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第一讲 资本主义所指为何物？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托马斯·登宁，《工联和罢工》[1] |
[1] （Thomas Joseph DUNNING, Trade Unions and Strikes, 1860, London, pp.35,36.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66页。）
想对资本主义进行探讨，必须弄清资本主义一词所指的究竟是什么。然而，这个词被赋予了诸多含义：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我们会说他像个“资本家”。一些人对我们解释说，资本主义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商业资本主义甚至比工业革命出现得还要早。也有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生活中一种不可逾越的发展前景，或者说社会上一定会出现有产者和劳动者。另一些人的说法更巧妙：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者它的表现形式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人们无法用一种笼统的方式来谈论“资本主义”。
定义考证
最简单的方法是开宗明义，对资本主义的定义进行阐述，因为它将是接下来所有章节的基础。首先，资本并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大量的资金或一大堆机器和工厂。资本应当被定义为“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关系”。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必然会导致财富拥有者与那些一无所有、必须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们之间的割裂。只要有私有财产，资本之间以及资本家之间也就会有竞争。竞争迫使资本家设法不断地去扩大自己的资产，否则就将面临破产的境地；于是便产生了对利润的无休止追逐，于是形成了一个永不停歇的自我增值的进程。资本主义的奇迹，实际上就是不断产生利润的能力：把投入了100 欧元生产出来的商品按120 欧元的价格卖掉。这台创造价值的机器一旦启动，它便能大大提升一个社会的生产能力——这正是其巨大的力量所在。
这一简练的定义看上去似乎有点脱离实际。为了使之具有生命力，必须将它与资本主义的起源——即它的历史——以及它的各种表现形式、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放在一起进行对比。
资本主义的起源
用如此简短的表述就想把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复杂历史讲清楚显然有些自负，此举的目的实际上是突出那些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并为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特征划定界限。这一过程不仅要求与意识形态观反其道而行，还要求与对资本主义概念进行稀释的做法反其道而行——在这一概念中，见利忘义被看成是人类的永恒天性。
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将围绕着以下两大解读主线展开。第一条主线认为资本主义早已存在，但它一直受到社会结构（如封建主义）的束缚。这一说法与亚当·斯密的观点相符。在他看来，劳动分工是“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1]。这种“所有人”的自然倾向导致了劳动分工，因而也自然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
然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更符合历史实际的解读方式，它并不认同存在“自然倾向”的说法。这种解读方式的最佳阐述者是卡尔·波兰尼[2]：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引入意味着与此前的社会机制发生彻底的决裂。他指出了“有市场的”社会和“市场社会”——即资本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别。因此，有市场并不意味着就有资本主义。市场远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因而人们完全可以这样来设计后资本主义时代：不必废除市场，而是要对它进行规范、限制，使之社会主义化。波兰尼还是对商品化展开批判的一位先驱，他强调有三个要素是不 应当也不能被商品化的，否则社会就可能出现重大的机能障碍。这三要素是：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在他看来，“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三种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三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为了出售而生产的”[3]。
这一区别同样可以推广到其他要素身上：如贸易、手工产品以及货币等，这一切都早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已存在。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在这三大支柱的基础之上才得以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最初是从商业资本主义起家的，主要通过发展远洋贸易、远征和殖民征服等方式。人们甚至可以说全球化也是早在资本主义获得发展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了，这将有助于人们摈弃有关前资本主义世界的“欧洲中心论”。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商业资本的发展一直受到制约，尤其是受制于那种只把使用以及使用价值当成一切生产活动之目的的生产关系”[4]。
