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新劳工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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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新劳工国际主义?

　　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全球化进程，不仅伴随着不断增长和具有爆发性的劳工抗争，同时还与第二国际的垮台以及两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劳工国际主义的瓦解与帝国主义和国家的社会化进程有着密切联系，正是这些进程将工人生计安全与其民族国家的力量联结在一起。随着20世纪晚期各国开始迈向国家的去社会化进程，各种潜在的条件是否正变得更有利于劳工国际主义的兴起呢？
　　在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关于这两个阶段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另外一个类比能够给我们以启发。在这两个时期，具有种族主义和排外意味的国家保护主义，构成了工人们（以及其他人）对不受管制的全球劳动力市场所引发的混乱状态予以反应的一个重要部分。^[1]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指出，没有理由预期，仅仅因为资本发现将所有工人视为可以互换的等价物是有利可图的，工人们自己就会认为这种资本对待他们的方式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并接受它。相反，处于不安全状态中的人们（包括工人）有充分理由去维持各种非阶级界限和边界的显著存在（例如种族、公民权、性别），并以此来作为他们要求特权保护、在大动乱中免受伤害的一种手段。因此，国家的去社会化进程，本身并没有为劳工国际主义提供扎根的肥沃土壤。事实上，人们有理由认为，今天，第一世界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较少取决于其国家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力量，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这些国家通过实行进口和移民限制来使得其工人免遭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劳工竞争的能力。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中所论述的，20世纪的世界劳工抗争被嵌入到一种钟摆式的摆动中，钟摆的一侧是利润率的危机，而另一侧则是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以19世纪晚期的大萧条为标志的利润率危机通过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得到了解决，这些调整措施破坏了全世界的既有的生活和谋生方式，其后果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合法性危机以及不断增长的劳工抗争、革命危机和世界大战的恶性循环。在半个世纪的不断增长的系统性混乱后，战后的社会契约都明确意识到：必须保护工人使他们免受不受管制的全球自由市场力量的伤害。尽管利润从来就没有完全让位于工人的生计，但已存在一个广泛的共识，即除非资本主义能够显示其有能力提供物质和经济安全，否则，它将不能在来自底层的不断增长的革命挑战中幸存下来。工人们不能被当做简单的商品来按照市场力量来决定其使用与否。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种哲学和政策已经被认为是构成了对利润不断增长的束缚，并在80年代被世界的精英们所摒弃。由于20世纪晚期这一钟摆重新摆向不受管制的市场所带来的既有生活和谋生方式被打乱，又一次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深刻的社会合法性危机。这种社会合法性危机对世界精英们来说是否已经（或将是）足够麻烦以至于导致钟摆重新摆向对生计和安全的重视，这一点仍有待观察。
　　然而，本书所作的分析清楚地指出：战后时代的各种全球社会契约，无论是对劳方还是资方来说都没有提供一个稳定的解决方案；此外，简单地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许诺满足该时期不断升级的工人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愿望时，美国主导的全球体制回避了几个重要问题。无限制增长这一支撑全球新政的意识形态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针对大众消费和发展主义的社会契约的资本主义限制和环境限制都是可以忽略的。20世纪70年代的利润率危机和环境危机（以那10年的油价震荡为显著标志）共同揭示出世界霸权所作承诺的种种内在限制。此外，数十年的工业化和发展——所谓的第三世界工人进入高度大众消费的前提——仅仅是在美国世纪终结之前进一步强化了各国在收入和资源使用/滥用上的不平等。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种族分化和财富分化之间的重叠被强化，环境正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不断恶化。因此，21世纪早期的世界各国工人所面临的终极挑战是进行斗争，不仅仅是为了反对工人自身的被剥削和被排斥而斗争，而且也是为了建立一个使对利润的追求真正服从于对所有民众生计有所保证的新的国际体制而斗争。

^[1] 就这一点而言，美国劳工运动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晚期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立场的种种相似之处十分引人注目（参见Silver和Arrighi 2000； Saxton， 1971； Cockbrun，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