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附录一 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概念化、测量方法与数据收集程序
世界劳工研究小组（World Labor Research Group）数据库是本书中用来分析劳工抗争世界－历史模式的关键性实证资料之一。该数据库源自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宾汉姆顿大学）的一个由研究生和教职工组成的小组（即世界劳工研究小组）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一项合作研究。该小组的成果曾由《评论》（Review）作为一期专刊发表（下文简称“专刊' 参见Silver，Arrighi和Dubofsky， 1997）。其后，本书的作者对产生于项目初始阶段的数据库进行了扩充和更新。
本附录所描述的世界劳工小组数据收集项目的内容，包括概念化、测量以及数据收集程序等相关问题（关于专刊中对这些问题更为深入的探讨，参见Silver， 1995a）。下文的第一部分，将讨论世界劳工小组关于劳工抗争的概念化问题（亦可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部分讨论与测量有关的问题，第三部分讨论数据收集的程序，第四部分讨论各种信度研究的结果。最后，附录二中给出了用于建立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的数据收集指南。
一 世界范围内劳工抗争的概念
要想得到一幅劳工抗争的长期和世界范围模式的图景，就要面临概念化和测量等特殊的难题。随着世界经济的空间和时间的推移，工人的抗争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虽然劳工抗争最初凭直觉看上去是很显而易见的，但作为一种世界－历史现象的劳工抗争概念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测量的问题，则远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对这里所采用的关于劳工抗争的广义定义进行了讨论，这种广义的概念化方式取自马克思和波兰尼将劳动力作为一种“虚构的商品”来加以定义的方式。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是，基于这种关于劳工抗争的概念化方式，来具体澄清各种不同类型的行动，看它们是应该被包含进还是排除出劳工抗争事件的数据库中。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依次关注劳工抗争概念的两个不同的内容——劳工和抗争。
（一）劳工抗争
将劳工抗争与其他社会形式的抗争区别开来的，在于劳工抗争是根植于无产阶级化的状态；换言之，构成劳工抗争的，是人们由于被当成一件商品对待而产生的各种抗争和反应。
围绕劳工抗争而展开的抗争，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1.劳动者对自己在生产中被当成商品的斗争（即马克思所关注的对榨取剩余劳动的斗争）；
2.劳动者对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被当成商品的斗争（即波兰尼所关注的各种斗争，目的是寻求保护使得自己免受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的蹂蹒）。
在劳工抗争中，劳动者反抗自己被商品化的抗争类型包括：
1.已经被彻底无产阶级化的工人们作出的抗争，并且，他们在斗争时不会有任何摆脱雇佣劳动处境的想法；
2.只是在最近才被无产阶级化或只是部分地被无产阶级化的工人们作出的抗争，其斗争带有这样一种的目的，即摆脱无产阶级的状况。
总之，在“劳工抗争”的概念中，相关的行动者包括所有那些对其劳动力的商品化所产生的后果作出反抗的人们。
劳动力的商品化引发了广泛领域的斗争：
1.在生产场所中，工人对延长工作时间、加重劳动强度以及消除其劳动技能的斗争；
2，在劳动力市场中，工人对低工资或工资减少以及大规模失业的斗争；
3.对被迫进行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的斗争，以及对传统生活方式被破坏的斗争，无论这种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和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破坏，是通过使用直接的暴力还是通过对雇佣劳动之外的其他谋生方式的破坏来达到的。
这些针对无产阶级化状态的抗争行动的目标是多种多样的：
1.这些抗争行动可以直接针对雇主：如罢工、怠工或者蓄意破坏，以此来抗议劳动时间的延长、工作强度的加剧和工作的退化；同样，其他类似的行动的目标还包括要求增加工资，或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以保护企业中的工人免受劳动力市场波动的影响；损毁机器，无地的农业工人占领土地，或者是寻求摆脱无产阶级状况的工人们逃往非雇佣劳动的农业部门。
