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1956年匈牙利工人代表会（摘译）
我在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经历
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Sebestyén Miklós）
1956年11月12日，匈牙利光学仪器厂工人代表会（我是这个代表会的委员）收到了新佩斯革命代表会的通知，邀请布达佩斯各市区的革命代表会派出代表，到新佩斯市政厅开会。等我们赶到那里时，只看见一个代表，他叫我们到白炽灯厂去开会，那里不会受到11月4日以后组建的民兵的干扰[1]。
我们赶到白炽灯厂的时候，已经有几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代表到了那里，所以我们马上开始讨论。但我们很快发现，还有不少工厂的代表没来，所以我们决定，等到第二天再讨论，先把开会的时间地点通知所有重要工厂的工人代表会。
第二天，就是11月13日那天，在全体大型工厂的工人代表会的参与下，我们起草了一个备忘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备忘录里有十四项要求，我们还选出了一个代表团，在那天晚上，代表团向卡达尔政府提交了这些要求[2]。
但是，同卡达尔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我也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我记得他是怎样回绝我们的要求的。代表团共有十人[3]，团长是切佩尔的一个工人，他把新成立的中央工人代表会的要求告诉了卡达尔。这些要求浓缩了革命最重大的要求，卡达尔逐一做了答复。中央工人代表会的要求包括：让纳吉·伊姆雷重新担任总理、撤出苏军、允许几个政党恢复活动，等等。卡达尔声称，在这些问题当中，他最想谈的是纳吉·伊姆雷的问题，然而，不幸的是纳吉不肯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所以见不到纳吉。卡达尔继续说道，如果中央工人代表会能见到纳吉，劝他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的话，那就太好了。卡达尔强调，他完全赞同多党制，但他并不认为多党制符合目前的形势。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让混乱的局面稳定下来，让工人复工。他一再指责我们，说我们作为中央工人代表会委员，不但没有给其他工人做出表率，没有停止罢工并马上复工，反而搞起了政治，提出了要求。他大谈特谈中央工人代表会有义务劝说工人复工；国家欠债很多，国民财富每天都在衰减，饥荒与瘟疫正在威胁全国人民。工人代表会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它们的任务就是复工，然后——卡达尔总结说——我们才能讨论政治问题。
政府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代表团空手而归[4]。但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开启了另一种前途，另一种政治解决方案，这可不合靠苏联军队撑腰的卡达尔政府的心意。依托遍布全国的工人代表会的网络，并得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我们已经开始建立工人代表会的中央机关。可是，我们也明白，在苏联第二次武装干涉之后，我们在革命胜利时期提出的那些要求，已经无法落实了，所以，我们提出的要求，就应当灵活一些。我们得找到更灵活的方法，既要让政府做出一些让步，同时又不辜负工人的信任。
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第一阶段活动
中央工人代表会刚一成立，它立刻就赢得了人民的极大信任。人们有什么问题和麻烦，都来向我们求助。他们不理睬政府；谁有问题都来找我们帮忙。所以，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处理人民的大事小事。这个任务，是促使我们同驻布达佩斯苏军司令部建立联系的主要原因，我们要求苏军司令部停止驱逐，并放还已被驱逐的人[5]。我们协助发放国外运来的粮食、布料和医疗用品，并揭露和制止酷刑，等等。
可是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政治任务，虽然我们不能抛下人民，让人民在危难中听天由命，但是，如果我们忘掉了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尽量代表和落实工人群众与革命的政治要求——我们就会犯下大错。我们最担心的是，要向政府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才能让政府完全接受，起码接受一部分。但是，由于全国人民、全体工人都要求苏军立即或尽快撤离、开放党禁并举行自由选举、让纳吉·伊姆雷重新担任总理，想要把这些要求同现有的政治可能性协调起来，并提出要求，是非常困难的。
在11月22日前，我们同卡达尔政府进行了几次谈判。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1月18日那次，因为那次的代表团团长是我。我们的要求与以前的基本一样，但我们提出要求的姿态更加温和，而且换了一批人去提要求。但我们马上发现，我们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不是形式或内容上的矛盾，而是政府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都与我们完全对立。我们认为，政府释放善意的最佳方法，就是全部或部分落实我们的要求，然后中央工人代表会就会停止罢工。而卡达尔政府却坚持认为，中央工人代表会必须先让工人复工，再等到局势稳定之后，才能落实我们的一些要求。
