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1956年匈牙利工人代表会（摘译）
匈牙利革命期间关于工人代表会的经历
特凯·费伦茨（Töke Ferenc）
我一开始是在猎户座（Orion）收音机厂当学徒，学徒期满后，我当了工具匠，干得久了，活儿干得也越来越好。我没上过几年学，所以我上了成人夜校。我当过工人，我全家都当过工人，所以我非常熟悉工人的思想状况。我上了大学，当然是夜校，当上了技术人员，负责核算工分。在那时候，计分员在匈牙利可不是个受人喜欢的工种，现在也不是，不过，在选举工人代表会的时候，我的票数遥遥领先，甩了其他候选人一大截。我是在电话厂当选的，那里雇用了三千名工人。在选举常设工人代表会时，我想辞职；我的神经状况很糟糕。我当时还是中央工人代表会委员，是临时代表。在我工作和出名的工具车间里，他们不肯听我的辞呈。他们不肯批准。他们说，我跟他们一样，都是工人。虽然我的工种不一样，但我也知道我是工人的一员。我十六岁时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我一直都是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我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
我会尽量把我了解的关于工人代表会和匈牙利的事情，都说给你们听。
10月25日，在参加了革命战斗之后，我去了厂里。三千名工人当中，有大概八百人集合在文化厅里。经理、党委书记、工厂委员会的头头，还有他们的几个手下，站在讲台上，面对着工人。这些干部对工人说，全国工会理事会已经发出呼吁[1]——党中央也批准了——号召各个工厂选出工人代表会，选出来以后，厂里的事儿，工人也能说上话了，能够自己管理工厂了。
工人对这个呼吁的理解，跟全国工会理事会和党中央的期望大不一样。他们对此非常认真。他们把工人，把自己的代表选进了代表会，没有给领导推荐的人投票。我们厂里虽然没人要求上面几个干部辞职，但是他们察觉到了工人的情绪，便觉得还是主动辞职为妙。经理对在场的工人说，能不能让他留在厂里，继续当工具匠，他在被任命为经理之前当的就是工具匠。工人同意了。
我们选出了工人代表会，委员大概是二十五个人，然后马上开始罢工，因为当时的政策很混乱，所以我们不肯承认纳吉·伊姆雷政府。有人建议，工人代表会应当起草一个抗议书，经过全厂工人批准后，再提交给政府。我们的第一个要求是让苏军撤离匈牙利，也就是民族独立，第二个要求，是在苏军撤离后，成立一个以纳吉·伊姆雷为首的政府，但政府成员应当是享有人民群众信任的人，让这个政府来管理国家。
在我们厂的工人代表会里，每个车间，还有行政机关，都有两三个代表。因此，在二十五个委员当中，有十九或二十个是工人。
半数委员都很年轻，年纪都在二十三岁到二十八岁之间。在我们厂里，他们就是匈牙利青年的代表。他们参加过革命之前的行动，参加过示威游行，参加过推倒斯大林像，参加过广播大楼前的战斗；他们当中有些人上过大学，他们那股年轻的革命精神，可以让那些跟他们有同感、但却失去了年轻时的冲劲的老工人重新振作精神。这些老工人当中，特别是在电话厂的老工人当中，有许多是老资格的工会会员，有不少人坐过前政权的牢，甚至是共产党的牢，他们认为应当让年轻人领头。他们说，既然年轻人能够发动如此光荣的战斗，那就该让年轻人当代表。我们不考虑代表是否入过党。电话厂工人代表会委员有九成都是共产党员，有几个还是积极党员，但工人还是信任他们，因为他们一直为工人说话。我们非常谨慎，只把那些清白的人选进工人代表会。
我记得，布达佩斯所有企业都选出了工人代表会，我在这里应该讲一句，匈牙利工人注意到了南斯拉夫的工人代表会。我们认为，既然南斯拉夫工人可以通过代表会管理工厂，那么这种做法在匈牙利也应该行得通。匈牙利工人为什么要选出他们真正信任的人，除了政治考虑之外，这也是一个理由。工人想要按照，可以说按照他们的印象吧，在布达佩斯，在全国都建立工人代表会，而且不是一天就建立起来的，是慢慢地、逐步地建立起来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1月3日。那时所有工厂都有了工人代表会，撤换旧经理的时候到了。工人代表会要求对工业生产进行分散化，因为工厂实际上属于工人，作为回报，工人会让国家分享利润。
在我们厂里，我们是这么做的。我跟几个代表会委员去了国会大楼，跟蒂尔迪·佐尔坦谈了话，还向纳吉·伊姆雷提交了备忘录。那天是10月30日或31日，星期二那天。纳吉·伊姆雷、蒂尔迪和卡达尔在那一天发表了广播讲话。我们觉得，政府总算成了自己的主人。我们回到厂里，决定复工。我们通过广播宣布，将于11月5日星期一早上重开生产。但是，在2日和3日就已经有不少工人回到厂里，他们主要是来修复损伤的。他们回来上工时，心里都觉得工厂终于属于自己了，可以为自己的工厂工作了。好几个人都对我说，以前的劳动竞赛都是上面硬要他们搞的，但是，如果现在这种样子能维持下去，他们就会自己发动劳动竞赛，创下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产纪录。
唉，我们本来打算在星期一复工，可是，就在星期天，苏联进行了第二次武装干涉，工人不用开会，不用决议，就自发决定继续罢工，这是他们唯一的武器。在纳吉·伊姆雷政府的态度还不明朗的时候，他们用这种武器对付纳吉政府；俄国人强加卡达尔政府给他们之后，他们还是用这种武器去对付。
11月4日，由于无法通过广播了解局势，许多工人来到厂里了解情况。卡达尔政府束手无策，它呼吁工人复工，但没人听它的，因为工人不愿为它工作。同时，罢工也无法持续太久，因为匈牙利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不能一连几个月领不到工资。另外，如果工人能像以前一样在厂里合作，他们就可以在他们想要的时候停工，对政府施压。工人还以为，他们可以说服苏军相信，武装干涉违背了全体匈牙利人民的意愿。同时，他们想用最好的办法，来处理他们同政府的关系。
在罢工期间，厂里没有出现反动倾向。甚至没有人提出请回以前的老板。工人只想把没有过失、政治上清白无瑕的人选上去，也就是说，把想法不太激进的人选上去。简单来说，工人想要的是某种不曾存在过的东西。工人既不想照搬南斯拉夫，也不想照搬美国或其它西方国家的制度。他们想要的是某种全新的东西。正是凭着这种雄心壮志，工人才能不顾俄国刺刀的威胁，成立了中央工人代表会。
