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第四节 一种新的产品调整策略？
本章已经指出：劳工抗争浪潮的中心，不仅随着特定时期内资本主义主导产业内部生产的地理转移而发生转移，它也随着特定时期内不同产业之间的、重叠的产品周期的相继兴衰更替的转移而转移。接下来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找出继汽车工业之后哪一（些）产业有可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并探讨在这一（些）产业中的劳工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然而，我们很难确认某种单一的产品，其所扮演的角色能够与19世纪的纺织业和20世纪的汽车业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相提并论。正如后福特主义的观察家们所强调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之一就在于其灵活性和兼容并包性（eclecticism），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量可供选择的消费品、新商品的迅速涌现以及用新方式来消费旧产品，都是这一显著特征的体现。在本章余下部分，我们将辨别出几种值得加以认真关注的“产业”，它们很可能是正在进行中的世界范围的工人阶级形成和劳工抗争的港在的关键领域。
半导体产业
上述令人眼花缭乱的产品的制造之所以是可能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着一种产品，即半导体产品。事实上，彼特·迪肯（Peter Dicken， 1998：353-4）指出，微电子产业已经取代汽车制造业，成为今天“各产业的产业”。像“之前的纺织、钢铁和汽车”一样，微电子“已经被认为是产业成功的试金石”。和汽车产业相比，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通过在大量产品及其制造过程中使用半导体元件，微电子业对各产业所产生的最为显著的影响是间接的。汽车产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辅助性变化，包括居住地点和产业的郊区化、获取能源的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时代的文化符号的变化，等等。半导体产业则通过“将一切都计算机化”（包括汽车和纺织品的生产），而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方式产生着至少是与汽车产业同样深远的影响。
不过，半导体行业中的就业本身对工人阶级形成的直接影响，无法与历史上纺织业和汽车业的影响相提并论。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半导体产品的数量出现了显著增长，但由于制造晶片的工艺都是自动化的，半导体产业所创造的制造性工作岗位的数量相对较少。而且，产品设计和晶片制造这些半导体生产的创新和尖端技术环节是在高收入国家进行的。这些环节的生产需要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和工程人才，同时需要昂贵的工厂和设备以提供一个“纯净”的生产环境，而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直接劳动力投入则非常有限。[1]半导体产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是电路板装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环节就已经被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尤其是亚洲（Dicken， 1998：373）。
因此，一方面，半导体产业的扩张在发达国家所创造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较少，另一方面，该产业在低工资国家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更具体地说，是促成了青年女性工业无产阶级的快速增长——这一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曾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他们在“全球的生产流水线”的标题下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例如，参见Fernandez Kelly， 1983； Lim， 1990； Ong， 1987）。不过，近年来电路板装配环节本身也越来越被自动化了，因此，该产业在低工资国家所创造出的就业岗位的增长速度也在减慢（Dicken， 1998：383-386）。[2]
同样，电子消费品的发展（及其相关产品的扩散）所带来的就业模式也十分相似，即工业无产阶级在核心发达国家不断萎缩，与此同时，工业无产阶级在被选中的一些低工资国家则进一步扩大。尽管研发、市场营销和生产协调等工作岗位依然掌控在跨国公司手中并在高工资国家完成，几乎所有的生产和装配环节却集中在低工资国家。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非常典型。以电视机为例，中国“从无到有”开始发展，到1987年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基地（Dicken， 1998：357）。[3]
上述模式，可以说是复制了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纺织业和汽车业的模式：在高工资国家，产业工人阶级不断萎缩，而同时在低工资国家，产业工人阶级迅速发展，结果是，在低工资国家，从事大规模生产的产业工人的规模和集中程度都继续得到了迅速增长。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尤其是中国）成为工业扩张和新兴产业工人形成的重要基地。按照我们对过去的劳工运动浪潮的分析，可以预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会出现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并且，考虑到中国的规模以及它在亚洲乃至全球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这种工人运动一旦出现，将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与20世纪中叶中国的农民革命所产生的影响相当。