我们非常清楚，罢工是我们唯一的武器，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影响政府。放弃罢工就等于缴枪投降。围绕着如何让我们的要求得到落实的问题，中央工人代表会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家分歧很大。有人认为，我们应当严守头一天提出的要求，并继续罢工，加强对政府施压。
持有这种想法的人，没有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经过一连几个星期的革命战斗、苏军破坏和总罢工，人民已极度疲惫，国家已濒临崩溃。如果继续罢工，首先受到打击的是人民，人民会得不到补给。另外，在苏军帮助下，政府能够动用最有力的措施：它可以解散中央工人代表会，用枪逼着工人复工。它可以把人民承受的一切困难统统归咎于中央工人代表会，进一步利用这种形势。
另一派在中央工人代表会占大多数，他们认为应当忍受政府。我们应当复工，但是，如果我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要再次发动总罢工[6]。
不过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无论我们的要求是否得到落实，我们都应当立即复工，然后观望政府的态度。持有这种观点的代表认为，无论谈判的结果如何，都要复工。在中央工人代表会内部，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持有这种观点，其主要代表是波拉日·约热夫。大多数人批评了这种观点，因为这等于无条件信任政府。我们决定：谁劝说他人不支持工人代表会的意见，谁就不配在中央工人代表会内代表工人，这种机会主义者必须清除。因此，我们把波拉日·约热夫开除出中央工人代表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天是11月19日。
从一开始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只有加强工人代表会的组织，巩固中央工人代表会，才有可能取得成果。因此，在第一次会议结束后，我们就决定，要协调各个工人代表会的活动，还要让这个协调机关——匆忙成立的、仍然是临时性的中央工人代表会——获得一种由工人批准的常设形式。
在建立工人代表会组织这方面，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在布达佩斯的每个市区都成立工人代表会，并由各市区工人代表会选出代表，组成常设的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我们达成了共识，每个市区工人代表会应当派三到五人参加中央工人代表会，但是每个市区只有一票，不过切佩尔例外，它有两票[7]。产业工人没有自己的代表，而是由各自所属的市区的工人代表会来代表他们。
我们还检讨了中央工人代表会本身的组织形式。在11月15日到21日之间，我们并没有常设的领导层；每次会议都由不同的中央工人代表会委员来主持。我们决定设立一个书记处，处理日常事务；还要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同苏军司令部联络。
安排好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工作、安排好布达佩斯各市区工人代表会的成立之后，我们就开始着手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我们打算由全国各个工业城市和工业区的工人代表会派出代表，组成工人代表会的议会。因此，我们决定于11月21日在布达佩斯举行全国工人代表会大会。
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第二阶段活动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第一阶段结束于11月21日/21日。各地成立了工人代表会，中央工人代表会也成立了，它清楚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并成为了公认的权力机关。预定于11月21日召开的全国大会，既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第一阶段结束的标志，又是新篇章的开始。
全国大会最重要的任务，是成立一个由工人行使的全国政权，并形成卡达尔政府的反对派。尽管初创阶段的中央工人代表会在这方面非常活跃，尽管它具有强大的力量和影响力，却还不足以取代全国统一的政权，所以我们才要建立这么一个全国工人代表会。按照我们的设想，全国大会不仅要把布达佩斯工人团结起来，更要把全国工人、全国人民都组织起来，支持中央工人代表会和准备成立的全国工人代表会，支持它们的工作，支持它们的政治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在还没有成立工人代表会的城镇都成立工人代表会，并把它们的工作，同农村地区的农民代表会的工作协调起来。
我们利用匈牙利国营铁路的电报网和匈牙利邮局的电话网，把准备召开全国大会的消息传遍了全国。我记得，最早一批代表团来自杰尔、科姆洛、维斯普雷姆、托托巴尼奥、佩奇、奥兹德和朔尔戈塔里扬，还来了一个很大的农民代表团。
我们原来选好的会场被政府派来的苏军占领了，所以我们只好把会议转到狭窄的中央工人代表会总部举行。我们决定，用停工来回击这次挑衅——我们已于11月19日复工——并宣布进行48小时总罢工。
