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第五节 美国霸权、大众消费以及发展主义的社会契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确立了其世界霸主地位，战争和劳工抗争之间的恶性循环也随之结束。在20世纪上半叶，全世界的劳工运动在力量和战斗性方面都有所加强，调解和（或）镇压它们的努力也都失败了。劳工抗争的浪潮和大范围的革命起义交织在一起，席卷全球。但是，正如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提到的，此时世界范围内的劳工抗争的动力机制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20世纪上半叶期间的不断上升和具有爆发性的状态，转变为二战之后一段时间中的趋于稳定或持续下降状态（参见图4-1和表4-1）。
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与二战结束之际世界军事和经济力量空前集中在美国手中有关，因为它结束了大国间的竞争，而正是这种竞争曾不断推动着战争和劳工抗争之间的恶性循环。燃而，经济和军事力量高度集中于美国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足以解释这种转变。同样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在公司、国家层面尤其全球层面发生的各种深层次的制度改革，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力去商品化。本文所列举的这些改革是对世界范围内不断增长的劳工力量的回应，也是对在20世纪上半叶获取国家政权的革命运动（尤其是苏联和中国）所取得的重大成功的回应。[1]
全球层面的制度变革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为国家建立相对稳定的社会契约提供了环境。在20世纪上半叶，正如我们前面所证明的，建立国家社会契约的种种努力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促发了迈向全球经济不稳定和世界大战的运动。通过支持全球性的制度变革，从而使劳动力在公司和国家层面能够部分程度地实现去商品化过程，美国因此成为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国家。美国领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整体上朝着一个方向迈进，并令人信服地展示出它所引领的这一方向，能够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应对20世纪上半叶剧烈的社会动乱和劳工抗争所提出的某些挑战和要求（参见Arrighi和Silver， 1999，尤其是第三章）。
尽管各种改革都试图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来调节不断增长的劳工力量与谈判能力，这种调节的发生却建立在极不稳定的基础之上。正如我们将要论证的那样，其推进是沿着刀尖进行的：在刀刃的一侧，是由于各种改革的成本而导致的利润率的重大危机；在刀刃的另一侧，则是由于无法完全实现所承诺的改革而造成的重大合法性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中，这一矛盾最终爆发出来。[2]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深受空间的差异化战略的影响。与宗主国相比，在平衡改革和镇压的策略上，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国家更倾向于采用镇压的方式。[3]结果是，与宗主国相比，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明显出现得更早，表现得也更为严重。我们从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所推导出的时间序列和这一分化是相吻合的（参见图4-2和图4-3）。在整个宗主国国家中，尽管劳工抗争的平均水平在二战后的几十年时间内都保持在历史较高水平上，但是，被报道的劳工抗争的数量却呈现一种缓慢而稳定的下降趋势。此外，劳工抗争的浪潮日益与革命危机相脱离。与之相反，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的劳工抗争浪潮保持在历史高位上，只是当去殖民化的浪潮完成其历史进程之后，劳工抗争的浪潮才出现过一次下降，但随后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再次开始上升。
在本节的剩余部分，我们将对影响战后劳工抗争模式的各种变革因素作更详尽的分析：我们首先关注各国追求的改革的程度及其本质，然后集中讨论镇压所扮演的角色，最后，我们将审视世界经济重建过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空间、技术（组织）和产品调整策略是通过哪些方式削弱了存在于"工人背后”的劳工谈判力量的。反过来，这种经济的重建过程以及劳工力量的弱化过程，又为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给劳工尤其是宗主国国家的劳工运动所带来的极其不利的结果做好了准备。
改革
战后时期持续不断的全球性革命挑战，加之经济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的经历，使处于领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确信，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一场认真的改革必须成为战后重建战略中的一个主导因素。按照弗朗茨·舒尔曼（Franz Shurman， 1974：4-5）的理解，就是：