事实上，根据报道，中国的劳工抗争正在不断增加，例如，一份官方报道估计，仅仅在2000年这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就出现了约3万次示威游行。不过，这些示威中的大部分，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而引发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以及与之相随的国有企业破产，导致关于工人失业、拖欠工资和退休养老金的抗争。因此，迄今为止中国不断增长的劳工抗争所采取的形式，主要还是我们称之为波兰尼式的运动，其所反抗的是对既有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的破坏。一方面，促使这种波兰尼式的反抗的动因并未结束。目前，中国已经有了4500万~5000万下岗工人，而随着中国加入WTO，还会有4000万国有企业工人加入到下岗失业工人的大军中去（Solinger， 2001；亦可参见Solinger， 1999）。另一方面，我们的既有分析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未来也会出现我们称之为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运动。不同行业的工人所拥有的谈判力量是不同的，但是，某些行业的工人将具有强大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如汽车业工人）。究竟何时这种马克思式的工人抗争运动能够兴起，以及这些工人将如何与下岗工人的抗议进行互动，这些仍然是未知的问题。无论如何，中国产业工人阶级对于世界劳工抗争的未来而言具有重要地位，这一点似乎是毋庸置疑的。
生产性服务业
我们此前已经讨论过，制造业在地理空间上的扩散，伴随着全球性的“命令和控制”功能的增长与集中，同时也伴随着资本的日益增加的金融化过程。[4]萨斯基亚·萨森这样写道：“资本流动性的增加，产生了一种服务于各种生产的需求，以确保为那些新的生产组织和金融提供管理、控制和服务。”（ Saskia Sassen， 2001：24）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其范围涵盖了从通信业到专业服务业（如法律、金融、广告、咨询、会计）等行业。萨森认为，尽管这些生产性服务业支持着各种商业组织的运行，以管理包括工厂、办公机构和金融市场在内的巨大全球网络系统，生产服务行业自身也是集聚经济的产物。因此，制造业生产在空间上的扩散和金融资本的极强的流动性，也产生了另外的一种集中效应，即跨国公司的总部及其所要求的生产服务行业越来越集中在核心城市。正是在这些地方，“全球体系的运转工作得以进行“（Sassen， 2000：1）。并且，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要指出的，对于正在进行的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以及正在浮现的劳工抗争而言，这些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关键性场所。
自1970年以来，在大多数核心国家，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的就业增长大大超过了其他经济部门中的就业增长（Sassen， 2000：62-64；亦可参见Castells和Aoyama， 1994； Marshall 和Wood，1995:9-11）。譬如，从1970年到1996年，美国就业总人数从7680万增长到1.02亿，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就业人数则从630万增长到了1760万。相比之下，制造业中就业人数从1990万仅仅增长到了2040万（参见Sassen，2000：图4-1）。一些观察家认为这些数字表明，后工业化社会正在创造主要是高收入的专业性、技术性和管理性工作岗位。丹尼尔·贝尔早在30年前就在其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提出了这种论断，他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正在产生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以及更加缓和的劳资关系（Daniel Bell， 1973）。在20世纪90年代对所谓“新经济”的讴歌声中，这种观点被表达得更加直截了当。然而，事实与这种论点越来越相矛盾。这是因为，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内在组成部分，生产性服务业本身离不开大量传统的粉领和蓝领工作岗位的支持——这些岗位的范围，包括文秘、电话接线员、建筑维修工、清洁工，以及饭店侍者、洗碗工、婴儿护理工等。因此，在生产性服务行业快速增长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劳动力的两极分化过程，即高工资的专业人员和和低工资的工人之间的分化（Wall Street Journal 2000 ； Greenhouse 2000 ）。[5]
根据本书所发展的理论框架，我们认为应该关注那些就业增长迅速的领域，将其视作工人阶级形成及其抗争出现的重要领域。我们无法从世界劳动小组数据库中的其他服务业中，将生产性服务业单独分离出来。不过，图3-3勾勒出了劳工抗争在不同行业中的分布情况，它揭示出一种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的模式。如果将服务业作为一个整体，我们能够发现，在19世纪后40年中，服务业作为世界劳工抗争发生地的相对重要性迅速增加。因此，在20世纪上半叶，在有记载的特定产业劳工抗争总量中，服务业中所发生的劳工抗争数量所占的比例介于9% ~12%，该比例在20世纪60年代猛增到21%，在80年代，又增加到26%，到90年代则达到了34%。[6]
从表面上看，许多处于生产性服务业中的低报酬的辅助工人并没有多少谈判力量。但是，萨森指出了一种常常被忽视（甚至是被故意贬低）的力量。如果说，生产性服务业运作的逻辑是一种集聚经济，那么，卷入到全球经济（包括其支持部门）的命令和控制功能之中的各产业部门，它们自身相对而言也受到了地域的限制。此外，那些能使世界性城市运转的特定类型的投资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7]，这些投资包括通信网络、拥有先进通信设施的现代化的写字楼，等等。这些投资是无法被轻易放弃的，因为一旦放弃就会造成沉淀的固定资本投资的巨大损失。换言之，在生产性服务业中，很难通过地理转移的空间调整策略来应对劳工抗争。萨森解释道：
