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野坂参三《亡命十六年》 （一）亡命以前 一、出身我在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三月，在山口县的荻町生下，为商人家兄妹六人中最年幼的孩子。荻町，有如大家所熟知，是吉田松荫的出身地，是在松荫的明倫馆受了教育的青年活跃于明治维新，而成为潘阀政府的母胎的地方；可是同时，也是前原一诚掀起骚动的地方，明治维新的革命传统在当时也还残存着。 我家虽是小商人，但在我年幼时破产了。从此，我的儿童时代完全在赤贫中过着。年长的哥哥和姐姐们远离乡里去工作，靠他们工作着寄来的钱，勉强维持着一家。在这样贫穷的儿童时代，受着因为当地是田中义一大将出身地之故的军国主义影响，希望成为军人，一时也曾决定要进陆军幼年学校。但是在小学生时代，家人却说因为家里穷，还是做个商人吧。 十四岁时，父母都死去了。结果，就只得到神户经营木材商的长兄那里，由他抚养了。在神户，虽进了商业学校，但从毕业以前起即已接近着社会主义思想。这事的动机，一点是因为家庭生活的贫困，再一点，则因为在毕业前不久即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的事件，是受了这事件影响。这个历史的事件，我的心里植下了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兴趣。关于幸德事件我所得的印象是，他是为社会主义而战斗的一个英雄。明显的开始对社会主义发生兴趣，则是在美国的陈旧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者伊里的书中偶然发现了有论述社会主义的一章，而把他紧紧的抓住着读了之后。这书，是当时出版的很马虎的东西，在现在看来是可笑的书，但总之他曾给我刺激。毕业时照例要写毕业论文，我就写了一篇《论社会主义》的短短的论文。可是先生看了非常愤慨，当着全级学生的面，严厉的责骂我，说这是学校的不名誉。但是我并不觉得什么可耻。 在这个商业学校毕了业，十九岁时到东京，进了庆应大学的理财科。 二、加入友爱会我的思想大踏步的社会主义化了。即使在学校里，对功课方面也不大用功，却喜欢跑旧书店，贪婪的读着国内外出版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而且在大正二年（1913年），加入了最近才死去的铃木文治所主持的友爱会----即以后的劳动总同盟。 从这时起，我踏进了社会运动的实际活动。虽还是学生，却已担任了教育劳动者的工作，和神户的川崎造船所的劳动者以及东京的金属劳动者，亲密的交往着。在那些劳动者中，有以后在关东大震灾时以绳户事件而被杀的平泽计七等人。其后也是每逢有机会，去参加劳动者的集会。在学校读书时代，我的朋友几乎没有一个是学生。母宁在劳动者中有我的朋友。那时，在思想方面，受着为当时日本革命的劳动者所支持的syndi calism(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的劳动组合主义)的影响。因此我的工作也倾向于劳动组合的革命化这一方面。 在庆应大学一毕业，依照代替了父亲的地位的神户的长兄等的意思，是让我马上做公司职员，可是我不听，却决定专心致力于友爱会的工作。我担任友爱会的书记，干着机关纸的编辑和教育等工作。月俸是四十元；但这也只几个月便告终，以后靠翻译等工作来过活。 在大正六年（1917年），俄国革命发生了。我受着极大的影响，以后我的思想即走入共产主义的方面。 三、在伦敦入党在正大八年（1919年）欧洲大战刚停息时，我以友爱会特派员的形式到英国。费用是由神户的长兄负担的。