在电话厂工人代表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们起草了自己的纲领，我们的纲领与政府的纲领是矛盾的，因为政府的纲领认为工人代表会只能执行经济职能。我们都知道，它是匈牙利第一个要求工人代表会不仅要执行经济职能、更要执行政治职能的工人组织。因此，我们的纲领包含了政治任务，不过，只要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政治代表，工人代表会就不用执行政治任务了。
工人代表会只有两个专职干部，就是主席和书记。代表会委员们还要参加生产性劳动，在下班之后才进行与代表会有关的任务。委员们的任务之一，就是每天都要向工人汇报政治形势和其它大事，因为当时的信息来源很少，还很不可靠。
在工人代表会的会议上，委员们要汇报工友们的愿望，然后我们就提出决议，有人就说要不要把电话厂以前的一个厂主叫回来。工人们把工厂当作自己的财产，他们要守住这份财产。他们还在摸索工人所有制的形式；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该发行股票，还是另找别的办法。工人代表会还决定，不许在各个车间里开展政治组织工作。就连后来成立的那些工人政党，也不允许进行组织活动，只有超越党派的工会才能进行组织活动。工人不想让一党制死灰复燃。大家的意思是，只允许1945—1947年联合政府时期的政党参加选举，也就是那些不想复辟资本主义、但要力争建立民主社会的政党。这些政党必须承认土地改革、工业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 民主权利、个人自由与人类尊严。它们还必须拥护中立，不过这在那个时期无法实现。
没有人提出，工人代表会应当成为工人的政治代表。工人们很清楚，工厂是雇主，它不能代表工人的政治利益。共产党政权最荒谬的特点之一，就是雇主同时又是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工人们认为，工人代表会应当执行政治职能，但这只是一种临时措施。
关于政治代表问题，在革命时期有一种观点占了上风，而在革命失败后，占上风的又是另一种观点了。在革命时期，特别是在纳吉·伊姆雷成立新政府以后，由于新政府似乎提供了足够的保障，所以，工人代表会似乎就不用承担政治职能了。显然，政治职能应当由各个政党承担。但是，革命失败后，只有工人代表会能够得到工人的信任，获得了代表工人的权利，所以工人代表会必须承担政治职能。在工人代表会成立时，大家关心的主要是不要让党派偏见占上风，应当专心考虑工厂的利益，要想想哪些专业技能适合工厂的利益。
在11月4日以前，还没有人提出成立中央工人代表会。只是到了苏联第二次武装干涉之后，才有人在一片混乱之中提出了这个主意。
工人发现一切都陷入了混乱，生产完全停止了，就连保养维护都没人记得了，所以，大工厂的工人才想进行地区一级的合作。我们听说，邻区的几个工人代表会开了会，我们也就组织了一个会议，成立了本市区的工人代表会。大家愿意合作，做事也就变得容易了，我们可以交流信息，提出一致的决议。我们的要求都是一样，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要提出相互矛盾的决议呢？我们全都反对新政府，所以我们觉得，有了一个更大的组织，我们就能发挥更大的力量。
工人觉得必须做点什么；国家没有负责任的领袖。当然，国内有二十万俄国兵，还有卡达尔政府，但卡达尔只是国会大楼的主人，出了国会大楼，谁也不认他。他们不敢走出国会大楼，因为全国都痛恨他们。由于俄国军队的不理智行为，导致许多人无家可归。必须有人帮帮他们。当然，市区工人代表会讨论过它们的决议，但是随着肩负的任务越来越多，举行布达佩斯全体工厂代表会议的必要性也就越来越强烈。新佩斯工人代表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号召附近所有市区的工人代表会派出代表，到电话厂开会。当时有大概八百工人，他们批准了革命期间选出的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人选，还批准了工人代表会的各项决议。他们要求工人代表会坚持原来的要求，并宣布他们不承认卡达尔是匈牙利的合法政府，他们将继续罢工，直到苏军撤离我国。然后工人选我作代表，因为他们都很了解我。我们这个市区的工人代表会派出代表，在我们厂举行会议。市区工人代表会会议再次选我当代表，去参加新佩斯会议。代表的选举是民主的；工人自己从代表会委员中选出一人担任代表，而不是代表会自己选的。
市区代表选出来后，我们就去参加新佩斯会议，但是，我们赶到会场时，却发现那里已经被苏军占领了。新佩斯白炽灯厂工人代表会请我们到他们那里去开会。我们分成好几组人，偷偷赶到白炽灯厂，跟最重要的一些工厂的代表一起开了第一次会。大家都觉得应该成立一个中央工人代表会，组织各个市区和各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的活动，但是，该怎么做，我们还没有取得共识。到了11月14日下午四点，贝洛扬尼斯工厂的代表波利·山多尔站起来说，他和匈牙利钢铁厂、切佩尔植物油厂、切佩尔钢铁厂的工人代表刚刚从国会过来，他们在国会跟卡达尔谈了话，还提交了要求。必须指出，所有工厂、所有市区的工人代表会的决议几乎一模一样。他们全都要求苏军撤离布达佩斯和全国、举行自由选举、实行多党制、对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所有制、维持工人代表会、恢复民主工会——接下来自然是革命的全部要求：罢工权、集会权、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等等。有意思的人，虽然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他们的要求却全都一样，就好像事先商量过一样。当然，他们都是工人选派的，而各地工人的要求都是一样的。外地的代表也说，他们一听说布达佩斯的情况，就到处成立了工人代表会。
