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1956年匈牙利工人代表会（摘译）
匈牙利的一个革命工人代表会
波普·拉斯洛（Papp László）
本文记载了1956年10月25日到11月3日之间，布达佩斯一家无名企业的临时革命工人代表会的历史和活动。
本文记载的一切，其实也发生在匈牙利的另外几千个工厂、工地和企业里。
第一次面对死亡
1956年10月24日早上，在加尔文广场[1]和基拉伊·帕尔[2]大街的路口，我们一小队人一面躲避从国家博物馆那边射来的子弹，一面把伤员装上一辆马沃乌特[3]卡车。门口的路刚一清空，一个年长男性——他准是个优秀清洁工——就用水冲洗石砖路上的血迹和碎石，然后用扫帚扫干净。卡车开走后，他放下扫帚，走上广场，广场上有一辆俄国弹药卡车，正对着人行道。透着挡风玻璃，可以看见坐在驾驶座上的士兵的头。我们这队人里有一个人用力拉开车门。车门一开，俄国兵就整个身体趴在方向盘上。他的军帽掉了下来，露出了剃得光光的脑袋。他只有二十来岁，顶多二十二岁。他的军服侧面有一片巴掌大的血迹。子弹穿过了车门窗户下面的金属板，击中了他。显然他当场就死了。
在那时候，死神正在接连收割生命，已经有十二个钟头了——在广播电台前、广场上、走廊里到处都是死亡。虽然如此，这样突如其来地面对死亡，依然造成了极大的震撼。我们沉默地站了一会。那个年长的男人想都没想，就摘下了帽子，悄声说了一句“……你不得不在异国他乡死去……”听起来更像是说给他自己听，而不是说给死去的士兵听，也不是说给我们听的。突然，从博物馆环形路那边又传来了清脆的枪声。有人猛地把车门关上，我们退回了门口。
工人代表会成立了
10月25日星期四早上，电台播出了惊人的消息：“反革命匪帮已被基本歼灭……”早上大概五点半的时候，宣读了官方声明：“布达佩斯党委和布达佩斯议会呼吁布达佩斯人民从早上六点起，以平静而纪律井然的方式，前去上班。”
可是街头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在街上，掌握力量的不是党委和市议会，而是青年起义者。战斗的激烈程度确实下降了，但这主要是因为军队并不急于解除“反革命匪帮”的武装，也不急于“歼灭”他们。
在红军大街上的斯大林军政学院（现为裴多菲军政学院）的围墙里，一挺挺机枪架在沙包堆成的工事后面，瞄着外面。但是路人对此毫不在意。士兵不会走出兵营。几辆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从布达佩斯外层市区出发，主要是从布达出发，开往市中心。这些车子没开多远，就被武装起义者拦下，他们叫乘客下车。一个看样子像是大学生的青年男子对五路公车上的人大喊：“匈牙利人！不要信广播里说的！我们正在为你们的自由而战！”交通完全中止了，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市中心的机关、企业和瓦齐大道[4]上的工厂的工人，已经有三分之一正在上班路上。大家马上就明白了，今天哪儿都不可能开工了，于是大家就像两天前一样，重新开始向国会游行示威。在游行队伍前面领头的是苏联坦克，上面挂着匈牙利国旗，但是，国家保安局竟用机枪扫射游行队伍。
在农业部的拱门下，我看见了一具穿着雨衣的尸体，我看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后来我才知道那具尸体不是他。（他受了轻伤，而且当时他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不过他逃掉了。）那具尸体就倒在拱门下的过道上，离拉科齐雕像和国会大楼不远的地方。过了一个钟头，起义者在周围每一栋楼的阁楼上搜查国家保安局的杀人凶手。对国家保安局的猎杀开始了。
到了下午一点左右，一部分群众聚集在自由广场（Szabadság tér）上的美国大使馆门前。他们高唱国歌，同时又害怕再次遭到枪击。群众中有人喊：“叫联合国派人过来调查！”“不要让他们杀我们……联合国在哪里？……”美国大使馆的一些官员带着翻译出现在阳台上，他们保证会向华盛顿和纽约递交报告。
下午两点左右，我到了单位。路上我从广播里听见了格罗·艾尔诺被免去党中央书记职务的消息。广播中不断重复着“匈牙利人！高举国旗！”，并反复重播国歌。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欢乐，是胜利的第一个明显信号——而这一切就发生在国会大屠杀几小时之后！
