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JEAN-PAUL SARTR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伊格尔顿《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打造者》（1976）

萨特

（JEAN-PAUL SARTRE）

树林译

↘抵消
↘进步特征
↘英雄表现
↘听众
↘具体
↘对抗性
↘独特性
↘阻碍
↘显而易见

　　让·萨特或许成为了人们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共同形象。
　　作为一名哲学家、评论家、小说家、剧作家以及政治理论家，萨特（Jean-Paul Sartre）主导了法国知识界二十多年。他几乎凭一己之力，发起了一场在二战后横扫整个欧洲的存在主义哲学运动。
　　1960年，萨特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发表了《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大贡献，尽管书里有着明显的错误，但仍展现了萨特惊人独创性。
　　萨特的初次政治经历是在二战时期所参加的法国抵抗运动。但极少证据能表明他在其中特别积极，而萨特对战争的主要回应，在他的重要哲学著作、作为存在主义奠基文本的《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1943）中可窥得一二。
　　《存在与虚无》的哲学几乎是一出无法缓解的悲剧。人类意识和物质世界之间插入了一个致命空隙或“虚无”：个体在拼命追求事物自身的实现，但他们的自由却注定了他们对这一追求无法获得。
　　人，以萨特的著名表述来说，是“被判了自由的刑”，被抛入荒诞和无意义的世界，在那里他必须为自身所有行为承担沉重责任。
　　人的行为如果不是依循本真自我的责任，而是将此转嫁给上帝、国家、道德或政治的准则，会被宣判为“坏的信念”。

抵消

　　但一个个体的自由可悲地抵消了另一个体的自由：人际关系是场殊死的权力斗争，其中每个人总是试图以物的形式支配他人。
　　《存在与虚无》并未直接提及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危机：但毫无疑问的是，由其所投射的悲剧想象当属于幻想破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将一场历史灾刧转化为一种形而上的状态。
　　存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资产阶级哲学上的垂死挣扎——其宏大的理性主义最终崩溃了，它所发现的在宇宙中无处不在的秩序，变成了在漫无目的的世界中漂流的孤立主体这样一种令人痛苦、恶心的景象。
　　（萨特的早期小说《恶心》（Nausea）（1938），便是此状态的一种有力的戏剧化表现。）

进步特征

　　但我们仍需辩证地看待存在主义。若仅将其划归为小资产阶级的堕落，则忽视了它的进步特征——它对宗教幻想的坚决抵制、对“人性”固定不变的观点的鄙夷，以及对人创造历史的自主和责任的人本主义信念。
　　“存在主义”一词意味着相信“存在”而非“本质”，人没有给定且不可改变的本质而必须对它忠诚，人是在不断地从事产生和改造自身存在的历史工程。
　　这首先是通过行动来实现的：存在主义标志着与传统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被动思辨的决裂，强烈主张人需要通过积极地与世界互动来“定义”自身。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1946）^[1]中提出的这一观点仍然是彻底非历史的，充满唯心主义的。
　　它仍然是一个在历史上无能为力的知识分子的行动空想，它以萨特令人印象深刻的小说三部曲《自由之路》（1945-1949）的诸主角为代表。萨特所有作品中痴迷的主题——“自由”：需要承担。它仍然是个人主义式的想象。但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承担只会是武断的，毫无理性的基础。

英雄表现

　　因此这很容易堕落为一种浪漫化的英雄表现，一种学术上的战斗幻想。
　　然而，萨特对行动的关切，驱使他走出了书斋而与斯大林主义结成了邪恶联盟。
　　直到1952年之前，他一直都在强烈批评共产党，1945年他发表了一篇〈现时代〉（Les Temps Modernes）的有关评论，目的是针对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和市井气息而提供一个“人本主义”左倾的出路，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和知识工作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然而，1952年，臭名昭著的《共产党人与和平》（The Communists and Peace）一书出笼了，尽管它仍然与法国共产党保持一定距离，但它却完成了一项令人刮目相看的业绩，为纳粹苏联条约（Nazi-Soviet pact）^[2]辩解，从而试图证明斯大林主义在历史上是必要的（萨特写道，即使这是个血迹斑斑的怪物，但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并断言无产阶级和苏联的事业是“分不开”的。
　　萨特的政治困境是小资产阶级“左倾”知识分子所遇到的典型困境。要完全遵从斯大林主义纪律是无法想象的，尤其是对于一个视个体自由高于一切、且视文学作品为对个人自主性最高肯定的哲学家来说。

听众

　　但对于一位写作就是一切的作家来说，他需要读者。既然读者不可能再是可鄙的资产阶级，那么就必然是工人阶级。
　　但工人阶级已经受到斯大林主义迷惑，那么这位自由自在的知识分子必须开始直面他的工人阶级同路人。
　　当然，法国共产党欢迎来自让-保罗·萨特这样一位看似“独立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知识分子的支持，所以偶尔也会接受其批评。
　　萨特对共产党的追求并未终成眷属。因为匈牙利起义遭到镇压，萨特开始强烈反对斯大林主义，尽管他此前对1953年同样遭到镇压的柏林起义保持沉默，并且在朝鲜问题上态度极为模棱两可。
　　最近几年，他又陷入法国“左”倾知识界对毛主义的时髦调情，但就在数月前的采访中，他宣称自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
　　萨特变改政治信仰，是一个令人生厌且又常见的故事。但萨特真正的悲剧并不是《存在和虚无》的荒诞幻象。
　　这是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悲剧，尽管在他全盛时期对斯大林主义怀有强烈敌意，但除了毛主义的幻想或倒退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他未能找到在反革命以外的出路。
　　真正的出路，托洛茨基主义，却在《共产党人与和平》中仅被视为一种“唯心主义”而被打发掉。
　　尽管如此，萨特为马克思主义在反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弹药。
　　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要旨，是反对斯大林主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包含的死板、僵化的抽象概念，并致力于恢复具体的革命实践。

