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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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被人们慢慢称为全球化的这一种现象，其主要特点的形成是由于尼克松政府蓄意采取了某些策略。而尼克松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些策略，目的是为了稳固美国资本主义在国际上待续的统治地位，所以正是这些决策决定了全球化所具备的主要特点。当初之所以建立美元—华尔街休系，是因为美国意识到了一种来自欧洲和日本的威胁，但是这一体系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却被强加在了南部国家和原苏联集团国家的头上。这些国家为这一体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历了可怕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数以亿计的人们受到影响。而到了今天，则又轮到印度尼西亚的千百万人口来承受这一野蛮体系所带来的恶果了。

　　美元—华尔街体系给绝大部分人们带来的是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但伴随着这种灾难性经济后果的却是令人吃惊的政治上的成功。每一次的金融经济危机都被成功地归罪于受害国家本身，而且每一次的金融经济危机都被用来摧毁该国家早先所采用的发展策略。不管拉美国家、亚洲国家和以前的东欧集团国家原先所采用的策略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这些缺陷至少不会给它们本国绝大部分人民的生活和福利带来如此毁灭性的后果，但是由于这些国家接受了由美国财政部设计，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推销的框架体系，情况便截然不同了。

　　同时，美元—华尔街体系虽然最初是尼克松政府对付其三方同盟中的另两方所采取的策略中的一部分，却慢慢地变成了大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西欧——的一个共同项目，用来共同针对世界其余地区的国家。在本书中我们并未试图去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期萧条的根本原因，但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逐渐流行起来的一种做法是，成立大西洋地区联盟，共同努力，打开南部国家市场，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对联盟以外其他国家的国内社会体系进行重组，以符合大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我们不能把发起这场运动的理由视为只是单纯寻求廉价劳动力或寻求市场，更好的解释是，这是美国和欧盟充分利用其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权力，通过对大西洋联盟以外其他国家国内社会体系的重组，以获得最大程度的优势，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便把联盟内部出现的问题尽可能多地推向联盟以外的国家。南部国家的金融危机、对美国和欧盟市场的依赖、积累下来的债务负担、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出现的令人困惑的变化、无法指导经济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被大西洋地区的强权国家用来作为在有关国家加强实力的手段：用来控制产品市场；用来购买当地公司资产，以使资本集中于大西洋国家的控制之下；用来利用巨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由于核心经济国家比以往都更为严格的移民政策，这些资源一直无法进入核心经济国家内部）；用来为投机目的而有效控制金融体系，为北部国家人民的养老基金赚取更高的边际收益；并用来进行无限制的投机活动以及通常是腐败甚至罪恶的其他活动。大西洋强权国家往往会为这些活动中的大部分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例如是为了指导那些被认为是无知和无能的南部国家政府恰当地处理国家事务，是为厂帮助它们偿付债务，或者是为了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向它们提供援助，等等。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所采取的资本主义扩张方式有所不同，但这只是因为与大西洋国家的资本王义体系相比，作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体系，日本资本主义所具备的真正的生产能力要强得多。大西洋资本在东欧和南部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一直是以收购公司和扩大市场份额为主，而日本巨大的赢余资本却一直是用于在东亚和东南亚创立新的生产性资产，并一直与该地区快速的增长率和巨大的工业发展保持一致。欧盟向南部国家和东中欧地区推行的大部分贸易政策中都含有极富掠夺色彩的重商主义活动，而美国充分利用在金融货币环节中的绝对掠夺性优势，来弥补生产性环节中存在的竞争劣势，所有这些都与日本能够促进东亚和东南亚飞速发展并能在其间如鱼得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中国和东亚、东南亚地区其他国家所取得的与日本资本主义相对协调的飞速发展，在美国人看来构成了对未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宰地位的威胁，而且欧盟也完全同意这种看法，所以克林顿政府就冒险采取行动，最终导致了1997年所谓的亚洲危机。当时克林顿政府所采取行动的直接目标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而行动的间接但是更为根本的目标，是可能突然形成的以日本为经济中心的、未来也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性国家集团。