新大陆的发现及其被殖民统治使人们获得了大量稀有的珍贵金属，尤其是黄金成了财富的象征。重商主义成了这一行为的指导思想：一个国家所积累的黄金或其他贵重金属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富裕。此后，中介贸易资本主义出现在了这些活动当中，而这种资本主义需要得到银行的支持。于是，商业资本主义在14、15和16世纪先后在威尼斯、安特卫普、热那亚和阿姆斯特丹发展起来。远程贸易保障了集市的供应，也带来了十分丰厚的利润，但其中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这种建立在掠夺和不平等贸易基础之上的致富方式导致了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的、被欧洲一些贸易中心所控制的“经济世界”（economie-monde）[5]（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一书中阐明了“经济世界”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经济世界”是指在全球形成一个经济整体的情况下，地球上一个部分的经济。经济世界在布罗代尔那里有三重意义：它占据着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一个经济世界总要有一个极或中心；另外，每个经济世界都可分解为延续的区域，而心脏地区、中间地区和边缘地区有着不同的地位与命运。——译者注）。布罗代尔认为这种掠夺式的贸易资本主义与“地方经济”是相对立的“地方经济”是一种存在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调节的“市场经济”。而冒险家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创业精神正是由此而产生的——与合法建立的资本主义存在着区别：利润来自贸易而不是生产。
然而，商业资本主义获得成功本身并不足以使其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型。工业资本主义出现在了英国，尽管最初的时候“英国的贸易机制和技术水平都不如它的竞争对手荷兰”[6]。
工业资本主义最终在17 世纪和18 世纪间逐渐建主起来，尤其是英国出现了大量与贸易活动相关的制造工厂。在此期间，一些与服装加工、农具和新兴工业用具等相关的手工业也获得了发展。然而，生产的技术却没有多大的变化，仍以手工劳作为主，只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初级制造业在一些大工厂获得了一定的发展。马克思用劳动屈服于资本来描述这种过渡情况。在他看来，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此时利润的来源所依靠的还是压缩工资或延长劳动时间，而不是靠生产方式的真正转型“劳动屈服于资本——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情况只有当资本家在达到一定规模并开始直接控制生产之后才会出现：要么商人变成了工业资本家；要么在真正屈服的基础上出现了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资本家。”[7]
因此，原始资本主义还不是一种发达的资本主义，因为它不能被简单地说成贸易、掠夺或者不平等交换。在这个时候，其腾飞所需的一切条件还未完全具备。首先，必须要有大量能适应这种新型生产方式的劳动力。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通过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或者逐步破坏村社的公有土地 （Commons），即那些集体经营的土地。此外，还必须把昔日的手工作坊改变成为大型的工业企业。
在第一点上，必须强调殖民式的国际贸易与劳动力的解放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8]曾通过对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周边地区）的比较来说明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英格兰获得了发展。这两个地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最初的时候所具的优势也基本相同。无论从资本积累还是从经济制度的角度看，欧洲经济相比之下都没有决定性的优势，那么为什么英格兰最终走上了工业化而中国没有呢？
其中有一种解释与资源有关，比如棉花，英格兰就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来获得：它可以节省土地，并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换言之，这就可以为其他行业提供大量的劳动力。正是这一因素——而不是引进什么先进技术——起到了提高英国劳动生产率的作用[9]。第二种解释与能源有关。在英格兰，煤炭资源丰富而且十分容易开采，而长三角地区则没有什么能源资源。煤炭的使用给英格兰带来了一些积极的附带作用：森林的砍伐减少了，一些原先的炭木林用地可用于种植其他作物。彭慕兰还揭示了另一种机制：英格兰的煤矿有很多渗漏的水，因而时刻需要用水泵来抽水。这些水泵的运行离不开蒸汽机，而蒸汽机的运转离不开煤炭。英格兰煤矿开采方面的难题反过来促进了蒸汽机技术的提升及具效率的提高[10]。
彭慕兰所提供的解读框架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将各种不同的决定因素串在了一起，从而使人明白工业革命是在地域制约、外来资源、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以及技术进步等一系列因素的偶然共同作用下才出现的。这一系列特殊因素的共同作用说明了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命中注定的。或许有人会指责彭慕兰忽视了地缘政治因素，如19 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它毫无疑问地对中国的自主发展产生了影响。不过，更严重的问题是彭慕兰低估了农村社会变化所发挥的作用。
[1] Adam SMITH, 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1776］, livre I, chapitre II, Paris, Gallimard, “Idées”, 1976, p.47, http://gesd.free.fr/smith76. pdf 中译本见〔英〕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08。
[2] Karl POLANYI, La Grande Transformation, Paris, Gallimard, 1983. 中译本见〔匈牙利〕卡尔·波兰尼著《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 Karl POLANYI, La Grande Transformation, Paris, Gallimard, 1983, p. 107.
