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南北差距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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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南北差距的终结？

　　我们在第二章的分析中显示，既有的大规模生产产业的空间调整，并没有导致直接的冲向底线的竞赛，这或许可以被解读为存在着一种全球劳工工作条件同质化的倾向，从而模糊了南北之间的分隔。因为，我们的叙述强调了汽车产业的大规模生产倾向于通过各种方式创造出各种相似的社会矛盾，包括相似的工人谈判力量的来源以及斗争形式，其结果是，从美国的底特律到意大利的都灵再到韩国蔚山的半个世纪的斗争，都呈现一种惊人的似曾相识之感。
　　尽管我们在第二章中关于似曾相识的故事的叙述强调了资本转移所具有的同质化影响，我们在第三章中对一种经过了批判性重构的产品周期模型的应用，则强调了各种系统性的反向趋势，在这些趋势的作用下，南北分隔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这对于不同地区的劳工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每一种似曾相识的劳工运动模式的再次出现，都是发生在一种根本不同的竞争环境之中的。无论是汽车产业还是纺织产业的产品周期，当生产的中心（以及工人的斗争）被转移到工资低较的地区时，资本家将不再能够获取产品周期创新阶段的“垄断性超额利润”，建立各种稳定劳资协议的操作空间从而也缩小了。
　　更普遍的情况是，各种技术和产品调整策略都具有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倾向，即垄断性超额利润总是周而复始地在创新比较集中的高收入国家产生，而低收入国家则很少能分享到这种超额利润。而且，在保持和恢复高工资生产区域的全球竞争地位方面，保护主义也扮演着一个显著的角色。换言之，我们发现空间调整倾向于消解南北之间的分隔，而技术调整、产品调整以及保护主义则倾向于不断地重构南北之间的分隔。
　　从本书第三章所持的视角而言，第三世界工人们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并不是由于缺乏维持劳工标准的国际压力。毋宁说，问题的根源在于存在着一个不断被复制的南北分隔的系统性过程。空间调整策略转移了大规模生产（包括强大的工人阶级）所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但它们并没有实现财富的重新转移，正是凭借这种财富，那些高工资国家才能够在历史上对这些相同的矛盾加以调适。结果是，强烈的不满、怨恨和强大的谈判力量并存，这为大多数后殖民地国家中持久性的社会危机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