资本主义的瓦解和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让人们确信，从19世纪初开始不断发展的和平与进步的体制最终陷入了绝境。即使是站在统治阶级最高利益的角度，也亟须进行能够带来新的社会和世界秩序的实验，尽管底层人民的悲观情绪更为严重。
当时的人们达成了广泛的共识，那就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和自由放任的政治促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两次大战期间的社会和政治动荡。这一共识又反过来促进了指导国际体系建设的理念的转变。因此，伊尼斯·克洛德（Inis Claude）认为，激励着国际联盟建立者的形象是19世纪的守夜人国家，而对联合国而言其所支持的形象，则是20世纪的福利国家。为了完成维护和平的任务，不得不授权各国际组织来处理“有关战争的普遍的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源结构上的问题”（Claude， 1956：87-89）。
同样，国际货币和贸易制度也按照这一方向进行改革，这一导向就是要认识到各民族国家的权利和义务，以便保护其工人、商业和货币免遭不受管制的世界市场力量的毁灭。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没有哪个国家试图回到19世纪式的自由贸易上去。相反地，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的多轮谈判，建立了一套多边协商体制，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促成一种可控的贸易自由化进程（Ruggie， 1982；Maier， 1987：121-152；Ikenberry， 1989； Mŏjset， 1990； Burley， 1993; Kronin， 1996）。此外，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意这样的做法，即政府能够使用货币政策作为减少失业和减轻通货紧缩压力的一种手段。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对巨额融资的管理从私人部门转向公共部门（Ingham， 1994：40）。正如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自己后来吹嘘的那样，他和罗斯福“将货币资本从伦敦和华尔街转移到了华盛顿，（大银行家）为此而憎恨我们”（转引自Frieden， 1987：60）。
为了能够与国家层面对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追求相匹配，各种全球性经济制度被设计出来。用阿尔伯特·赫斯曼（Albert Hirschman）的话来说就是，美国的经济顾问们热衷于宣传凯恩斯主义的信条，其布道甚至能达到美国所能控制的全球最偏远的角落——他们的布道，得到了战败国的军事政府以及旨在帮助同盟国的马歇尔计划的支持（1989：347-356；亦可参见Maier， 1978， 1981）。当时，凯恩斯主义被认为是在苏联的集中计划模式（该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期间被实施并赢得了声望）和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这些政策因经济大萧条和大萧条时期相关的社会－政治灾难而信誉扫地）之间，提供了一条极富吸引力的第三条道路。
但是，在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凯恩斯主义所开出的经济药方是不祠的。尽管凯恩斯主义是作为针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良方而得到推行的，但是，一种具有很强的凯恩斯主义意味的新型发展经济学却在贫穷国家得到了推行。让我们首先来关注针对核心国家的凯恩斯主义方案，之后，再来讨论其所开出的经济药方在核心－边缘国家中的差异及其意义所在。
广义的凯恩斯主义方案预先假定：劳资冲突的解决建立在政府、工会和工商企业之间三方交换的基础之上。政府和大企业认可工会主义的永远存在，同时工会承认管理层对生产组织进行不断变革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权力（这一点我们会在随后的“重建”小标题下加以讨论）。政府承诺利用其所能够利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来促进充分的就业；同时，各企业也会通过不断提高工人实际工资的方式，与工人分享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的利润，反过来，这又确保不断增加的工业产出能够拥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并为寻求产品调整策略开启了广阔空间。同样的，提高实际工资有助于消除劳资冲突的政治化色彩，并通过对“高水平的大众消费”的许诺——换言之，通过许诺人人都能实现“美国梦”——来遮掩劳资冲突（Aglietta， 1979；Gordon等，1982； Arrighi和Silver， 1984； Harvey， 1989）。
这些权衡让步的目的是试图在改革了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背景下，调节劳工力量并平息劳工的激进抗争。但是，完全就业政策和对工会的强制性认可，不仅削弱了劳动力后备军对被雇佣者的影响，也削弱了管理方在工作场所中的专制力量，有效地增强了更深层次的劳工谈判力量。因此，为了让这些协议与资本的积累过程保持协调一致（例如，使企业生产的产品有利可图并避免极度的通货膨胀），必须在国家层面和公司层面上创建新的制度结构。
