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9世纪后期的全球化和现代劳工运动的兴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世界经济在19世纪中叶的主要扩张——即所谓的资本的黄金年代——在1873~1896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达到其顶峰，这是一个资本家之间在全球范围内激烈竞争的时期。这种竞争压力，反过来促进了资本积累世界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正是在这些深刻而急剧的各种转变的背景下，诞生了西欧和北美的现代劳工运动。
　　这些重大转变包括四种类型的资本调整策略，其中三种调整策略（空间调整策略、技术/组织调整策略和产品调整策略）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予以介绍，第四种调整策略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第一次介绍的金融调整策略。我们将要讨论，这些调整策略的实施所引发的各种变化，逐渐破坏了既有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并在工匠和农民中产生出波兰尼式的自我保护运动。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变革也产生并壮大了新的工人阶级，这些处于全球经济资本不断扩张和赢利部门中的工人阶级具有战略性的谈判力量，从而为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浪潮奠定了基础。
　　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中（1850~1875年），随着世界范围内竞争的加剧，工农业产品的价格都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利润萎缩（Landes， 1969：213）。很多公司综合采用空间调整策略和技术（组织）调整策略来对此作出回应。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所讨论的，在19世纪晚期的纺织行业中，机械化的纺织生产迅速扩展到工资更低廉的地区，与此同时，环锭纺纱技术代替了走锭纺纱技术，由此造成已有生产地区的纺织工人的失业激增。该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生产首次大规模地迈向水平整合和垂直一体化。这些组织创新减少了资本家面临的竞争压力——尤其是那些实现了生产的垂直一体化的公司，可以成为行业内一道强加的“准入门槛”（Chandler， 1977：285， 299）——同时也增加了与工人及工人运动相对抗的各种资本主义组织的规模和资源。
　　寻求产品调整（即资本流入到新的产业或较少竞争的产品线）的趋势也在加强。起初，资本货物似乎是为资本的这种调整策略提供了一种出路。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涌入到资本货物部门，那里的竞争压力也不断增加，从而迫切需要资本共同努力以降低各种成本并增加控制，尤其是通过技术调整策略来实现这一点。在19世纪晚期的经济大萧条结束时，资本货物部门已经成为劳动过程变革的重要部门，用大卫·蒙哥马利的话来说，资本货物部门成为“科学管理”的“摇篮”（David Montgomery， 1987 ：56）。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产品调整策略则发生在军工产业中。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升级，“全球性的工业化军工产业”（McNeil， 1982：241）成为利润丰厚的私人投资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并且，正如我们将要在本章下一节中所讨论的，军工产业也成为新的工人阶级快速形成和工人战斗性快速成长的最重要的产业之一。
　　最后，军备竞争也为资本寻求另一种调整策略（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金融调整）开辟了空间。^[1]金融调整策略和产品调整策略有诸多相似之处——因为，正如资本家可以试图通过产品调整策略将资本转移到具备较少竞争压力的新贸易和生产线之中一样，资本家也可以将资本从贸易（或生产）部门，完全转移到货币借贷、金融中介业务和投机买卖中去。19世纪后期的金融调整策略之所以能够为资本带来利润，与军备竞争的升级密切相关。由于军备竞争导致各国之间为了获取借贷资金来支付增加的军备费用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因而增加了金融业的赢利能力（Arrighi， 1994：171-173）。这种资本的金融化过程，削弱了那些“过度拥挤”的产业活动中的劳工的市场谈判力量，因为这些产业正是资本撤离的产业。我们尚不清楚这种削弱会在何种程度上因军工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加而得到补偿。
　　不过，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金融调整策略和其他调整策略的结合，开始降低资本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同时却增加了劳动力面临的竞争压力。物价上涨的速度开始快于工资增长的速度，结构性失业成为一种常态，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出现了不断增长的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Gordon，Edwards和Reich， 1982 ：95-99； Boyer， 1979; Phelps Brown和Browne，1968； Silver和Slater， 1999）。对欧洲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英国的资产阶级来说，从1896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这一时期，在历史上可谓是一个美好年代（Hobsbawm， 1987：168-169）。
