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第二节 比较视角中的纺织工业产品周期
早期纺织工业产品周期中的劳工抗争和资本转移的动力机制，与汽车工业产品周期中的动力机制，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即纺织资本流动到那里，劳工和资本之间的冲突就发展到那里；并且，一旦冲突发生，资方就会通过资本的空间调整和技术调整来进行应对。但是，与汽车产业不同的是，虽然全世界的纺织工人都非常激进，但他们的斗争基本上都遭遇了失败。在所有失败的记录中，有两个个案却是例外。一个发生在创新的始创地英国，那里的纺织工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为创新者获得的垄断性巨额利润有助于其承诺负担一个相对长期的、稳定的劳资契约。另一个例外则是参与到殖民世界高涨的国家解放运动浪潮中的纺织工人。纺织工人和汽车工人抗争结果大相径庭，可以归咎于这两种工业生产过程的组织差别，以及由此造成的工人谈判力量的差别。
表3-1所提供的，是1870~1996年间，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所记录的纺织工人和汽车工人抗争浪潮的时空分布状况的一幅鸟瞰图。该表中涉及的国家在这两个产业的发展中都经历了大规模的劳工抗争。[1]其中，那些经历了劳工抗争高发的年份被用“X”标示出来。[2]图3-2则对纺织部门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劳工抗争高潮以及资本转移情况予以描绘。之后，我们将分阶段逐一比较纺织产业和汽车产业的产品周期，重点描述这两个产业中劳工抗争机制的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
无论是在纺织产业还是在汽车产业的产品周期中，劳工抗争的首次重大成功都发生在第一个生产该产品的国家（例如，纺织产业的兴起是在英国，而汽车产业是在美国）。美国汽车工人构成了20世纪中期劳工抗争的先锋，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奠定了工作和报酬的基本标准；与之相类似，在19世纪晚期的英国，纺织工人工会是最强大的工会之一。
不过，无论是美国的汽车工人还是英国的纺织工人，其抗争力量都是在旧的、以工匠为基础的运动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才取得的。在19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3]英国兰开夏纺织工人发动的重大劳工抗争浪潮，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阻止新技术的引入（例如动力织布机和走锭细纱机等），因为新技术的引入会降低工人建立在技能基础之上的谈判力量（Sarkar， 1993； Chpman， 1904； Lazonick， 1990：81 ； Thompson， 1966）。然而，正如一个世纪后金属行业中技工的抵制未能阻止汽车业大规模生产技术的扩张一样，本次罢工和其后的纺织工人罢工（包括1842年的工人大罢工），也未能阻止纺织行业的机械化进程的扩张以及相应的工资普遍下降的趋势。
作为上述劳工抗争失败的副产品，一个新兴的职业——机器操作工——开始兴起和发展起来。在纺织行业，纺纱工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在19世纪前半叶，由于技术革命经常导致失业并不断创造出大量的劳动力后备军，纺纱工这一新兴工人群体的工会力量十分微弱（Lazonick， 1990：90），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纺纱工才有能力组建有效的行业工会，并在1869~1875年间实施了一系列成功的行业罢工（参见表3-1），迫使纺织工业资本家不得不整体作出重大妥协让步。1870年，在家庭作坊式生产的繁荣走向衰落之际，纺织操作工联合会成立了，并在19世纪后半叶发展成为英国势力最强大的工人组织之一（Lazonick，1990：103）。因此，尽管在纺织行业中这一过程的发展要显得更为漫长，但无论是在纺织行业还是汽车行业中，重大劳工抗争胜利的首次取得，都发生在产品创新阶段的所在地，并且都发生于产品创新阶段即将终结之时。
除此之外，这两个行业的工人都通过劳工抗争取得了稳定的劳资协议，从而确保工人能够获得实质性的物质利益，并为此后几十年中的产业关系的相对和平奠定了基础。美国劳工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取得的劳资协定一直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与之相似，19世纪70年代的兰开夏斗争所最终形成的一套得到广泛认可的薪酬体系，其应用更是长达几十年之久。“通过这种薪酬合同，纺织工人可以通过照看更长和更快的纺纱机以及付出更多的劳动，来分享更多的利益。由于获得了工会力量的支持来强制实施这种计件工资制，纺织工人就能更努力地工作以增加其收入，而不必担心其个人获得的单件产品的回报率会被缩减”（Lazonick， 1990：113；关于与美国的对比，亦可参见Cohen， 1990）。
