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

前言

　　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和美国商界精英尝试进行“全球化”，换言之，它们试图使美国成为21世纪控制全球主要经济和政治局面的强权国家。这一点对那些关注世界局势的人而言己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尽管如此，对于美国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具体方法，他们可能就不那么了解了本书就探讨了其中的一些方法及其影响。
　　从历史角度来看，在20世纪的上半叶，西欧以法律统治的形式建立帝国，进行扩张，而美国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美国扩张的主要特点是试图把主权国家这一国际性制度作为其全球主宰机制。在战后的几十年中，许多国家的国内局势是由来自共产主义和其他左冀运动的威胁决定的，而外部局势则是由美苏竞争决定的，上述这两种背景促使这些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接受美国的“领导”。但是随着共产主义和苏联的衰退与解体美国必须寻求新的方法．使世界各国继续聚集在美国的领导之下，并对美国的经济优势重新定位。
　　克林顿政府执行的美国冷战后的全球计划涉及两种新的方法，用来改变其他国家内部和外部的局势，使它们朝着继续接受美国政治和经济统治的方向发展。国内局势的这种转化是打着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旗号进行的：这包括国内社会关系朝着有利于贷方和食利者的方向转化，生产部门越来越从属于金融部门，财富、权利和社会保障离劳动大众越来越远
　　国家外部局势的转化是以全球化的名义进行的：这包括向核心国家打开本国的政治经济巾场，允许它们的产品、公司、资金和金融机构进人本国市场、使本国的国家政策依附于华盛顿、纽约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发展和决策。
　　上述这两种转化相辅相成：国内社会力量关系的变化，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使赞同全球化的社会团体强大了起来，而支持全球化的社会团体同样支持这种形式的社会关系的转化。有些国家和社会体制试图抵制这些转变，但结果是，它们将发现它们越来越被美国市场及其同盟——欧盟市场排斥在外，并遭受经济制裁。即使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生产部门，由于害怕这种排斥，也会转为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支持者。这两种变化都有利于美国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扩大，因为它们不仅向美国的跨国合作，而且向美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触市场都提供了开放的条件。
　　早在苏联国家集团解体之前，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运动就在西方社会传播了开来，但美国政府是在90年代才开始积极地推广和普及这些运动，并对这些运动进行了特殊的诠释的，这种诠释使其他的政治经济国家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捆绑在一起，而这种捆绑过程既通过双边努力来完成，也通过修改多边组织章程，使它们成为这些运动的工具而实现。
　　国内和国家间跨国关系的这些变化渐渐造成了一种新的体系，而这种休系反过来又慢慢使得其他国家的领导层与美国政府和商界精英的需求趋向一致，但另方面．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运动又确保了其他国家必须对发生在它们本国的一切情况承担全部责任。这样一来，美国将得到全球跨国新秩序的种种好处，而随之带来的风险和成本则被分散到了美国国外。这就是美国全球计划与众不同的主要形式。这就是全球赌博。