　　面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调整，宗主国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最初反应是在19世纪80年代掀起了大规模的劳工抗争高潮（参见图4-2）。之后，到了19世纪90年代晚期，劳工抗争开始减少——这在时间上刚好与金融扩张开始的时间一致。^[2]不过，在紧随其后的10年时间中，劳工抗争再次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且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种不断增长的劳工战斗精神所采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到了19世纪90年代结束的时候，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在整个欧洲和美洲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第二国际建立起来，众多社会主义者被选入议会，工会会员的数量也迅速增长（Abendroth， 1972：Chapter 3; Hobsbawm， 1987：130）。
　　与1848（或1871）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镇压该时期工人运动高潮的任何成功都只是暂时的。在19世纪下半叶，产业工人阶级的规模和分布范围都出现了极大的增长。在德国，1850年在采矿和制造业中只有60万名雇佣工人（约占整个劳动力的4%），而到了1873年，其数量就增长了3倍，到1900年达到570万，占劳动力总数的22%（Kocka， 1986：296-297 ）。在美国，从1840年到1870年，制造业的雇佣工人数量增加了5倍。在波士顿，主要产业中的雇佣工人数量从1845年到1855年增加了两倍，并且从1855年到1865年又增加了两倍。在南北战争后的30年时间里，工业产出和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工业巨头的出现速度以及各种手工作坊的消失速度都变得更快了（Gordon 等，1982：82-83; Shefter， 1986：199-200； Bridges， 1986：173 ）。
　　各种各样的技术/组织调整策略，对工匠的行业标准造成了打击，并粉碎了“劳工贵族”的“赞同”，迫使技术工人加入到不断增长的非技术工人的行列中。在英国，工匠精英阶层的不满，加上非技术工人规模和力量的不断增长，共同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新工会主义”的诞生。在1888年之后的短短4年间，工会会员的比例就从5%增加到11%，其中领头的是采矿业和交通业的各种产业工会。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雇主侵犯，在一战爆发之前的10年间又引发了新一轮工会主义浪潮，工会成员数量猛增到400多万，工会密度也达到了25%。^[3]工会主义变得更具战斗性，更具政治色彩，而且更少行业分割性，“非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以及技术工人都被吸纳到工会中来”（Mann， 1993：601-609）。
　　在所有那些旧的工匠精英感到威胁且新的产业工人数量急剧增加的地方，这种不同技术层次的工人迈向更为团结的行动和更一致的目标的趋势，都表现得很明显。在法国，这一时期出现了“社会主义骚动及其组织的第二次大规模爆发、同时，该时期也是“工厂工人和手工工人首次被整合到一个具有共同阶级意识的运动中去”（Sewell，1986：67-70）。在美国，在1880年到1890年间工会会员的人数增加了4倍，与此同时，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的最初10年时间里，罢工运动蓬勃发展。在这一时期，罢工的导火索常常是技术工人的各种传统权利受到了侵犯。但是，各种罢工往往迅速扩展并囊括大型工厂中的所有工人。在那些制造业城市中的罢工工人所得到的广泛的社区支持中，也能够看到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以及男工和女工）的合作。19世纪晚期的罢工运动经常伴随着跨工厂、穿越工人阶级社区的示威游行，呼吁对罢工予以支持。这些工人阶级社区中没有参加罢工的成员们，通常也会加入到这些示威游行和户外集会活动中去（Shefter，1986：217-218；Brecher，1972； Gordon等，1982：121-127；Montgomery，1979）。
　　非技术工人规模的急剧增加及其在工厂中心区和工人阶级社区的集中，不但促进了跨工厂和跨行业的工人抗议行动的迅速扩展，还促进了共同的阶级意识的不断增长。某一个工厂或社区中发生的抗议行动，会迅速地蔓延到其他工厂或社区，这使得当代观察家们用“传染病”这一流行病学的隐喻来描述工人抗议行动的扩散。戈登等（1982：126）写道：“这种‘会传染的’抗议行动的密度和强度，都植根于大量雇佣工人彼此之间日益趋同的工作状况，同时也有助于这些工人传播他们对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和工作状况的意识。”