具体

　　正是在这里，萨特存在主义——尽管带有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具适切性。
　　因为存在主义最首要的是它是一种实践的具体，是一种行动家的哲学，它所关心的不是“人性”这种抽象，而是历史中男男女女的生活处境。
　　正是基于此原因，它容易适用于艺术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萨特的戏剧和小说是他理论工作的组成部分。
　　在其长篇巨作《辩证理性批判》的引言，萨特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方法相结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来理解历史，并对其重塑为一种“鲜活的”实在，它是作为人类转变的具体过程，不是一种抽象规律的运动。

对抗性

　　广义来说，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的任何融合都是不可能的，这两种哲学的基本假设在很多方面都是相互对立的。
　　但如果“存在主义”所具有的更广泛意义，即关注鲜活的和具体的经验，它就可以在革命理论和实践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萨特评价法国诗人保罗·瓦勒里（Paul Valery）的一句名言为例，萨特认为“瓦勒里是个小资产阶级，这点毋庸置疑，但并不代表每个小资产阶级都是瓦勒里”。对于斯大林主义来说，除了指出瓦勒里是个小资产阶级就没什么好说，这便足以将他的作品机械地化约为是对阶级斗争或生产方式的纯粹“展现”。

独特性

　　萨特在赞同对瓦勒里总体评价的同时，仍想要考察瓦勒里甚至任何文化产品的唯一性和独特性，而这绝不止是阶级斗争的“症候”或“展现”。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的最新作品之一，对法国小说家古斯塔夫·福楼拜长达三千页的研究（《家庭的白痴》（L’idiot de la famille），1970-1972），尝试把对福楼拜时代的阶级斗争描述、对他本人的精神分析探索以及对他小说的细致批评，统合在一个单一的分析之中（从我尽可能阅读的页数来看）。
　　这种精巧力量很可能在其他地方得到了更好的发挥，但它正是萨特方法的很好例子。
　　这种方法的优缺点，在萨特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辩证理性批判》（1960）中得到最好体现。

阻碍

　　萨特以惊人的独创性，审视了社会实践的结构、阶级和群体的形成，以及个体对自然和历史“总体化”为一项“规划”的辩证之中，发现他们所创造的异化产物阻碍了自身的自由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是早期的《存在与虚无》的唯物主义版本，现在，孤立的意识变成了主观实践，荒诞的世界被视为由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充满暴力、稀缺性和异化的社会。
　　然而，在《存在与虚无》中，意识和现实是永久分离的，但现在联系可以建立起来了。它无非是人类实践透过革命进程，将历史转入自由王国。
　　然而，对萨特来说，这种自由仍然是一个短暂的、不稳的时刻。
　　在历史危机时刻，以前“串行化”（消极地结合在一起）的阶级，可以成为萨特所说的“融合”——通过革命斗争积极地团结起来。
　　但只是这一时刻而已，这种自由接下来很可能会变成一种新的惰性和奴役。

显而易见

　　萨特残余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在这里表露无遗。
　　通过实践获得自由和随之而来的异化之间无尽的辩证，近乎被视为自然法则。
　　官僚化的具体历史原因大多被忽视了。对于萨特来说，正是物质世界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你，挫败了你追求“纯粹”自由的动力。他的所有著作都建立在意识与物质之间深刻的二元性之上，这种二元性继承自资产阶级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根本无法接受的。
　　此外，尽管《辩证理性批判》对社会过程的分析非常出色，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人际过程，即资产阶级社会学所钟爱的足球比赛观众或公交车站人群之中个体之间的互动。
　　它们不是对阶级社会根本规律和结构的分析。
　　萨特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者”，能够阐明个人行动、生产和改造现实的方式，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即阶级社会是按照独立于这些行为的规律来运作的，这些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言，在个体的“背后”运作，正是这种洞见，成为1960年代所谓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要发展的，不过以极扭曲的方式出现，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标志着萨特影响的衰落。
　　托洛茨基主义革命者既不能满足于萨特或格奥尔格·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也不能满足于刘易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
　　当前仍需要发展一种足够丰富和严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客观的方式分析阶级社会规律，同时也需包含萨特对历史“鲜活经验”的重要思考。
　　无论他的工作是否存在其他方面的价值，但它至少具有提醒我们去注意尚未解决的问题的价值。

^[1] 中国大陆早期将Humanism译为“人道主义”，用“人本主义”更为合适和准确──校按。

^[2] 　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苏联与德国在莫斯科所签订之互不侵犯条约，目标是初步建立苏德在扩张之间的友谊与共识，并导致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被瓜分。──校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