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第五节结论

　　本章指出：随着生产在地理空间上的转移，工人阶级形成和抗争的地点在各个产业内部发生转移；与此同时，随着新产业的兴起和旧产业的衰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抗争也在不同产业之间发生转移。有鉴于此，我们可以预计，21世纪的劳工抗争的主要地点将出现在那时的新兴产业之中。不过，在本章第四节我们也指出，很难确认哪一种新兴的制造行业能够在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发挥与19世纪的纺织业和20世纪的汽车业相类似的领导产业的作用。
　　从某些方面来讲，唯一堪当新兴领导产业头衔的制造业是半导体产业，但是它向较低收入国家实施连续的地理转移的轨迹，其特征与纺织业和汽车业是根本不同的。在半导体产业中，制造岗位几乎从起始阶段（即创新阶段）就集中在低收入国家，而研发、管理及其他高附加值的工作，则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国家（将来也将如此）。此外，半导体产业（包括集成电路板装配）变得日益自动化，因此，其在世界范围内所能创造的就业岗位的增长是有限的。
　　于是，在21世纪初，无论是新兴领导产业（如半导体产业）还是已有的产业（如汽车和纺织），其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低、中收入国家。因此，在21世纪，制造业中世界劳工抗争的中心，也将极有可能同样集中在这些国家。
　　与此同时，世界范围的服务业就业人数与劳工抗争数量则增长迅速，预计将来仍然会持续增长。但是，由于服务业种类繁多，其就业的增长对工人整体的谈判力量的影响很难一概而论。一方面，我们已经论述到，在某些得到快速发展的服务行业中（如民航），工人被赋予了很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而其他一些服务产业部门（如教育和生产服务业），其对生产的空间调整和资本地理转移的抵抗力，则远远胜于大多数制造业。另一方面，我们还讨论到，生产活动的垂直化分工和相应的生产地点的分散化，以及工人所面对的雇主（无论是实际的还是影子雇主）的现实，都削弱了劳工的结构性谈判力量。劳工的结构性谈判力量的削弱，使得劳工的组织性力量变得尤为重要。事实上，与20世纪汽车工人面临的处境相比，21世纪初工人所面临的组织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与19世纪纺织工人所面临的处境更为相似。
　　我们将在本书第五章中，讨论劳工抗争在未来可能的动态发展规律。但是，在那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拓宽分析的视野。20世纪世界劳工抗争的演化轨迹不仅与产品周期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与全球的政治周期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在本书第四章将讨论世界劳工抗争的动力发展规律与全球政治之间的交互关系，以丰富我们对20世纪劳工抗争的认识，并为我们对劳工运动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的评估，打下更加稳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