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章没有终点的旅程的开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大杉荣与他的时代（2016）

终章没有终点的旅程的开始

　　在早期社会主义的原点中，有着实际上生活于资本主义初创时期的许多人的朴素的生活感情。这些人愤怒地谴责当时资本主义的现状，因为这种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生产力不仅不一定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反而给人们带来了公害、战争等灾难，使人们陷于苦难之中。他们感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据错误的原理建立起来的，并且相信，只要遵循人的理性或本能，就可以改变这一错误原理，用更好的东西替换它。确实，他们心目中的更加好的社会的形象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实现目标的道路也不是只有一条，但是他们都感觉到了在资本主义这一框架中存在着与人性根本冲突的要素，对其开展了分析和批判，并且试图克服和超越它，就此而言，他们的立场是相同的。在这一章中，作为本书的总结，我们将再一次回顾他们充满痛苦和喜悦的旅程。
　　早期社会主义者们之投身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和批判，是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间，即日本正在完成产业革命的时期。当时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而他们必须要确认日本在这一世界中的位置。当时，成为他们的指南的是他们通过书本，或者在留学、流
　　亡等过程中的直接经验所获得的外国的经验和理论。在此重要的是，引导早期社会主义者们的思想和经验绝不仅仅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确实，如同从安部矶雄、片山潜等人身上可以看到的那样，对于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而言，美国、西欧等发达社会主义运动国家和地区是重要的榜样，但是，就像在“大逆事件”的被告们身上所看到的那样，在后发的俄国展开的民粹主义者对皇帝专制的流血斗争，对于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也是很大的灵感之源。实现社会主义，到底是应该通过普选和议会这种和平的手段，还是必须采取伴随暴力的直接行动？这一难题困扰着诸多早期社会主义者，最后，他们将这一难题归结为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各种地方性的经验中，如何定位他们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明治后期的日本社会的问题。这一问题绝不是被先验地决定了的问题，因为明治宪法体制，看上去像“天皇机关说”所主张的那样，留有允许民众政治参与的余地，但是实际上不断强化对否定天皇神圣性的批判者的镇压和暴力。“大逆事件”、“甘粕事件”夺走了包括幸德秋水和大杉荣在内的诸多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生命，而这些事件恰恰是与所谓的大正民主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产生的。
　　早期社会主义者中有很多人，将自己的思想基础置于大日本帝国这一国民国家之中。就像在堺利彦、北一辉等人身上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在文明化的进展过程中，感受到了摆脱封建的身份制秩序、创立新的共同体的可能性，对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经济上的不平等以及停滞不前的现实进行了批判。就对抗明治政府所推进的、以传统封建道德为基础的国体论，实现由自由、平等的个人所构成的新共同体这一点而言，很多早期社会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但是，在早期社会主义者中间，也有人从国民国家外部寻求自身的思想基础。幸德秋水通过与美国移民社会的接触，关注到了形成无国家的秩序的可能性。而大杉荣则认为，殖民地正是赤裸裸地显示以暴力征服和统治为根本的国家本质的空间。还有石川啄木，他在北海道这样的日本的内地也发现了殖民地，认为那里才是能够实现纯粹的资本主义的空间。在国民国家、在移民社会、在殖民地，资本主义表现出了不同的样态，因此，早期社会主义者们尝试进行的分析和超越路径也必须与他们进行考察的场景相应，具有多样化的特点。