在产品周期的创新阶段即将终结之时，纺织业和汽车制造业的工人都有能力赢得巨大的、长期的利益，这说明，创新者在特定产品生命周期的创始阶段所获得的巨额垄断利润，也为稳定的劳资妥协关系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至少提供了物质资源）。然而，至少在汽车行业和纺织行业，一旦劳工运动开始显示出其力量，资本家就会采用空间调整的策略，从而加速生产向新区域的地理扩散并推动该产业向成熟阶段发展。然而，两个产业的生产的地理转移的性质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在产品周期的成熟阶段，纺织行业的地理扩散范围要远比汽车行业在其产品周期的成熟阶段（甚或更早阶段）的扩散更为广泛。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汽车的大规模生产还主要限于高收入国家[4]；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具有相当规模的机械化纺织生产就已经不仅仅出现在美国和欧洲大陆，还出现在印度、中国以及日本。
纺织业的机械化生产的地理扩散范围之所以较汽车业更广，是因为它和汽车工业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不同。首先，纺织业的准入门槛较低。纺织业的启动成本即对固定资本的要求相对较低。其次，由于纺织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相对而言并不显著，且标准化生产所必需的机器也较容易获得，因此，小企业也可以拥有很强的竞争力。再次，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西欧尚未出现汽车的大众消费市场，但在19世纪末，即使贫穷国家也存在着对纺织品的旺盛需求，这使得纺织品生产的进口替代战略显得更为可行。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虽然纺织品的机械化生产是工业革命的新产物，但纺织品生产本身在前现代时期就已得到传播。在工业革命之前，许多国家都有着悠久的纺织品生产历史，它们很快接受了纺织业新的机械化生产模式，并且，有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竞争力甚至超过了欧洲的纺织品生产商。事实上，在18世纪，英国的纺织行业深受从印度涌入的质优价廉的纺织品竞争的冲击，只有在受到政府保护后，它才开始腾飞。因此，面对从英国进口的廉价纺织品的冲击，那些具有纺织品生产传统的国家和地区具备采取本土生产以替代进口的能力和动机。这一点与英国纺织品制造商的空间调整战略相结合，导致了纺织产业迅速而广泛的扩张。
至少新英格兰地区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该地区纺织业机械化生产的扩张以及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兰开夏纺织行业中的劳资冲突的发展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从兰开夏迁移到该地的企业家和技术工人，对新英格兰的纺织工业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并引发了最初的、同样的劳资冲突模式（尽管结果有所不同）。东北地区的纺织工人绝大部分是从英国其他纺织工业发达地区迁移过来的熟练工人，他们同时还带来了组建工会的传统。其中的一部分移民工人已经上了雇主的黑名单或因从事工会活动而赋闲在家，但大部分工人的流动得到了其原先的工会的支持，因为他们的迁移本身就是工会的一种有意识的策略，目的是降低兰开夏地区的劳动力后备军的规模（Cohen， 1990：140-4）。虽然这些迁移工人从未取得像兰开夏地区纺织工人所拥有的那么大的控制权，但其努力也有助于使得兰开夏纺织行业的劳资关系标准成为该行业中的劳资标准。为了达到这个标准，他们常常就技工权力以及工资等问题举行多次罢工。就在兰开夏爆发最重要的一次劳资纷争的时期，在秋河地区——“美国的曼彻斯特”——也发生了一次最艰苦的劳资纠纷。但是，与兰开夏劳资纠纷的结果截燃不同的是，“在秋河所举行的每一次罢工，最终都以资方完全战胜劳方而告终”（Cohen， 1990； 116-7）。
不过，新英格兰地区的劳工抗争也取得过一些成功。例如，1919年发生于马萨诸塞州劳伦斯的罢工，使20世纪10年代成为美国纺织业劳工抗争的高发时期（参见表3-1）。这些胜利，加上由于罢工（常常是失败的）而导致的频繁的生产中断，使资方采取措施降低其对该地区劳动力的依赖，尤其是纺纱工，他们生产着整个纺织业活动所必需的原料（棉纱）。正如伊沙克·科恩所指出，由于纺纱工负责必需的棉纱供应，因此，“无论是在兰开夏还是在秋河，一旦所有的纺纱机停止工作，迟早都会导致包括织布工人、设计师、印花工人以及预备工等的停业，总之，整个纺织工厂的劳动力的停工”（Issac Cohen， 1990：127）。