2.这些抗争行动可以针对国家：工人寻求通过促使国家实施代表他们利益的干预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或通过阻止国家偏袒资本家的干预）。这些抗争行动包括：示威、大规模罢工以及各种形式的骚动，目的是赢得各种政策，对工作时间的长度加以限制或对生产中的其他工作条件加以调整。类似的针对国家的抗争行动中还包括旨在促使国家采取举措来减少“形式上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建立法定最低工资，通过政府支出创造就业机会，或实施基本粮食补贴，等等。其他的类似行为还包括：社区造反和反抗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这些国家被认为是在协助强行制造无产阶级，其方式是通过课税、圈地以及军事行动来蓄意破坏各种既存的（非资本主义的）生存方式。
因此，这种无产阶级化的状态引起了广泛的抗争，其根源就是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所导致的各种负面影响。作为一系列社会行动的集合，这些抗争的形式构成了劳工抗争的范畴。
然而，在历史上，工人们常常被嵌入到种族、宗教、民族和性别的共同体或认同之中，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各种团结常常来自这些共同体。在各种斗争中，他们打出的旗帜，也常常是这些共有的共同体认同而不是专门的工人阶级认同。在一些情况下，阶级与种族、民族或者性别的重叠度非常之高，以至于那些发生在共有旗帜之下的斗争，能够很容易地被确认为劳工抗争（即反抗无产阶级化状态的各种斗争）。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工人们与其他阶级达成联盟，他们的斗争被融入（有些时候被淹没在）各种跨阶级斗争中去了；这些跨阶级的斗争从工人对无产阶级化状态的反抗中汲取了部分动力，但是，这也使得我们很难将这些斗争简单地贴上劳工抗争的标签。在这些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一个实际的难题，因为：一方面，我们不想忽略这种抗争的无产阶级内容；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想把非无产阶级的内容包含进我们的劳工抗争的概念中去。因此，这些运动必须被归到一个独立的中间范畴中去，我们不能够简单地将其纳入劳工抗争的研究之中或排除在劳工抗争的研究之外。
（二）劳工抗争
在进行测量问题的讨论之前，我们必须进一步明确我们概念中的抗争的内容。正如上文讨论的，劳工抗争由人们的这样一些抗争行动构成，即其目的是反抗被变成商品或被当成商品。这些抗争活动中的许多活动能够很容易地被确认为劳工抗争，因为行动者们自己公开宣称其目的在于挑战并（或）抑制剥削。某些类型的公开抗议（如罢工、抗争行动、骚乱、示威）伴随着特定类型的公开要求（如涨工资、减轻工作负荷、要求政府对基本食品和交通进行补贴、实现充分就业），能够很容易地被确认为劳工抗争行动。
然而，还存在关于抗争的隐蔽行动的一整个另类领域（这些抗争鲜为人知，是不被承认的阶级斗争），正是由于其处于人所不知的隐藏状态，这些常常并不容易被确认为劳工抗争行为。这些抗争行为正是被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1985）称为“弱者的武器”或“日常形式的反抗”的那些行为（如行为拖沓、磨洋工、劣质施工、消极怠工、小偷小摸、阳奉阴违、擅离职守、旷工、装傻卖呆、流言诽谤、蓄意破坏、“无事生非”）。根据斯科特（1985 ：33）的看法：
当然，抗争的日常形式与那些更为戏剧化的公开对抗方式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想缓和或拒绝任何强势阶层作出的要求，或提出与这些强势阶层所提出的要求相对立的各种要求。……使得日常反抗显著区别于其他形式反抗的地方在于，它暗地里拒斥各种公开的和象征性的目标。如果说，制度化的政治是正式的、公开的，其关注的是系统的、合法的变迁，那么，日常反抗则是非正式的，并且常常是隐蔽的，其关注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直接的、实际的好处。
这种以表面的顺从和一致来对事实上的抵抗加以掩盖的事实，常常使观察者忽视了这些形式的抗争。然而，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这些形式的抗争，比如在凡·安思伦（Van Onselen， 1976）对罗得西亚（Rhodesian）矿井中压制劳工的经济的研究，贝农（Beynon，1973）对福特流水线的研究以及哈拉茨蒂（Harazti， 1977）对匈牙利机械厂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无所不在的日常形式的抗争。
基于他自己对非洲劳工研究文献的总结，科恩（Cohen， 1980：12-17）列举出了多种多样的“隐蔽形式的抗争”。其中包括：逃离（到非雇佣劳动部门或在雇佣劳动部门内进行系统的劳工流动）；社区的撤退或反抗以逃离无产阶级化状态;[1]就工作任务、工作时间以及工作效率进行谈判（比如，对配额加以限制、磨洋工、欺骗那些设定工作时间和生产节拍的人）；以及蓄意破坏（在被机器控制的工作节奏中给工人们以休息时间，或预先阻止企业引进省工减少工作岗位的新机器）。当这些抗争行为成为分布广泛的集体行为时，我们同样将所有这些形式的抗争纳入到我们的劳工抗争概念中来。