我走进工厂大门时，怀着一种奇怪的、悲喜交加的感情。到处都有人站着讨论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几个人跟我搭话，跟我说在党委和经理办公室那里，有人正在写名单，准备成立一个什么委员会。格罗的辞职，就像堤坝泄洪一样：现在就连最死硬的党官僚也不得不承认，变革已经在所难免了。
我们跟一批年轻人开了个短会，然后马上决定：大家都到食堂去！我们要尽量克制自己，不要搞出什么过火的事，但我们也不能让这次大会变成以前我们习惯了的那种党大会。我们分成两批，分头去党委办公室和经理办公室，丢出了炸弹：群众大会马上就要在食堂里举行了。
食堂里有四分之三的位子坐着人。有人建议让我主持大会。大家一致赞成。我先感谢大会对我如此信任，然后我问大家，知不知道过去两天里都发生了什么事。一大帮人都说“不知道”，真让人惊讶。在等待所有人到场的时候，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从科技大学的学生在星期一晚上集会讲起，一直讲到今天发生在国会大楼前的事件。可以看出大家都很震惊，不少人听着听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总结说：“要把那些叫来外国军队镇压本国人民，对和平的、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的领导人永远赶出匈牙利公共生活，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任务。”这时经理和六个关键岗位上的工人也来了，我就请他们上台讲话。我这么做是为了让大家明白，我们并不想把一切都搞乱。但我自己并没有站在讲台后面。我仍然站在讲台前面——夹在我身后那些人和我面前的群众之间。
会议正式开始后，有人建议成立一个工厂代表会。大家全都赞成，所以这个提议甚至不用经过表决就通过了。我们就直接选举代表会。
这件事对于我，还有对于其他人来说，都是非常自然的。到现在，五年过去了，虽然我当时记了日记，我还是不能确定，我们当时是怎么冒出选举代表会的主意的。在25日那天，战斗还没停止。格罗的辞职仅仅是胜利了一半，距离革命的胜利，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广播中还在说什么“法西斯反革命匪帮”。当时，就在同一时刻，有好多工厂都举行了大会，可我们却一点消息都得不到。
我建议，企业里的每个部门都应该出两个代表——行政机关只能出一个——组成代表会，我们给这个代表会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临时革命工人代表会”。然后我宣布休会，让大家提名候选人。
在大家分组讨论推举谁当代表的时候，我赶紧算了一下到场的人数。食堂里大概有300人，相当于我们单位工人数量的40%。管理人员当中，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和人事部主任都没来。到场的有：经理、党委书记、劳青团[5]书记和人事部的工作人员。党委书记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就在第二排。他一言不发，整个人几乎缩成一团。
在大会重新开始前，有几个人过来找我，偷偷对我说：“当心，不要让党员选上”、“别让犹太人当选”、“某某刚才记下了你说的话”。
我拿来一块黑板，写下了厂里各部门提名的人选。大会逐个批准了名单。“临时革命工人代表会”就这样成立了。有人建议让我当代表会主席。大会一致赞成。
食堂里充满了欢快的低语声。这里开过多少会，搞过多少次选举啊！可我们却是头一次体验到了这样的心情：我们总算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了。
代表会的组成，正好是整个企业的缩影。青年人和老前辈的比例正好五五开。大多数人都是技术人员，他们全都是技术精湛、深受大家喜欢的工人。管理人员当中，只有一个科室的副职领导当选了。在十三名代表会委员当中，有两名党员，两个犹太人，还有一个工会委员会委员。没有团委的代表，也没有妇女代表。接下来大会又通过了几个决议。我们规定，企业管理层必须服从工人代表会，但我们让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和各部门领导继续留任。我们组织了护厂队，保卫工厂。我们还通过决议，跟兄弟单位建立联系。我们举行表决，决定参加总罢工，但我们还组织了一支队伍，参加了修复受损的建筑物的工作。我们还决定，在10月30日星期二早上举行全厂大会，还要把这个消息通知给所有人。