　　当然现在还不具备确凿的证据，可以用来证明克林顿政府从l995年起采用了战略性策略，利用美元价格的上升，利用要求放松资本项目控制的压力，利用游资的流入和对冲基金挑起的金融战，以达到使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就范的目的。但是我们发现了许多偶然性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显示了确实存在这种战略性的策划。当然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对冲基金一开始行动，美国财政部就开始强烈抨击韩国生产的社会关系，目的是要实现韩国资产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完全融合。

　　但是对于处于该地区周围的政治经济国家而言，由于内部结构已受到破坏，所以它们无力承受由于这种攻击行动的胜利所带来的后果。美元—华尔街体系早先所取得的胜利在俄罗斯、东欧的其他地区以及拉美国家都造成了危害，这些国家还未能从其间完全恢复过来，所以也就无力承受东亚危机所带来的压力，其结果便是出现了1998年的恐慌。而1998年的恐慌显示出，全球化的中心是由华尔街疯狂的投机活动组成的一个巨大的黑洞，而七国集团提供的所谓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一揽子计划不过是试图使这种大规模的投机活动得以继续下去。

　　有人可能认为美国政府和欧盟确实在积极采取行动，希望能消除对资本项目的控制，使所有经济国家都能完全开放市场，让任何形式的核心资本在任何时候都能自由移动。如果它们真的尝试这么做的话，那我们只能称之为愚蠢的行为。其实它们的目标要小得多，它们只是想要获得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将使它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打开任何经济国家的市场，能够以多边协议为基础向任何企图抵制大西洋资本主义集团收购本国资产的政治经济国家发起围攻。一方面大西洋强权国家渴望控制市场、资产和劳动力资源，但另一方面，它们又希望能够保持核心集团以外国家和政治经济的稳定，或至少是使这些国家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所以，大西洋强权国家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求得一种平衡。

　　大西洋地区以及其他地区中有许多人完全是出于好意，希望能够采取措施，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政府，以取代目前如巴尔干半岛般凌乱纷杂的世界政治格局。当然这确实会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目标，但是如果认为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这种格局就是在朝着这一目标迈出了一步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情况是，这种格局目前在履行职能时所表现出的超国家性远不如它们当初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所体现的超国家性，而且更与凯恩斯以及德克斯特·怀特在战时研究设计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所设想的相去甚远。主张这些机构按照它们目前的策略继续发展的那些人听忽略的是，建立真正能够控制全球局面的机构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这些强权国家本身，因为这些国家目前控制了这些多边机构，并利用这些多边机构达到增强本身势力、增加本身经济利益的目的，所以，如果真正建立起了控制全球局面的机构的话，这些国家的损失将是最大的。而且整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体系的设计，就是要把大西洋地区权力竞争的代价转嫁到南部国家的广大民众头上。

　　对于许多人来说，为了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更为统一的世界发展，而不得不接受把管理自制权归还给民族国家这一现实，这是十分令人沮丧的。有人甚至认为可以建立一个中等规模国家间的联盟，以取代美国政府的控制权，并建立一个全球控制体系，该体系至少是建立在一个范围更广的，比如，20个最大国家（以人口数量来衡量）之间的寡头政治合作基础之上的，我们可以把这种做法视为是真正地迈进了一步。但是我们把这种做法提出来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这种改革计划在目前完全是乌托邦式的，是极为遥不可及的，更不用说大西洋强权国家目前仍在绝大部分问题的讨论中占据主动，而且不管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它们都会拼命维护它们对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控制。

　　在20世纪，资本主义核心集团与其他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就核心经济国家而言，在许多方面两者之间关系的最佳形式是以英国与印度之间的关系为范例的一个欧洲帝国集团。但是由于核心国家在20世纪中无法处理它们自己内部的关系，这就造成了一些自相矛盾的结果。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美国新兴的、高效的先进生产技术，这两者的结合使核心集团内部出现了一个战后发展的新时期。而不断发展的美国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是瓦解欧洲帝国集团，而非建立一个美国自己的、其他国家无法进入的帝国集团。但是随着大西洋经济国家又重新出现经济萧条，美国自己就发觉有必要建立一个与英国的印度帝国功能相似的帝国集团：她既是美国工业所需投入的巨大来源，同时又是数量不断增加的美国出口产品的重要目的地市场，并能控制当地市场。此外，这一集团还将自理其管理费用，并能够像19世纪的印度一样，向帝国大量进贡。这些就是美国在20世纪即年代和90年代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社会重组活动所希望实现的目标。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日本就像战争结束时的美国一样，根本不需要这样一种帝国体系：日本能够承受该地区规模不断扩大的持续发展，能够相对轻松地解决该地区出现的像泰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货币政策失调等小问题。但是也只有当美国在与欧盟纠缠不清的时候，日本才能不受干扰地解决这些问题。