然而，科恩在其关于工人抗争行动的各种隐蔽形式的概念中，将那些并非有意的抗争行为也纳入进来了。因此，他认为，诸如疾病和意外事故，即便它们并非出于个人意志的行为，但“都确实构成了抗争的各种形式”，因为它们都是对不可接受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作出的反应（1980：18-19）。对这一点我们必须加以区分。在我们的劳工抗争概念中，只包括工人发动的、反抗其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的、有目的（尽管未必是公然）的抗争行为。
最后，科恩还将以下的行为方式纳入其关于反抗的隐蔽形式中来，如：工人们所创造的对抗文化、吸毒，以及对来世的信仰。在这里，我们的观点是：“一切要看具体情况而定”。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境中，这些行为确实是劳工抗争或反抗的形式，但在某些情境中，它们仅仅是工人对劳动力商品化过程的适应罢了。这取决于这些行为的功能是作为抗争剥削的努力，还是为了淡忘剥削。[2]因此，宗教可以是“人民的鸦片”（比如，工作中的剥削是可以忍受的，因为逆来顺受者将在来世得到回报），也可以为被压迫者提供各种共同体网络以及一种关于正义和斗争的反向意识形态（比如，在波兰和巴西的工人斗争中，教会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同样，酒精和毒品可以是“大众的鸦片”（使得艰苦的劳作和工作中的各种权威关系变得更容易忍受），也可以是某一普遍抗争的一个部分，使得雇主们无法有效使用劳动力商品（因为旷工、劣质施工会给他们造成损失）。同样的区别也适用于工人中的各种对抗文化。
赫斯曼（Hirschman，1970）关于退出、发声和忠诚的分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澄清本书的劳工抗争概念。赫斯曼（1970：30）将“发声”定义为任何“试图去改变的尝试，而不只是从令人讨厌的状态中逃离出来”。在我们的劳工抗争概念中，包括了所有那些被界定为“发声”的行动。赫斯曼（1970：4-5）认为，“发声”和某些形式的“退出”行为扮演着一种“有恢复力的角色”：它们让资本家明白，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改变其经营方式。在我们的劳工抗争概念中，包含了所有那些具有恢复性作用或变革作用的抗争形式。除了发声行为之外，其中包括某些类型的退出行为及抗争的日常形式。下文将依次讨论这些行为。
退出行为的类型包括：（1）高调退出，即各种通过集体叛乱或逃离来达到脱离无产阶级化状态的各种尝试；（2）默然退出，即在劳动力短缺的状况下通过系统性的流动来达到增加工资或改善工作条件的各种尝试。劳动力短缺时的系统性流动常常被资本家们认为是工人的一种抗争形式，需要予以积极的和变革性的回应。其中的例子甚多，从福特的“5美元一天”计划[3]到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都是典型的例证。相反，退出（或流出）劳动力过剩的公司或地区的行为，并没有被纳入我们劳工抗争的概念之中。工人的退出并非反抗剥削的一种相关联的体验。这些行为并未对公司和剩余劳动力流出的区域产生明显具有“恢复性”（或变革性）的影响。
上文讨论过的各种反抗的日常形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虚假的忠诚。这些行为包括：对批判性意见的有目的的沉默；对剥削的拐弯抹角的抗争。这种拐弯抹角和对公开抗议的沉默是弱势群体无力感的表现，是强势群体拥有对不服从者进行严厉处罚的能力的结果。根据赫斯曼（1970：96-97）的研究，如果组织通过严厉制裁（比如，丢掉工作甚至生命）的威胁而使得退出和发声（抗议）的代价过高，“这些组织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它们自身的这两种恢复性机制。”换言之，弱者的抗争由于它们都戴着虚假忠诚的面具，并不能够向资本家发出需要变革的信号，亦即他们并不寻求以更为公开的反抗形式来影响对社会和经济关系进行重新变革的进程。
当劳工抗争的隐蔽形式是分散的和零星的个体行为时，赫斯曼的看法或许是正确，然而，当它们达到广泛的和常见的水平时，我们认为，工人们关于需要对社会和经济关系进行重新变革的明确信号实际上就已经被发送给雇主们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时，广泛的酗酒、旷工和粗制滥造等问题折磨着苏联的企业家们。或许，正是这些隐蔽形式的劳工抗争而不是公开的反抗，对促使苏联最初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当这些抵抗形式成为广泛的集体行为时，我们的劳工抗争概念就包含这些“弱者的武器”，但如果这些抗争被确信为孤立的或偶发的个体行为时，我们的劳工抗争概念就将其排除在外。
最后，各种劳工抗争的行为通常是阶级之间（劳工与资本家）的斗争行为（即抗争指向并反对资本家，或针对作为中介者或者资本代理人的国家）。然而，如前所述，工人们常常被嵌入到种族、宗教、民族和性别的共同体或认同感之中。这些认同也许被整合到各种动员口号当中，也许被用来打造各种跨阶级的联盟。但是，它们同样也可以被用来动员某类工人（比如白人、男性）来反对另一类工人（比如黑人、女性）的竞争。在这些情况下，工人们的斗争指向并反对其他的工人（比如白人/男性发动的划分工作界限的罢工来反对雇用黑人/女性）。不过，这些斗争也同样针对资本家。这些斗争试图限制资本家将所有工人作为同一商品的能力。因此，无论这些斗争是多么冷漠无情，我们还是将其视为劳工抗争的一种形式。
