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998年恐慌时期的政治与经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

六 1998年恐慌时期的政治与经济

· 东京的失败——一次摧毁性的失败
· 美国政府对韩国的策略
· 美国制定的适合21世纪的解决方案：改变韩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 美国政府努力寻求适合21世纪的解决方法，但以失败告终
· 从亚洲到范围更广的世界其他地区
· 俄罗斯的违约行为，以及在20年的
　美元—华尔街体系的主宰之下，不断被削弱的经济国家的脆弱性
· 全球化的辩证性畸形发展

　　亚洲经济危机于1997年7月初爆发于泰国，接着受到影响的是马来西亚，但是真正起决定性影响的金融危机则是韩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正是韩国的危机结束了印度尼西亚暂时的稳定局面，并最终使该国家完全崩溃，而且韩国危机的爆发也使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陷入了经济萧条之中。

　　要去了解这些危机的一般发生形式并不十分困难，首先是对冲基金对货币发起冲击，最终击垮了泰铢，接着是印尼卢比。由于这些对冲基金的冲击，美国的共同基金、三足鼎立国家（指美国、德国与日本）的银行以及其他金融公司都把资金从受危机影响的国家中撤出。随着资金的撤出，货币进一步崩溃，直接导致了两种影响：首先，因为西方金融机构不再进行放款，本地银行也就无法获得新的贷款，因而也就无法继续偿还它们的美元债务；其次随着货币的崩溃，以本地货币资源计算的美元债务的规模急速扩大。这种双重打击使发生危机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其他方面都受到影响，因为本地银行拒绝向工业公司提供新的贷款，使它们面临无力偿还债务的危险。其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个螺旋式下降的恶性循环，这种循环使得任何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赖以进行经济活动的金融体系面临着完全崩溃的危险。

　　东亚和东南亚在直到l997年的夏天之前的25年时间中，一直设法避免被卷入可被称为是美元—华尔街体系的两种如悠悠球般双面摆动的致命交叉铁丝网中：美元—日元—马克兑换率的货币性波动（造成贸易和投资关系忽而这边忽而那边，一直摇摆不停）；游资和短期贷款在该地区经济国家的金融中枢中心快速进出的金融性波动。该地区的国家政府对日元—美元兑换率的波动都毫无办法，它们只能调整本国的汇率政策和国内宏观经济条件，以适应兑换率的波动。但是那此屈于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本国资本项目和金融环节的国家，却在使本国经济和本国人民进入一个致命的圈套之中：游资和短期贷款的流入就像从天而降的甘露，因为它们似乎使这些国家能够避免受到货币波动的影响，同时这些国家通过向英美金融中心贷款，避免实施强硬的国内调整措施。但这其实不是甘露，只是诱饵。当该地区的金融环节接受这些的时候，它们就上钩了，它们就成了美国对冲基金的囊中之物，成了金融战中最易被击中的目标。对冲基金开始出击，伦敦和纽约一下子抽回了贷款额度，一个又一个经济国家被拖垮，它们扭动着、翻滚着，就像受伤的动物，被拖上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手术台。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东亚经济国家都直接卷入了这场危机，那些拒绝屈于美国压力、拒绝放松资本项目控制的国家有幸逃过了一劫，因为对冲基金无法对这些国家实行打击。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败是否会演变为一场灾难，这一点取决于亚洲发展模式受资本项目自由化影响的程度。那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了资本项目的国家和地区就没有受到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的袭击，如中国大陆、台湾、越南和印度。那些在关键领域实行自由化的国家发现，正是本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失败给了那些强大的投机性攻势以可乘之机。即使是并不存在严重宏观经济问题的香港，因为其资本项目实行了自由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也不断受到对冲基金的持续冲击。

　　尽管如此，就如在80年代南部的其他地区出现的危机中一样，英美领导人和其宣传媒体迅速在政治上对这次危机加以利用，声称亚洲国家在控制汇率波动和整体金融环节波动方面的失败，证明了东亚发展模式的彻底失败，同时也证明了英美资本主义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性。表面上这是一种十分理性的说法，但其实却十分荒谬。

　　综观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历史，我们可以把东亚危机视为是两种力量结合的产物，一种是华尔街金融力量的自发驱动力，另一种则是华盛顿政府的政治意图和政治计谋。随着危机波及到东亚整个地区，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局对于这场危机对全球的影响毫不担心，因为根据以往丰富的经验，它们很清楚地知道，南部国家的金融崩溃总会给美国金融市场带来繁荣景象，由此也会促进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对冲基金可望大量流入美国金融市场，降低美国市场上贷款的成本，繁荣股票市场，并促进美国国内经济增长。而当这些东亚国家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时，美国就能坐收渔利了。

　　但是罗宾、拉里·萨默斯和阿伦·格林斯潘犯了四个分析性错误。首先，他们未能充分了解这一事实，即东亚和东南亚所代表的不再仅仅是南部国家这一简单的概念，该地区其实是世界经济中一个活跃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该地区出现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会改变三足鼎立集团之外的经济国家之间的经济平衡，而正是这些经济国家为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些产品制造商们会发现他们出口产品的价格在下跌。对于这种情况本身，罗宾无须恐慌，相反，他可能还会为此感到高兴，因为南部国家商品相对价格的下跌曾经是美国非通货膨胀性经济景气的关键因素之一。

　　但是，如果罗宾对商品价格的可能下跌持赞同态度的话，那么他就犯了一个纯粹以美国为中心去思考问题的错误，而且他还忘了考虑商品出口价格下跌将会影响到的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由于过去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胜利，致使这些产品制造国的金融体系在结构方面存在着相当的脆弱性。美元—华尔街体系可能已经把像俄罗斯和巴西这些国家成功地转化为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利润源泉，但是这些国家之听以成为利润源泉，其原因恰恰是因为过重的债务负担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被大大地削弱了。由于亚洲经济危机的出现，这些国家和其他类似国家的贸易前景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而金融机构看到了这种危险之后，会纷纷撤离，这就会使这些国家真正地陷入深渊之中。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知道，美国金融体系内部的投机性机构只有通过不断地扩大规模，才能维持其巨大的发展，但是对于这一点，罗宾同样没能充分地了解。像阿尔巴尼亚的连续投机资金，这些投机性机构之所以能够承受因某些金融机构赌博失败而造成的损失，是因为大部分的其他金融机构有能力加进更多的投资，并能够获得新的收益。但是随着多种金融危机同时在许多地区的爆发，华尔街的投机性机构就会发现，一直向它们提供资金的银行会对持续发展失去信心，它们会害怕出现崩溃，所以就会拒绝继续提供信贷，而正是这种做法，导致了崩溃的发生。

