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第六节 从美国的霸权危机到世界劳工的危机
美国支持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重建，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一个“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这20年的持续而赢利的增长提供了基础。这种史无前例的增长和收益，反过来又为战后几十年间社会契约的资金提供了物质来源。但是，和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一样（参见本章第二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贸易和生产的快速增长，最终激起了一场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其特征是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利润率的普遍下降。正是在这一危机的背景下，战后各种调节劳工的社会契约迅猛增长。
最初，企业资本试图通过增加工人的工作强度来解决20世纪60年代的利润率危机，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些生产提速措施激起了工人的公开反抗和不合作。“洛兹敦蓝调”（Lordstown Blues）（继位于俄亥俄州的洛兹敦市通用汽车工厂劳工抗争之后而得名）这一短语被用来象征这种不合作的策略。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席卷西欧的大规模罢工浪潮和劳工激进主义抗争（上文已经提及）主要集中在福特式的大生产行业，同样的，这种罢工和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工厂生产提速（以适应资本家之间激烈竞争的要求）的刺激所致。这一劳工抗争浪潮导致了工人工资的空前增加，也使人们普遍感到，资本家、国家和工会已经失去了对工人和工作场所的控制（Crouch和Pizzorno， 1978；亦可参见该卷的第二章）。
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和国家对工人运动的反击采取的是间接的方式，这表明劳工运动太强大了（或者至少被认为是过于强大），以至于无法对其进行直接的攻击。在西欧，普通工人的激进抗争浪潮首先导致了自由法团主义架构的危机，因为工会领导人“追随其成员，他们不仅仅是通过一种愤世嫉俗的方式来保持其对组织的控制，还常常对来自基层的要求作出真正的反应”（Panitch， 1981：35）。当各种强制性措施（例如，宣布罢工为非法）无法控制劳工激进抗争的时候，各种新的法团主义协议达成了，它们所折射的是劳工所具有的更为强大的谈判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出于对工会要求的回应，这种新的法团主义架构将工会整合到基层车间层次的决策过程之中，产生或强化了布洛维所说的“霸权型工厂政体”。[1]作为参与车间决策过程的一种交换条件，工会领导被要求对普通工人进行规训。然而，由于这些“霸权型工厂政体”构成了对资本灵活性的真正的限制，紧张和不稳定的状态仍然是这些工厂政体的主要特征。因此，作为解决危机的一种方法，它们的作用充其量只能是暂时性的（Dubois， 1978； 30； Panitch， 1981：35-38）。
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大公司和（或）政府要想公开否定关于大众消费的社会契约似乎是不可能的。在私有部门，各种集体谈判机制被保留下来。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力去商品化的各种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其他一些公司层面的策略，尽管被业务转包而削弱了，但并未受到直接的打击。最后，在20世纪70年代，要想直接打压工人的实际工资仍然是不可能的。相反，名义工资水平继续快速增加，虽然通货膨胀抵消了实际工资的购买力（Goldfield， 1987； Moody，1988）。
这种关于大众消费的社会契约，其前提条件不仅是实际工资会稳定增加，而且还要求将失业人数控制在一定水平上——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通过政府扩大雇佣来确保这一点。但是，要实现这些带有霸权色彩的承诺，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面临着深度的财政危机，导致税收水平的不断攀升，从而进一步地降低了资本的利润空间。在美国，上述困难由于越南战争不断攀升的（财力和人力方面的）开支而进一步恶化。随着反战情绪的增加，以及动员起来的公民权利运动将注意力转向贫困和失业问题，美国政府又朝着“国家社会化”迈出了一大步，以此来作出响应。“向贫困开战”（各种社会福利项目的重大拓展）和越南战争一起，加速了美国政府的深层次的财政危机。它们也帮助创造了全球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从而增强了世界许多地区劳工的市场谈判力量。
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宗主国国家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满足来自下层人民的需求，去实现带有霸权色彩的承诺；要么满足来自资本家的需求，恢复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环境。面对这一选择，宗主国国家试图不作任何选择。作为回应，资本开始“罢工”。不断增加的流动资本“用脚投票”，其方式不仅是不断加剧和深化生产性资本的空间转移（转向工资较低的地区），还包括以流动的形式在不断增长的境外避税港中积累资本。并且，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工业生产仍然保留在核心国家进行，但技术调整和不断增加的对移民劳动力的依赖，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资本主义战略
20世纪70年代的空间调整、技术/组织调整和金融调整结合在一起，严重削弱了工人“背后的支持力量”，从而为80年代国家和资本对核心劳工运动的公开攻击创造了条件。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核心国家的劳工运动在基层车间中所取得的种种胜利，已经被极大地推翻了。自由法团主义的架构，要么由于无法履行给工人承诺的各种好处而极大地丧失了工人的信任（例如，整个西欧失业人数激增），要么随着政府战略转变为对工人的完全镇压（例如，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当选）而彻底坍塌。为了保护已经建立的社会契约，工人们奋起战斗——在80年代初，这种战斗在整个宗主国国家的劳工抗争高潮中表现得很明显（参见图4-2）。英国矿工罢工、美国空中交通指挥人员的罢工以及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工人的最后摊牌，都是80年代早期被报道的劳工抗争高潮中的重大事件。这些罢工在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斗争（例如，抵制对已经确立的生活方式和既有社会契约的破坏），或者，我们可将其称为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浪潮。这些斗争均以失败而告终。