那么，该如何看待那些产生了种族主义的跨阶级联盟（比如种族隔离）的各种运动呢？或者，就此而言，该如何看待存在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各种联盟呢（譬如，存在于美国纺织工人和汽车工人与各自老板之间的联盟，目的是鼓动政府对来自国外产业竞争加以限制）？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跨阶级运动（比如民族解放运动）一样，不能简单地将这些运动贴上劳工抗争的标签，但同时，我们又不愿忽略其中所包含的无产阶级状况的内容。因此，它们同样必须被归入多阶级运动这一“中间”范畴中去，而不能简单地将其纳入或排除出我们的分析。
综上所述，我们旨在测量的劳工抗争概念，包含了所有那些人们对将他们当撤商品而作出的（可观测的）抗争行为和反应，这些行为既存在于生产场所，又存在于劳动力市场之中。该概念包括所有那些有意识的和公开的反抗行为。它还包括各种隐藏形式的反抗，不过只有当其分布广泛且成为集体实践的时候才算劳工抗争。最后，当阶级和共同体之间存在着清晰界限的时候，当斗争指向反抗无产阶级化状态的时候，劳工抗争这一概念中，还包括那些由工人们自己组织的在共同（非劳工）旗帜下的行动。
二 对世界范围内劳工抗争的测量
这一部分将首先探讨此前存在的劳工抗争数据来源的局限性，然后再讨论利用报纸作为世界劳工抗争数据来源的各种利弊。
（一）对官方罢工统计数据的利用和滥用
政府收集的罢工统计数据是最为常用的劳工抗争或劳工战斗性的指标。各种罢工统计数据有诸多可取之处，但在研究劳工抗争时如果单单（甚至主要）依靠这些统计数据，也会带来几个主要困难，特别是当我们想将劳工抗争看做长时段的世界－历史变迁的内在组成部分来对其进行分析的时候。
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罢工的意义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不能够简单地将那些发生在罢工被认为是非法的时间和地点中的罢工，与那些发生在罢工被认为是合法的、常规的甚至程序化的时间和地点中的罢工相提并论。然而，罢工统计必须将这些罢工同等视之。以下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问题。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美国罢工运动的历史高峰期，然而，许多研究者将其原因归结于二战后劳资冲突的制度化。正式的罢工成为合同协商中一个正常的谈判工具。因此，大量的罢工未必就是相应的大量劳工抗争的反映。如果将发生于弗朗哥[4]时期西班牙的一次罢工，与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或就此而言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西班牙）的一次“规模”大致相同的罢工视为具有同等“数量”意义，是一种靠不住的等同和做法。[5]
此外，正如上一部分所讨论的，罢工绝不是劳工抗争的唯一（或者甚至是主要的）的表现形式。劳工抗争也可以主要通过非罢工的形式体现出来，其方式包括从怠工、蓄意破坏到反叛、示威，等等。非罢工形式的斗争的盛行在两种极端情况下也许显得尤其重要，即在那些罢工被视为非法以及不可能进行公开抗争的地方，和在那些罢工已经被常规化并失去其作为一种主要的反抗无产阶级化状态的斗争形式的意义的地方。因此，人们惯常将罢工视为所有形式的劳工抗争的一个代表性指标的假设是不能接受的，而且具有相当大的潜在误导性。
最后，罢工统计数据的采集所依照的标准，常常将那些从劳工抗争测量的角度来看或许是极其相关的罢工活动排除在外，比如，大多数国家不时将“政治罢工”排除在其对罢工活动的官方统计之外。然而，正如上一部分讨论的，工人们常常通过政治罢工向国家提出各种诉求，作为其反抗无产阶级化状态的努力的一部分。
除了关于“罢工统计是否是测量劳工抗争的好指标”的问题之外，或许在长时段的、世界－历史的社会变迁研究中使用罢工统计，还存在着一个更为明显的问题。这一局限性在于，既存的罢工系列数据在时间和地域范围上都存在着不足。只有屈指可数的国家拥有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罢工数据。大多数国家根本就没有关于罢工的统计数据，或只是在二战之后才开始收集。此外，除了英国，所有国家的系列数据都有重大缺失（比如，法西斯时期和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或者在20世纪早期的某一段时间，美国政府决定不再继续收集罢工数据）。另外，涵盖非罢工形式抗争的数据收集也尤为罕见。[6]
一些研究者（或明或暗地）试图作出这样的假定：能够从某些国家的个案（其数据是现成的）来概括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范围的劳工抗争情况；通过这样做，它们回避了由于在罢工统计数据中地域范围上的不足所带来的众多困难。许多研究对这种从所谓发达工业国家进行概括的“明智”做法提出了质疑（如，Korpi和Shalev，1979）。从这些发达工业的情况来推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似乎是一种更不可靠的做法。