有意思的是，主流的经济学观点认为；地理位置已经不再重要了，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公司可以建立在任何地方，现在主要的产业都是以信息化为基础的，因此不再受地理空间的限制。这种观点认为……上述情况使公司能够仅仅以撤资和转移到其他地方为筹码，迫使市政部门和工人作出重大妥协；但是，对于整个的企业联合体而言，情况远非如此（Sassen， 2000：14）。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生产性服务业所具有的受地域限制的特点。如果生产性服务业在某一集中地的成本上涨超过了资本所能承受的临界点，就可能最终促使资本以极其高昂的成本进行空间调整。此外，现在很多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已经意识到，要想吸引生产性服务业（产业新星）的投资，就必须提供先进的通信基础设施。因此，很多政府现在也已经开始组织建设并对诸如此类的基础设施投资进行补贴，以提高其城市和地区吸引生产服务行业投资者的竞争力。
同样的，生产性服务业生产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并不一定需要在核心办公室中完成。在生产性服务行业中，我们可以区别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劳动过程：对于第一种类型的劳动过程而言，空间调整策略事实上并非一种现实的选择，而对第二种类型的劳动过程而言，空间调整策略确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策略，因为，公司总部的办公楼不可能每夜都送到低工资国家进行保洁工作，清洁工作必须在现场进行。相反，诸如数据录入、文字处理等大量日常性工作，通常就能够被转移到低工资国家（这也是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我们将分别对这两种类型的劳动过程加以讨论。
以洛杉矶市中心商务区的摩天大楼的清洁工为例。从表面上看，这些保洁工人似乎并没有什么谈判力量，其工作并不需要什么稀缺技能，这种工作大多是兼职性或临时性的，缺乏福利、晋升机会和工作保障，而且流动性很大。从事这种工作的工人，大多是移民或者少数族裔的女性，她们常常打着第二份工并（或）担负着照看小孩的责任，因此很少有时间参加工会活动。此外，这些清洁工的“雇主们”大多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转包组织，它们成立的目的就是通过消除工人与现有工会之间的合同来降低成本。不过，即便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末这些清洁工人与美国其他城市的处于生产性服务业底层的工人一起，取得了劳工抗争的重大胜利。这些胜利包括：巴尔的摩市的“基本工资运动”，该运动扩散到了美国其他30多个城市；还有在许多城市中取得胜利的“清洁工公正权益运动”，其中最为著名的运动发生在洛杉矶市。通过这些运动，低工资的服务业工人（如在主要办公大楼工作的清洁工人）争取到了有保障的、得到改善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些运动在美国劳工抗争处于历史低潮时，激发了劳工运动社会行动主义的高涨。
这些劳工抗争胜利的基础何在？一方面，工人们可能从其雇主所具有的受地域限制的特点那里，获得某种程度的结构性谈判力量。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虽然雇主可以寻找低工资的移民来从事大楼的清洁工作，却不能把大楼送到其他地方去保洁。尽管如此，结合本章上文所作的分析，同时考虑到这些工人总体上较弱的结构性谈判力量，我们认为，上述理由并不足以解释这些抗争之所以能够获得（哪怕是有限的）胜利的原因。毋宁说，这些胜利的取得是建立在对一种重大战略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即如何合理利用“组织力量。”尤其是，这些运动都包含着对既有的、以工作场所为中心的组织模式的重新评估，同时，还包含着向一种新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模式的转变。由于工人们散布于各个工作场所，且其雇佣关系具有不稳定和流动性高的特点，因此，以各个工作场所为单位来组织工人将是一项徒劳无功的工作。鉴于此，巴尔的摩市的“基本工资运动”试图在整个城市范围内提高低收入工作者的工资，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正如一个运动组织者所指出的，这场运动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劳工组织，而这个组织的功能发挥，“并不受其成员工作地点转移的影响”（转引自Harvey， 2000：126）。因此，正如面临多个雇主的英国纺织工人一样，区域范围的组织谈判力量是十分重要的。
同样的，“清洁工公正权益运动”也没有基于工作场所展开活动，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识到，能够真正改变他们境况的力量并不在于与表面上的“雇主”（清洁分包公司）交涉，而是与那些利用分包公司来规避工会的力量的产权所有者们交涉。因此，“清洁工公正权益运动”并没有寻求通过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的选举程序来认可组建工会，因为即使能成功地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分包公司成立工会，那些公司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关门，然后转换门庭重新开一家没有工会的新外包公司。所以，该运动强调采取针对写字楼业主和租户“面对面的”街道抗议（Waldinger等，1998：110）。类似地，“基本工资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求政府、公司和大学在直接雇佣过程中负责任地对待工人，还要求他们规范和约束其所聘用的分包公司的行为。日益发展的劳务外包已经创造出了一种“掩盖责任和义务的拜占庭式系统”（Needleman， 1998：79）。这些成功的劳工运动能够与这种状况相对抗的策略，就是确认并将运动目标瞄准那些“应承担责任的“、有力量改变他们现状的主体。[8]