　　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段并不十分顺利的开头，主要的西欧国家已成了这一计划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合作伙伴，与美国的关系既是下级军官般的俯首听命似的合作关系，又带有一此摩擦和竞争。而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则充满着更多的冲突。因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区域性发展远不如西欧来得与美国的全球计划合拍。
　　人们通常认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是技术和／或经济的力量，而非美国政府和商界精英的政治能力和资本主义利益。但是我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提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主要由美国政府建立的——特殊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相关的国际金融体系使美国得到了巨大的政治权力，而全球化的进程主要就是由这种政治权力所推动的，一旦了解了现行货币、金融体系的性质，我们就能了解它是如何被连续几届美国政府用做国家经济策略的强有力的工具的，以及美国政府是如何利用这一工具推动全球化进程和与此相关的新自由主义国内转变的。
　　本书的第二部分研究了全球赌博时代国际政治的诸多方面。“沙漠风暴”之后对伊拉克的长期封锁很好地说明了一点即美国有能力排斥并打击对其控制进行抵制的国家。有关这一话题的章节主要描述了美国如何通过利用所谓的自由价值，来对这类封锁进行意识形态上的自圆其说。书中这一部分的其他章节研究了大西洋区域国家为把有利于它们的体系强加于东中欧及东欧国家所作努力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结尾章节指出华盛顿政府决心通过北约扩张来维护对西欧的政治领导．这种做法必将给欧洲安全带来新的威胁。
　　全球化运动主要的可笑之处在于，虽然有人坚持说它是由于经济和技术的有机变化，而非政治的影响而产生并发展的，但实际上它却给经济带来了不稳定，而且在经济上可能是行不通的。全球化运动随后导致了长期的金融动荡，并系统化地在最脆弱和最敏感的国家中造成经济崩溃，同时它也容易在那些紧跟美国的新自由主义道路，把国家命运与证券市场的运作联系在一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形成繁荣—衰退交替循环的极端形式。但是迄今为止这种经济上的弱点却一直与政治上异乎寻常的成功结合在了一起：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从未遇到过真正意义上的威胁或挑战。
　　然而这种政治上的成功是由于90年代这十年中存在的两种特殊情况造成的。首先是国际左冀运动的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劳工运动的衰退；其次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同盟国”形成。了服从于美国领导的习惯，但是这两种情况不可能永远存在。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记住全球赌博的机会成本，也就是未走道路的潜在成本：美国政府及其从属的大西洋区域合作伙伴对建立 21世纪更具包容性、更制度化的全球政府体系（包括国家之间以及国内社会两者）的任何尝试所表现出的不屑一顾。
　　苏联国家集团的解体使美国商界精英受到了一种诱惑，令人想起了浮士德。一道门似乎被打开了，美国人看到了迄今为止无法想像的巨大的世界性权力。然而仅仅在短短的十年中，靡非斯特（魔鬼）的印迹已经显现了出来。“华盛顿共识”的经济配方在结构上就存在缺陷，但同时它对美国的经济活力却是很重要的。美国非常成功地使许多国家完成了国内重组，但在某些方面这却使这些国家将来控制并管理国内冲突的能力大大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远远大于世界历史上的任何国家，但是在国家崩溃和人民反抗的情况下，这种力量的展示毫无用处。
　　本书并未试图对20世纪90年代的这些国际发展提出一个全面的对策，本书只是研究了国际发展中的一些重要方面。这些研究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什么十分完善的、自以为是的大道理，而是被称为经验的东西。
　　经验之一是，大西洋区域国家的外交政策并不透明，它们在对公众的宣传中很少涉及它们的运作目标。西方国家外交部的特点是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特点，媒体宣传从不涉及这些方面。再加上国家和许多多边组织的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从不对公众公开，这就使得人们很难了解西方国家策略。如果民主的公众舆论要想行使它的职责，去影响所在国家的政府行为，那么我们必须了解政府是如何使用这些国家权力，以及是为何目的而使用的，这就要求我们不能轻信国家政策，同时，我还发现这通常还要求我们去研究细节，采用“后退制图法”从实际政策造成的后果中反推出有关政策目标的假设。
　　经验之二是，虽然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强权国家的国家策略经常是漏洞百出并且不合时宜的，但是从技巧和细节上来看却是相当复杂、相当神秘、相当高深的。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当代国家策略包括了传统的外交强制手段之外的许多其他政策工具，其中心是一系列的国家经济策略以及市场管理和信息管理的工具。
　　现在国家行政当局所采用的政策是各种工具和策略的综合，但学者们并未运用各种社会科学原则的对等综合去研究国家政策，许多现实力量起作用的区域似乎并不与专业学术上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或政治科学）原则所涵盖的区域相吻合。本书所作的研究要求我游离在原则界限之间，虽然在有些地方我并不觉得自己具备这么做的条件。
　　书中第二部分的内容有些已以文章的形式发表过，另一些则摘自早先发表的论文。第八章最早刊登于《新左派评论》第187期（1991年5一6月），标题为《海湾战争、伊拉克和西方自由主义》。第九章发表于《新左派评论》第213期（1995年9—10月），标题为《东欧新自由主义理沦和实践》，第十章发表于《从劳工的角度关注东欧》第53期（1996年夏），标题为《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市民社会》。第十一章的最早版本发表于教育出版社多纳得·萨森的《向左看》（IB Tauris.1997），标题为（东方后共产主义党派》。第十二章的最早版本发表于《从劳工的角度关注东欧》第56期（1997年春），标题为《欧洲扩张》。我在此感谢这些出版商，感谢他们允许我重新使用这些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