而且，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讨论的，在以国家为个案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时，我们必须假设每一个案的演进与其他个案之间都是独立的。假如按照我们的假设，一个统一的世界范围的过程联系着分布在全球各个角落工人，那么，唯一可以接受的处理方式就是建立一幅完整的系统机能图景，以便我们理解（或预测）每一个案例的发展轨迹。所以，面对整体的世界情形，我们有必要按照时间顺序建立一幅劳工抗争模式的图景来进行我们的工作。
总之，我们发现，对于我们研究长时段的、世界－历史范畴的社会变迁，没有现成可用的劳工抗争的反映指标能够被接受。
（二）报纸：可靠信息的一个来源
面对这些难题，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的世界劳工研究小组决定建立一个关于世界劳工抗争的新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汇集整理了《泰晤士报》（伦敦）和《纽约时报》中关于劳工抗争的报道——这两份报纸是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世界霸权国家中的重要报纸。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采用重要报纸作为建构抗争指标的来源，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流行和成熟的做法。[7]正如伯斯坦（Burstein，1985：202）所言：“近年来……一部分数量虽少但不断增长的社会科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政治的更为外在的诸多方面的有效时间序列数据，可以从一个明显的但迄今为止仍未被利用的数据来源获得——即主要的报纸”。通过《纽约时报》，伯斯坦收集到了关于公民权示威和其他反抗行动的数据，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来自该报的数据，“形成了一幅关于被分析的事件和时间趋势的总体上比较精确的图景……从该数据得出的该图景，要远胜于其他任何实际的或潜在可用数据所得出的图景”。同样，梯利（Tilly，1975：315）从他们对法国的集体暴力的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他任何可供利用的替代信息来源相比，通过对报纸进行信息搜索，我们能够获得一个更为全面和一致的事件的样本。”
上述这些研究，都利用了从全国性报纸搜集到的信息对该国所发生的抗议活动进行测量。世界劳工研究小组的创新之处在于，我们试图通过报纸的报道来建立可靠的世界范围劳工抗争的指标。我们否决了将来自全国性报纸的信息进行加和的操作思路，因为，要想依靠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某一家主要的全国性报纸，来对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劳工抗争的所有报道进行阅读和记录，其工作量之大可谓超出想象。此外，即便是这种数据收集的尝试是可行的，在试图将取自不同国家的信息综合为一个单一的世界性指标时，数据来源的可比性也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以具有世界霸权地位国家的重要报纸作为信息来源。我们的操作缘由如下。
1.在整个20世纪中，《泰晤士报》（伦敦）和《纽约时报》都具有世界范围的信息搜集能力。因此，在我们所研究的时间段中，报纸报道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所产生的地理覆盖面上的偏差，对于我们的研究的影响并不很大，对《泰晤士报》而言尤其如此（参见Dangler，1995，专刊）。
２.我们之所以选择《泰晤士报》（伦敦）和《纽约时报》，还在于试图尽量减少由于编辑方针（这与上述技术限制形成了对照）而造成的地域偏差的影响。顾名思义，所谓世界霸权国家，指的是那些将整个世界当做其利益范围或影响区域的国家。这两家报纸的报道都是全球性的（参见Dangler，1995，以及专刊中的附录B）。
３.尽管两者的报道都是全球性的，它们还是表现出区域上的偏好，它们都明显表现出对某些地区的报道偏爱（即历史上被认为是其势力或利益范围的区域），比如，《泰晤士报》（伦敦）偏爱报道南亚和澳大利亚，而《纽约时报》则偏好报道拉丁美洲（参见专刊中的附录B）。通过将两种来源的信息整合为一个单一的关于世界劳工抗争的指标，我们或许能够将单独使用每一来源的信息而产生的地域偏差抵消掉。[8]
总之，世界劳工研究小组工作的前提在于：通过收集《泰晤士报》（伦敦）和《纽约时报》的数据，我们能够建构世界范围的劳工抗争模式的可靠指标。为了检验这一假定的有效性，本文第四部分将对世界劳工研究小组数据库的有效性研究的结果予以概括。
三 数据收集的程序
研究小组的每个成员都通过阅读《泰晤士报》（伦敦）和《纽约时报》的索引，来确认关于劳工抗争的各种报道。[9]第一轮数据收集涵盖了从1870年到1990年的《纽约时报》和从1906年到1990年的《泰晤士报》（伦敦）。在项目第二阶段，数据库在同样的方法下被更新到了1996年。另外，在项目的第二阶段，由于《泰晤士报》的官方索引仅仅始于1906年，因此，我们使用帕尔默索引（Palmer＇Index）（在线）来作为《泰晤士报》（伦敦）在1870 ~ 1905年中关于劳工抗争报道的另外一个信息来源。[10]
