondern auch der Weg”——“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18]
　　普鲁士书报检查令当中有一段特别引起马克思反感的文字，那就是责成检察官不仅要注意叛逆的情绪，也应注意语调上的冒犯。任何作品如果因“激烈、尖锐和傲慢”面带有有害的倾向，他们就应禁止其发表。换句话说，普鲁士检察官将成为文章风格的仲裁人。马克思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种检查制度众所周知是用来专门对付反对派作家的，而支持政府的作家则不管他们的主张多么“激烈”也不会遭到丝毫粗鲁的对待。“这样一来，检察官就必须时而根据形式去判断倾向，时而又根据倾向去判断形式。如果作为检查标准的内容过去就已经完全消失了，那末，形式目前也正在消失中。”[19]检察官不仅可以剥夺一位作家的主题，而且也可以剥夺他那种独特风格的形式。他可以把平庸的准则强加给那些必须呈交自己的作品由他审查的作家。
　　年轻的马克思还试图以其他方式把新闻工作者关切的问题同批评家关切的问题连结起来。1842年12月11日，他让《莱茵报》读者相信：“对一个国家制度的描绘并不等同于那个制度。所以，反对那种描绘的论战，并非是反对那个制度本身的论战。保守派报纸经常提醒读者注意批判性的报纸的观点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们不过是个人的意见罢了，而且还歪曲现实，但保守派报纸一向忘记观点本身并不能构成主题，而仅代表对那个主题所发表的一种意见罢了，所以对观点的攻击并不一成不变地意味着对那些观点所涉及的主题的攻击。报章提出的每个对象，赞扬也好，谴责也好，从而都成为一个著述的对象，一个提供著述讨论的对象。”马克思总结道，“促使报章达到文化最高权威的水平并对人民起精神教育作用，恰恰在于它变物质斗争为思想斗争，变肉体斗争为精神和理智斗争，变对生活必需品、贪欲和经验主义的斗争为理论、认识和形态上的斗争。”[20]
　　马克思深感他对检查制度的斗争，对那种产生检查制度并由此而变得越加强硬的态度的斗争，对于著述界的将来极端重要。因此，他自文章之首就求助于世界伟大的作家，看来是很恰当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是那种心怀不满的人，在普鲁士新的书报检查法令还没有公布之前就声明说：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即使希腊人带来礼物，我还是怕他们）。”[21]此处引用维吉尔[22]这句诗原是表示怀疑的，却得到有力的肯定；紧接着在这同一篇文章里还出现引自毕丰[23]、歌德、席勒、劳伦斯·斯特恩和伏尔泰的话语。马克思博览群书，兴趣广泛，加以记忆力强，因此一遇时机便能引证世界许多作家的言论；他试图使自己热情坚持的见解所包含的真理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便在各种著作里寻找对这种见解透彻的阐述、支持和肯定的语句。
　　但是，引语在马克思早期文章里还起着另外一些作用。他在1842年5月5日《莱茵报》上发表的另一篇有关书报检查制度的文章里写道：

　　“歌德曾经说过：画家要成功地描绘出一种女性美，只能以他至少在一个活人身上曾经爱过的那种美作为典型。出版自由也有它自己的美（尽管这种美丝毫不是女性的美），要想能保护它，必须喜爱它，我感到我真正喜爱的东西的存在是必需的，我感到需要它，没有它我的生活就不可能美满。”[24]

　　连歌德专家们都难以肯定马克思提出的歌德这几句话是从何处引证而来，也许马克思想到的是歌德《艺术简评》里的这句话：“一个画家没有爱过的，一个画家不爱的，他就不应当描绘，他就不能描绘。”但是在这里，马克思的动机却不难推测：他正在把以往倾注于美学研究和爱情诗篇的那股精力导向政治途径。他在设想一个完美的形象：画家、情人和为摆脱政治干预而斗争的战士溶为一人，溶为同一个人。
　　马克思倾注于早期讽刺小品和格言警句的那股精力，在这篇报刊文章里也并非显得不那么突出。他对《普鲁士国家报》评论新检查法令的那种作法给以冷嘲热讽，但间或好象离开了主题而言它：

　　“不过，读者会打断我们说：我们本来打算谈谈‘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而现在却给我们抱出一个‘无罪的天使’——新闻界上了年纪的孩子《普鲁士国家报》，并且反复地唱起了老练的摇篮曲。《国家报》一再想用这支摇篮曲使自己和姊妹们安静地沉入冬夜的梦乡。
　　但是，难道席勒没有说过：

　　智者看不见的东西，
　　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25]

　　普鲁士《国家报》‘以它天真的心灵’提醒我们说，普鲁士的情况并不比英国差，我们有等级会议，而这个会上的辩论，只要日报能这样做，它是有权进行讨论的。因为《国家报》充分自豪地意识到自己的优点，它认为普鲁士报纸缺少的不是权利，而是能力……”[26]