　　由于这类分析性的错误，致使罗伯特·罗宾对于亚洲危机表现得不仅一点都不紧张，而且还十分兴奋、十分热心。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美国财政部会把这一危机视为一次历史性机遇，它们认为如果抓住了这次机遇，就能够改变美国资本主义的未来，牢牢巩固美国在21世纪的统治地位。这就是罗宾未能预见的第四个问题：罗宾自己在危机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们不会在这里去回顾整个东亚危机过程的各种细节，我们将只关注日本和美国政府对这场危机的反应，特别是在东亚危机的关键时刻——韩国金融崩溃之时——美国财政部的立场。接着，我们将从金融结构上去研究亚洲危机转变为I998年带有普遍性的国际金融恐慌的原因。最后我们将讨论究竟是否会存在一条有别于“全球化”的其他的道路可走。

东京的失败——一次摧毁性的失败

　　随着亚洲危机于1997年的7月和8月由泰国慢慢地波及整个地区，受害最严重的国家开始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美国政府拒绝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来稳定货币和金融体系，而且美国还牢牢地控制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月，在泰国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美国政府的反应就是派一个代表团前往曼谷，强烈要求进一步开放泰国市场，使美国资本能够更容易地进入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面临着一个决定性的考验，这种考验可能是日本50年来所遇到的最大的政治考验。日本可以承担起带领整个地区摆脱危机的重任，但是这样做的话，日本就等于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治权威性和美国主要的战略性运动发起挑战。然而，如果日本继续明哲保身，让克林顿政府主宰一切，那么对日本资本主义而言，后果可能会是十分严重的。已经处于严重危机之中的日本金融体系可能会由于体系本身在该地区过度的暴露而被拖垮，而美国很可能会充分地对日本的这一弱点加以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日本政府试图下定决心，以政治方式加以干预。它提出了一个计划，即由日本来管理一个亚洲财团，也就是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以稳定受危机影响国家的经济。这一全新的计划获得了该地区国家政府的强烈支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政府也支持这一计划，这就毫无疑问地显示了，中国和日本很有可能会结成联盟，而拯救泰国的计划正是日本政府试图建立这种联盟的产物。但是就在最后的关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插了进来，它们对这一计划施加影响，以阻止日本公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控制发起挑战。任日本政府仍然努力实现它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计划，它认为该组织能够筹集到l000亿美元的资金来源。正如一个分析家听解释的：“（美国）财政部官员因此认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远不止是一个馊主意：他们认为这是对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一种威胁。所以华盛顿不遗余力地阻止东京这一计划的实现，这一点丝毫不令人奇怪。”在这方面，克林顿政府得到了西欧国家政府的支持，它们与美国联手，发动了一场运动，对东亚和东南亚政府施加最大程度的影响，迫使这些国家政府拒绝接受日本的方案。《机构投资商》发表的一篇有关采访美国财政部拉里·萨默斯的文章这样写道：“美国和西欧认为日本打算把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在该地区实现霸权统治的一个步骤，它们对这一点十分在意，但又不愿意公开地讨论这一敏感问题，所以美国和西欧金融部门的官员们与东南亚国家的宫员们进行电活联系，在电话中，他们竭力说服该地区宫员，让他们意识到这一计划的不利之处，希望这一计划能够不了了之……

　　在印度尼西亚后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协议中，美国和西欧为了对抗来自日本的威胁，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到了1997年的11月，日本政府已丧失了信心，下再寻求为本地区开辟一条摆脱危机并能不受美国政府战略目标影响的道路。

　　围绕着日本这一最终失败了的外交方针，美国和西欧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极为戏剧性的外交活动，这些活动的详细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日本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失败，而这次失败是由美国在西欧的支持之下造成的。在整个危机过程中，西欧全力支持了美国财政部的决策，而西欧的这种做法，其背后的理论根据至今还是一个谜，但是这种理论根据对未来一定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美国政府对韩国的策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印度尼西亚的一揽子交易，在一段时间内确实似乎有一定的效果。1997年11月的第一周，迈克尔·康德斯十分自信地宣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成功地打破了该地区金融崩溃的恶性循环。

　　但就在那时，韩国的金融问题变得十分危急，而日本的金融体系也同时出现了恐慌的局面，一个纯粹的东亚金融危机正在演变为一个全球性金融恐慌，而这是第一个真正关键的时刻。韩国的经济规模相当巨大，把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经济相加，其总值仍然小于韩国的规模。韩国危机在1997年11月和12月间的发展造成了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经济的崩溃，并促使这场危机波及到了俄罗斯、拉美以及西方的金融中心。

　　但是1997年末韩国危机中的主要角色并不只是也并不主要是国际银行和韩国银行，这场危机的最终结局是由美国财政部的罗伯特·罗宾和拉里·萨默斯谱写的，他们毫不掩饰，在韩国问题上他们操纵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1]他们决定，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操纵的问题上，不应该再使用过去50年中一直使用的老方法，而应该使用适合21世纪的新的运作方法。对美国政府而言，韩国将是这种运作方法的第一个试验品。

　　正是美国政府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施加影响的行为，使组成所谓“华盛顿共识”的部分国家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之所以会出现有关美国政府所起作用的争论，其原因是美国制定的有关韩国危机的政策不仅不适合于稳定韩国圆和韩国银行体系，甚至也不适合于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相反，这种政策把美国的全球统治目标作为一种驱动为，来对韩国内部的生产社会关系进行转化，而且为了实现这种转化，甚至甘愿冒着加深韩国危机、持续国际金融恐慌的风险。

　　在像韩国发生的这种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贯的任务就是稳定汇率，同时以某种方式安抚国际金融市场，使它们对韩国银行的偿债能力有信心。这两种同时进行的运作将会使韩国国内经济活动有足够的时间得以继续下去，这样也就能够创造出进行银行体系重组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条件。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次针对韩国的方案根本不是为恢复投资者对韩国的信心而设计的，也不是为了激活韩国主要经济机构的经济活动而设计的。相反，这是一个韩国国家内部的转型计划，这种计划最终会削弱投资者对韩国资本主义机构的信心。

　　对韩国圆的冲击开始于l997年11月6日，正是在这一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总裁康德斯解释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有关印度尼西亚的一揽子计划已成功地打破了亚洲经济动荡的恶性循环。在11月6日到11月17日之间韩国政府试图采取措施保护韩国圆，但最终在17日放弃了努力，并连续三天关闭了外币市场。在11月20日，韩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说服日本银行向韩国提供短期贷款，但是这时东亚危机已经使在该地区有大量业务的日本金融机构也陷入了危机之中：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山一证券将会在四天之后倒闭。所以，日本政府也陷于瘫痪之中。第二天，即11月21日，韩国政府宣布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一个拯救方案。