因此，为了解决其劳工控制问题，美国纺织企业从19世纪后期开始追求一种综合了技术调整和空间调整策略的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罢工之后，资本家开始用环锭纺纱机来强制性取代走锭纺纱机。环锭纺纱机主要依靠无组织的女工和童工来照看。秋河地区的制造商们意识到，从走锭纺纱机转向环锭纺纱机，正如其中一位制造商所指出的，可以最终摆脱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的走锭纺纱机工人（转引自Cohen， 1990：131 ）。事实上，制造商公开威胁工会组织，声称，工会如果“非常不明智地使用其权力”，将会不可避免地加速环锭纺纱机替代走锭纺纱机的速度。在1879 ~ 1904年间，秋河地区的资本家继续降低着走锭纺纱机的数量，其占纺纱机总体数量的比例从73%降低到24%。相应地，从1879年到1909年，该地区的走锭纺纱机的使用量从1000台下降到350台（Cohen，1990：133）。
同一时期，在美国南部开始大规模兴建使用环锭纺纱机的纺织工厂。从1880年到19世纪末，美国南部地区的纺织产业产出值，从1300万美元上升到8500万美元，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间，飙升到超过8亿美元。到1930年，美国南部地区的纺织品总产出比北部地区的两倍还要多（南部地区为8.74亿美元，北部地区为3.69亿美元）（Cohen， 1988； Sarkar， 1993：16）。南部纺织工业的扩张，一方面受益于北方资本家为解决其劳工和利润率问题而采取的空间调整策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南部精英阶层在独立战争后也希望通过投资于纺织工业，为其在南方的社会和政治权力谋求一个新的经济基础（Wood， 1991 ）。
19世纪末期的美国南部地区，仅仅是许多受益于进口替代策略和资本转移策略而得到快速扩张的重要纺织中心之一。到世纪之交，在世界各地都有了大规模的纺织工业中心——其中，大部分地区的劳动力都比兰开夏或新英格兰地区要更为便宜。
以印度为例，印度本土商人率先实现了印度棉纺织业机械化。在其纺织工业中心孟买，第一个机械化的棉纺厂于1856年开业。到1860年，一家孟买当地报纸夸耀说：“孟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东方的利物浦，现在她已经成为东方的曼彻斯特（转引自Morris， 1965：18）。”虽然这有些夸张（当时当地只有6家纺织厂），但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孟买的棉纺织工业确实发展迅猛。早在1862年，一个英国观察家R.M·马丁就曾经不无担忧地指出，“甚至是我们这一代人也能见证到印度竞争者对兰开夏的纺织制造商所造成的打击”（转引自Morris， 1965：25）。到1900年，孟买的纺织工厂达到86家，并且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其规模和数量都保持着快速的扩张态势（Morris， 1965 ：27— 28;亦可参见Chandavarkar， 1994）。
而在日本，自明治政府将其列为优先发展项目之后，棉纺织业的机械化生产在19世纪80年代期间开始快速扩张。到19世纪80年代末，日本已经有34家棉纱厂，其中10家拥有超过18000个纱锭（参见Tsurumi，1990：35-36， 104）。到1890年，日本已经成为一个棉纺织品出口国，且其棉纺织行业的快速扩张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反映该产业迅速扩张的一个指标，是平均每年生棉的进口和消费量从1860年和1879年间的1000吨上升到1900年和1919年间的29.4万吨；在1920年到1939年间，平均每年的生棉进口和消费量则达到66.5万吨。除此之外，日本占世界纺织品和成衣出口的比例，从1899年的2%上升到1937年的22%（Park和Anderson， 1992：23， 25）。
在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对其19世纪后期纺织行业的扩张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原因在于中国有着“廉价”而“顺从”的劳动力，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1896年，从英国派到上海的布莱克伯恩代表团（Blackburn mission）提出警告，认为中国的纺织业发展会对英国的纺织品出口构成潜在威胁，并且针对兰开夏的劳工问题，他们提出一种空间调整策略：
比较东方中国的劳动力和我们本国劳动力就可以发现，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数量充足，顺从听话，勤劳肯干，他们还拥有我们所提供的最好的机器；而在英国，劳动力价格高，苛求多，桀鹫不驯，并且我们使用的是同样的机器。谁还会认为两个国家的工厂生产条件是相同的呢？相比之下，上海的资本家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他们会发现，雇用本地劳工来生产纺织品，会比从英国进口纺织品更有利可图（转引自Honig， 1986：16）。