　　文中加引号的“无罪的天使”这个词汇，是用歌德《浮士德》第一部中对甘泪卿姑娘[27]的两种描绘字眼，即靡非斯托斐勒司的“ein gar unschuldig Ding”和浮士德的“ahnungsvoller Engel"[28]，拼凑起来的。甘泪卿对靡非斯托斐勒司的疑虑和不祥之兆全被排除了，剩下的只是坦率正直。除了这个在《浮士德》原著上下文中故意自相矛盾而极为关真的形象之外，马克思还增添了另一个相关的形象，即席勒在《信仰的话》一诗中所创造的那个靠直观指导行动、视理解为羞耻的童稚天真的心灵。马克思这种不相称的并列，表面上显得天真坦率，看来骨子里暗指《国家报》也想使普鲁士臣民保持“天真”，并想鼓励那种不存任何疑虑而乐意尊从父辈权威的“孩子般的单纯”。
　　席勒描绘童稚的心灵在实践上超过智者的理解这句名诗，从此成为马克思的文学引语基本库存。文章中凡是引用这两句诗的段落，总是带有讽刺性的。
　　如果说，我一直在摘引的5月5日那篇文章，其中有歌德和席勒的支持；那末，11月30日那篇文章，莎士比亚则占了优势。开篇引语就是摘自《奥瑟罗》第一幕第三场伊阿古说的那句话：“那不过是在意志的默许之下一阵情欲的冲动而已”[29]；文章中对当时另一报纸《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攻击由于摘引了《李尔王》第四幕第四场的一些台词而显得颇具刺激性[30]。马克思把那种喜爱关切政治“丑闻”的作风归咎于《奥格斯堡总汇报》，而这种丑闻可与邪恶的伊阿古和疯狂的李尔王头脑里迷恋的性的“丑闻”相媲美。马克思指出这一点以后，又摘引《李尔王》里的其他词句对该报更加明显的一个谬误给以讽刺的称赞（“那家伙弯弓的姿势，活象一个稻草人……”[31]）或对该报无视事实的作风给以隐晦的评论（“即使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太阳，我也瞧不见”[32]）。有趣的是《奥格斯堡总汇报》接受这场莎士比亚文字论战，反唇相讥，把《莱茵报》比作毕斯托尔[33]；《莱茵报》又在1843年1月12日予以回击，让它的同行把自己比作桃儿姑娘[34]也好，快嘴桂嫂[35]也好，谈论荣誉的福斯塔夫[36]也好，悉听尊便。马克思在这里参加了新闻记者相互展开的一场活泼生动的游戏，他们确信读者亳不费劲就能理解引用这些莎士比亚人物的内在涵义，而且会参照原剧来看待他们。为了达到这场游戏的目的而利用伟大的文学，也不能说一点意义都没有。莎士比亚剧作在这里提供了人们对于人间境遇的各种反应和态度；这些都体现在伟大的角色身上，一提到哪些人物的名字就会使人联想到各式各样的反应和态度，从而便可从中审慎地选择合适的加以引用。
　　对于另一位伟大的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情况而言，亦是如此。马克思在《轶文集》发表的那篇关于普鲁士书报检查制的文章里，对于凭仗剥夺报章目前享有的和可能享有的权利以期望改善今后文章的语调和题材的这种作法，评论道：“它遭到了可怜的桑丘·潘沙[37]的命运：御医剥夺了他的全部食物，使他不致因消化不良而不能很好地去完成公爵交给他的任务。”[38]《堂吉诃德》从此在马克思的辩论文章里很少有久不露面的时候。
　　另外也不光是伟大作家虚构的作品才能呈现给我们各种对待生活和经验的典型态度，单单一个作者的名字也能起这种同样的作用，因为它可以使我们联想到该作者的全部著作或其中的某些方面。马克思在1842年8月9日《莱茵报》上发表的那篇关于“法的历史学派”[39]的文章里，专门讨论一位著名的法学教授古斯达夫·胡果[40]时就这样试行过：

　　“胡果曲解自己的先生康德，他认为：因为我们不能认识真实的事物，所以在逻辑上我们就应当承认不真实的事物（只要它是存在的）是某种确实的事物。胡果象怀疑论者那样去对待事物的必然本质，同时又象一位霍夫曼[41]那样去对待事物的偶然现象。”[42]

　　一位霍夫曼——马克思在这里请读者回忆恩·泰·阿·霍夫曼的鬼怪故事，想一想这些故事迫使他们心甘情愿暂且不表任何怀疑的态度。“一位霍夫曼”，他能使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妖魔鬼怪行走在辨认得出的德国城市街道上，因此霍夫曼恰恰是一位“怀疑者”的对立面。马克思提起这位作家另有一种在他的文章中显得十分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他尽管不那么显眼的、但仍然相当坚定地强调“法的历史学派”和“德国浪漫主义”之间存在着毋庸置疑的联系。
　　马克思对浪漫主义日益增长的怀疑和憎恶，我们由此不可能没觉察到。他在《轶文集》刊载的那篇关于检查制的文章里坦率地声明：“浪漫主义总是带有倾向的诗篇。”[43]他让读者相信他的信念，即浪漫主义的倾向预示它不会给德国和世界带来什么好处。那篇关于“法的历史学派”的文章具有明显的反浪漫主义的涵义，但这篇文章对于浪漫主义以前的小说，主要是十八世纪流行的人的“自然状态”的慨念，也投以怀疑的眼光。

　　“十八世纪流行过的一种臆想，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本性的真正状态。当时有人想用肉眼去看人的思想，因此就创造了自然状态的人的形象一巴巴盖诺[44]，他们纯朴得居然用羽毛去遮盖自己的身体。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间，曾经有人这样想：自然状态的人是具有非凡的才智的，捕鸟者到处都在模仿北美土著和印第安人等的歌唱法，以为用这种圈套就能诱鸟入网。所有这些奇谈怪论都是以这样一种真实思想为根据的，即原始状态只是一幅描绘人类真正状态的纯朴的尼德兰图画。对于历史学派来说，胡果也是那种还没有接触到浪漫主义文化光辉的自然状态的人。”[45]

　　十八世纪那种“自然状态”的概念显然并未被全部排斥，马克思还让它保留一点精髓，但也受到嘲讽。为了表达这种嘲讽，马克思诉诸文学和音乐创作里的一个人物，即莫扎特和埃马努埃尔·希肯纳德共同的天才创作《魔笛》中的奇异捕鸟人—巴巴盖诺。
　　我们刚才听到马克思表达了他对浪漫主义带有倾向的诗篇所持的怀疑态度。但是，他作为《莱茵报》的编辑，也没有放松注意另一种“倾向”。路德维希·白尔尼[46]在德国使这种倾向变得很时髦，那就是把政治观点和争论伪装成文学评论，特别是戏剧和演出评论，以滑过检察官的注意。马克思发现有几位打算给他那份报纸小品栏撰稿的人也想模仿白尔尼的作法。马克思对此表示反对，他在1842年11月30日写给卢格的信中说，“我声明我认为通过偶而写写的剧评之类的文章暗自偷运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原理，即一种新的世界观，显然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47]马克思本人这时显然是个中间偏左派，但在当时他对一些同事试图在报章上偷运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原理”尚不表赞同；这一时期，他也还没有开始系统地阐述后人一向把他的名字与之联系在一起的那种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作为一位编辑，在工作中体会到对一个优秀的文艺专栏应当意识到它的价值。《莱茵报》在头一版上，以浓线把新闻与政治评论文章同小品栏截开，登载当时对自由派事业持赞同态度的罗伯特·普鲁茨[48]和其他知名作家的诗篇。马克思设法吸引到他的小品栏里来的主要撰稿人是格奥尔格·海尔维格[49]，他的诗（公开与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50]的作品相对抗）宣称投入政治斗争是诗人的权利和责任[51]，一些别的呼吁自由的诗篇也很快跟了上来，措词含混一般，但激动人心：

　　贵族老爷们让开路，
　　让自由的灵魂翱翔远飞！[52]

　　在马克思视为同路人的现代德国诗人当中，海尔维格是头一个，而绝非末一个，可是海尔维格后来的事业和发展使马克思感到很失望。
　　我们无论阅读马克思早期哪篇报刊文章，都能发现他试以不同的方式把他对文学的关注同对政治的关注紧密结合起来。那篇署有他的名字、竟刊载在青年黑格尔学派[53]喉舌刊物《德国年鉴》（《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上的文章，就是一个有趣而恰当的例子。这篇文章训斥一位不幸的哲学家兼时事评论员奥托·弗里德里。希·格鲁培[54]，这人曾力图证实普鲁士政府为了反对布鲁诺·鲍威尔[55]而采取的措施是适当的：