大会结束时，所有人高唱国歌。散会后，工人代表会委员留下来，继续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做。
企业在革命爆发时的情况
我的单位是一家建筑企业，受住房与公共建设部领导，有大约850名职工。三分之一的劳动力都是合格的工程人员。由于官僚机构急剧膨胀，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职工大约有150人。
经过多次重组后，我单位在1956年分成了几个独立运作的部门，另有行政机关、财务科、计划科和技术科。各个部门的主任一般——但不是全部——都有工程技术资格证，他们除了要处理组织事务和行政事务之外，还要参加一定程度的管理。经理总揽企业的管理，但人事方面由他和党委书记共管，技术方面由他和总工程师共管。
过去几年里，企业的领导权从名声狼藉的“三人团”转到了“二人组”手里。工会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了，以至于在五年后的现在，当我写下本文时，我甚至连工会书记的名字和长相都记不起来了。从1955年开始，劳动竞赛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所以工会的活动几乎就只剩收会费一项了。同时，政府主管部门的直接影响也显著减小了，所以经理和党委书记的作用和影响也就增大了。总工程师和总会计师——他们不是党员——只负责技术方面的问题。
经理是家境小康的犹太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这一批人在战后与民族文化和家族传统切断了联系，希特勒和萨洛西[6]时代给他们留下了鲜明的记忆，促使他们投靠了共产党阵营。就在政府颁布反犹法律之前，他取得了工程学学位，在纳粹占领时期[7]他东躲西藏。苏军的抵达，确实让他获得了“解放”。他参加了匈牙利共产党，虽然他并不太懂政治，党还是送他去上培训班，然后又送他去党校学习。作为一个才能平庸的工程师，他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被派往苏联深造。几年后他回国了，当了我单位的经理。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聪明的、稳健的管理者，他在工作中不使用政治口号。他在苏联有关系，所以在面对主管部门和党机关的时候，他能表现得很强势。
党委书记也是青年工程师，也在莫斯科待过一段时间。他的父亲是老资格的工会活动家，有可能是地下共产党员。战前他父亲就死了，所以他单纯地仇恨霍尔蒂政权，憧憬苏联的生活方式。对他来说，“解放”实现了他的梦想。他马上参加了共产党；两年后他通过了考试，实现了他最大的梦想——获得奖学金，去苏联深造。等了一年后，他终于如愿以偿。他在苏联学习了五年，还在那里结了婚。他成了一个勤奋、文雅、杰出的学者，但他却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工程师。他来到我们单位时，“专职”党委书记的职务已经被撤销了——很可能是他要求的——他一方面要负责普通的业务，另一方面还要承担党组织的工作。在他领导下，厂里的气氛变得平静了，歇斯底里的指责、干扰、迫害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当然，这是纳吉·伊姆雷第一次出任总理时的事情。
在1955—1956年，人事部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了。经理和党委书记经常不问人事部的意见就做出决定。1956年初，有传闻说他们——据说是得到了上面的授意——销毁了人事部收集的大批个人档案。
随着许多旧的领导机关（工会、人事部、《自由人民报》半小时读报时间、培训班、党小组长的网络等等）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逐渐减退，在1955年以前靠边站、甚至是被迫害的人，又能在单位里说得上话了。他们的影响力，对于舆论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同时，党内权力斗争开始影响到了工厂层面，逐步变成了政权和人民之间的斗争。
临时革命工人代表会的活动
