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1956年匈牙利工人代表会（摘译）
匈牙利广播电台革命代表会
多拉·斯卡雷特
多拉·斯卡雷特（Dora Scarlett）是英国共产党员，自1953年起居留匈牙利，为布达佩斯广播电台英语部工作。
从革命的第二周开始，就可以进入广播电台了。以前外籍工作人员都不能进去的——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命令，但当时的负责人是本克·沃蕾丽奥[1]。现在我找到了管事的革命代表会。我走进第六演播厅，里面正在开会，这是最大的演播厅，里面有阶梯状的座位，可以让一整个交响乐队演奏，这里也可以让整个广播电台开会，只有在这种时候，匈牙利籍和外籍的工作人员才能正式聚在一起。演员、制作人、记者、技术员、汽修工和清洁工都坐在一起。气氛很严肃，会议进行得一本正经，而且很负责。广播电台虽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它仍在坚持工作；一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去国会大楼了，那边的电缆没有坏，还能连着发射机。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新的机构、新的调子和新的精神。应当让哪些人参加？在革命的头几天里，对于广播报道处理得很不好，有谁没有受到影响的？
最先被撤职的是一批高层领导。总之这些人都躲着别人。级别较低的人当中，有人为自己辩护，也有一些在场的人为他们辩护；对于每个人的案子，都进行了争论，然后大家举手表决。接下来大家讨论了播音员的立场，最后决定，虽然播音员不该为节目内容负责，但还是要把播音员都换掉。最支持这个决定的就是主播本人，他说自己应该辞职。哪怕是在苏联第二次武装干涉后，这些撤职决定也得到了卡达尔政府的认可，但它后来又撤销了这些决定，革命代表会的领导人却都被解雇了。
另外一个引发激烈争论的问题，是哪些共产党员可以参加革命代表会。我前面解释过，党员的标签并没有多大意义；争取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运动，是由党内“持不同政见者”领导的；电台里的领导职务都只能由党员担任。但是那些虽然不是大领导、却积极参加电台政治生活的人呢？一个演员开始用粗暴的、侮辱性的语言大骂共产党员，但是会议驳斥了他，并叫他冷静一下。革命代表会的主席说，这样歧视共产党员是错误的，“我们不想仿效拉科西政府，我们要创造一种新局面，要把人当人看。”评价一个人，终究还是得看这个人的行动。
国家保安局往电台里安插了十五个告密者，让他们报告同事的行动——他们当然被自动排除了，哪怕他们敢站出来承认。其他的，像是那些特地跳出来，在广播中反对革命的，比如体育评论员塞佩西；还有那些跟旧制度关系密切的党干部，他们都被排除了。除了这些人之外，没有党员遭到歧视。
从10月30日星期二，到11月9日星期五之间，我都尽量参加革命代表会的会议，参加了好多次。不过，在对于那些困难的、或是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表决或作出有影响的决定时，我都没有参加；因为我觉得，我前面不是说了，外籍工作人员跟匈牙利工作人员是隔开的，所以我很难对电台的工作下结论。我的活动仅限于对一些基于原则的决议表态支持；除此之外，我只是观察和聆听。
在一次会议上，来了两个杰尔广播电台的代表；他们是骑摩托车来的。那次会议讨论的是让两个广播电台保持联系，相互协助。在10月29日星期一那天，广播电台全体工作人员给部长会议写了一封信，表示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不赞同广播电台对于10月23日的游行示威以及之后的起义的态度，大家都认为，对于悲剧性的事件，电台应当承担部分责任：“我们认为，电台领导应当对此承担主要责任。电台的真诚员工想要说出真相。”
在第二周里，公共生活发生了极快的变化。国家农民党、独立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又重新成立了，并积极发展党员。各个政党在街上散发传单，在报纸上写文章，传播自己的宣言，呼吁人们支持自己。纳吉·伊姆雷宣布，下一次选举将让多个政党参加；他要求苏军撤离首都，并保证会同苏联进行谈判，争取让苏军撤出匈牙利。他承认了革命中成立的各种民主机构，并请求它们支持。国务部长蒂尔迪·佐尔坦建议大学生派代表团到国会来，商讨如何成立部队，维护秩序，并捍卫革命的成果。副总理艾尔代伊·费伦茨[2]请求国家农民党同政府合作。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卡达尔·雅诺什宣布党完全支持目前采取的各项决定，他也赞同纳吉、蒂尔迪与艾尔代伊的发言。他向全体共产党员呼吁，应当纯洁党的队伍，赶走投机分子，党应当为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而奋斗。