[4] Alain BIHR, La Préhistoire du capital, 1. Le Devenir-monde du capitalisme, Lausanne, Page Deux, 2006, p.191.
[5] Fernand BRAUDEL, La Dynamique du capitalisme, Paris, Flammarion, 1998.
[6] 同[5]，第150 页。联合省作为“最后的、最发达的非资本主义商品社会”曾有过自己的黄金期，但是这一成功“所依靠的并不是那些相互竞争的生产者所取得的成就”。Ellen Meiksins WOOD, L'Origine du capitalisme, Montréal, Lux, 2009, p.149. 另一些分析家提到了人口因素，但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区分因子。Voir Robert BRENNER, “The agrarian root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Past & Present, n°97, novembre 1982, http：//gesd.free.fr/brenner82.pdf.
[7] Karl MARX, Le Sixième Chapitre, Paris, La Dispute/ Éditions sociales, 2010, p.192.
[8] Kenneth POMERANZ, Une grande divergence. La Chine, l'Europe et la construction de l'économie mondiale, Paris, Albin Michel, 2010. 中译本见〔美〕 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9] Kenneth POMERANZ, “Le machinisme induit-il une discontinuité historique?”, in Philippe BEAUJARD, Laurent BERGER et Philippe NOREL (dir.), Histoire globale, mondialisations et capitalismes, La Découverte, “Recherches”, 2009.
[10] 在蒸汽机出现之前，水泵都是靠马匹来拉动的。如今，人们用"马力"作为一种功率单位，其源头就在于此。
社会关系的变化
对社会关系的关注主要与马克思提出的一个论题有关，他认为，资本主义形成过程的基础是“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1]。类似的观点在莫里斯·多布 （Maurice Dobb）[2]、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 或艾伦·伍德 （Ellen Meiksins Wood）等马克思主义者身上都可以看到，只是略有不同或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事实上，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正是村社的公有土地的清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这种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换句话说，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作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的法令，是剥夺人民的法令。”[3] 事实上，土地的掠夺造成了大量没有任何资源的劳动力，这些人便成了新生工业中的工人阶级。罗伯特·布伦纳则指出了农业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 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即地主与农民的关系（罗伯特·布伦纳称之为”提取盈余的关系”）。[4] 简而言之，过去的农奴关系已经消失，土地由佃户负责耕作。对英国庄园主来说，唯一的致富方式是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相反，在这方面法国的强制性更强，“对庄园主来说，提高土地收益最简单的办法不是增加对土地的投入以及引进新技术，而是通过提高地租的方式‘进一步压榨’佃户”[5]。在法国绝对专制的君主体制下，庄园主地位强势，因而可以推行这一做法。而英国的情况则相反，“这里的庄园主一直存在着鼓励佃户们想方设法通过提高生产率来降低成本的倾向”[6]。为使那些离开土地的工人的需求能得到满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工业资本主义或许就不可能在英国诞生”[7]。
之所以能说是农业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在农村地区发展起来的。不过，这种变化同样不是一个线性的进程，马克思指出：要想使资本主义得以“问世”，就必须使得“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8]。
在这一远非线性的、更不会自动实现的进程中，国家在发挥着它的作用。例如，银行在国家的帮助下得以建主，从而能确保资金的供应。总体上看，新兴的资产阶级同样离不开国家的干预。“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之后，“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9]
在对资本原始积累的分析重新建立联系之后，人们便会发现这一有关资本性质的主要思想实际上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性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0]
[1] Karl MARX, Le Capital, livre I, section VIII,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74, p.156. 有关原始资本积累的描述，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gesd.free.fr/accuprim.pdf。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1972年版），《资本论》第一卷，第784 页。
[2] Maurice DOBB et Paul SWEEZY, Du féodalisme au capitalism: problèmes de la transition, Paris, Maspero, 1977.
[3] Karl MARX, Le Capital, livre I, section VIII, op. cit., p.165. 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1972年版），《资本论》第一卷，第793 页。
[4] Robert BRENNER,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 & Present, n°70, février 1976, http://gesd.free.fr/brenner76.pdf.