对于在报纸索引中发现的每一篇关于劳工抗争的报道，我们使用特别设计的标准化记录表格，把年、月、日，文章的页码、期数，行动发生的地点（国家、城市），行动的类型（比如罢工、骚乱），以及产业或所涉及的产业等信息，都记录下来。[11]
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关于劳工抗争的报道，我们都按照这种方法记录下来，只有一种例外情况：由于对其国内新闻完全不成比例地报道，美国和英国所发生的劳工抗争事件的报道，我们并没有分别直接从《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上进行记录。相反，我们根据《泰晤士报》（伦敦）对美国的报道和《纽约时报》对英国的报道，来获得我们关于美国和英国劳工抗争的数据。
本项目的前两个阶段的最终成果，是以指数的形式对世界范围内劳工抗争报道进行了完整的统计。特别要说明的是，该数据库收集了《泰晤士报》（伦敦）和《纽约时报》从1870年到1996年的信息。[12]具体来说，我们使用标准化表格，记录了总共91947个世界范围内的劳工抗争“报道”，记录的信息有年份、 行动类型、国家、城市、每一抗争的产业，以及报道该事件的报纸的文章名、页码、日期、期数，等等。[13]
然后，这些信息被输入到两个电脑文件中，其中一个文件针对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资料，另一个针对来自《泰晤士报》（伦敦）的报道资料。每个国家[14]都有两个时间序列的资料，每一个序列来自一种报纸。对本书的分析而言，每个国家两个系列的数据被整合到一个单一的序列当中——对每一年度而言，劳工抗争被报道的数量是两个系列数据之和。本书的图4-1、4-2、4-3以及表4-1，都是基于1870~1996的时间序列数据的结果。
图2-1、3-3、3~4以及表2-1、3-1和3-2，则分别按照国家和（或）产业，对该综合性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区分统计。对于91947个劳工抗争报道中的每一个报道，我们都设置了国家和产业编码，因此可以分别建立分国家、分产业的数据统计。在本书表2-1、3-1和3-2中，分产业、分国家的劳工抗争统计数据最高点的确定标准，在第二章（第1个和第3个脚注）和第三章（第5个脚注）中有所解释。
四 对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有效性的评估
必须强调的是，本数据收集项目的设计目的，并非去收集到20世纪发生的所有或绝大部分劳工抗争事件。报纸报道的仅仅是所发生的劳工抗争数量中的一小部分。相反，我们的信息收集程序，其目的是创造一种测量方式，以便可靠地显示劳工抗争的变动水平——与其他时间节点或地点相比，劳工抗争时间的发生，何时出现高涨？何时出现衰落？何时出现高潮？何时出现低谷?[15]我们尤为感兴趣的是如何在世界经济的不同时空中确认劳工抗争的各个高潮点的浪潮。
在上文所提到的专刊中，已经发表了对7个国家数据有效性的研究。我们根据修特和梯利（Shorter and Tilly，1974）计算罢工浪潮的方法的修订版，使用两个不同的标准来确认每一国家的劳工抗争的高峰年。[16]某一年份要想被确定为劳工抗争的高峰年，需要：
（1）在该年中，被报道的劳工抗争次数，必须至少比此前5年数据的均值高出50%;并且，（2）该年被报道的劳工抗争次数，必须远远高于该国整个85年中被报道的劳工抗争次数的均值（在这些研究被实施的时候，数据的序列只收集到1990年。）。
基于对关键年份的界定，研究团队的成员们开始了可靠性研究。他们把从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得到的7个国家（阿根廷、中国、埃及、德国、意大利、南非和美国）的劳工抗争图景，与从其他已有资源（劳工历史文献资料和其他可用的系列统计数据）所得到的劳工抗争图景进行了比较。这些可靠性研究被收录在专刊的第二部分，为这样一种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即可以利用世界霸权国家的报纸来建立可靠的指标，从而反映世界经济随着时空推移而发生的劳工抗争浪潮的实际情况。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的核心优势在于，它具有一种相当一致的能力，能够确认某一国家内部的劳工抗争浪潮——特别是那些代表着劳资关系历史转折点的劳工抗争浪潮。这种可靠地确认劳工抗争浪潮转折点的能力，与利用来自报纸的信息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数据来源所具有的独特特征有着密切关系，这种特征就是：报纸拒绝报道常规事件的偏见（比如，制度化了的罢工活动），以及其偏爱报道非常规性劳工抗争的偏见［之所以称之为非常规性的劳工抗争，在于它们“不仅仅规模巨大，而且还构成了劳资关系的分水岭（参见专刊，Arrighi，1995）］”。因此，世界劳工小组的指标正确地确认出了几乎所有那些被普遍认为是在劳工抗争浪潮中具有数量或质量转折点意义的年份，这基本上与专刊第二部分所检验过的那些国家的劳工抗争转折点相吻合。