在1895年和1896年，英国公司相继在上海开设大型纺织工广（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并开放上海作为外国投资地点之后）。一年之后，德国和美国也开始在上海设立棉纺织工厂。1911年以后，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也急剧扩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棉纺织品进口被禁止，一些显赫的中国家族开办了大型工厂，并成为主要的纺织工业家。到1929年，中国有61家纺纱工厂，雇用了110882名工人；另有405家织布厂，雇用了29244名工人（Honig， 1986：16-17， 24-25）。
到20世纪20年代，机械化纺织生产的全球化致使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加剧。和20世纪70年代的汽车生产商在面临类似竞争压力时所采取的方法一样，纺织业的制造商们致力于寻求生产过程的合理化，并降低生产成本，这些手段反过来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全球范围的纺织工人劳工抗争的主要浪潮。和汽车产业一样，响应这些生产的理性化措施的激烈劳资冲突兴起于产品周期的成熟阶段。不过，纺织行业中所发生的更广泛的生产扩张，其所引发的劳资冲突也更为普遍。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发生于汽车产业产品周期成熟阶段末期的劳工抗争现象，主要集中于核心地区（西欧），而纺织工业成熟期的终结，却是以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全球范围的劳工抗争作为标志的。大规模纺织工人罢工的地点遍布于曼彻斯特、孟买、加斯通里亚（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以及上海等地（参见表3-1）。
发生于纺织工业产品周期成熟阶段的更为广泛的纺织工人劳工抗争，并不意味着工人有了更多的谈判力量。相反，虽然纺织工人的战斗性不容置疑——事实上，科尔和思艾格尔将纺织工人参与罢工的倾向性划分为中－高水平，仅次于处于最高层次的矿工和海员/码头装卸工——但是，纺织工人的抗议却很少能获得成功（Kerr和Siegel， 1964）。这与汽车工人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早期的劳工抗争所取得的辉煌战果形成了鲜明对比——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的纺织工人战斗性所导致的，几乎是普遍的失败。即使在英国这个纺织工人力量的堡垒，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劳工抗争也大多以失败告终。[5]虽然与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在20世纪30年代领导的罢工所赢得的长达40年的社会契约相比，20世纪60年代汽车工人运动所赢得的社会契约所维持的时间并不算长（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推翻了），然而，与纺织工人的抗争在其产业的产品周期的相似阶段所取得的结果相比，汽车工人所取得的成果已经很令人瞩目了。
关于这一点，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美国南部地区纺织工人的主要劳工抗争浪潮的命运，包括纺织工人在1934年的总罢工，这一总罢工比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在汽车产业中取得一系列胜利的时间仅仅早了两年而已。虽然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这些罢工最终都无一例外地遭受了失败，包括1934年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单次大罢工，它最后还是以劳工的“决定性溃败”而告终（Truchil， 1988：94-103； Irons， 2000）。在美国东北部地区，同一时期参加罢工的纺织工人的境遇相对来说要稍好一些，因为他们有更强的组织谈判力量，且该地区的政治环境更为宽松。但是，该地区的罢工最终只是加速了纺织资本向南部转移的趋势（Truchil， 1988：102-103）。
在纺织工业的成熟期，工人所取得的胜利几乎全集中在那些可以得到民族运动支持的地区。在印度，一战之后爆发的孟买纺织工业罢工浪潮，包括1919年和1920年举行的大罢工，就发生在纺织行业蓬勃发展以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期。这次罢工浪潮并没有完全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讲，还可以理解为一种成功。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纺织行业的繁荣逐渐被激烈的竞争所取代，工厂主们开始致力于减少工资和雇佣的人数，并加快工人的工作节奏。工厂主们的这些努力，遭到了1924年和1934年的工人激烈罢工的抵抗。同样，这一轮罢工也并非完全失败。民族运动领导者开始越来越将工人斗争融合到民族运动之中。