从工人代表会成立，到11月4日的入侵之间，我们开了四次会议。25日的选举结束后，我们马上就开始了工作。同时，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革命代表会。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各地之间还很难建立联系和交流信息，但是代表会却一个接一个地、独立地建立起来了，而且它们以惊人一致的精神和形式开始了工作。我们跟其它代表会合作时，大家几乎都没有什么异议。
代表会成立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析形势，决定哪些事是我们最应该做的。我们做出了如下决定：
1.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保障和维持斗争的成果。
2.政治形势当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迫放弃一党制，同非共产党人、民主力量一起组成联合政府。
3.在目前形势下，最大的危险是反革命。反革命可能有两种形式：一是共产党借助俄国的力量，重新建立以前那种党专制；二是反动势力浑水摸鱼，迫害共产党，并企图立即改变国内的经济与社会均势，破坏和平生产，阻止局势稳定。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最终还是会导致俄国干涉。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采取了我们自认为最正确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有：
1.继续进行总罢工。后来我们拥护杜达什集团的呼吁[8]，支持政府，并于11月5日复工。（由于俄国入侵，我们只能延长罢工。）
2.我们禁止任何政党在厂内开展活动。这一条既适用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也适用于在街头像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的新党派。这条禁令将执行到苏军全部撤离为止。
3.凡是以前为国家保安局工作过的人，或是有可能被国家保安局推荐入厂的人，我们都要记录下他们的一举一动，并持续监视他们。
4.我们全力拥护纳吉·伊姆雷领导的六人临时政府。
5.以前由工会履行的一切职责，全部转交给工人代表会。工会日后将改为专门代表和指导职业培训的机关。
6.为了保障民主的实施，我们规定，要经常与企业全体职工进行商讨（通过全体大会的形式），我们还定下了选举常设工人代表会的日期。
7.迄今为止，主管部门的作用都是控制和领导我们单位，所以我们提出了改变主管部门的角色的建议。
8.我们同兄弟单位的工人代表会建立了联系，并与它们合作，协调彼此的工作。（我们只成功举办了一次共同大会。）
9.我们决定在厂内抵制一切煽动歇斯底里或不负责任的态度的行为。这首先是指揪出替罪羊并加以谴责、撤职之类的行为。我们认为，即使有人犯下了反对公众或不利于同事的行为（比如干部、告密者之类），也只有在局势完全恢复正常之后，才能由法庭审理。我们要阻止任何煽动情绪、鼓吹草率审判的行为。
10.我们还通过了一些涉及单位的工作与事务的不太重要的决议，在当时那种形势下，这些决议似乎是必要的。
五年后，当我回顾工人代表会的活动，回顾革命中的各种事件时，我不禁要问：有多少问题——这些问题是流亡者每天都在想的——在1956年没有被提出来呢？我只讲几个：政体形式、土地、工厂之类，财产权，领土要求。回答只有一个：这些问题之所以没人提出来，是因为解决它们的办法是不证自明的。没有人想过改变共和政体——科苏特纹章就是共和制的象征。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我们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要修改和平条约、提出领土要求之类的问题。我们最想要的，是同邻国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土地改革，还有工厂公有制的问题，都是到了合作社恢复自由、工人代表会成立、“土地属于你们，工厂属于你们”的口号真正落实之后才出现的——这句口号的意思是说，全体工人再也不是国家的奴隶，而是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