波利把他们向卡达尔提交要求的经过一讲，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工人的决议已经提交给政府了，但大家都很遗憾，因为这些决议不是由一个有代表性的中央机关提出的，如果能有一个这样的中央机关提出决议，就会具有更大的力量。于是会议决定，应当成立这样一个中央机关，并根据前面提出的各项要求开始工作。
卡达尔是这样答复波利和其他代表的：“你们有权不承认我，不承认我的政府，我不在乎；我背后是苏军；你们爱干啥干啥。你们不想干活，随便你们。在国会里有的是粮食和电力。”
先后有几批代表团求见卡达尔，都被他拒绝了，因为这些代表团的备忘录开头总是写着：“我们不承认卡达尔政府。”在那段日子里，这是全国性的口号；所有的备忘录开头都是这么写的。
在新佩斯会议上，全体代表都同意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我也赞成这个主意，但是，由于我们厂的意见是成立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我作为我们厂的代表，必须服从我们厂的意见，不能自作主张。这次会议真的很民主；就算卡达尔化名参加，也不会伤害他。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和组织者大多来自新佩斯和昂焦尔弗尔德[2]的工厂，都是左翼工人。我认识不少年纪大的代表；他们全都是以前的工会会员、工人阶级运动的活跃分子。
经过激烈争论，我们决定成立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
这里得讲一下，在讨论中，贝洛扬尼斯工厂的代表介绍了他们厂的意见：“我们在形式上不承认卡达尔政府，但我们愿意同他们谈判，这是因为，不管我们承不承认他们，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在发号施令，虽然不一定有人听。但是，我们不承认它是人民选出的政府。罢工不可能无限期进行下去，因为工人没有储备。因此，我们应当向卡达尔政府提出：如果政府能够保证它会同俄国人就俄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并保证让纳吉·伊姆雷担任政府职务，我们就会在11月19日星期一复工。”贝洛扬尼斯工厂的工厂以前就在备忘录中提出了让纳吉·伊姆雷复职的要求，因为他跟卡达尔完全不一样，他是人民公认的领袖，并且得到了全体人民的尊敬。卡达尔回答说，他很愿意让纳吉复职，但他现在没法跟纳吉谈话，因为纳吉躲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里。“卡达尔说——让纳吉来到国会，我们就会跟他谈。”
新选出的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把贝洛扬尼斯工厂的这个要求，也就是让纳吉重新担任政府职务，写进了自己的决议里。
这次会议认为，由于布达佩斯的工厂并没有全部参加，所以它无权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会议呼吁布达佩斯全体工厂、全体市区参加中央工人代表会。虽然大家对于方法问题还有一些小争论，但最后大家还是全都接受了决议。我们指派了六个人，组成代表团，把我们的要求提交给卡达尔。我们决定，先不发表备忘录，先看看卡达尔是否愿意就苏军的撤离进行谈判、是否愿意让纳吉复职，然后再发表。而且我们也很清楚，就算纳吉·伊姆雷要参加卡达尔政府，他也一定会提出自己的条件。
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工人才愿意复工。只有中央工人代表会才能劝说工人复工。在11月4日和14日之间，卡达尔至少十次呼吁工人复工，但是没有一个工人听他的。
卡达尔接见代表团时，他对代表团的回答，跟那天早上是一样的：“纳吉·伊姆雷还躲在外国大使馆里，我怎么跟他谈？让他先过来，然后才能谈。”但是，他很乐意看到中央工人代表会提出了复工的建议。“我看你们都是些严肃认真的人”——他是这么说的，并建议我们通过一个联络员跟他保持联系。他想往我们中间安插一个政府专员，帮他探听消息。他仔细看了看备忘录，又发火了。他大吼：“这是什么？你们要搞一个对立政府吗？”出于外交礼节，我们让他冷静下来，并建议他先跟俄国人谈判，然后政府和我们再各自退让，逐步找出妥协解决的办法。
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把办公地点设在奥卡茨佛大街的运输公司总部，开始了工作。布达佩斯的二十二个市区各选出一名代表，这二十二名又选出了主席和书记。新当选的代表们既不同意我们的复工决定，也不同意让我们通过广播发表声明；这个声明宣称，中央工人代表会已经成立，如果卡达尔政府承认我们为谈判伙伴，我们就会复工——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承认卡达尔政府为匈牙利的合法政府。这个声明是由各个工人代表会的主席在各工厂里宣读的。只要主席能够合理地解释工人为什么要复工，工人都会同意。
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成立后，我们决定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民主地、以全国的名义进行谈判。
11月19日和20日，我们又在国会进行了几次谈判，但这些谈判全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复工是由我们提出的，这让卡达尔的声望大建，他对此很恼火。
