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文思的中国情（司徒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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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文思的中国情

司徒慧敏

一

　　去年五月，正是春光明媚的时节，为了看望尤里斯·伊文思和玛瑟琳·罗丽丹，我再度访问历史名城巴黎。我和那个美丽的城市，那里许多我的朋友阔别了将近二十年。此次再度访问，飞机在一个我不熟识的戴高乐国际机场着陆，而不是以前那个奥里机场。时间的灰尘改变了巴黎的颜色，但是我走经蜿蜒曲折的塞纳河和宽阔的香榭丽舍林荫道，一切在我眼里并不陌生。甚至我可以向朋友们指出，哪一所房子是我以前住过的地方。
　　我来到巴黎之前，去年3月下旬的一天深夜，也可以说是第二天凌晨了，我在北京家里接到伊文思的夫人兼助手玛瑟琳·罗丽丹从巴黎挂来的电话。她说伊文思半月前突然患病，紧急送进医院，一周来感到非常难受，完全不能进食，连喝一点汤水也要吐出来。看来病情很严重，所以她不得不把情况告诉我。开始，伊文思是不肯让她告诉我们的。他说相隔万里之外，告诉朋友们只能使他们担忧。但是，玛瑟琳看到情况如此危急，她只好挂电话给我，并且要我转告北京的朋友们。
　　我和玛瑟琳通电话的当天，就把伊文思的病情转告廖承志、王炳南和夏衍同志以及其他电影界的朋友们。也是在那个上午，承志和炳南、夏衍同志商量，让我尽快赶到巴黎去慰问伊文思，同时按照伊文思的要求，请上海的李开沪医师前往为伊文思诊治。李开沪医师是上海华东医院医师，1973-1974年间，伊文思摄制纪录片《愚公移山》的时候，曾患严重的肺气肿和气喘病在上海住院治疗。1980年，在上海时又一度患病，得到李开沪医师的治疗护理，几次都在十分危急中被抢救过来，恢复了健康。去年，当他感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他又想到他的中国朋友。虽然在巴黎，有他自己信赖的马松医师和另外一位埃璜教授为他治疗，可是他还是十分信赖中国的医生。这说明伊文思与中国人民的友谊是极其深厚的。
　　我和李开沪医生就是怀着这样深厚诚笃的友谊，到了巴黎。伊文思的病情，在李开沪医生协同马松医生和埃璜教授悉心治疗之下，很快出现转机。当伊文思恢复健康以后，热情地对我说：医药固然是治病的条件，中国朋友的深情厚谊才是恢复我的健康的最珍贵、最有效的良药。
　　伊文思就是这样与中国朋友互相信赖，互相爱护的。数十年来，伊文思也是始终那样关心中国的朋友和发展中的中国。他在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1938年）来到中国。他在香港会见了宋庆龄和廖承志同志，其后不久到了武汉，受到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的接见，并且结识了许多文艺界、电影界的朋友。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拦，使他不能到达延安。但是，他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的战斗武器——一台电影摄影机委托周恩来同志转送到延安。这也是延安电影团建团的第一台摄影机。他在中国期间，还摄制了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影片《四万万人民》，与当时的美国名导演弗兰克·卡普拉，名演员弗雷德里克·马奇合作完成长纪录片《中国的抗战》，并采用美国摄影师在八路军活动地区拍摄的游击战素材，剪辑成短纪录片《中国的还击》。新中国建国初期，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他向廖承志同志建议拍摄故事片《白求恩大夫》，这部影片由于当时的条件，拖延到1958年他来中国访问时，再与廖承志同志商量，着手筹备，几经反复，到1964年才告完成。其间伊文思做了大量的促进工作，也提供了他作为白求恩的老战友，1936年，在马德里参加西班牙人民反佛朗哥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战斗事迹。
　　伊文思把中国电影事业、电影艺术工作中的每一步成功和每一点失误，都当作自己的成功与失误一样关切。他多次去电影学院讲学，在电影制片厂进行具体指导。他还多次向中国电影工作者介绍西欧、拉美和亚非地区的电影发展情况和他们的经验。他对中国电影事业，远不仅是1938年送给周恩来同志一部手提式的电影摄影机，伊文思对中国电影更大、更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为我们培育青年队伍，热心地把他的知识与经验传授给中国的青年人，帮助我们打开电影的国际宣传道路，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
　　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还体现在对待我们之间的不同意见和不同看法的态度上：以诚相见，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正如他自己在文章中指出过的，他和中国朋友之间，对有些问题，确曾有过分歧。比如1958年，他对于当时有同志要求他在他的纪录片《早春》中，加上郑州、徐水等地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还要他拍摄大炼钢铁。尽管他自己曾经参观过人民公社的雏型，可是他经过冷静、郑重的思考以后，坦率地说，当时拍摄这样的素材还不够成熟。他说，当时人民群众的热烈情绪是令人鼓舞的，可是人民公社毕竟还不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完美经验。作为文艺作品，作为纪录电影的描写，也只能表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那种“早春气氛”。所以，那一年他在中国大地上走南闯北，到过内蒙古白雪皑皑、风沙满天的沙漠之野，也看到了江南水乡的早春，冰雪覆盖下的温暖的潜流。他拍摄了负担繁重的骆驼队与满载的火车并驾齐驱，也拍摄了人们用原始工具开通人造运河。有些看过这部未完成的样片的人，就议论伊文思只爱表现中国的落后面，而他自己解释说，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有落后的地方，但人们还是实事求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一方面力求改进工具和工作方法，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还没有改进好的和已经改进的，成熟的与不成熟的技术都用上了。那个时期，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点就在于这些地方。这种精神和方法都是值得人们称赞的。这就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早春时节，而山花烂漫、成果丰硕的日子还有待来日。所以，他的影片名字叫做《早春》。

