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第三节 工人结构性谈判力量的削弱？
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汽车工业——赋予了汽车生产工人强大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其根源在于工人们在一个资本密集和劳动技术分工复杂的生产体系中居于战略性地位，从而能够使生产流程的中断，导致重大的损失（参见本书第二章）。此外，我们认为，与后福特主义相伴随的技术/组织调整策略，并没有弱化汽车产业工人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最后，我们认为（参见本书第三章）汽车产业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要远远强过纺织产业（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工人。总之，20世纪似乎表现出了这样一种特征，即劳工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总体上在朝着不断增强的方向发展。
但是，无论是从象征性意义来看还是从实际雇佣人数的增长上而言（在高工资国家情况尤其如此），汽车产业（以及更一般的耐用大众消费品产业）都已不再是21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这使得一些观察者将劳工运动的危机归咎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消失（参见本书第一章）。我们对全球工人阶级的不断形成和再形成的关注，使我们得出了一个根本不同的结论。在本书第三章中，我们认为劳工抗争的中心，并不只是沿着各产业内部的连续的空间调整路线，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它还沿着产品调整的路线从一个产业转移到另一个产业。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从纺织产业到汽车产业的转移。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进程中，纺织产业的劳工抗争先是被边缘化，然后又出现了衰退。但是，与此同时，新的主要工人阶级则在20世纪的新的主导产业——汽车产业——中被打造出来，并且力量得到增强（参见表3-1）。同样，尽管汽车产业的劳工抗争在21世纪也愈加被边缘化（且可能最终被消解），但我们应该期望看到在21世纪新的主导产业（一个或多个）中，将会形成新的工人阶级，并浮现出各种劳工运动。换言之，就这里所持的观点而言，劳工运动在20世纪晚期所遭遇的危机只是暂时的，并且，随着“正在形成中”的新工人阶级地位的巩固，这种危机将有可能被克服。
但是，新的主导产业（一个或多个）中工人谈判力量的性质和程度如何，依然是一个问题。换言之，这一工人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不断增长的趋势，是否会在21世纪持续下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书第三章力图识别出21世纪的某些新的主导产业，并将这些产业中工人谈判力量的性质和程度，与纺织产业和汽车产业中工人谈判力量的性质和程度进行比较。无论是就有可能成为新的主导产业的潜在的产业类型而言，抑或是就劳工谈判力量的意义而言，都出现了一幅高度异质性的图景。我们发现，尽管在一些当代的关键部门（如交通业和通信业）中，工人拥有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与汽车工人曾经拥有的同样强大；但在另一些部门中，工人拥有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则要少得多（如旅馆和餐饮业工人）。另外一些工人，如教师，他们缺乏显著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即他们并不是在一种劳动的复杂技术分工体系中工作），但是，凭借其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所处的战略性位置，他们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谈判力量。
总体而言，尽管没有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么具有直截了当的负面影响，或许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20世纪这种倾向于增加工人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的趋势，在21世纪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逆转了。今天，许多从事生产和个人服务业的低工资工人的谈判力量，更类似于19世纪的纺织工人所具有的谈判力量，而非20世纪的汽车工人。
从这一视角来看，当代劳工激进性的下降，或许可以从劳工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的总体弱化的趋势中找到答案。但是，我们对纺织和汽车产业中劳工抗争的历史动力机制的比较表明，在强大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和劳工的激进性之间并不存在着相关关系。事实上，尽管纺织工人的抗争较少能够成功实现其各种直接诉求，他们却始终比汽车工人更富有激进性。不过，这两个产业中的工人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在于：纺织工人的成功，更多的是依赖其强大的（具有补偿性质的）结社组织谈判力量（工会、政党以及民族主义运动中的跨阶级联盟）。有鉴于此，或许我们可以期待在劳工运动的总体力量策略中，结社组织力量所占的比重将处于不断增长的态势。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最近，快速增长的核心服务业中的某些最成功的工人运动的策略，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纺织工人的斗争策略有颇多相似之处。纺织工人在一个由众多的小企业所组成的垂直一体化的产业中工作，他们的就业很不稳定，因此他们不得不以广泛的城市性或区域性政治和工会组织为基础，以发展出一种补偿性力量。同样，今天至少在表面上[1]实现了垂直一体化的服务业工作的低工资工人，他们所遵循的是一种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模式，而不是依赖于工人在生产中的位置性力量而形成的组织模式。美国的“基本工资运动”和“清洁工公正权益运动”都是以社区劳工组织为基础的，从而避免了劳工组织对任何特定的公司或公司群体中的稳定雇佣关系的依赖。因为，正如纺织工人的历史经验所表明的，主要依赖工人独立的结构谈判力量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胜利的取得，要依靠与更广泛社区中的各个群体、阶层形成联盟，以及从这些群体和阶层那里所获得的诸多资源。[2]
如果工人结社谈判力量的重要性正在增长的话，那么，劳工运动的未来发展轨迹，将受到其所处的更广泛的政治背景的强烈影响。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对20世纪早期纺织工人的讨论，使得我们有必要去强调存在于劳工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联系。而存在于当代工人运动与其他各类运动之间的类似联系，则需要加以探索。
而且，对工人的谈判力量的当前趋势进行全面评估，要求我们出于另一个理由去强烈关注世界政治背景。到目前为止，本节强调了生产组织中各种变化对工人谈判力量所产生的影响。但是，正如第四章所强调的，20世纪工人的谈判力量至少是建立在两种同等重要的因素的基础之上：一种因素是工人在国家的全球力量战略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另一个因素是工人在复杂的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中心地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期：21世纪工人运动的发展轨迹，将继续与（变动着的）战争和世界政治之间的动态机制交织在一起——这正是我们下文将要讨论的一个主题。
[1] 关键是，这里所发生的并不是对过去的一种简单的回归，因为垂直一体化通常只是一个表面特征。隐藏在众多小企业背后的是诸多大企业、政府以及大学，为了降低成本和规避其责任，它们经常将任务转包出去。
[2] 这里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在核心国家中，正在形成的新工人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合法或非法的）移民。这一事实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影响着可用来建立组织谈判力量的资源的数量和类型。显然，各种法律约束是其中的一个产生消极作用的影响因索。种族共同体的纽带和潜在的获得跨国资源的渠道则构成了其中的积极影响因素。和20世纪早期的情况一样，今天在国际范围内流动的工人阶级（就他们事实上能够流动的程度而言），为劳工抗争的国际扩散提供了结构性基础，他们不仅是各种意识形态和斗争形式的传播者，还可以通过结社组织谈判力量的跨国形式的发展（例如跨越边界的团结以及跨国组织），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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