所有这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都倚重于“与该问题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社会阶层进行结盟”（Harvey， 2000：125，对马克思的复述）。在巴尔的摩市的“基本工资运动”中，一个以教会为基础的不同宗教信仰者的联盟最先发起了这项运动并提供了大量的资源（Harvey， 2000）；在“清洁工公正权益运动”中，一个复兴的和（现在）集权化的工会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的总部，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力压倒了更为保守的地方工会组织的领导。“清洁工公正权益运动”不仅需要进行广泛的草根动员（没有这种动员它就不会取得成功），而且还需要广泛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只有通过具备汇聚和再分配能力的某个大型组织才能够提供。瓦尔丁格尔等曾经指出，某项运动所需要的成本包括：广泛的研究（至少需要一位专职人员来研究该行业的产业结构及其弱点），律师的密集工作（不仅需要高风险的对抗策略，还需要“游击式的法律技巧”），以及广泛的组织（Waldinger等，1998， 112-113）。仅仅在洛杉矶， “清洁工公正权益运动”一年就花费了近50万美元。[9]
最后，因为发生于生产组织中的这些变化，同时也伴随着工人阶级在性别和种族构成方面的变化，这些运动必须同时面对种族、性别、国籍、阶级等问题。成功的运动已经使劳工运动的积极分子们从抛头露面转换为去更好地反映工人们的心声。并且，这些运动已经开始重视这一新兴的劳动力大军的特定需求和要求，比如，充分的婴儿护理，更多的英语课程，等等。[10]同时，由于新兴劳工力量同时提出了很多关于性别、种族、国籍和阶级压迫的问题，这些运动也更自然地能够从各种社会运动组织中获得支援，比如民权组织和妇女组织（Bronfenbrenner等，1998）。
因此，资本相对较难流动似乎不足以完全解释工人运动取得胜利的原因。不过，如果在未来数十年中工人们能够继续保持他们斗争胜利的成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无疑在于资本采取空间调整来应对劳工抗争所面临的各种障碍。
那么，对于生产性服务行业劳动过程中那些流动性较强的环节而言，诸如日常数据的录入工作，情况又将如何呢？在这方面，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部门是由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在印度投资建立的数据处理中心、电话呼叫中心以及其他基于信息技术的工作场所，其中，还包括各种从事高端生产服务活动（如软件和工程设计）的工作机构。目的是利用当地受过教育的、说英语的工人。尽管爱尔兰、牙买加和菲律宾也为外国公司提供一些低成本的“后台”职工，但在印度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工人数量超过了上述三个国家的总和。据估计，目前印度大约有4万人在这种所谓的远程服务产业中工作，预计该产业还将继续迅猛增长，到2008年其就业人数将会达到70万人（Filkins，2000）。
“国外公司通过卫星将业务数据传送到印度，印度工人负责数据的录入、分类和分析，然后再把工作成果传输回去……其成本要比在本国处理这些工作低廉得多。”例如，英国航空公司“每年把其所售出的3500万张机票中的每一张都扫描后传送到印度，印度的工人们则将这些机票的信息与旅行代理公司传送的账单信息一一核对。”通用电气公司目前在印度新德里雇用了1000多个工人，“负责处理信贷和会计业务，并且给美国的那些拖欠贷款的客户们打电话”，公司计划在未来两年里将新德里的雇员人数提高4倍（Filkins， 2000）。
于是，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21世纪初新的工人阶级形成以及潜在的劳工抗争的重要产业部门和地理场所。然而，这些工人所可能依赖的谈判力量将是何种类型呢？这些工人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利用互联网和其他先进的通信系统来接收原材料，传输其工作的最终产品，或者在很多情况下完成生产过程中的某个中间环节。与传统生产线和即时生产方式相比，信息空间对破坏的敏感性更强，这一点只要经历过黑客和病毒攻击的人就不难想见。如何将信息空间对破坏的脆弱性转化为有效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仍然是一个问题——它取决于工人创造性的发挥，以便在新环境下创造出各种新的斗争方式（参见Piven和Cloward，2001）。
在具有如此高流动性的产业中，工人的任何抗争都可能立刻引发资本的地理转移。确实，如果我们听信管理方的一面之词的话，就会认为这种生产过程本身是高度流动的。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一家为美国辛辛那提保险公司服务的公司主管（其手下有120名员工负责争议的远程处理）声称：“我可以将这项业务转移到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它完全是可以转移的。”（转引自Filkins， 2000：5）当然，要想实现对劳工抗争的永久空间调整策略，这种论调或许包含了某种程度的自吹自擂。该产业已经转移到世界上收入最低的国家之一，它还能再往哪里转移呢？而且，一旦工人发现了各种新形式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并将其运用在这些以信息为基础的产业中的时候，雇主们是否将发现以下情形，即正如他们在汽车产业中所看到的一样，在每一个资本扩张的新乐土，都会重新出现工人阶级的斗争？
确实，这些工作的流动性比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清洁工的工作要大得多。这一点也的确对工人的组织力量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上文所讨论的，清洁工所取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基于社区的组织力量——当雇主不能转移出社区的时候，这种组织力量是特别有效的。对工作岗位可以被轻易地转移到其他社区或国家的时候，这种社区层次的组织力量对工人来说效果就会差很多。一旦工作岗位被转移出该社区，任何通过社区层次的组织力量所争取到的短期利益都会丧失殆尽。在这种状况下，组织谈判力量要保持其效力，就不得不超越社区层面，上升至资本流动的同一层面即全球的层面。反过来，这又使我们回到建立劳工国际主义的需要这一问题上来，回到建立劳工国际主义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及其局限性的问题上来。本书第一章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书第五章中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