二

　　在十年浩劫中，伊文思为他的中国朋友万分焦虑。因为那个时候，他的中国朋友的名字一个个从新闻中消失了。1967年和1968年，他两次到亚洲地区拍摄影片和访问，途经北京，他有意花一两天的时间漫步北京街头，观察红卫兵的活动。他对红卫兵已经不感兴趣，他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在街上遇到那些名字早已消失了的朋友，尽管他听到有外国记者从首都街头大字报上，看到这些人是“走资派”、“叛徒”、“特务”，可是他自己坚决不信。他当时想，这些人很可能被限制不许坐汽车了，这样就有可能在大街上遇到。至于他那些朋友，当他漫步在北京街头的时候，已经被“群众专政”关押在机关里，甚至被投入监狱。这一点他是想象不到的。
　　伊文思与江青一伙有一些瓜葛，使他永世难忘周恩来总理对他的爱护。这个插曲的开始是1972年，那时我还在“五七”干校被“群众专政”。有一天，我读报获悉伊文思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前来北京，有些报道说他和玛瑟琳受到总理的接见之后，紧接着在一两天之内，又受到江青的接见。其后，他在总理的鼓励下，要在中国拍摄纪录片《愚公移山》，从总理和江青先后接见，到他摄制《愚公移山》这一段时间中有一个隐秘的故事，其情节只有伊文思和江青心中有数，伊文思猜测总理也可能看穿了。这个故事直到三年后，我回到城里，在一个朋友安排下，我会见了伊文思和玛瑟琳，他们才原原本本悄悄地告诉了我。他说，经过是这样的：一天晚上。江青安排一台所谓样板戏芭蕾舞演出，邀请伊文思观看，在整个看演出的过程中，江青坐在伊文思和玛瑟琳中间，翻译坐在他们后排的座位上，江青一面看演出，一面跟他们讲话。话特别多，讲得很快，连翻译都来不及翻。她从舞台上的演出谈到她自己下了多少功夫指导，谈她自己领导样板戏的经验。这当然只是一个开头，仅占她整个讲话时间百分之几，而后来更多的还是谈她的个人奋斗、身世和各种遭遇。伊文思说，他和玛瑟琳根本没有插话或者提问的余地。他们坐在江青旁边很尴尬，既然主人热心地讲，又不能不听，从礼貌上讲还得点头，有时江青讲到得意时，停下来盯住他，准备听他称赞几句。伊文思说他不曾这样做，因为他怕越称赞她就越来劲儿，何况是不是值得称赞，他还有所怀疑。与此同时，他和玛瑟琳还要分神去欣赏舞台上的表演，否则人家会认为他们对表演者不尊重。