我们的要求与政治目标完全一致；因此，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发生重要的争论[8]。我们讨论的主要是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的具体问题。
大会圆满完成了它的任务。外地代表同意支持我们的行动，虽然我们没能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但我们同全国都建立了联系，这些联系一部分是通过常驻的代表维持的，一部分是通过电话和电报维持的。布达佩斯全市工人都服从了我们的48小时罢工号召。
11月22日晚上，我们找到卡达尔，抗议政府的行动，把罢工的消息告诉了他，并劝说他落实我们的要求。
卡达尔叫我们晚上七点半再去，可是等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他又不在了，我们只好等到凌晨两点。一开始我们以为这又是一次挑衅，但是后来我们认为，他刚刚才知道纳吉·伊姆雷及其同志被绑架的消息，在煎熬中度过了几个钟头。
第二天，中央工人代表会举行会议，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纳吉·伊姆雷及其同志被无耻地绑架，让全体委员极为愤怒；我们将其归咎于卡达尔及其政府，却没有想到他可能是在纳吉等人被绑架之后才得知这件事的。
革命总理及其合作伙伴被绑架一事，让形势急剧恶化，同政府谈判变得更加不可能了。当时，尽管我们不是没有注意到卡达尔与其他政府成员存在分歧，但我们还是把一切都归咎于卡达尔。比方说，有一次我们跟卡达尔谈判时，莫罗山和比斯库[9]也参加了，他们俩的态度明显要比卡达尔更粗暴。还有一次，莫罗山扬言，工人想罢工，可以，他们尽管罢工好了，可是，等到政府把自己的支持者动员起来，工人要是敢游行……“我们就会朝你们开枪！”这就是所谓的“工农革命政府”的一个成员对工人游行的态度！卡达尔留给我们的印象就不一样，但是，他做的事情，跟其他人基本上一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有些事情他也是被蒙在鼓里，就像纳吉被绑架这事，他是到事后才知道的；他事先并不知情，而我们觉得这让他非常难受。12月1日，卡达尔邀请中央工人代表会委员去喝下午茶。我们的代表团有六个人，而卡达尔只带了一个最亲密的亲信。
这次谈话持续了两三个钟头。卡达尔保证，他会尽量做出一些让步，为实现某种妥协打下基础。卡达尔对我们说，他曾邀请一些政治家参加政府，想扩大政府的根基，但是他找的人，比如科瓦奇·贝洛和波洛格[10]神父，全都不肯合作。
在这次会谈之前，他的一个亲信曾邀请我们当中的几个人（包括我自己和拉茨·山多尔）参加政府。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谢绝。
我们觉得，卡达尔在这次谈话中想争取我们。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了这样的话：“……伙计们，你们得帮我一把。你们要知道，我身边全是斯大林分子……帮我一把！”
他跟我们说，他愿意让政府通过决议，承认中央工人代表会为生产者代表会，承认其活动合法。不过，在这次会谈中，我相信参加了这次会谈的卡达尔和他的亲信并不是斯大林主义路线的代表，而且他们在政府里形成了一个少数派。
我们回到中央工人代表会后，仔细讨论了这次饶有兴味的谈话。我们全都相信，在11月4日前后，卡达尔是为了击败真正的反革命势力，才同意苏联出兵的，击败反革命后，他打算继续执行10月30日的革命政治路线。卡达尔以为，如果他带头请苏联出兵干涉，他就能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停止干涉。但是，我们全都认为，只有头脑极度简单的人，才会产生这种幻想，这种人对革命、对革命人民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相信革命的目标可以借助苏联的刺刀来实现。让我们惊讶的是，直到现在，也就是十二月初，特别是在纳吉被绑架之后，卡达尔才开始认识到他是彻底孤立无助的，他对苏联干涉的幻想完全是靠不住的。所以他才想试探各种政治家，想把我们争取过去。
第二天，我们得知了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在12月1日的会谈中，卡达尔曾向我们许诺，政府将作出一些让步，他将通过广播公布这个消息。卡达尔前往国会大楼内的演播室，准备公布这个消息时，明尼奇来了，他从卡达尔手中夺过讲稿，愤怒地撕成了碎片，并宣布不得广播。
在11月下半月，特别是在筹办预定于11月21日召开的全国大会的过程中，加强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组织、提升它的活动水平、巩固它的权威、使它成为人民公认的唯一政权的时机来临了。
在11月25日或26日前后，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必须让全国，特别是工业区，都能了解我们的决议和活动。我们决定出版报纸。但是，由于苏军占领了所有印刷厂，我们只能用油印机印公报，我们利用电话，把公报的内容发往全国。但我们并没有放弃让中央工人代表会拥有一份印刷的报纸的主意。在我们同卡达尔谈判时——在11月20日之前——我们一再要求卡达尔批准我们出版这样一份报纸。但他拒绝了，他说，现在纸张短缺，既然已经有了党和工会的机关报（《人民自由报》，《人民意志报》），那就没必要再出另一份报纸。这当然只是借口，因为我们都知道，只要中央工人代表会出了报纸，党和工会的机关报就没人看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力量也会得到壮大。
