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利润从何而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第二讲　利润从何而来？

　　应当警惕这种平衡能自我修复的危险理论。的确，经过一定时间之后某种平衡会重新出现，但仍要因此而承受巨大的苦难。

——让·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
　　　　（Jean DE SISMONDI,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1819.）

　　要想真正了解资本主义，必须有一个理论框架。然而有诸多理论把资本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与资本主义一起问世的政治经济学被分成不同的范式：古典范式（李嘉图）[1]、马克思主义范式、新古典范式（瓦尔拉斯）[2]，以及凯恩斯范式[3]。如今，新古典主义学派成了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并被认为是一种能使人们全面认识资本主义的见解。我们将从两个关键问题入手，对这一抱负进行考问：“什么是利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在资源稀缺条件下进行的合理选择”[4]是如何实现的？

[1] 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Oavid Ricardo, 1772 -1823）是首次出版于1817年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 l'impôt）的作者。
[2] 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 1834 -1910），法国经济学家。
[3] 这一名称源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4] 这里借用了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一书中所下的正规定义。详见以下网址： http://digamo.free.fr/robbins32.pdf。

什么是剩余？

　　剩余这一概念是指一个社会的生产超过了其简单再生产的需要。这是一个十分笼统的概念，因为一个“没有剩余”的社会是很难想象的。社会的全体成员必须把全部时间用于获取其生存所需。即便是在原始社会里，剩余通过人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来体现：在闲暇时间里，人们可以从事与谋求生存所需无关的一些活动。
　　在不同的社会，剩余的分配和占有方式显然不尽相同。让我们试举几个有典型意义的例子。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只要产量超过了消费量就会有剩余，于是，这些剩余就可被用于供养某些从生产任务中解放出来的社会阶层（如首领、君主、祭司、艺术家等）。一切将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组织方式：比如说有的社会可能不会专门供养祭司，而是会选择只生产那些生活必需品，从而使人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从事其他活动。这种情况就可以称为“原始共产主义”。这些事例可能与真实的历史不完全吻合，但它们足以说明其社会形态从一开始就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不管怎么说，人类历史很早就是以阶级社会的形态出现的，阶级是按照不同阶层与剩余之间的关系——对剩余的产出所作的贡献或者享受剩余成果的能力——来确定的。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农奴承诺要把自己的部分收成交给庄园主或者要为庄园主耕种部分土地。这一社会规则清楚地表明了对农奴所生产出来的剩余物的分享模式：其中的一定比例——或者一定的量——是要交给庄园主的，剩下的才能归农奴所有。如果用于种植的土地面积或者说作物的收成不会有任何剩余产生，那么这种阶级结构就永远不可能出现。这一例子——当然它是被简化了的——表明，一个社会的组织形态取决于技术潜力以及各社会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且其中的复杂状态是难以理清的。在某些情况下，生产效率的提高、剩余的产生可能会导致社会分工，尽管技术水平并不是这种分工的决定因素。在这个封建社会的例子中，剩余总体上看主要还是与农业活动有关。正因为如此，第一代经济学的理论家们都把土地作为唯一的财富，甚至还同时作出了生产性活动（能产生剩余的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的区分。
　　让我们把时间往前跳一跳，从封建主义进入资本主义。从一个制度向另一个制度过渡会引发重大的历史论战，这一过渡也与新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不谋而合。这一学科的目的正是要对资本主义的运行作出解释。
　　第一代经济学大家（亚当·斯密或李嘉图）曾提出过一个先决性的问题，即价值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产品的价格会高于另一个产品？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在雇员（工资）、资本家（利润）和土地拥有者（地租收益）之间是如何分配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利润从何而来？
　　在农业时代，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分简单：剩余是大自然的馈赠。在工业社会，这一剩余根本不是大自然所给予的。然而，如果人们想对资本主义有所了解，并想创造出某种理论的话，就必须从了解利润入手。而这一做法远比当初设想的要复杂得多。

