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劳工抗争，世界大战和殖民地世界的国家独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都集中在宗主国或核心国家。但是，在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中，不断发展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殖民主义扩张所带来的混乱和变革，也导致了波兰尼式和马克思式的劳工激进抗争和社会冲突的不断增加。从19世纪晚期的经济大萧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其特征是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的新浪潮。随着铁路和蒸汽轮船的普及，标志着19世纪晚期经济大萧条的激烈竞争，也动摇了从南美洲到亚洲和非洲的当地的阶级关系。从墨西哥莫雷洛斯的蔗糖种植园到阿尔及利亚西部的葡萄种植园，一直到越南南部的橡胶种植园。在世界市场上销售经济作物的新机会，使外国和本土资本主义企业家相互之间在争夺土地、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方面展开了一场竞赛。结果导致了农民的生存危机，以及作为政治稳定基础的既存社会契约的合法性危机（Wolf， 1969； Walton， 1984）。
　　在19世纪晚期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中，诱发劳工抗争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正在进行的被无产阶级化的抗争，这种抗争的一种类型被我们称为波兰尼式的抗争类型。^[1]但是，与此同时，新的、具有战略地位的工人阶级正在形成，因而为未来的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浪潮奠定了基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0年时间中，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中殖民地半殖民世界的劳工抗争纪录，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和交通运输行业。劳工抗争的增长（参见图4-3），发生在由西化的精英们领导的第一次民族主义抗争浪潮的背景下，这些西化的精英们对旧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以及西方的霸权越来越不抱什么幻想。^[2]虽然在战争期间劳工抗争减少了，但是世界战争本身对殖民世界中的劳工运动具有一种激进化的效应。欧洲国家将其长手伸向殖民地并招募工人组成殖民地军队，奔赴遥远的战场上作战。对这种征兵动员形式的憎恨，激起了工人的激进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情绪（Chandavarkar， 1994）。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中所记录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劳工抗争的数量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参见图4-3）；其中，采矿业和交通运输业中的劳工抗争数量仍占所记录数量的大多数。在紧随战后的劳工抗争的高峰之后，其数量有一个轻微的下降；但是，随后在20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被记录的劳工抗争数量再次开始上升。在整个过程中，出口产业（尤其是采矿业）和联合的交通运输产业中的劳工抗争，都具有重要地位（Bergquist， 1986； Brown， 1988； Silver， 1995b：179）。不过，到了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被记录的工厂工人的劳工抗争的总数量也出现了增长，这反映出在20世纪前30年时间中，制造业（尤其是纺织业）在殖民地半殖民世界的扩张（参见本书第三章）。^[3]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已经被紧紧卷入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供应结构体系中（作为人力和原材料的供应方），这一事实，强化了这种大规模征兵动员所具有的破坏性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对战争的筹备过程）导致了急剧的城市化过程以及各种与战争相关的出口飞地数量的迅猛增长，并为这些飞地中的工人们提供了强大的谈判力量。正如宗主国国家军工产业中的工人们在交战国的军工和工业复合体中占据着战略性地位一样，殖民出口飞地中的工人们也在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源需求结构体系中占据着战略性位置（Bergquist， 1986； Brown， 1988）。
　　诚然，战争不会在每个地方都导致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上海曾经是纺织业的中心，也是工人阶级形成的中心；但随着工厂的关闭以及工人为了生存重新回到农村，战争从根本上彻底清除了工人阶级（Honig， 1986）。^[4]不过，在那些被战争吸纳为资源提供地而非资源掠夺地的地方，战争增强了工人的战略性谈判力量。其中一个显示这些部门的罢工有效性的例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决定在其整个帝国辖区内引入工会制度以及各种安抚和仲裁机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会、雇主和国家之间的三方协议仅仅出现在宗主国国家，且在战后被迅速废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达成的三方协议的持续时间更长；在宗主国国家，这种协议对劳工所作出的妥协更大，且覆盖的地域更广（关于英国的殖民地工会政策，参见Cooper， 1996； Brown， 1988； Burawoy， 1982）。^[5]
　　不断增长的劳工的战斗性与不断发展的民族主义运动密切交织在一起。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年中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精英们，很少努力去动员（或根本就没有去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到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去。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里，部分程度上是出于对1917年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传播的响应，（成功的）民族主义领导者——无论是共产主义者抑或是非共产主义者——开始“扩大……抵抗外国殖民势力的基础，其方式是建立工农大众组织并加强领导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的各种联系”（Barraclough， 1967：178）。
　　在印度，从“以相对狭隘的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运动”在1920年开始转向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在这一年，甘地发动了第一次全国的公民不合作运动。甘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时期的杰出贡献，使得国大党转向民众，并因此使这场运动成为一场群众运动”（Barraclough， 1967 ：180;亦可参见Chatterjee， 1986）。
　　中国在1924年左右，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变。当时中国的劳工武装斗争浪潮促使孙中山去反思人民大众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角色，其后，他改组了国民党。在1924年以前，社会问题在孙中山的规划中几乎不占任何位置。但到了1924年，他就已经和俄国布尔什维克们取得了联系，将经济问题作为其规划中的首要问题，并和共产党结成联盟，将国民党改组成一个以革命军队作为其先锋队的群众性政党（Barraclough，1967：182）。
　　类似地，到了20世纪40年代，非洲主要的民族主义运动（如黄金海岸国家和尼日利亚）也已经从“与民众很少有联系的中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运动，转变为群众性的政党运动，并通过将国民和各种社会目标结合起来以达到激发全体人民投身到运动中去的目的，这种群众性的政党运动获得了社会各个层面的支持（Barraclough， 1967：189）”。因此，非洲和亚洲的民族主义运动越来越多地和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显然，一场成功的独立运动需要动员群众的参与。正如科委姆·尼克努马哈（Kwame Nkrumah）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未受教育的群众的破城槌，中产阶级的精英就永远别指望能摧毁殖民主义的势力。”但是，要想确保人民大众对运动的忠诚，就必须将激进的社会变革的承诺（“建立一个新社会”）置于民族主义运动议程的显要位置之上（Barraclough， 1967 ：190 ； Nkrumah， 1965 ：177）。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劳工抗争的重大浪潮蔓延到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但相比之下，二战后的劳工抗争浪潮更为剧烈且持续的时间更长（参见图4-3）。
　　1949年，随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镇压或者化解来自非西方世界的社会革命所带来的挑战成为新的霸权力量的全球战略中的焦点问题。直到1949年，人们的注意力还都集中在欧洲，正如一位美国商业部副部长在1947年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所报告的那样，“大部分……国家都处于（革命的）悬崖边缘，并随时可能被推下悬崖；其他的国家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转引自Loth， 1988：137）。到了1949年，社会革命的威胁已经表现得颇为明显。不只是“一个单独、羸弱且被孤立的苏联，而是十几个类似的国家已经或者正在从全球革命的第二次巨大浪潮中浮现出来……全球革命的推动力也并未衰竭，因为旧的帝国主义海外殖民地的去殖民化进程仍然在全面进行中”（Hobsbawm， 1994：82）。