谈判的条件对我们很不利：政府成员只愿意在晚上接见我们。我们整个白天都要在厂里干活，下午还要去中央工人代表会，晚上八点又要去国会大楼。到了国会，他们又要我们等上一个多钟头。在我们等的时候，一些谁都不认识的年轻人会走进我们等候的房间，坐在我们旁边，圆滑地、文雅地问我们各种问题，跟我们谈上好久。每个代表都有一个“帅小伙”缠着。一开始，他们问什么，我们就答什么，他们也会讲自己的意见，但他们的意见显然都是卡达尔政府授意的。到了十点十一点的时候，我们都很困了；毕竟我们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干活了。这时年轻人就退场了，卡达尔或莫罗山、奥普罗或科绍就会进来，进来的是谁，要看这一天“轮到”谁同我们谈判。在他们进来之前，他们的人会先跟他们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他们准备好答案之后，就占了上风。他们不肯听我们讲话，总是粗暴地打断我们的话，特别是卡达尔和莫罗山。“你，还有你（莫罗山甚至叫我们‘流氓’），给我听好了，你们算老几，竟敢教训我们？你们还自称无产者？你们凭什么代表工人？”然后他们就会专门针对一个代表，发起连珠炮一般的攻击。因为我们的名字，还有我们的底细，早就被他们摸透了。比方说有人是工程师，他们就会攻击他，说他是工程师，不是工人。有人是工人，他们说他的文化水平太低，不配当代表。他们用尽办法干扰我们，让我们失去自信。他们睡得很好，穿得漂亮；而我们已经很困了，又没刮胡子，穿得又破烂，所以他们很容易对我们施加精神压力。只有在他们发现某个代表已经筋疲力尽，无力思考的时候，他们才会专门跟那个代表进行严肃的谈话。然后他们就会通过强力，单方面处理问题。工人代表们告诉卡达尔，他们想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但并不想背着政府这么干（他们说的是“背着你”，因为他们不愿使用“政府”这个字眼），他们也想让卡达尔政府派代表参加全国工人代表会。奥普罗一听，马上大发雷霆。“你们疯了？你们想要建立一个对立政府吗？你们又要搞反革命吗？”
在这段时间里，就是11月15日之后一两天吧，第14区的一个工人过来找我们。他说他会俄语，认识几个俄国人，他想帮助中央工人代表会同苏军司令部直接建立联系，这样我们就能直接跟俄国人谈判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写了几个名字，让他联系苏军当局放人。打那以后，我们的代表团就定期访问俄国人。我们的代表一半去了国会，一半去找俄国人。我们听说有谁失踪了，就把名字告诉俄国人，过了一两天他们就被放回来了。
我们在星期一把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的计划告诉了卡达尔，在星期二，我们的代表团访问了苏军参谋长。俄国人把代表团引见给格列别尼克，还告诉他，我们准备在体育场举行全国工人代表会第一次大会，并邀请苏军司令部派代表参加。格列别尼克客气地感谢了我们，但他说他不能接受这个邀请，因为这是匈牙利人的内部事务，他们不能插手，但我们可以让匈牙利政府通过外交途径邀请俄国人。
当天晚上，同一批代表去了国会大楼，奥普罗告诉他们：虽然政府还没做出决定，但政府很可能不会接受邀请。他们反对举行这次大会；这次大会没有意义。他说，要是有法西斯分子混入大会，那就会变成挑衅，到时谁来负责？我们就说，我们工人可以保证不会发生这种事。
我组织了一支由切佩尔工人组成的卫队。我们事先就决定好了每个工厂出多少人，卫队队员应当不拿武器，所有人在进入体育场之前都要搜身，看看有没有携带武器。外地代表应当坐着卡车，由大学生带进城里。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也没有交通工具，我们必须迅速完成这些工作。
大会预定于八点召开。我们六点就到了。我们一个人都没看见，以为一切都能顺利进行。到了八点，苏军过来了。格列别尼克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但他没有亲自过来，而是派了他的手下过来。重炮、坦克、汽车，总共有四百辆吧。机枪手武装到了牙齿，坦克随时准备开炮。他们包围了体育场，封锁了通往体育场的全部街道。我们留下几个人接待外地代表，剩下的人都去了建筑工会总部。我们没有邀请布达佩斯代表，因为各个工厂是由它们所属的市区工人代表会代表的。但我们邀请了德布勒岑、维斯普雷姆、伊诺托[3]、莫哈奇[4]、佩奇、多瑙彭泰莱等地的大型煤矿与工厂的代表。匈牙利工业的各个部分和各个产业都得到了充分的代表。外地代表也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他们全都获得了恰当的委任。他们抵达布达佩斯时都很生气。他们说，他们还在罢工，可我们却复工了，这是对他们的背叛和欺骗。布达佩斯之外的工厂还在罢工，他们甚至淹了托托巴尼奥的矿山。
我们把外地代表带到匈牙利全国建筑工人协会（Magyarországi Építőmunkások Országos Szövetségének，MÉMOSZ）总部，但是兹里尼[5]军事学院的学员用机枪堵住了门口，不让我们进去。
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回到奥卡茨佛大街的中央工人代表会总部。但是只有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可是，我们快走到总部时，碰上了一群矿工，他们想进入总部，如果不让他们进去，他们就要闹事。他们说，不能再忍了，跟卡达尔这种人没什么好谈的；他派坦克来对付咱们；咱们没有别的法子，只能继续罢工。
布达佩斯工人代表向外地代表解释了我们复工的原因。可他们不愿听。最后是杰尔的代表听进去了我们的话，叫其他外地代表尽量理解我们的动机。
我们认为，在外地的小城镇里，大家彼此都很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不出半个钟头，大家马上就知道了。可是布达佩斯有一百五十万人。如果我们继续罢工，就会跟工人完全失去联系，可我们还得跟外地保持联系。
到了晚上九点，外地代表总算承认我们是对的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得出结论：如果我们马上就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我们就不仅是在向命运挑衅，更是向苏联坦克挑衅。我们决定继续保留中央工人代表会，因为它是政府接受的合法组织，并继续——非法地——通过联络员同外地的代表会保持联系。我们通过的决议，都会通知外地的代表会，他们再决定要不要赞成。我们有什么事都跟他们商量。