有关利润的理论

　　给利润下定义并不复杂：它是一个产品的售价在扣除生产成本之后的余额。一个资本家会怎么做呢？他购买了机器、电脑、办公设备、原材料、能源以及中间产品（如汽军工业的汽车轮胎），然后他开始雇用员工，并让他们开始生产一种新的产品。然后，再把它卖出去。我们不妨来算笔账：支出方面，主要是生产成本，即这一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全部开支；收入方面，则是产品的出售价格。利润就是产品的售价在扣除生产成本之后的余额。
　　这一切都只是人们的常识，但其中的理论呢？让我们斗胆借用自由落体运动来作比较。我把一个物体从阳台上扔下来，它就会往下掉。但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有人回答说，它会掉下来是因为后来的位置比原来的更低，这样一个答案并不能令人感到特别信服，因而对它也不太满意。然而在有关利润的问题上，人们所想到的第一个答案也与此相类似：资本家之所以能够赢利，是因为他出售商品的收入超过了所投入的生产成本。这种对定义的赘述并不能算是有关利润的理论。然而，奇怪的是，主流的政治经济学却始终在竭力回避提出这一问题，而且即便提出了这一问题，相关的回答也不尽如人意。
　　细想之下，这个问题实际包括两层意思：首先必须说明的是什么东西能使利润得以存在；其次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它们会落入资本家之手。
　　利润的存在并不像表面所看到的那样显而易见：将产品以高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资本家这不是在宰顾客吗？这种“壮举”显然不可能长时间、大规模地存在，它并不符合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方式。从一个平均的角度看，一个产品的售价必须符合其“真实的价值”/
　　其中的关键在于剩余这个概念当中。利润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工业社会已出现了剩余，而这种剩余与大自然的慷慨赐予没有任何关系。因资本主义制度而出现的困难在于，工资关系使一切变得模糊起来。将农奴与雇员进行对比可使人更明白其中的缘故。我们假设农奴必须把其收成的1/3交给庄园主，那么他有1/3的时间是在为庄园主工作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而对雇员来说，事情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如果他被雇用时要求一天工作八个小时，那么他就可以得到八个小时的报酬，因此他实现了按劳取酬。那个问题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也就是说利润从何而来？更客观地说，应当从经济全局，更确切地说是全部的增加值——即著名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只要把所有企业的营业额相加就可以算出这一数字——为防止出现重复计算，需要扣除中间消费（即资本家之间相互购买的情况）。说得再简单些，从收入的角度看，这些增加值被分成利润和工资。而从生产的角度看，这些增加值恰恰与商品（包括产品和服务）的积聚是相对应的。这些商品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商品将被雇员所消费，而另一部分商品则成了剩余。
　　如果雇员所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只供自己的消费之用，那么就不会有剩余，因而也不会有利润。利润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到足够使雇员在工作时间里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超过其自己的消费。因此，利润的存在必须要有技术基础，这一点也适用于以前的剩余形式。利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最终会落入资本家，也就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之手。将汽车卖掉之后所获得的利润会落入汽车厂的老板手里。
　　这种利润的分配方式显然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安排，但肯定不是唯一可设想的分配方式。例如，人们可以这样想象甚至幻想：所有的利润都放在“共同的罐子”里，而它们的使用则由全体公民来决定。这种观点显然有些乌托邦，但它能够再次说明资本主义不仅仅只取决于技术和经济特性，它还取决于社会关系，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这一特性会产生一个重要后果：如果所产生的利润有一部分会被继续用于投资，而相关投资方向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个人手里，因为决策权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然而，“大量的钱是投到这个行业还是那个行业”，这样的选择将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轨迹。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社会的优先目标实际上是由一部分（或者说一小部分）社会阶层所决定的。这一点对于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亚当·斯密以及李嘉图等第一代经济学大家在以下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然而，这一有关价值-劳动的理论存在着两点不足。第一个问题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当一个资本家把一个已经加了利润的产品销售出去之后，他用来支付工资的那部分资金增加了。换言之，资本家在出售商品之后所获得的钱使他能购买到（或“支配”）比其生产商品时所付出的更多的劳动。亚当·斯密所遇到的这一难题在李嘉图身上得到了解决：他含蓄地承认，所花费的劳动并非全部都得到了报酬，也就是说，利润实际上就是那部分未被支付的报酬。
　　然而，第二个问题依然存在。那个时代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资本主义必将出现“一般利润率”（即平均利润率），也就是说每个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率最终将基本趋于相等。事实上，很难想象不同的利润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会长期存在：那些低收益的行业会逐步被人们摒弃，私人资本之间的竞争会将利润率推向相等。然而，人们又会因此而陷入另一个矛盾中。事实上，这其中存在着两个相互作用的法则。第一条法则：一个商品的价格与其生产所需投入的劳动成比例。第二条法则：每个资本家的利润率是相等的。而这两个法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如果第一条法则成立，那么那些大量使用劳动力的行业，其利润率就会更高。相反，那些大量使用机器、劳动力使用不多的行业，其收益则会低一些，而这显然就违背了第二条法则。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碰上了这两个用其思维框架很难解决的障碍。
　　这一理论障碍使得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次大分叉。一方面是马克思；另一方面则是“边际效用学派”或者说“新古典主义学派”。马克思有关利润的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说相对要更简单。他认为是劳动创造了价值。一部分的劳动通过劳动的形式获得了报酬，而另一部分就成了“剩余劳动”，即雇员在生产自身所需消费之外所进行的劳动。显然，生产钢铁的工人是不会直接消费钢铁的，因此必须从整个社会这一全局的角度来考虑问题。[1]这是一个抽象概念，资本主义完成了这一抽象过程，它把每个雇员的具体劳动变成了一个可衡量的抽象劳动。这样一来，社会关系就隐藏在了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形式当中。
　　换言之，资本家所购买的并不是其雇员的劳动，而是他们的时间。马克思由此作出了劳动与劳动力之间的区别：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而不是劳动的价格。资本家所购买的说到底就是雇员的时间。所有的劳动合同都规定（至少从原则上是如此）了劳动的时间，而且最早的工人斗争都与争取劳动时间有关，至少是把争取时间与争取工资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一旦雇员进入其工作场地，他就处于一种从属地位，雇主将会想方设法从他身上获取最大的收益。
　　因此，劳动力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它具有这样一个独特的性质：雇员会创造出超过其自身所需——即这个“产品”维持自身所需的东西（如住、吃、洗等）——的价值，而其中的差额则归资本家所有。这实际上就是利润的秘密，也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的基础。这一理论以其明晰的特性与其他一些有关利润的主流理论的模糊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些理论看来，利润是用来支付资本、储蓄以及经营精神的报酬。该理论也是理解当今危机的一个有用的工具：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人们认为躺着就能发财的幻想。