在专刊的第二部分所研究的那些国家中，出现了一个需要注意的系统偏差。对好几个被研究的国家而言，世界劳工小组的指标低估了这些国家在二战刚刚结束后的劳工抗争的严重程度。对中国、埃及和美国而言，二战刚结束后的那几年被确认为劳工抗争高潮的年份，但是，其劳工抗争报道的相对数量，与整个世纪里其他峰年的数值相比较，要比预期的小。同样，对南非而言，世界劳工研究小组并没有将1946年确认为峰年，尽管它已经被基于其他资料的研究者普遍认为是一个劳工抗争的峰年。个中原因很简单：在二战刚刚结束之后，《泰晤士报》（伦敦）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纸张短缺并缩减了版面数量（因此降低了报道的覆盖面）。幸运的是，《纽约时报》并未遭遇类似的限制。
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它包含了劳工抗争的所有不同形式。这意味着我们的指标能够正确地确认那些有时被官方罢工统计排除或低估的劳工抗争的峰年。无论如何，我们都有理由预期（根据直觉以及其他研究者的经验），报纸会存在一种对劳工抗争报道的系统偏差，它们偏好于报道那些更为公开对抗的劳工抗争（相对于隐蔽的劳工抗争而言），那些使用更为激烈的策略的劳工抗争（相对于平和的劳工抗争而言），以及（或者）那些参与者数量更为巨大的劳工抗争（相对于小规模的劳工抗争而言）（譬如，参见Snyder和Kelly，1977）。因此，尽管我们没有依照行动的类型对劳工抗争的分布进行研究，但相对于那些被报道的更为公开的抗争形式而言，我们过在“弱者的武器”和“抗争的日常形式”范畴下所讨论的各种劳工抗争形式，在我们所选择的报纸中被系统性地忽略。正如斯科特（Scott，1985：33-36）所指出的：
显然，实际的反抗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经常与表面上掩盖这种抗争的象征性遵从的程度成正比。……因此，这些行动自身的本质及其对手为保自身利益的沉默，共同产生出一种共谋的沉默，这种沉默会将这些抗争的日常形式从历史记载中完全抹去。
我们的数据库不能被用来对隐蔽形式的抗争进行详尽的研究，但是，我们的经验表明，当隐蔽的抗争行动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它们确实也会被报纸报道，例如，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苏联雇主所抱怨的广泛的工人旷工、酗酒上班、损坏设备等行为，确实在我们的两个报纸资源中都有所报道。
综上所述，尽管同所有数据库一样，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也应该被慎重使用，但是，它已经被证明确实是一个可以用来确认世界范围内的劳工抗争模式的相当可靠的信息来源。它在地域和时间范围方面的独特性，使先前无法进行的将劳工抗争作为世界历史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的选择成为可能。
[1] 之所以将这一抗争行为称之为“隐蔽的”，是因为它常常被理解为平和的或者是原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的战争，而其中的劳工要案则被忽略了。
[2] 关于这些行为是否总是构成了抗争，科恩自己的态度也是含糊的。
[3] 指福特公司从1914年底开始实行的一项福利措施，对公司工人实行5美元一天的最低工资制。详情可参见http://www-personal.umd.umich.edu/-ppennock/L-FiveDollarDay.htm等。——译注
[4] 弗朗哥，20世纪40~70年代西班牙领导人。——译注
[5] 同样，皮文和克劳伍德（Piven和Cloward，1992）就曾批评过这样一种广泛的倾向，即在关于抗争的社会科学文献中，人们倾向于将常规化的罢工与非常规性的集体行为混淆在一起。
[6] 关于官方罢工统计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中所包含的各种方法问题的研究，参见爱德华（Edwards， 1981）、海曼（Hyman，1972）、杰克逊（Jackson，1987）、诺乐斯（Knowles， 1952）、沙莱夫（Shalev，1978）以及弗兰佐西（Franzosi，1995）等的论著。
[7] 布尔斯坦（Burstein，1985）、丹兹格（Danzger，1975）、杰金斯和佩罗（Jenkins和Perrow， 1977）、库普曼斯（Koopmans，1993）、库兹涅威茨（Korzeniewicz，1989）、科瓦勒斯基（Kowalewski，1993）、麦克亚当（McAdam，1982）、佩姬（Paige，1975）、斯奈德和凯莉（Snyder和Kelly，1977）、斯奈德和梯利（Snyder 和Tilly，1972）、杉本（Sugimoto，1978a，1978b）、塔罗（Tarrow，1989）、梯利（Tilly， 1978， 1981）以及梯利等（Tilly等，1975），都曾利用报纸来建构关于抗争的各种指标。关于其中的方法论问题，参见弗朗索西（Franzosi，1987，1990）。
[8] 而且，当对劳工抗争浪潮进行报道时，这种地域上的偏差似乎并不显著。两家报纸都倾向于报道劳工抗争浪潮，即使是对那些常规报道的覆盖并不广泛的国家而言，情况也是如此。
