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本市场”、金融体系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

· 所谓的资本市场
· 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及其规范
· 国际货币体系
· 有关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绝大多数关于全球化的理论都着眼于研究资本在“全球资本市场”上不断增加的流动性以及由此对国家经济带来的影响，但若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资本市场“这一术语的定义是含混不清的．因为该术语一方面大量涉及了金融领域的许多不同现象，这些现象其实与通常意义上的资本并无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它又排除了许多资本的实际操作，所以我们必须明确什么是全球的或其他范围内的“资本市场”，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这种称之为全球化的国际现象。

所谓的资本市场

　　在日常普通的语言中，我们把资本与生产性投资所需的资金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些资金用来购买生产可出售产品所必需的机器、原材料以及支付雇员的工资。在这一基点上使用资本这一词汇是可行的，因为这种用法强调了资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起到的对社会有利的作用。
　　有关全球化的一种主要的含混不清的观念是，许多人相信流动着数以亿万计美元的所谓“全球资本市场”在某些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发展。正是因为我们以为“全球市场”与生产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我们别无选择，只得接受全球化这一概念。然而在现实中发生在所谓的“全球资本市场”上的大部分情况都应更多地被视为是对生产体系的冲击，而非是在向新一轮生产提供资金来源。把“资本市场”的现有形式看做是不可缺少的功能性投资机制是错误的观点。一方面“资本市场”远不止是生产性投资的漏斗，因为它除了包括大型的、多样化的有望获得未来收人的所有权市场之外，还包括各种形式的信贷、储蓄和保险，而并不仅仅是只为生产性投资提供的信贷。但另一方面它又远非是生产性投资的漏斗，原因在于，进行生产性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根本不经过所谓的“资本市场”。
　　关于资本市场作用的这种馄淆与另一种有关合并和收购的概念混淆有关，所以人们经常以为当一家公司收购另一家公司时，就发生了某种形式的资本投资，然而通常的情况是，这种资产的收购可能与新的实际投资根本毫无关系，反之，可能会发生与此相反的情况：为了能消除竞争，使资产的购买者获得更大的市场能力，收购行动可能会与减少所获资产的活动有关。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这种‘资本集中化”过程在国际间飞速发展，被称为“对外直接投资”，但其实在绝大部分清况下，它只是指公司所有权的变更，甚至还可能导致生产性投资的降低，而非承诺为扩大生产提供新的资金来源。
　　如果认为“资本市场”规模的大幅度扩大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这种观点就如同认为保险业的大规模扩大意味着世界正变得更安全一样，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保险业可能会在种完全相反的情况下运作：犯罪率越高，财产保险市场越大。同样地，当可以短时间内在“资本市场”上获得大笔财富时，根据经验，这种趋势说明，从社会角度来看资本主义体系中有某种东西正运作得非常糟糕。