[1] 在马克思主义领域，上述两个原则之间互不兼容的特性引发了一场有关价值（它与所付出的劳动成比例）向生产价格（它与所投入的资金成比例）转化的争论。这也成为人们批驳马克思的价值论相互矛盾或形而上的主要论据。不过，如果加上一个时间尺度，人们就可重建这一价值论的一致性：全部的剩余量是由全部的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而利润则会按照每个资本家所投入的比例来分配。有关这一“时间尺度”的解读方法，请参阅早期的一篇文章：Manuel PÉREZ, “Valeur et prix: un essai de critique des propositions néo-ricardiennes”, Critiqu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n°10, 1980, http://hussonet.free.fr/perez.pdf。

主流经济“科学”的不幸

　　今天的主流理论直接继承了边际理论或新古典主义学派的衣钵。在探讨利润这一问题时，该理论借用均衡问题绕了一个弯，以期证明竞争性资本主义会导致社会最优化（optimum social）。这一抱负显然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但我们不妨从绘制一份汇总表入手。
　　先提出这样一个警告：尽管以下内容看起来似乎玄之又玄，但人们所做的不过是在“审定教学大纲”而己，因为它们一度被列入中学经济社会学课程之经济入门教材大纲的内容——幸好，这些教材因为教师的强烈抗议而遭到拒绝。
　　这一整套主流理论是在以下三个原则基础之上构建起来的：个人主义、对称性和均衡原则。社会，或者说经济，是由无数的小粒子所构成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无数的因子或个人所构成的，其中每个人的力量都不能强大到对整个经济机制产生影响---确切地说是对自己有利的影响。其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因子：一方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另一方则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在双方都为达到均衡而共同努力的情况下，这种行为便是对称的。当产量和消费量最终终于达到相等的时候，这种均衡便得以实现。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只是一种静止的状态，因为人们既无法了解达到均衡之前的状态，也无法了解在达到均衡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因此，人们处在了一种十分奇怪的时间点上：均衡是在一种反复探索的过程中实现的，这一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一旦均衡状态出现之后，历史便停止了，这一理论也宣告完结。
　　这一均衡是在价格的指导下实现的：价格会发出一些“信号”，从而使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目标相互兼容。事实上，双方的目标都受到一种制约，而这种制约正是用价格来衡量的。对生产者而言，他所想要实现最大化的利润实际上就是产品的销售价格与其生产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之总和的差额。对消费者而言，约束则体现在收入上：消费者所消费产品的总价格不能超过其收入，而且在他没有储蓄的情况下，这一约束就会达到“饱和”，即所有的收入全部被消费完毕。
　　资本主义和谐的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每位生产者实现了其利润的最大化，而每位消费者实现了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这些个人的“自私”行为肯定就会达到用数学方法推算出来的最佳状态，也就是“人世间的最好状态”。这并不是什么夸张说法。获得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或者说相当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奖项[1]），后来移居美国的法国人热拉尔·德布勒（Gérard Debreu）[2]曾这样夸口说“自由主义的优越性已经用数学方法得到了证明。”[3]
　　面对这一微观经济的基础理论——如今它被当成了一门科学——的简述，人们会产生这样一种模糊的感觉：这一模式与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遥远。当然，所有的理论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概括与归纳，但是这一微观经济模式着实与其研究对象相去甚远。
　　认为均衡是最佳状态这一论题本身就存在非常明显的不足。它建立在以下两个命题的基础之上：面对两种不同的生产技术，生产者会选择更便宣的那一种；面对其收入能承担得起的两篮子商品，消费者会选择那种最能满足其需求的产品。要想不进入“人世间的最好状态”，生产者就必须尽力生产更贵的东西；或者消费者会一反常态，专门购买那些自己最不喜欢的东西！或许我们可以把IQ测试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的那句名言“我这个测试所测的是智商”改写成为“消费者所想实现最大化的是效用”。