　　从70年代起，一届又一届的美国政府都决心奉行美国至上的政策，这是因为它们对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能获得的巨大的特权和利益有充分的了解。但是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权力斗争现在已经不再是一种零和游戏（一方得益引起另一方相应损失），这并不是因为美国人民的富裕生话依赖于日本或德国经济的繁荣。如果美国能够通过减慢本国经济增长速度来换取日本较低的增长速度的话，美国领导人肯定会很乐意这么做。比方说，美国会愿意在5年中把增长率维持在1%，以换取日本同期的同等发展水平，以改变目前日本为5%而美国为3%的局面。其实资本主义国家间彼此合作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三足鼎立中的三方领导人将会越来越难以控制日益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这一点虽然在冷战后的第一个阶段中暂时被其他情况遮盖住了，显得不那么明显，但是对于理智的政治领导人而言，这一点仍是十分重要的。

　　正如作者在本书所指出的，美国和大西洋地区的其他强权国家寻求控制世界其他地区的主要方式，是控制相关的政治经济国家内部那些势力强大的社会团体。非核心国家内部掌权的社会集团之间按照放款者的利益组成的这种社会联系是有基础的，这种利害关系的间接证明就是掠夺成性的货币资本家阶层，它们靠着西方金融界的大力帮助，最终夺得了俄罗斯的国家控制权。但是就整个世界看，强有力的放款者集团能够通过把资金从本国转移至纽约或伦敦，而获得巨大收益，而且正是因为它们能成功地进行资本转移，它们就可以避免受到本国社会崩溃和杜会发展的影响。这此货币资本家也能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体系中受益，因为这些体系都加强了金融界在本地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而且对于放款者而言，他们的收益究竟来自于本地企业还是跨国公司，这根本无关紧要；如果这两者存在区别的话，他们可能宁愿选择后者。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在这十年中，劳工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似乎己经永久性地销声匿迹了，而在这瞬间的空隙中出现了一种后来被认为是十分奇特的国际性社会运动，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许多人可能会相信这场运动是由美国的大众媒体凭空创造出来的，但其实全世界千百万的民众至少也同等程度地参与了这一创造过程，因为他们希望共产主义的垮台会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在世界的有些地区，像东欧，人们为了能够克服认知失调而不得不坚守着这一信念，其结果是人们非常荒谬地沉溺于并不健全的投机性的国际金融市场，并且同样荒谬地接受了一种所谓的灵丹妙药，即主张通过通货紧缩实现经济发展，但实际却导致经济萧条的华盛顿共识。1998年的恐慌不管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的话，这种国际社会运动已经走到了尽头，它已经在我们的眼前慢慢萎缩成了一种仅仅是有关放款者和投机者的非常狭隘的观念。当然放款者和投机者仍然极为强大，但是他们已经丧失了把自己塑造成任何一种全球现代化计划的制定者和实施者的能力。

　　在下一个发展阶段，放款者的能力和热情将不如从前，而劳工力量会重新抬头，尽管世界银行和西方的金融界会通过废除公共福利条款，引入私人资金管理之下的只向符合条件的贫民提供的所谓的“社会安全”网，来使劳工力量服从放款者的利益。总之，为了能对全球广大民众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福利建立起某种公共制约体系，将会爆发一场长期的战争。

有其他的选择吗？

　　一直以来，美元—华尔街体系倾向于建立一种新的大西洋联盟，在东亚危机期间，这种联盟第一次真正以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姿态发挥了作用。在制定世界经济管理策略方面，美国、德国、英国和荷兰资本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因而能够设计出在国际上推行的、增进彼此共同利益的方案。但是欧元的创立使人们对这种联盟的政治持续性产生了怀疑。由于不受欧盟领导人意愿的控制，欧元能够很快地削弱美国维持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能力，这种情况的后果便是造成跨大西洋地区严重的紧张局面，而且如果这一切是发生在国际经济萧条或更糟的情形之下，那这种紧张局面将更为严重。