　　最引人注目的工会发展出现在英国，最激烈的阶级战争爆发于美国，而最令人震惊的工人阶级政党发展的个案则发生在德国。1890年德国废除了各种反社会主义的法律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SDP）迅速成为最大的政治党派。从1887年占选票总数的10%到1893年占选票总数的23%，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力量是原来的两倍多。“在1890年，他们吸引了接近150万张选票，在1898年超过了200万张，在1903年所有900万张选票中获得了300万张，而在1912年则获得了425万张。”在这一（工人阶级政党发展的）整体过程中，德国这一案例最引人注目。虽然直到1880年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还很少存在，但到了1906年，只要是在工人阶级政党被认为是合法的地方，其存在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的“正常现象”。在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工人阶级政党已然是最大的政党（尽管还不是多数党）（Barraclough， 1967：135； Piven， 1992：2）。
　　工人阶级政党的兴起和争取公民普选权的整体运动风潮，意味着对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刻挑战。用波兰尼的话来说就是：“在英格兰内外……没有哪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不表达出这样一种信念，即大众民主对资本主义而言是一种威胁”（Polanyi， 1944， 1957：226）。对这种挑战的一种通常的反应就是镇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79年被宣布为非法），但是纯粹的镇压已然不足以应对挑战。1890年，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禁令被取消，并且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扩大选举权的斗争在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取得重大胜利。诚然，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各种各样的防范策略也在被不断引入（譬如，限制被直接选举的主体的宪法权力，不公正地划分选区，等等）（Hobsbawm， 1987：85-99， 116-118）。尽管如此，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出现意味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应对这一变革所要求的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统治策略的调整，而且是其策略的根本性改变（Therbom， 1977 ：23-28）。
　　这种根本性的变化或许可以被称为“国家的社会化”。到19世纪晚期经济大萧条结束之时，波兰尼（Polanyi， 1944， 1957：216-217）写道：“所有的西方国家……不论其具有何种民族精神或历史”，都开始去执行各种政策，以保护其公民免受自我调节的市场所带来的破坏。社会保险体系（养老金、健康和失业保险）被介绍引入，以在部分程度上帮助国家缓解爆发社会主义动乱的压力。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第一个采取了这些措施，而其他国家则很快纷纷效仿（Abbott和DeViney， 1992）。^[4]
　　这些措施构成了更普遍的跨阶级联盟发展的组成部分，而这一联盟支持建立一个强大而积极干预的国家。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激烈竞争引起了各阶层对国家保护的强烈要求，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农民阶级，由于进口谷物的大量流入而遭受到沉重的打击，而这是由于蒸汽船的使用和铁路的开通（以及自由贸易政策），使廉价的美国和俄国商品能够大量涌入欧洲大陆市场而导致的（Mayer， 1981 ）。而且，欧洲大陆国家的中产阶级在19世纪中期还倾向于认为国际自由贸易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英国都是有利的，但在1878年柏林会议之后，他们的态度就发生了改变。他们加入到农业精英阶层的行列，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以获得在垄断性领域的影响力，保护国内市场，并对原料供应实行特许经营。
　　在美国，农业中反复出现的生产过剩危机致使农民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以便扩大农产品市场并为农场主们提供廉价的铁路交通运输（LaFeber， 1963：9-10; Williams， 1969； 20-22）。1893年的经济衰退（这是美国发生的第一次对制造业的打击比对农业的打击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农场主和工业家紧密联合起来，一致倡导侵略性的海外扩张政策。这次经济衰退伴随着大范围的社会动荡的事实，更加强了这种海外扩张的紧迫感。正如威廉姆A.威廉姆斯（Williams， 1969：41）所指出的，“（发生在1893的）衰退的经济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产生的一种对广泛的社会动乱甚至社会革命的真实恐惧”，使得美国的商业和政府首脑们最终接受了“海外扩张政策，并将其作为解决美国国内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战略方案”。作为该政策的一个直接结果，美国政府决定在1898年对西班牙发起两条战线的进攻——这场战争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扩展美国在亚洲的市场。