在国家层面上，里欧·帕尼特（Leo Panitch， 1980：174）强调“自由法团主义”架构的重要性，这种架构给工会在宏观经济政策过程中发挥作用提供了一席之地，作为交换条件，工会领导人同意保持增加工资的要求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相一致。工会领导者们（通常是社会民主党派的合作者）被期待有责任向其成员施加工资方面的限制，主动控制普通工人的激进行动，以换取他们在政策制定圆桌上的一席之地（亦可参见Panitch， 1981）。在基层车间层面，迈克尔·布洛维（Burawoy， 1983：589）强调了一种相关的转变，即从“专制型”工厂政体到“霸权型”工厂政体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工人的生产率越来越依赖于对工人的积极共识的动员，而非对工人高压强制。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晋升阶梯为工人的合作与忠诚提供了一种激励，而详细的工作规定和抱怨申诉程序，则在公司层面创建了一种解决冲突的法律框架。
但是，布洛维和帕尼特都强调了这些制度性解决方案所具有的各种局限性。对布洛维而言（Burawoy， 1983； 602），霸权型的工厂政体施加给“资本积累过程这样的各种限制”，即来自具有更大车间灵活性的企业和（或）国家层面的竞争，会威胁到霸权型工厂政体的存在（利润率）。相反，帕尼特强调了劳工运动内部所产生的内在压力，其原因在于劳工运动参与到法团主义架构之中去了，被赋予给工会领导者的规驯普通工人的角色，常常会面临这样的危险，即在工会领导者和其成员之间制造了一种裂隙。当这一裂隙被扩大到一定程度，工会领导就无法再有效地控制普通工人的激进武装运动了。而当工会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对来自基层不断提出的申诉作出回应，他们就不得不从法团主义的架构中撤出。因此，这两种途径都导致了相同的结果，即没有能力去控制普通工人的激进抗争（Panitch， 1981：35-36）。考虑到这些矛盾，布洛维和帕尼特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这些基于共识的架构中，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发展趋势，它们要么趋于瓦解，要么越来越表现出独裁主义的色彩（更少的共识），由此而导致其合法性功能的弱化甚至是瓦解（Panitch， 1977：87；Burawoy， 1983：590；亦可参见Apple， 1980； Burawoy， 1985）。
然而，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所讨论的，这种利润率和合法性之间的矛盾随时间而发展的方式，是与空间上的差异化战略以及边界划分的策略密切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当受内部劳动力市场保护的那些工人处于保护墙之内而免受商品化的全部影响时，大多数拥有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公司，都保留了一部分处于保护墙之外的外围工人，用他们作为权利和福利要少很多的兼职工或临时工。对于这一过程中的劳动力供给方来说，很关键的一点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核心国家的已婚妇女大量进入雇佣劳动力市场。有一种广为流传的意识形态观点认为妇女是次要的和（或）临时的养家糊口者，这种观点使女性更容易被吸纳进那些所谓的更具“灵活性”的工作岗位中去。但是，随着她们所从事的“临时性”雇佣劳动岗位明显地变成了永久性岗位，这种观点也越来越站不住脚了（Arrighi和Silver， 1984：203-204）。
另外一个旨在减少处于“保护墙”中工人比例的同样重要的企业战略，是资本向更低工资地区进行跨国扩张，而这一战略凭借的基础，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南北国家之间在财富和权力上的不平等，以及这些不平等在现实中的继续发展。这种资本的跨国扩张发生在针对殖民地或后殖民地国家所进行的世界范围的一系列改革的背景之下。应当指出的是，上文所讨论的凯恩斯主义方案所开出的药方，只是对“发达”国家才有意义。高水平的大众消费和完全就业这些福利国家的检验标准，被认为是超过了“不发达”经济体所能承受的范围。同样，国家层面或车间层面的共识政治，都被看做奢侈品，为了努力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些东西常常不得不被牺牲掉（Huntington， 1968；但亦可参见Rostow， I960）。然而，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战后全球改革的努力显然不能仅仅局限于宗主国国家。劳工运动已经证明，它们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力量，能够为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社会革命提供群众力量（参见本章第四节）。此外，冷战的竞争越来越在第三世界展开。用阿图克鲁·伊斯克巴的话来说，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的真正斗争，已经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并且，“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不能把贫穷国家从贫困中解脱出来，那么，它们将屈从于共产主义”（Arturo Escobar， 1995 ：33-34）。[4]