　　这一理论会导致一个带有严格限制条件的标准，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在没有使任何入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就实现了。只有在所有的个人全都平等、可相互交换的情况下，这一规则才具有意义（这就是所谓的限制）：不能用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偏袒另一些人。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让所有“消费者”的收入都相等简直难以想象，因此这一规则具有十分守旧的色彩。它等于是说即使以1%条件优越的人受到损害为代价换来99%的人境遇的改善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它离社会最佳状态越来越远了。因此，收入的分配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是什么在决定着收入的分配呢？或者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是什么决定了这个人是消费者-雇员，或这个人是生产者-资本家呢？
　　由于这些令人生畏的问题很难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主流经济理论一般都在刻意回避此类问题。均衡理论的发明者之一瓦尔拉斯（Walras）曾试图探讨这一问题，并引入了“要素的初始禀赋”这一概念。换言之，有些人生来就具有资产或土地等禀赋，而大部分人却只有劳动这唯一的“禀赋”。因此，社会阶级是存在的，而且它们也是古典学派的出发点。把社会说成是由一些没有区别的个人所组成的一个整体，这种说法也是行不通的。
　　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对称性消失了，因为大部分消费者的收入来自他们的劳动，这些劳动本身就是生产者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如果能将这一点考虑其中，人们距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描述就更近了一步。但这种貌似漂亮的和谐是失衡的，另一个问题随之出现，即工资是如何确定的，也就是说工资和利润之间是如何分配的。要想解决这一难题，就必须朝非现实主义方向迈出新的一步，把休闲娱乐也作为消费者的自由选项。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将不仅取决于其对每一产品的消费量，同时也取决于他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正是消费者在消费和自由支配的时间之间的选择决定了他们所提供的劳动，相关理论则把这种情况称为劳动的“负效用”。换言之，消费者可以通过工作时间长短的选择来决定自己收入的多少。
　　在这一解密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人们都可以证明这种对资本主义变幻不定的描述方式中间包含着许多不同的说法。例如，当人们在向我们解释可以使人“多劳多得”时，这其中所包含的正是这样的意思：雇员必须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劳动时间，而且不让他们作这样的选择会使社会远离最佳状态。
　　从生产者的角度看，事情似乎从一开始就十分简单：资本家要使自己的利润实现最大化或者说他们会通过尽可能有效地组织生产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这是最起码的。然而，他们为什么就有权通过利润的形式占有了一部分的生产？第一个可能的回答是：生产者是借钱来购买资本的，因此必须向出借方支付利息，也就是说他们所凭借的是资本这一“初始禀赋”。一个新的阶级（资本的拥有者）的出现只会使这个谜团更加复杂，人们也再一次陷入了均衡这一困境：人们既不知道这些资本来自何处，也不知道在均衡实现之后它们又将去往何方。于是，一个新的困难又出现了：在这一模式中，利润（如果将领导层的工资排除在外）只是由利息所构成的。然而，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所呈现的是另一种状态：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有的是办法，他们决定另辟蹊径，引入了一种只包括资本和劳动等数量有限的“生产因素”的生产理论。在这里，资本成一种东西，即生产所需的一切资本物品。在把资本称作“K”之后，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正如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所解释的那样“我们教那些学经济的大学生写下Y=F(L,K)这样的生产函数，L、K分别是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和资本的数量，Y就是总产量（……）。之后就要很快讲下一个问题，省得他一会儿想起来提出有关K的总量如何计算的问题。在他想起来提出这一问题前，他便已做上了教授，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不太严谨的思想方式得以一代代传递下去。”[4]要想使产量达到一定的水平，就必须使资本和劳动相互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两个因素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多投入资本，少投入劳动可以进行生产，反之亦然——一切选择都是可能的。最好的结合方式是那种在考虑资本和劳动相对成本的基础上降低成本的方式。
　　这一抽象的理论与当代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辩论不无关系。例如，它成了一些主张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如工资节制或免去某些社会保障或其他税费“负担”等）来扩大就业的论调的理论依据：如果劳动力成本与资本成本相比有所降低，企业就会雇用更多（更便宜）的员工，而会减少资本的使用量。这是增加就业的王道。