上述以信息为基础的劳动力就业的扩张，其前提之一是大众教育的扩张。有人甚至认为，“教育产业”已经成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重要的“资本—商品－制造”产业。以下，我们将转向对教育产业及其工人的讨论。
教育产业
在尝试把握后福特主义时代经济转型的总体性质的过程中，很多研究都强调了“信息”所具有的新的中心地位，以及知识经济的浮现。曼努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 1997）提出了“信息经济”的概念；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1989：186）认为，资本主义越来越依赖于“去动员知识劳动力的力量，作为进一步的积累的工具”；彼特·达克尔则认为，“基本的经济资源”已经不再是资本、土地或劳动力，而是“知识（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Peter Drucker， 1993：8）。不过，正如米切尔·哈德（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力（Antonio Negri）所强调的那样，知识本身也需要生产，而且，知识的生产“意味着新的生产和劳动方式的出现”（2000：461-2）。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大众教育已经成了21世纪最重要的“资本商品产业”之一，该产业不仅制造“知识”，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制造出为新的知识密集型的资本积累所需要的、拥有必要技能的工人。[11]就像19世纪的纺织工人和20世纪的汽车工人一样，在21世纪，教育行业的工人（即教师）对于资本积累的过程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教师是无产阶级的成员。事实上，从数量众多的教师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到现在，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而为了生存，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一般是出卖给国家）。不过，社会科学家往往并不把教师划分为工人，这也许是因为教师工作被看做技能性工作，他们在课程设置方面和课堂上都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他们属于公共雇员。此外，尽管国家所面临的经常性财政困难会严重影响教师的工作条件，但是，教育系统很大程度上并非严格按照“赢利”标准来运作的。从本书的观点出发，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上述的教师所具备的各种特征（假定它们是准确的），能否完全使教师免受劳动力商品化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我们预期这些负面效应也会引发“抗争”，并将其划分到“劳工抗争”的范畴内。[12]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从20世纪中叶以来，全世界的教师数量开始迅速增长，从1950年的800万增加到了1990年的4700万（Legters， 1993）。[13]在教育产业中，不仅出现了大量的就业增长，它还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世界劳工抗争增长迅速的一个领域。根据国际劳工小组的数据，20世纪的最后数十年里，教育产业是劳工抗争出现增长趋势的少数几个产业之一。而且，教师劳工抗争的地理分布领域比历史上的纺织和汽车行业都要广泛得多。正如表3-2所显示，有23个国家的教师劳动抗争达到了世界劳工小组的临界标准而被纳入统计表中，相形之下在纺织产业中只有15个国家，在汽车产业中只有11个国家，被纳入统计表中（与表3-1、表3-2比较）。与铁路产业中、民航业和水运（码头）业相比，教师劳工抗争的地理分布领域就显得更为广泛了（23个国家），因为使用同样的临界标准，上述三个产业中达到标准的劳工抗争国家，分别只有17、17和20个。
或许，教育系统在本质上所发生的很多重要变化，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还将提及。不过，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至少到目前为止，教师的谈判力量与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其他行业的劳工的谈判力量相比有何异同。一方面，与汽车工人相比，教师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似乎是比较弱的。与汽车工人不同，教师在生产过程中并非身处一种复杂的劳动的技术分工体系中。通常，教师在一个自我封闭的教室中工作。如果一名教师停止工作（如罢工或者请病假），同一学校的其他教师仍然可以继续工作，而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而且，在某一教育系统中，不同学校之间的互相依赖也很小。因此，不像在汽车行业中，一个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工厂的停工可能导致整个公司陷入瘫痪，一个学校的罢工对其他学校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是在纺织产业中，纺纱车间的总罢工都能够最终造成纺织部门以及其他下游部门的生产活动停滞，但是，中学教师的总罢工本身并不会导致小学的教学工作停止，反之亦然。