在英国，调查和研究该国的劳动运动，同时，也参加英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翌年即一九二零年英国共产党产生时，我立即入党。在第一届党大会中，我作为伦敦支部的代表出席，其后，在共产党的各种集会中演说。因此，被Scotland yard（即伦敦的警察厅）所嫉视，接到了在三日内必须出境的命令。于是离开英国到法国，再从瑞士到德国，在这个期间，一直被Scotland yard追踪监视着。在法国，在巴黎住了一个月光景，那时一点也不知道，可是离开那里到了瑞士，就有法国友人来信，说在我动身的翌日，就有法国的官兵跑来过。到了柏林，暂时没有什么，可是过了两个月，突然有穿着便服的怪男子走到旅邸来，唤着我的名字，调查我的行动了。这人带了搜查用的照片给我看，可是实际上，那是和我面貌相似的英国人的照片。我抗议着照片不是我时，他露着半信半疑的奇妙的神情回去了。在德国，调查着德国的劳动运动，可是不久，因为这个工作已告了一个段落，所以离开那里到俄国去了。在俄国住了一个月光景。那是1921年的事，因为革命后还没有多久，所以当时还很荒凉，从俄国回到欧洲，从马赛乘船，走上了归国之途。在苏彝士、哥伦布、新加坡、香港等许多靠岸的港口，必须获得许可才能登陆，但我因为有Scotland yard在作祟，所以英国管辖并不给我许可， 正大十年（1921年）回到了日本，还是在从友爱会改了名的日本劳动总同盟中，协助着机关纸（劳动）的工作，翌年秋，被母校庆应聘为临时讲师，我接受了。以《世界的社会问题》这题目，讲授了三个月。在学生中有野吕荣太郎和秋笹正之辅；并且庆应在这时才产生了社会科学研究会。 四、在“市谷”迎接大震灾在这一年即大正十一年（1922年），日本共产党以堺利彦和田川均为中心而成立了，我被劳动总同盟内的共产主义者牵引着，立即加入了这个党。翌年三月，在东京郊外石神井的菜馆，为称肥料公司的总会，而开了非法的党大会，但是却因此而被警察察知了党的存在，和其他的党员一起，我也在大正十二年（1923年）六月遭了逮捕，到了十二月为止一直在狱中。 在那个期间内，发生了那次关东大震灾。在市谷的狱中遭遇的震灾的经验，真有另人不能忘怀的。 震灾的那天，恰巧在刚吃完午饭之后，摇摇晃晃地震动起来了。起先还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在天花板上吊下的电灯，开始剧烈的转圈子了。这才“不得了！”知道是地震。感到这不是普通的地震，奔到窗前一看，我的监房面前的厨房的高烟囱，看着它倒下了。厨房已全部溃裂。我也觉悟着，认为已糟糕了。这时，禁卒突然从外面给我开了门。这事如果依照狱规，是不行的。因为必须有了所长的命令才能放出犯人的，可是这禁卒却并未得到命令就擅自把我们放出了。究竟为什么放出，固不知道，不过我们这些人大概都是共产主义者，也许是为了同情我们，否则是为了本来具有正义感吧？——不过不管怎样，总之立即把我们放出了。走到屋外一看，则放了出来的全都是我们这些共产主义者的集团，从外面往里看监房时，犯人的大半还留在里面。他们拉着窗上的铁格子发出悲痛的声音“请放出吧！请放出吧!”可是并不去放。震动了一会，虽然有瓦掉下来，但房子则也许因为木造的缘故，却没有倒塌。地震大体平静下来之后，才把其他的犯人也放出来。全体集合到了院子中央。其中有小偷，也有杀人犯，可是大家非常欢喜。有将近一千个人挤在广场中。我们的力量强大起来了。大概是所长立即把这事报告了军队吧？——不久在监狱的高围墙外，就已有军队来包围着了。到了傍晚，军队枪伤插了刺刀走进院子，对我采取了包围的姿势。 翌日，犯人们取得了联络，以每个狱舍一人的比例，推出代表，组成代表委员会，向所长提出了全体释放的要求。所长说绝对不放。他说，依照狱规，如果狱舍起了火，不妨释放，可是现在房子也还没有倒塌啊！代表把这话报告了全体。于是在犯人中间——我们虽没有参加——开始进行阴谋了。