　　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一再次卡壳的理论。一个企业开始实施能使其利润最大化的计划。如果把这一过程换成数学用语，那么只有当每一种要素的边际生产率等于其成本时，利润最大化才得以实现。从纯数学的角度来看，这里所说的边际生产率是生产函数的一个导数，即通过增加资本或劳动等生产要素而得到的商品产量的增加值。借用数学来迂回说明这一问题并非无关紧要。主流经济学都存在这样一种基本趋势，因为它有着这样一个好处：能使相关理论成为一门科学。当然，好处还不止这一个：这种描述能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和谐以及收入的公平分配说成是一种客观现实——没有什么东西会比导数更显得客观与无懈可击!
　　因此，可以说资本和劳动造就了生产，这两种要素都根据自己在边际生产率中所作出的贡献获得了报酬。更妙的是，“欧拉公式”（它仍然是一个数学概念）的出现使人们得以验证所生产出来的价值有没有真正被分配成为工资和利润。换言之，所创造出来的价值与该生产活动有关的各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报酬总数应该是相等的。不幸的是，事情后来变得有点复杂，因为它要求生产函数必须是连续可微分的，而且一次函数必须是同质的。用经济学的词汇来说，这就意味着所有生产要素必须是可相互替代的，而且其收益也是固定的：如果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增加一倍，产量也就增加一倍。
　　仅可替代性假设这一点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意味着人们可以随意用资本来取代劳动，或用劳动来取代资本。不过，我们暂且假定从一个狭窄的范围来看它是可以接受的。从理论的角度看，真正有问题的应当是另一个假设，即有关收益是固定的假设，因为一旦利润实现了最大化，它就变成了零。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结果，需要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看这种数学化形式。
　　人们在努力追求最大化的利润，它是指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减去生产成本之后的余额：Q-rK-wL。Q是指价格假定为1的产品。K是资本，L是劳动，r和w分别代表这两种要素所获得的报酬：w是工资（WAGE），而r是资本的成本。在收益固定的情况下，利润最大化就等于零，因为所有的收入都会被全部分配，也就是说Q等于rK加wL。这个问题至此变成了另一个问题：既然生产者所想竭力实现最大化的是利润以外的东西，那么资本的成本r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它把我们引向了利息——它可能会受到税收的调节——这个问题。
　　假设收益会不断增长，这一理论就摆脱这一困境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想实现最大化的利润就不再是零，收入被分成工资、资本的成本（大体上可被看作是利息）以及“真正的”利润。但此时人们又会遇到一个新难题：利润是趋于无穷大的，因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会导致利润的增长，既然生产的最佳状态将不复存在，那么均衡的逻辑就会被打破。
　　这些具有一定破坏力的批评涉及理论的内在一致性。[5]不过，人们可以用一种更脚踏实地的批评对其加以补充。不妨让我们假设利润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是有联系的，它所代表的是资本所应获得的报酬。同理，工资则是用来支付给劳动的报酬。问题是购买劳动以及支付劳动报酬的都是资本家。他们还购买了机器，尽管这种说法看起来有些平庸，但是人们还未见过有一个资本家给自己的高炉付报酬的。他只是傻呵呵地将一切利润都留给了自己。总之，利润不会全部成为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所获得的报酬，只要认真思考五分钟，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这种假对称关系就会消失。主琉经济学的功绩在于：它把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与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始终混同在一起。当一些机器被用于生产过程时，这一切属于技术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机器的拥有者可以将一部分剩余分给自己。
　　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特征之一便是在以下这个问题上与古典主义做了切割：在古典主义看来，剩余的分配是一种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之前，无论是斯密还是李嘉图都认同这一方法。相反，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旨在将分配方式客观化，用“生产要素”本身的一些物理性质来解释这种分配。按照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它们的替代物——对它们进行互相替换，人们便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每一种生产要素都可以按照其边际生产率来获得报酬。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而利润则等于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此外，资本和劳动都能得到充分的使用，这就意味着失业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它是一种“自愿行为”，因为这是人们在收入与“娱乐”之间主动选择的结果。
　　这种对“人世间最好状态”的描述有很多好处。社会问题将因此而消失，因为收入的分配是由一些客观的经济法则所决定的。所有想改变这些法则的干预企图都将造成恶果，距离均衡这种理想状态也会越来越远。这正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所常用的一个论据。
