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伊格尔顿《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打造者》（1976）
柯尔施
（KARL KORSCH）
Guanyu Zhu 译
1923年出现的两部理论作品，撼动了第三国际，并且至今仍然备受争议。
第一部是由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撰写的《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第二部是由德国共产党最杰出的成员之一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所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arxism and Philosophy）。这两本书源于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后，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时期。第二国际陷入到了最怯懦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中，其在理论上坚持一种僵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却在实践中背叛了所有的工人阶级斗争精神，它看起来已经死亡和葬入黄土。这样的一个革命前进与失败的新时期，呼唤着一个革命理论的更新。
黑格尔主义
柯尔施和卢卡奇都在“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中发现了这样的（革命）理论，回归到他们认为马克思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那里所学到的真正辩证的、历史的要旨，以此反对第二国际正统观念的机械性和教条性。
柯尔施和卢卡奇都要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一追求充分体现在他们以同时代的无产阶级政治经验为基础所写的著作之中。
在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中，他强调了历史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互动以及与其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
对于作为唯心主义哲学家的黑格尔来说，“主体”意味着“绝对精神”，而“客体”则是其在历史中的自我实现：但是，将此类思想用马克思主义术语重新表述并不是很困难。
工人阶级
于是，“主体”成为了工人阶级，它掌握了“客体”（即资本主义社会），并将其转化为实现自身的手段。
这样的理论所恢复的是该阶级的能动性（active）和实践性的认识，即该阶级能够把握、且按照自身的形象重塑历史。
这样的理论也恢复了无产阶级根本上的革命角色。对于黑格尔来说，“绝对精神”通过否定现实社会（actual society）发展出来的：它是所有表面看似真实事物的反题。
如果将“绝对精神”解释为“工人阶级”，其与现实社会的彻底对立便变得清晰起来：其“本质”恰恰在于“取消”资本主义。
对于黑格尔而言，理论或哲学不过是历史运动的表述。
理论不过是实践再次意识到自身。“主体”（思想）与“客体”（实践）是相互依存的。
理论与实践
很容易看出，这也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重新表述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如果说柯尔施和卢卡奇回到黑格尔让他们能够强有力地抨击第二国际的正统观点，但也给他们带来了许多问题。
因为将一个像黑格尔这样完全的唯心主义者“翻译”成唯物主义的术语，显然是荒谬的。
将工人阶级视为一个能够主动创造历史的“主体”，就是冒着将其化约为某种单一形而上学本质的风险，忽视了其复杂的物质条件和不平衡性（unevenness）。
在黑格尔看来，主体创造历史；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它只有在具体的物质条件的制约下才能做到。
正如我们将在卡尔·柯尔施的例子所看到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很可能比唯物主义更具辩证性。
同样，声称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不过是实践的“表述”或“反映”也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仅是革命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因为革命自我意识只能像列宁在《怎么办？》中所强调的那样，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外部”干预来形成的。
正如列宁所坚持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在与革命群众的实践斗争尽可能密切的联系中发展；但它（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被化约为这些斗争的意识，不管怎样，这些斗争本身总是不平衡的。
反映
即使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不为革命斗争服务便显得毫无价值，但如果把它说成仅仅是革命斗争的“反映”也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假设如何导致灾难性的政治后果。
因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于革命意识，那么革命政党的作用又会是怎样？要么它是多余的，要么革命政党不过是革命意识的“表述”或“阐述”——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与阶级之间的辩证关系将被完全割裂。
极左主义
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可能带来的另一个灾难性的政治后果是极左主义。
因为如果将工人阶级视为黑格尔的“否定”，那么便可以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进行政治行动，不去考虑实际物质条件和阶级自身的意识状况。
具体的工人阶级被化约为某种历史形而上学格局中的一个对立面，实际上是阶级的“理念”，而非其现实，这是很危险的。
卡尔·柯尔施的政治生涯生动地说明了其中一些观点。在斯巴达克派柏林起义（1919年）和慕尼黑苏维埃（1919年）被镇压之后，柯尔施像安东尼奥·葛兰西一样，成为了广泛发展的工人委员会运动的主要理论家。
然而，葛兰西从工人委员会的失败中学到革命领导有着迫切的需要，但柯尔施很少强调党的重要性。
理论与实践
相反，他将注意力转向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的问题上，其中《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便是主要作品。