但是，很快摆脱贫困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国霸权下建立起来的、被改革的国际体制，是建立在美国所宣扬的大众消费（美国梦）普及化的基础之上。然而，当第一世界国家中的工人被承诺他们将立即分享到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好处的时候，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工人却被告知，这里的首要任务，必须是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发展”而努力奋斗。这一具有霸权色彩的承诺——在沃尔特·罗斯托（WaltRostow， I960）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中得到了清楚的阐述[5]——就是全世界人民都能实现美国梦。在通往相同的（值得向往的）最终目的地——“高水平的大众消费时代”——的道路上，每个国家都将经历一系列相似的发展阶段。因此，这种关于发展的话语[6]，是通过拖延问题来含蓄地应对大众消费普遍化所带来的系统层面的问题。换言之，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将提高第三世界工人的实际工资和工作场所的权利推迟到将来，就能够从时间上延迟利润率危机，并且，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工人相信对未来的承诺是能够实现的，合法性危机就同样有可能被延迟。
无论如何，这样的承诺是不足以控制劳工的激进抗争的，尤其是一旦牺牲的冲动被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的浪潮所稀释的时候。正如在核心国家，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呼吁工人作出牺牲，并不足以为自由法团主义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一样，在第三世界，国家以发展的名义呼吁实现跨阶级的合作，其影响本身就是微弱的。但是，同核心国家一样，第三世界国家所实行的国家和公司层面的各种改革，至少保护某些工人阶级的成员免受商品化的完全冲击。这些改革为工人的合作提供了物质基础。它们虽然形式各异，却存在着某些盛行的共同趋势。
因此，尽管没有针对第三世界的马歇尔计划，但是在那些和美国结盟的国家中，进口替代工业化得到了允许甚至是鼓励，只要那些国家对美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敞开大门。同样的，在那些要么与美国结盟要么与苏联结盟的地区，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应该在促进增长和就业方面扮演一个强有力的角色（Hirschman， 1979：1-24）。最终，第二世界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也复制了某些在核心国家中由内部劳动力市场所提供的保护（Stark，1986； Walder， 1986； Cooper， 1996； Solinger， 1999）。
与核心国家一样，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成本控制也是通过边界划分的方法来实现的，这种边界划分把劳动力一分为二，一部分人处于保护墙之内，而另一部人则处于保护墙之外。但是，与核心国家相反，由于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相对贫穷，其处于保护墙之外的工人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因此，举例来说，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所讨论的，在殖民统治晚期和摆脱了殖民统治之后的非洲，统治阶级作出各种努力去界定一小部分具有稳定社会契约的工人阶级，并将其与乡村大众、城市底层阶级区分开来（Cooper， 1996; Mamdani， 1996）。同样，正如布莱恩·罗伯斯特（Bryan Roberts，1995：4）所指出的，在拉丁美洲那些“农民城”中，只有极少数城市平民能够在正式的企业部门（其产生有赖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促进）中工作，或者是受益于国家赞助的社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同样主题的一种不同表现形式出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那里，户籍登记制度（户口）限制农民进入城市地区，从而保护了一小部分城市工人阶级，避免和被束缚于乡村地区的汪洋大海般的农民在工作和住房等方面展开竞争（Solinger， 1999）。[7]
镇压
考虑到提供给第三世界工人一揽子改革方案要比提供给第一世界工人的方案空洞得多，因此，我们应该并不惊讶于这样一个事实：与第一世界相比，在第三世界对劳工实施镇压是一项重要得多的控制机制。应当指出的是，即使是在宗主国国家中，政府在与劳工运动的“负责任”的一部分人进行合作的同时，还辅之以对“不负责任”那部分人的残酷镇压。在美国，激进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左翼分子被从有组织的劳工力量中清除出去，这种清除始于1947年的塔夫特－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Act）规定的忠诚誓言，到麦卡锡主义达到高潮。在西欧，改革和镇压也是交替使用的，富有责任感的美国劳工领袖被邀请去帮助美国政府在欧洲进行战后重建，他们通过建立各种非共产主义的工会，来与既存的工会运动展开竞争（McCormick， 1989：82-84；Radosh， 1969 ； Rupert， 1995）。
