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边界划分和“精益—二元”生产模式的悖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些工业分析家开始注意到被广泛采用的精益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各种局限性。正如汤姆斯·考臣（Thomas Kochan）、若塞尔·兰斯伯瑞（Russell Landbury）和约翰·麦克尔达非（John MacDuffie）（1997：307-309）所指出，一些汽车制造商之所以未能将精益生产技术成功地转化为生产绩效，根源就在于未能实行那些能促发工人与雇主进行主动合作的雇佣政策。要想获得成功，企业需要建立“一个以灵活性、解决问题、激励机制为特征的组织，这也是精益生产制度一直鼓励倡导的”。然而，在那些引入精益生产实践的同时又进行大规模减员裁员的公司和工厂，精益生产在“激发工人生产积极性和行动方面的益处”被抵消了。这些事实暗示我们，存在于“精益生产之外”的雇佣关系需要更多关注诸如“如何实现改善工人的工资、就业安全保障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特别是涉及菲亚特的论述，亦可参见Camuffo和Volpato， 1997）。事实上，正如以上讨论所表明的那样，对核心劳动力的就业安全保证，是区分“丰田式”的精益－二元模式和广泛采用的精益－刻薄模式的主要不同之处。
　　日本企业管理层对保证核心劳动力就业安全感的坚持，来源于日本在紧随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和20世纪70年代的经历。战后日本由于解雇工人而频频引发的罢工行动和抗议形成了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劳工抗争浪潮，而日本试图实现的汽车工业的腾飞就是发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为了应对这一劳工抗争浪潮以及有限的资金和贷款给企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限制，日本汽车公司选择了一种与福特式大生产模式显著不同的生产模式。他们放弃了早期试图建立的垂直一体化的生产体系，转而建立了一种多层次的分包体系，从而使日本汽车公司能够在为其核心劳动力提供就业安全保证（并在此基础建立合作关系）的同时，从次级供应网络那里获得低成本和雇佣的灵活性。这一分包体系，使得丰田汽车公司的产量在1952~1957年间增加了5倍，然而其劳动力只增加了15%。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生产体系使丰田和日本的其他汽车整车生产企业避免了解雇工人（以及由于解雇而引发的激进工人的对抗）（Smitka，1991：2-7）^[1]
　　日本企业管理层对核心劳动力就业安全保证政策的坚持，被其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历进一步强化。70年代精益生产的组织创新帮助日本的汽车产业平安渡过了石油危机，并且在80年代崛起为世界汽车业中的巨人，如果没有企业为核心劳动力所提供的就业安全保证，这一组织创新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为只有当工人和管理层都能够“认识到工人提高生产率和质量的努力不会导致工人失业”时，工人才能对企业降低成本和持续改进生产效率和质量的各项措施采取主动合作的态度（Sako，1997：8；Chalmers，1989：132）。因此，对核心员工就业安全的保证，是解释战后日本汽车产业迅速扩张却没有引发重大劳工抗争浪潮的关键——这与所有其他经历过汽车产业迅速扩张的国家都不同。
　　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在极度经济衰退压力的影响下，大型日本整车汽车企业引入了修正版的“终身雇佣”体系，即在一个扩展的企业集团内（包括装配厂和初级供应商），而非在一个单独的公司中，为核心工人提供就业方面的安全保证。但是，不管人们如何反复预言日本“终身雇佣制度”的消亡，贯穿整个90年代，日本企业管理层依然坚持“终身雇佣”的中心原则。因为管理层相信，“如果没有了对就业安全的保证，工人和工会与管理层进行合作的激励基础将被动摇”（Sako， 1997：11；参见Pollack， 1993）。
　　在90年代末，面对精益－刻薄模式的种种局限性，美国和西欧的汽车制造企业似乎也在转向精益－二元的策略（Kochan 等，1997）。但是无论如何，精益－二元模式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一策略的成功，是建立在一个巨大的“缓冲带”的基础之上的，身处其中的是缺乏就业安全保证、处于分包体系中的低层公司的工人，以及上层公司的非全日制和临时性工人。以日本为例，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在多层次的分包体系中，位于最底层的工人主要是由大量的农村储备劳动力和妇女所组成的。妇女在填充大企业及其附属企业中非全日制和临时性工作岗位方面，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她们倾向于在结婚之前工作，婚后一段时间不再工作，然后在孩子达到上学年龄后重返劳动力市场，并主要是从事一些非全日制性的工作。通常，她们是那些享受就业安全保证的男性工人的妻子或女儿，因此，女工和其雇主之间的劳工－资本的矛盾，通过家庭内的权力关系得以调停和缓解。事实上，成为“合作的工人”的激励机制被延伸到整个家庭，因为妻子和女儿们也会出于对负担家计的主要男性的“终身雇佣安全”的考虑，而承担起与雇主合作的责任（Sachiko， 1986； Sumiko， 1986； Muto， 1997：152-154）。
　　随着20世纪60年代日本农村储备劳动力的枯竭，以及分包体系中底层工人谈判力量的增强，日本企业采取了两项应对措施来克服精益－二元模式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日本不断增长的财富，使其有能力从整体上实现劳动力的升级。主要的供应商（和一些次级供应商）在就业安全性和工人工资水平方面，都开始向主要的汽车整车企业看齐（Smitka， 1991）。另一方面，为了降低成本和保持国际竞争力，日本汽车制造商们将转包金字塔体系中的底层生产，转移到了低工资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20世纪80年代日元的迅速升值，进一步刺激了日本汽车制造商将生产转移到亚洲的低成本地区（Ozawa， 1979：76-110； Machado， 1992：174-178， Arrigh，Ikeda和Irwan， 1993：48-65; Steven， 1997：215）。