　　接着韩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了整整两个星期的谈判，到了12月1日星期一，双方仍未能成交：它们无法达成一致的是第二年的增长目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关闭12家商业银行的要求。第二天，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阿伦·格林斯潘说，亚洲危机很可能会改变由政府指导大笔投资的局面，而加速实现一种鼓励更多私人投资加入的新体系，这是一个十分明确的声明，即美国要求彻底摆脱韩国的资本主义模式。最后，在12月4日，韩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达成了援助金额高达570亿美元的协议。

　　美国财政部的高级官员们非常清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韩国方案与通常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有所不同，这次是一种新的东西。正如《金融时报》所报道的，该方案是由“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精心设计的一种策略，而且美国官员非常自信地声称，‘针对21世纪第一次金融危机，这一策略能够提供真正适合21世纪的解决方法’”。在部长拉里·萨默斯的领导下，美国财政部人员在马尼拉制定了这一策略的各种细节条目。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在汉城入住的是同一家宾馆，就在这家宾馆的一间套房内，他们完成了与韩国政府进行的极其艰难的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该地区的官员们似乎准备与韩国政府缔结比较宽松的条件，但是由于美国财政部官员的干涉，他们最终没能这么做，而美国人在这方面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总裁迈克尔·康德斯的支持。

美国制定的适合21世纪的解决方案：
改变韩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韩国方案具有两大部分的内容：

　　（1）保护贷方利益并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2）韩国经济管理和社会改革。

● 保护贷方利益并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这部分方案的中心点当然是七国集团国家和多边组织向受韩国债务危机影响的西方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当然正式而言，这些资金是提供给韩国政府的，目的只是希望这些资金能够直接回流到韩国私人放款者手中。因此，那些曾经向韩国市场大量放款，接着又突然抽回资金的西方放款者也应有所回报，回报的方式就是《金融时报》的资深评论家听说的“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钱进行大规模的救援工作”。

　　但是，七国集团国家和多边组织所提供的贷款金额并不能完全解决韩国短期债务问题，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中的大部分资金——例如，美国财政部筹集的资金——原则上是不能用来偿还这类债务的：协议指定这些资金是最后的备用资金。所以，制定这一方案时就预见到韩国政府会及时采取措施，创造本国的还贷资金来源，为此韩国政府大幅提高本国利率，同时大幅紧缩国内财政政策，以改善本国金融状况。除此之外，韩国政府别无它法，韩国政府不得不把短期贷款的利率调高到21%以上，实际利率为15%；同时将紧缩财政政策，幅度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5％。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银行就准备向韩国政府以惩罚性利率提供一笔新的贷款，这笔贷款的规模将非常巨大，足以填补国际援助方案中亏空的部分。

　　所以要保护西方放款者利益的话，很可能就要让韩国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最终演变为韩国国内整个金融体系的彻底崩溃。当国内金融危机发生时，政府的经济任务就是向银行系统注入更多的资金，并降低利率，以恢复银行系统的贷款信用，并重新刺激工业部门，使工业部门也能重新恢复贷款信用。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却为了解救西方放款者，要制造一场更为严重的韩国国内危机。用《金融时报》马丁·沃尔夫的话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的是“一种强硬的、针对经济活动的毁灭性紧缩政策……如果问题是债务通货紧缩，明显地放慢经济发展速度一定会使问题更加严重”。“与医生用放血的方法治疗病人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并不见得好到哪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确实包括了许多进一步的要求，这些要求将会加剧韩国国内的危机：韩国圆与美元的比价下跌了30%，汇率的下跌一般会自动大幅度抬高韩国国内价格，但是尽管如此，韩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必须维持在5%。在另一次颁布的紧缩政策中，韩国银行被要求迅速与国际标准接轨，为了做到这一点，它们不得不建立资本基础和坏账准备，这样就无法再向工业部门提供贷款，直接造成了一次严重的贷款紧缩。马丁·沃尔夫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有关这一方面的政策作了如下的概括：“结论是：不管韩国公司和银行现在面临的问题有多严重，很快它们的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后来发生的情况证明了这一预言是完全正确的。《金融时报》1998年5月的一篇社论指出，“情况证明（东亚危机）的危害比许多人预计的要更加严重。在以前最重要的是重塑公众对市场的信心，而现在如何对付经济衰退似乎显得同样紧迫、同样重要，我们没有必要去支持那种最终会使病人致死的治疗方法。”

● 社会改革和外国资本准入措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韩国方案中之所以会存在导致韩国经济进一步衰退的因素，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国际社会要不计代价地要求韩国偿还债务。很显然，该种方案的设计意图是要建立必要的韩国国内经济激励框架，以便对韩国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全面的重组，彻底摧毁罗伯特·韦德所谓的韩国所采用的亚洲发展模式。《金融时报》的一篇社论对韩国方案的总体目标进行了说明：“对韩国来说，这标志着曾经带来巨大经济发展的统制经济时代的结束。但是这场危机显示了，（政府）干预主义条件是无法与向国外自由融资这一点共同存在的，而既然韩国必须向国外借贷，那么就别无其他选择：韩国必须在制度上实现自由化。”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韩国的家族企业将转化为西方模式的公司，把实现短期利润作为首要追求的目标，通过发行股票和内部资金积累来进行进一步的投资。这样，就如《金融时报》所指出的：“银行借贷的减少将迫使（这些家族企业）转向资本市场，这样，随着公司透明度的增加，随着家族所有者的放权，这些公司将受到投资规律的约束。当然这一过程将伴随着极高的代价……”

　　经济紧缩措施是以沉重打击韩国家族企业为目标设计的，所以，这些措施之一就是特别禁止市政工程项目，而以前韩国政府一直利用市政工程项目来支持家族企业，因而许多家族企业一直从事着这些政府资助的项目的建设。

　　与推翻韩国发展模式的努力相结合的，是要求韩国采取彻底的门户开放措施，使外国资本能够最大程度地进人韩国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强烈要求韩国更迅速、更全面地开放市场，使外国资本能够在银行和公司这两大环节自由出入。具体而言就是，对于外国资本对韩国金融机构和韩国国内资产的投资，韩国政府放松控制，实行自由化政策；必须向外国投资者开放韩国国内的货币和证券市场，必须放松对韩国公司向国外借贷的限制，从1997年12月起，对韩国公司中外国所有者所持最高股份的限制必须从26%提高到50%。此外，也必须向日本产品提供更大的韩国市场（以前，由于日本对韩国的巨大的贸易顺差，日本产品对韩国的出口一直受到限制）。根据协议，协议签订的第二天（12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韩国提供55亿美元，而且如果对韩国国内改革计划的初审结果令人满意的话，那么在12月18日，又一笔金额达36亿美元的援助将拨给韩国政府。