[5] Robert BRENNER,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 & Present, n°70, février 1976, http://gesd.free.fr/brenner76.pdf, p.48.
[6] Ellen Meiksins WOOD, L’Origine du capitalisme, op. cit. , p.159.
[7] Ellen Meiksins WOOD, L’Origine du capitalisme, op. cit. , p.224.
[8] Karl MARX, Le Capital, livre I, section VIII, op. cit. , p.165. 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1972年版），《资本论》第一卷，第782 -783页。
[9] Karl MARX, Le Capital, livre I, section VIII, op. cit. , pp. 178-179. 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1972年版），《资本论》第一卷，第806 页。
[10] Karl MARX, Travail salarié et capital, 1849, in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CEuvres choisies, Moscou, Éditions du Progrès, 1955, pp.83-84, http://gesd.free.fr/travsala.pdf. 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雇佣劳动与资本》，第344 页。
技术的作用
在有关资本主义的各类分析中，人们可以发现一种“技术化”的解读框架，即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主要归因于技术创新。例如，今天人们总是把信息和通信技术挂在嘴边。又比如，欧盟的“里斯本战略”提出：“到2010年，要把欧盟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最具活力的知识经济实体，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社会更为和谐。”
列举这些新词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在今天，经济活力以及社会团结对于技术创新是多么依赖。这一“战略”提出之际，正是互联网泡沫破裂、人们在大谈特谈“新经济”的时候。 2000年12月10日，《经济学家》周刊给“新经济”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使经济得以持续保持增长。”应当从这样的大背景来看待这一立场：它是想为当时股市非理性的疯狂找到一种客观的基础，因为当时股市疯涨，完全脱离了经济的“基本面”。此外，人们也很快发现生产效率并不可能持续提高，人们所面临的是一个没有明天的高技术周期[1]。
不过，技术与资本主义的活力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却是正确的，而且许多经济学家也把此作为研究方向，其中就包括约瑟夫·熊彼特和他所提出的“创造性破坏”这一观点[2]。这一判断的出发点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周期、阶段或者说波浪形态会交替出现，持续的高速发展期之后，就会出现低增长期。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据此提出了“长波理论”。而实际上这些周期与历史时期是相一致的，这些阶段的时间虽然不能以机械的方式加以确定，但大致为25-30年[3]。不断出现的长波周期虽然与科技革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有机联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足以令人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创新本身是揭开一个扩张期的关键[4]。技术发展所遵循的从来就不是一个与自然领域相类似的“经济达尔文主义”进程。这一点正是戴维·诺布尔 （David Noble）在其一部经典著作[5]中所揭示的：在新技术开发以及使其产生经济效益方面的投资选择，将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所具备的潜力，而且也取决于“政治利益、良好的预期以及文化制约等”。换言之，“所有的技术选项并非生而平等”。军用（或航天）技术研究的一些特殊要求历来都是决定过程中优先考虑的事项。一些与生产方法有关的创新的出现通常是为了减少人员的使用或降低对工作技能的要求——这是改善工作条件的需要。诺布尔介绍说，约瑟夫·玛丽·雅卡尔 （Joseph Marie Jacquard）正是在里昂织布商们的要求下才发明了雅卡尔织布机——他们是为了减少人工的使用。而第一批织布机却被工人们烧毁，而且也因此引发了1831年的里昂丝织工人起义。（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两次武装起义，是法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标志之一。与“巴黎公社”“英国宪章运动”并称“三大工人运动”。——译者注）
资本主义的成就离不开技术的使用以及强大的创新能力。然而，其所走过的轨迹并非超脱中立，因为它会选择一些符合自身要求的技术。此外，技术本身并不会造就出井然有序的生产秩序，因而并没有一种纯技术的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最后一点，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资源：它们在未考虑环境影响的情况下以极低廉的价格为其提供了生产力。
这一简要介绍可使人产生这样一个大体思路：资本主义并不是“自然”发展起来的。事实上，资本主义意味着社会关系的大动荡，而这种动荡并不是在什么条件下都能出现的。这一解读框架对于理解今日“新兴”资本主义的腾飞仍具有现实意义。
[1] Voir Michel HUSSON, “Aprés la nouvelle économie”, Variations, n°3, 2002, http://hussonet.free.fr/apres.pdf .