然而，在改革和镇压的权衡中，镇压的手段在第三世界中占据着重要得多的地位。去殖民化的过程——使所有国家享有国家主权——即直接的全球性改革，是殖民地国家从战争和革命时代中所取得的胜利。对那些从未拥护过社会革命的民族主义精英们来说（或对那些仅仅将联盟看做一种权宜之计的派别来说），他们的核心目标即政治独立和主权独立已经得到了实现。即使是那些认为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被分开的民族主义精英们，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要满足人民需要，发展（真正的工业化）是一个前提。由于缺乏针对第三世界这一整体的马歇尔计划[8]，贫穷国家被“教导要去寻找私有资本，无论是国外的私有资本还是国内的私有资本”。但是，为了吸引私有资本，国家就有必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确保有一批经过规训且勤奋工作的劳动力（Walton， 1984；亦可参见Escobar，1995：33；Bataille，1988）。[9]
因此，去殖民化过程瓦解了殖民地世界中劳工运动力量的重要基础。随着每一个殖民地都获得了独立，民族主义运动中各阶级之间的联盟也趋向瓦解。一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控制了国家政权，工人和农民的斗争难免会失去其先前的、来自社会其他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例如，关于肯尼亚的论述，参见Walton，1984；关于越南的论述，参见Post， 1998；关于埃及以及更普遍的国家的论述，参见Beinin和Lockman， 1987：14-18）。此外，作为全球反共产主义斗争的一部分，美国的政策通过积极支持独裁政权——从巴西的军事政府到伊朗的君主政府以及越南南部的傀儡政权——进一步加强了反劳工的镇压趋势。
但是，单靠镇压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统治形式，并且考虑到各种改革的代价甚高，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应对劳工抗争的解决方案带有引发危机的倾向。一旦我们考虑到在第三（或第二）世界的迅速工业化地区资本积累过程在世界范围的重建所带来的影响时，这种倾向就变得尤为突出了。
重建
战后应对强大劳工运动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是在全世界范内进行资本积累过程的大规模重建。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重建过程在速度和规模上都增长迅猛，这后来也被视作70年代之后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些重建过程——除了金融调整策略外——就已经发生，并对劳工的谈判力量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将货币政策的控制从私人掌控转为公共掌控的过程中，布雷顿森林体系极大地减少了追求利润的金融调整策略的范围，迫使资本重新回到贸易和生产投资之上并远离投机。不过，与此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以便能极大地扩展追求赢利的空间、技术/组织及产品调整策略的范围。我们已经提到，战后核心国家的社会契约是建立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之上的，即工会支持引进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技术；并且，我们还提到，大众消费为实施有利可图的产品调整策略开启了灿烂前景。同样的，我们已经提到，美国对第三世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的支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该条件同时也为资本实施空间调整（针对核心国家的工人）和技术/组织调整策略（针对那些位于跨国企业资本流入地区的工人）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环境。
在西欧，美国政府促成了欧洲共同体的形成，这一足够大的市场能够使得美国企业的投资有利可图，并能够支持作为福特式大众生产特点的各种形式的技术/组织变革。此外，美国政府创造出各种财政和其他形式的刺激手段，来促进美国资本流向西欧（以及更广泛的其他国家）。然而，由于流动性短缺以及政治的不稳定，私有资本对各种刺激措施反应迟缓。只是随着冷战的不断升级，美国资本进入西欧的跨国扩展才开始加快。1949年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其后在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国会不得不改变以前不情愿的态度，拨了大量的公共资金来支持建设一个美国的全球军事计划，由此克服了曾经困扰欧洲的资本流动性短缺问题，并帮助创建了有利于私有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各种环境（Block，1977：114；Arrighi和Silver，1999 ：87； Borden， 1984 ：23；McCormick， 1989：77-78； Maier， 1978， 1981）。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在西欧进行的企业投资浪潮，加之欧洲对“美国挑战”的回应，共同促进了福特式大生产技术在西欧的迅速推广。正如本书第二章中特别针对汽车工业所论证的那样，这种生产转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无论是在西欧还是美国，劳工运动中最强大的部分被不断削弱了。随着机器大生产技术在西欧的广泛传播，技术工人——他们是20世纪上半叶欧洲激进劳工运动的中坚力量——在生产中被不断地边缘化，他们的谈判力量被削弱了。与此同时，随着美国企业资本地理转移的推进，从事机器大生产的半熟练工人——他们曾经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劳工运动的中坚力量——也被削弱了（亦可参见Arrighi和Silver，1984；Edwards， 1979； Goldfield， 1987； Moody， 1988）。
