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伊文思与纪录电影（1999）
《愚公移山》摄影师李则翔的访谈
孙红云 邵振堂 采访
孙红云（以下简称：孙）：你是怎么开始跟伊文思合作的？
李则翔（以下简称：李）：当时，整个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阴影的笼罩下，也是“四人帮”最疯狂的时期。恰好那时候，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了部片子，叫《中国》。这个片子我看了，我觉得他是用“眼镜”派的观点，从“眼镜”派的角度，也就是用猎奇的手法，罗列了一些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它当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人民的现状，中国社会的现状。
那么江青也就利用这一点，和姚文元一起掀起了对《中国》这部影片大批判的高潮。很多报纸长篇累牍地报道，批判《中国》这部影片。同时，江青也转告伊文思，要他公开表态，伊文思相当为难。他跟我说，“我是导演，安东尼奥尼也是导演，我们观点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同，选择角度不同。我们都是导演，我怎么能去指责他呢？”我很赞成伊文思这种态度：怎么办呢？伊文思很有办法：拖。然后不了了之。
孙：在拍摄纪录片的观念上，一开始剧组跟伊文思是不是有很大的磨合？
李：肯定是有的。伊文思的拍摄要求是真实和自然，不能造假。比如：在大寨拍的时候，一个牛在那儿犁地，慢慢，慢慢地走……我就拍，偏巧在这个时候，前面放着一个担子、两个筐。有个同志好心，怕挡我画面，过去把它拿走了。伊文思马上问：“你为什么拿走它？我是导演，还是你是导演？”那个人惊愕了，他说：“我怕妨碍老李拍东西！”可是，伊文思要求自然的条件，你把它拿走了不行。
还有一次，本来那个拖拉机手，趴在拖拉机底下修拖拉机，脸上好几道油污。我开始拍，没注意这个。我拍完，走近他以后，他出来了。我改成近景了，脸上有几道油污，那同志又上去，给他擦油污。伊文思又急了，问为什么把它擦掉？工人干活必然有油！很真实嘛！伊文思完全对。就像咱们现在拍煤矿工人一样，本来脸面就黑乎乎的，我下过矿，我知道除了两眼睛和牙是白的以外，整个都是黑了吧唧的。可是，现在你们看见没有？井下面的人白白的毛巾，一看就虚假，就是摆拍，这是伊文思坚决反对的。他说，纪录电影在法庭上，应该成为一个作证的原始材料，你改变一点，你弄虚作假一点，人们就可以怀疑整个影片都是假的。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
孙：你是怎么适应伊文思的拍摄要求的？
李：那个时候我们拍片子，有的也采用同期录音的方法，但这些镜头都是事先组织好的，包括讲话者的位置、讲话的内容，甚至讲话的长短都准备好了。就这样，拍摄前还要进行多次认真的试演，当双方都觉得有把握时，才正式开拍，也许还不止拍一次。这种方法，目前还在使用。主要原因是胶片太贵，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习惯的工作方法了。
拍摄《愚公移山》之前，伊文思多次跟我谈过，说他要用过去40年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来拍摄这部影片，要采用新的风格和新的拍摄方法。伊文思也诚恳地告诉我们，这种新的风格、新的方法，现在还没有，要我们在实践中共同去探索，去创造。我们学习了伊文思的一些近期的作品《17纬度线》和《人民和枪》，我们反复地看，并且证明镜头没有切断。
伊文思要求摄影师要在不间断地拍摄中，既突出主体，又注意次要人物和周围环境的烘托。摄影师要在连贯的摄影中，根据拍摄对象的活动、说话的内容，随时改变角度、景别、画幅、距离。同时，还要注意到为烘托主题而必须有某些反应镜头，这些镜头要在拍摄过程中一次完成。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和练习，我慢慢掌握了这种拍摄的方法。
孙：在拍摄现场，伊文思对摄影师的要求是什么？