　　在另一方面，欧元诞生于一种极为特殊的政治和机构性的真空之中，例如，在欧盟中甚至都不具备一种明确的机构性机制，可以对欧元与美元的兑换率政策进行管理，而且，欧盟也不太可能建立起真正民主的领导机制，来对欧盟经济进行统一管理，因为要建立这么一种机制的话，需要取得整个欧盟共15个国家政府的一致同意。所以，看来似乎确实是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势力，使欧盟无法建以一种民主的、负责的领导机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欧盟金融体系中的投机者和放款者集团——与本国中央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关系最密切的社会集团一一将在欧盟发挥主导作用，并将寻求与美国之间建立关系紧密的联盟。在西欧，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推论，即不论以何种方法，欧盟肯定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南部国家采取一种比美国政府更为“文明”的态度。但是要证明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找不到这一类的证据，而且至少从英国、德国和荷兰政府通常所采取的做法来看，它们在80年代和90年代在南—北经济问题上的策略经常比美国政府的还要糟糕。在贸易政策上，欧盟越来越侧重于新重商主义，有时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当然欧盟之所以如此侧重新重商主义，部分原因肯定是因为欧洲委员会极力希望能向成员国证实自身的存在价值，它们不放过任何一个需要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场合。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做法，因为欧洲委员会迄今为止还不具备任何足以证明其民主性的业绩，所以就必须不断地在它能够行使权力的主要政策领域，即贸易政策领域积极努力，来证实委员会确实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具有其存在的价值。

　　然而，现在除了法国的社会主义党和意大利的民主社会主义党之外，德国社会民主党又获得了执政权，这就使人们可能会抱有一种希望，即欧盟的政策方向可能会有所改变，欧盟部长会议的政策方针也会有所改变。如果情况确实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话，那么欧盟完全能够提出一些有效措施，用以对付许多由全球化运动带来的恶性发展现象。

　　可以采取的第一步应该是，采取措施阻止资本主义强权国家进一步扩大对世界其他国家社会经济策略行为的控制。欧盟应该宣布，所有国家都应该有权决定如何管理本国的金融体系，有权决定采取何种手段控制本国的资本项目，以及向跨国公司、金融机构等提供或拒绝提供何种权利，并同样有权决定采取何种贸易政策。欧盟可能会希望继续接受在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等国际机构中与美国缔结的协议中所规定的国际义务，但是对于仅仅是因为某些国家不愿意接受这样或那样的自由化方案，就企图把这些国家排除在关贸总协定原则之外，以此来迫使它们接受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做法，欧盟将予以坚决抵制。第二，欧盟应该宣布，进行国际借贷的金融机构必须受到本国政府的控制和保护，若出现问题，本国政府有责任提供帮助，使这些机构摆脱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向这些国家提供“过桥贷款”，以帮助它们拯救处于困境中的本国银行、对冲基金等等，但是所有的费用将由这些国家的纳税人负担。所以，如果美国银行或对冲基金由于国内或国外的支付危机而面临崩溃的话，它们必须向本国的放款者寻求帮助，这是最后一招，它们不应该再希望印度尼西亚、巴西或俄罗斯的穷人们来承担其间的费用。第三，放款者必须明白，主权国家政府有权单方面地拒付债务，这是放款者在向境外放款时必须考虑进去的一个风险因素。第四，欧盟必须采取措施，建立一个向外国政府贷款的欧盟公共保险新体系，该体系将涉及欧盟本身提供的贷款，以及贷款目的经过欧盟审核的私人或公共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这种贷款保险活动应具透明度，并非常民主地向公众公开整个过程。但是对于私人向国外进行的所有其他放款活动，在出现借款者的违约行为时，这种体系将不提供保护。最后，欧盟会暂时地继续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现阶段的活动，但是前提是必须公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所有限制条件，同时必须召开国际会议，按照上述建议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行重组。如果其他主要大国无法接受这些意见，那么欧盟在处理国际经济管理问题时就必须采取国际多元主义政策，那些希望继续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之中的国家将有权继续留下来，而其他国家可能就会选择在欧盟的框架体系中进行运作。同时，欧盟将寻求与其他国家协商达成协议，建立固定但可调节的汇率体系。