　　我们将从金融体系最显著的特点，即金融体系在提供信贷中的作用着手探讨些相关术语。
　　信贷涉及向人们提供金钱，前提是日后人们将偿还所欠款项，并通常以利息的形式支付一笔额外费用或“权利金”^[1]信贷并不一定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国家信贷体系中有许多部分与生产根本无关。工人们可以把他们的储蓄存入一个信贷合作机构，在生活困难的时候从该机构获得贷款，希望能在条件改善时偿还。他们支付权利金来获得这种服务但因为这种合作机构是非赢利性的，所以权利金的数目可能很小。这种合作机构满足了消费需求而非生产需求，所以不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在房产市场上操作的建筑协会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它们向人们提供信贷用于购买住房，这类机构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提供的信贷直接产生于存入机构的储蓄之中，换言之，它们的资金来源是经济中以往的价值生产：雇员的储蓄来自于他们在生产中已经获得的工资。^[2]
　　由于银行能在信贷运作中创造新的金钱，所以银行显得与众不同。银行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在任何时间向整个经济中的每一个人提供透支，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就能够看到银行的不同。所以除了源自以往价值创造所带来的储蓄的金钱之外，还有更多的金钱在经济中流通。这些金钱中的一部分实际上是我们所说的虚构金钱——并非产生于过去的创造，而是产生于预期的金钱，这些金钱预计将在未来的生产活动中得以实现。^[3]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银行也并不一定是作为私有的资本主义公司在运作。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欧洲100家最大的银行中过半数都是上市公司，从理论上而言，这些银行的金融运作标准都是由公众决定的。而且即使它们是私人银行，由于它们有能力发行用于信贷的金钱，它们在公众经济中发挥着基本的但同时又是强有力的作用，所以任何一个明智的资本家阶层都会确保国家不断地下预它们的运作（尽管，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些国家行为会被尽量地低调处理）。正如卡普斯坦所说：“银行被告知它们必须持有多少资本，可以在什么地区运作，可以出售什么产品，以及它们可以出借给任何一个公司的金额的大小”^[4]
　　这种虚构信贷金钱的存在对整个经济而言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起到了便利商品流通的作用，没有了它，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慢得多，对雇主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雇主们才能够筹集到购买设备所需的大笔资金，而这些设备要到许多年以后才能生产出全部的价值。如果雇主们只能用真正拥有的储蓄来投资－一即源自以往价值创造的金钱－一那么对固定资本的投资就会昂贵得多，对很多投资而言都是太昂贵了。此外，信贷也成了扩大消费品销量的种重要手段，另一种说法就是现代经济是构筑在大笔债务之上的。所以银行在疏导储蓄和为生产性投资创造新资金（虚构金钱）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整个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可以靠着一个完全由这种银行组成的金融体系来运作。
