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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笔记

(1936)
王温懿 译 胥弋 校



  对我们荷兰以及大部分欧洲国家来说,好莱坞就像是一个奇异的帝国,它的大使馆和领事馆遍及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城市乃至村庄。凡进入这些地方的人(都必须付费)都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人们的悲伤、不安全感、抗议示威、斗争和战争都被置于度外。在漆黑的剧院,无尽的虚幻的影像在银幕上闪烁,精明的导演在克拉克·盖博、珍妮特·麦克唐纳、秀兰·邓波儿的辅佐下,努力向全世界(有美国的矿工和荷兰的农民)证明:人性永远不会改变。
  显然,对歪曲真相和现实很感兴趣的总是大有人在。谁拥有电影银幕?谁拥有对讲机?谁拥有扩音器?想到每天晚上雷鸣般的文化震撼着全世界,使我想起了下面这个故事。
  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活跃着一大群强大的独立的山区居民,他们不愿意不断地向伦敦的银行家们纳税。他们拿起手中的枪向当局游行示威。一位聪明的英国军官向他的将军建议,派遣一架装置了世界上最强扩音器的飞机,飞到那些勇于捍卫他们自由的山区居民驻地上空。高薪聘请了一位印度教祭司装扮成山神的声音,通过那个银色的喇叭通知山民,让他们带着所有的枪支、武器和火药到河对岸去。那些山民们服从了这个“神的声音”,最后被英军征服了。现在,这些山民们中一些年轻的勇士,为了能够传输他们的信息,正在学习无线电工程和航空学。


  即便是在遥远的荷兰,好莱坞似乎也能利用我们,尽管从距离上来说,比起伦敦、莫斯科、巴黎、柏林等电影中心,好莱坞距离我们更遥远。况且,我们自己的独立电影团体和观众组织还与这些电影中心保持经常的联系。还有雷内·克莱尔、普多夫金、让·雷诺阿、爱森斯坦、派伯斯特等著名的欧洲电影导演,还在我们的公众大会上讲解电影艺术的观念以及他们的工作方法。但好莱坞仍然距离我们遥远。这么多年来我们与好莱坞唯一的联系的就是它出品的大量平庸糟糕的电影:我们可以想象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通过好莱坞接受的是怎样扭曲的美式生活观念:一个充斥着强盗和官僚的国家;每个办公室女孩都有机会和她的老板结婚;每个男孩都有机会成为百万富翁的老套的童话故事;小丑模样的黑人整天除了唱歌跳舞便无所事事。总是这一套,没完没了地上演着。
  这种状况的改善相当缓慢。这个年产量在500部,总产量占世界电影总量65%的梦工厂,每年大概只有4、5部优秀的影片(也许连这个数字也远远达不到)。这个传输带上的知名的导演如金·维多、迈尔斯通、马莫利安、冯·斯坦伯格,以及稍晚的约翰·福特、卡普拉、库克、霍克斯、拉·卡瓦、勒·罗依这样的导演,当然还有这些知名导演麾下的一些优秀演员。电影制作不再被讽刺地贴上“票房”、“宗教与性”、“战争与性”的标签。电影要与众不同。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优秀的影片,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电影人才和一些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他们希望创作一些超越廉价娱乐的东西。