因此，事实上已经有了一个非法的全国工人代表会，但它在名义上仍是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
就在那一天，由于运输公司的公共汽车车库就在体育场对面，工人们都看见了俄国坦克抵达的情形。他们以为我们都被抓走了，就通知了他们碰见的每一个人，并决定发动二十四小时罢工。我们也接到电话，说布达佩斯一半工厂都罢工了，因为他们以为我们被捕了。我们不能抛下他们，便只能宣布进行二十四小时罢工。另外，我们还抗议政府的粗暴干涉。前一天他们还承认我们是谈判伙伴，第二天他们就用坦克对付我们！我们发动的二十四小时罢工简直就像一个人一样心齐。矿工们批准了罢工，他们已经完全被我们争取过来了。
卡达尔疯狂地攻击我们：“怎么搞的？你们刚刚决定复工，现在又要罢工？”
我们解释说，我们完全有权抗议；毕竟是政府请求苏军对付我们，而不是为了自卫。卡达尔咆哮着说，他不是玩具，他是匈牙利总理；他会证明给我们看：共产党才是主人，而不是我们。他根本不理睬我们的话；他根本不在乎工人的要求；领袖（也就是他！）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执行群众的意愿，不是他的分内事。
在那段时间里，由于生产中止了，国家经济非常糟糕。卡达尔在国会举行过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工厂的经理、卡达尔、莫罗山、奥普罗和其他大领导，还有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波利、科洛乔伊、科尔绍伊（Karsai）。三位中央工人代表会委员都发了言。科洛乔伊的发言被广播了出去，但被广播的是篡改后的稿子。科洛乔伊说，我们无法正常工作，因为有些挑拨分子阻止我们复工，并煽动罢工。其实他说的是昂焦尔弗尔德的党委书记煽动工人罢工，而中央工人代表会已经号召工人复工。在郎格机器厂、匈牙利钢铁厂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马沃格工厂的党委书记说中央工人代表会是法西斯组织，叫工人不要听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号召。科洛乔伊说的就是这些。可是有人在广播前玩了移花接木的把戏，把发言中的“法西斯”移到了“挑拨分子”前面。他们还把科洛乔伊的发言中有关“党委书记”的话全部砍掉了。科洛乔伊说的是“左派反动分子应该对此负责”，被他们删去了“左派”。他们就是这样“加工”发言，然后再广播出去的。
这次事件之后，中央工人代表会发表了一份新闻公报，介绍了历次谈判的结果，这些谈判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这次会谈也一样。在这次会议上，卡达尔说：“工农政府的任务非常艰巨，因为工人脑子里有许多糊涂的念头，而且他们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他说，在匈牙利存在着反革命，因为有241个共产党人被杀了。此时波利起身，告诉全体与会者，他是谁，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他说：“糊涂的念头不在工人脑子里，而在你们——他指着卡达尔的人——脑子里。我是共产党员，有十年党龄，可是在革命期间，当我走到大街上，走在工人中间时，我根本没什么好怕的。没有谁要吊死我！”卡达尔气得脸色发紫，用力一捶桌子，大吼道：“这是挑衅！把他轰出去！”但是他不能拿波利怎么样，因为波利的话让在场的200多人深受震动。波利是一位老资格的社会民主党员，1945年参加共产党，尽管他在党内非常活跃，但工人还是很喜欢他，因为他很真诚。
在那段时间里，卡达尔政府炮制了一个对立的工人代表会，它冒用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名义，偷偷发表了许多号召和宣言，并在我们决定复工时号召罢工。到了晚上，他们就冒用我们的名义发传单，打电话。我们不得不抽出时间跟它斗。他们总是干扰我们，不让我们去做严肃的工作，到了后来，又指责我们什么都没做。在上面讲过的国会中的谈判中，科洛乔伊曾对此提出抗议，他说我们要完成的是经济任务，而不是政治任务。“如果你们逼我们进行政治活动——他是对卡达尔说的——那你们到底要不要和平与秩序？”他们当然不想要。我们发现明尼奇正在组织新的“工人民兵”，他们穿着缝着棉纱的俄国外衣。他们正在争取时间，等到他们准备好了，就会全力向我们进攻。然而，尽管我们遭到了重重阻挠，我们还是建立了各种委员会，处理最重要的任务。
他们发现，尽管他们百般阻挠，可我们还是设法取得了进展，所以卡达尔政府最后只好同意跟我们和工会一起讨论新的工人代表会立法。我们的代表跟全国工会理事会的代表碰了面，然后起草了法案，这个法案主要是参照南斯拉夫工人代表会法律起草的。我们把草案交上去后，过了八天，政府讨论了这个法案，但他们最后是以法令的形式颁布的，还删去了不让他们党对工人代表会的事务进行政治干预的段落。政府还禁止在行政机关、政府部门、邮局、铁路等单位选举工人代表会[6]。这些单位的职工都很生气；所以发生了许多争吵和论战；政府成功地把大家的注意力从关键问题上转移开，并且分散了我们的力量。
中央工人代表会要求拥有自己的报纸，让工人及时了解情况。卡达尔政府却不答应。我们的报纸《工人新闻》（Munkásújság）在即将印好的时候，被政府没收了。这份报纸本来报道的是：政府与中央工人代表会的谈判细节，卡达尔的侮辱性语言，他对匈牙利人民的蔑视和侮辱，比如“我不在乎你们承不承认我。我有20万俄国兵给我撑腰。我是匈牙利的主人！”
最后，中央工人代表会成立了一个由舍贝什季恩领导的新闻委员会，并发表了一份《工人代表会新闻公报》。每个市区都收到了一份油印版；然后它们再翻印好多份，发给各个工厂；接下来各个工厂的代表会再翻印给工人。它成了最为广泛传阅的刊物。遗憾的是，等到工人人手一份的时候，已经过去一星期了。卡达尔政府对这份公报怕得要死，假如这份公报是法西斯公报的话，他们还不会这么害怕呢。过了几星期，他们才打定主意，要对这份公报下手。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见卡达尔；有时一晚上要跟他谈三次，可是，当我们筋疲力尽的时候，他和他的手下却休息得很好。在这份公报最终发表时，卡达尔想借助俄国人阻止发表。他让俄国驻军司令部逮捕散发公报的人。我们决定，为了报复，匈牙利工人应当停止阅读《人民自由报》（共产党机关报）一天。我们走上街头，看看工人是否听从了我们的呼吁，我们发现，在主要的道路上，满地都是被撕碎的报纸，堆起来能高到膝盖，人们就在齐膝高的纸片中艰难跋涉。工人买了报纸后，马上就把它们撕碎、扔掉了。