并且，英国政府所奉行的旨在维持印度市场对兰开夏纺织品的出口保持开放的政策，以及印度本身在工资和就业上的困难状况，足以导致印度工人参加各种民族主义运动（Chandavarkar， 1994）。随着1937年印度国大党在孟买省当政，政府开始越来越倾向于协调纺织工业生产过程的合理化，以期同时控制工人和资方的行为。最初，国大党通过与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行业工会建立联盟来实现这一点。但到了1945年，考虑到印度即将独立，一个由国大党控制的工会——RMMS（Rashtriya Mill Mazdoor Sangh）成立了。到1951年，RMMS已经成为孟买纺织行业最重要的工会组织，并且有能力有效地将工人的抗议纳入官方政府所认可的渠道（Morris， 1965：191-195； Sarkar， 1993：28）。
在中国，纺织工人的劳工抗争也与民族运动紧密相连。起初，这些联系加强了劳工抗争的力量，但是，这也使劳工运动更容易受到政治气候重大变化的影响。1925年，中国的棉纺织工人在著名的五卅运动中被镇压。这次运动的起因是一个棉纺织工人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工厂被日本卫兵枪杀。该事件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外国政府的控制，本次游行被殖民警察力量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在1925年5月31日那天，为了抗议殖民警察枪杀游行者的行径，中国总商会宣布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以及商人罢市。此次抗争所提的要求包括：上海的警察力量应由中国政府加以控制；中国人应在市政府部门中有自己的代表以改善上海工厂的劳动条件。在上海总工会的领导下，以上海的棉纺织厂为主力，罢工行为持续升温。在1927年2月，工人发动了一次总罢工并获得巨大胜利，工人们在闸北区成立了临时自治政府。这也是当时作为国民革命军领导人的蒋介石能够在3月底一枪未发就进驻上海的一个原因。当时，纺织工人至少能在一段时间内通过罢工来增加工资和增加工会的知名度（Chesneaux，1968； Honig， 1986）。但是，中国的经验也表明，工人运动如果与政治运动相联系，并且依赖基于跨阶级联盟的组织谈判力量来赢得战果，那么，其易受政治因素影响的脆弱性也就表现出来。到了4月12日，纺织工人运动的这种易受政治风向转换影响的特点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一天，蒋介石的士兵在青帮武装成员（类似黑手党）的协助下，发动政变摧毁了工人运动，开始了白色恐怖的时期（Honig， 1986：27）。
总之，通过比较汽车工业和纺织工业在其各自成熟期的劳工抗争，我们发现：两者之间既存在着很多重要的相似之处，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在这两个行业中，针对利润率和劳工控制的地方性危机而实施的空间调整策略，不仅仅是资本家之间相互竞争的产物，同时也是劳工抗争的产物。而且，这两个行业所采取的空间调整策略，只不过是成功地实现了利润率和劳工控制的危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转移”而已，它同时也使得通过稳定的劳资契约来解决这些危机变得愈加困难。
不过，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两个产业的劳工抗争在行业内部的扩散过程存在着两个重大差别。首先，与汽车行业相比，纺织行业在产品周期的成熟阶段所发生的劳工抗争高潮，在地理上的扩张更为广泛。从表3－1对纺织行业和汽车行业成熟期劳工抗争浪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有12个国家出现了纺织行业劳工抗争的高潮，而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只有5个国家出现了汽车行业劳工抗争的高潮。其次，正如此前所述，汽车行业中工人通过劳工抗争而迫使资方妥协所赢得的成功，整体上要大于纺织行业。两个行业的劳工抗争在整体成功率方面的不同，很有可能与第三个差别联系在一起，即在任何给定的国家，纺织业都更有可能重复发生劳工抗争的高潮（我们从表3-1中能够看出来这一点）。[6]这就相应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工人的谈判力量和工人的战斗性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我们稍后来讨论这一问题。