  我在好莱坞的最初的几个星期,作为一名专业人员,我自然会关注这个了不起的地方。好莱坞的确是摄制电影的一个好地方,这里气候温暖,可能多数人会认为这种温暖的气候有点单调。然而,这里阳光充足、微风习习、景色各异。另外,这里还有最好的影视制作技术和设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参观制片厂,并且学习他们精良的制作方法。(例如:在苏联南部准备筹建一个庞大的电影制作中心的时候,舒米亚茨基曾来到好莱坞参观)。我花了几个小时参观了这里的制片厂,就电影制作的可靠性、导演的效率和冷静、摄影师、舞台布景的电工和木工等方面,与巴黎或伦敦的工作室进行了比较。在这里,我们发现最高效率的工作方法、系统化的大规模生产、这座城市所有的人集中在这里,都为了一个目标——制作电影。
  从技术上来说,一切皆有可能。镜头平移过这里的美景要比兴致盎然游客的眼睛快得多。麦克风抬到的声音比那些专门窥探的媒体的耳朵还要灵敏得多。在20分钟之内,人们就能够穿过20条不同的街道,穿越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的确,这里是制作电影一个神奇的地方。
  然后,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我突然想起拥有如此精良的设备和精湛的技术,而一年只能制作出4、5部优秀的影片。这可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效!我意识到了技术的可能性与结果之间的巨大差异。为什么呢?
  在编剧部,各种想法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着。每年都有数不清的版本在演绎着男孩邂逅女孩或是灰姑娘的故事。而由导演或者摄影师负责的执导或摄影方面的实验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否则就会被剪辑部肢解得面目全非。演员则为他的人生奋斗所迫避免类型化的表演风格,一旦被定型为舞女、匪徒或是仆人,就永远只能演舞女、匪徒或是仆人。在好莱坞,体制不允许一个人发展个性。一个人不允许利用丰富美国生活之外的东西。尽管生活就在你身边,或者我们就置身于其中,但你却不允许利用和表达。你别忘了:好莱坞地处洛杉矶,洛杉矶是一个拥有200万人口的城市,是美国最发达的航空业基地,最大的水果基地,也是第二大橡胶和石油生产中心。但是,在好莱坞与洛杉矶之间有一条林荫大道,这条大道把电影与现实分开。
  在编剧部,与现实生活相关的最近的文字来源于《星期六晚邮报》的一篇短文或是一本书。有时,即便是一本好书,但其页码被搞得乱了,里面的内容常常被涂掉,只留下一张白纸被当作电影的银幕!


  但是,在好莱坞有些事情是不受阻碍和限制的。其中之一就是电影审查员。你总能感觉到那些无所不能的、无知的助产士从每部电影一开始就涉足进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恐吓每一对邂逅的男女,以宗教和道德标准为名准备加以禁止。
  公众的好奇心同样地无节制和不受阻碍,受影迷杂志的驱使,那些忠实的追随者像耗子样乱窜,窥探电影人的私生活。日记、卧室、花园,所有的一切都被披露。他们恪尽职守、不遗余力地帮助制造好莱坞对真正电影天才来说是后果严重的氛围。许多作家在斗争中屈服了而成为商人,在好莱坞这种现象的发生,远远超过我所看到和工作过的其他电影中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带着满脑子的想法入驻好莱坞的,但是这些想法很快就落空了。好莱坞的生活使作家变得软弱。有些人会说:“当然,我只来这里干三个月,发笔财,很快我会离开这里,去干我想干的事:写本书、写个剧本、搞搞研究或者做我自己的电影。”然而,如果你问这些作家(或者演员),他们在好莱坞呆了多久时,他们回答:“三年或四年”。
  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真正有话要说。但经过三、四年以后,他们的思想在宜人的气候中,在能看到风景的房子里和豪车中,就像荷兰的大海一样,不知不觉地慢慢干涸了,痛苦也随之消失了。其中只有很少数的人能够沉湎于享受到容许自身的个性。制片人在这点上的确有问题!好的电影制作需要有强烈原创力的人才。糟糕地是,制片商雇佣这些知名的编剧,然后又不得不放弃他们创作中优秀的品质,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编剧们写的剧本过于强烈、过于创新、过于诚实了,(“有争议的话题是被禁止的”)
  制片人还有其他的困扰。他必须让编剧们形成一种集体的关系,因为一部电影的剧本通常需要不止一个编剧。我见过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集体没有搜集到围绕主题或电影的想法,但是得到了可能出现的四字标题。(制片人向我保证说:“一字千金”。)我不该泄密的,标题类似于“爱在月球”之类的名称。四个编剧、一个制片人和这个标题,真是完美的组合!四个编剧就像公鸡孵一个空的蛋壳一样,而且使它变成了一个完整的鸡蛋,而公众还不得不把它吞下去,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过程!
  编剧们被分成了各种不同的种类。在想出了“爱在月球”这个标题后,这个群体就完成了它的工作,剩下的该由专写笑料的编剧和写对白的编剧做了。(我的摄制组一般会有三个有头脑的人,都是很棒的家伙。但他们总是做同样的工作)有一次,我被一个急救医生撞倒了。“救命!这个有想法的人突然变成一个可笑的人!”
  这是一个庸俗化的“集体”,与我在莫斯科见到的“集体”相比,这是对集体工作的亵渎。