　　但是从历史角度而言，也出现了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发展中起到极为关键作用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更是存在着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首先，作为融资手段的股份和债券发展了起来，一个公司可以出售股份，然后把由此所得的资金投资于公司经营中。股份只是一张张的纸片，但是正是这些纸片赋予了股份持有者获得公司经营活动所得利润的合法权利。公司或政府也可以出售债券，并把所得用于各种广泛的用途。这些债券也是类似的纸片，这些纸片赋予持有者在固定的时间期限内获得固定未来收人流的合法权利。股份和债券（从18世纪起在英格兰被统称为“股票”）的一个特殊的特征是二级市场发展了起来，人们在二级市场中可以买卖这些能让持有者合法获得未来利益的纸片。今天有各种各样形式的这种纸片，它们能够自由买卖，并且其持有者能合法获得未来的某种利益或权利。我可以购买并出售这样一种纸片，这种纸片使我有权在将来的某一个时间按照某一个汇率买进或卖出一种货币。这类纸片所有权的市场有了巨大的发展，所有这些可买卖纸片被统称为“有价证券”。
　　值得一提的是，股份和债券的最初发行是作为融资的一种手段，筹集的资金可能用于也可能不用于生产性资本投资，而这些有价证券的二级市场^[5]则根本与生产性投资不发生直接联系，相反在这些市场（如股票市场）上，人们买卖的是未来生产活动中创造的未来价值的所有权，他们并不为未来的那种生产活动提供资金，但他们却要求从中获得未来利益。这些从未来生产活动中获得未来利益的要求既可以是直接要求也可以是间接要求。拥有福特汽车公司的股份意味着直接有权获得福特公司创造的未来价值，而我持有俄罗斯政府的债券意味着我对将来俄罗斯创造的价值拥有间接的所有权要求。我之所以购买俄罗斯愤券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俄罗斯政府将会创造出价值，而是因为我认为俄罗斯政府将会通过向其境内的其他生产活动收税来向我支付我的权利金：没有生产，我的债券便没有了收益。
　　有了这些背景知识，现在我们可以来重新讨论“资本市场”。实际上当我们使用“资本市场”这一词组时，我们主要指的是（当然并不仅仅如此）证券市场。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按证券市场去理解“资本市场”，那么这样的“资本市场”可能与向资本投资提供资金毫无直接联系，这种市场反而是和另一种相反的过程有关：买卖从未来的生产性价值创造中获得利润的权利。同时，虽然银行贷款和债券可以被用来起到筹资的作用，但它们同样可被用于其他用途。而且，不管是外汇市场还是所谓衍生物市场都与资本投资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后面我们将研究这两种市场的功能。
　　怎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明显的语言误用，以至于各种金融市场都被称为资本市场呢？答案是，这并非是整个人群中的一部分人，即食利者和投机者的语言误用。食利者的收人源于从未来生产利润中获得的权利金，而投机者通过买卖证券或货币获得收人，他们试图以高于购入价的价格出售他们持有的证券或货币。
　　如我们在上述分析中所显示的，从原则上而言，食利者并不是构成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一个因素。商业银行完全可以承担系统再生产中时以往财富创造所得的资金和对以虚构金钱形式出现的贷款金额进行疏导的那些部分工作（商业银行本身可以上市）。
　　因而，当我们研究所谓的“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时，我们发现其大部分活动并非是向生产性活动提供资金，而是有关世界不同地区中的未来生产利润的交易或是有关抵御各种风险的交易活动，而且处于金融流动之中的各种机构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即越来越倾向于食利者和投机者，把他们的利益置于生产性投资的功能性需求之上。当我们去研究所谓的资本主义两大支柱（货币资本和生产性环节中的资本使用者）之间存在的紧张局面时，这一事实就暴露无遗。