　　“如果德国打算写一出描写一知半解的人的喜剧，奥·弗·格鲁培博士当然是该剧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命运给这个家伙安排了伟人们办事所不能缺少的——一知半解的伟人尤其不应缺少的——那种刚强的坚韧性。即使他那些类似桑丘·潘沙的奇遇大致上已告结束，并有迹象得到模棱两可的恩宠，但是由于格鲁培先生接受桂冠所表现的那种令人好笑的不自觉和动人的天真烂漫，那种千篇一律的胜利还是变化多端地提高了一大步。人们甚至不得不承认灵魂中具备这种符合逻辑的坚韧性真可谓了不起，它教导格鲁培先生得出如下结论：‘因为我被踢出语文教室，’他好象在争辩，‘我预感早晚也将被踢出美学的舞厅和哲学的大厅。尽管如此遭难，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到我被踢出宗教庙堂为止，我扮演的角色那场戏就绝不会演完’，格鲁培先生认真得足能把他的戏演到底。”[56]

　　凡是读过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人，都不会对上述一事感到什么惊奇。在《莱茵报》上，年轻的马克思也正在试用各种方法把诸如“喜剧”、“人物”、“桑丘·潘沙的奇遇”，“提高和变化”等等文学和戏剧评论惯用的术语和概念应用到仅与文学稍有关联而与哲学、政治和社会思想密切相关的论战上去。方法有了，下一步便是程序问题，这在马克思领导下出版的最后一期《莱茵报》的一篇文章里作了阐明；那篇文章显示马克思把文学批评与文体分析的技巧运用到剖析一份敌对报纸《莱茵—摩塞尔日报》专栏上的题材上去。这种分析同尼来后来在《不适时的看法”一书中对大·弗·斯特劳斯[57]的分析程序极其相似，由于再次广泛使用文学引喻而具有讽刺性，取得击中要害的效果：

　　“真正荷马风格！只消瞧一瞧这部史诗的广度就够了。还有那种对兽性心理学所阐发的透彻的见解，我猜想大概是伊索式的吧……”[58]

　　荷马和伊索提供了一个尺度，既可以衡量敌对的新闻记者那种狂妄自大的作风，也可以衡量他们失败的程度。
　　至于当代报刊在风格上应当受到这种剖析的文章，马克思在《莱茵报》1842年5月8日一篇文章里提供了一个实例。他主要揭露的对象是德累斯顿《晚报》，该报主编多年来一直是泰奥多尔·温克勒[59]，笔名为“泰奥多尔·赫尔”（Theodor Hell）。

　　“在严格遵守书报检查制度的1819—1830年间……我国著作界处于‘晚刊阶段’。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称为‘真实的、高尚的、生动的和充分发展的’阶段，正象（晚报》的编辑‘温克勒’可笑地用“光明’这一笔名称呼自己一样，虽然他身上的光芒比夜间沼泽上的磷火还要微弱。这位以‘光明’作为笔名的愚味的乡下佬（Krǎhwinkler[60]）就是当时著作界的原型。当时精神上的大斋期一定会向后代证明，如果说只有少数的圣徒才能把四十天的斋期坚持过去，那末，整个德意志，即使不是圣徒，却能在既不生产也不需要精神食粮的情况下活到二十年以上。出版物堕落了，很难说是智力不足和形式缺乏，甚于特性不足和内容缺乏呢，还是恰恰相反。如果批判能够证明这个时期根本没有存在过，应当说这对德意志最有利了。当时著作界中唯一还有生命跳动的领域——哲学思想领域，已不再说德国话，因为德意志的语言已不再是思想的语言了。精神所用的语言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的语言，因为被禁止理解的事物已不能用明白的言语来表达了。
　　至于莱茵著作界的例子……那是打着第欧根尼的灯笼走遍五个专区也无法找到的‘真正的人’。我们根本不认为这是莱茵省的缺陷，相反地，我们认为这是它具有实践政治意义的证明。莱茵省可以办‘自由的出版物”，但是要办‘不自由的出版物”，它既欠圆滑又缺乏幻想。
　　刚告结束的著作时期，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严格检查制度下的著作时期’，总之，这一时期从历史上清楚地证明：书报检查制度无疑给德意志精神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61]

　　马克思使用“著作界”这个词汇，不仅包括纯文学，也包括哲学，而且连泰奥多尔·赫尔的小品文这类通俗读物也统统包括在内。马克思告诉他的读者，风格上的晦涩难懂使人可以测出犯这类毛病的作者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的气候。这种结论同海涅口头讽刺黑格尔的那种结论相似，海涅指出黑格尔每逢说出一些能让人理解的话，便焦虑不安地环顾四周，唯恐他会在当局的眼中被看成是有失自己的身份。[62]分析一下形式和表达上的缺陷，就可以导致承认思想和精神上的缺陷。通俗读物的风格，对它的首创者来说，可以成为探测他的读者政治和社会思想健康程度的尺标。高压政策给著作界带来一些后果，一片沉寂就算其中最不错的一种了。
　　上面摘引的马克思那段叙述，表明他在德国境内寻求优秀、平易而诚实的写作；年轻的马克思把自己比作第欧根尼，在白昼打着灯笼四处走动，声明是在寻找一位诚实的人。这个形象比得再恰当不过了，他打着灯笼各地走访，去的次数最频繁之处莫过于莱茵省议会了。在那里，他发现一种演说术，其特性与其说来自发言人个人，毋宁说来自发言人所代表的等级。年轻的第欧根尼从而对他后来称之为“阶级”利益的事物首次进行了分析：

　　“辩论向我们显示出诸侯等级反对出版自由的论战，贵族等级的论战、城市等级的论战，所以，在这里论战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等级。还有什么镜子能比关于出版的辩论更正确地反映省议会的内在实质呢？”[63]

　　没出多久，马克思又为他这种反诘找到另一个不同的答案；他发现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的辩论越发清楚地反映了阶级的性质，在那场辩论中，林木占有者扬言他们有权反对穷人。另一方面，他从早期作为一名议会采访记者和批评家开始，就一直对演说的风格发生兴趣，这种兴趣也由于他博览群书而进一步增长：