  与其以这种拙劣地模仿作为创作的过程,好莱坞真应该把目光投向近在咫尺的、丰富的、富有意义的现实生活,是作家巴尔扎克和左拉都会陶醉的生活!我亲眼目睹过一场3000名墨西哥摘水果工人的罢工,这场罢工能提供的素材至少可以创作两部《自由万岁》(Viva Villa)。在拉哈布拉,我出席了一场战斗歌曲的创作发布会,如果把这个场景融入电影,将会在感染力、直接性和乐观主义方面超过好莱坞流行影片的10倍,即使与通常的好莱坞史诗影片相比,也不会逊色。然而,有多少好莱坞电影人注意到这个果园里发生的原始的英勇壮举呢?也许果园里的树比人更值得关注。
  在旧金山,没必要制造一场假地震来创作一个有趣的话题。除了地震以外,旧金山还能够为电影创作提供其他的有意思的主题。在任何普通的一天,在这个海港所上演的要比好莱坞任何一部大片都更有张力。人们对在这个海港召开的五大洲会议的关注和国际局势的复杂能够为电影提供大量的素材。
  编剧们必须深入到他们的工作中去,现在,他们一定说得要比做得多。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编剧都应该全盘策划。他们不仅要捍卫自己的薪酬,而且要捍卫自己的职业声誉和诚实。
  好剧本不用一定要等好导演和好演员,他们在那里,因为他们想创作好的电影。我们拥有许多很好的艺术家和专家,当我看到卡普拉导演的《消失的地平线》时,我再次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份对艺术的热爱,一份电影大师对引导他的事业的热爱。无论是执导上千的群众演员还是令人皱眉的演员,他都同样指挥若定。他能在成千的演员中敏锐地察觉到五个临时演员的失误,甚至觉察到罗纳德·考尔曼穿的中国长袍上的不准确的褶痕。卡普拉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是通过摄像机的取景器控制着所看到的画面。人们认为他在拍摄的时候,几乎在寻像器的画面上完成了一部完整的影片了。我问他是否是他自己剪辑影片,“当然,我认为剪辑是导演工作的一部分”。卡普拉是好莱坞少数不受决策层干扰的导演之一。在他的工作室里,气氛安静而紧张,这是制作一部好电影必不可少的。这点我在巴黎导演雷内·克莱尔和莫斯科导演普多夫金那里也体验到了。我看到的其他的导演像维多、迈尔斯通、马莫利安的工作情况也是这样的。这些沉着自信的导演成为他们艺术的主人。一想到这样的电影天才为电影艺术的进一步发展而失去必要的自由时,不禁令人愤怒。
  人们也许认为,好莱坞是演员们最美妙的温室。恰恰相反,我已经在前面讲到过演员被角色模式化的命运。只有在有勇气的导演或者有能力的制片人的帮助下,才能逃脱厄运。热衷于自己的职业的仅仅是少数。在电影拍摄之初,他们总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在锻炼身体、打网球、打马球上,而很少去研究他们的角色以及他们所饰演的人物。我的期望太高了,我原以为俄国电影演员的表演方法至少已经渗入到好莱坞,或者对现代美国戏剧具有一定的影响。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有时候,我看到大多数的主角演员和明星们令人吃惊地缺乏约束规则。他们缺乏使自己沉浸在工作中的能力和愿望。专注是不可能的。在家里,他们的行程中排满了约会。当一个年薪至少20万的演艺明星认真地向我抱怨,周四和周六晚上没有约会也没有邀请时,我试图保持平静。(邀请是表示是否受欢迎的晴雨表。)我们不能再等了!自己要求!定会经理。这是第一根救命稻草。宣传经理。这是她的问题。她的最终目标,就是在好莱坞中国剧院门口的水泥地上印上她的脚印。她的确为这些事担心。
  年轻的摄影师有着更大的烦恼,因为在好莱坞工作多年却没有任何进步,也没有提升的可能。在一些公司里,在一小撮老摄影师们控制下,年轻的摄影师提升的道路被挡住了。不论年轻人多有能力,也不会给你机会。疲惫的音乐人给讲述了我这里的超时工作和低薪。而临时演员的问题就更糟糕了。根据演员选派部的报告,1936年上半年,15275名临时演员中有13463名找到工作,但他们每人所获得的薪水不足200美金:这就是好莱坞,是影迷杂志从来没有写过的好莱坞。