企业的第二次大会
10月30日星期二早上，我们单位举行了第二次群众大会，来了五百多人，到了这个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建筑物几乎毫发无损，就是有几扇窗户破了。但在街上，有轨电车的电缆断了，附近有几栋房子被烧毁了。人们在废墟中走着，脸上带着幸福、乐观的微笑。虽然车间的窗户被砸破了，但里面的货物完好无损。有人在街上摆了箱子，为在战斗中牺牲的人的家属募捐。苏军的动向和苏伊士运河事件，还没有给刚刚获得解放的、欢乐的心灵投下阴影。
大会开幕时，全体朗诵了约热夫·奥蒂洛[9]的诗篇《青年战歌》。这首诗简直就是为了这一刻而写的。
“但我们现在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用自己钢铁般的意志和无与伦比的勇气……
我们都是生活之子，
是为了战斗而接受涂油的骑士，
只要我们行动起来，这个旧世界
就会被我们踏平。” |
（我有一个同事，她在1957年因为朗读这首诗而丢了工作，后来她只能从事非技术职位。）
我以工人代表会的名义，就目前局势做了简短的报告，然后大家接连上台发言。讨论的内容有：
·提交给政府的建议。
·与发展企业内的新生活有关的各种要求。
·人事部的作用，以及如何处理机密个人档案。
·党在企业事务中的作用；政治形势以及与之相关的变化。
·总罢工，结束罢工，以及我们在罢工期间和罢工结束后的任务。
·与其它革命工人代表会合作。
许多人都讲到了我国的总形势。提议也是五花八门，从政府人选到宣布中立，什么都有，大多数人的要求，跟全国各地的其它工厂提出的要求大体相同。大会结束后，过了几个钟头，我们了解到了杜达什集团提出的要求，于是工人代表会就决定拥护他们的要求，而不是提出自己的“要求列表”。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大家的合作，而不是分散力量。
有许多人都上台讲话，但我这里只想详细记载一个人的发言。他的发言不那么“典型”，我想记录他的发言，是因为他的发言引起的普遍义愤，可以让读者了解到革命期间人民的普遍情绪。
有一个同事，他一上台就说，在目前形势下，应当把政权交给明曾蒂主教。大家礼貌地听他发言，但是台下交头接耳的声音越来越大，然后有不少人插嘴。他就改变了话题，说他想让大家都拿回被收归国有的财产。他以前是个矿老板，他愿意“为亲爱的同事们服务”，同事们有什么要求，他都会尽力实现。
他的发言引起了一片愤怒。几个人跳起来大骂。一个青年工程师表达了听众的普遍意见，他大吼：“你以为街上那些人是为了什么而死的？难道是为了主教，为了你的矿吗？”气氛极度紧张，眼看就要失控了。为了控制局面，我赶紧让这位“矿老板”下台，然后进入下一项议题。（耐人寻味的是，革命失败后，就我所知，那位“矿老板”直到现在仍在原单位工作，可是那位发言拥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青年工程师却不仅丢了工作，还在1957年被“工农政府”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关进了监狱和集中营，1959年才放出来。）
大多数发言人在谈到单位内部的情况时，都说要消灭内部的官僚主义，增加厂内各个部门的独立性，并消除政治干预。“工厂是你们的，车间是你们的”这句口号，好几年前就提出来了，但它一直没有真正得到落实，现在我们终于能够真正成为公有财产的“主人”了，这句口号的意思也就变了，这是很让人高兴的。
在讲到人事部的作用、讨论秘密个人档案的问题时，这个溃烂了多年的旧疮疤终于暴露了出来。人事部主任——以前是个小店主，入党后飞黄腾达，革命失败后，听说他成了“难民”，流亡到以色列去了——表示坚决拥护撤销人事部的提议。
如何处理秘密个人档案，这个问题要困难得多。我们差点就通过决议，把档案发还给各人，但在这个时候，有一些人提议，应当成立一个受工人代表会监督的委员会，检查个人报告，找出谁是告密者。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我不禁担心起来，如果放任这种情绪，就有可能引发一场“揪出替罪羊”的运动。因此，我宣布，就算这个提议获得通过，我也不会配合。我们以前一直生活在仇恨、猜疑和不安的气氛中，我们已经受够了，如果我们以相反的方式重复这一切，那我们就会犯下大错。我说：“我们经过浴血奋战，正要开始新生活。请大家相信革命、政府和工人代表会的力量，它们一定会保护我们，不让过去那种迫害卷土重来。”然后，大家以极大的热情进行表决，决定发还档案。大家从人事部取回了自己的档案，就好像在举行胜利阅兵式一样。