　　新古典主义革命是经济理论史上的一个根本性转向，它标志着与马克思以及其他许多古典主义学派前辈的决裂。然而，最初的时候，它所涉及的并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例如，瓦尔拉斯应该算是个左派人物，而且像这种自认为属于左派但又说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增加失业的当代经济学家并不在少数。产生这一显而易见的悖论的原因在于新古典主义理论所依据的正是唯科学主义。此外，古典政治经济学被重新命名为“经济科学”并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小事。
　　从根本上看，经济学的认识论与物理学的认识论之间存在一个恒等式。无论是在经济学领域还在是物理学领域，都存在着一些隐藏的关系和法则有待人们去揭示。在这方面，最清楚的表述莫过于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所发表的演讲：“一切科学的先决条件是存在着一些可以被分析、可作出预判的规律。例如，天体力学领域就是如此。然而，许多经济现象也同样如此。事实上，对它们的深入研究表明，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与物理学领域一样惊人的规则。正因为如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也正因为如此，这一科学是在一些与物理学一样的基本原则和方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我看来，从一种更广的意义上说，社会科学也与物理学一样，它的建立同样是为了研究一些能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不变的关系和量。”[6]
　　这一前所未见的方法后来导致了科学研究步骤的倒置。它所探寻的是尽可能多地使理论模式实现正规化，人们可以称之为模式的效率。当然，这一过程必须大量借用数学原理。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数学化程度越高的模式就越容易——几乎是自动地——使经济领域那些最为保守的观点获得合法的地位？在这方面，必须对那些简单化的解释保持警惕。第一种做法是对使用数学的做法提出批评：它认为从某种程度来说，用数学方式来实现正规化本身就是守旧、反动的。说实话，这种荒谬的、蒙昧主义的立场几乎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但是它为人们的批评提供了口实，从而使这些解释丧失信誉。这种巧妙的辩术至少能说明数学化在其中发挥的真正作用，也有助于人明白数学化与公理化之间的区别。
　　另一种短视的解释则认为，经济学家都是“资本的奴仆”，他们在竭尽全力地制造一些完全为体制辩解的工具。当然，在研究战略以及个人的人生定位中，包含有获得社会承认以及谋求一份职业等因素丝毫不令人奇怪。但是主流经济学的力量源自于这样一种共识：它只想建立一种有关世界的科学观、一种一开始就独立于任何意识形态偏好的科学观。它所做的工作能促进社会秩序稳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一结果——这是它的力量所在——似乎与经济学领域那些谦卑从业者的个人选择没有关系。但是人们仍然可以从某些经济学家深邃的讲话中感觉到他们所肩负的社会使命。这一使命就是要将这样一个坏消息带给大家：经济法则是不可触犯的，任何想规避这些法则的政策都是涂鸦之作。现实是严峻而残酷的，但同时也是不可回避的。因此，经济学的科学步骤所声称的客观主义并不是一种恬不知耻的病症，而是一种敢于实话实说、完全有担当的姿态，尽管良药苦口。在很大一部分经济学家看来，必须通过降低成本来创造就业的法则与有人警告我“如果从阳台上跳就会摔下来”的法则一样灵验。
　　理论的正规化会使意识形态得到强化，反之亦然。这是由意识形态的微观经济基础与将物理学的方法论进行转化所需的必要因素在结构上存在一致性所决定的。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收益最大化都是通过这一公式来实现的，即社会是由个人，尤其是理性的个人所组成的。正是这一公式的实现过程才使前者的意识形态收益得以最大化，而后者则是科学收益的最大化。将目光都投向主流经济学的努力能使这一共同模式得到一种内生式验证。[7]
　　这些推论显然无法使那些针对主流理论的批判性评论彻底消失。事实上，这一理论并不太适用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它显然应该是资本主义。然而，说到资本主义就离不开资本，说到资本就离不开时间。事实上，资本物品（如“机器”）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它并不会在生产过程中被一次性消费掉：它们是固定资本。而钢材、橡胶、水泥、能源等，这些东西则会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消失，它们是流动资本。差不多在一定的间隔时间就需支付的工资也属流动资本。如果没有固定资本，那么人们就可以把持续时间非常短暂的生产和消费周期看成是瞬时的，从而可以用均衡理论来加以分析。但是固定资本的存在使人们无法再使用这一诡计，因为固定资本可能会在几个生产周期里都始终存在着。
　　然而，均衡理论并没有把时间因素考虑其中（因而也没有考虑到固定资本这一因素），因为资本的累积是一个持续的进程，正是这一进程决定着未来时期的生产条件。[8]此外，生产效率的提高也会使价格结构发生变化，使人们无法再把资本当作一种物理量来衡量：它将独立于构成资本的那些具体物品的价格。在其创始理论中，瓦尔拉斯求助于一个虚拟的“拍卖估价师”这个“解围之神”负责宣布价格，从而使整个“探索”进程最终迈向均衡。但是，如果这个完全虚构的人物消失之后，理想状态就成了一个移动的目标，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们与其渐行渐远。从根本上说，时间在这一理论中并不存在。它比那种短视的看法更离谱：在这里，时间被缩短至几乎为零，也就是说设想出一种几乎无法存在的瞬间。在这种有关资本主义的奇怪理论里，没有了长时间，没有了积累，因而也没有了资本主义。