　　通过将分包体系中的低层次生产转移到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低收入国家，日本汽车制造商们能够在全球市场上复制其竞争力，并同时确保其核心劳动力对企业的忠诚。事实上，根据石田光的说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丰田开始实施一项对工人友好的技术创新项目，该设计使汽车生产更加人性化，以吸引和保持其主要生产部门中高技能熟练技术工人对企业的忠诚（Mitsuo Ishida， 1997 ）。
　　然而，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采取了新的空间形式——多层次转包体系中的低层级和高层级生产被分离到不同的国家中进行——位于底层的工人继续保持沉默的可能性减少了。首先一个原因在于，父权制家庭（由男性“贵族工人”帮助对妇女和年轻工人进行规范）已经不能再作为该体系的支柱而发挥作用。一旦这种二元分割制不再仅仅是“家务事”其他诸如性别、国籍、公民权、种族等分割标识就极有可能成为动员（而非消解）劳工抗争的重要因素。
　　因此，精益－刻薄和精益－二元这两种模式都有其矛盾与局限性。这些矛盾，为我们理解公司和产业层面的利润率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之间的持续紧张状态提供了例证（参见本书第一章）。劳工抗争的压力，迫使汽车制造商们试图保护其部分劳动力免受缺乏规范的世界市场经济的最残酷的摆布，以此来强化劳工－资本的等级体系的合法性。但是，激烈的竞争压力又不断制造出利润率危机，迫使汽车制造商们采取降低成本的措施，从而不断威胁着对该部分劳工保护的深度和广度。考虑到这些充满矛盾的压力，我们很难预言精益－刻薄和精益－二元这两种策略，哪一个将会在未来占据相对更大的优势。回顾既往，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精益－刻薄模式首先发挥其使传统的大生产企业（从美国的“三大”巨头到中国的国有汽车企业）“减员”的历史功能，在此基础上，精益－二元模式才能够有利可图地发挥作用。
　　正如我们已经在本章第二节中所揭示的那样，在精益－刻薄模式继续占据主导位置的地方，激进的劳工斗争和资本转移的动力机制将极有可能重复出现。在这些生产场所，比如中国和墨西哥，工人强大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和深重的委屈不满将并行发展，从而制造出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此外，尽管汽车工人的收入要高于该国工人收入的平均水平，他们仍然是工人阶级共同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们也就更有可能在全国的劳工运动中起到类似于我们之前所描述的20世纪劳工抗争浪潮中汽车工人所起到的领导作用。
　　然而，世界汽车产业的主要趋势已经在向精益－二元的生产模式发展，因此，未来最有可能发生汽车工人劳工抗争的地方，将会是那些在转包生产体系中处于较低层级的地方。然而，这些地方的工人虽然有强烈的怨愤，却并没有形成相应的、强大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而且，虽然位于转包生产体系上层的工人更有可能具有强大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他们的委屈不满也相对较少，同时，他们也越来越有可能与具有深重不满和较少结构性力量的较低层级的工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相分离。随着汽车产业变得越来越“精简”，主要产业部门的工人在汽车工人以及整个工人阶级中将会占据一个极小的比重。最后，（有就业安全的）上层工人和（没有就业安全的）底层工人的分布，极有可能与核心－边缘的地理分割相对应并强化这种地理分割，并且，这一工人间的分割也会与工人在种族、居住地和国籍方面的差异相重叠——所有这些，都对世界范围的劳工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无论未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精益－刻薄模式还是精益－二元模式，全球汽车工人都不可能在21世纪的世界劳工运动中起到其在20世纪所起到的核心作用。汽车产业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的典型产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引领部门”。但是，很少会有评论家认为在21世纪还会保持同样的情形。因此，除了我们先前提到少数几个重要个案外，未来的汽车工人的斗争，不太可能具有其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所产生的同样的象征性和实质性的影响。
　　在本章中，我们追溯了20世纪世界汽车产业中的劳工抗争的发展轨迹，重点分析了劳工抗争与资本主义通过连续的空间和技术调整来维持利益率及劳工控制的策略的互动关系。然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率最大化和工人控制的策略，不仅仅局限于产业资本的空间转移或是对现有生产线的重组。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和对工人更强的控制，资本也“进入”到新的产业和生产线。如果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资本到哪里，矛盾冲突就跟到哪里”，那么，我们应该更有希望在21世纪的新兴主导产业中，首先听到劳工运动复兴的隆隆雷鸣。换言之，我们所预期看到的，不仅仅是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劳资冲突在同一个产业内部的空间上的转移（正如本章所叙述的汽车产业的情形），还包括劳资冲突在其发生地的长期的、产业之间的转移。正是这种存在于劳工抗争和我们称之为产品调整之间的动力机制，构成了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1] 战争刚结束时所发生的罢工浪潮对日本管理层的长期影响，甚至可以从加利福尼亚的中小型日本独资企业的“无解雇”政策中窥出。若斯·缪柯曼（Ruth Mikman， 1991； 85-86）发现，那些日本独资企业很少采取精益生产措施；但她发现，公司管理层相信，“解雇会引发工会主义”，因此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之。