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第三节 国际和国内冲突的恶性循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各种行动及其反向行动，已经被广泛地用来支持所谓“替罪羊假设”的有效性［即本章第一节所列举的假设（3）］的有效性。换言之，人们普遍认为，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欧洲一些领导人试图“转移注意力”的行动所促发的。A.J.P.泰勒（Taylor， 1954：529）曾经对这种直接的联系作过阐述，他认为，在1914年，欧洲的主要政治家们相信“战争将会延缓他们所面临的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同样的，凯瑟尔（Kaiser， 1983）也认为，“现在人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共识，即认可德国在1897年以后的对外政策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对其国内的社会主义和民主威胁的反应。”
除了这些直接的联系，在发生于19世纪90年代末期和20世纪初的各种殖民主义冒险活动中，也可以看出劳工运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更多的间接曲折的联系。这些冲突——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由努力转移不断增加的阶级冲突而引发的——直接造成了各种紧张局势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Semmel， 1960； Fischer， 1975 ; Mayer， 1967， 1977 ； Berghahn，1973；亦可参见Levy， 1998; Rosecrance， 1963； Lebow， 1981 ：第四章；Ritter， 1970，第二卷：227-239）。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讲，国家不断发展的社会－保护主义者的角色，只有通过市场的扩展和资源的获得才能被成功地实施，尤其是当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对手国家当时正在追求同样的战略这一事实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加。
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的时候，统治者已经认识到，小小胜利的战争，就能够起到“转移注意力”和巩固政府地位的作用。西班牙－美国战争（对美国来说）和南非战争（对英国来说）就是两个这样的例子。不过，紧随1905年俄国被日本打败之后的那场动摇了俄罗斯帝国的革命暴动，也显示出失败的战争（或不受欢迎的战争）所可能具有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后果。在1904年俄－日战争爆发前夕，俄国内务大臣就已经公开声明，“这个国家需要……一场短暂的、胜利的战争来阻止革命的浪潮”（Levy， 1989：264）。如果欧洲统治者们在1914年还期望用一场受欢迎的小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那么，他们显然是对由于战争的工业化和国家化所带来的、被改变的局势，作出了严重的错误判断。
如果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酝酿时期，统治者们的行为被广泛认为是支持假设（3）的，那么，与世界大战的爆发相伴随的第二国际的瓦解和劳工战斗性的普遍下降，则被广泛看做对假设（1）（在战争和社会凝聚力之间建立联系）的强有力支持。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中欧洲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大多数当代观察家都会惊讶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的公民们（包括大部分的工人阶级成员）是带着明显的热情加入到1914年的战争中去的。现在看来，当时宗主国国家的统治精英们似乎成功地策划实施了各种国家霸权主义计划，这导致了捍卫国家的跨阶级联盟。事实上，一旦民众处于要求他们各自的国家对其实施社会和经济保护的立场的时候，工人们就会支持自己的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就会高涨，而国际社会主义也就瓦解了（Carr， 1945 ：20-21 ；亦可参见Abendroth， 1972； Haupt， 1972）。
令战争策划者们惊讶的是，几乎不存在被征入伍者逃避服兵役的现象。在战争开始的几年里，交战各国中的劳工抗争和社会主义动乱的数量都急剧减少（参见图4-2）。诚然，这种减少部分程度上有被强制的原因[1]，但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积极努力以确保工会成员与政府达成共识并进行合作。工会、雇主和政府之间达成三方协议，工会领导承诺确保不再进行罢工；作为交换条件，政府和雇主则承认工会并建立集体谈判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对很多国家的工会运动来说（譬如，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雇主们第一次消释了其对工会的势不两立的敌意态度（Hibbs， 1978：157；亦可参见Feldman， 1966； Brody， 1980； Dubofsky， 1983； Davis， 1986； Giddens， 1987）。
在战争期间，不但工会的权利得到了扩大，而且选举权的大幅度扩大也发生在战时和战后。因此，约翰·马科夫强调指出，在战争期间，“国家最重要的利益”在于保持劳工和平，这使得战争时期成为成功扩大无产阶级男性和女性（后者被大规模地吸收进战争时期的工厂中）的选举权的大好时机。举例来说，在比利时，1886年、1888年、1893年和1902年都有大规模罢工活动，在1913年普遍选举权更是一项核心的要求；但是比利时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其选举制度中还规定拥有财产的年长男性享有3票的选举权。不过，到战争结束时，比利时已经建立了平等的男性选举权（John Markoff， 1996：73-74， 85）。[2]
无论如何，20世纪早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所有这些国家霸权协议都具有极度的不稳定性。战争的残酷性很快就使人们从确信已经找到了保护公民的成功方案的观念中醒悟过来。而一旦（历史的）方向盘从民族主义转向革命的热情，曾经被用来保护既有秩序的军队，就被用来挑战既有的秩序。被遣散的士兵和逃兵从战场返回到他们所在的城镇和农村，他们不仅带来了革命的消息，还带来了为革命而战斗的枪炮（Wolf， 1969）。一场重大的叛乱和革命的浪潮在战争进行过程中爆发并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以后。