70年代初，伊文思夫妇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看完演出以后，他们陪着江青鼓了掌，也向艺术家们祝贺演出成功，伊文思对我说，好在那一次，江青没有问他们对演出有什么意见，否则他们真的一句也讲不出来，因为当时江青那种连珠炮式的讲话，迫使他们全神贯注地听她的故事。而最令他们感到诧异的是，江青不问他们对演出有什么意见，却问他们对于她自己所讲的故事有什么意见？是不是很动人？是不是很有趣？他们能说什么呢，我想也只能礼貌地表示很有意思罢了。这件事引起伊文思许多猜测，可是当时他得不出任何答案。
　　又经过两三年，美国女记者洛辛·维克特发表了文章，准确无误地回答了伊文思的疑问。维克特在江青的授意下，写了一篇专门论述江青的评传式的长文。这篇文章在江青倒台以前发表了一部分。文章用种种吹捧之词为江青粉饰。1976年10月，江青倒台以后，这位维克特夫人又把许多吹捧词句改为贬词，抢时间编成一部书，在全世界都议论江青的时候出版了，在短期内成为畅销书之一。其实在江青给维克特授意以前，她那一次陪同伊文思看样板戏的主要目的，不过是借机会要向伊文思宣扬她自己的故事，希望借伊文思在国际文艺界、电影界和电影观众中的名望，把她所说的拍成一部描述她的生平故事的影片。正直的伊文思没有理会她这种迂回的企图，而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把当时的中国工人、农民、士兵、店员、教授、经营管理人员，按照毛主席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这个主题来拍摄《愚公移山》。这点显然冒犯了江青，所以，在摄制《愚公移山》的整个过程中，江青对伊文思个人和这部影片都非常冷淡。到1975年7月间，《愚公移山》全部完成，伊文思带到北京来试映的时候，江青的爪牙们看了这部影片，认为影片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摄制的，但没有表现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是因为《愚公移山》没有一点颂扬江青的功绩，便那些爪牙们大动肝火。为此，他们准备禁止这部影片上映。与伊文思合作的人事后告诉我，江青的爪牙们在看完影片以后，在北京京饭店伊文思的客房里提出种种非难，使老人通宵睡不着。伊文思早已了解到我已经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只是由于“四人帮”还在横行霸道，我还不敢去看他，他也不敢公然和我约会，怕给我带来麻烦。可是，当他自己也遭到“四人帮”无理干扰的时候，他千方百计要找我，终于通过一位久住北京的美国朋友辗转和我联系，把情况告诉了我。总理身患重病，我无法、也不愿意打扰他，就只好告诉廖承志。廖承志马上到医院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总理指示廖承志和王炳南两位同志负责处理。总理说，作品是伊文思的，我们相信他，他对中国人民有感情，他长期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与建设，不管他看到好的和坏的，都应当有他自己的评价，那些人无权过问。这样，才制止了“四人帮”的粗暴干涉。这件事，伊文思多次反复回忆到，谈论到。尤其令他感动的是：当时正是周恩来病重期间，距离总理逝世仅有半年。在病危中的总理，还为爱护这样一位国际进步朋友的艺术成果，进行干预，使《愚公移山》这部影片得以在中国境内乃至全世界的观众面前上映，半年以后，当伊文思在巴黎听到周恩来逝世的讯息时，他和玛瑟琳都为之痛哭失声。