在他们中起了这样的议论：既说狱舍起了火可以出狱，那么率性放一把火吧。有少数人，秘密的决定了这个部署。预备把烧饭的火拿来投入监房内，掀起火灾，并且已开始做这项准备工作了。但是这事被监狱方面的间谍听到，把阴谋暴露，自此以后，我们的身边就变得非常严重了。枪伤插了刺刀的军队，不断的在我们周围巡回了。这样，释放的要求既已无望，于是犯人代表委员会提出了新的要求。这要求是：把我们的代表者数名释出，叫他们视察东京，什么地方遭火灾，以及烧毁的程度，他们看了后来报告全体知道。但是这要求也遭了拒绝。于是，代表者就把这个交涉的经过向众人演说。其中有一个人极会说话，做了非常高明的演说，使全体兴奋，并且大加煽动。也有流下眼泪呜咽着的。这时所长跑来，命令停止，犯人们就激愤着对抗，开始投石子，可是突然发觉在我们背后大约有一小队的兵，已在举枪做射击的准备。我们惊骇了。尽量想走的距离枪口远些，拼命的逃跑了。 从此以后，监狱方面便借了军队的力量来反击，我们被钉上了手铐，完全失去了自由。但是被认为最下等人的监狱中的囚犯，却能组织坚持他们主张的代表委员会，这是很有趣的。 震灾发生后第三天晚上，大家都被关入了还在摇动的房子里，可是我，则与堺利彦为邻，都被迫睡在走廊里。 后来才听人说，杀死大杉荣的甘粕大尉们的那个宪兵队，这时曾走到监狱来要求交出我们这批共产主义者，但是所长说监狱属于我们的管辖，不属于宪兵管辖，所以不能引渡，而加以拒绝了。宪兵们好像每逢有机会就要把我们杀死似的。实际上，我们也因为在监狱里才平安无事的。当时如果在外面，也许已遭了毒手也未可知。在江东方面，有绳户事件发生，友人平泽计七等人被捕，被宪兵所杀。平泽虽是纯粹的劳动者，却也能写小说之类，真是可惜的人。 五、再度入狱震灾告终后，就在那年的十二月，保释出狱了。一出来，就再入劳动总同盟，继续干有关组合的工作，同时也屡次举行党的再建起见得秘密集会。大正十三年（1924年）三月，总统盟的调查部发展了起来，产业劳动调查所已作为独立的机关产生了，我被推为所长，发刊了《产业劳动时报》和《国际》这两种杂志。这个调查所，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研究日本及世界的政治、经济、劳动问题等，并且靠着出版物而对于学生和劳动者的思想上，给了很大的影响。 在翌年即大正十四年（1925年），总同盟分裂为左翼和右翼了。并且左翼被开除后组成了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于是我担任了这个评议会的思想的指导。自此以后，虽曾参加劳动农民党的创立，日本共产党的合法机关报《无产者新闻》的编辑，不过在那时，因为有两年前的第一次共产党事件的判决，结果在监狱受了八个月的徒刑。这样一直，从大正十二年（1923年）到昭和三年（1928年）为止，我专心从事于党的工作，可是在昭和三年三月十五日，遭了所谓三•一五的一齐检举，我在睡着的时候遭了逮捕。 当时我借居在武藏小山的一个土房，而住在这周围的评议会的人们也大多被捕了。妻也这时一起被捕，后来在我保释出狱略为早一些时被释出。 进了监狱经过了一年半光景，我的身体大大地坏起来了。尤其是眼睛最坏，终于明白这是需要手术了。冯监狱里的医生，是什么也不懂的。因此，我从以前曾为我医治目疾的医生那里，获得了证明书，证明这是恶性的翼状赘片的目疾，无论如何必须用手术；此外，又获得了律师的证明，以必须在外面施行手术为理由，向监狱当局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结果，终于获得了检察署的许可，准予出狱一个月施行手术。 六、老鼠和特务昭和五年（1930年）三月走出监狱，因为附有这样的出境命令，不准在东京，所以就到兄长及家庭所在的神户去看眼科医生。可是正在医治眼睛的时候，却接二连三的又来了各种疾病。