我们在党委办公室里没找到工人的档案——或许档案已经被销毁了。按照工人的意愿，党——“先锋队”——一下子停止了活动。是否入党，是否参加党的活动成了个人的私事，但我们规定在厂内不得开展党的活动。
发还个人档案后，大家的快乐达到了高潮。我们的纲领中剩下的部分，也迅速地、一致地获得了通过。我们把继续和停止罢工的权利交给了工人代表会。我们委任了一个代表团，同中央工人代表会建立联系。罢工还没结束，我们就组织了几队人马，参加了修复受损的建筑物的工作。我们在下午出发了，出发时，我们都觉得，大家会在一个新生的、得到净化的匈牙利重逢。
11月4日之后——逃亡
星期日黎明，枪声粉碎了我们的美梦。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们被打败了，我们意气消沉，流离失所，逃到异乡，为破灭的希望而哀悼。我们没有力量去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事件。临时革命工人代表会的委员，有一半逃到了国外。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里，留在国内的委员们补选了新的委员。他们仍在坚持斗争，继续进行总罢工，在被迫复工之后，他们还对厂内发生的报复进行了抵制。政府先是被迫承认工人代表会，然后又想通过法律限制工人代表会，最后解散了工人代表会。1956年10月25日当选的工人代表会委员当中，有四人在1957年6月到8月之间被捕（在全体工人当中共有十二人被捕）。过了一两年，他们全都获释了，但他们都不能从事与他们的技术能力相符的工作。
工人代表会的故事结束了——它已经成为了历史。
希望我们有朝一日能够重新生活在全新的、民主的匈牙利。
根据1957年2月写下的笔记撰写
《新视界》，1962年 第3期
[1] 加尔文广场（Kálvin tér）是布达佩斯市中心的一个重要广场，因宗教改革领袖加尔文而得名。
[2] 基拉伊·帕尔（Király Pál，1880—1965），匈牙利工程师，武器设计师。
[3] 马瓦乌特（MÁVAUT）是匈牙利国营铁路客车厂（Magyar Államvasutok Autóbusz Üzeme）的简称。——原注
[4] 瓦齐大道（Váci utca）是布达佩斯市中心最重要的街道之一。
[5] 劳动青年团（Dolgozó Ifjúság Szövetsége，DISZ）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青年组织，1950年6月18日成立。在1956年革命中瓦解。在1957年3月21日重组为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团（Magyar Kommunista Ifjúsági Szövetség，KISZ）。
[6] 萨洛西·费伦茨（Szálasi Ferenc，1897年1月6日——1946年3月12日），匈牙利法西斯主义领袖，1939年他把几个法西斯政党合并为箭十字党——匈牙利主义运动（Nyilaskeresztes Párt – Hungarista Mozgalom，NYKP）。纳粹德国占领匈牙利后，于1944年10月15日逼迫摄政霍尔蒂·米克洛什退位，并于16日任命萨洛西为总理。匈牙利解放后，萨洛西被判处死刑。
[7] 1944年初，由于匈牙利摄政霍尔蒂·米克洛什企图与同盟国单独媾和，希特勒便于3月12日下令德军占领匈牙利。直到1945年4月，匈牙利才被苏军彻底解放。
[8] 杜达什·约热夫是一个起义团体的领导，这个团体的总部设在布达佩斯中央的《自由人民报》编辑部。杜达什出版了一份日报《匈牙利独立报》（Magyar Függetlenség），还试图建立匈牙利全国革命委员会。杜达什有点像一个胸怀伟大梦想的小匪徒，企图通过发表革命纲领、向政府提出要求和最后通牒的方式来在革命中扮演政治领导角色。但是，在十一月初，杜达什表示拥护纳吉·伊姆雷政府，并支持复工。——原注
[9] 约热夫·奥蒂洛（József Attila，1905年4月11日——1937年12月3日），匈牙利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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