　　“法国革命时期最伟大的演说家的米拉波Voix toujours tonnante（永远响亮的声音）直到现在还在轰鸣；他是一只狮子，你想要和人们一起叫一声‘吼得好，狮子！’[64]就必须亲自倾听一下这只狮子的吼声。米拉波[65]是在监狱里受到教育的，这样，监狱岂不是变成培养口才的高等学校了吗？”[66]

　　我们从上面摘引的这一节里可以注意到马克思本人别致的文章风格（他在处理这个复合句时，把米拉波的名字一直留到临近结尾时才透露给读者，接着便是一个简单的问句）；另外也可以注意到他已经从法国革命时期的演说术中取得一种衡量标准，这种演说术他后来还曾更加精心地研究过；再者可以注意到他通过一种“归谬法”，批判了不合逻辑的争辩；此外，他还摘引了《仲夏夜之梦》第五幕里的一句名言来表达幽默的赞许。
　　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写的文章在本文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这些文章显示马克思首次试图对职业作家同他不得不在其内工作的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作出公开的阐述。

　　“为了保护（甚至仅仅是为了理解）某种特定范围的自由，我应当从这一范围的主要特征出发，而不应当从它的外部关系出发。难道降低到行业水平的出版物能忠于自己的特征吗？难道它的活动能符合自己的高贵天性吗？难道这样的出版物是自由的吗？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
　　贝朗热[67]唱道：

　　我活着是为了编写诗歌，
　　呵，大人，如果您剥夺了我的工作，
　　那我就编写诗歌来维持生活，

　　在这种威胁中隐含着嘲讽的自白；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就不成其为诗人了。
　　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宗教的传教士也是一样（虽然在不同的意义上来说），他也遵循一种原则：‘多服从上帝，少服从人们。’这些人们中也包括具有人的要求和愿望的他自己。如果我向一个裁缝定做的是巴黎式燕尾服，而他却给我送来一件罗马式的长袍，因为他认为这种长袍更符合美的永恒规律，那该怎么办呵！
　　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把出版物贬为单纯物质手段的作家应当遭受外部不自由——检查——对他这种内部不自由的惩罚；其实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对他的惩罚了。
　　当然，出版也作为一种行业而存在，不过那已不是作家的事，而是印刷厂主和书商的事了。但是这里所谈的不是出版商和书商的行业自由，而是出版自由。”[68]

　　这段话对一场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所作的贡献，是鲜明而有力的，而且令人难忘的是马克思在谈到著述的想法时，第一次试图把诗人的工作视为一种非异化的活动一当然并没有摆脱商业的压力，但摆脱了商业价值的从属性。然而，由此而提出的问题要比答案来得多。在一个象十九世纪欧洲那种忙于锖综复杂的商业交易的社会里，作家处于什么地位？即使作家是为写作而生活，而不是为生活而写作，他的作品又如何仰赖经济实力情况——生产实际情况呢？诗人和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利益的一致性确实达到了什么程度？另外，在何等意义上，可以象马克思让他的裁缝所做的那样，合法地谈论“美的永恒规律”呢？
　　但是，至少有一个问题马克思非得设法答复一下不可，那就是他在那篇有关检查制度的辩论文章里，不得不提到每逢一讨论检查制度就必定牵涉到区别对待这个问题。难道不应该——无必要一在伟大的作家（检察官应当赋予他们全面的特权）和为金钱而写作的拙劣的作家（他们不在这种特权的考虑之内）之间加以区别吗？马克思中肯地问道，由谁来做此区分呢？由谁来把作家划分为“够资格的”和“不够资格的”，“特权的"和“无特权的”呢？德高望重的作家，即使他的伟大获得公认，也不能担当此事，因为他不见得会赏识那些与他本人的观点迥然不同的作家。康德不会全心全意地承认费希特是够资格的哲学家，托勒密[69]不会承认哥白尼是够资格的天文学家，贝尔纳·德·克莱沃[70]也不会承认路德是够资格的宗教家。那末，是否把这种判断干脆交给那些对各行专业没有什么突出贡献的人来做呢？答案倒是不少，荒谬也层出不穷。

　　“但是要知道，阅读和写作一样重要；因此，读者有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称号也是必要的，这是古代埃及的产物，在那里祭司被认为是唯一够资格的作家，同时也是唯一够资格的读者。”[71]

　　确实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些经官方鉴赏领导人从当代作家中间挑选出来并加以承认具有才能、“够资格的”德国作家，往往成为国家的一种灾难：

　　“德国人只要回顾一下自己的历史，就会知道造成本国政治发展缓慢以及在莱辛以前著作界贫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够资格的作家’。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职业的、行会的、有特权的学者、博士……以及大学的平庸作家们，他们头戴呆板的假发，学究气十足，抱着毫无价值的烦琐的学位论文横亘在人民同精神、生活同科学、自由同人的中间。我国的著作界是由那些不属于够资格之列的作家创立的。你们把哥特谢德[72]和莱辛两人在‘够资格的’和‘不够资格’的著者中间加以抉择吧！”[73]

　　莱辛这位热诚寻求真理的人，撰写战斗小册子的作者，无所畏惧、诙谐而热情洋溢的理性战士，擅长于戏剧的结构，并紧密结合他对社会紧迫形势的理解，能够运用当代语气表达当代生活的形象一他显然在马克思的文学贤人祠中琚于高位。马克思后来在《莱茵报》上撰写的一篇文章（1843年1月13日），正是由于引用莱辛一本反对密尔希奥尔·哥采[74]牧师的小册子的话语而达到高潮，年轻的马克思用这些话来向自己的敌手挑战；“写吧，牧师先生，也鼓舞别人写吧，随便你写多少都行。我也要动笔写。如果我放过你的即使是一点小错误而不加反对，那就是说，我已无力再挥动笔杆了。”[75]另一方面，莱辛的对手——莱比锡大学教授约翰·克里斯托夫·哥特谢德，马克思则让我们通过莱辛敏锐的目光把他看成是一位官方支持的、承办过时法则的冬烘先生。
　　马克思为《莱茵报》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充满文学引语和譬喻。这些譬喻对事物起到一种概括性的作用：

　　“愚昧无知是一股魔力，因而我们担心它还会造成更多的悲剧。难怪最伟大的希腊诗人在以迈锡尼和忒拜的王室生活为题材的惊心动魄的悲剧中都把愚昧无知描绘成悲剧的灾星。”[76]

　　马克思还经常让读者注意一些非凡的作家和作品。有些引语声明是摘自《圣经》，摘自卢克莱修、琉善、莎士比亚、莫利哀、莱辛、歌德和乌兰德[77]的作品，摘自吕凯特译的波斯诗人哈利利[78]的诗篇[79]此外，还有许多偶而运用的引喻旨在使德国读者联想到文学原作的情节：