他在1924年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者，随后他开始越来越反对官方共产主义运动。
他在德国共产党曾有过一段杰出职业生涯（他曾是1923年图林政府的共产主义司法部长，后来担任该党的左翼派系的领袖之一）。柯尔施在1926年被党开除，因为他否认资本主义已经稳定下来，要求重新强调工人委员会，并批评苏联外交政策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妥协。
独立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维系了一个独立的左翼团体，支持俄国的“工人反对派”（workers opposition），但反对由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the Left Opposition）。
在1927年，左翼反对派正式与柯尔施在苏联问题上的立场划清界限。
由于纳粹主义的胜利，柯尔施于1933年离开德国，他在流亡期间创作了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938年）；从1936年到他在1961年去世之前，他居住在美国，最终在冷战高潮期间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可以说，柯尔施的政治发展从极左主义到反动立场的破灭。
退潮
他拒绝承认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21年后的观点：即眼前的革命机会的浪潮已经退去，国际资本主义已经争取到了喘息的空间，而共产主义党派不应该在缺乏群众支持的冒险政变中消耗力量，而应该耐心地转向与改良主义工人阶级组织建立联合阵线的任务。
这种盲目性与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有关。对于黑格尔来说，主体不会遭受真正的挫折：作为普遍理性（universal Reason）的本质，它在历史中不可避免地展开，消除了道路上的障碍。
相比之下，托洛茨基在1921年就谴责了这种想法，称其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机械式误读：人类并不总是不可避免地向上发展，而是经历了长期的停滞。
当然，列宁或托洛茨基并不怀疑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启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为此各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做好准备；问题在于这样的革命进程往往会复杂而漫长，并不是自己自动就发展下去的。
错误
柯尔施的政治错误并不使他的理论著作完全失去价值。
政治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呆板机械的：并不是说一个政治上不正确的策略就不可以包含有价值的理论洞悉。
确实，《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和《卡尔·马克思》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具有杰出的理论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柯尔施着手进行了一项独具一格的工作，将马克思主义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历史上面。
他首先展示了，1840年代黑格尔哲学的消亡是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结束相关的，这黑格尔哲学便体现着欧洲资产阶级的政治希望。
黑格尔的继承者是马克思主义，但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哲学，而是哲学的继承者。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中，科学分析和革命批判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就如黑格尔哲学在资产阶级结束其英雄革命阶段后而变得破碎和堕落一样，马克思主义由于无产阶级自1848年起的屡遭挫折，在第二国际中沦为一种教条主义。
补充
并且，一旦马克思主义像这样的被化约，似乎就有可能用资产阶级哲学的糟粕来“补充”它；因此，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不少人私下是康德或叔本华等唯心主义者的追随者，便显得不足为奇了。
从这个意义上，柯尔施的批判是遵循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新康德主义及其他小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的抨击。
仅此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因为列宁自己的哲学著作，在柯尔施那里同样受到了与他对改良主义者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多的猛烈抨击。
柯尔施在1930年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后，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再版所撰写的后记中，猛烈地攻击了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称它为灾难性的机械论。
柯尔施声称，列宁在强调唯物主义——即物质客体在主体之前且独立于主体存在——方面牺牲了辩证法，忽略了知识行动中所包含的主客体的辩证统一。
结果，知识便仅是社会现实的被动反映。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理论变成了对真理的一种抽象发现，并由实践在现实中去“应用”它。
柯尔施认为，这样的政治结果便是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和独裁。
柯尔施对列宁提出的无端指责必须在其政治背景下去理解。
作为德国共产党的异见左翼成员，他成为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对不同的共产党进行的“布尔什维克化”（Bolshevization）过程中的牺牲品，而这的确关系到教条主义和独裁。
教条主义
然而，他本身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黑格尔式的理解，令他难以避免地以这种意识形态教条主义回来解读列宁自己的作品。
正如柯尔施所认识到的那样，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领域确实盛行着一种天真的、灾难性的非辩证知识理论。
如果将真理视为是心灵通过对客体简单的“复制”或“留影”来实现的，以此作为否认心灵在认识客体产生的变化过程中的必要活动（即马克思所谓的“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那么这实际上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经验主义的一种变体罢了。