李：我总结，在拍摄过程中，摄影师的双腿要像灵活的不受任何约束的“移动车”，在扛着机器走动中，要克服起步产生的身体自然起伏和落脚时产生的震动，以保持摄影机在运行中的稳定。右手要负责摄影机的稳定和画幅的水平，并随时按拍的内容需要，上下左右摇动摄影机，左手要不间断地按照画幅、光线、景物和距离的变化，及时调整光圈、焦点，并掌握着变焦距镜头的推、拉，有时还要负责清除行进中的障碍物。右眼，通过摄影机取景框，不停地注视着画面构图、焦点和拍摄对象的活动。左眼，要在取景框以外观察摄影机画幅以外的活动，以便不失时机地改换拍摄方向、位置和拍摄对象，并在摄影机准备移动时，选择可行走的空间，掌握录音师的准确位置，以免走动时和录音师相撞或录音话筒进入画面。两耳，要始终注意倾听拍摄对象的讲话内容和画面以外周围环境的声音，按声音内容去选择或改变拍摄对象，确保画面与声音的一致和不漏掉重要的内容，而且避免声画不合。当然，摄影师的臂力、均匀的呼吸，也是保证画面平稳的重要条件。这就是我们在《愚公移山》中给摄影师提出的基本技术要求。
孙：您能讲讲在北京三十一中，是怎么拍摄的吗？
李：有一次，我们去北京三十一中采访一宗小事。就是一个学生调皮，将球对着老师头上“嗵”就踢了一脚。这个球，老师躲过了，也没砸到老师身上。但对这个学生的这种做法，产生了不同争论。嗅觉灵敏的伊文思马上意识到，这是个很好的题材。通过这个小小的侧面，就能够反映出中国的教育制度，以及对学生的教育方法。这跟西方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就决定拍这个题材。
到了现场之后，谁发言，谁先发言，我都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学生自己都不知道，他发不发言。我们当时只知道，这个会议是由他们班主任老师来组织。那么好，我们就从老师开拍。按照习惯，我先开摄影机，然后，就用我仅学会的一句法语告诉玛瑟琳，我的摄影机转了，开始了。玛瑟琳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在我的摄影机旁边打了一个同步，就是同期摄影录音的信号。我摄影机甩过来，就对着老师近景拍。老师说完了这个会的意思之后，我就准备把摄影机拉开，要赶上画幅嘛，事先我就睁开我的左眼，看见玛瑟琳在我旁边拿着话筒，我就示意她靠边。这不能说话，是用手指着她靠边，玛瑟琳看我手一动，她就反应过来了，她就退出去了。我镜头慢慢拉，有同学发言了。一个同学发言了，两个同学发言了，然后，我看着旁边听的，就在一个镜头里面。在我脚步移动当中，拍学生的中景听的，近景听的，各种听的。就是说，摄影师在前期拍摄当中，我把后期要剪接的工作一次都已经解决掉了。在这当中，突然我听见我耳边有人发言了，这是我没想到的事情，往后退是来不及了。因为我看不见后面，我脚底下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还有电线什么的，这我都知道。怎么躲呢？我就往前走，边走边移动，这时候镜头就摇过来了。按照习惯，每次拍片的时候，伊文思和翻译都站在我身后。伊文思是搞摄影出身的，他从我摄影机后面，就知道我画面大致的画幅大小，这点是硬功夫。那么，当我镜头摇过来以后，拍学生的时候，拍完了我机器停了。一看，导演没了，我就喊了一声“尤里斯”。伊文思的名字叫尤里斯。我看见老人家从桌子底下钻出来了，当时，我很不好意思。为了拍一个镜头，让老人家和翻译都趴在桌子底下。我当时感到什么呢？老人家敬业精神值得敬佩，值得我很好地向他学习。真是这样的。按照这种拍摄方法，我完成了大部分工作。
孙：您觉得跟伊文思拍片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李：这个特点，一般来讲，导演和摄影师事先商量好拍什么镜头，角度拍哪里，导演指定。而我们的合作已经排除了这些程序，只是事先讲好意图，我就开始拍。至于怎么拍，伊文思概不过问。伊文思拍的片子的特点或他的风格，不是个方法问题，他不是置身于生活之外的观察，他是在生活当中观察生活，感受生活。然后凭他的感情，凭他的感觉去拍这个影片。应该说，伊文思的最大特点是用情感来拍片子。
2002年3月16日于北京新影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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