我们与苏军司令部保持着联系。在一场即席会议中，起初气氛很友好，我们直率地告诉他们，我们不承认卡达尔政府，也不承认苏联有权干涉。我们叫他们带上翻译，到工厂去，跟工人谈一谈。他们接受了这个邀请。一个苏联军官去了电话厂。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在10月23日那天，工人要的是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工人们对社会主义报以雷鸣般的“要”，对法西斯主义报以霹雳般的“不要”。接下来他就我们的各项要求一一提问，然后一言不发就走了。在离开之前，他走进工人代表会办公室，问书记是否赞同工人的意见。书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于是苏联军官就问他，看来政府和工人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可双方为什么就不能合作呢？他很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但他不能说出来。
在11月23日，也就是革命爆发一个月后，一个高级政治军官来到中央工人代表会，在这时候，中央工人代表会决定，在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谁也不能到街上去。他听取了外地代表会委员就苏军士兵和党委书记的过分行为所作的报告。他们告诉中央工人代表会：波尔朔德州已经被明尼奇的“工人民兵”包围了，工人代表会委员只能偷偷穿越封锁线前往首都。有证据表明这些“工人民兵”的武器是捷克斯洛伐克提供的。苏联军官问了发言人的名字。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但是他们什么事也没有。离两点还有几分钟的时候，主席起身发言，把城里发生的情况告诉了大家。他向苏联军官保证，他们不用害怕；这只是用沉默的方式来庆祝我们最神圣的民族节日。我们全都站了起来，默哀一分钟后，唱起了我们的国歌。苏联军官也都站了起来，把手举到帽檐边行礼，听我们唱国歌。他们看起来很困窘；没人教过他们在这种场合应该怎么做。
同时，首都所有街道都被苏联军队占领了。俄国人后来告诉我们，街道上一个人影都没有，就只有他们自己，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是最让他们害怕的。等到街道上出现人影时，他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知道匈牙利人不会让自己的同胞陷入危险。
卡达尔政府发现我们要同时两线作战：既要跟卡达尔政府斗争，又要跟苏联斗争。可我们却把一切都通知苏军司令部，这一定让他们大惑不解。他们也要派代表参加我们的会议，他们派来的代表是卡达尔的亲信山多尔·约热夫（Sándor József）。他假装站在我们一边，其实却在不停地搞阴谋。
12月4日快到了，我们决定向布达佩斯人民发出呼吁：到了那一天，在每一扇窗户边都摆上一支点燃的蜡烛，哀悼在11月4日的苏联第二次武装干涉中死去的人。这次示威预定在黄昏时分进行。政府想要夺取所有库存的蜡烛，但是人们从黑市上买到了蜡烛，到了12月4日晚上，整个布达佩斯都被烛光点亮了。只有几扇窗户没有亮，很可能是那些党内高干住的房子。卡达尔扬言要报复；中央工人代表会已经公然暴露了反革命野心，不愿跟政府合作，不愿在国内恢复法律与秩序。他发表讲话后，中央工人代表会内的一些分子开始说，我们是在挑衅，就算工人投票赞成罢工，也不应该罢工，应当主动限制工人代表会的活动。我们觉得这些人受到了外人的指使，有人企图在我们中间制造不和。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另一批委员则建议，对政府采取更加直接的行动，不能让政府获得主动权来对付我们。
在这个时候，有人来找我，说印度大使梅农先生想跟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联系。我在印度代办的房子里见到了梅农先生。他问了革命的情况，问了目前的局势，还保证会转告尼赫鲁先生，尼赫鲁将尽力帮助匈牙利人民。梅农完全清楚，布达佩斯事件是匈牙利人民情绪的自发展示，而不是受外界指使的，但他又说，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他无权代表任何人。
同时，我们继续发表油印公报，这让卡达尔火冒三丈。现在到了跟工会达成一些协议的时候。卡达尔建议我们同全国工会理事会主席加什帕尔谈判，可我们根本不想跟加什帕尔联系，因为他是拉科西政权的铁杆拥护者。但是，工人处境艰难，工人代表会必须为了工人的利益着想，它肩负着太多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光靠它自己处理不过来，所以我们只好跟加什帕尔谈判。谈判进行了整整一个晚上。他们坚决拥护斯大林主义制度，还说我们必须服从他们，因为卡达尔政府不会容忍工人代表会的独立性。他们说，会把他们的机关报《人民意志报》的最后一个版面留给我们，让我们发表声明，但是他们不能保证把这些内容写进初步协议里面。谈判最后还是无果而终，因为我们要的是独立的、民主的组织。沦为党的附庸、只会组织劳动竞赛的工会不能代表工人的利益。
第二天，卡达尔建议，把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办公地点从奥卡茨佛大街转移到农业部，因为我们妨碍了运输公司的工作。在这个时候，明尼奇已经组织起了强力的警察部队，他们很可能觉得，如果我们转移到了农业部，逮捕我们就更容易了。我们当然没有同意，但在经过多次讨论后，我们与加什帕尔谈好了，我们会搬到建筑工会总部大楼的第六层。在搬家之前，我们决定举行最后一次秘密大会，并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全国各地的工厂都在接连发生工人代表会委员失踪、被捕的事情，这是在恐吓我们，所以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也就变得越来越紧迫了。在佩奇，一些矿工仍然躲在地下，并举行绝食，抗议逮捕他们的工友。