美国政府努力寻求适合21世纪的解决方法，但以失败告终

　　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韩国政府最终对外宣布达成了协议时，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都如释重负，但是好景不长，24小时还没到，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当国际公司仔细地研究了这份协议之后，它们纷纷惊恐万状地撤离韩国，以致在协议签订的第二天，韩国整个国家陷入了进一步衰退的旋涡之中，但是对于这一点，美国财政部表现得既不吃惊，也不惊慌。确实，它们曾经在方案宣布时指出过，它们并不指望人们会很快恢复对韩国市场的信心。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的缘故，韩国危机进一步加剧，但是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仍然坚持这一方案，并对这一方案充满信心。

　　在12月5日，也就是协议签订的第二天，韩国圆又开始下跌；到了12月8日，与3日相比，韩国圆已下跌了16%。韩国圆下跌的原因用简单的算术方法就可以解释清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并没有涉及韩国短期债务的偿还问题，而新一轮的恐慌又蔓延到了整个地区。12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显示韩国方案将要求韩国关闭一些大的商业银行，而这又引起了新的恐慌。11日，整个地区的股票市场损失惨重，^[2]而且股票市场的这种恐慌又波及到了华尔街和拉美国家。12月12日，韩国圆对美元的比价跌至1891.4:1，而9天前，宣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时，韩国圆对美元的比价还是1701:1。总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于稳定韩国经济的方案名不副实，这一方案只是使韩国经济进一步动荡。

　　但是美国政府不慌不忙地表示，美国政府并不准备改变立场。财政部长罗宾指出，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绝对是重塑金融市场信心的关键”。这样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在过去，对外宣布达成了援助方案的协议，这一点理应就能够对出现支付困难的经济国家起到稳定作用，至于方案实施所带来的效果则是第二轮的。但是罗宾却在说，只有对改革方案进行了第一轮的实施之后，人们才会恢复对韩国的信心，韩国的经济才会稳定。美国财政部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们声称，韩国必须首先实行改革，然后才能与国际社会讨论获得新的货币援助的问题。只有当韩国能够坚持按照协议规定的进程实行国内改革，那么到1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会再次向韩国提供金额达56亿美元的援助。

　　但是在12月12日星期五，随着卢比在一天之内下跌11%，一周之内下跌22%（一年为54%），印度尼西亚危机变得十分严重。^[3]同时，汉城的种种迹象表明，韩国准备放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交易，对私人环节中的债务问题采取拖欠不还的策略。韩国可能欠债不还这一威胁的出现，引起了华尔街和伦敦的一片恐慌，它们害怕这会导致国际金融体系出现危及整个体系的严重危机。

　　只有到了这个时刻，美国财政部才真正慌了神，并不再宣扬它的“适合21世纪的解决方案”。12月15日星期一，美国财政部放弃了一贯坚持的立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其执行董事会将会在那一天考虑更迅速地向韩国提供更多的资金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称，这样做是在回应韩国政府的要求，但是韩国政府官员却表示他们对任何这一类的要求并不知情。换言之，“这种要求”似乎来自华尔街。第二天，韩国圆对美元的比价上涨了16%，股票市场的涨幅几乎达到5%，而且整个地区的资产市场也有了复苏。12月16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改变了自身政策制定的指导方针，没有按照美国国内指数所要求的那样提高利率。到了12月17日，日本政府宣布减免金额达150亿美元的税收，给日本经济打了一针强心剂。美元对日元的比价大幅下跌，而同时整个亚洲地区的股票市场暴涨。12月1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韩国支付了35亿美元的资金援助，这是所签订的贷款方案中的第二笔贷款，尽管这时韩国并未完全按照所签订方案中的改革进度表实施国内改革。

　　然而危机仍然没有过去。在12月22日，也就是在穆迪评级代理机构降低了韩国债券和货币的外汇上限之后，韩国圆对美元的比价从19日的1550:1跌至1750:1，东京和纽约的股票市场也同时下跌。12月23日，世界银行向韩国提供30亿美元的贷款——这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制定的援助方案中世界银行应提供的部分。到了12月24日，美国金融市场仍然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金融机构害怕韩国仍会宣布暂停偿还债务。《华尔街时报》报道说，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制定的援助方案中的一部分，美国应向韩国提供的50亿美元，原本是作为一种替补性的资金，在最后关头才使用的，但现在很可能会由于韩国的违约行为，而无法得到偿还；报道还指出，美国银行正在讨论对提供给韩国私人金融机构的贷款进行重组，提供债务偿还准备条件。这一天的晚些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和其他12个国家的政府共同承诺提供新一轮的金额达100亿美元的贷款，但是它们同时指出，国际商业银行是否同意对韩国金融机构进行重大的重新安排，这一点对韩国的复苏十分关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将在12月30日再向韩国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作为210亿美元中的一部分），而且还将在l月8日再提供20亿美元。美国和其他12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宣布，到l月初，它们将提供80亿美元（作为它们承诺的240亿美元中的一部分）——这部分钱是承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在这80亿美元中，美国提供17亿，日本提供33.3亿。^[4]美国财政部部长罗伯特·罗宾说：“这是一件世界性的大事件……对于处在第二条防御线上的（七国）工业国家和其他国家而言，离开第二条防线，走上前去提供援助，这似乎是合适的行为。”他所指的“世界性的大事件”并不是韩国危机，而是指由于无法承受美国财政部对韩国的政治方针策略的压力，美国金融市场面临着的崩溃威胁。

　　美国财政部所作的政策让步，实质上是一次严重的政策失败。正如《金融时报》的报道所指出的，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意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级织、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政府再追加金额达100亿美元的援助这一关键性决定，以及要求银行进行债务重组的决定，这些都是重大的政策变更，都将会对未来金融危机的解决方法带来重大的影响……‘事实是，我们的官方部门面对韩国欠债不还的情况，也毫无办法’，国际经济学会的高级经济学家莫里斯·戈德斯坦说道。”美国财政部本身则声称，这并不是政策让步，额外援助的提供、美国私人银行参与对韩贷款的重组，这些都是有进一步的限制条件的，这些限制条件就是要求韩国更快地、更深入地对其资本主义体系进行重组，但是公众并不这样看。