　　“你们报纸上的废话不是早已把最坏、最下流的东西强加在宗教和哲学的身上吗？既然如此，哲学还能说它们什么坏话呢？哲学只应该重复你们这班非哲学的修士们[80]关于宗教曾千百次用各种方式唠叨过的话一因而，哲学关于宗教所要说的将是最坏的话了。”[81]（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

　　这段话里提到的唠叨的修士，肯定会使德国读者想起“Kapuzinerpredigt”[82]，也就是席勒剧本（华伦斯坦”三部曲起首那位修道士粗俗而生动、颇多双关语的愚民布道词。而回响在这些文章里的马克思本人的布道和告诫，则是号召人们不仅要思考和体验，而且要阅读和研究：“读一读西塞罗的著作吧！"他号召他的读者，Leset den Cicero[83]，或是“请读一读圣奥古斯丁[84]的《论神之都》，研究一下教会的教父和基督教的精神，然后再来谈：什么是‘基督教国家’——是教会还是国家？”[85]这些早期文章流露出来的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的语气，他同有学识的读者分享德国和外国古典文学的丰富知识，并且借助于这些知识；他向他的对手挑战，要求他们不仅应该掌握更好的逻辑性，而且应该掌握书本可以给人们带来的更多的经验和见解。
　　在他为《莱茵报》写的文章和后来写的更成熟的著作里，马克思显示了一种机敏的智慧，往往联系到众多的作品。他需要摘引或引证一些文学作品来论述他所见到的人类各种活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因此，他这种擅长于摘引或引证文学作品的习惯，有助于使他的社会哲学成为一种真正的人类学，但这并非意味着他要把人类用以表达创造能力和愿望的各种不同的领域搞得混淆不分。马克思就弗里德里希·冯·萨勒特[86]写的一首哲学诗《俗人的福音》，同另两名新闻记者进行争辩的过程中，谴责对方没有注意到萨勒特不仅够不上是个神学家和哲学家，而且还是个蹩脚的诗人：《莱茵—摩塞尔日报》所引证的那些段落……有一个根本的缺点——缺乏诗意。总之，用诗意来说明神学的争论，这是多么愚蠢的想法！难道会有一个作曲家想到要为教条谱曲吗？”[87]马克思讨论到他称之为“这种反艺术的邪说”时，才乐意分析一下萨勒特作为思想家的缺陷。
　　马克思后来于1859年对他在《莱茵报》工作那段期间的回顾时，指出他所写的那一系列有关林木盗窃和摩塞尔区葡萄酒酿造者所面临的问题的文章是他思想方法转折的一个分水岭。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提到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他在这里声明他首次被推动去研究经济问题[88]，不过他还是把文学引以为重要的辅助。第一篇关于林木盗窃问题的文章（1842年10月25日）一开始就有“大戏”这类文学词汇，显出这种并行不悖的现象：

　　“我们在前两篇论文中已经描写过省议会演出的两场大戏，一场是讨论出版自由问题时的纠纷，一场是讨论纠纷问题时的不自由。现在演的是现实生活的戏。在谈到极其重要的真正的现实生活问题，即地产析分问题之前，我们先给读者看几幅生活画，这些画多方面地反映了省议会的精神，也可以说是反映了省议会的真正本质。”[89]

　　Haupt-und Staatsaktionen[90]是涉及国家大事和王公贵胄生活的大戏，这些戏是在高台上演出的；马克思接下去第二句话便请我们回到更切合实际的问题上来。下面又出现“生活画”这一引喻，更把这种比拟推进一步，并加以变化。“生活画”虽是视觉艺术上的一种术语，但在马克思那一时代也泛指文学上对日常生活的描绘，大戏所摈弃的生活各方面的描绘。马克思运用戏剧、文学和艺术的形象，诸如大戏啦，高台啦，现实生活的戏啦，真正的现实生活啦，生活画啦，本质的反映等等，不但旨在描绘，而且把政治上的体验同文学上的感受联系起来，表示态度，或作出评价。
　　伟大的戏剧家的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的剧作，以两种明显的方式出现在这些有关林木盗窃的文章里。首先，马克思发现这些剧作具有极其丰富、意义深刻的阐述可以单独抽出来引用而不顾其原有的上下文，因此他摘引了《李尔王》第二幕第二场康华尔公爵描绘那用“坦白”的外表包藏着极大的奸谋祸心的家伙那段话，而不提说话的那个人物本人恶劣的品格，不提说这话时那种不公正和暴虐的境遇[91]。但在其他场合，马克思又显然让读者联想起他的引文出处原有的上下文：

　　“然而利益是讲求实际的，世界上没有比消灭自己的敌人更实际的事情了。夏洛克就曾经教训过：‘谁不想消灭自己憎恨的东西呢？’”[92]

　　这里无疑涉及到《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的性格以及行为中结合着的贪婪和残酷。马克思进一步摘引该剧第四幕第一场中的一些台词来把这一论点说得让大家更加理解，那就是鲍细娅、夏洛克和葛莱西安诺之间的那段对话：夏洛克很不自在地问：“法律上是这样说吗？”鲍细娅答道，“你自己可以去查查看。”马克思胜利地共鸣道，“现在，你们也就看到它了。”[93]从而也就对他的论证作出结论：林木占有者为反对林中捡柴火的人而提出的权利是不合法的，归根结蒂是不人道的。这种非犹太封建地主同犹太人夏洛克含蓄地等同起来的作法，无疑给马克思和他的志同道合的读者一种敌意的快感。
　　史诗较之戏剧当然更能如此加以运用，例如马克思在有关林木盗窃的文章里，把拥护林木占有者权利的人所提出的争辩同一段摘自歌德《列那狐》[94]的引文并列，从而给以冷嘲热讽。马克思对这首诗怀有深厚的兴趣，因为它挖苦了形形色色的政客，而且因为它的法语、佛兰芒语和低地德语的蓝本（Roman de Renart，Van den Vos Reinaerde，Reinke de Vos）除了雅致或具有深邃的政治涵义之外，还可以从中辨认出民间艺术和通俗动物寓言的根源。如果说，德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作为还有一点使马克思全心全意赞同的，那就是他们试图保存并研究日尔曼民间文学。1843年1月1日《莱茵报》刊载的一篇马克思的文章里，有一句生动而离题的话，提到“一个真正的童话”（ein wahres Märchen）是特定的人民本质的表达，是人民的思想、恐惧和希望的具体表现。[95]
　　然而，在《莱茵报》登载的马克思文章里，文学并非总是作为真理的盟友面貌出现的，例如，在他那篇《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里，马克思指责古斯达夫·胡果没有分清虚构幻想的作品的论据和别种权威的论据之间的差别：