[2]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Capitalisme, socialisme et démocratie, Paris, Payot, 1990）中重点阐述了这一概念。
[3] 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 1892-1938），1928年首次发表的《大经济周期》（Les Grands Cycles de la conjuncture, Paris, Economica, 1992）。
[4] 从这个角度看，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变化毫无疑问是一个新的“技术-经济模式”，但它们却不足以构建出一个新的扩张期。应当对某些科学家敬而远之，这些科学家的观点被一些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所利用，佯装真的相信现在正在发生的技术革命能缔造出一种和谐的社会模式。
[5] David NOBLE, Forces of Production. A Social History of Industrial Automa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4 中译本见〔美〕戴维·诺布尔著《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李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资本主义精神？
这一根植于社会关系的研究方式能使人们用一种相对化的眼光来看待那些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解读，尤其是那些一味强调文化和宗教作用的观点。维尔纳·桑巴特 （Werner Sombat）认为资本主义的腾飞与犹太人的精神思想有关。[1] 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则用“（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这一表述来描摹那种理性而系统的方式追逐利润的态度”[2]，并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源应当从新教伦理中去查找。
韦伯本人也在批评“较为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这些观念是作为经济状况的反映或者上层建筑而产生的”[3]。当人们论及韦伯时，通常会认为他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相对立的。但是，马克斯·韦伯也同样强调过这样的观点：“个人一旦被卷入市场关系体系，该秩序就会迫使他服从资本主义的行为规则。如果一个制造商长期违逆这些规则行事，他就不可避免地要从经济舞台上销声匿迹，就像那些不能或不愿适应这些规则的工人将被抛置街头成为失业者一样。”[4] 尽管这些表述与强调思想的独立作用观点有出入，但人们也不得不表示认同。
人们曾试图按照韦伯的传统形式，用一些国家所独有的文化禀性来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成功加以解释。在日本还是一个“模范”的时候，日本经济学家森岛通夫（Michio Morishima） （他后来移居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曾写了一本题为《牺牲精神以及对儒家文化的忠诚》的专著[5]，分析了日本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功（尽管中间出现了曲折）的原因。然而，几年后，即1999年，他出版了另一本著作（这一回是在日本出版的），名为《日本为什么将会衰落？》。这一转变表明，光用文化因素来解释的做法只能是昙花一现。
在距我们更近的地方，一些存在新自由主义倾向的机构，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在试图弄清不同国家所取得成就——尤其是就业方面的成就——的一些特别因素，这其中更多的是制度层面的因素，而不是文化或道德层面的因素。但是意图却是相同的：都想用社会组织的形式来进行经济分析，而社会组织则是与民族精神有关的。
当代的一些学者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们尝试用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价值作为参考标准来解释经济，尤其是劳动市场的运行方式。2008年，法国的经济学著作奖颁给了扬·阿尔冈（Yann Algan）和皮埃尔·卡于克（Pierre Cahuc）的一本篇幅不长的书[6]，在书中他们总结出了许多现象之间的互相联系。例如，那些就业率最高的国家，其民众“容易相信别人的比例”通常会很高。然而，这种善意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因为信任度高的人，他们的最低工资往往都很低（从这个角度看，应当对他人保持怀疑）。信任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的运转是有利的，因为它有助于形成“和平的、公正的竞争”。相反，国家干预主义盛行、社会模式僵化的法国却出现了“怀疑导致不信任”的恶性循环“法国人信任的缺失与其对市场的担心有着自然联系。对市场的担心就要求增加监管，而监管的增加会限制竞争。竞争的限制就会造成一些职务上的收益，从而导致贪污腐败以及彼此间的不信任。”[7]
这一理论化，它以一种不加鉴别的方式大量使用那些定性的舆论调查[8]，并被视为是与资本主义精神相抵触的。从本质上看，这等于是回归到了按民众欺骗他人的程度来对各个国家进行排队的方法。这种韦伯方法的降级版本还在另一方面迈出了新步伐：它还试图提示这些决定因素具有返祖性，甚至是遗传性，它们能够超越社会和文化环境而出现。那些移居到美国的法国移民的后人们会表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爱国性格，并和还生活在法国的表兄弟们十分亲近。这些衍生的特性不由使人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即试图把能体现差别的“精神面貌”作为唯一的原则来认识现实中存在的多种多样的资本主义。
[1] Werner SOMBART,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 ［1911］,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82, http://gesd.free.fr/sombjews.pdf.