如果说，第二国际的瓦解可以看做支持假设（1）的最生动的例证之一，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以及战后所发生的范围广泛的革命危机，则是支持将战争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假设（2）的最为生动的景象。事实上，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战争对劳工抗争上的抑制效应并非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到1916年，迅猛发展的罢工、士兵逃跑和反抗，表明那种认为稳定的国家霸权已经形成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到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时，欧洲人民的反战情绪可能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情绪。而到了1918年，社会主义革命似乎就要席卷整个欧洲。
1905-1914年期间的罢工揭示了资本对交通业和采矿业劳工运动的脆弱性。在战争时期，大规模和迅速扩张的军工产业（参见本章第二节）被证明是劳工运动最为脆弱的产业部门。战争的工业化，意味着在武器制造业有大量的私人和公共投资。那些在金属加工产业中工作的工人们成为战争机器中至关重要的齿轮，他们为在前线的士兵们提供武器供给。但是，战争的工业化首先需要努力推进军事生产的机械化，这意味着会存在来自技术工匠们的反抗。正是在金属加工产业中，三方协议的推行首次处于困难重重的境地，因为正是在这里，“劳工组织的传统力量”（技术熟练的工匠）“与现代工厂相遭遇”。庞大的军工产业——无论是在英国、德国、法国，还是在俄国和美国——都变成了技术和非技术工人进行产业抗争运动和反战运动的中心。工厂里的金属加工工人在战时和战后都转向了革命，正如在喀琅施塔得和基尔的“新高科技海军舰队”或“流动工厂”里的工人一样（Hobsbawm， 1994; 1987：123-124； Cronin， 1983：33－35）。
紧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革命的深深恐惧折磨着欧洲的统治精英们。所有被打败的国家——德国、匈牙利、土耳其、保加利亚和俄国——都深受革命和国家垮台的折磨。而且，即使是那些战胜国也面临着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在1919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观察到，“整个欧洲充满了革命精神。工人们不仅感到深深的不满，而且他们对战前的境况充满了愤怒感和反抗。整个的现存秩序，其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受到来自整个欧洲的人民大众的质疑"（转引自Cronin， 1983：23 ）。列宁在1916年就预言帝国主义将会加剧资本主义的所有矛盾并由此标志着“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夕”这一预言似乎正在成为现实（Lenin， 1916， 1917：175 ）。
然而，随着德国革命的失败和法西斯主义政党对意大利的接管，劳工抗争和革命的浪潮开始消退。在波兰尼（Polanyi， 1944， 1957）称之为“保守的二十年”中，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精英阶层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倾向于让政策重新回到19世纪的政策措施上去。这一复辟项目的支持者认为，重新回到金本位和国际自由贸易，对于重建国际和国内和平的良性循环是必要的，而这种良性循环正是19世纪中期的典型特征。但是，正如当时一位有先见之明的人所预言的那样（Keynes， 1971， 1920），这样的一种努力注定会制造新一轮社会混乱的局面，并再次开启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的恶性循环。
与19世纪相比，在20世纪20年代想建立一个全球性自我调节的市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乌托邦规划。那种曾经在19世纪一个短暂时期内化解了由自由放任政策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紧张状态的种种机制，此刻俨然已不复存在了。首先，新的财富和权力中心（即高度自给自足和奉行保护主义政策的美国），相对于原有的贸易中心英国来说，是一个糟糕的替代，因为英国在19世纪随时准备吸收世界很大一部分非工业产品的出口；其次，最大的工业国家（即居于首位也是最重要的国家美国）禁止战后大规模的移民进入美国，从而关闭了“19世纪国际秩序的最有效和最必要的安全阀之一”（Carr， 1945：22-23;亦可参见O'Rourke和Williamson， 1999 ：第十章）。
美国这一移民政策上的改变，在部分程度上是对劳工运动要求保护本国工人不受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威胁的反应。但这一政策本身也反映出一个差异，即20世纪20年代尝试经济复苏的环境，与19世纪中期英国所推行的世界经济自由主义化的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同。换言之，尽管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很大范围内遭遇到了失败，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阶级抵抗放任自由政策的力量，要远远强于其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力量。各民主政府现在不得不关心本国工人（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公民）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标准——而这些是19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所很少关心的。
在这样一个高度不利的环境中，日内瓦的国际黄金委员会开始向一些国家施压，迫使这些国家采取今天众所周知的“结构调整”政策，以促进健康的（可兑换的）货币流通。这些政策导致了巨大的社会动荡。政府被迫进行各种两难选择，如：在健全的货币流通和促进社会服务之间作出选择，在信任国际金融市场和信任民众之间作出选择，在遵从日内瓦的强制规定和遵从民主投票结果之间作出选择。对于那些被诱导而作出错误选择的政府而言（即听从日内瓦的结构性调整政策），这种惩罚不服从者的机制是最为有效的。“资本的外逃……在1925年和1938年法国自由主义政府的两次垮台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在1930年德国法西斯运动的发展中也扮演着同样角色。”在1923年的澳大利亚、1926年的比利时和法国、1931年的德国和英国，在试图“拯救货币”的徒劳努力中（Polanyi， 1944， 1957：24， 229-233），劳工政党被从政府中清理出去，社会服务和工资被削减，工会则被破坏。