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及其规范

　　我们注意到，不管金融系统主要是以商业银行的形式组成还是以证券市场的形式组成，资本主义内部都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分类：一方面是以钱生钱的资本，另一方面是生产性资本。这两种实体由于具有不同的资本运行路线、因而各自的关键之处也不同、对生产性环节中资本的使用者而言、资本运行路线如下：开始时的资本表现为货币（其中部分借自货币资本家）。这些货币随后转化为生产过程中所需工厂没备、原材料和员工；经过生产之后资本体现为大批量可供出售的商品；当销售实现时，资本以货币的形式再加上生产过程中获得的额外赢余而重新出现。从这部分额外赢余中。资本使用者向货币资本家偿还先前所借的款项，并支付权利金。
　　但是，从货币资本家的角度来看，资本运行过程显得有所不同：起初是货币资金，然后这笔货币资金在一段时期之内投入某个项目，等到这段时期结束时，货币资本家希望能要回这笔货币资金，并获得一笔权利金。资本主义对货币资本家而言，就是任何可提供未来收益的项目。如果购买福特股票的年获利是6%，购买乌克兰政府债券的获利是34％，而购买一箱拉斐特酒，一年后出售的获利是150%，那么对货币资本家而言，每一种情况下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在不确定的未来，这些不同的“资本市场”中的哪一个会给他提供投资安全性与高产出的最佳组合？
　　因而，能被用做资本的财产同时体现为两种相反的事物：在一方面是货币资本家，他们控制着巨大的累积资金；在另一方面则是经营企业的资本使用者。这其实是同一件事物的两种形式，就如同是天父和天子一样，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即它们虽然是同一件事物的两种形式，但它们是处于对立面的两种形式。正是由于这一点，作为资金主宰的货币资本就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到一个计划性的作用。因为货币资本家远离生产环节中的资本使用者，而且相对独立、这样货币资本家就能选择究竟把货币资本借贷给哪个环节。如果一个环节已经达到“成孰期”，几乎无法取得平均利润率，那么虚构金钱以及那个环节中产生的价值资源就会被转而投向其他看来有可能产生更高回报率的环节中去。所以通过这种重新调配，货币资本家乎手中控制的金融体系应该是能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的。
　　对于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而言。货币资本家听起到的这种发展协调作用被视为是整个体系中最自然、最完善的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生产环节和金融环节的关系中，生产环节是决定性的，而金融环节则占主导地位，生产环节由于是产出价值的源泉，金融环节的货币资本家最终直接或间接地从中获取了他们的资金权利金，因而是决定性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决定了过去累积资金和新的虚构信贷货币的投放地点——谁将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而谁又没有——所以金融环节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两个环节之间实际的力量平衡部分是由经济周期控制的，在经济繁荣时期，生产性资本非常丰富，到处是现金。而且，可以这么说，生产性资本甚至能左右货币资本家；但在经济箫条时期货币资本家变成了无清而且蛮横的暴君，而生产性资本的使用者则向他们企求获得贷款，以渡过难关，然而两者之间的力量关系同样受到结构设计的显著影啊——受到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影响。虽然国家承担了种种责任，而且是一个政治化了的过程，它却能够而且确实也打破了货币资本和生产性资本之间的平衡，打破了货币资本和信贷体系中其他部分的平衡。例如，如果政府愿意的话，它可以把货币资本支柱排除在信贷体系的整体部分之外，政府同样对货币资本支柱本身的内部结构和相互影响作出非常重要的决策。什么该允许银行做？什么不允许？究竟要不要有个私营的证券市场？诸如此类。同时我们也必须记住，政府除了在设计两大资本支柱之间的关系之外，它同样也在设计着它本身与金融支柱之间的关系，因为它同样也将希望使用信贷体系。
　　通过对这两大资本支柱的分析，我们发现，与这两种不同的资本运行路线相联系的两种资金流动的速度和节奏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对货币资本家而言，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往往追求快速回报，并使资本尽量处于流动状态之中。而资本的使用者寻求建立更长期的资本运行路线，特别是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只有在多年之后。这些资金才会产出其全部的价值。因此，第一组资金即货币资金倾向于导致游资流量的产生，游资甚至对外部环境中极细微的变化都极度敏感；而第二组资金即生产性资金则往往导致实在的、长期的资金流动，对环境中的重大变化也必须保持稳定。游资流量与资金权利金联系在一起，这些资金权利金要么来自证券交易，要么来自期限极短的短期贷款。当我们试图去分析国际资金流动时，这两种资金间的区别显得特别重要。就各种货币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这一点而言，我们肯定会在这两种流动之间看判显著的区别：某个国家的兑换率出现一个小的变化或者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制定的短期利率出现一个小的变化，这些都会导致游资流量产生突如其来的、重大的变动，但是对另一种与生产中实实在在的长期投资有关的资金流量而言则影响不大。^[6]