　　“胡果的论据，也和他的原则一样，是实证的，也就是说，是非批判的。这种论据并不知道什么是差别。凡是存在的一切事物，他都认为是权威，而每一个权威又都被他拿来当做一种根据。所以，他在某一段文章里曾引证了摩西[96]和伏尔泰、理查逊[97]和荷马、蒙台涅[98]和阿蒙[99]，引证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奥古斯丁的《论神之都》……[100]

　　因此在使用文学引喻时，也应象在别处那样警觉地运用批判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区分差别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胡果没能正确利用荷马和理查逊堪称享有的那种权威，这可以跟他分不清高级和低级的道德形式之间的区别，“皮肤上的疹子"和“皮肤本身”之间的区别相媲美。
　　所以，在古斯塔夫·胡果的著作里提到文学反倒使人感到迷惑，而没有起到启发的作用。这个论题还以另一种基调在“林木盗窃”那篇文章中的其他几个段落里加以引伸。马克思告诉《莱茵报》的读者：

　　“林木占有者……不仅要求小偷单是赔偿一般价值。他还要使这种价值具有个性，并根据这种诗意的个性要求特别补偿。”[101]（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

　　另外又对林木占有者和那些维护他们的事业的人戏剧性地说：

　　“由于你们朦眬地想象着自己的优越性并沉溺于诗意的自我陶醉之中，因而建议有关方面把你们个人的品质当做对付你们的法律的工具。我要承认，我不同意这种对林木占有者的浪漫看法。”[102]（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

　　这种得之于文学的概念：“诗意”和“浪漫看法”，可以用来掩饰残酷的现实：压迫和不公正；可以产生一种虚假的自身形象；可以感伤地支持兽性的行为。文学可以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用来作为一种自私自利的工具：

　　“自私自利用两种尺度和两种天平来评价人，它具有两种世界观和两副眼镜，一副把一切都染成黑色，另一副把一切都染成粉红色……当问题是要粉饰自己的两面手法时，自私自利就戴上粉红色眼镜，这样一来，它的工具和手段就呈现出一种非凡的色彩；它就用轻信而温柔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渺茫、甜蜜的幻想来给自己和别人催眠……它把自己的敌人的手握得发痛，但这是出于信任。然而突然情况变了；现在已经是关于本身利益的问题，关于在后台（这里，舞台的幻影已经消失）谨慎地检查工具和手段的效用问题。”[103]（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

　　马克思显然意识到他有责任把那些由诗篇、小说和戏剧中的概念衍生出来的或粉饰过的幻觉驱除掉；他在1843年9月写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谈到更广阔的意图时提到了这项任务：

　　“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104]

　　因此文学，人们对文学的接受和利用，也都在马克思rüksichtslose Kritik[105]审查之列。
　　在这方面，尤其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在那篇林木盗窃的文章里，首次提出一个很快在他的思想里起中心作用的概念——“意识形态”的概念[106]。关于那些为维护林木占有者的权利而要求私人自由意志的人，马克思讽刺地写道：“我们究竟应如何来了解这一突转急变的意识形态呢？要知道，我们在思想方面所遇见的只是些拿破仑的追随者。”[107]我们都记得拿破仑拾起“idéologues”（意识形态）这个词汇（在他之前，这个词汇原指一种从感性衍生出思想的哲学学派）是来嘲笑他所认为的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思想家，他们生活在虚无飘渺的幻想中，而对现实状况则茫然无知[108]。这个词汇后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也点出了这种“虚假意识”，但马克思还增添了这样一种概念，即“意识形态”反映物质状况和阶级利益；它们的社会功能，不管它们包含多少真理，不管它们的作者和传播者的目的和幻想是什么，都是“维护社会上一些阶级和集团的利益或者为他们的主张而辩护的。”[109]
　　马克思为（莱茵报》撰写的文章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他告诉我们，他意识到自己在描绘摩塞尔区葡萄酿造者的贫困境遇时带有一种粗犷甚至粗鲁的特色：

　　“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的粗鲁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美学家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用迫于贫困的人民的语言来公开地说几句话，因为故乡的生活条件是不允许他忘记这种语言的。”[110]

　　马克思在这里主要关注的是，把“美学技巧”的准则应用到那些旨在激发公众良心的报刊文章上去的作法是荒谬的。与此同时，马克思也象海涅和格奥尔格·毕希纳[111]这些不同风格的作家那样，对当时文章的“优美而谦恭的方式”流露出不满的情绪。要表达十九世纪的现实情况就需要一种比过去曾对马克思早期诗歌发生过影响的哥亭根的林苑派诗人的措词用语更加激烈而粗犷的语言。
　　马克思出任新闻记者的头一年，就发现文学引语和文学隐喻能使他如何同读者取得文化知识上的交流。新闻记者在同读者分享文学感受的基础上，还能同他们作文字游戏，以往昔伟大作家的语句和塑造的人物来抒发感情，迅速刻划性格，并通过对比或对照的方式加以嘲讽。他自己说他打着第欧根尼的灯笼漫步通过著作界以寻求正直的人。他发现在他那一时代这种正直是很难达到的，因为存在着检查制度，因为社会条件迫使许多作家为了生活而写作，而不是为了写作而生活。他对著作所包含的“真理”的复杂性作出断语；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读者身上会得到不同的反映，每“部著作的“对象”需要一种合乎它的特定的探讨方式。他也提出作家得到他的同时代的社会承认这一问题：哪些作家是“够资格的”或“具有能力的”（befugt），足以作为他们的时代和社会的代言人；哪些作家没有这种资格？“够资格的”或“具有能力的"读者又该怎么样呢？他一面加深对浪漫主义的怀疑，一面继续分享德意志浪漫派对人民精神，对人民在文学上的表达所表示的尊敬。[112]他首次表露对唯美主义的怀疑，这种主义所采取的态度使那些境遇舒适的作家对人类乱糟糟的生活感到厌恶，而导致采用一种纤巧优雅的写作方式来回避现实，以致几乎毫不触及它。他对议会演说术产生一种新的兴趣，试图把个人演说的方式和内容同它背后隐藏的社会利益联系起来。他学会搜寻那种作为虚假的自身形象并掩饰真凭实据的缺乏而滥用文学材料的实例。文学协助他执行他自愿承担的任务：让理性发挥至高无上的权威。卢克莱修的《物性论》、琉善的《对话》、莫利哀的《讨厌的人》、伏尔泰的《流浪儿》、莱辛的《反对哥采》和歌德的《列那狐》等等，都是他在往昔文学中找到的一些同盟者。作为《莱茵报》的编辑，他也在当代作家队伍中寻找同盟者；他一面跟那些想要利用他的文学专栏暗自宣传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一面高兴地采用格奥尔格·海尔维格激动人心的诗篇。第欧根尼的灯笼好象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正直的人。