我负责组织这次秘密大会。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全体委员，哪怕是拉茨，都不知道大会将在哪里举行。我在12月6日晚上召开例会，但我告诉来开会的所有代表，今晚不要回家了。在建筑工会总部里还有房间，我们都可以睡在那里。到了早上七点，我把邀请函发给各位代表，叫他们去参加秘密会议。但是第9区的代表是为警察工作的奸细，所以邀请函很快就落到了卡达尔派往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代表山多尔手里。他知道我是组织部长，就给我打电话。“我们知道你想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敢开这个会，我们就派部队去驱散。”我见自己暴露了，就跟他说，那我们不开这个会了，但我知道我们还是要开的。我问了其他人的意见，他们都赞同我的想法。在会议上，外地代表，特别是朔尔戈塔里扬的代表，汇报了工人遭到无法容忍的迫害、情况已经忍无可忍的消息。他们催促我们发动总罢工，不然的话，政府根本不会理睬工人的要求。我们正在争论总罢工要进行24小时还是48小时的时候，有人叫拉茨和朔尔戈塔里扬代表接电话。电话是朔尔戈塔里扬那边打来的，说他们那里有六百人到苏军司令部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代表会委员。苏军和“工人民兵”在楼顶上开枪，打死打伤三十多人。这个消息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在一片义愤中，我们决定举行总罢工。公共服务、供水、照明和燃气，还有给医院的供货不会完全停止，但是其它行业统统都要停工。我建议，我们应当向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求助，让它发动声援罢工；决议应该包括这一点，但只以口头形式传达，不写进书面文件。但是，为了不让卡达尔获得解散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借口，我们没有宣布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科洛乔伊建议，一旦发生最坏的情况，我们应当向苏联政府发出呼吁。这一点也被写进了决议里。
最后，我们决定将在星期一到工厂里号召工人举行48小时总罢工，因为我们没有别的通讯手段。所以，到了12月10日和11日，也就是星期二和星期三，布达佩斯各行各业全都要停工。
我们都认为，卡达尔政府准备向我们发动全面进攻，所以我们决定再次向俄国人求助。我们认为，卡达尔正在误导苏联政府，所以，作为匈牙利工人的代表，我们有义务把真实情况告诉苏联政府。国内形势正在不断恶化，有些保守势力显然把恢复旧制度当作了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这些保守势力就是卡达尔和他的同党，他们阻碍了健康的演化。
我们决定派代表团去苏军司令部，并请求通过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向苏联政府发出呼吁。（苏军司令拒绝干预；他说这是外交问题；他会把这个问题转告匈牙利政府，如果匈牙利政府同意，他就把我们的请求转交给苏联大使馆。）
我们中断了会议，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议了。我们都觉得，大家以后恐怕再也无法见面了，就互相告别，保证将会以人民革命的精神，尽力地、尽可能久地把工人代表会维持下去。
12月8日是星期日，在我们最无力自卫的时候，卡达尔政府解散了中央工人代表会。卡达尔是在晚上才通过广播宣布解散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们在白天就被捕了。早上六点，在建筑工会总部过夜的几个委员就被警察抓走了。我是在中午被抓的。在警察总部，他们给我放了一段录音，是我在那次秘密会议上的发言，他们还指责我，因为我建议呼吁国际工人阶级举行声援罢工。我就说，我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知道全世界工人阶级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警察就说，书上教的东西，没必要每一句都当真嘛。
我被捕的消息传到我们厂后，我们厂就罢工了。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争取释放我，有许多年长的、忠诚的共产党员参加了这个委员会。他们到处奔走，替我承担责任，所以我很快就被放走了，但是警察仍在严密监视我。我获释后，得知其他人也被放走了，政府好像有点愿意合作了。我觉得不对劲，我猜这恐怕是圈套，我想逃走，特别是在我得知波利被捕的情况之后。就在我们决定发动总罢工之后，波利在开完会后，并没有回家，而是到贝洛扬尼斯工厂过夜，他觉得在工人中间更安全。到了早上，苏联坦克包围了工厂，但是工人不让坦克进去。苏军没有进厂，而是又围了两天，工人也在厂里坚守。最后还是卡达尔让人带话，说他愿意跟波利和他的同伴在国会谈判，并保证来去自由。波利他们商量了一会，最后还是决定去国会。卡达尔派了一辆公共汽车去接他们。卡达尔在国会接见了他们，跟他们聊了几句，然后就冷冷地看着他的手下把波利他们抓走了。波利后来被放走了，因为他以前是共产党员，但拉茨没被放走。
虽然我们被捕了，虽然卡达尔政府使尽阴谋诡计，但48小时总罢工还是成功举行了。政府在工厂里拼命宣传：中央工人代表会已被政府解散，所以它的决议无效，但是工人根本不听；工人都回到了家里，第二天也没去上班。这是一次全面的总罢工；交通完全瘫痪了；只是在刺刀的逼迫下，才有几辆有轨电车开了起来。