三

　　今年，又一个新的春天到来了，3月间，伊文思给我来信，说医生诊断他的坐骨劳损得很严重，从去年末到今年初，需要扶着一枝手杖才能行动。医生建议进行手术治疗，否则病情可能更加严重，那时只能坐轮椅活动了。我从字里行间，感觉到他这样一个几十年来生龙活虎般、走遍全世界的“飞翔的荷兰人”，一个意志坚强而身体又受到如此严重挫伤的人是多么难堪啊？！我把这情况告诉了所有关心他的朋友。有人认为他意志坚强，但毕竟是八十五岁高龄了，即便是心肺正常也会使人忧虑，何况他长期患肺气肿，又有气喘病，能不能经得起这么一次大手术就难说了。正在我们忧虑之时，他5月中给我来信，要我转告中国的朋友，对他的健康情况可以放心。他说马松大夫和埃璜教授已经为他做了细致的检查，认为他可以接受外科手术，并决定5月底住进医院，6月2日进行手术。
　　我接到来信时，正是廖承志同志为了工作前往广州。5月最后的一两天，承志同志由广州回到北京，知道他6月2日进行手术，马上就用电话告诉我，要在他进行手术那一天，给他和玛瑟琳去一电报，告诉他朋友们都十分关心他的病情和手术经过，希望他动手术后尽快给我们来电并预祝一切顺利。果然，隔了一天，6月4日下午，我接到玛瑟琳以伊文思的名义发来电报说：手术极佳，健康良好，请转告中国朋友们。
　　接到电报的当天，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廖承志和夏衍同志以及电影界的同志们。万万想不到，在他顺利进行手术的第七天，对他最关心的一个朋友廖承志同志，突然因病与世长辞了。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我不敢想象当他在巴黎从广播中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该是何等悲痛。6月14日，他就发来电报说：“为我们崇高而亲密的朋友的逝世，万分悲痛，请代为向经普椿夫人及其家属致以亲切慰问，望节哀保重。”

1979年，司徒慧教与伊文思在北京香山

　　早在三、四年前，他一直都想在中国再摄制一部描写中国人民进行四化的纪录影片《新的长征》，后来，他又改名为《世界的屋脊》。去年5月，我到巴黎看望他的时候，是他大病初愈，身体还十分虚弱，可是一见到我，就谈起了工作。我在巴黎那两个星期中，不管在他家中，还是在饭馆或者公园里，我们都敞开心扉，谈友谊，谈文艺上、电影工作上的问题，谈中国和国际上发生的大事，谈他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每一次总是以他下一步怎么进行拍摄他的新片计划作为结束。最近，他还来过几次信和电报，说不久将前来中国筹备拍摄新片。一次电报说，“手术经过良好，健康颇佳，步行锻炼正常，8月份可来北京。”老人确实是壮心不已，为中国人民，为宣传中国的意愿是如此恳切，如此感人。他身患重病在医院休养期间，他躺在床上，还艰难地执笔写了一封答复我的慰问信说：中国朋友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是难忘的。可惜我对中国人民能做的和做过的贡献太少了。对于中国电影工作，我还要做许多事情，只要我的健康情况许可，我一定还要加倍努力。
　　1978年初，我们这里有朋友建议在当年的11月18日，伊文思八十寿辰的日子，请他和玛瑟琳到北京来，共同祝贺他的寿辰和举办他从事电影工作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他表示感谢，但他不同意祝贺寿辰，他说：人生里面，比生日更重要的事情多得很呢，还有一次他对我说：他于1898年11月18日在荷兰出生时，仅仅是一个幼稚弱小的婴儿，而他生存的意义还在于以后有意义的活动。事实也是如此，在他生活的八十五年中，他经历过多少事啊。他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运动、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了大量的电影宣传工作。人们常说，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伊文思这个“飞翔的荷兰人”的足迹。
　　伊文思说，人生中，比生日更重要的事情多得很，这话很有深意。我们今天来纪念他的八十五周岁寿辰，不仅是纪念那个11月18日，主要在于纪念他几十年来，为进步的人类、为进步的电影工作做出那不可磨灭的贡献。
　　祝愿我们这位可敬的老人，继续健步世界影坛。与我们一道向二十一世纪迈进。

（写于1983年，为伊文思八十五寿辰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