[1] 第欧根尼（公元前约404—323），古希腊哲学家。据说第欧根尼轻视安乐而住在桶内，自获点灯笼寻找正人君子，——译注

[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5页。

[3] 见马克思玫阿尔诺德·卢格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419页起。

[4] 查尔斯·德·布罗塞斯（1709—1777），法国历史与地理学家，曾任迪容和巴黎议会议长，研究过澳大利亚与波利尼西亚土著风俗习惯，著有《澳洲大陆航行记》等书。——译注

[5] 卡·威·勃蒂格（1807—1878），瑞典美学史家，1839—1840年访问德国，1845年任新欧洲语言学、近代文学与美学教授。一—译注

[6] 参阅米·里弗希兹：《卡尔·马克思艺术哲学》一书第58页，里弗希益着重指出，马克思阅读约·雅·格隆德的《希腊绘画》时所作的笔记中的一段话，“我们看到在某些具有艺术全盛特征的时期往往出现大批伟大人物。不管这种全盛的特征是什么，它对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它用它们生气勃勃的活力丰富了他们。而当这种单方面的文化消耗殆尽时，平庸也就接踵而至。"（格隆德是19世纪德国美术史家。——译注）

[7] 卡·弗·卢莫尔（1785—1843），德国艺术与文学史学家，著有《意大利新究》三卷（1826—1831年》等。——译注

[8] 《马恩全集》德文版，第1卷，第2分册，前言第27页与正文第 114起；另参阗里弗希兹前书第35页。

[9] 格奥尔格·福斯特（1754—1796），德国作家，民主主义者，18世纪 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译注

[10] 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11]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她发展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的思想，在《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2卷，1800年）一书里从历史上阐明文学对社会和时代的联系。另著有《论德意志》（1810年）及书翰体长篇小说《得尔芬》（1802年）和《克林娜（1807年）。——译注

[12] 参阅李·巴克森达尔和斯·莫劳斯基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选》（密尔沃基，圣·路易斯，1973年），其中第40—45页有一段精彩的概述。

[13] 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激进分子，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

[14] 《轶文集》全名是《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卢格主编的这个《轶文集》还包括马克思另一篇论文《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据最近的研究证实《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一文非马克思所写，——译注）

[15]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基后曾许诺颁布新宪法，但后又食言，采取更加反动的措施。——译注

[1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7页。

[17]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页。

[18] 同上书，第8页。

[19] 同上书，第28页。

[20]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柏林，1968年），第1卷，第405页。

[21]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页。

[22] 维吉尔（公元前70—19），古罗马史诗诗人，（伊尼特》的作者。这里引用的诗见《伊尼特》第2部，一译“我害怕达耐人，甚至是送礼的达耐人”。达耐人是古希腊的部族之一，亦泛指希腊人。“达耐人的赠礼”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维吉尔《伊尼特》中所述希腊人计陷特洛伊城时所使用的木马，喻指危险的赠品。——译注

[23] 乔治·路易·毕丰（1707—1788），杰出的法国自然科学家。——译注

[24]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页。

[25] 摘自席勒的诗《信仰的话》。——译注

[2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0页。

[27] 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街道"和“玛尔特之花园”。

[28] 德语“一个完全无罪的尤物"和“疑虑重重的天使”，——译注

[29] 见《莎士比亚全集》（9），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300页。——译注

[30]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399页起。

[31] 见《莎士比亚全集》（9），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第245页。——译注

[32] 同上书，第247页。——译注

[33] 毕斯托尔是彭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下篇、（亨利五世》，《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骗子手，胆小鬼和吹牛家。——译注

[34] 桃儿是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里的一个轻佻的妓女。——译注

[35] 快嘴桂嫂是春士比亚的《亨利四世》里的一个多嘴多舌的酒店女店主。——译注

[36] 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里的一个爱吹牛的懦夫，谐谑者和酒徒。——译注

[37] 桑丘·潘沙：塞万提斯的《堂古诃德》中的人物，堂吉词德的诙谐的侍从。——译注

[38]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2—23页。

[39] 一译“历史法学派”，是18世纪末产生于德国的法学中的一个反动学派。这一学派把国家和法看成是所谓“人民精神”自我发展的结果，反对对现行的法进行任何批判，说什么法的来源不是法律而是习惯。马克思在谈到这一学派时说它“以昨天的卑鄭行为来为今天的申娜行为进行辩护，把农奴反抗的鞭子一只要它是陈旧的、担，传的、历史性的鞭子——的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该派创始人是古斯达夫·胡果，著名代表人物是萨维尼。——译注

[40] 古斯达夫·胡果（1769—1844），德国法律学家，哥亭根大学法学教授，法的历史学派创始人。——译注

[41] 恩斯特·泰·阿·霍夫曼，见第一章注。

[4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8页。这篇论文再一次显示马克思组合自已论点的方式，他在文章结尾摘引了一句读者一眼就能辨识出是莎士比亚的话来作终结。上述引文接下去是：“因而，他根本不想证明，实证的实物是合乎理想的；相反地，他却力图证明，实证的事物是不合乎理性的。胡果自鸣得意地从各方面搬出证据来企图证明下面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即理性的必然性，并不能鼓舞各种实证的制度；他把所有制、国家制度、婚姻等都算做这种制度。在胡果看来，这些制度甚至是和理性矛盾的，它们至多也不过容许在拥护自己或者反对自己的问题上空发议论。我们决不应该把这一方法看散胡果的偶然的个人特性，这是他的原则的方法，这是历史学派的一种坦率天真、不怕做出任何结论的方法。如果说实证的事物之所以应当有效，就因为它是实证的，那末我就必须证明：实证的事物之所以有效，并非因为它是合乎理性的；肯定不合乎理性的事物是实证的，而实证的事物是不合乎理性的，同时，实证的事物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由于合乎理性，而是由于违背理性，此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更清楚地证明这一点呢？假如理性是衡量实证的事物的尺度，那末实证的事物就不会是衡量理性的尺度。‘这些虽然是疯话，却有深意在内。”"（《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8—99页，另参阅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2幕第2场。）（莎士比亚语引自《莎士比亚全集）（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45 页。——译注）

[4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6页。

[44] 巴巴盖诺：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的人物，補鸟者，身穿用鸟的羽毛做成的衣服。——译注

[4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7—98页。

[46] 路德朗希·白尔尼（1786—1837），德国政论家和批评家，激进的小责产阶级的卓越代表人物之一，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自尔尼曾指贵海湿的作品缺乏所调“倾向性"。海涅则对这种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浅薄和偏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译注