　　这些殖民战争和不断升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反过来为“国家的社会化”提供了另一种动力。出于帝国主义扩张和战争的需要，统治者们越来越依赖于其国民的积极主动的合作。在19世纪以前，各国主要依赖于被支付报酬的职业雇佣兵和“绅士们”来作战，这种战争可以持续数年而不至于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拿破仑战争时期对国民军队的动员是一个前兆，它使得欧洲统治者结束了军队模式的试验并在战后恢复了旧的军队模式。正如威廉姆·麦克尼尔所指出的那样，革命时期的战事经历使欧洲统治者确信，“1793~1795年间法国应征士兵所表现出的巨大力量，以及1813~1814年间德国国民战士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热情，不仅可以挑战已经建立的权威，还可以用于巩固和强化这种权威。”通过恢复旧的军队模式，欧洲统治者“避免使用在革命年代显示出能量的深层次的国民力量”，同时，这也使他们不再惧怕“革命骚乱的幽灵”（McNeil， 1982：221 ）。
　　然而，到了19世纪末，各个国家再次倡导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并将其作为新的公民信仰，作为调动公民参加战争的一个基础（Tilly， 1990； Mann， 1988）。此外，随着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战争的工业化进程的日益增长（McNeil， 1982：第七章和第八章），工人成为战争机器中至关重要的齿轮，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战争前线，在敌后的工厂中也是如此。因此，战争的成功推进越来越需要工人－公民们的支持。统治阶级对民主权利和工人权利的扩大，其目的是换取工人阶级的忠诚，并使得国家远离革命的幽灵；但是，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考虑到现代战争的破坏性，上述措施最多只能说是一项权宜之计。
　　因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世界政治和劳工政治就已经深深地（且不正常地）交织在一起了。如果我们从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几十年间的大规模劳工抗议的方向来判断的话，我们将会发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融合了国家与社会保护措施的各种国家霸权工程，似乎并未成功地控制各种社会紧张局势。正如图4-2所示，各宗主国国家中的劳工抗争，在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10年间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段所谓的美好年代中，具有战略性地位的工人阶级在规模上继续快速增长。而且，这些工人阶级利用其所处的战略性地位，以一种越来越具有计划性和有意识的方式，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命脉部门发动大规模罢工，尤其在煤矿产业、航海交通和铁路部门。

^[1] 该概念来源于一个相关的概念：金融扩张，即指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周期性金融扩张（Arrighi， 1994； Arrighi和Silver， 1999）。作为一种周期性的现象，19世纪晚期的金融扩张（或调整）策略和20世纪的金融扩张（或调整）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相似之处，这一点我们将在本章结尾部分和第五章中进行讨论。

^[2] 究竟这种劳工运动的减少是否仅仅是一种巧合，还是19世纪晚期的金融调整真的削弱了劳工运动，我们将在本章最后一节讨论20世纪晚期的金融调整及其对劳动运动影响时再来回答这一问题。

^[3] 宗主国国家在这些年份中存在类似的劳工抗争增加（或减少）的时间变动规律，从图4-2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4] 当1873~1879年间的经济衰退重创德国时，失业人数的增加、劳工抗争的蔓延和社会主义者们的宣传鼓动，加之德意志帝国所面临的严重金融危机，迫使首相俾斯麦采取干预政策以保护徭国社会，以避免不受干预的市场竞争所带来的灾难摧毁他刚刚辛苦建立起来的帝国体制。同时，农业和工业利益的日益趋同不断迫使政府采取保护措施使其免受国外的竞争压力，这给俾斯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使其能将政治权力赋予帝国行政部门“以确保德意志帝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力量的一种新的平衡……并通过将帝国与各种经济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完成民族的统一”（Rosenberg， 1943· 67-68; Arrighi 和Silver， 1999： 124-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