在20世纪80年代，核心国家的劳工运动陷入深度危机之中，但这种情况并没有立刻在其他地方重现。相反，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劳工激进抗争的重大浪潮“重创”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中那些实现快速工业化的样板国家。这些劳工抗争浪潮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而不是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跨国企业资本追求空间调整的策略，加之现代化国家努力实施进口替代的工业化进程，其综合的结果是产生了强大的新工人阶级运动。在一些个案中，比如巴西汽车工人，其劳工激进抗争的根源是新近的耐用消费品大生产行业的不断扩张（参加本书第二章）。在另一些个例中，像波兰造船厂团结工会的兴起，其激进抗争主要集中在生产资本商品的巨型企业中（Silver， 1992：第二章；Singer， 1982）。在另外一些个例中，像伊朗的石油工人，劳工的激进抗争则集中在关键的自然资源的出口企业中（Abrahamian， 1982 ）。
最初，金融调整进一步增强了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工人的谈判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与在80年代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借贷资本能够自由流入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随着第一世界资本“罢工”的进行，以及用于再流通的石油美元的过度积累，第一世界的银行家们急于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提供条件优惠的贷款。譬如，在1981年（债务危机的前夕），第一世界的银行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贷出了将近400亿美元（净值）（UNDP，1992）。因此，借贷变成了一项重要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战后发展主义社会契约的各种矛盾得以在短期内得到控制。例如在波兰，大量的海外借款使得波兰政府能够促进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同时，波兰政府还利用借款来化解20世纪70年代劳工激进抗争的周期性高潮，使政府能够同时增加工资和食物补贴、扩大就业并保持高水平的资本投资。在70年代，波兰政府希望工业化能够带来出口的高涨，从而使政府不仅能够偿还贷款，还能够增加国家财富，并最终履行向不驯服的工人阶级作出的社会主义承诺（Silver， 1992：第二章；Singer， 1982）。
毫无疑问，通过借款来应对发展主义社会契约的矛盾，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解决办法。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利用贷款来促进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并（或）扩大国家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劳工的市场谈判力量（以及潜在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如果这些国家试图化解这种日益增强的劳工力量，它们就要冒以下的风险：如无法更多获取海外投资，并（或）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因而无法通过出口来偿还不断增加的债务；而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够化解这种日益增强的劳工力量，它们则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因为它们无法向民众兑现其所期待的、由于国家主权独立（或社会革命）以及工业化（现代化）而带来的各种好处。因此，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中的社会契约，也面临着与不断困扰着核心国家的社会契约相类似的诸多矛盾。
在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越来越要求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无疑，这种要求反映出它们对这种依靠债务来解决其社会契约矛盾的脆弱性的清醒认识。此外，在70年代，第三世界呼唤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似乎很有可能获得成功。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失败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胜利，第三世界国家的相对实力似乎已经较为强大。第三世界中的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战斗精神，反过来重新创造了某些适宜的政治条件，正是这些条件在民族解放斗争时期增强了劳工运动的力量。随着一次重大的国有化浪潮横扫整个第三世界，劳工的激进抗争（尤其是直接抵制外国企业的行动）在70年代再次获得了跨阶级的广泛支持。
但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令人印象至深的强大劳工运动，绝大多数在90年代陷入了自身的危机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劳工运动的衰退是资本空间调整的结果。但是，正如本书自始至终所论证的，这些空间调整策略并不能解释劳工运动的普遍衰退，因为尽管劳工运动在资本输出地区会被削弱，但在资本流入地区，新的劳工运动应该会被激发并得到强化。[2]毋宁说，要对劳工运动危机的严重性和普遍性进行解释，其中一个核心因素应该是植根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金融调整的极度膨胀及其特征的转变。