由肺炎而成为腹膜炎，又成为痔病，痔病的手术行了两次，最后则生了糖尿病这一种殷勤的病症。因此，辗转各个医院，每逢转一次，必须获得医生的证明和初审法官的许可。最初是获得了一个月的许可，等到期间一满，就又要了证明，一个月、两个月的获得许可，结果在外面已住到一年了。出狱后不久，就取得了和党的联络。有过党的中央委员跑来在医院里讨论种种问题的事，也有过从外面回来正想睡下时发现在病房的卧床中留下的党的秘密机关报《赤旗》的事。在身体比较好的时候，则在神户的墓地上和党的使者联络。再说， 在我出狱后不久，党便做成了派我到苏联去的计划。但是因为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好，而且刚出狱，对日本的状态也完全不明了，觉得与其立即去，不如略为过几时再去的好，所以决定延期了。 但是那年秋天，党又决定派我到苏联去参加第三国际了。那时因为身体已好，我就接受这个决定，开始做逃走的准备了。作为准备，首先必须使监视着我的特务警察不要每天都来。因为如果每天都来，对于服装，携带品以及其他的准备上都不方便，而且一逃走马上会知道，将在中途被劫。于是开始这样的计划，即使特务每隔两天一来，三天一来，四天一来。我觉得必须使他四、五天不来，并且就着手这个计划了。这个计划是从狱中所读外国书里所载驯鼠经验谈获得了暗示的。那是这样的一段故事：老鼠走到门口，最初则把面包屑放到门旁，它吃了回去了，以后则把放置面包屑的地点，一点一点移近自己这里来。这样过了几个月，他会走到人身旁泰然吃了。我想用这个方法，把警察的来访，每隔一天变为每隔两天，这样的延长下去。因此，决定对特务警察采取非常正直的态度，从自己这方面向他详细的报告每天的行动。打电话给他，说因为要到什么地方去，请他一道去吧，对方说一道去好了，就跑了来。于是完全照电话中报告了的那么行动。对方就渐渐对我相信起来了。照着这样的情形，本来每天都来的特务警察，到了十一月里就每隔一天、两天、三天这样的来了。我那时觉得，我们对人民固绝不能欺骗，但是对革命运动的敌人，在必要时，不妨欺骗一下。 于是慢慢在特务不来的日子，开始做准备了。要逃出日本，决定扮作普通的商人去旅行，并且打算扮作与哥哥的事业有关的木材商人出走，印的名片上也注明职业和住址。样品也秘密从哥哥家里取了来。打扮得谁看了都相信是商人的模样。 七、逃出故国走上亡命之旅准备工作终于告成，于是在昭和六年（1931年）3月的某日，从神户出发，踏上了十六年亡命的第一步。 对神户的哥哥家里，则说因为身体已经健康，不能不回到监狱去了，所以要先到箱根的温泉去静养一下，然后再去东京。并且对他们说，即使警察方面来，也请这样说。而且在出发之前，和党联络着预先做成了证明，说我在箱根静养着。或者从中途在火车中寄信，或者从箱根发信，种种的部署都已经做好了。这次我回来一问，得知特务在我出发的翌日好像跑来过。这比我的预想略早，大概他那时是半信半疑吧。因为从箱根来信了，他大体上好像已经放心，可是过了几天仍没有知道到了箱根的什么地方。这才知道是逃走了，可是那时我已越过满洲的“国”境，进入苏联领域了。 路程也是党的方面给我准备的。从神户的三宫车站，和妻一起扮了木材商人夫妇搭上夜火车，直开门司。从门司坐船往大连。从大连再往前去，则把名字也改了，名片也改了，变成了大连人。然后向北满出发。通过哈尔滨走向满洲东部“国”境，可是在最初停下的波克拉尼迭那亚车站上，遇到中国的税关的检查。担任国境警戒的警察，好像对我们觉得有点奇怪，问我们到哪里去，我出示名片，并且说我的办事处也在满洲。他说那么你下班火车就回来，我答应一声“是”，勉强通过了。后来听人说，因为我们没有在下一班火车回来，曾经跑出来搜查的。从那里徒步越过了海参威西北附近的苏联国境。这是从神户出发后的第五天。走入了苏联领域，从海参威由西伯利亚铁道往莫斯科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