　　要实现上述这类设想，必须有一个全新的欧盟金融体系，该体系必须以银行金融中介为中心，接受强有力的公共法规的制约，并支持建立公共或合作性的储蓄机构。欧盟成员国国内的税收体系必须加以调整，以确保对出入欧盟的游资流的税收征收，以及对证券市场上投机性交易的惩罚性税收征收。整个欧盟都必须废除避税港，而且欧盟还应该致力于实现避税港在全球范围内的废除。有一种方法可以实现这一目标，那就是欧盟内部的相关税收当局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持有境外资金的个人或公司的信息，而且这些个人或公司必须在所在欧盟成员国因为它们所获得的境外资金支付税收。

　　要彻底贯彻这些改革计划，欧盟内部必须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必须能够对欧盟内部的放款者和投机者集团行使巨大的政治权力。投机者们经常声称，从技术角度而言，想要再一次对国际金融进行公共管理，这是不可能的，理由是现在已经发生了技术变化。我们知道，从技术上而言，要让国家本身去防止犯罪的发生，这的确是不可能的，而投机者们的论调与这一点相似，也有道理，因为立法体系中的大部分都是事后立法行为：首先是发生了犯罪行为，然后才进行调查和起诉。国际私人金融行业也同样如此，行政管理当局无法阻止公司合法地或非法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金移动，但是在事情发生之后，行政管理当局必须能够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这一点无法做到的话，那一定是因为这些公司的最高管理层本身都不了解他们的手下究竟拿着公司的资金在进行何种运作。当然，公司的管理控制经常是很薄弱的，这一点从巴林银行和其他类似的灾难性事件中就可以看出。但是如果管理层能够及时了解公司的各种运作情况的话，那么国家当局就可以通过进行常规的“透明度”检查来了解这些情况：政府当局可以检查各类账本。当然政府当局对公司运作情况的了解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程度，因为金融体系的最上层肯定会有着许多的欺诈和腐败行为。但是只要政府当局愿意的话，完全可以施加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但是集结政治力量，使货币资本重新服从于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目标，这一问题的根本关键在于为实现经济复苏所制定的策略这一方面。究其根本，正是经济萧条才使私人金融机构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政府出现了财政赤字，公共债务不断上升，这些都使政府越来越依赖于证券市场的情况变化。私人金融机构要求政府对公共财政实行通缩性缩减，这样就又加剧了经济萧条的周期循环，加剧了对放款者资金的依赖。所以，致力于重新建立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公共秩序的策略措施必须与经济发展策略相结合。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迄今为止本书一直在试图回避的根本性问题上，即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核心国家的生产体系在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出现厂长期萧条。我们在这儿不会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严肃的探讨，但是试图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解释的大部分观点都倾向于认为，三大经济集团中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饱和或生产过度的危机。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只要具备合适的货币金融环境，东中欧和东欧的那些转而采用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兴地区就有可能出现一个积极的、迎头赶上的发展过程，换言之，这此经济国家有可能取代东亚和东南亚，起到经济赶超的发展中心的作用。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迎头赶上式的经济发展，虽然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萧条的历史问题，但却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这种局面。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西洋两岸的资本主义国家联于对该地区实行短期目标的掠夺性策略，致使东中欧和东欧所具备的这种发展潜力遭到了破坏。美国一直梦想着把该地区纳入其操纵国际货币金融的美元—华尔街体系之中，而对为该地区本身的发展创造条件毫无兴趣。同时深陷于经济萧条和国内社会政治紧张局面的西欧各国政府基本上把该地区视为麻烦地区，充满了政治经济威胁：该地区不断施加压力，要求西欧进行产业重组；该地区给西欧造成大量移民的威胁；而且如果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加入欧盟的话，又会给西欧造成预算上的威胁。总之，因为这些原因，国际上从未就该地区的经济复苏和经济发展制定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策略。

　　要制定这样一项策略，最显而易见的起点就是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派中的左冀人士开始。15年来，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政治上一直是无足轻重的，其领导权分布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这些国家在直接的金融腐败方面以及其他方面有着诸多的共同之处。至于布莱尔在工党的领导权，那也是权钱交易的结果。但是德国新一任的财政部长拉封丹却不同，他是一个坚决的欧洲凯恩斯主义者，意志坚定，并在一个绝对是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国家中有着一批政治上的追随者。由于拉封丹，欧洲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凯恩斯主义，其根基并不在于凯恩斯的关于在国家经济内部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以促进有效需求的理论——虽然这种再分配本身是一件好事——而是凯恩斯的有关组织战后国际经济以求经济增长的观点：一种寻求全球“金融管制”和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发展策略的凯恩斯主义，其重点是生产性经济增长，而使投机放款者慢慢丧失其功能，并最终走向灭亡。非常奇怪的是，这种模式现在被许多人认为是东亚国家的创造发明。