　　在任何一种实际的资本主义体制的运作中，生产性环节中的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当然绝对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但是货币资本和生产性环节之间的关系又是另外一种绝对主要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一些最严重的矛盾就与金融环节和社会中其他环节之间的关系有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大西洋地区的政治局势受到一些力量的控制，这些力量赞成新自由主义者的所谓“金融抑制”和凯恩斯以赞赏的口吻提到的“食利者的安乐死”。而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中，食利者不断与“金融抑制”进行斗争，并逐步重新复兴。食利者的复兴与这样一种思潮并存，这种思潮认为，由凯恩斯等人以及美国在德国与日本的战后占领政府所支待的金融体系的设计方法——“金融抑制”——对表面上源于远东的真正的资本主义而言，是一种陌生的方法。这些争论的焦点不仅在于货币资本和资本使用者之间的制度化的权力关系，还在于政府的作用以及贯穿整个社会的阶级关系的形式。但是要了解整个清况，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社会和机构的设计问题并不一定就能完全在国内解决，从资金能在不同国家的货币区域之间近乎自由地流动这一角度来看，要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也是整个国际体系的一项工作。因为只有通过充当货币的形式，货币资本这一支柱才能起作用，而且就国家的货币能通过个体的经济因素近乎自由地转化为其他国家的货币这一点而言，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金融关系会受到来自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金融关系的强有力的影响。
　　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中，国家资本主义中的货币资本支柱和生产性环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改变成了后来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点，但是这种转化是与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这一领域中发生的重大变化紧密相连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将研究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是如何与国际和国内的金融体系发生关系的。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上存在的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需求，从其本身而言，并非起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由于整个世界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单个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货币，各个国家内部的集团希望与其他国家做生意，甚至希望在其他国家内部做生意，由于这些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存在，才产生了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需求。
　　从历史上来说国际贸易中的绝大部分都与货物买卖有关，所以，国际货币关系中首先产生的问题，是如何让处于不同货币区域的两个集团能够买卖商品，一种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是不使用这两个国家的货币而是使用第三种形式的金钱，比如说黄金，而黄金与这两种货币都有一个兑换价格；另外一种方法是，这两种货币之间也可能设立了一个可直接兑换的汇率，那么货物的卖主也可能愿意接受这两种货币中的任何一种；等等。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某种国际货币体系，这样，国际经济才能运转起来。
　　各个国家都对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这些交换情况进行仔细的研究，以期回答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机构从其他国家购入的产品数量是否大于它们向其他国家出售的产品数量？换言之，在经常项目交易中，一个国家所谓的国际收支情况如何？收支平衡表呈现的是顺差还是逆差？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如果这个国家逆差很大，人们就会开始环疑将来这个国家还能不能找到足够的国际通用货币，用来支付该国在履行国际义务时必须支付的金额。一个存在逆差的国家是否有足够的国际货币储备来不断地填补逆差？它能否从其他地方借取国际上通用的货币，以便继续履行其义务？这类疑虑越是增多，该国国内的经济机构就越有可能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困难。
　　但是这一体系并不是个“自然的”或纯经济性的体系，它既带有经济性，又带有政治性。国际收支平衡整个概念的基础是世界的政治性分割，整个世界分成了单个的、拥有不同货币的不同国家，国家间通过政治协议决定建立可接受的国际货币的形式。而且，如何对待经常项目存在顺差或逆差的国家，这一点同样也是由政治决定的。是否该这样来约定，存在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应通过减少从国外进口来降低逆差？或者是否应向存在顺差的国家施加压力，使之多从逆差国家进口？这两种安排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运用于实际之中。如果逆差国家要进行调整，那么它们就会减少国际采购，这样一来，就将给国际贸易带来不景气；而如果采取另外一种做法，就将对国际经济活动起到一种刺激作用。究竟采取哪一种方法，这就要看国家间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性质所作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协议。而且，这一协议不是在力量均等的国家间达成的，强权国家甚至可以是某个大国一个国家，就可以决定这体系将会是什么样的，而其他国家将是“体系接受者”而不是“体系制定者”。^[7]