汽车工业和纺织工业劳工抗争的成功率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到这两个行业在组织模式方面的差别及其对工人谈判力量的不同影响。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讨论过，组织模式的某些差别与纺织品大规模生产的地理扩张之间存在着联系。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其对工人谈判力量尤其是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的影响。纺织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要明显弱于汽车工人。在纺织产业中，持续的流水生产所赋予工人的破坏性力量是很小的。与福特式大规模生产的垂直一体化及不间断的流水线生产不同，纺织行业的生产是垂直分割的，其劳动生产过程被分割为各个离散的阶段。一台纺纱机或者织布机的工作，并不要求另一台纺纱机或者织布机先完成其工作，因此由少部分纺织工人停工所造成的并行的破坏，其影响力是很小的。纺织工厂中一台或者几台机器停止了运转，并不会减缓或导致其他机器停止运转，因为每一台机器（和每一个机器的看管者的工作）都可以独立于其他机器（和工人）而运转——这是汽车行业以及其他流水线生产行业所不可能具备的组织特征。[7]此外，由于纺织工厂一般规模较小且生产过程是垂直分割的，单个工厂的罢工不会造成大量固定资本的闲置，罢工所造成的破坏也不会波及整个行业或整个地区。[8]
纺织工人不但具有相对较弱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其基于稀缺技能的劳动力市场的谈判力量总体而言也不很强。即使在兰开夏地区操作走锭细纱机的纺织工人，其技工地位的获得也是更多地建立在工会力量的基础上，而不是因为他们真正垄断了稀缺技能。除此之外，纺织产业对工人技能水平依赖的减少已经是大势所趋。与手工纺纱相比，走锭纺纱机需要更少的技能，而环锭纺纱机对工人经验和体力的要求就更少了。
当然，汽车行业工人基于稀缺技术的劳动力市场谈判力量大概也不比纺织工人强多少。不过，纺织工人的市场谈判能力总体上要更弱一些。第一，在纺织产业的劳动力市场上，流动的剩余劳动力储备更大，因为其机器化生产已经取代了大量的非机器化生产的制造者，而汽车产业由于是一个新兴产业，尚未发生这种情况；第二，纺织行业的兴起和扩张发生在广泛而普遍的对原有生计活动的瓦解破坏时期，这导致依靠工资生活的、新的无产阶级劳动者被持续不断地一再生产出来；第三，纺织行业的进入门槛更低，这导致新的、更低成本的竞争者持续涌入，并逐渐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而结果就是在任何纺织业聚集的社区，其就业都是很不稳定的；第四，因技术更新而产生的周期性失业，也会进一步降低纺织工人的劳动力市场的谈判力量；最后，对生产固定资本的低要求，使得纺织企业更容易将生产转移到新的地点（例如，采取空间调整策略或进口替代策略等），也更有利可图，从而扩大了潜在的劳动力储备，并进一步削弱了纺织工人的劳动力市场的谈判能力。
鉴于纺织工人所具有的结构性谈判力量相对较弱，组织谈判力量成为此前所描述的纺织工人抗争运动获得胜利的主要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19世纪末期英国纺织工人运动的胜利，主要是基于坚实的工会组织，它不但能组织并从经济上支持长时间的区域性总罢工，并且还能组织剩余劳动力向外迁移。如前所述，英国的纺织工人还具有一些其他地区纺织工人所不具备的特征，尤其是英国作为纺织工业的创新地（在其持续其间），其工厂可以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奖金。这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英国纺织行业工会的组织能力，因为工人能够依靠他们的工会成员身份而获得经济支持，这使得他们在面临一系列经济萧条时得以捍卫自身的利益。[9]与之相类似，围绕民族解放运动而建立起来的、以跨阶级联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强大组织力量（在这种联盟的存续期间），对于中国和印度的纺织工人所取得的胜利来说，具有关键作用。然而，这些是特例，更普遍的情况是工人的结社力量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弥补较弱的纺织工人的结构性谈判力量的地步。
正如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的罢工浪潮标志着汽车工业成熟期的结束一样，纺织行业成熟期的终结，与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世界范围的纺织工人劳动抗争浪潮是一致的。这两个行业成熟期的结束，都以劳工运动激进程度的增强和资本家之间竞争的加剧为标志，这导致了企业家们全力实施空间调整和技术调整策略，并导致了各种矛盾的结果。一方面，产品周期标准化阶段的空间调整策略导致了生产的进一步扩散，另一方面，该阶段的技术调整所引入的广泛的自动化生产方式，使高工资生产地区的竞争力在部分程度上得到恢复。[10]