　　我认为，从理论上而言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资本主义曾经最终从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和战争中找到了一条使人类社会中的大部分受益的出路，所以我相信，从理论上而言它仍能再一次找到出路。但是我怀疑它会不会这么做，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本身，而是因为要找到这种解决方法，需要一种战术性激进主义和一种毫不妥协的政治意志，但是我们很难想像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派能够具备这两种条件。

　　在德国新政府的领导下，欧洲社会民主党派想要拯救目前的危机，就必须采取相当大胆的步骤，其他国家政府如法国、意大利等必须大力支持，以制定一个泛欧洲的经济复苏战略。该战略的关键必须是如何解决东中欧和东欧经济国家中存在的支付困难和脆弱性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欧元靠着欧洲中央银行金融力量的支撑，就可以被用来作为一种有力的杠杆。随着欧元的发行，欧洲大陆的成员国不必再担心经常项目的收支平衡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已经不再存在，所以，对于贸易问题，它们一向采取的重商主义态度将会有所缓和。其次，欧元将使欧洲大陆在东方拥有霸权，东方的经济国家将以欧元作为其贸易、会计和货币储备的货币单位，欧洲大陆国家可以在东方尽情采购，然后用它们自己发行的货币——欧元——进行支付。欧洲大陆国家能够在东方进行美国曾经在日本所进行的工作：大大地打开当地市场。

　　但是这并不是欧元最重要的用途，欧元最重要的任务首先是牢牢地稳定东方国家的货币，使这些货币不受投机性冲击的影响，这样这些国家就能够大大地增加经常项目的赤字，而无须担心是否能承受这些赤字的压力。对欧洲中央银行而言，稳定东方国家货币这一任务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欧洲中央银行手中拥有巨大的金融资金来源，现在的欧洲中央银行能使其他小银行，如德意志联邦银行，相形见绌。德意志联邦银行向法国法郎提供了无限额的超短期贷款支持，欧洲中央银行同样也能够非常容易地为东亚地区的货币提供类似的帮助，甚至还能做得更好。这样东亚地区的政府就不需要再为对冲基金的冲击而担忧，同样也就可以不再需要去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了。而且即使欧洲大陆不设置新的资本控制手段，欧洲中央银行也会要求东中欧和东欧国家政府对其资本项目进行控制，这样华尔街就再也不能在外汇期货市场上卖空所持的货币了。欧洲大陆当局就能宣布，在5年内，欧洲大陆的目标是要比东中欧和东欧国家的贸易赤字达到其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欧洲中央银行将为此对这些国家的货币进行承保。其次，这些经济国家的赤字将主要产生于自主选择进行的公共设施项目和固定资本投资项目的建设，而欧盟（或欧洲大陆）将从其日前非常巨大的贸易顺差中拨款，以填补这些国家因此出现的赤字。

　　这就意味着欧盟需要提供巨大的、正式的、时效极长的长期贷款，甚至是拨款资助（由欧盟经常项目顺差中的一项“税款”提供资金）。这此贷款并不一定必须是按照非市场性的“援助”利率提供的，虽然要做到这一点很容易，但是，它们必须是长期贷款，而且数额巨大，这些贷款必须由欧洲大陆的公共当局经手。美国和欧洲的投资银行、投机商和放款者已经在东部地区大展了一番拳脚，也该是它们打扫战场并退出舞台的时候了。现在登上舞台的该是欧洲投资银行发行的大量的、面向公众的长期证券，或者同样是欧洲投资银行（实际是由欧盟成员国组成的一家银行）向该地区提供的长期贷款。