这次罢工，是匈牙利革命最重要章节的最后一幕。中央工人代表会被解散了，政府开始镇压工人。
对于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作用和计划，我应该再讲几句：
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绝大多数委员都是有文化的工人。他们当中有四五个工程师。我们成立了七个部，各个部的部长同时兼任中央工人代表会副主席。这个机构为工人代表会起草了纲领。
他们认为，工人代表会最主要的任务，应当是代表工人指导生产、管理工厂，并且独立工作，不受其它组织、工会、政党或政府的影响。我们觉得，在形势稳定后，可以用某种形式的两院制管理国家事务。一个议院是普通的议会，它负责立法；另一个是以工人代表会为基础、经民主选举产生、代表工人的议院，它负责经济事务。
我们不想插手政治任务，因为我们认为政治应当交给专家。我们要的只是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讨论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组织问题时，我们经常讨论代表会的未来。为了让工人代表会能完成它真正的任务——指导生产，必须瓦解现有的共产党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会必须改组。我们决定，到了1957年1月1日，所有工厂和企业都要按照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章程，通过民主方式，选出新的工会领导层。任何人都不能同时兼任工人代表会委员和工会领导。中央工人代表会决定，匈牙利工会应当退出世界工会联合会，参加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工会的任务是保护工人的利益不受政府侵害，如果工会跟工人作对，那就是跟工人代表会作对。但我们的初衷是：哪怕工会和工人代表会在生产中有利益冲突，它们还是应当尽量合作。工人代表会在未来的作用，应当由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经济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来决定。如果工人代表会参加了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那又怎么能成立生产者代表会呢？老实说，我不知道；时间太短了，不够形成具体的意见。
我们并不想维持这种通过发布法令维持统治的制度。应该让国民议会通过好的法律。但在经济问题上，国民议会只有在得到生产者代表会的同意后，才能通过决议。我们认为，我国需要一部新宪法，决定哪些政党可以活动，政体应当是什么的，如何保障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存。生产者代表会应当按照宪法规定的原则，作为经济立法的机关进行活动。在现有的议会制度下，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是分不开的。当然，经济问题是在议会里面讨论的，但是讨论这些问题的是政治家，他们不会考虑工人的利益。任何有足够分量的政治人物，都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决问题。
生产者代表会应当成为国家生活中的一个全新的指导机关。有了两个议院的话，它们自然就能互补。没有哪一个会被允许通过妨碍另一个的工作的决议。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这些计划就是最终方案，不过，如果它们落到警察手里，警察就会利用它们对付我们。政府也要服从两院；政府成员应从两个议院中选出。某些需要专家担任的职位，应当由两院中的专家担任。政府必须对两院负责，只有得到两院的支持才能开展工作，两院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推翻政府。在新的、民主的匈牙利，我们要把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分开。
企业的利润该怎么分配，我们也讨论过了。利润应当分成三部分：一部分上交国家，一部分用于投资，一部分分给工人。怎么分给工人，应当由工人代表会决定。在西方很流行的“人民资本主义”，也就是让工人持股分红的主意，我们也想过了。如果真的这么做了，又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不知道。
我们经历过革命，我们曾不得不战斗。未来会变成什么样，也许我们看得不够清楚，但我们——不光是我，也是我的全体工友——都觉得，我们的道路没有错，我们，我国和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正是这样的道路。
而俄国人和卡达尔政府践踏了这一切。
《评论》，布鲁塞尔，
第3期，1960年1月
[1] 请参阅《首批工人代表会》一节中收录的《全国工会理事会的建议》。
[2] 昂焦尔弗尔德（Angyalföld）是布达佩斯的一个街区，位于佩斯北部，属于第13区。
[3] 伊诺托（Inota）原本是一个村庄，1951年并入维斯普雷姆州瓦尔波洛托市（Várpalota）。
[4] 莫哈奇（Mohacs）是波洛尼奥州的一个城市。
[5] 兹里尼·米克洛什（Zrínyi Miklós，1620年1月5日——1664年11月18日），匈牙利军事家、政治家、诗人。
[6] 请参阅《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与活动》一节中《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颁布关于工人代表会的法令》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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