[2] Max WEBER, L’ Éthique protestante et l'esprit du capitalisme ［1904 -1905］, Paris, Pocket, 1989, p.66, http://gesd.free.fr/weber45.pdf. 中译本见〔德〕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克斯伯里第3 版）》，苏国勋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 Max WEBER, L'Éthique protestante et l’esprit du capitalisme ［1904-1905］, Paris, Pocket, 1989, p. 52, http://gesd.free.fr/weber45.pdf
[4] Max WEBER, L'Éthique protestante et l’esprit du capitalisme ［1904-1905］, Paris, Pocket, 1989, p. 51, http://gesd.free.fr/weber45.pdf
[5] Michio MORISHIMA, Why Has Japan “Succeeded”? Westem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ese Eth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Trad. fr. Capitalisme et confucianisme: l’éthique japonaise et la technologie occidentale, Paris, Flammarion, 1987.
[6] Yann ALGAN et Pierre CAHUC, La Société de defiance: comment le modèle social français s’autodétruit, Paris, Éditions Rue d’Ulm, 2007, http://gesd.free.fr/opus09.pdf.
[7] Yann ALGAN et Pierre CAHUC, La Société de defiance: comment le modèle social français s’autodétruit, Paris, Éditions Rue d’Ulm, 2007, p. 57, http://gesd.free.fr/opus09.pdf.
[8] 相关更严厉及更具毁灭性的批评，请参阅Jacques RODRIGUEZ et Jean-Michel WACHSBERGER, “Mesurer la confiance, dénoncer la defiance: deux économistes au chevet du modèle social français”,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vol. 50, n°1, 2009, http://gesd.free.fr/5010152.pdf。
资本主义的种类
如今的资本主义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扎下了根。但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它的表现形式是截然不同的。应当怎样来认识这种多样性呢？如果抛开机制和社会结构的多样性不谈，那么人们很快就会陷入“经济主义”，即把一切都归因于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同样，如果过于关注各种特性，就很容易忽视共同的倾向，并且会高估资本主义的韧性。于是，这就回到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区分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自己独特的一致性，而社会结构则可能包含多种生产方式或者包括各式各样的机制和社会关系。
我们在此所选择的观点是：在资本主义各种表现形式之外找出资本主义一些不变的东西。这一选择是在对最近几十年一种（或者各种）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进行调研后作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总体上都呈现下行态势。但它并不能掩饰每一种资本主义自身的特性，但是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导致了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所说的“劣币驱良币”现象[1]。只要我们回忆一下那份各类“模式”的长名单就会变得信服起来：日本的丰田生产方式、莱茵资本主义、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英国模式、丹麦模式以及美国“创造就业的大机器”或者说“网络经济”。在此只需列举一个例子：经合组织就曾指出，“自 2000年以来，德国的收入差距以及贫困现象的增长速度比经合组织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快”[2]。
危机或者更确切地说接二连三出现的危机不断肆虐这些地区，从而也使真相大白于天下。我们所熟悉的这些“模式”无一例外都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在欧洲内部，德国模式被迫接受严厉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调整，工资冻结，打短工者增加，贫困加剧。衰退，再加上极端的竞争政策使得欧洲的社会模式不断受到质疑。
全球化——按照人们的理解，它将使所有国家的雇员处在共同竞争的状态——对所有的社会关系构成了永久的压力，而且有不断强化的趋势。但它却没有因此消弭各种差别：中国的雇员与欧洲的雇员在工资上存在着天壤之别，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他们都得服从于在同一逻辑思维下建立起来的竞争机制。一味追求竞争力、部分人群被全部排斥在外，这一切成了全球性的进程：在一些发展水平完全不同的国家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进程，尽管其社会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那些导致富裕国家贫困现象不断加剧的机制与那些导致穷国越来越穷的因素几乎别无二致。
[1] Robert BOYER, “Le mauvais capitalisme chasse le bon”, Le Monde, 4 juin 1996.