另一方面，教师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却处在一种战略性的位置之上。在纺织业和汽车业中，进入到生产中的原材料投入在罢工时能够被储存起来，但在教育产业中，投入其中的原材料（即学生）却无法同样被储存起来。教师的罢工会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产生连锁反应——它会中断家庭的日常运作，使工作着的父母们难以从事他们自己的工作。此外，如果在某个地方的教师罢工持续时间特别长或表现得极其频繁（或众多教师对雇主表现出敌对态度），那么，人们就会担忧，教师劳工抗争对其最终产品——学生的学业成就及其作为公民的适当的社会化过程—— 会带来长期的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无论是与纺织业工人还是汽车业工人相比，教师通常具有更多的劳动力市场的谈判力量。迄今为止，技术调整对教育产业的影响还是相对较小的。这意味着教育体系的扩张将导致教师就业人数的增加。在纺织和汽车产业，节约劳动力的技术的采用，会持续导致一轮又一轮的技术性失业，从而削弱在职工人的谈判力量；而在教育产业中，至今基本上还没有受到这种机制的影响。事实上，拉里·古班（Larry Cuban， 1984）对近一个世纪的教育活动的研究表明，教育的实践和教学技术很少发生什么改变。[14]
很难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教育产业的生产效率，这一事实意味着，要想控制教育产业的成本只能增加教师的劳动强度，比如延长工作时间，提高每个教师所负责的学生数量，等等（Danylewycz Prentice， 1988 ； Lawn， 1987）。然而，这些措施本身引发了著名的教师劳工抗争浪潮——比如，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核心国家的教师劳工抗争，就指向国家由于面临财政危机而增大教师工作强度的各种举措。另一个例子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20世纪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及9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都曾导致教师劳动强度的迅速提高和教育经费的缩减，从而引发了教师的重大劳工抗争。
教育产业不仅很难进行技术调整，而且还特别难以进行空间调整。虽然制造业（和许多服务业雇主）能够利用来自全球劳动力储备的竞争（或通过生产资本的重组，或通过引进流动劳动力），来有效地威胁其在职工人，但是，这种威胁对教师来说并不是特别有效。一方面，学校通常必须建在距离关键的原材料－学生——不远的地方，因此，地理空间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着教师，使其免受来自更廉价的移民教师的竞争。当然，我们在教育行业中并不能识别出任何有意义的通过地理空间转移而引起的产品周期。除了部分精英大学教育外（其中有大量的学生“迁移”的现象），在各种国家（甚至地方）教育机构（竞争）之间并不存在可替代性。最后，尽管教师分布在不同的工作地点（跟纺织工人一样），他们往往有一个共同的雇主（即国家，或者最起码是城市层面的政府部门，更常见的是国家层面的政府部门），这使得协调教师劳工抗争的组织任务具备某种一致性。因此，教育行业很难出现空间调整和技术调整，特别是很难出现地理上的转移和自动化，这是教师所拥有的大量谈判力量的根源所在。[15]
目前的教育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做寻求增加教师竞争压力的另类办法而进行的一种努力。教育券计划使学生能够更容易流向其他学校，从而瓦解了公共教育系统并对公立学校的教师带来了威胁；基于业绩的学校资源分配方式，使学校之间、教师之间彼此竞争必要的资源，以改善他们自己的工作经历；而学校私有化和教育的社区控制，则使政府不再是教师的唯一、可见的庞大雇主。所有这些改革，都是为了调动市场给教师施加压力。不过，与其他行业相比，教育产业动员全球劳动力储备大军使其与现有教师进行竞争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毕竟，即使是教育券计划，也不过是开启了城市之间或者国家内部某一层面的教师竞争之门。[16]
尽管在历史上教师很少面临技术转型的威胁，但是，很难预料互联网和先进的通信技术的应用。将会在何种程度上给教师带来有效的竞争压力。这种情形类似于自动化给制造业工人所带来的影响（Traub， 2000）。然而，正如我们在对汽车产业的讨论中所提到的，削弱工人劳动力市场谈判力量的同一过程，往往也会增强其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因此，教学劳动过程中的任何技术性变革，都将使教师陷入到一种复杂劳动的技术分工中去，而这种劳动的技术分工对劳工抗争破坏的敏感脆弱性是自主的课堂教学模式所不具备的。
个人服务业
最后一个出现快速的就业增长的领域是个人服务业。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一领域称为再生产服务领域，因为它实际上是过去的家务劳动（包括做饭、婴儿护理以及娱乐等）的商品化。与20世纪就业增长所带来的工人劳动场所谈判力量总体增强的趋势相比，个人服务业中的工作类型的增长，似乎是提供了一个具有相反趋势的最清楚的例证。在这个行业中，工人的市场谈判力量和劳动场所谈判力量都比较弱，他们大多从事兼职或者临时性工作，被迫接受一些非正规的工作实践。
个人服务行业的工人其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之所以较弱，部分程度上与该行业在地理上的分散有关。个人服务业的对象是个体消费者，因此其就业分布深受人口分布和（或）财富分布的影响。[17]因此，该行业的工作地点往往是分散的和小规模的，这使得不同地点的劳工行动很难进行统一协调。而且，和教师行业不同，个体服务业较弱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并没有像教师那样能够因为其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所占有重要位置而得到补偿。
以个人服务行业中的快餐业为例，与汽车行业不同，一个或数个分店的工人罢工，不会影响到连锁店其他分店的营业。而且，即使整个连锁店的罢工可能会伤及整个公司，由于快餐店的工人不像教师那样，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处于战略性地位，所以即使是整个快餐连锁店都举行了罢工，人们也不会因此而挨饿。不像公共教育，快餐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快餐竞争性替代品。而且考虑到快餐店分散众多，要协调所有工人以实现快餐业的行业总罢工，以影响到劳动的社会分工的难度非常大。而且，考虑到快餐店数量众多，要协调所有工人以实现快餐业的行业总罢工（并以停工来影响到劳动的社会分工），其难度非常之大。最后，在个人服务业中即便没有由于技术进步而引起的失业，但因为存在着大量的具备必要技能的劳动力供给，该行业工人的市场谈判力量通常还是很弱的。