10月30日，苏军开始撤离布达佩斯。在多瑙河堤坝上，在黄昏的薄暮中，我看见一门门野战炮，和长长的弹药车队轰隆隆地驶过。坦克的轰鸣声不断地在被抛下的街道上回响。我站在斯大林大街上，看见长长的卡车队列，每一辆卡车后面都牵着野战厨房，每一个野战厨房下面都燃着小小的明火，顶上喷出了欢快的蒸汽。
苏军撤离了。我得告诉自己，这真的发生了。胜利居然如此彻底？大学生、记者、诗人，这些仓促选出的革命代表会，居然能迫使强大的军队仓促撤离？但是，促成这种结果的，不仅仅是起义的力量；俄国人自己也不想打仗。我亲眼见过、还听过好多这样的故事：坦克兵主动投靠匈牙利人；受了轻伤的士兵苦求医生不要把他们送回前线；匈牙利人用他们不情愿学的俄语，同守在街道、桥梁上的士兵建立了友善的关系。
格罗和赫格居什已经逃往苏联。这听起来简直难以置信。拉科西曾长期地、顽固地把持权位不放；政治局委员们为了权力曾进行过无情的斗争；然后，他们却屈服了，被风吹走了。
一些报纸，还有不少革命组织，仍在批评政府；它们仍然不愿完全信任政府，除非政府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并同苏联进行谈判，要求苏军全部撤出匈牙利；它们号召自由战士继续握紧枪杆，直到革命的要求全部落实为止。大街上贴出了传单，号召大家为了同样的目的举行总罢工。有人要求对官僚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不得包庇在旧制度下犯有过错的党员。国民革命代表会的机关报《独立报》（Függetlenség）宣布，在全部要求落实之前，它不会承认政府；这些要求包括：由于华沙条约与匈牙利和平条约及联合国宪章抵触，因此必须退出华沙条约；宣布匈牙利为中立国；恢复罢工权；应当从自由战士中选派代表参加政府；宗教、出版及集会自由；释放明曾蒂主教；解散国家保安局，不得让国家保安局人员参加正规警察部队；抛弃政府的经济教条；取消党干部的特别津贴，关闭特供商店；为投靠匈牙利人的苏联士兵提供政治避难。
工会理事会辞职了，新成立的工会联合会要求获得罢工权、失业补贴、公正的工资制度、废除“劳动定额”、提升最低工资、取消“无子女”税、扩大住房项目。农民作家索波·帕尔（Szabó Pál）写了一篇文章，建议所有村庄的农民选出国家农民党的委员会，通过这些委员会来进行自我管理，凡是被不当没收、强行集体化或被抛弃的土地，都应当属于农民委员会。人们普遍要求举行总罢工（罢工还只是部分停工，由于缺乏交通工具，大量工人无法上班），总罢工将持续到苏军全部撤离匈牙利为止。
11月1日，政府宣布开始同苏联谈判，这个消息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尽管如此，外国电台却不断报道大批苏军正在从东部边境进入匈牙利的消息。虽然还存在着这种隐忧，但纳吉·伊姆雷的总理职位却更加稳固了。他现在已经接受了革命的全部主要要求——苏军全部撤离匈牙利、宣布匈牙利为中立国、退出华沙条约、并呼吁四大强国提供保障。纳吉一直深受国内农民的欢迎，因为他废除了农民的全部缴粮义务。农民把一车车粮食运往布达佩斯，在街上分给市民，以此表达他们对起义的原则的支持。还有一些人在顽强地反对纳吉——他们贴出写着 “不要放下武器”的传单并号召总罢工——但他们也不是不赞成这些措施；他们看到纳吉在苏联面前的软弱，便怀疑纳吉是否具有足够的力量和能力来贯彻这些措施。
随着最近的政府改组，拉科西政府的旧成员大多已经退出，但还有几个仍留在政府里，所以人们依然不信任他们。起义次日成立的那个政府显然已经无法工作；它包含了太多的拉科西时代最黑暗的日子里的熟悉的名字。对我说这番话的，是一个地位很高的老党员，在霍尔蒂时期，她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并把一生都献给了党的事业。她说，在危急关头，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还在争吵不休，企图保住权位；在这种局面中更能被人民接受的那些人，又不愿意参加政府。她了解很多内幕，因为她的工作使她能频繁接触到政府成员。