这些调整策略所导致的共同的后果是：核心地区所雇佣的劳动力数量急剧减少，剩余下来的工人（大部分在边缘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的谈判力量进一步下降，以及相应的劳工抗争的消退。就纺织产业而言，正如我们从表3-1所看到的那样，在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中，其所记录的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一些“残留”的劳工抗争高潮点，主要发生在一些非常边缘的地区，而在此之后，纺织行业劳工抗争浪潮的高潮点消失了，即无法达到数据库记录的筛选标准。[11]汽车工业是否会遵循类似的发展轨迹？目前作出判断还为时过早。一方面，如果在汽车行业的标准化生产阶段所发生的劳工抗争也遵循着纺织行业的发展轨迹，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将表3-1所记录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汽车业劳工抗争的高潮，理解为“残留”的汽车产业劳工抗争的最后喘息；另一方面，考虑到汽车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较强，即便是在其标准化生产阶段，在汽车工业扩展的新兴地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依然有可能发生劳工抗争的浪潮。此外，考虑到中国疆域辽阔且在世界上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我们也许能够预期，中国所可能发生的，将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汽车工人劳工抗争的高潮点的到来，而非“残留”的汽车工人劳工抗争的“最后的喘息”。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关注的，是对发生于纺织业和汽车业内部的劳工抗争机制进行分阶段比较。但是，存在于纺织行业和汽车行业产品周期内的劳工抗争的兴起与衰落并非两个独立的现象。这两个行业劳工抗争的发展轨迹，本身通过一种产业之间的动态机制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我们称这种机制为“产品调整”策略。从这个角度来说，纺织行业和汽车行业的产品周期相互重叠，相互影响。当纺织工业达到其成熟阶段（此时劳工抗争及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大），资本就开始转移到那些新兴的、具有创新性的产品线，从而使资本能较少地受到劳工抗争的威胁和竞争的压力，而在这些产品线中就包括汽车产业。并且，随着纺织产业进入标准化阶段、汽车产业进入成熟阶段，劳工抗争浪潮的高潮点就开始在纺织产业中消失，转而在汽车产业中兴起。这一劳工抗争的中心随时间的推移而在不同的产业间转移也能够从表3-1中看出。
因此，如果我们将这两个产品的周期看做相互关联的现象，就可以发现，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于每一个主导产业内部的劳工抗争周期的兴起与衰落是嵌入到行业之间劳工抗争的转移过程的，而这一转移过程，则随着新的产品周期的兴起而发生。并且，劳工抗争从纺织行业转移到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即汽车行业的过程，还伴随着劳工抗争动力机制的根本性转变。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在新兴的主导产业（汽车产业）中，产业工人的结构性谈判力量要远远强于此前的主导产业（纺织产业）工人的谈判力量。由于汽车生产更易遭受工人罢工的影响，汽车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也就更为强大。而汽车工人的劳动力市场谈判力量之所以更为强大，则是因为汽车生产比纺织品生产更难以进行空间上的转移。
汽车工人更为强大的谈判力量，与其斗争的高成功率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本身与斗争的激进程度无关。事实上，从表3-1中对劳工抗争高潮点年份的记录可以看出，纺织工人斗争的激进程度要强于汽车工人。这种激进程度和谈判力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可能是因为雇佣者在面对结构性的强大（或弱小）的劳工运动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事实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资本更易遭受工人直接行为的影响，如果资本寻求空间调整策略的解决之道的选择范围是有限的，那么，雇佣者就会感到更多的压力去回应工人的要求和抱怨。而这种回应，反过来也会减少工人一再采取激进行动的动机。[12]
总而言之，世界劳工抗争的总体动力机制，与产品周期的兴起和衰退以及与之相伴的工人谈判力量的程度和性质的改变，是深深嵌合在一起的。[13]我们要想进一步理解目前以及未来劳工抗争的动力发展机制，就需要去探究哪种（些）产业最有可能接替汽车工业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以及身处这一（些）新兴主导产业中的工人的谈判力量的本质所在。我们将在本章第四节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在此之前，让我们先简要讨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门，由于我们过去集中关注的是制造业，该部门曾经被忽略了。但是，它对理解过去、现在及未来的世界工人阶级形成和劳工抗争的动力发展机制，都是十分重要的。