我们已经指出，在工人结构性谈判力量较弱的地方，胜利的取得需要依赖工人的组织力量（如英国纺织工人的自主的工会组织，或者是印度和中国纺织工人的跨阶级政治联盟）。从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中所呈现出来的个人服务业工人劳工抗争的历史模式，与我们的上述推论是一致的。以旅馆和饭店业的工人为例，我们发现，在整个20世纪期间，该行业的劳工抗争浪潮的发生，几乎都与这些工人所集聚的城市或地区的广泛罢工浪潮同步。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罢工所依赖的是一种“反射性力量”，这种力量来自社区层次的组织以及（或）处于更有利战略地位的工人所具备的结构性谈判力量。同样，20世纪90年代美国个人服务业（由工会所组织）的罢工胜利的取得（如从事家庭护理、健康保健等工作的工人），其基础同样是这种类型的组织力量，即我们在上文所讨论过的“清洁工公正权益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组织力量（Needleman， 1998）。
因此，20世纪后期个人服务行业的迅速增长，反映出一个重要趋势，即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在整体上正在被削弱。如果我们考虑到20世纪末很多原来由国家资助的社会服务都被“私有化”或者转包了，很多社会服务工作越来越与私人服务模式相似（例如，没有一个单独的、可见的雇主作为斗争目标），上述趋势就更为明显了。然而，另一种与之相反的力量也值得我们关注，即存在一种不断增长的趋势，使得个人服务的生产与配送之间“脱钩”，以便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哪里存在着规模经济，哪里的工人通常就具有较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
事实上，现在很多个人服务业的空间组织模式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简单而分散的模式了。从服务的生产到最终的消费者之间存在着众多中间环节，对个人服务业而言，这些中间环节的营利性非常强而且增长迅速。以娱乐业为例。在20世纪早期，多数娱乐业都是与最终消费者直接接触的（如现场表演），从世界劳工小组数据看，娱乐行业的劳工抗争历史模式与旅馆、餐饮业的劳工抗争模式是类似的。也就是说，这种劳工抗争与特定城市中更广泛的劳工抗争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今天的电影行业中，只有最终阶段——影院放映阶段——是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的（对于电视而言，则根本就不存在这种直接的接触）。现在，把电影推向银幕的生产过程，包含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劳动的技术分工，它服从于规模经济而非分散经济的逻辑。
因此，好莱坞最近的罢工以及罢工威胁与我们此前描述过的个人服务业的抗争模式有很大区别，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该行业的技术变革的浪潮（比如有线电视、录像、DVD、互联网传播下载以及电影和电视节目市场的全球化），已经带来了关于薪酬和地位的新的抱怨与不平。而且，随着劳动的技术分工与新的规模经济的复杂性的增加（包括娱乐业在好莱坞的高度集中），某一工种（比如编剧）的罢工，就可能就会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因此，最近的一项估计认为，在有27.2万娱乐业从业人员的洛杉矶，娱乐行业的任何一场罢工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将可能导致一个月6.8亿美元的工资损失。[18]
总之，即使是在个人服务行业，劳工谈判力量的变化趋势并不像其最初看起来的那样一目了然。应该指出的是，娱乐业的工人抗争更像是该行业中拥有更多特权的一部分人为争宠而进行的吵架拌嘴。而且，这种工人抗争使我们又回到最初的问题：那些身处具有较强工作场所谈判力量行业中的工人，将怎样与那些谈判力量较弱的工人进行互动——不论他们是处于不同行业的、同一社区的工人，还是位于同一行业的、不同国家的工人？
[1] 2003年，IBM将在纽约费西基尔（Fishkill）新建一条高度自动化的半导体生产线；其中，300亳米的硅晶片需要经过超过500道工序的加工，历时20多天，但整个过程不需要任何手工操作（Lohr， 2002 ）。
[2] 在印度，就业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软件业（而不是硬件业），这一点我们会随后讨论。
[3] RCA的电子消费品生产设施，在20世纪中不断地向北美的更低工资和工会力童较薄弱的生产地点转移，关于这一点，参见Cowie， 1999。
[4] 在第本书第四章中，我们将重新定义这一日益增长的资本金融化过程，将其称为一种金融调整策略。可以将这种金融调整策略看做产品周期通过其他各种方式的继续进行。随着竞争的加剧，资本被从贸易和生产中完全抽离出来，并再投资到金融交易和投机之中（Arrighi， 1994； Arrighi和Silver， 1999）。
[5] 史蒂芬·格林豪斯（Greenhouse， 2000）在刚刚出版的一份关于纽约市就业趋势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纽约市的经济恢复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但是一份最新研究表明，低收入工作（年薪低于25000美元）的增长要比中高收入工作的增长快得多。研究发现……尽管近年来纽约市已经增加了很多的华尔街和硅谷的高薪工作，增长最快的工作岗位却是低工资的服务性岗位，如餐馆工人、保安、护工以及家庭老年护理等。”该研究“还发现在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后，城市的低工资工人1999年的中位数收入水平比1989年下降了2%”。在欧洲，就业岗位的增长也主要集中在收入相对较低的兼职性就业岗位上（参见Sassen， 2000）。
[6] 与此相联系，指出以下事实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在美国，服务业职员国际联合会及其前主席约翰·斯温尼（John Sweeney），一直都站在第一线，努力谋求在劳联－产联中实现新的、积极的工人运动转折。