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工业社会学的文献开始论及“罢工的衰退”，这被看做“现代化”不可避免却有益的结果（Ross和Hartman， I960）。我们在这一节的分析表明，这种衰退是改革、镇压和重建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就在这种“衰退”主题在工业社会学中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论调的时候，一波重大的劳工抗争浪潮席卷了西欧的机器大生产行业。这种重建过程的一个方面，是导致了欧洲技术工人的削弱；但其另一方面，则是产生了一个由半熟练工厂工人组成的阶级及其力量的壮大，他们成为这一波劳工抗争浪潮中的骨干力量（参见本书第二章）。[10]反过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的这一波劳工抗争浪潮，又成为促使西欧企业资本开始跨国扩张，将生产转移到较低工资地区的一个重要刺激因素；同时，也是促进美国海外直接投资范围不断集中和扩大的重要刺激因素。
总之，本节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在战后几十年时间里，各种调节和控制强大的劳工运动的努力，都存在着各种局限性和矛盾。各种改革措施——假定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完全实现，并且不仅仅是将世界劳动力中的极少数人包含进去——的代价是高昂的。而且，通过保护工人免受各种市场力量的完全冲击，各项改革会增强工人的谈判力量，并制造出各种张力，而这些张力本来是法团主义架构被设计出来所要解决的张力。镇压——依然是劳工控制诸多手段中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样是一种不稳定的解决之道。最后，在战后十几年时间中所发生的全球资本积累过程的世界范围的重建，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的效应。空间调整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劳工强大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和战斗性，从一个地点转移到了另一个地点；而技术/组织调整策略和产品调整策略并不能明显削弱劳工的谈判力量（在一些情况下反而是加强了劳工的力量）。同样，我们还指出，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中，明显存在着各种相同的矛盾——尽管这些矛盾在基本问题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并且彼此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也就是说，这些矛盾不会在某个孤立的国家中展现出来，却毋宁是作为这些国家之间动态互动的结果而展现出来。通过贸易和投资而形成的经济联系固然重要，但是，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冷战时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也推动了劳工调节和劳工冲突的进程。
因此，在一个经历过改革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尽管劳工运动的力量得到调节，但这一调节的方式中还存在一个尚未解决的僵局。这一僵局注定会导致另一场世界范围的危机。这场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起初，这场危机的表现形式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美国的世界霸权的危机，但是，到了80年代末，危机已经转变为一场世界范围的劳工运动的危机。
[1] 如果我们对比英国坐拥世界霸主时期面临的情形和美国坐拥世界霸主早期面临的情形，就能够更清晰地看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内，正在进行中的全球革命挑战对于决定美国作为世界霸主实行改革偏好的战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英国开始成为世界霸主的时候，法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遭遇革命挑战的核心强国的代表）已经遭受了一次决定性的军事失败，正如英国国内的劳工抗争遭受的失败一样。英国并没有面临一场严重的人民革命的挑战，因此英国在拿破仑战争后所采取的国内和国际政策的最初目标，对内是实行镇压，对外是恢复欧洲大陆的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英国的改革政策只是在以后才出现的。相反，在美国开始成为世界霸主的时候，苏联（20世纪上半叶遭遇革命挑战的主要强国的代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脱颖而出，不过苏联的政治和军事实力更加强大。此外，劳工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在经历了20世纪的世界战争后都变得强大而激进。轴心国的反革命挑衅在战争中被打败了，而革命性挑战的力量和声望则得到了加强（参见Silver和Slater， 1999 ：202-203）。
