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第四节 战争与工人权利将何去何从？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中所论证的那样，20世纪的全球劳工抗争深深地陷入到世界政治和战争发展的动力机制之中。有几个重要趋势凸显了出来。首先，在19世纪晚期，工人的力量相对于其国家的力量开始急剧增长，因为国家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越来越依赖于被送到前线的工人－公民的自愿甚至是热情，以及在工厂工作的工人来支援前线。正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竞争和武装冲突升级的背景下，工人们（尤其是宗主国国家的工人们）成功地推动其国家在工人权利以及更广泛的民主权利方面的迅速扩展。但是，在使工人保持忠诚方面，这种国家的社会化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现代工业化战争所导致的恐惧和混乱，使得这些旨在建立国家层面的社会契约的各种努力愈加不稳定，最终引发了战争、劳工的抗争以及革命危机的恶性循环。20世纪上半叶的这种总体的系统混乱，只是通过二战后在全球层面的具有实质意义的各种政治－经济改革才得以解决。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国际货币和贸易体制的成功建立，这些体制的各种规则都含蓄地承认：劳动力是一种虚拟性商品，需要保护它使其免受不受管制的世界市场的最严酷的裁决。这些全球性的改革措施，为大众消费和国家层面的发展主义社会契约的建立开辟了空间（参见本书第四章）。
从这一视角来看，20世纪下半叶劳工抗争的衰退和劳工运动的去激进化过程是一种局面转型的结果，即战争得到了更多的控制且更为有限度，同时，出现了一个对劳工更为友善的国际环境。而且，我们在21世纪是否会回到一个劳工抗争不断升级并变得越来越激进的局面，则取决于我们是否会回到与20世纪上半叶相类似的那样一种局面，即国家间的冲突不断升级以及世界大战。
就这一点而言，越南战争具有深远的意义。首先，越战的经验愈加支持了我们的结论：成本巨大且不受欢迎的战争具有使劳工运动激进化的效应；它还使得国家倾向于通过将国家进一步社会化来应对各种社会矛盾（参见本书第四章）。但越南战争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它引发了美国全球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一场重大危机，引发了一系列将美国的全球政策的反革命性推向顶点的一系列反应。这一反革命的核心在于，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和美国的全球社会－经济战略都发生了重大的转移。
军事战略中的反革命在于，美国（及其他宗主国家）认识到，任何可能危及大量本国工人－公民的战争，将构成对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对这一事实的认识，首先严重阻碍了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军事行动范围。相反，在80年代，通过从劳动密集型战争向资本密集型战争的急剧转换，这种严重的阻碍得到了克服。对于那些能负担这种高科技战略的国家来说，资本密集型战争的种种优势，首先被英国在福克兰/马尔维纳斯战争中表露无遗。在海湾战争中，这种优势得到了引人注目的证实，并再次在科索沃战争中被不那么引人注目地证实。在第一世界国家中，针对这些战争的内部反对声音一直很低，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使得他们自己的工人－公民－战士中受伤害人数降到最低（趋向于零）。此外，研究和发展领域中的大量精力被用于战争的自动化（也就是说，不仅使得第一世界国家的人们完全免于被杀的危险，同时，还使得他们完全避免与大规模杀伤发生直接接触）（Greider， 1998）。
与20世纪上半叶的那种导致工人激进化并制造出全球劳工爆发性抗争的战争相比，这种类型的战争是十分不同的。近期的战争使得大多数贫穷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其土地被高科技炸弹炸毁、经济基础设施被摧毁并因此而导致各地稳定的工人阶级队伍被破坏——但是，这些破坏并没有引起第一世界国家中“社会大众的强烈反响”。因此，如果各战争国家继续将第一世界国家的工人（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公民）与更为恐怖的当代战争隔离开来，并摧毁其他地区的稳定的工人阶级，那么，就不太可能产生那种标志着20世纪上半期劳工抗争特点的强大而具有爆发性的劳工抗争。[1]
与此同时，第一世界国家越是迈向战争的自动化，它们也就越是将自己从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而依赖于战争中的工人－公民的局面中解放出来。有鉴于此，隐藏在工人权利和民主权利扩张背后的一个最强大的过程正在被逆转，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即这种逆转是否会促使工人权利和民主权利的重大缩减？事实上，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军事领域中的反革命的另一面，是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反革命。对劳工和发展相对友好的国际体制，在80年代被一种对劳工和发展不友好的国际体制所断然取代。在战后的全球新政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大众消费和发展主义的社会契约，被从上层摒弃了。国家层面的各种社会安全网，与国际层面的允许/促进这些社会安全网的各种制度一起，在世界范围内被削减或废除了。因此，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反革命，可以说是引发了使国家去社会化的趋势。
到目前为止，我们论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代全球政治军事背景，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上半叶导致激进和爆发性的劳工抗争的全球政治军事背景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随着对劳工友好的国际体制的废除，当代的全球社会－经济背景具备了与较早历史时期的全球社会－经济背景的某些相同的重要特征。在这两个时期，人们都信奉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各国一致推行将资本从各种限制中解放出来的措施，从而导致资本积累的全球进程的重组（各种范围广泛的调整策略）加速，这导致了尚未被商品化的和得到社会保护的各种生存资源被破坏。关键是在这两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一个投资从贸易和生产领域撤离并转向金融和投机领域的重大转移——我们称之为金融调整策略。[2]在这两个历史时期，这些变化（包括资本的金融化），导致结构性失业的不断增长、不平等的加剧以及世界范围内工人原有谋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破坏。最后，在这两个历史时期，金融调整的启动伴随着雇主反劳工的重要攻势的增长和劳工抗争的消退。在19世纪晚期，这种消退是短期的。在20世纪上半叶，不断增长的不满以及工人结构谈判力量的增强（发生于生产场所和世界政治当中），共同产生了马克思式和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的强大浪潮（参见本书第一章和第四章）。反过来，这些劳工抗争的兴起，在迫使世界的精英统治阶级推行全球层次的重大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革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参见本书第四章）。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后期之间的各种相似之处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预期，当代劳工抗争的衰退将是短期的（或至少是暂时性的）。事实上，许多观察者从西雅图以及其后的反全球化示威中，看到了不断上升的强烈反应的迹象。人们对“别无选择”（TINA）的信念从根本上被动摇了，对世界政治和社会－经济体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有利于劳工的变革的各种建议，正在得到强有力的推行。建立一个新的、对劳工友好的国际体制的机会何在？建立一个来源于（并且在本质上反映出）真正的劳工国际主义的国际体制的机会何在？我们将在下文以及本章的结尾部分，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1] “反恐战争”将如何影响战争与劳工抗争之间的关系，仍有待观察。关于“反恐战争”对美国劳工的影响的一个较早的评估，参见库塔利克（Kutalik， 2002）。
[2] 金融调整和国际体制中的这种转变构成了关键性的解释因素，因为正是这两个因素，使得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上半叶的全球化进程，与二战后的30（或40）年的时间区分开来。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中所论述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的特征在于，资本通过持续的空间调整、技术调整以及产品调整策略，从而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节点上造成工人运动的弱化，却在总体上产生了一种工人运动力量不断增强的趋势，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劳工运动的转折点是80年代，在这一阶段同时发生了金融调整的启动以及对劳工友好的国际体制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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