  我刚才谈到好莱坞是封闭和与外界隔绝的,我的意思不是说它完全不受外界的主宰和控制,也不是说好莱坞没有被当作一个强大的媒介,它贩卖廉价的娱乐以作为逃避现实的方法,来调节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安全感。以我个人之见,好莱坞就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鼓动和宣传中心。人们都清楚地记得1917年那场大战是怎样被几米长的胶片、几份电报和会议引发的。这样的事难道今天不会再次重演么?
  那些工作在好莱坞这个宣传中心的人头脑并不简单。在好莱坞见过各种不同的人后,教会我如何更好地理解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在一部公开出版的读物《埋葬死者》上有关编剧职业的描述。好莱坞有很多非常好的、有魅力的人。在家里,他们跟孩子玩耍,阅读大量书籍,热心于艺术。但是在办公室,他们却写出一些让他们自己的孩子以及全世界都会看到的低劣的电影。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从根本上扭曲了人们美好的幻想,然后,把这些扭曲的幻想作为一种新的现实搬上大银幕,他们的工作造成了人们道德上的松绑。
  如果你去问制片人或者电影大亨:为什么娱乐的水平这么低?为什么好电影这么少?他们总是拿票房当挡箭牌,并且坚持说“这代表的都是大众的意愿,大众才是权威。大众喜欢这样的电影”,但是大众现在变得聪明了,变得更关注自己的生活了。他花了钱来看这些电影,他发现这些电影太空洞了。可是,这个行业给他的答案是:不是更好的画面,而是双片连映。然而,观众对此还是不满意,这些电影没有为他们的将来带来任何东西,也没能减轻他们朝九晚五的工作压力。行业的回答呢?那就在电影院玩赌博吧,还不够的话,就抛出一辆车做彩头!那么明年他们的彩头是什么呢?制片人?还是导演?
  很可惜,当独立电影团体制作的电影在荷兰和比利时巡展时,一些电影行业的领导人不能陪我一起观看。否则,他们一定会惊讶,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对于好电影的渴望是多么地强烈。诚实的电影评论家可以通过表达这些很少被表达的愿望而提供巨大的帮助。
  所有那些希望把美国电影提高到一个更高水平的人,都应该留意一下美国崭露头角的新剧院运动。除苏联外,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像美国这样呈现出现代剧院的稳步增长。(相比之下,在德国,在纳粹的独裁统治之下,剧院产业已经衰退了。)在纽约,剧作家、导演和演员感觉重任在肩。美国电影必须以他们为榜样,只是诅咒或痛惜好莱坞的时代已经过去是没意义的。
  好莱坞能够摄制出像《告密者》、《摩登时代》、《迪兹先生进城》、《怒火》、《巴斯德》这些优秀的影片。在好莱坞,优秀的艺术家需要公众的帮助才能减少票房的风险,以能够继续制作出像这样优秀的影片。制片人应该认识到新的形势带来的新契机。教育、青年、和平以及劳动组织对电影创作能够为优秀影片的制作给予很大的支持,也能够刺激对进步电影的需求,并且形成一个堡垒以电影来反劳工、反法西斯、反战争倾向。
  我们必须使好莱坞的编剧,导演,演员,与他们的公众一起面对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电影必须要参与到人民群众的文化发展中去,戏剧、文学、音乐、绘画、广播也是如此。
  为什么导演、编剧、和演员不建立一个实验工作室,来系统地检验电影艺术的基本规律呢?这是有必要做的。这个工作室将承担电影制片人在正片拍摄中不想承担的实验成本。与现实世界密切相关的这种特别的工作室电影将丰富他们的审美敏感性,并赋予他们的工作新的活力。
  一些独立制作的电影团体已经开始勇敢地从事开创性的工作,并且取得了非常显著的专业成果:尼克努(Nykino)摄制的《劳工的长征》(Labour march of time),还有美国劳工电影团摄制的《我们的上百万》(Millions of us)。这样的创作必须继续下去。为了公众的利益,电影在他们的人生斗争中,是必不可少的。电影所具有的力量、艺术价值和社会功能,就像优秀的文学著作《堂吉诃德》,《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样,早就该在美国出现了,一场年轻的电影运动必将开辟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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