然而，在黑格尔的影响下，柯尔施自己作出了相反的回应：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里有些地方，“辩证法”似乎已经完全废除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别（不必大惊小怪，因为这种区别对黑格尔本人来说根本上是不真实的）。
这样，柯尔施对机械二元论有价值的一贯反对，就变成了对唯物主义本身的攻击。
混淆
柯尔施的错误源于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混淆，这是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大特点。
他指责列宁只是从“抽象的认识论立场”来考察主客体关系，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历史现象，一种实际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问题。
但这是将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两个问题既相关但又不同。
境遇
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恰当地以认识论的方式去探讨了这些问题，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中考察“意识”和“社会存在”（social being）之间的实际关系。
正是柯尔施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持有的黑格尔式的观点，令他产生了这种混淆。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而言，理论仅仅是实践对自身的逐渐自觉，它不具有历史运动的“相对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而是被简化成一种对历史运动的纯粹表述。
因此，在批评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时，柯尔施提出的反对论点是，这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理论，从它“不过是真实历史运动的一般表述”（这是他引用马克思的话）的意义上而言，相反，它是一种从外部教条式地引入的“意识形态”。
柯尔施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第二国际被“哲学”与实践的二元论式割裂而陷入瘫痪：前者是一套死气沉沉的教条，与后者几近完全离析（正如在考茨基的作品里生动的显示了这点）。
失败
他还正确地理解了该事实的政治决定因素：工人阶级起义的失败。但是，他对于这种二元论的唯一替代方案就是将理论化约为历史，将辩证唯物主义化约为一元论的历史唯物主义。
他批评第二国际从外部引入理论的用语，其正也是接连用来攻击列宁主义。
柯尔施的错误也体现在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他的意思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哲学决裂，更是与哲学本身决裂。
他在《卡尔·马克思》中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作品仍受到哲学的影响，但后来的马克思不断与所有哲学彻底决裂，用科学社会主义取而代之（有趣的是，在这个观点下，柯尔施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当代斯大林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的主要论点之一）。
客观
柯尔施声称，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理论在客观历史运动之外没有自主存在（autonomous existence）。
没有自主存在，这是正确的；但要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只不过是真实历史在人们大脑中的反映。
柯尔施的极左主义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它也延伸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
然而，《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它坚称马克思主义“超越”了哲学，但它却极其认真地对待哲学本身。
柯尔施在这里，“哲学”指的是实际的意识形态体系，而柯尔施在批评那些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时恰如其分的严厉，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些（意识形态）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真实”的，只是“幻觉”或“臆想”，一旦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它们就会消失殆尽。
相反，柯尔施从不低估这些体系的顽固性和坚韧性，它们作为一种物质力量的现实性，以及它们抵御经济基础变化的力量。
在这方面，在当代一些最富成果的关于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制度本质的著作之中，他再次成为了先驱者。
正如格奥尔格·卢卡奇一样（我们将在后续文章讨论他的著作），卡尔·柯尔施敏锐地提出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问题。
阐明
这个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尚待阐明：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仍是个黑格尔主义者（正如柯尔施上文引用马克思的那句话所暗示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在多大程度上与黑格尔的方法与体系彻底决裂？
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柯尔施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
“唯一的问题是如何用正确的方法，将黑格尔辩证法从一种表面的唯心主义、内里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转变为明确的唯物的史观和社会观的指导原则。”
可以合理怀疑，事情是否真的如此简单：柯尔施自己的理论和政治，便是唯心主义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被抛弃的真实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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