[2] OCDE, “Growing unequal?”, Country note: Germany, 2008, http://gesd.free.fr/inegaa.pdf
意识形态的背景
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们都把罗斯托在1960年的名著《经济增长的阶段》[1]中所阐述的论据看成是无法超越的境界，而且他们也没有去尝试超越。罗斯托把世界历史分成了五个阶段：①传统社会阶段；②起飞准备阶段；③起飞阶段；④成熟阶段；⑤大众消费阶段。这一历史实际上所包含的是劳动生产率的历史。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劳动生产率处于停滞状态。一些先决条件出现之后，农业领域的劳动生产效率才首次获得了提高，之后才是新兴工业领域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起飞阶段标志着向生产效率稳步提高的阶段转型，因而也就意味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就是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的普及就会导致成熟阶段，之后就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服务业会获得巨大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到这个时刻历史便终结了。
奇怪的是，罗斯托居然为自己的这本书起了《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这个名字，因为这种说法只借用了初级“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观点而已。这种观点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方式的转变：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当然，（就罗斯托的世界历史的五个阶段划分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五个划分而言）两者的终点并不相同，他在这里所说的是“大众消费阶段”，也就是资本主义，但是它们的深层逻辑却是一样的：技术的进步都会导致一个最终制度的出现，而且这个最终制度就标志着历史的终结。这一有关“路径已经划定”——其间也会出现一些分叉乃至停顿，但它们都是些波折而已——的想法遭到了一些更敏锐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批驳：这些马克思主义观更认同历史的非线性发展观。
罗斯托的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可被看作是针对那些旨在剖析不发达的分析而发出的预防性攻击——这些分析都把重点放在了发达国家的统治上。如今，一些所谓“新兴”国家的兴起改变了这场辩论的话题，也使这场辩论变得过时。但是，直到今天，世界上的自由主义仍把罗斯托所提供的解读框架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得益于技术的进步，所有的社会最终都将进入大众消费阶段。所有这一切完全是线性的：道路只有唯一的一条，每个国家必须想方设法为自己的起飞创造一切条件，唯此才能进入资本主义的涅架。这样一种对世界的认知也涉及民主。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存在着因果关系。几乎是在同一时代，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2] 则提出，经济自由是一切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反之亦然：经济自由遭到践踏必然会导致最糟糕的独裁。因此，资本主义是最好的或者说是最不坏的体制，因而想要超越它将是徒劳的。需要承认的是，人们从中所看到的一些字眼完全属于当代的思想论据：这些论据把后资本主义所可能出现的彤态贬低成一种潜在的极权制，从而打消人们对其进行思索的念头。
[1] Walt Whitman ROSTOW, Les Étapes de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Un manifeste non communiste ［1960］, Paris, Economica, 1997, 3e éd 中译本见〔美〕W.罗斯托著《经济增长的阶段》，郭熙保、王松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e et liberté, Paris, Robert Laffont, 1971.
参考文献
BAIROCH Paul, Victoires et déboires, Paris, Gallimard, 1997.
BEAUD Michel, Histoire du capitalisme, Paris, Seuil, 2010.
BRAUDEl Femand, La Dynamique du capitalisme, Paris, Flammarion, 1998.
MARX Karl, deux extraits du livre I du Capital,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74:
- L’Accumulation primitive (section VIII), http://gesd.free.fr/accuprim.pdf.
- Machinisme et grande industrie (chapitre XV), http://gesd.free.fr/machini.pdf.
MEIKSINS WOOD Ellen, L'Origine du capitalisme, Montréal, lux, 2009.
POLANYI Karl, La Grande Transformation, Paris, Gallimard, 1983.
POMERANZ Kenneth, Une grande divergence, Paris, Albin Michel, 2010.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