　　这些机制终于可以导致一种良性循环的产生，这是发生在欧洲大陆东、西两大部分之间的生产性互动的良性循环，东部能够进口所需的全部设备，扩大国内市场以及对西部的出口。东部不断扩大的收入流能够拉动有效需求，增加从西部的进口。整个欧洲大陆的投机热能够有效降温，并实现全民就业。毫无疑问，拉封丹所倡导的通过税收体系把财富大量地从资本转移至劳动生产部门的策略，对此又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果欧洲的大型资本仍然希望进行跨国流动，就随它们去，但问题是流向何处呢？只能从世界上最大的整体市场流向支离破碎的南部经济国家，这些国家采用的是借贷资本主义的理智破产“发展模式”，并不再受“金融管制”约束，虽然在存在共产主义威胁的时期，这种“金融管制”曾经为资本主义世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德国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能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并取得相当成功的话，那么欧洲大陆同样也就能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一条出路，但这将是一场艰巨的政治斗争，对手是在美元—华尔街体系之下繁荣壮大并得到美国政府大力支持的、力量异常强大的金融集团。这场斗争将摧毁美国资本主义的国际策略，并向整个美国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发起挑战。为此，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在整个欧洲建立起一个能够真正激起大众热情的政治联盟，而且如有必要的话，这一联盟必须作好准备，打破整个冷战时期的大禁忌：如果有必要的话，为了防止美国的干扰破坏，该联盟必须作好准备，集结整个欧洲的大众舆论力量，共同对抗美国。那些密切关注波斯尼亚危机的人必定知道，当涉及到极为重要的政治利益时，美国是会不顾一切的，同样，密切关注过东亚危机的人必定也会有同感。

　　但是这一策略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并非来自美国国内，同样也并非来自放款者集团的社会势力。其实，最大的障碍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来自欧洲社会民主党派本身的深深的民族主义从属性观念。例如法国人（或英国人）会把在东中欧和东欧实行马歇尔式计划以实现西欧经济复苏的计划，视为是在加强德国力量而非法国或英国力量的一项计划，所以这种想法将会是第一个绊脚石。第二个障碍是，欧洲还未具备一个有效的机构性结构，能够实际去执行这项计划：整个欧洲还没有哪一个经济政府，没有哪一个社会民主领导机构，能够极为负责地利用欧元，以实现欧洲经济复苏。而且，要建立这么一个合适的机构性机制将会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这需要召开欧盟政府间会议。在这一会议上，各国政府不仅需要一致同意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进行增补，而且需要一致同意对《马约》进行大幅度修改，使欧洲中央银行更接近于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一个目标明确、旨在服务于社会有用发展目的的机构。应该说，这些改变是能够实现的，但是以往的记录显示，这些改变是不会实现的。就拿布莱尔政府而言，过去的记录显示，布莱尔政府希望起到摧毁旧体制的作用，因为布莱尔自己狂热地反对被他称为“税收和开销”的欧洲社会模式。在另一方面，也有人会说布莱尔其实并不热中于任何一种观点，所以有可能把他争取过来支持改革计划。或者另一种选择是，可以通过目前英国政府还末加入的欧洲财政部长会议，非正式地建立起所需的机构性机制。

　　如果欧洲民主主义运动无法对全球化趋势构成有效桃战的话，那么下一个阶段的国际政治将是十分动荡、十分险恶的。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人们从东亚危机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大西洋强权国家随时随地都会运用国家经济策略，以阻止其他国家赶上并超过它们。人们在90年代曾经预测，苏联集团瓦解之后，整个世界将在美国的领导下团结在一起。但事实证明，这种预测是十分可笑的，只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整个90年代是一个独特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确实有可能在大西洋地区国家的领导之下，实现以全球政治合作和国际机构建设为基础的全球机构性的真正改革，但是正如经常会发生的那样，这一机会在人们初尝胜利果实之时就已经丧失殆尽了。

　　没有什么能够比现今的时髦词汇“第三条道路”能够更生动地显示出“新思维”的索然乏味：所谓的“新思维”只不过就像是船坞中的滑台，它能使欧洲的知识分子，不管信奉自由民主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为了克服美国化的欧洲所带来的认知冲突，而放弃他们的自由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这些欧洲知识分子已经放弃了努力，不再为国际间存在的问题寻求平均主义的、世界主义的解决方法。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平均主义、世界主义这些旗帜适合的是一些更为激进的运动。欧洲的知识分子们将得出一条结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资本主义最终将没有能力为这个星球上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提供一个可行的框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