11月23日之后，我们决定，就算政府不批准，我们也要出报纸。中央工人代表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印刷工会——现已成为自由工会——的主席建议我跟“弗拉什”（Forrás）印刷厂工人代表会联系，他们很可能愿意帮我们印刷报纸。我立刻叫上几个记者（他们是我请来当编辑的），赶去那家印刷厂，召集工人代表会开会。该厂工人代表会讨论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请求，并同意印刷报纸，报纸定名为《工人新闻》（Munkásújság）。
稿子已经编排好了，校样马上就要出了，就在这时候，我们得到消息，说政府发现了我们的计划，并把这当成是挑衅。一些记者和报纸编辑发生了激烈争论。编辑和我打算不顾一切出版报纸，但一些记者却说，出版报纸就等于跟政府翻脸，也就搞不成妥协了。我们还在争吵的时候，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几个委员过来了，他们通知我们说：中央工人代表会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后，决定避免采取可能会被打成“挑衅”的行为，所以《工人新闻》不出了。
看来，这个行动超出了政府能容忍的界限，所以我们应当画地为牢。
然而，就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跟苏军司令部建立了比较友好的关系。中央工人代表会成立后，我们马上在11月15日同苏军司令部建立了联系，但是至今为止，我们跟对方的联系仍然局限于申请许可证和要求停止驱逐。不过，苏军司令部却给中央工人代表会全体委员发放了通行证，可在任何时候在市内走动，包括宵禁时段在内。苏军司令部还给中央工人代表会全体委员发放了持枪证。
苏军司令部得知，各地工人代表会已经组成了高于企业一级和市区一级的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也就是真正的苏维埃——的时候，他们派了一名上校，带着翻译过来找我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从11月20日开始，这位上校经常参加我们的会议，一坐就是一整天。所以，中央工人代表会发生了什么事情，俄国人都能直接掌握，在纳吉·伊姆雷被绑架这件事上面，他们对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活动采取了几乎是同情的态度。从参加我们会议的这位上校的反应来看，我们猜测，他们并不太清楚中央工人代表会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第二政府、是一个得到全体人民拥护的人民政权、是全国的革命苏维埃的领导机关吗？或者是别的什么？他们也不清楚中央工人代表会究竟是一个跟卡达尔政府对抗的政府，或是区区一个国内政治反对派，或是一个跟卡达尔合作的机关？跟他们讨论这些问题特别困难，因为卡达尔政府的代表也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我们还经常跟卡达尔本人谈判。我们没法让俄国人明白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到了12月初，在6日或7日，我们的关系突然破裂了。苏军司令部让中央工人代表会派一个代表团过去，然后谢洛夫[11]将军接见了代表团，命令我们撤回要求，并宣布游戏结束了。在12月9日，中央工人代表会也被解散了。
不过，对于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工作，我们还得多讲几句，特别是对于它的组织关系与活动，我们得详细讲一下。
中央工人代表会一直在跟其它革命组织密切合作，包括匈牙利作家协会，还有知识界、学生的好几个革命团体。但我们不想跟工会合作，尽管我们跟卡达尔谈判时，他差不多每次都会建议我们这么做。其实，他们想让我们接受的，就是党对工会的直接控制。比方说，我们请求他们批准我们出版自己的报纸，他们就说，中央工人代表会每天可以得到整整一个版面[12]。我们拒绝了，主要是因为当时好几个行业的工人，比如纺织工人、印刷工人还有好多行业的工人，都已经退出了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理事会，并选出了自己的工会委员会与工人代表，成立了自由的、独立的工会领导层。工会理事会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我们根本不想加入它。
11月23日以后，我们开始加强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组织：我们选出了常设的领导层，选举拉茨·山多尔为主席，科洛乔伊为副主席，波波伊为书记。我们还成立了四五个部门：组织部、政治部、新闻部和经济部。
这些举措加强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威望，也使我们能够认真地考虑落实自己的计划——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
我们同全国各个工业中心建立了牢固而持久的联系。维斯普雷姆、佩奇、托托巴尼奥、科姆洛、朔尔戈塔里扬、米什科尔茨、蒂索河（Tisza）以南地区、蒂索河与多瑙河之间的地区，都往布达佩斯派出了代表。中央工人代表会每天都要接待三四十个外地代表，他们分别寄宿在好几家工厂，并通过电话，或是通过铁路工人带话，跟他们自己的组织保持联系。我们敢说，我们同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建立了非常出色的个人联系。