国际银行的借贷规模急剧扩大，从1980年仅占所有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内生产总值的4%，到1991年的达到44% （The Economist，1992）。与此同时，出现了金融资本流动方向的重大逆转，美国开始吸收来自全世界的流动资金。在1981年，资本从北方到南方的净流入数额大概是400亿美元（参见前述），到1988年，则转变为净流出资本将近400亿美元（UNDP， 1992）。借贷资本的突然匮乏，加速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第一轮债务危机。反过来，这一债务危机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债务国强制推行“结构调整”的一揽子计划打开了大门，并以此作为重新提供资金支持的条件之一。国家开销的大幅削减意味着大量的裁员、失业人数的激增以及劳工市场谈判力量的削弱。贸易壁垒的消除，则导致了去工业化的过程，大型国有企业或得到国家补助的企业的倒闭，非正式部门企业的增长，以及劳工的市场和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的削弱。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金融扩张特点的转变，与美国政府政策的急剧转变有关系（Arrighi， 1994：314-324）。在70年代，美国政府曾经试图阻止资本转变成流动资本而外流，尽管这种努力未能奏效；而到了80年代，美国就积极加入到争夺这种流动资本的竞争中，以便同时为其在国内缩减税务和在国外进行新一轮冷战升级提供资金支持。尽管在与苏联的较量中，美国赢得了冷战的最后胜利（后者在资金和军事基础方面都无法与美国抗争），但美国进入世界其他地区（包括第二世界）的资金则近乎枯竭。美国政策的转变不仅仅限于经济和金融方面；从本质上讲，它还包括一场“全球的反革命运动”，即战后一段时期对劳工和发展相对友好的国际体系的瓦解，和类似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所谓美好时代的国际体系的再现。到了20世纪9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美国世界霸权的危机，已经转化成了一场全球性的劳工运动危机。
但是，正如我们在本章中所展示的，20世纪末的这种金融调整并非一种史无前例的现象。在19世纪末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期，重大的金融调整就已经是其中一个核心内容了。而且，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末的两次金融扩张开始后，紧随其后的都是劳工运动的危机。尽管劳工运动在19世纪90年代（当金融调整开始实施的时候）就遭受了一次挫折，但在随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劳工抗争就再次兴起，并在20世纪上半叶促进了世界范围的劳工运动力量和战斗性的增强。从2002年的最新观点来看，20世纪末的劳工运动的危机，似乎要比19世纪末所经历的劳工运动危机持续的时间更长，程度也更深。
无论如何，就我们在这里所进行的历史分析而言，我们能否期望当代劳工运动的这种普遍危机也是暂时性的呢？换言之，考虑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末的相似性，我们是否有可能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的前夕，其间劳工的抗争（结合了波兰尼式和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浪潮）正在升级——就像20世纪上半叶劳工运动所经历的那样？毕竟，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浪潮伴随着发展主义社会契约的瓦解，因为结构调整的一揽子方案的实施，激起了第三世界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动乱”形式而进行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Walton和Ragin， 1990）。这些劳工抗争的浪潮一直持续到21世纪早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01年的阿根廷。同样，中国由于打破了工人的“铁饭碗”也激起了大范围的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浪潮，其发动者是那些既有生活方式和生计被打翻的工人们（Solinger，1999， 2001； Eckholm， 2001； Pan， 2002）。与此同时，从美国的西雅图到意大利的热那亚，核心国家反全球化抗议的升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波兰尼式劳工抗争的激发。
但是，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代全球化和劳工抗争的进程不会简单地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发展道路上去。在本书第三章中，我们讨论了随着主导产业的兴起和衰落，工人谈判力量的性质和程度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本章则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的世界政治和特定的战争在决定工人谈判力量的性质和程度以及劳工抗争的模式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我们思考劳工运动的未来的时候，一个关键问题就凸显出来：21世纪初的战争和世界政治的动态机制，是否与在20世纪深刻影响劳工抗争全球模式的动态机制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这个问题，是我们在第五章即本书最后一章中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
[1] 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西欧，参与到法团主义架构中的工会就宏观经济政策提出意见是很普遍的，但工会参与基层车间的决策过程，则在很大程度上是60年代末劳工抗争浪潮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2] 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这种推理方法让我们作出这样的预测：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重大的、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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