　　美国政府政策的退让确实阻止了韩国，使之放弃了采取不履约策略，但是它并没有终止范围更广的金触恐慌：印度尼西亚最终出现了全面的信贷危机，而且事实上也出现了全面的债务拖欠。整个地区正飞快地陷入更严重的经济萧条之中，接着亚洲危机的影响就会波及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像俄罗斯这些产品制造国，这些国家会发现国际市场对它们出口产品的需求将下降，这样它们国内就会出现汇率和金融危机。

　　但是这一主要事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与韩国货币和债务有关的私人金融市场上出现了恐慌，而美国政府试图对此加以利用，使之成为一种政治杠杆，以便进一步实现其在韩国的政策目标。而正是美国金融市场上的主要金融公司对美国政府施加了压力，要求政府稳定韩国经济。当然要让美国财政部坐下来与私人银行协商，对韩国的私人金融贷款的重组问题取得一致，这会让财政部感到十分尴尬。但是对美国和其他西方银行团体而言，能与美国财政部一起对韩国债务进行重组，十分令人宽慰，因而银行团体对此都表示欢迎。

　　随着亚洲经济国家都慢慢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该地区l998年发展前景的预测被证明与现实相差甚远，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其中印度尼西亚最为严重。但是美国一直希望能够借着危机的发生，为本国资本获取大笔收益，这一希望似乎有可能得以实现。就韩国未来整体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引发的战争没有平息的趋势，这场战争最终的结果将是什么，这一点还很难判断。

　　但就在1997年12月，美国资本已经在期待着能够在韩国市场上大展一番拳脚了。12月27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说，“对外国买主来说，现在的韩国公司己经成熟了，购买的时机已经到了。”1998年1月25日的《洛杉机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美国公司在韩国看到的机会就像是火灾中受损物品的减价出售机会一样。”《芝加哥论坛报》在l月18日的报道中写道，“一些美国公司不顾一切地冲向亚洲。”同时《华尔街时报》还报道了可口可乐公司对韩国和泰国公司的收购，文章的标题是“虽然有些人在亚洲遭受了损失，但是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却看到了机会”（2月6日）。从美国公司对亚洲资产的控制这一角度来考虑的话，那么美国的收获已经十分巨大。正如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秘书长野中广务在1998年的夏天所说的，“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正在入侵亚洲市场，亚洲已经开始了某种形式的殖民化。”在1998年的前5个月中，美国公司收购的业洲公司的数量是以往任何一年的两倍，总的费用支出为80亿美元。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公司的主要目标是日本金融体系，然后是韩国和泰国，在韩国的目标主要也是在银行业和金融业。证券数据（一家总部在美国的监控机构）把资产收购的热潮形容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欧洲公司，特别是英国、德国和荷兰公司也非常活跃，共投资约40亿美元用于收购亚洲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大西洋国家的手中。拿哥德曼·萨克斯的话来说，就是步伐“显然在加快”。同样，保罗·克鲁格曼指出，在众多行业，包括在一些人们认为美国不具备竞争优势的行业中，美国大量收购企业，这一现象显示了这些廉价交易是金融危机导致的竞争弱势的产物。

从亚洲到范围更广的世界其他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大的投资银行对于由罗宾和萨默斯（背后有联邦储备局的阿伦·格林斯潘的支持）发起的这场运动并不持欢迎态度。华尔街之所以不喜欢罗宾这种激进的路线，理由很简单：罗宾的这种行为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环节中引起了恐慌，致使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经济走向毁灭，并使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环节中的一些重要的投机公司濒于倒闭。事实证明美元—华尔街体系和亚洲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环节在1998年出现稳定局面，其实只是一种暂时的平静，因为东亚发展中心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决定了一点，即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产品市场的影响势必会间接地反作用于华尔街。

　　这就是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未能预见的美元—华尔街体系与亚洲之间的一种联系。就像过去常常发生的一样，亚洲危机最初所带来的影响对美国经济中的一些重要部分是有利的，像债券和股票市场。亚洲的外逃金融资金大量流入纽约，使纽约市场上的债券收益降低，这样就让股票市场上的股票投机活动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吸引力。

　　但是在1998年的最初几个月中，情况确实变得很明显，东亚和东南亚正慢慢陷入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而且由于该地区是最活跃的世界产品经济中心，这种经济衰退很快便影响到了那些为世界经济提供如石油之类关键产品的经济国家。石油和其他商品的价格迅速下滑，很快便给像委内瑞拉、加拿大，当然还有俄罗斯这些产油国造成了困难。在1997年9月到1998年9月的这一年间，石油的价格下跌了33%，小麦的价格下跌了39%，铜下跌了22%。商品期货价格的主要指标——包括了17种商品的CRB布里基期货指数——在这一年间下跌了18%。所谓新兴市场的绝大部分出口都是产品导向的，而且由于大部分的这些新兴市场都负债累累，它们的金融体系和货币十分脆弱，很容易受到经常项目大幅下跌的影响。由于这些原因，危机就渐渐扩散开来。

　　这场危机的第二个决定性阶段，同样也是美国财政部面临的第二个考验是俄罗斯的崩溃。这一次又达成了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而这一方案同样又并不合适。美国财政部本可以在最后关头才介入其中，提供某种紧急援助的，如果它当时真正了解了它所处的情况的话，它肯定会这么做的。但是，罗宾又再次未能真正了解局面，他只是用一种投机商的眼光看待俄罗斯。六年来，俄罗斯的资产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利润来源，但是俄罗斯经济却是灾难性的，一直在持续恶化，一直在无限制地萎缩，已经到了规模极小的地步，在世界经济中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所以，罗宾一定就此推论，何必去为卢布的崩溃问题绞尽脑汁呢？

　　但是罗宾忽略了两个事实。第一，俄罗斯的精英阶层远非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者。第二，由于美元—华尔街体系主宰世界经济长达二十多年，致使世界大部分国家的金融体系十分脆弱，不堪一击。从80年代起，几乎在每一次金融危机中，出现危机的国家的政府都会认为拒付债务的风险太大，不应实施，它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都是基于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它们的金融体系只不过是与国际经济有着多方面联系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神经中心，简单地拒付债务将会使国家面临在一段时期内被排斥的危险，进而危及到整个经济诸多方面的利益。但是俄罗斯却不同，在整个90年代中，俄罗斯的国家经济生活就是灾难性的、持续性的经济衰退。俄罗斯确实有着一套彻底“现代化”的、国际化了的金融市场，但是市场上的价格却与俄罗斯的实际经济活动完全脱节，所以该市场纯粹是买卖所有权的投机性市场；而且俄罗斯的银行也同样如此：这些银行要么积极地以金融形式把资源抽离俄罗斯经济，注入英美金融中心，要么从事纯粹的投机活动。俄罗斯与世界产品市场惟一的重要联系是能源和战略性原材料。