[47] 《马恩全集》，德文版，第1卷，第2分册，第285页。马克思此处接下去说：“我“要求他们，如果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彻底地加以讨论。

[48] 罗伯特·普鲁茨（1816—1872），德国诗人，政论家和文学史家，资产阶级自由派，曾与青年黑格尔派有联系。——译注

[49] 海尔维格（1817—1875），德国名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译注

[50]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10—1876），德国诗人，最初为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诗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50年代脱离革命斗争.——译注

[51] 参阅海尔维格诗：《党，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52] 见《莱茵报》（1842年9月），另参阅H·甘姆劳等著：《卡尔·马克思传》（柏林，1968年），第51页。

[53] 在黑格尔逊世后，黑格尔学派分为左右两派，右派称老年黑格尔派，左派称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企图从黑格尔哲学中做出无神论的和革命的结论，来论证德国有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必要。主要人物有施特劳斯、卢格、鲍威尔兄弟等。——译注

[54] 奥托·弗里德里希·格鲁培（1804—1876），德国政论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1842年写了一本反对布·鲍威尔的小册子。——译注

[55] 布鲁诺·鲍威尔，见第1章注。

[56]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 381页。

[57] 大卫·弗里德里希·斯特劳斯（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耶稣传》的作者，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凳人。尼采的《不适时的看法》写于1837—1876年，共四部，是他对德国缺乏文化一事有感而写的。——译注

[58]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435页。

[59] 奈奥多尔·温克勒（1775—1856），德国反动作家和记者，笔名泰奥多尔·赫尔，“赫尔”意即“光明”。——译注

[60] 双关语，Winkler 是姓， “（Krǎhwinkler”是“穷乡僻壤的居民”。——译注

[61]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4—45页。

[62] 参阅海涅：《自由》（1854年）。

[6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2页。另参阅L·戈德曼：《马克思主义和人文科学（巴黎。1970年），第137—138页。

[64] 此句摘自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五幕第一场中的一句台词（见《莎士比亚全集》（2），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363页.）——译注

[65] 奥诺莱·加比利尔·米拉波（1749—1791），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利益的代表者。——译注

[66]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4页。

[67] 比埃尔·热·贝朗热（1780—1851），法国最闻名的民主主义大诗人，政治讽刺文的作者。他在七月王朝时代写了许多关于贫民和无产者的歌谣，攻击资产阶级，带有强烈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马克思曾在民主联合会致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的贺词中称他为“不朽的贝朗热”（参阅《马恩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578页）.——译注

[68]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87一88页。

[69] 克罗狄乌斯·托勒密（第2世纪），古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宇宙的地球中心说的创立者。——译注

[70] 克莱沃（约1091—1153），法国神学家，狂热的天主教徒。——译注

[71]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89页。

[72] 约翰·克里斯托夫·哥特谢德（1700—1766），德国作家和批评家，18世纪德国早期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曾努力整理德国的文学语言，他的著作表现了当时德国文学界代表人物的落后，闭塞和奴才相，因而受到18世纪进步作家（莱辛等）的批判。——译注

[7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1页。

[74] 约翰·密尔希奥尔·哥采（1717—1786），德国神学家，路德教的牧师，莱辛启蒙观点的激烈反对者。——译注

[7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07页。马克思这几句话引自莱辛的《箴言》。

[76] 同上书，第129页。（原译中“不学无术”改为“愚味无知”。——译注

[77] 路德维希·乌兰德（1782—1862），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译注

[78] 阿卜·穆罕默德·哈利利（1054—1122），杰出的阿拉伯作家。——译注

[79]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08页（琉善），119页（莎士比亚），199页（莫利哀），160—161页（歌德），62页（乌兰德的诗《复仇》中的一句诗的改写），82—83页（哈利利）。

[80] 马克思此处用的是“Kapuzin”这个词汇，意即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托钵僧。——译注

[81]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23页。

[82] 德语：方济各会托钵僧的布道。——译注

[83] 德语，读一读西塞罗的著作吧！——译注

[84] 圣奥古斯丁（354一430），波希主教，曾对教会应负罗马帝国衰亡之责的谴责进行辩解。

[85]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13、125页。

[86] 弗里德里希·冯·萨勒特（1812—1843），德国诗人，自由主义者，反对宗教迷信。——译注

[87]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432页。

[88]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页。

[89]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35页。

[90] 德语，意即用述重大历火事件的豪华而说教的戏剧。—译注

[91]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19——120页。（康华尔公爵是李尔王的女婿。为人奸诈，自私自利，与妻合谋迫害老王，而他指责的那用组自的外表包藏着機大的奸谋祸心的家伙，是为人正直、忠诚于李尔王的肯脱伯爵，——译注）

[92]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49页。

[93] 同上书，第173页。

[94]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60—161页。《列那狐》是歌德把高特舍特根据中世纪列那狐故事写的散文改编为六步格诗体的长诗，通过动物的言谈动作对当时封建社会的腐败现象进行了讽刺。——译注

[95]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88页。（译文略有改动，“杜撰”改为“一个真正的童话"。——译注）

[96] 摩西，基督教《圣经》中传说率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奴役的领袖，犹太教的教义、法典多出自其手。——译注

[97] 赛缪尔·理查逊（1689—1761），英国作家，曾创文学中小市民的伤感的风格。——译注

[98] 米歇尔·德·蒙台涅（1533—1592），法国哲学家，作家。——译注

[99] 克里斯托夫·阿家（1766—1850），德国神学家，新教徒。——译注

[100]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9页。

[101]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41页。

[102] 同上书，第157页。

[103]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巷，第156页。

[104] 同上书，第416页。

[105] 德语：无情的批判。——译注

[106] 这个词汇从德斯托特·德·特拉西和孔狄亚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展过程，可参阅昂利·勒弗勃夫勒著：《马克思的社会学》（英译者N·古特尔曼，哈蒙斯窝斯，1972年），第59页起。

[107]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58—159页。

[108] 参阅P·斯达德勒：《卡尔·马克思，意识形态和政治》（哥亭根，1971年第2版），第49页，和J·普拉麦纳兹：《意识形态》（伦敦，1970年），第15页。

[109] 参阅J·普拉麦纳兹：《徳意志马克思主义和俄罗斯共产主义》（伦敦，1954年），第313页。

[110]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10页。

[111] 格奥尔格·毕希纳（1813—1837），德国剧作家和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34年黑森秘密的革命组织人权协会的组织者之一，《告黑森农民书》的作者，提出了“给茅屋和平，对宫廷宣战"的口号。——译注

[112]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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