在身居高位的共产党员当中，只有她还有人性，还有同情心，她觉得她毕生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她知道，在匈牙利，在苏联（她曾在苏联流亡多年），都发生过无辜的人被捕、被杀的事情；她曾以为，冷战，还有保持高度警惕性的必要性，必然会导致犯下许多错误——她以为，这一切都是必须接受的，我们必须忍受这样一个时期，等到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之后，人类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有无数条人命将获得拯救，所以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同眼前的邪恶妥协。她毫无个人野心。在十月里，她开始相信，自己的一生都活在谎言之中，她痛苦地自责，为什么一直对邪恶视而不见。她欢迎每一个扩大政府的措施，并要求把行政职位交给那些没有同拉科西勾结、没有容忍拉科西政策的人。
11月1日，星期四，一个朋友找到我，跟我说：“你听了可别惊慌，我叔叔刚从外地过来，他说苏联坦克已经到了维切什（Vecses）（离布达佩斯九英里的一个村庄），然后停了下来，进入了阵地，准备向市里进攻。”苏联调兵遣将的消息不断传来；但在联合国里，苏联代表对此一概斥之为无稽之谈。他在说谎，一切事实表明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苏联军队占领了所有机场。他们说这是为了保障苏方人员、家属及伤员的安全撤离，然而并没有人报告说撤离行动受到了阻碍，因为匈牙利人巴不得他们快点撤走。从这一刻开始，我就相信，苏联一定会再次发动进攻。
电台革命代表会找到了全体职工的档案，并没收了这批档案。结果发现，负责保管档案的党委委员已经及时地把自己的档案抽走了。现在事情颠倒过来了，坏档案变成好档案了；如果你以前没有对领导唯唯诺诺，如果你拒绝监视同事，如果你在会议上说了怪话，你现在就可以为此自豪了。但是，那些档案里经常有好评的人——总是党的干部——现在都心虚了，要是里面扯上了国家保安局，那就更要命了。一切全都大白于天下了。电台革命代表会明智地“暂时”扣押了这批档案，但有些工厂把档案发还给了原主。打那以后，告密者就会被当成国家保安局的人，整天被人指指点点。我认识形形色色、职位各异的共产党员；他们当中有些人身正不怕影子斜，另一些人却整天惶惶不可终日。但是人们并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待他们。人们的怒火并不是冲着“共产党员”去的；我记得我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党员的成分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运动和起义的领导就是党员中的“持不同政见者”，所以不能光凭入没入党来判断一个人；重要的不是党证，而是过去和现在的表现。在广播电台里就是这样的，我也没有理由相信其它地方的情况会不一样。
多拉·斯卡雷特
《匈牙利之窗》
（Window onto Hungary）
布拉德福德，1959年 |
[1] 本克·沃蕾丽奥（Benke Valéria，1920年6月26日——2009年6月7日），1947年进入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工作，1951—1954年任全国和平理事会书记，1954—1956年任匈牙利广播电台台长，1958—1961年任教育部长，1961—1988年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理论刊物《社会评论》编委会主席，1988年退休。
[2] 艾尔代伊·费伦茨（Erdei Ferenc，1910年12月24日——1971年5月11日），生于琼格拉德州莫科镇（Makó），毕业于塞格德大学。1939年创立国家农民党，1944年参加临时国民政府，并任内务部长。1945年当选为国家农民党总书记。战后积极同共产党合作。1949—1953年任农业部长，1953—1955年任司法部长，1955年再次短暂出任农业部长。在1956年革命期间被纳吉·伊姆雷任命为副总理。1956年11月3日被捕，但不久后获释。1957年任匈牙利科学院秘书长和农业研究所所长。1964—1970年任爱国人民阵线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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