　　所以，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提供的七月方案失败、新的西方资金援助又不见到来的时候，卢布就快要直线下跌了。这一次，索罗斯甚至都不需要进入卢布的期货市场，他只需要开口说卢布将会下跌，卢布就真的下跌了。但是出乎意料的却是俄罗斯政府的反应，当时俄罗斯政府没有寻求协商，没有要求更多的帮助，只是简单地终止了对向国际投机商发行的债券债务的偿付。俄罗斯政府对此的声明是，虽然西方投资者以为它们拥有按某个利率计算的短期政府债券，但其实他们错了，他们现在拥有的是按一个低得多的利率计算的长期债券。而且虽然西方投资者们以为他们通过从俄罗斯银行购买衍生工具，对冲了与他们所持有债券有关的货币风险（卢布崩溃的风险），但其实他们又错了。他们不可能拿到钱。

　　因为叶利钦政府所代表的是极少数的把资金安全地置于英美金融中心的那部分投机商的利益，所以俄罗斯政府的上述策略完全是一种合理行为。俄罗斯国家的财政基础是如此之狭隘，换言之，俄罗斯的财政基础在本国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的根基是如此之薄弱，以至于就算把一点微不足道的税收资源都支付给债券持有者，对俄罗斯而言也是一种自杀性行为。而且俄罗斯和整个世界经济之间的生产性联系同样也是微不足道的。

俄罗斯的违约行为，以及在20年的美元—华尔街体系
的主宰之下，不断被削弱的经济国家的脆弱性

　　俄罗斯拒绝履行偿债义务，这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因为在整个世界上，有许多经济国家，其公共部门和银行系统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货币金融的不稳定和种种危机之后，负债累累。而且这些债务不像以前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危机中那样，都是中期银行贷款，现在的债务是以证券的形式——债券和股票——出现的，而目与美国放款者和共同基金的利益非常吻合，一有问题，它们就可以立即抛售，逃避市场风险。

　　然而在俄罗斯采取不履约策略之后，美国放款者和共同基金所面临的问题是：现在该不该抛？俄罗斯的行为可能不会传染给同样有着由短期债券组成的大量公共债务的巴西，但是如果巴西真的也同样拒付，那该怎么办？这将会影响整个拉美地区，以及其他范围更广的地区。因此，这此投机性投资商就有充足的理由谨慎行事，撤出资金，但是这样做的话，当然就会诱发他们一直在防范着的危机的爆发。所有这些想法突然升始在改变着整个世界证券价格的形式，而这种突然改变似乎就是造成美国的一个主要金融机构——所谓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冲基金——最终破产的原因。该机构一直把赌注压在它所谓的毫无竞争对手的单匹马竞赛上：随着1999年1月货币联盟逐渐形成，意大利债券市场将会与德国市场结合在一起。但是俄罗斯的不履约行为突然使意大利债券市场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尽管当时离欧元的启动已经越来越近了。

　　但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危机迟早是要发生的，而以拉美金融体系所承受的压力也是由于世界金融市场之间以游资的形式逐步加强联系而引起的。游资之间的联系本身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核心经济国家的投机者而言，要进行长期投资的话，世界经济的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变得太脆弱、太危险了。此外，当然还有权力关系在起作用。急于偿还债务的国家政府会接受华尔街提供的任何形式的帮助：如果华尔街提供的是游资的话，那就接受游资。但是这种权力关系本身就反映了核心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存在的根本上的经济弱势和脆弱性，如果这些经济国家的依赖性不是那么强的话，那么华尔街也不会变得势力如此强大。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研究这种依赖胜的根源时，我们发现根源在于，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世界许多经济国家的发展道路由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兴起而被迫终止，致使许多经济国家陷入了使其经济长期衰退和脆弱的经济危机之中。

　　而美远—华尔街体系本身也同样影响了美国经济本身。由于该体系打开了拉美国家市场，并加强了美国对该地区的出口，美国因此能够“受益”于该体系。到了1998年，大约一半的美国出口是面向拉美市场和亚洲市场的，对于面临着日本和西欧竞争性挑战的美国产品生产部门而言，这是一条非常方便的逃避竞争的路线。美元—华尔街体系向美国产品生产部门提供了另一条途径，使其无须提高本国的生产力水平，也无须对美国经济中储蓄和生产性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重组。而且美元—华尔街体系还具备另一种“有益的”效果：它提供一些渠道，使得普通的美国人也能参与投机—放款体系之中，这种体系的势力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渗透到世界其他经济国家的内部。1994—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就非常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时代》杂志当时解释道：“许多美国人在上周发现，尽管华尔街和整个美国社会之间一直存在着理论上的争论，但其实华尔街早已介入了整个美国社会，在墨西哥面临危险的不仅仅是美国银行和大型的投资公司，还有许多共同基金，这些共同基金的拥有者是千百万的小投资者，他们希望能够用毕生的储蓄在像墨西哥这类新兴市场上赚取两位数的收益。‘这不单是帮助华尔街摆脱困境的问题，’一个国会工作人员对（援助方案）评论道，‘这是要帮助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摆脱困境，而这意味着帮助普通的美国人摆脱困境。’”

　　《时代》杂志对这些事实的论述是正确的，但是美国经济中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出现了强有力的投机力量的发展，这是由于受到了美元—华尔街体系演变的强烈刺激而造成的。到了1998年，由于巨大的投机活动渗透到整个社会之中，这就造成了许多假象，致使美国经济迅速膨胀：尽管经历了1998年的下跌，股票市场仍是泡沫经济中的主要形式。

　　15年来，尽管也有过一些引人注目的中断时期，但美国经济仍一直持续着牛市，这一点已经绝对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在最近的15年中，资产价格上升了10倍；就飞涨的资产价格而言，股票市场在近3年中所创造的账面财富比过去30年中创造的还要多。在这3年期间，标准普尔500种股票价格指数所显示的累计收入达111%，计3万亿美元。到了1997年的春天，美国股票的价值最终超过了约8万亿美元的美国年度经济产值。保罗·克鲁格曼对此是这样表达的，只有“当美国经济已有了充分的准备，有能力保持几十年的超常发展”时，我们才能为股票价格的这种飞速上涨找到合理的解释。在美国的许多地区，房地产业的泡沫经济也不断发展，到了1998年的10月，已有证据显示，这种泡沫即将破碎。

　　而现在整个的美国经济都陷入了泡沫之中。哥德曼·萨克斯公司的美国经济研究所所长这样描述道：“股票市场在保持（美国经济中）的这种良性循环的完整性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极为重要，再怎么夸大都不为过。”整个美国社会和华尔街的银行体系，以及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都陷入了泡沫经济之中，此外还有涉及范围非常之广的普通美国人。美国家庭私人债务的比例高过以往的任何时期，大部分的美国中产阶级都借款投资于泡沫经济。