[7] 生产性服务业有不断向普遍的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的趋势。里德就认为：“在美国，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而非劳动密集型的J （Riddle， 1986：8 ）基于雇员人均资本存量，卡斯齐（R. E.Kutscher ）和马克（J. A. Mark） （1983）对145个行业门类进行了排名，在位于排名前20%的30名个行业门类中，服务行业门类占了其中的近一半（转引自Riddle， 1986：29）。
[8] 在服装加工业中也存在着这种拜占庭式的转包结构。在该行业中，让劳工组织起来的一种关键的、相似策略，就是让零售商和专卖店来约束其分包商的行为（参见Bonacich和Appelbaum， 2000； Ness， 1998）。尼德尔曼指出，在家庭健康护理行业（私有化的社会服务工人的一个例子）中，也存在着类似现象（Needleman， 1998 ）。
[9] 瓦尔丁格尔（Waldinger）等还指出，工人从他们原来的国家（主要是中美洲）所带来的阶级意识具有一定作用（Bronfenbrenner等，1998）。同样，我们在上文的讨论中曾经提到过一个类似的个案，即从兰开夏迁移到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工人也带来了那里的激进传统（尽管并不是导致胜利的结构性条件）。
[10] 关于劳工社区中心的重要性，参见尼德尔曼（Needleman， 1998）和尼斯（Ness， 1998 ）。
[11] 教师制造的是“一种劳动力，是一种价值得到提升的商品”（Lawn和Ozga， 1988：84）。
[12] 关于将教师概念化为工人的观点，参见奥兹加所收集的相关论文（Ozga， 1988b）。珍妮·奥兹加（Jenny Ozga， 1988a：x）作出了这样一个假定：教师作为工人的经验，在不同时期会发生极大变化，这主要取决于政府是否存在财政危机，或者整个资本主义是否面临危机。在经济危机时期，“中央政府倾向于用直接有力的管理来控制教师的招聘、培训、薪酬、身份以及教学内容和考试内容”：在资源充裕的时期，管理则“主要依赖对教师职业主义的推动，来作为一种控制形式”。除了这种周期性的规律，还存在一种世俗化的趋势，即教师在创造价值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重要（如培训劳动力），其教学的劳动过程就越是被分析和重组以提高其效率（生产率）（Lawn和Ozga， 1988：87）。奥兹加的经验研究对象是英国的教师。在世界历史的范围，重新组织并验证这些假设是一项很有吸引力的建议。但这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
[13] 由于教育是一个劳动密集性的产业（学生越多，需要的教师就越多），因此，学生入学人数的增长率是反映教邪就业增长的一个很好的指标。各个教育层次的学生入学人数，尤其是小学的入学人数，在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70年代的非洲和中东，以及80年代的亚洲，都有迅猛增长。在高收入国家，小学的入学率在20世纪中叶就已经近乎100%；到20世纪后半叶，发达国家的中学教育增长显著，到90年发达国家的中学教育已经基本普及，低收入国家的普及率也达到了50%左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转引自Leglers， 1993：6-7）。教育产业的重要性，还可以用一个美国案例来说明：在1990年，美国公共教育系统的就业人数占整个政府就业人数的将近一半（Marshall和Wood， 1995：11）。
[14] 拉里·古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但其发现无疑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15] 本书第一章已经指出，在很难控制劳工的谈判力量的时候，（为了解决系统层次的问题）界限划分就成为降低成本的特别重要的策略。实际上，界限划分在教师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比如通过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通过基于社会性别的边界划分。男性教师比女性教师的工资高，中学教师比小学教师的工资高。然而，界限划分是一把双刃剑。譬如，20世纪60年代纽约中学教师罢工，起因就是那些有研究生学历的中学教师，认为自己丧失了相对于小学教师（主要是女性）的优越地位（Cole， 1969）。
[16] 关于教育券作为阶级策略的讨论，参见波尔（Ball， 1993）。
[17] 由政府资助的社会服务（比如教育），常常得到政府承诺的支持，即为每个人都提供这种服务；因此，这种服务的实际分布，与相应的人口分布的理论标准是很接近的。而就个人服务业而言，其地理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财富的分布状况，而非人口的分布状况。
[18] 关于好莱坞的劳工抗争，参见布尔纳德·威拉布（Bernard Weinraub， 2000：A1， A25）。除了上文所提及的那些问题，威拉布还强调指出，娱乐业现在已经祓企业联合体所掌握。该文引用了Ken Ziffren这位娱乐业高级律师的话：“时代华纳是有线电视公司，索尼是电子消费品公司，福克斯则是一个电视网络和卫星运营商，环球公司是音乐公司，迪斯尼是主题公园、有线频道，ABC网络也一样，等等。任何一部电影或者电视，都是这些公司业务的一小部分的集成。在这些公司中，现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利益，远远不只是管理者与劳工之间的对立那么简单”。威拉布还指出，“公司的庞大规模，可以使其在与劳工谈判中表现非常强势。例如，当福克斯或迪斯尼的电视业务部门的年景很差的时候，他们会在劳工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因为电视业务的损失（并非其主赢利业务）并不会为其母公司造成多大损失。这些大企业联合体本身可以通过集体谈判过程，从财务上来资助其电视业务部门。但是，如果华纳公司的电视业务是成功的，而时代华纳公司的杂志和有线电视部门的业务（主赢利部门）较糟糕，那么，公司可能会优先很快解决罢工问题，以保证其他一系列部门的运转与繁荣”（Weinraub， 2000：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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