[2] 参见本书第一章所陈述的存在于历史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矛盾，即利润率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之间的紧张状态。
[3] 殖民地/后殖民地世界中，统治者之所以在这种平衡的权衡中更倾向于采用镇压手段，联系本书第三章关于产品周期的相关论述，可以得到部分程度的理解。
[4] 冷战的各种影响迫使美国政策一度迈向两种不同的方向。一方面，与苏联、中国的竞争，鼓励美国支持社会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努力去证明，资本主义在创造社会福利方面具有比共产主义更高的优越性；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在第三世界实行民主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以及它对第三世界独裁政权的广泛支持，都深受所谓的冷战竞争的紧急需要的影响，尤其是当美国在那些国家争夺“人心向背”的斗争失败的时候。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小节关于“镇压”的段落中加以讨论。
[5] 冷战竞争对美国官方和半官方关于第三世界的思想和政策所产生的压力，在罗斯托著作的副标题中（“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宣言”）体现得非常清楚。
[6] 关于战后发展的讨论，参见艾斯克巴（Escobar， 1995），伊斯地瓦（Esteva， 1992）和麦克迈克尔（McMichael， 1996）。
[7] 放松对城市－农村之间人口流动的各种限制，是后毛泽东时代的重要改革之一，这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灵活性丁这一改革，相继伴随着国有企业工人大规模下岗，以及长期存在的既有的城市工人阶级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契约的瓦解。这种打破“铁饭碗”的改革措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反过来引发了国有企业工人的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Eckholm， 2001; Pan， 2002; Solinger， 2001）。我们将在本章第六节再次关注这个问题。
[8] 除却少数几个国家，它们作为展示成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样板国家而得到建设外（Arrighi， 1990b； Gtosfoguel， 1996），美国很少拨出公共资金来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项目，这与重建欧洲中美国资金所发挥的作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奇怪的是，美国为了其在亚洲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在亚洲购买军需用品，这种购买对于促进该地区从属盟国的经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工业化和无产阶级化）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9] 在这一点上，苏联的挑战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挑战性。苏联的“发展”模式也优先发展工业化，并以此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前提；因此，苏联模式同样强调经过规训且工作努力的劳动力的重要性。随着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这种对工人的规训和努力的工作将得到收获。
[10] 在图4-2中，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劳工抗争数量是明显下降的，尽管其下降的幅度不如“衰退”论题所期望的那样剧烈；而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劳工抗争的高涨，其上升程度也没有关于西欧“阶级冲突复兴”的文献所预期的那样显著。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国家拆分这些数据，那么，在我们预期的时间和地点，确实出现了劳工抗争的浪潮（例如，1968年的法国，1969 ~ 1970年间的意大利）。对宗主国国家而言，其整个时间序列中没有显现出这种预期的趋势，这一事实可能要归因于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劳工抗争的爆发，并非同时在所有欧洲国家同步进行的；因此，在整体的时间序列中，各国的数据倾向于彼此的平均。第二，这种劳工抗争浪潮，尽管程度激烈，但持续时间却相对短暂。第三，这一时期的很多社会抗争，都和学生抗议、女权运动以及越南反战抗议联系在一起。这些其他的运动，有时是由劳工抗争的某个因素而引发的。尤其是，在战后几十年中，随着妇女作为“廉价劳动力”大规模进入雇佣劳动力的队伍，女权运动的某些剌激因素来自诸如“同工同酬”这样的要求。同样的，美国的一些黑人人权运动中，存在着重要的劳工抗争内容（Afriighi和Silver， 1984：204； Piore， 1979：160-161）。然而，这种抗议活动的绝大多数并不能划为劳工抗争，即便它们是劳工抗争，报纸也不会将其当做劳工抗争予以报道，因此，它们就没有被纳入世界劳工小组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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