　　利维经济研究所的大卫·利维对美国股票市场上虚构信贷资金和投机性力量的无限制扩大是如何在1998年初期维持着美国经济繁荣这一点上作了如下描述：在最近5年中的4年里，消费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个人收入的增长，这是扩大利润额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l997年的个人储蓄率是3.8%，是50年来的最低水平。消费者借贷市场的繁荣致使在90年代中期支出超过了收入，但是到1997年，美国家庭所面临的债务和债务偿付负担是创记录的，美国家庭背负的债务前所未有地达到了家庭税后收人的85%。信用卡的债务拖欠比例接近以往任何时期中的最高值，私人破产的比例也不断刷新记录。“由于人们对股票市场上的收益有着非常乐观的看法，这就造成了无节制的消费行为。”不仅是因为证券投资给消费者带来了收益，而且还因为消费者对未来收益有着良好的预期，所以他们的消费行为呈现出无节制的状态。“在战后的任何时期，我们都不曾看到过消费者受股票市场的影响如此之大。”

　　在被克林顿视为是他迄今为止最大的国内成就（控制美国预算赤字）的实现过程中，股票市场的投机活动也尽了一份力。财政部收到的有关资本收入的税收收入从1995年的440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1000亿美元：这是美国证券市场上投机性交易规模的一个直接显示。

　　但是到1998年的10月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即将会出现金融危机。美国的金融体系中已经开始出现了信用危机，负债机构很难筹集到新的资金，如果这种信用危机波及到整个美国社会的话，那么整个美国社会的需求便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急剧下跌。总之，在创作本书之时，美国人民正处于被卷入金融崩溃旋涡的危险之中，而这种崩溃正是由美国人认为是标志着更好未来的投机繁荣造成的。

　　当美国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在l998年9月底插手拯救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时，人们由此就了解到了被渐渐称为全球化的这一现象中最关键部分的弊病。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伦·格林斯潘通过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拯救行动，向公众传达了一整套简单清晰的信息：由于联邦储备委员会只有在出现“整体性危险”时才会介入，因此，目前整个美国信贷体系的安全正受到单个投机性对冲基金的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围绕美国金融中心所进行的运作实际上受制于一些主要的投机公司；几十亿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信贷体系运转的普通百姓，他们的未来利益受到了几个从事无节制的、不计后果的投机活动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的侵害；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应改变宏观经济政策，降低利率，以帮助挽救一个位于开曼群岛上的公司。全球化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

　　当我们还在接受和消化这一整套信念的同时，格林斯潘又在继续传递着更多的信息，他并没有开始着手关闭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他也拒绝了一家大型的中西部投资公司的华伦·巴菲特提出的接手该公司以帮助解决困难的提议。相反，他召集了美国所有的大型投资银行来对该公司进行无限期的共同管理，从而形成了一个最大的投机性机构，就如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母公司一般。所以美国众议院银行和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詹姆斯·里奇评论道：“那些共同管理着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银行就像卡特尔一般共同上作，它们构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强有力的金融力量，它们的行为准则是利润挂帅，而非国家利益标准，因此，不论好坏．它们都会影响到民族国家的利益。”里奇的评论完全正确，这一点我们早在1998年秋天就已经了解了。一小部分像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样的美国公司机构已经充分显示出了它们向民族国家发起全面金融战的能力，它们可以令一个国家陷人经济崩溃，让几千万人陷入贫困之中。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这种方法可以摧毁世界上的许多小型经济国家，尽管这些经济国家也具备它们所谓的“基础经济”，但它们的基础远不如这些对冲基金的来得牢固。

　　这些最大的投机性组织中的大部分完全不受制约并且其活动也完全不具透明度，因为这是阿伦·格林斯潘和美国财政部部长罗伯特·罗宾所希望的，这也是格林斯潘在处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中向公众传递的最后一条信息。他声称无法对这些对冲基金进行规范管理，因为如果对它们进行约束的话，它们就会逃离美国，去到像开曼群岛这此地方！所以，他建议应该采取措施，使部分对冲基金的目标，即南部国家的余融体系更具透明度。正如《金融时报》的一篇社论所说的，这样做只会使这些国家更无法抵御投机性袭击。

　　要让主流经济学家面对这一奇怪的现实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我们知道，如果某一个金融体系中的家主要的大银行倒闭的话，由于它不再能履行偿付债务的义务，它就会拖垮其他银行，而且，这也会在储蓄者中间引起恐慌，因为储蓄者们发现存在银行中的钱会被一笔勾销。但是如果一家在证券市场上或在外汇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投机商倒闭，情况就不同了。这些投机商进行投机活动，其实就是通过对一个市场上的价格动向或两个市场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赌博而赚取利润，我们知道这种投机活动是股票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以及所谓的衍生物市场——由更基本的市场“衍生”出来的票据市场——所特有的交易活动。但是我们把投机活动理解为漂浮在这些市场上空的泡沫，这些市场作为“资本市场”，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确保了资本流向赢利最多的环节和地区。所以，如果一个投机经营公司因为下错了赌注而破产，这既不会影响到这些市场上的主要运作活动（人们一直以为这些活动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出了一个经济国家的真实发展趋势），也不会影响到向政府和公司环节提供信贷的银行体系。

　　然而格林斯潘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拯救行动却显示出了另外一种情况。人们发现美国主要的大银行一直在向投机性对冲基金提供巨大的贷款，而且，它们一边这么做，一边还在声称它们对像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类投机公司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从事的投机赌博活动毫无兴趣。而且这种贷款形式已经成为美国银行体系中关键机构的主要运作特点，而多年来，联邦储备委员会对此一定早已十分了解，参议院只要通过一项简单的提案，就能禁止这类形式的借贷，但是美国政府对此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些毋庸置疑的结论：第一，在美国金融业和美国政府的领导者看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规模巨大的投机性活动从根本上而言是安全的。第二，这样做，赢利也是极为丰厚的。第三，这是与这些国际金融市场保持联系的一条合理的途径。第四，无论如何，这种方法一定是对美国经济的发展有利的。

　　上述这些结论其实很难成立，也只有当从事这种投机活动的美国金融界巨头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国际金融市场时，这些结论才似乎有那么一点正确性而言。但是最初这似乎不大可能，因为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具备下列全部条件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一个条件是，美国金融界巨头们必须拥有巨大的市场力量以及巨大的可动用资金，能够决定这些市场上价格的短期走向，但是如果它们之间存在竞争的话，那就会互相抵消各自的实力；所以第二个条件就是，它们相互合作，不管是把所有市场瓜分成不同区域，还是共同进入某一个市场；第三个可能存在的条件是：它们可以各自收集或共同收集这些市场上未来情况的内部信息，这些信息将能够使它们胜出。