[9] 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尽可能地确保搜集到的来自索引的劳工抗争报道的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主要的难题在于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关于劳工抗争的报道也许隐藏在整个索引之中（它们在国家、产业或其他主题名称下）。此外，就每一家报纸的信息来源而言，其索引的组织方式也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因此，数据收集的第一阶段，包含一系列检验和编码程序的修订。为了使得编码员之间的结果的复现性能够最大化，我们对数据记录指南进行了不断的提炼。同样，编码员可信度也成为编码员培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我们拥有的资源有限，我们还是决定安排两个独立工作的数据收集员来收集每一年的《纽约时报》的有关信息，以便最彻底地寻找被报道的劳工抗争。当两个编码者都完成指定年度报纸索引的数据搜集工作后，我们会对编码表进行比较合并，以确保任何一个或两个编码员所确认出的数据信息都能被纳入数据库之中。一种类似于伯斯坦（1985：211-12）的“内在信度”测量方法，被用来评估编码员的个人表现以及每一年度数据的信度。在决定分配编码任务时，我们对每个编码员的表现进行了动态评估。换言之，我们尽力确保至少有一名能够“高度信赖”的编码员，被分配到某一年的数据编码工作中去。由于我们的资源有限，这种数据收集的方法并未完全被复制到《泰唔士报》（伦敦）索引的数据收集工作中去。不过，本书作者负责了几乎整个关于伦敦《泰晤士报》的系列工作，因此，这加强了我们对《泰晤士报》数据库的完整性和一致性的信心。
[10] 关于该项目所使用的数据记录说明，参见附录-2。此外，我们还不断完善了预先准备好的系列训练工具，用来训练和评估编码员。
[11] 被用来记录的单位，是索引中的关于劳工抗争的“提及”。比如，同一场罢工因为被多篇文章报道而被报道多次，因此，每一次对这一罢工的报道（与不同的文章相对应），都要被记录和单独统计。同样，某篇单独的文章，可能会报道劳工抗争一系列的行动（比如，不同地区的不同罢工，同一地区的罢工又引起了骚乱），因此，即使是同一篇文章，其中所报道的每个行动都要被单独记录和统计。另一方面，如果某一索引在两个不同地方所报道的乃是同样的信息，那么，这种重复报道则被从数据库中副除。隐含在该数据记录程序之下的假设是：劳工抗争的程度越激烈，其被报道的频次也会越高。因此，与仅仅被报道一次的行动相比，我们的记录程序会给被报道两次以上的劳工抗争行动以更大的权重。将来我们可能将这些被报道的行动按照各个单独的事件进行汇总；不过，这是一项需要耗费大量劳动力的项目。对本书而言，这些数据仅仅被用来确认重大的劳工抗争浪潮，而不是用来对特定事件的结果进行深度研究，有鉴于此，我们并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工作。
[12] 《纽约时报》的数据，完全是基于官方的索引，而《泰晤士报》（伦敦）的数据，其基础是对1870~1905年的帕尔默索引（Palmer＇Index）（在线）和1906~1996年的官方索引的综合。
[13] 在项目的这一阶段，我们依靠报纸的索引作为信息来源。我们的假设是：报纸索引能够精确反映报纸的内容，或者，其误差完全是随机的，以至于对我们的整体结果不会造成显著影响。对样本年度（其编码来自报纸索引，报纸微缩胶卷和Nexis数据库电子文档）的比较表明：（1）通过报纸索引获得的信息，会导致轻微低估劳工抗争报道的文章数量；（2）这一低估，似乎持续存在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因此不会对我们后期基于数据库而建构的各种指标的类型产生显著影响；（3）从报纸索引中确认被报道的劳工抗争信息，要比从报纸或微缩胶卷中确认信息更为节省时间（至少节省了一半的时间）；（4）因此，这里所丢失的信息，并不值得我们去花费更多的时间来从报纸微缩胶卷上去收集信息。最后，虽然从Nexis数据库电子文档和报纸微缩胶卷中能够获得更多信息，但通过报纸索引来搜寻信息，常常会发现一些通过Nexis复杂的搜索命令以及其他各种方法所发现不了的重要资料。
[14] 这些国家的名称、边界都以1990年时的情况为准。对于那些名称和（或）边界在过去某些时间中有变化的地区，我们尽力确认劳工抗争行动发生的确切地点（比如城市、区域），然后，将这些报道与现在是某国一部分的“国家”划为一组口因此，例如，曾经被以“奥匈帝国”为标题报道的劳工抗争，如果发生在布达佩斯，就被划归匈牙利，如果发生在维也纳，就被划归奥地利。同样，尽管最近发生了边界变动的重大浪潮，我们还是将1990年的各国边界延续到1990年后的数据库中。
[15] 在数据库中，被记录的给定年份的劳工抗争事件的数目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绝对的意义。其意义（高/低、升/降）是相对于其他年份被报道的劳工抗争事件的数目来说的。
[16] 在本书和专刊中，用来确定劳工抗争浪潮峰值（最高点）和汇总两份报纸时间序列数据的程序，有些许的不同（参见Silver，1995a）。在划分劳工抗争的峰值（最高点）年份时，本书中采用的程序所得到的结果，并没有产生显著的不同（且还具有额外的优势，避免了烦琐的麻烦）。因此，信度研究的各项结果，对专刊和本书中数据的说明都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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