[1] 1968年以来，瑞典银行每每颁发“瑞典银行经济学奖”，这一奖项也被人们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
[2] Gérard DEBREU, Théorie de la valeur. Une analyse axiomatique de l'équilibre économique, Paris, Dunod, 1965.
[3] Gérard DEBREU, entretien avec Guy SORMAN, Le Figaro Magazine, 10 mars 1984.
[4] Joan ROBINSON,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the Theory of Capital”,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21, n°2, 1953, http://gesd.free.fr/jrob1953.pdf.
[5] 有关更详尽的论述，请参阅les travaux de Bernard GUERRIEN, notamment son Dictionnaire d'analyse économ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Grands Repères/Dictionnaires”. 2000。
[6] Maurice ALLAIS, “An outline of my main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science”, Conlérence Nobel, 1988, http://gesd.free.fr/allais88.pdf. 这种将物理学模式不恰当地移入19世纪处于酝酿过程中的“经济科学”的做法，成了菲利普·米罗夫斯基（Philip Mirowski）在其一本著作中的批评对象，参见Philip MIROWSKI, Plus de chaleur que de lumière, Paris. Economica, 2002。
[7] Michel HUSSON, “L'économétrie, ou l'idéologie en équations?”, Actuel Marx, n°34, 2003, http: //hussonet.free.fr/ideologi.pdf.
[8] 人们可采用改变原先主张的方式来摆脱困境，尔后设想出一系列均衡状态，并称之为“跨期的均衡”。实际上，这等于是对时间进行压缩，因为初始的均衡决定着此后的一系列均衡。在这一分析框架下，经济发展进程是以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跳跃方式进行的，但对于中间是如何衔接的人们并不了解。这并没有解决资本的积累和再生产的问题。

参考文献

　　BIHR Alain, La Novlangue néolibérale. La rhétorique du fétichisme capitaliste, Lausanne, Page Deux, 2007.
　　MARX Karl, Qu'est-ce que le capitalism? vol. 1, Les Mystères de la plus-value, Paris, Demopolis, 2010.
　　PASSET René, Les Grandes Représentations du monde et l'économie à travers l'histoire. De l'univers magique au tourbillon créateur, Paris, Les Liens qui libérent, 2010.
　　QUIGGIN John, Zombie Economics. How Dead Ideas Still Walk Among U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