　　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情况来看，这三个条件似乎同时存在。首先，该公司能够动用的资金规模确实十分庞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显示，对冲基金能够动用的贷款金额是其本身资本的20倍。但是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调动的资金是其具备的26亿美元资本的250倍，计6500亿美元，这样巨大的资金足以左右任何市场上的价格。第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其实是一个卡特尔组织，由美国所有最主要的投资银行，再加上欧洲最大的银行——瑞士联合银行共同组成，所以，竞争就不再是一个重要问题。第三，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似乎建立起了非常良好的内部信息的收集渠道。参议员里奇指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与政府部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该公司在意大利证券市场上兴风作浪的同时，意大利中央银行竟已成了该公司的一个大投资商！这真令人震惊。因为意大利银行所采取的行动（和所发表的言论）能够直接令意大利证券市场上的价格向某一方面倾斜，所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意大利银行的合作看上去就是一种成功的结合，尽管这种结合应当受到谴责。但是事情还远不止这些，根据欧洲最大的银行——瑞士联合银行1996年的一份内部报告，当时不少于八个国家的国家银行都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战略性投资商”。后来被路透社获得的这份报告指出，当时存在着阴谋串通，因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与这些国家银行的联系为其“打开了一扇窗，使其能够了解这些战略性投资商所处的国家内部正在进行着的结构性变化”。这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其实就是指该公司当时掌握了足够的内部信息使其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所以当瑞士联合银行读到这份报告时，就决定要“参与一部分的行动”，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成功的最后一点构成要素是它的公关管理。深受新古典主义理论影响的记者、学者和小型交易商们，由于他们熟悉了新古典主义对金融市场运作规律的解释，所以就很可能会提出下面的问题：既然是市场而非交易商决定市场价格，那为什么像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样一个投机公司有足够的自信肯定能赢？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答案是，这要归功于由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设计的最先进的电脑软件。

　　实际情况是，即使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电脑中心停电的话，该公司也照样会赢利，要击败这一所有对冲基金中的龙头老大，需要所有最强烈的“外来震波”的共同作用，就像1997—1998年间冲击整个世界的震波或系列震波一样。对于产生出像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样的投机公司的体系而言，这些其实并不是外来震波，这些震波产生于慢慢被人们称为全球化这一现象的内部机制的演变。

全球化的辩证性畸形发展

　　美国金融体系的最高层竟然是由一小部分对冲基金组成，而美国银行向这一小部分对冲基金提供了几乎无限制额度的贷款，这些都意味着在20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时间里，全球化已经以一种辩证的方式走到了尽头。全球化开始于尼克松执政时期，当时美国经济管理必须服从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的全球经济，而全球化就被视为是把美国经济从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手段。国际金融自由化确实增加了美国控制国际经济事务的杠杆力量，但是，这种扩大政治自由度，以便为了美国的经济优势而控制世界经济的做法，最终使美国经济本身受到了扭曲，使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脆弱，无力抵挡它无法完全控制的市场力量的冲击。

　　华盛顿控制美元价格的能力以及充分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主宰地位的能力使美国当局能够无须为一系列问题操心，但对其他国家而言，这些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它们必须关注国际收支平衡；调整国内经济，以确保国内高水平的储蓄和投资；关注公共和私人债务水平；建立高效的国内金融中介体系，以确保国内生产部门的良好发展。但是美元—华尔街体系向美国政府提供了一条途径，使其无须从事这些工作，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按照资本主义国家会计体系／国民核算的所有正常尺度来衡量，美国经济已经高度扭曲，并且非常不稳定：公共和私人债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国际收支存在巨大的结构性逆差，而经济周期又依赖于资产价格泡沫。

　　而且为了使美国经济得以继续发展下去，美国越来越深地依赖于华尔街金融市场，靠其从世界各地吸引巨大的金融资金流入美国。但是如果这些资金流终止的话，或者倒流的话，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弱点将会暴露无遗，并会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用行话来说，华尔街是一个“流动性导向”的市场，该市场不断从国外吸引到的资金填补了由美国低水平的国内储蓄造成的空缺，使得美国经济得以继续繁荣。

　　这种结构模式意味着美国政府非常乐意维持一种特定的国际货币金融关系格局，这种格局极为多变，极为不稳定，容易导致危机的产生。但是国际经济体系的这些特点却能使巨大的资金持续流入纽约，而且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美国大型对冲基金并非某种变异形态，而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已高度扭曲了的国家利益）而进行运作的金融机构。对冲基金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进行的金融战中实施的任何一种国际行动都是为了推动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为了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利率维持较低的水平，并促进股票市场的繁荣。

　　全球化的辩证性变异并非是美国联邦政府所制定的计划的产物，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恶毒的阴谋家，希望建立这样一个体系，在该体系中，美国宏观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是在国际经济中不断创造出货币和金融的混乱局面。相反，这整个模式是一系列漏洞百出的赌博行为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这依然是一个结构性的模式。

　　而且最终这也是一个无法待续的模式。其他理由不说，单是美国经济并非仅仅依赖于不断挑起的国际货币金融混乱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美国经济还越来越依赖于不断扩大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所谓“新兴市场”上的经济增长。美国产业经济比以往更为开放，更为依赖于这些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因此华盛顿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恶性矛盾之中：一方面美国国内经济依赖于华尔街，而华尔街又依赖于“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中的混乱性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经济又同时依靠发展中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吸收美国产品，并为在这些国家中经营的美国公司赚取源源不断的高额利润。

^[1]在美国电视节目《新闻时间》的采访中，吉姆·莱勒询问罗宾，他为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韩国计划上如此卖力？罗宾回答道：“吉姆，在这次计划中，美国的领导地位绝对是最主要的……在现今世界中，在处理这种对我国而言极为重要的问题时，美国真的是惟一的一个有能力发挥领导作用的国家，而这种领导作用正是解决这种问题时必不可少的。”

^[2]香港市场下跌5.5%，马来西亚7.4%，印度尼西亚4.6%，新加坡2.3%，菲律宾4.9%，泰国4.9%，而且港币又面临着新一轮的压力。

^[3]我们应该把随后发生的印度尼西亚金融体系的崩溃，以及紧接着的苏哈托政权的崩溃看做是美国当时实行对韩政策时未曾预料会出现的副产品。

^[4]罗伯特·罗宾解释道，美国的那一部分将由美国财政部管理之下的一个特殊基金来提供，无须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