^[1] 我们把反抗无产阶级化的抗争定义为劳工抗争的一种形式，但是，各种报纸倾向于将这些抗争行动报道为“当地的叛乱”，在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中我们并没有将其纳入记录（参见附录一）。结果是，在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中，19世纪殖民地世界的劳工抗争的总体程度无疑被低估了，图4-3所记录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劳工抗争，情况也是如此；就同一时期的欧洲而言，对无产阶级化过程的抗争，也构成了其劳工抗争总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农业部门对各种破坏作出回应而进行的抗争（Mayer， 1981）。

^[2] 1905年，日本取得对俄国的军事胜利，该胜利对整个亚洲的殖民地精英所产生的震撼效应，甚至超过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本身。根据孙中山的说法，“俄国被日本打败，（被看做）西方被东方打败。我们把日本人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加瓦哈拉·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当时还是一名印度学生，他回顾了自己当时的感受：“日本的胜利激发了我的熟情……我脑子中充满了民族主义的思想。我想象着印度独立自由……我梦想着自己的各种勇敢行为——我手握长剑，为了印度而战并帮助她取得独立自由”（引自Stavrianos， 1981：389）。

^[3] 回顾我们在本书第三章对纺织行业的讨论，我们现在就能够发现，全球政治环境在扩大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世界范围的纺织行业劳工抗争浪潮方面，确实具有重要作用。类似地，除了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已经论及的纺织产业与汽车产业在结构特征方面的差异之外，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与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的迥然不同的世界政治环境，也为汽车业和纺织业的劳工抗争模式在成熟期的差异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

^[4]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样的社会错位培养了对“农民”进行革命动员的基础。

^[5] 确实，工人权利的理念随着帝国主义霸权的扩张而向殖民地世界的扩展，带来了系统层面的利润率问题，从而促进了各种新的边界划分框架的出现——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已经提及，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关注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