有关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凯恩斯和德克斯特·怀特致力于构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他们认为新建立的必须是一种能够促进国际经济发展的体系，这就要求所建立的是种稳定的、可预测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种体系必须是规范化的，是强权国家无法为了商业利益而随意操纵的。
　　所以，他们继续把黄金——黄金不同于何一个民族国家的货币——作为整个体系的支柱。他们规定美元以固定的价格兑换黄金，而其他国家把它们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制定与美元兑换的价格，并且不允许这一价格单方面地随意改变。货币价格的改变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超国家组织，在国家之间一起协商制定。而且，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主要与贸易有关）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义务接受为改变这种“根本性不平衡”而必须进行的对该种货币平价的变更。上述这些安排的目的是为了使经济机构能享受到主要货币兑换价格的稳定性，因为所有的货币都有一个以黄金为基础的固定价格。在实际中，美元是国际贸易中使用的主要国际货币但它的兑换价格与其他货币一样，也是以黄金为基础制定的，而黄金则是整个体系的定值标准
　　凯恩斯—怀特体系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在很大程度上禁止私人金融机构在国际间自由地移动资金，同时给予了国家控制并阻止这种金融活动的权利。该体系允许私人金融为了贸易融资的目的转移资金，此外还规定，可以为了本国对外的生产性投资而在国际间移动资金。但是私人金融的其他移动则被禁止，这就是国际范围内的“金融抑制”。那时候，这种抑制意味着投资来源必须是国内“自产”的。同时，这也意味着，货币资本只能在本国所允许的金融活动中寻求获得资金权利金，换言之，国家有权对其国内金融环节的活动进行控制和规范，使之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
　　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时间相当短暂，而且在其短暂的历史中，一直充满着风风雨雨、磕磕绊绊，其原因很简单，设计这一体系的两大国家——美国和英国，对它们自己制定的规则的各种主要方面，慢慢地变得无法接受了。这体系是在战时设计、并在1944年被批准通过的，而美国是在冷战时期制定了后来慢慢演变成为美国资本主义扩张的国际基础的全球政治—军事策略的，因此，罗斯福政府在制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各种规则时不可能会想到美国在对外支付方面会出现结构性逆差。但是，美国军事力量计划就是要导致出现这样种结构性逆差，这一点在越南战争中已以显而易见的形式出现了，而为了寻求对欧共体内主要西欧市场的继续控制．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向欧共体输出资本，这就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逆差局面。
　　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之下，具有贸易顺差的国家——与美国的逆差正好相反——可以要求把它们多余的美元兑换成黄金，因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的黄金储备就开始显得不够充足，无法履行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要求的美元自由兑换黄金的义务。当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中也包括了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要么美国采取必要的经济调整措施，对逆差进行控制——可以降低对外军事开支，或通过国内通货紧缩来减少进口；要么美元可以对黄金贬值以此使具有顺差的国家用多余的美元去兑换黄金时，所换得的黄金数量减少。但是，对这两种做法，尼克松政府都不准备采用，相反，它宁愿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
　　对“金融抑制”，华尔街和伦敦都显得不太乐意，因为布雷顿森林休系的框架使它们受到了许多限制。早在20世纪40年代，华尔街就设法对怀特的有关金融抑制的初始计划进行了削弱。怀特自己的命运就象征了1943年到40年代末期这段时间中政治气候的戏剧性的变化：他死于心脏病，而在这之前，在40年代末，众议院的非美国事务委员会指控他是或曾经是个共产党员。伦敦的金融势力同样设法施加足够的政治影响，以使英国成为个美国境外的、不受制约的国际私人金融中心，而且通过所谓的欧元和欧洲债券市场，使伦敦金融中心在20世纪60年代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伦敦金融业的发展、美国银行业的发展以及运用境外资金的跨国合作的发展，在60年代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制定的固定的但可调整的汇率，造成了不断增加的投机性压力。
　　布雷顿森林体系要求美国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而尼克松政府拒绝接受这种约束，支持尼克松政府采取这种策略的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逆差是由于欧洲和日本的重商主义政策造成的。这两个国家坚持货币贬值，为的是从美国公司手中夺走市场份额，向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发起挑战：这种观点同样为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发起的要求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协议的运动辩护。

^[1] “资金权利金”这一概念包括了利息、场地租金、税收、金融服务费用和股利。

^[2] 贯穿于整章中的“生产”一词指的是产出使用价值的活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这类生产活动都是由私人资本控制的，例如，烹调或提供住房，可能就不是由私人资本控制。但是，生产性环节中的大部分都是的。

^[3] 参见鲍勃·罗松的《资本主义冲突和通货膨胀》和大卫·哈维的《资本的局限性》。

^[4] 依塞·卡普斯坦：《控制全球经济：国际金融和国家》，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 “二级市场”的存在有其经济方面的依据，即它的存在便利了公司和政府寻找愿意购入它们出售的股份和债券的买主：买主们感到很安全，因为他们知道，日后可以很容易地在二级市场售出他们的股份或债券。

^[6] 有关这些不同之处的更进一步的讨论，见依普斯坦和金逊司的《国际资本市场和国内经济政策》，《国际政治经济评论》24（1995年秋）

^[7] 关于这些问题，见大卫·萨罗和苏珊·斯隽基的《货币和国际政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