[1] 那些被认为是经历过大规模劳工抗争的国家，指那些在该产业中的劳工抗争次数至少占世界劳工小组所记录的劳工抗争总次数的1%以上的国家。
[2] 所谓劳工抗争高发年份，指该国家劳工抗争最激烈的年份以及/或在这些年份中发生的劳工抗争次数，要多于该国家所有的被记载的劳工抗争次数的20%。由于19世纪末期英国的数据仅来自一个数据库［即纽约时报（NYT）指数］，且该指数是两个数据库中相对较弱的一个（参见本书后的附录A），因此，对英国我们采用了另一个标准。鉴于在关于英国的数据里没有任何一个年份的劳工抗争次数等于或超过有所记载的英国纺织产业劳工抗争总次数的20%，因此我们将其中两个最高年份标注为劳工抗争高发年份。
[3] 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始于19世纪70年代，因此，不能用官来把握19世纪早期和中期遭受失败的劳工抗争浪潮的情况。
[4] 仅有的例外，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较大的中等收入国家经历了进口替代导向的增长，而这些国家的生产不但在世界市场上不具竞争力，而且其占整个世界生产的比例也并不很大
[5] 在1926年工人大罢工之后，又发生过五次纺织工人罢工。从1927年到1933年因罢工而损失的3000万个工作日中，有超过1800万个工作日的损失可归咎于这五次全国范围的纺织工人大罢工（Singleton,1990； Sakar， 1993：14）。
[6] 可以看出，在汽车行业，只有意大利出现了超过一次的芳工抗争浪潮的高峰点;而在纺织行业，有5个国家出现了劳工抗争浪潮的高峰点。
[7] 在美国的纺织业罢工中，雇主能够在走锭纺纱机工人完全罢工时维持着环锭纺纱机的生产。相关论述，彝见科恩（Cohen， 1990）。
[8] 在某种程度上，纺织工人的谈判力量的状况，与后福特汽车生产时期供应商企业中的生产工人的状况相似。正如本书第二章所指出，汽车行业的产品分包和及时（Just in time）生产方法的采用，使得其更易遭受来自供应裔零部件供应中断的威胁。同样，由于在纺织行业中，棉纱是涉及很多岗位的基础产品，大规模的棉纺行业的完全罢工会中断下游企业的生产。但是，由于纺织行业的工人工作的环境是数以千计的众多小企业，拥有这些小企业的是不同的雇主，因此，想要组织一场如此完全和广泛的罢工，需要强大的（工会）组织力量。即使在这一相似之处上，汽车工人所需要的补偿性组织力量也要小于纺织工人，因为在汽车产业中后福特式供应链的特点是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一对多”的关系，而在纺织行业，则是“多对多”的关系（参见Geeffi， 1994）。
[9] 英国纺织工人对车间的控制权力，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其工会力量强大的基础，关于对这一点的强调，参见莱苏尼克（Lazonick， 1990：第三章）。除此之外，英国与其他地区很不同的一点在于，其纺织行业是由很多小型家庭企业组成。结果是，个体雇佣者很少有资源与工人进行斗争，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创造“劳工贵族”来换取产业关系的和平。
[10] 以汽车制造为例，在标准化阶段，高工资地区之所以能维持生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贸易保护主义（参见本章第二个脚注）。在美国，工会联合纺织业制造商来游说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立法，以期能减缓纺织业就业下降的趋势。而由美国汽车行业工会发起的“购买美国产品”运动，最初也是由纺织以及制衣工会发起的。然而，贸易保护主义立法却促进了纺织、汽车生产商受限于出口配额，不得不将生产转移到有配额的工资更低的地区，因而增加了这些地区的竞争压力，这是贸易保护主义立法所始料未及的。在日本，这种因配额限制而发生的产业转移情况非常普遍。首先，20世纪30年代，日本纺织业生产转移到亚洲的其他低工资地区，而后，到20世纪80年代，其汽车制造业也开始转移到亚洲的其他低工资地区。
[11] 我们将在第四章中放宽视野将世界政治纳入分析视野之中，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发现，战后纺织行业劳工抗争的消退，部分原因在于纺织产业的成熟期和标准化阶段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汽车产业存在着根本不同。
[12] 劳工抗争的激烈程度和工人议价能力之间的反向相关在之前的多个叙述中被提及。迪奥（Deyo，1989：79-81）同样指出，在韩国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劳工运动中，纺织女工的抗争最为激烈。事实上，她们比汽车行业工人运动更为激烈。然而，汽车工人（包括其他重工业）所赢得的利益却要远大于纺织工人（参见本书第二章）。
[13] 我们将在第四章引入世界政治机制时进一步发展该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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