恢复金本位制度成为20世纪20年代“世界团结的象征”。但是在华尔街崩溃后的一到两年时间里，很明显，复辟主义者们的各种努力已经全面失败。尽管不成功，恢复金本位的努力依然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尽管自由政府被牺牲掉了，但是自由市场并未得到恢复。”“可能避免法西斯灾难”的各种民主力量被“顽固不化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所削弱；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正是这些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提倡通货紧缩政策，支持（通常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的独裁主义政策（Polanyi， 1944， 1957：16， 233-234）。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再多的镇压也不可能重建19世纪的世界秩序，国际精英团结的表象也随着复辟主义者们的努力一起坍塌了。
在1929年的经济崩溃之后，随着巨额融资和自由政府的政治信誉的瓦解，各种尝试将国家霸权规划和社会霸权规划结合起来的实验，其推进程度要远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罗斯福新政、苏联的五年计划、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是为了摆脱解体的世界市场而搭上国家经济救生艇的不同方式。这些竞争的国家计划具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摒弃了自由放任的原则；第二，它们推进了快速的工业扩张，以在部分程度上努力克服市场体系的失败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危机，尤其是大规模失业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危机（Polanyi， 1944， 1957：第二章）。
但是，快速的经济扩张虽然缓解了失业，却加剧了其他方面的国内和国际的紧张关系。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它增加了帝国主义国家寻找新的市场和新的原材料来源的压力。反过来，这些压力又重新导致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独占并保护其海外势力范围的竞争再度升级。英国正由于占据了抢先向海外领地扩张的巨大优势，才得以在亚洲和非洲控制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大陆帝国，并且它通过取代英国而成为一个非正式的帝国中心，可以在拉丁美洲轻而易举地进行扩张。同样，俄国就其领域而言也是一个大陆帝国，但它并没有自己的非正式的帝国，并且它的边境地区也远没有美国那样安全。与之相反，所有一战时的轴心国，都感到，它们作为帝国建立者，受到了其相对落后的状态和相对较小的国土范围的限制，因此，它们开始积极地、带有侵略性地挑战现有的政治－经济空间的分配格局（Neumann， 1942）。
当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竞争被再次挑起时，由于各国的工业和军事力量之间存在着更加紧密的联系，工业化的压力加剧。在爱德华时代不断升级的国内和国际冲突的恶性循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核心国家中再次出现，而且程度更甚。图4-2所显示的近乎是同一种模式的重演，先是在战争前夕劳工抗争不断增长；其后随着战争的爆发，公开的劳工抗争减少；而在战争结束后劳工抗争又大规模爆发。然而，劳工抗争和战争爆发之间的因果联系［即假设（3）所提到的“转移注意力”的作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这种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表现得更为间接。发生劳工抗争的主要核心国家（如美国、法国）并非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国家。相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这种因果联系似乎体现为某些国家的劳工抗争重大浪潮与革命危机之间的联系，如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这些国家中，劳工运动遭到了彻底失败，但是在这一进程中，反劳工和反革命联盟所带来的，是各种富有侵略性和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政权的上台。
第二轮的恶性循环与第一轮相比，其涉及的地理范围更为广阔。在战争期间，各种大型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所带来的对抗和冲突具有无法比拟的更大破坏力量。一个相关的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劳工抗争和革命暴动在全球范围所占的比例要远为庞大。接下来，我们将对这种发生于20世纪中期的劳工抗争的全球化过程和革命进程予以讨论。
[1] 梯利（Tilly， 1989：441-442）发现了一种普遍性趋势，即政府的镇压能力在战争时期增强。他认为，随着战争时期工人运动的组织能力被削弱，结果是国家的这种增强的镇压能力被进一步强化了。当没有组织传统的新无产阶级被整批整批地送进工厂时，有组织传统的工人们则被招募进军队或被转移到与战争相关的产业中。
[2] 从对立的一方来看待这种现象，可以发现军事战略家们发动了各种运动，目的是用来削弱敌国民众中的“大众支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些新的军事战略（如海上封锁）的目的是切断粮食供应，并在非参战人员中增加民众受饥饿的威胁。这些战略的出发点，是在敌国前线创造其国内不稳定，此类战略认识到了保持作战国国内的大众忠诚（和失去大众支持的危险）对于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性（Offer，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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