我们还接待了三四批农民代表团，他们的要求与我们的一致，不过加上了一些农民的特殊要求。在12月4日的公报上，我们发表了一个农民代表团的要求，现摘录如下：
“我们，波科德（Bokod）、查萨尔（Csazar）、多德（Dad）、松德（Szond）与索克（Szak）的个体农民、集体农民，以及与我们有联系的手工艺人、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通过我们的全国委员会——它们是经过自由的选举产生的，并且是我们的代表——声明、宣称、请求和要求……
……（2）在涉及全国的一切问题上，我们完全赞成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意见……
（c）举行自由的选举，选举通过不记名投票进行，并允许多个社会主义政党参加；
应当有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党参加选举。
（3）……我们要求并请求政府准许农民成立区、地区和州的革命农民代表会，它们应由农民选出，并获得与工人代表会相同的权力。”
如果我们能有多一点的时间，哪怕只有一个月，我们就能在全国的工人代表会与农民代表会的支持下，轻易地成立全国工农代表会。但在实际中，我们只能秘密地筹办12月9日的全国大会，而就在那一天，中央工人代表会被解散了，几位委员被捕了。……
《评论》（The Review），布鲁塞尔，
第III卷，第2期，1961年4月 |
[1] 联合照明与电气厂，又名联合白炽灯厂，是新佩斯的一家大型工厂，而新佩斯又是布达佩斯的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区与工厂区。这家工厂生产电灯泡和收音机零件。——原注
[2] 关于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的具体时间和具体情况，各人说法不一。比如说，特凯·费伦茨（Töke Ferenc）对成立大会进行了详细的记载，但他说中央工人代表会是在11月14日成立的。新佩斯革命代表会把召集各个工人代表会的工作交给了一个人负责，这个人在筹建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这个人记载，新佩斯革命代表会就是为了成立中央工人代表会，才召集各个工人代表会来开会的。据他记载，由于在开会的前一天晚上，新佩斯革命代表会全体委员被捕，市政厅也被民兵占领，所以前来开会的代表们只能转移到白炽灯厂开会。——原注
[3] 据特凯记载，代表团共有六人。——原注
[4] 据特凯记载，双方在一些细节上达成了共识。卡达尔保证会就苏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而中央工人代表会则保证工人将会停止罢工，并于11月19日复工。——原注
[5] 据特凯记载，在11月4日之后，仅过了几天，工人代表会就同苏军建立了联系，原因不光是为了停止驱逐。——原注
[6] 虽然舍贝什季恩没有详细阐述，但罢工确实在11月19日结束了。——原注
[7] 据特凯记载，每个市区只有一名代表，所以中央工人代表会由22名委员组成，它立即选出了主席和书记。——原注
[8] 据特凯记载，由于外地代表（特别是矿工）批评了中央工人代表会对待政府的态度，引发了激烈的争执。他们批评中央工人代表会过于软弱，相信了政府的承诺，在政府派坦克对付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时候，却停止了罢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争论，他们接受了布达佩斯代表的意见：必须同政府谈判，寻求妥协。——原注
[9] 比斯库·贝洛（Biszku Béla，1921年9月13日——2016年3月31日），生于贝雷格县（Bereg vármegye）一个农业工人家庭，16岁开始当锁匠学徒。1938年开始参加五金工会的活动。1944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49—1951年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布达佩斯市委干部部副部长，1951年担任科巴尼奥区委书记，1955年9月担任昂焦尔弗尔德区委书记。1957—1961年担任内务部长。1961—1962年任副总理，1962—1978年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78年退休。2011年被指控“拒绝承认共产主义罪行”，被判处三年徒刑。2012年9月被指控犯有“战争罪”，于2014年3月被判处五年半徒刑。2016年逝世。
[10] 波洛格·伊什特万（Balogh István，1894年3月30日——1976年7月20日），匈牙利天主教神父，起初曾参加独立小农党，在三十年代成为纳粹主义支持者，193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二战后成立并领导匈牙利独立民主党（Független Magyar Demokrata Párt，FMDP），1949年以后退出政界。
[11] 伊万·亚历山大洛维奇·谢洛夫（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ров，1905年8月13日——1990年7月1日），时任克格勃主席。
[12] 结合前文分析，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指工会机关报每天都会留一整个版面给中央工人代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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