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全球化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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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全球化赌博

导　言

　　20世纪90年代是全球化的年代，在全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印迹，但是全球化的印迹愈是到处可见，人们对于全球化本身愈是觉得难以琢磨。大量的学术研究并未能够就它的形式所涉及的范围达成共识，左翼和右翼的一些知名学者甚至对它的存在都抱怀疑态度。而另外一些人，主要是英美国家的记者和政治家们则坚持说全球化是一头巨兽，它将吞噬一切不尊重它需求的东西。他们认为全球化的目光“如太阳般空洞无情”，这种目光投向苏联国家集团、欧洲社会模式、东亚发展模式，无不使它们一一屈服。在这些权威人士看来，全球化是一种新的星际文明的使者，它将带来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一个风险社会，一个超越国家管辖的世界，它是一股无法阻挡的、半自然的全球转化力量

　　然而，随着东亚危机渐渐演化为全球国际金融恐慌，那些“全球金融市场’的主要操纵者，那些被认为是在全球化舞台上大展拳脚的人士，却在思考全球化是否已在经历垂死前的阵痛。1998年初，美国摩根·斯坦力投资银行的高级分析师乔·昆兰提出全球化已走到了尽头的可能性。他提到“全球化是这十年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经济现象”他强调：“美国社会和美国企业从中获得了最多的利益……全球资本的移动速度越快就会有越多的资本可供选择，而无须动用国家本身不那么可观的储蓄，也会有越多的资本来促进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简而言之，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牛市。”但是昆兰担心的是，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政府可能在渐渐地反对全球化，它们可能决定要在1998年结束全球化进程。他这样说道；“明年世界经济的最大风险不是发展延缓，而是全球互相依赖格局的瓦解——随之带来全球化的终结。”所以对昆兰来说个，全球化是个相当脆弱的东西，依赖于国家的扶持而存在。就这样，我们意识到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中确实存在一股强劲的新力量、我们称之为全球化。但我们对全球化的轮廓、动态及起因，仍然知之甚少。对我们而言它就像漆黑的屋子中的一只黑猫一样不可捉摸。^[1]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只是捕捉全球化这只黑猫的又一次尝试，或与其说是抓猫尝试，不如说是试着抓住一件它的主要器官：它的中枢神经系统。我们认为它的中枢神经系统存在于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在20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时间中进行重新设计和管理的方式之中。货币和金融的这种新体系是称之为全球化的整个动态系统的互联机制的中央发动机之一，而且这种新体系绝非是经济和技术有机活动过程的自然产物，它完全是某个国家——美国的历届政府所作的政治决策的政治结果。从这种惫义上说，我们更倾向于摩根·斯坦力的观点，即全球化是一种依赖于国家政策的现象，而非英美国家媒体人士所鼓吹的另一种观点，即全球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为说明全球化在国际现实社会中的位置，我们姑且称之为一种“体系”，但它并不是美国国际关系文献中使用的准法律意义上的体系，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解释说明。

　　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总是领先于国家的经济而且也特别是政治决策的产物。如果在研究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涉及1973年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方面，那么这种研究就无法发现全球化动态发展的主要特点。因为现在的这种国际货币体系既是国际“经济体系”又是国家经济政策和权力政治的潜在工具。我们在此称之为美元——华尔街体系（DWSR）。我们将试图研究这种体系的演变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体系的建立到80年代和90年代体系下的国际经济政治，直至亚洲危机和1998年的恐慌。

　　我们并不是在说，通过研究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中的发展，我们就了解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正如罗伯特·布瑞那所证明的，长期经济不景气这些问题源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体系中根深蒂固的危机。经济长期萧条的产生为尼克松政府提出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改革提供了合适的背景，但是生产危机并没有决定反应的形式，还是有一系列的方案可供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选择的。美国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占了上风，而最终选择的方案也就反映了这一点，这种方案导致了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现象的产生从70年代起，尼克松政府推行的这种方案渐渐发展成了一种模式化了的并不断重复的国际体系，对跨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届美国政府都对这一体系加以利用，使之成为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强有力的工具。而最异乎寻常的是，美国政府由此获得的这种巨大的杠杆力量在大部分有关全球化、国际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总体发展的文献中都被完全忽略了。

　　我们无须使用代数或几何，甚至几乎无须使用算术或统计来研究美元一华尔街体系，即使一点都不熟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完全能理解该体系的基本关系和概念。确实，要理解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不了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奥妙反而是一种绝对的优势。

　　本书的第一部分研究了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作。首先我们简短地讨论了一些术语，这些术语与“资本市场”的含义以及金融系统的作用和形式有关。在第三章中我们研究了尼克松政府在70年代为国际货币关系建立的新机制而随之产生的体系既为美国政府也为英美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提供了杠杆利益，这一体系的诱人特色之一是：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金融市场上的国际私人金融机构和美国政府的美元政策之间建立了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有关全球化的绝大部分文献都倾向于建立这么一种主要假设即市场能力（和市场动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对立为主——这种假设带有深深的自由主义的色彩。然而塞缪尔·亨廷顿在尼克松变革时期写的一篇启发性的文章指出，这一观念是十分错误的：“有关民族国家走向灭亡的预言是不成熟的……它们似乎是基于一种零和假设……即跨国组织力量的增长必定伴随着国家权力的衰退。然而这并不一定如此”伐们试图去研究由美国政府操纵的“美元——华尔街体系”是如何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下运作如何依附并改变了国家内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以及国际间关系的。

　　第四章是关于“美元一华尔街”体系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中的运作情况的。我们研究了美国政府如何寻求利用这一体系，以及欧盟国家、日本、南部地区国家和原苏联国家集团对此所作出的反应。此外我们还研究了这一体系在美国国内金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在第五章中，我们试图把美元一华尔街体系及其作用放入90年代早期整个世界政治的动态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也就是说我们从在世界上占主导的国家即美国的角度来看待这此问题，而且我们试图在美国领导人建立战略目标和重新组合策略的过程中考虑苏联国家集团的解体所产生的影响。我认为，他们理应而且也确实认识到了他们主要的挑战来自于东亚和东南业、为了对付这一挑战、也为了挫败将来可能出现的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威胁、美国领异人不得不大力鼓吹美元一华尔街体系，而且还可能在东亚地区把这一体系用做国家经济政策的一种工具：我们有一些间接的但却很能说明问题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在第六章中我们对一种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种观点认为，完全是因为市场力量才点燃了l997年秋天开始的东亚危机的导火线，即韩国危机。但我们认为，是美国财政部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在韩国的经济危机中，美国财政部实行了一些新的做法。而正是美国财政部在韩国的这种干涉行为应该为随后产生的印尼危机负责任，而且这种干涉行为也间接地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最终使东亚危机演变成了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尽管这并非是有意行为，而之所以美国财政部的行为能对全球经济产生这么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美国20年来一直利用美元一华尔街体系对世界经济进行控制，这种控制对世界经济影响深远。最后我们提出，是否有另一种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策略来扭转全球化的动态进程。

^[1] 我必须承认，这一比喻出自瓦格纳教授最近在柏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的一个绝妙的笑话，这一笑话是这样的：经济的历史就如同在漆黑的屋子里追一只黑猫；经济学就如同在一间没有猫的屋子里追一只黑猫；而计量经济学是在一间没有猫的屋子里追一只黑猫而且说猫已经抓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