　　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早期社会主义者关于言语的考察中留下了痕迹。通过从明治后期开始普及的言文一致体这一新的国民语言的创造，日本的民族主义成为了可能，而堺利彦、幸德秋水等早期社会主义者也积极参与了创立这一新的语言的运动，因为他们在透明和均质的言文一致体中首先看到了平等和亲密的人际关系，并且他们认为这种人际关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但同时，早期社会主义者也意识到由言文一致运动带来的民族主义存在着产生新的排斥和压迫的机制。幸德秋水在对言文一致运动的政治意义发出共鸣的同时，继续使用汉文调、戏作体等多种文体，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社会一方面残存着严重的封建传统，另一方面在快速地实现近代化，幸德秋水看到了在这一社会中不同的时间的共存。而大杉荣在实践中，通过有意识地将“口吃”这一话语形态作为自己的语言战略，试图让被国家夺去了存在的人们继续具有话语的可能。石川啄木则关注用短歌来描写新的时间认识的可能性，以此替代成为民族主义基础的小说式的时间认识。他重新认识时常被人们认为是传统的文学表现形式的短歌的意义，将其视为描写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得不碎片化的人们的时间感觉的新媒介。早期社会主义者们，时而用言文一致体发出呼吁，或用汉文调进行宣传，时而口吃，或喃喃地咏出日常的哀伤，他们那种多样化的语言表现，成了了解他们如何理解当时的日本社会，以及从何处出发、向谁说话的绝好指标。当然，那也正是他们自身的社会主义的实践。
　　早期社会主义者在思考自己所处的社会当下及其未来走向时，“唯物史观”，这一方法逐渐占据了特权性的位置。他们之所以支持“唯物史观”，是因为他们相信它是考察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最“科学”的方法论。但同时，他们所信赖的“唯物史观”被他们理解为具有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等同于自然科学法则的绝对性的这样一种辩证的理论。因此，早期社会主义者中那些不同意“唯物史观”所指出的对现状的认识及战略的人，不得不逆流而上，从对“科学”本身的认识论结构出发开展对“唯物史观”的批判性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实现，如果是由客观法则所决定的科学的真理，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主体的努力会有何种意义？在战后关于所谓主体性的争论中成为争论主题的这一难题，在“大逆事件”后的“隆冬时节”，在大杉荣对自我标榜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堺利彦的批判中就开始被自觉地提了出来。大杉在开展对于这种“唯物史观”的批判时，受到了以牛顿物理学的崩溃和遗传生物学的发展为特征的20世纪初叶自然科学范式转换的启发。
　　早期社会主义者们首先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缺陷，集中于分配不平等问题。在很多场合对他们而言，所谓“革命”意味着通过阶级斗争夺取“国家”，建立能够实现平等分配的社会制度。大杉荣在大正时期提出的“生命哲学”从根本上颠覆了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常识性的理解。大杉从通过劳动所进行的非人格统治的机制中去探索资本主义的特质，因此，这里的“革命”，也被重新定义为每个个人通过各种斗争，从那种统治中解放出来，重新构筑自身的主体和身体的过程。在这里，革命运动的主要战线，从资本家与工人阶级对立的现场，移到了各个活动家的主体和身体。“革命”，是通过劳动的阶级斗争所带来的，还是必须通过对劳动本身的批判才能被完成？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权力之后“革命”就将结束，还是应该将“革命”设想为对于永续的资本运动的没有终结的抵抗？以俄国革命为契机，在早期社会主义小组内部结成了形成鲜明对照的、极为不同的对“革命”的印象。就这样，以多样化的思想并存为特征的早期社会主义走向了终结。“现存的社会主义”的开始，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本书无意对什么是早期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提供一个单一的解答。本书所尝试的是，通过再次聚焦用“现存的社会主义”这个滤镜难以看到的种种要素，重新思考那些被称为早期社会主义者的人们的各式各样的个人生存经验的意义。本书能够研究的早期社会主义者的人数极少，能够考察的问题也仍然是有限的。本书所提示的，只不过是一幅用淡淡的、细细的、极易被切断的线条记录下的、极不完整的早期社会主义概略图。但是不管其有多么的不完整，笔者相信本书至少显示了由那些被称为早期社会主义者的人们所开拓的领域的辽阔和丰富，这种辽阔和丰富是其后的“现存的社会主义”所制作的官方地图所无法覆盖的。这一消失的不完整的地形图，对于那些身处日日变化姿态、不断增殖的资本主义的黑暗森林中却仍然想要开始寻找出路的人们来说，依然是宝贵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